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皮沟 淘金往事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18-04-27 15:39:00
来源：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黄金·金城福郡”位于桦甸市东崴子村,附近1公里内没有公交车。
从桦甸市档案局出来,叫了一辆电动三轮出租车,这种车有简陋的车棚,轻便灵活,遍地都是。坐进去才发现司机是个残疾人,因为方向盘边上有一张很醒目的残疾证。我像本地人一样随口跟他说,去夹皮沟小区。因为当地从来不叫“金城福郡”,嫌太拗口,出租车司机有的甚至不知道这个名字,但你要跟他说夹皮沟小区几乎无人不知。
司机操河北口音,他说老家是衡水的,衡水老白干知道吧,大禹治水将中国分为九个州,第一个冀州就是我们那儿。看样子很健谈,我借机向他打听夹皮沟金矿的事。他毫不掩饰对那里一些是是非非的评价,我好不容易把话题引向闯关东时的淘金客上,他才意犹未尽地停止议论。“都是关里来的,山东、河北占绝大多数,你到那里就知道了,门口一堆一堆的老人,90%都是从夹皮沟退休的,你随便找个人,一张口就是山东腔,还用问?”
事实上,“金城福郡”属于工矿棚户区改造的民生项目,占地23.5万平方米,总投资11亿元,由夹皮沟矿业公司投资建设,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相关资料显示,夹皮沟金矿现为中国黄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有员工3397名,矿区周围居住着万余名矿工家属,交通不便加上高污染的环境令他们不堪忍受,进城居住一直是他们的梦想,政府很早就在谋划整体搬迁,但因难度太大,直到2013年一期12栋多层、11栋小高层工程相继完工,矿工们才陆续迁出夹皮沟矿区。
初秋的东北气候最是宜人,上午的阳光温和清静,夹皮沟小区的老人差不多都在外面,他们缓慢地踱着步,显得悠闲自在。这里没有狂奔的汽车,也听不到吵闹的叫卖声,他们不需要看时间,在他们的概念里只有两个时间,就是白天和夜晚。
与王永刚的相遇非常偶然,原本是去找一个夹皮沟中学退休的老校长,正好询问到王永刚老人,他说刚才还在这儿呢,一转眼怎么没了。我说听你口音老家是山东的吧,他一怔:是呀,俺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山东人,过去闯关东来的。
在了解我的意图后,他把小马扎又放回楼下的阴凉处,坐在那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也许储存在记忆里的事情太多,需要慢慢梳理一下。
嗣子
山东省夏津县新盛店公社忠信寨村是他老家地址,属于德州地区,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牢牢记住。“哪年离开的家乡?”王永刚一时记不起来,他说:“那年我才9岁,今年都90岁了。”
照此推算,那是1935年。王永刚的大伯在东北经营一家商铺,家境还算殷实,但膝下无儿,只有两个女儿。早年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大伯只能从已有两子的兄弟王永刚父亲那边过继一个作为嗣子,长子王永刚顺理成了大伯的儿子。
“过继”是一种传统宗族观念中的收养行为,又称过房、过嗣。早年为了维持祭祀香火或男性继承人,没有儿子的家庭可收养同宗之子为后嗣,也可令其入养父之家为其后嗣,被“过继”者称为“嗣子”。
