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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奎和成仿吾间的矛盾
2009-06-01 13:38:00 来源：书摘 李新 著 陈铁健 整理 我有话说
李新
在“三反”运动中，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北公学起，成仿吾一直担任校长，鲍建章
就一直给他做总务工作。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和郭沫若都是中国新文学界的名人，以后又参加革命，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后来到敌后晋察冀边区担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和边区的参议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校长都是吴玉章)。因此，成仿吾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是颇有名声的，但中央对他并不十分重视。毛泽东，特别是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强。
胡锡奎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过京津唐市委书记。后来被捕,关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曾担任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抗战开始后，领导过著名的冀东暴动，以后在中共晋察冀分局担任宣传部长、社会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热河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共华北局党校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华北革命大学时被任命为实际负责的副校长。他在总结“革大”的经验中说：“课堂就是战场”。毛泽东认为他把“革大”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经验总结得很好,批发给全党学习。随后还把聂真从“革大”调到“华大” (华北大学)任教务长，以加强华大的领导。人民大学成立后，中央任命胡锡奎为党组书记，当第一把手，就是认为他政治上比成仿吾强，可以做吴玉章的得力助手。
胡锡奎调人民大学时，从“革大”调来一批老干部(抗战初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人大的骨干力量。他们大多数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参加工作前多半是本地的中小学生，八路军来了，便参加了抗日工作。因为和本地农民熟悉，在战争和土改中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人们都把他们看做工农干部，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他们的成份大多在中农以上，土改、整党时有些人还挨过整。不过从此以后他们更加“老实”了，更加工农化，更像工农干部。他们到人民大学后，与原来“华大”的干部作风大不相同。
从“陕公”到“华大”的这批干部,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较多。被人们称为“洋包子”，而“革大”来的则被称为“土包子”，“洋包子”和“土包子”之分由来已久，在延安时期就已存在。整风审干，倒霉的多半是“洋包子”。在文艺界，“大、洋、古”早已成为批判的对象，“洋包子”早就吃不开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包子”吃香，已是普遍现象。开办人民大学，请来大批苏联专家，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是洋人，思想作风当然很洋化。要把“人大”办成新型的正规大学，土办法显然不可能。要学俄文(洋文)，学马列原著，学专业知识，对“洋包子”说来,比较容易，“土包子”就比较困难，甚至望而生畏。至于和苏联专家在一起，说洋话，吃洋面包，唱洋歌，跳洋舞(而不扭秧歌)，“洋包子”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而“土包子”就显得生疏了。总之，解放区长期存在的土洋矛盾，在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时更加发展了。
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到“三反”运动，这一矛盾的发展就更为尖锐化。照“文革”时期的说法，可以称之为“派性”发作,但它与“文革”时期的大不相同，就是这个时期的“派性大发作”，恰恰表现为严重的派性因被故意地压抑着，而表现为“派性不发作”。
谁都知道，鲍建章这位老红军，从“陕公”就跟随成仿吾，一直到人大。此人艰苦朴素，毫无贪污浪费。说他保守，人们都相信。他可以把抗战时期的慰劳品保存到解放战争末期才用，但要说他贪污，那谁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对于张敬发，人们也是这样看待的。成仿吾对他们两人，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但在“三反”运动中，他为了怕别人说他偏袒“华大”的干部，也就是说怕人说他有“派性”，他明明知道鲍建章和张敬发都没有贪污，也不会有贪污，但却不肯为他们说一句好话。当调查人员去向他作调查时，他不说好话、不表态也就罢了，反而向调查人员说：一个人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这样一来，那些对鲍、张抱怀疑态度的人更增加怀疑的分量。后来把张敬发打成大贪污犯，送进监狱，其责任虽然不在成仿吾身上，但成仿吾怕沾上“派性”的态度，实在起了不好的作用。
和成仿吾一样，胡锡奎也明明知道刘一心没有贪污。但他对调查人员说：刘一心用了白总工程师，和那么多的私商来往，应该严格追查!这种官腔，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正把白总工程师作为全国最大贪污犯来打的时候，等于火上加油。何况人们都认为刘一心是“革大”来的，而胡校长也都对他这样怀疑，可见这个大老虎没有打错。这也是“不发作的派性”起了坏作用。
胡锡奎和成仿吾的矛盾，不仅使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老虎出了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前，他们两人争着管事情，虽然使工作有困难，但总还能正常运行；现在，两人都撒手不管了，学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我们纷纷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使党中央创办的这所新型大学受到太大的损失。