大伯在吉林省扶余县(今松原市)开一家金饰商号,生活稳定。大伯把王永刚送到学堂,读了不到四年书,就让去金店站柜台,这一站就是十多年。那时候城里的有钱人家都愿意买点首饰,比如钳子、鎏子、镯子、金链子、七钉锁之类,时间长了,柜上的事就都交给王永刚打理,大伯待他视如亲生,一家人相处和睦。
大伯岁数大,他记得“光复”那年自己才18岁,大伯已经七十多了,成家立业是父辈的最大愿望,给他张罗娶亲的事自然摆在面前。不久,托了媒人,娶了镇上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
成家之后,本以为顺理成章地以嗣子身份继承大伯的家业,但他还是感觉出一些异样,用他的话说,毕竟是“外瓜秧”,大伯家已经有两个女儿,因为家产的问题他们不可避免有偏私的顾虑。无奈之下,25岁那年,王永刚做出一个决定,离开大伯家,出去闯闯。
他初步规划了两个方向,要么去黑龙江开拓团,要么去桦甸老牛沟金矿。经过一番衡量,觉得还是去老牛沟比较把握。“常听来店里买首饰的人说夹皮沟那里不错,不少人都在那里发了财。正巧姑姑家一个表哥的朋友在老牛沟当电工,想投奔他去。”
夹皮沟
夹皮沟坐落在长白山北麓金银壁岭(因此岭一面为金一面为银而得名)一带,地处松花江东源流域苇沙河的水源地,夹皮为满语“夹皮活络”音转,意为夹板沟,历史上也称加级沟、夹级沟、加皮沟等。属东北古肃慎部落旧地,有4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此地森林密布,河溪纵横,盛产砂金和岩金。
据日本门仓三能所著《北满金矿资源》记载:“夹皮沟采金史自然也是苇沙河采金史,此地采金始于道光初年(1821年)。据说有去头道沟的樵夫,也有的说是挖参的人,在会全栈附近发现砂金粒而后便开始采集,一时采金者聚集于放牛沟到马达沟之间。”
历史上的苇沙河即夹皮沟河,发源于黄泥河大岭永青峰西麓,东西流向,最后注入松花江。头道沟(会全栈河)、二道沟(龚沙河)、三道沟(老牛沟河及上流)均为夹皮沟河的支流,整个夹皮沟河流域尽为“砂金世界”。
史料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发轫于唐、宋时期,清嘉庆五年(1800年),因河北、山东等地连年灾荒,灾民冲破朝廷设置的柳条边逃往长白山区谋生。《鸡林旧闻录》曾记:“吉林的东边,山深林密,燕齐流民于农矿两业外,还从事采参、定碓、木营、菜营、棒槌营五项。”其中有个叫孙继高的山东人被推选为“走山把头”,带领一批灾民来到长白山区采挖人参,走到夹皮沟、老金厂一带时,偶然发现了金砂。据传孙继高在山东时即为采金把头,懂得采金技法,加上此人办事公道,守信重义,众金工都聚到他的周围。最初采金因处于随意群采阶段,矛盾纷争不断,为便于管理,孙继高借鉴采参把头制,在金帮中推行把头管理模式,本人被推举为采金总把头,成为夹皮沟金矿采金史上首位大把头,被后人尊为“把头始祖”。
经二十多年的开采,老营盘(今老金厂)的砂金日渐衰微,采金工人只得再四处寻找新的矿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金工大把头马文良(山东诸城人)沿苇沙河溯流而上,于夹皮沟北山即大房子北沟(今洪沟)官井子矿区的铺山盖一带,发现了山金露头脉,矿脉厚达40—50米,含金率极高,当时将这种金矿叫“铺山盖”。山金又称脉金、线金、岩金,提取方式以火烧使岩石疏松粹裂,再以石碾压粹,以水淘洗,熔炼得金。山金露头脉的发现和提取技术的革新,开启了采金业由开采砂金为主转为开采脉金为主的新时代,采金第二代大把头马文良也因此被尊为“山金始祖”。
真正让夹皮沟名震关东的是继马文良之后同样为山东人的韩宪宗,人称“韩边外”。道光五年(1825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迫于生计,带着一家老小离开老家山东登州府,踏上闯关东之路。他们乘船渡海北上,穿过辽东半岛,沿着“新边”(柳条边)外缘走到同为“老边”“新边”边外的沐石河流域花曲柳沟(今吉林省九台市庆阳乡八台村),这里属蒙古王公的游牧地,韩家从此落下脚跟。
韩宪宗是个传奇人物。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韩宪宗因欠下赌债逃往夹皮沟老营盘金场(老金厂),当了山金露头矿主马文良大把头的采金工,后来一步步成长为第三代采金总把头,不仅将夹皮沟金矿的大权统领在其一人之手,势力范围还扩大到桦甸、濛江、抚松、安图等周围地区,被誉为“关东金王”韩外边,采金盛时金夫多达四五万人,年产黄金六万两(187.5公斤),名副其实的“黄金国”,一时威震朝廷。
韩家产业延续了四世,直到1934年因与“满铁”产生的债务问题,被日本人的“大同殖产株式会社”强行霸占。
独闯老牛沟
早年交通极为不便,从扶余到老牛沟对于从未单独出过门的王永刚是个不小的考验。走到吉林时,有人告诉他坐火车去老牛沟不行,到了磐石还得坐车到桦甸,在桦甸还要住一宿,他觉得这样既周折又费钱,决定坐从吉林直达桦甸的汽车。
到汽车站一问,那趟车刚开走,他只好在吉林多住了一天,这样住店吃饭又花了一些钱。那时候的钱以“万”为单位,到桦甸的时候手里只剩下两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两块钱。从桦甸到老牛沟矿还有二百多里路,又没有长途汽车到那里,怎么办。听说每天有夹皮沟拉尾矿(复选后的矿渣)的马车去磐石,必须经过桦甸,他只好去道边等。
马车终于来了,他一招手停下来,问去哪里的车,那人说去夹皮沟,他又问离老牛沟多远,那人说还有35里路。看他犹豫,又告诉他没有去老牛沟的车。
他问多少钱,那人说三万块,他说只有两万块行不行,那人本想拒绝,但车上有人为他求情,这才让他上车。
他说以前去夹皮沟不是走现在这条路,而是走苇沙河,靠江边的半山上开出一条盘山道,窄的地方错车都困难。五十年代,马车是主要交通工具,矿上到处都是马车,采出的富矿石都用草袋子包裹着送到桦甸,再运到沈阳提炼,一星期走一趟,赶车的都叫“×老板”。坑口井下也用马车运送矿石,巷道里还修了马圈,有电灯,铺的稻草,马就吃住在井下,时间长了再把马运到井上眼睛都看不见了。
马号南山是个地名,就是早年养马的地方,在二道沟坑口东面,专门有人饲养和看护这些马,大概有上百匹。
马车到了苇沙河,连人带马车整个上船运到对岸,下了船有个大车店,还得住一宿再走。
王永刚已经身无分文,天黑了,大伙都去店里住下,他一个人就在外面坐着。店老板问赶车的:“那人干啥的。”他们已经很熟悉了,赶车的如实相告,说他没有钱住店。店老板走到王永刚跟前说,你坐在这儿看星星呢。他低着头也不吱声。店老板说你没钱还不会说话呀,走,进屋去。他不好意思跟着进了屋,老板又嘱咐伙计给他盛碗饭。他至今还记得那碗高粱米饭和大豆腐汤,因为饿了一天,吃起来那个香。
从苇沙河到老牛沟还有一百里路,到了老金厂岔道时,赶车的告诉他还有8里路,只有这一条道,沿着往里走有一座大桥,过了桥不远就是变电所,就到老牛沟了。
他要投奔的是表哥的磕头弟兄,名叫贾荣久,就在变电所当工段长。
“到了老牛沟,我本想去下矿,但到了一看那些坑太危险,就打算跟盖房子的外包工打柈子,但这活也不合适,成年在外面跑,干了不长时间又回到矿上。那是1952年,正式成了老牛沟金矿的一名矿工,干活的地方就在小北沟,那里是坑口。”
两年后小北沟矿黄了,他被转到了头道岔,这里也是坑口,同样归老牛沟金矿。又是两年,头道岔也因资源不足被迫停产,他才正式到了夹皮沟矿。