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反映，决定由安子文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安部长要人民大学党组开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请有关部门都派人来参加。这一回的党组会(实为党组扩大会)开的次数很多，时间也拖得很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会议我是毕生难忘的，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党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是“三反”运动的末期了。地点是总顾问的办公室，参加的人都是党组成员，没有扩大，也没有缺席的，吴老也出席了。上级来参加的，中组部是安子文部长，中宣部是副部长胡乔木，中直机关党委是书记龚子荣，钱俊瑞和范长江似乎没有参加。由于会议的内容是解决胡、成矛盾，所以他们两人一直是挨批的对象。在上几次的会议中，我们党组成员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因为我们对胡、成平时都是很敬重的，所以我们的批评虽说很严格，但并没有火气。今天该轮着领导人讲话了，大家都非常重视。安部长在讲话前先请吴老讲话。吴老推辞了。随后，安子文、龚子荣、胡乔木对胡、成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党组会对胡、成的批评告一段落。随后胡、成表态，他们早已熟悉党内斗争的一套。在发言时诚惶诚恐，对所有人的批评都表示诚恳地接受。于是，这一次漫长的党组会终于“胜利”地结束了。
中央在得到安子文的汇报后，认为胡、成的矛盾必须采取组织措施，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成仿吾被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显然，在这一场斗争中，胡锡奎得到了胜利。可是，对人民大学来说，本来就对正规大学是外行的领导从此更加外行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政治挂帅，政治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如此。对教育工作来说，其损失比其他各部门都更为严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吃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依然落后的苦果。
成仿吾调离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在无限凄凉(特别是对原“华大”的干部)的境况下结束。学生们对运动早已没有热情，大多数学生埋怨耽误了功课，有的工农干部是脱产来学习的，现在因为功课格外紧，他们赶不上，整天在那里骂娘。 “大老虎”如张敬发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刘一心挨了无数次的斗争，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是不是“大老虎”也无法落实。许多被当成“老虎”挨打的也都摆在那里，成为悬案。打虎队的威风没有了，过去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现在在人群中很孤立、很狼狈。各单位都因运动而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仇恨。我虽然对给我贴过大字报、提过意见的人毫不在意，但他们却耿耿于怀，怕我报复。其实，我对谁提意见，提了些什么意见，当时就不甚了解。就是了解了很快也就忘了，但他们一直记在心里。
“三反”运动，在我的脑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好的。可是，现在有些人一直在写文章歌颂它。他们说：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那样的运动。毛主席发动“三反”运动是非常英明伟大的。我怀疑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打虎队员，甚至是打虎队长。要不然，就是他们太不动脑筋了。试想：毛主席一生发动了多少次运动啊! “三反”运动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大，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搞运动能使中国富强的话，中国就不会再说什么贫穷落后之类有损自己形象的话了。
(摘自《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定价：39.00元)
胡锡奎和成仿吾间的矛盾
2009-06-01 13:38:00 来源：书摘 李新 著 陈铁健 整理 我有话说
李新
在“三反”运动中，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北公学起，成仿吾一直担任校长，鲍建章
就一直给他做总务工作。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和郭沫若都是中国新文学界的名人，以后又参加革命，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后来到敌后晋察冀边区担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和边区的参议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校长都是吴玉章)。因此，成仿吾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是颇有名声的，但中央对他并不十分重视。毛泽东，特别是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强。
胡锡奎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过京津唐市委书记。后来被捕,关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曾担任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抗战开始后，领导过著名的冀东暴动，以后在中共晋察冀分局担任宣传部长、社会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热河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共华北局党校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华北革命大学时被任命为实际负责的副校长。他在总结“革大”的经验中说：“课堂就是战场”。毛泽东认为他把“革大”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经验总结得很好,批发给全党学习。随后还把聂真从“革大”调到“华大” (华北大学)任教务长，以加强华大的领导。人民大学成立后，中央任命胡锡奎为党组书记，当第一把手，就是认为他政治上比成仿吾强，可以做吴玉章的得力助手。
胡锡奎调人民大学时，从“革大”调来一批老干部(抗战初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人大的骨干力量。他们大多数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参加工作前多半是本地的中小学生，八路军来了，便参加了抗日工作。因为和本地农民熟悉，在战争和土改中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人们都把他们看做工农干部，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他们的成份大多在中农以上，土改、整党时有些人还挨过整。不过从此以后他们更加“老实”了，更加工农化，更像工农干部。他们到人民大学后，与原来“华大”的干部作风大不相同。
从“陕公”到“华大”的这批干部,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较多。被人们称为“洋包子”，而“革大”来的则被称为“土包子”，“洋包子”和“土包子”之分由来已久，在延安时期就已存在。整风审干，倒霉的多半是“洋包子”。在文艺界，“大、洋、古”早已成为批判的对象，“洋包子”早就吃不开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包子”吃香，已是普遍现象。开办人民大学，请来大批苏联专家，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是洋人，思想作风当然很洋化。要把“人大”办成新型的正规大学，土办法显然不可能。要学俄文(洋文)，学马列原著，学专业知识，对“洋包子”说来,比较容易，“土包子”就比较困难，甚至望而生畏。至于和苏联专家在一起，说洋话，吃洋面包，唱洋歌，跳洋舞(而不扭秧歌)，“洋包子”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而“土包子”就显得生疏了。总之，解放区长期存在的土洋矛盾，在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时更加发展了。