这期间,夹皮沟金矿就和老牛沟金铜矿合并,统称“夹皮沟金铜矿”,当地习惯叫“夹皮沟金矿”,归中央重工业部,属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东北分局。
1955年的夹皮沟在王永刚眼里已经是一个功能相当完备的城镇了,旅店、商铺、戏院、邮局样样齐全。他被安排到这个下戏台坑口采矿。下戏台位于头道岔东面三里多处,夹一座山岭,南北贯穿长约一里半左右的沟,北面就是宝戏台,都是早年韩边外留下的主要坑口,当年韩边外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夹皮沟一带建了好几处戏台,这些戏台后来作为地名保留下来。
无论韩边外时代还是更早时期的夹皮沟,是严禁女人进去的。因此韩氏家眷及矿工妻女的住所都在桦树林子、地窨子(木箕河)、吉林省城一带,当时的私娼妓馆也都集聚在地窨子和桦树林子。这样,夹皮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男人国”。
对女人的禁制也催生了另一种娱乐形式,就是戏班子。据夹皮沟老矿工讲,韩边外时,上戏台、下戏台、宝戏台是三处露天大戏台,每一处都有十几米高、一抱粗的红色盘龙大玉柱,三个戏台演出时观众漫山遍野,可以从各个方向观看,热闹的时候甚至是八戏连台,异常壮观。
早期常见的剧种主要有梆子戏、茂腔(俗称“山东欧”,因唱腔多发拖腔“欧”音)、山东吕剧、南方的“竹马戏”等,后来主要是“蹦蹦戏”(二人转)。当然早年这些唱戏的清一色都是男性,演“二人转”旦角的男演员化好妆同样朱唇粉面,眉目清秀,唱腔动作无不与女人一致。但一看足下就露了馅,一双乌拉大脚因无法掩盖泄露了真相。
当年有名的二人转演员都去过夹皮沟,最有影响的要算名丑“刘大头”(刘福贵),绰号刘大脑袋,据说此人在夹皮沟戏台上正晃着大头“逗宝”时,矿工们挖出了“狗头金”(自然金),有数公斤重,大伙都觉得这是吉兆。接着,又接二连三挖出金疙瘩,韩边外为此还专门赏给刘大头一件“黄马褂”,并在大山神庙的九圣祠中为他立了一个大头神的生祀牌位,将其作为神来祭祀。
据《北满金矿资源》记述,上戏台在大房子东隔道相对的位置(现已为民宅),附近有青龙炮台。狭义的下戏台即现在的下戏台矿,韩边外时期还包括马号南山、客运站。宝戏台在北沟口道路北侧,现在的通讯塔处有一白虎台。三个戏台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还都存在,宝戏台一直沿用到民国年间,民国十三年(1924年),“仁义军”同乐辈攻占夹皮沟,放火焚毁了宝戏台。
民国十年(1921年)开始,随着韩家第三代掌门韩登举的离世,妓女开始从桦甸县城官街流进夹皮沟,在火神庙西面的路南侧,原第七区警备署旧址有4户妓馆开业,共有七八名妓女,不久妓馆全部停业,妓女都去往抚松一带。随后相继又来过一些,在上戏台十字街附近的旧房处开过4家妓馆,但终究没成气候。直到1932年,剩余妓女全部转移到了桦树林子和官街等地。
伪满时期,夹皮沟来自华北地区的劳工已达四五万人,他们从事搬运、采矿等体力劳动。他们居住的房屋一般都是平地下挖一两尺,铺一层厚枯草,屋顶也是用同样的草席做成半锥体型或金字塔型,7—8平方米左右,勉强能抵御风雨。日本人掠夺夹皮沟金矿资源后,在当地营建了许多“劳工合宿苦力屋”给劳工居住,也称劳工房子。据日本编著《满洲国史》记载,这种房子为石头基础,基石高出地面一、二尺,窗户以上为木板条墙,中间夹土或锯末子(木屑),墙面糊以泥土。屋顶为人字形,上面覆盖小块水泥瓦片,整栋房子的中间部分前后各有一扇门,屋内四角有锅台,左右房间有对面通条大炕,中间留有一条供人出入的极窄通道。离炕二三尺的墙壁上钉有三角形支架,架上铺木板,放衣柜等劳工个人物品,一室可容40—70人。
除了这种大通铺的集体宿舍,日本人还建了一些外形与劳工合宿房相同的苦力住家房,也叫工人家属房,房子长20多米,宽5米,面积为100多平方米,可住10家,每家之间用板条墙作间隔,各自有门,每家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
王永刚来的时候,夹皮沟还有不少这样的房子。合宿房就在现在的公司大楼那里,商店后院就是家属住房。分给他的是一栋六户合住的砖瓦房,这房子非常结实,住到现在也不坏。
“矿工住的那些房子都是满洲国时候建的,普通民房,砖瓦结构。我就住在宝戏台的西山旁,房子都是公家的。”
火红年代
王永刚最初的工作是在矿上当运工,“人家打眼放炮崩下来的‘货’(矿石)我们负责往外运,用的工具当时叫‘轱辘马’,现在叫矿车,有专门的铁轨,车子在上面跑。这种工具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挺省劲。”他说,采矿工非常辛苦,每天三班倒,八个小时一个班。
有没有矽肺?那个年代过来的差不多都是,他说自己是纯矽肺,矽肺能活到他这岁数的几乎没有几个,得了矽肺顶多三五年,有的一年多就没了,他是四十多年的老矽肺。“早年矿上作业条件差,坑内打眼粉尘能到什么程度,你看那个电灯泡,被粉尘都糊住了,光都透不出来,看上去就像个煮熟的鸡蛋黄,能见度连一米都不到。也没有抽风机,放完炮,那些炮烟、粉面子就在里面飘着,人进去干活都吸到了肺里。”
除了突发矿难,矽肺是对工人威胁最大的矿山职业病,从事井下作业的工人染病率更高。晚期形成矽肺综合征,常伴有肺气肿、结核、吐血、呼吸困难等症状,直至骨瘦如柴不治而亡。资料数据显示,自1956年到1979年,夹皮沟金矿累计确认矽肺病患者979人。1980年统计在册矽肺人数330人,死亡339人,平均每年发病40人,死亡14人。
按规定正常退休年龄应在55岁,但因为矽肺,王永刚47岁就准许办理退休。那时候正赶上老伴常年有病,大儿子又下乡在外地,大女儿也被动员下乡,但家里实在需要人手,王永刚就没让她走。后来矿上招工,下乡者优先,结果大女儿就吃了亏。
危险的事也经历过,是在后来当凿岩工打眼的时候。他负责在坑下放炮,放完炮有人专门负责检查残炮,如果发现有岩石松动,按规定必须把它撬下来以消除隐患。那一次去的人没注意上面的大块岩石,只顾撬下面的小块,已经撬下来很多,这时随着一块小石头落下,上面的大石头也带了下来,那人当场就被压到了底下,活活给砸死了,这是他眼瞅着发生的事。
“夹皮沟金矿红火的时候3个坑口共有两千多人,五十年代,夹皮沟金矿给全国可做出了大贡献。”王永刚的话在相关资料里得到了印证。据《夹皮沟金矿史志》记载,1953年,夹皮沟金矿产金1295.5公斤,占全国总量23。8%,居全国第一。1954年,夹皮沟金矿产金1856公斤,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8.6%,仍居全国第一。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黄金产量连年下降的第四年,但夹皮沟金矿的黄金产量为1744公斤,占全国的36.9%,仍保持了全国第一的位置。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任务,产金1842.99公斤,占全国的33.4%,依然位居第一。
四连冠的成绩来之不易,那是王永刚和他的工友们的血汗所铸,夹皮沟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立下了大功。