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到“三反”运动，这一矛盾的发展就更为尖锐化。照“文革”时期的说法，可以称之为“派性”发作,但它与“文革”时期的大不相同，就是这个时期的“派性大发作”，恰恰表现为严重的派性因被故意地压抑着，而表现为“派性不发作”。
谁都知道，鲍建章这位老红军，从“陕公”就跟随成仿吾，一直到人大。此人艰苦朴素，毫无贪污浪费。说他保守，人们都相信。他可以把抗战时期的慰劳品保存到解放战争末期才用，但要说他贪污，那谁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对于张敬发，人们也是这样看待的。成仿吾对他们两人，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但在“三反”运动中，他为了怕别人说他偏袒“华大”的干部，也就是说怕人说他有“派性”，他明明知道鲍建章和张敬发都没有贪污，也不会有贪污，但却不肯为他们说一句好话。当调查人员去向他作调查时，他不说好话、不表态也就罢了，反而向调查人员说：一个人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这样一来，那些对鲍、张抱怀疑态度的人更增加怀疑的分量。后来把张敬发打成大贪污犯，送进监狱，其责任虽然不在成仿吾身上，但成仿吾怕沾上“派性”的态度，实在起了不好的作用。
和成仿吾一样，胡锡奎也明明知道刘一心没有贪污。但他对调查人员说：刘一心用了白总工程师，和那么多的私商来往，应该严格追查!这种官腔，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正把白总工程师作为全国最大贪污犯来打的时候，等于火上加油。何况人们都认为刘一心是“革大”来的，而胡校长也都对他这样怀疑，可见这个大老虎没有打错。这也是“不发作的派性”起了坏作用。
胡锡奎和成仿吾的矛盾，不仅使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老虎出了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前，他们两人争着管事情，虽然使工作有困难，但总还能正常运行；现在，两人都撒手不管了，学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我们纷纷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使党中央创办的这所新型大学受到太大的损失。
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反映，决定由安子文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安部长要人民大学党组开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请有关部门都派人来参加。这一回的党组会(实为党组扩大会)开的次数很多，时间也拖得很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会议我是毕生难忘的，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党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是“三反”运动的末期了。地点是总顾问的办公室，参加的人都是党组成员，没有扩大，也没有缺席的，吴老也出席了。上级来参加的，中组部是安子文部长，中宣部是副部长胡乔木，中直机关党委是书记龚子荣，钱俊瑞和范长江似乎没有参加。由于会议的内容是解决胡、成矛盾，所以他们两人一直是挨批的对象。在上几次的会议中，我们党组成员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因为我们对胡、成平时都是很敬重的，所以我们的批评虽说很严格，但并没有火气。今天该轮着领导人讲话了，大家都非常重视。安部长在讲话前先请吴老讲话。吴老推辞了。随后，安子文、龚子荣、胡乔木对胡、成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党组会对胡、成的批评告一段落。随后胡、成表态，他们早已熟悉党内斗争的一套。在发言时诚惶诚恐，对所有人的批评都表示诚恳地接受。于是，这一次漫长的党组会终于“胜利”地结束了。
中央在得到安子文的汇报后，认为胡、成的矛盾必须采取组织措施，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成仿吾被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显然，在这一场斗争中，胡锡奎得到了胜利。可是，对人民大学来说，本来就对正规大学是外行的领导从此更加外行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政治挂帅，政治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如此。对教育工作来说，其损失比其他各部门都更为严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吃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依然落后的苦果。
成仿吾调离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在无限凄凉(特别是对原“华大”的干部)的境况下结束。学生们对运动早已没有热情，大多数学生埋怨耽误了功课，有的工农干部是脱产来学习的，现在因为功课格外紧，他们赶不上，整天在那里骂娘。 “大老虎”如张敬发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刘一心挨了无数次的斗争，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是不是“大老虎”也无法落实。许多被当成“老虎”挨打的也都摆在那里，成为悬案。打虎队的威风没有了，过去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现在在人群中很孤立、很狼狈。各单位都因运动而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仇恨。我虽然对给我贴过大字报、提过意见的人毫不在意，但他们却耿耿于怀，怕我报复。其实，我对谁提意见，提了些什么意见，当时就不甚了解。就是了解了很快也就忘了，但他们一直记在心里。
“三反”运动，在我的脑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好的。可是，现在有些人一直在写文章歌颂它。他们说：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那样的运动。毛主席发动“三反”运动是非常英明伟大的。我怀疑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打虎队员，甚至是打虎队长。要不然，就是他们太不动脑筋了。试想：毛主席一生发动了多少次运动啊! “三反”运动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大，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搞运动能使中国富强的话，中国就不会再说什么贫穷落后之类有损自己形象的话了。
(摘自《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定价：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