后来仓库缺人,把他从坑下调到仓库作保管员,在这里一干又是六七年。再后来就调到食堂,既管仓库材料又当食堂保管员,因为大女儿工作没有着落,自己又符合退休条件,就办理了退休,让大女儿接了自己的班。
他还记得在金矿工作的场景。每天采出的矿石要从坑口运到选场,选场都是建在一面坡的山上,设有装矿石的大仓子,运矿车到了这里“哗”地倒进去,下面又有几个漏斗,都挂有很粗的铁链子,再下面就是皮带运输机,将不同大小的矿石运送到下面碎矿,通常这里叫“老虎口”,大矿石到了这里被强力挤碎,能听到坚硬的石头“咔咔”碎裂的声音。之后,那些碎石就进入了球磨(类似搅拌机的容器)继续粉碎,球磨里的铁球都是皮钢的,不是生铁,矿石进去后经铁球砸磨都变成了粉末,从那里出来就到了球磨下面的金板上,金板是红铜做的,有1厘米厚,50厘米宽,近1米长,表面镀银,一块压一块摆成一排,再在上面洒上水银(汞)。从球磨里出来的矿石就像玉米粥一样通过一条水管流到金板上,这时矿砂里的金子就渗进了金板上的水银里,然后流到下面一个像阴阳鱼一样的池子,矿砂在那里随木轮旋转,一部分被分离出来,一部分继续被传送到球磨二次加工。
低矿脉的含金量每吨只有三四克,高矿脉能达到十克左右。那些矿石里不仅有金子,还有铜、铅、铁等,提炼出金子的矿石再进行复选,其他金属在这个环节就被提取出来。
家事
在夹皮沟干了两年后,有一次他投奔的老贾家跟他说要回扶余,问他有没有要办的事,他托这位老乡给大娘(他称呼为妈)捎去一些钱。大娘收到钱后,只给了他媳妇和孩子一少部分,媳妇觉得日子不好过,就带着孩子去夹皮沟找王永刚,从此就把家安在了夹皮沟,再也没离开。
“那阵儿钱和现在不一样,我在矿上是放炮下来的,挣得多,坑内推车每月挣46的、54的,砸眼、支柱、贴管等工种每月挣63,而我因为是大工,能挣到79块,算高工资了,多少年都在先进班组。”
他说,从上班就没涨过工资,那时候有规定,工资二十年不动。1975年退休时他还是挣79元钱,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工资开始接二连三地涨,干了一辈子也没涨到八级,自己退休了,眼瞅着人家的工资不停地涨。好在这几年自己的工资也涨了不少,日子过得挺安稳。
到夹皮沟不到两年,王永刚的大伯就去世了,又过了两三年,大娘也没了。
1956年,亲生母亲从山东老家来到夹皮沟看他,住了两三个月又回了老家。9岁到东北,直到60岁那年他才第一次回山东老家,土改那年他们家被划成中农成分,也没挨斗,日子总体还过得去,只是亲人相隔千山万水,那么多年,连个音信也不通,想他们的时候,咬咬牙都挺过去了。
他被送到东北来的时候,老家具体在什么地方并不清楚,谁都不告诉他,怕他分心偷着跑回去,就连亲生父亲去世这么重要的事他都不知道。后来到了夹皮沟,从姑姑家的表哥嘴里才知道老家的具体地址。
如今老伴已经走了二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日子真是苦了她。后来又办了个老伴,三年前后老伴也去世了,如今他跟小女儿住在一起。
夹皮沟的老房子还在,前几天他还去过一趟,从1952年到2015年,60多年那里一直是他的家。他说,除了没人要的老家具就剩一点念想,不定什么时候也像他这把老骨头,埋进了土里。
(于建青,自由撰稿人)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18-04-27 15:39:00
来源：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黄金·金城福郡”位于桦甸市东崴子村,附近1公里内没有公交车。
从桦甸市档案局出来,叫了一辆电动三轮出租车,这种车有简陋的车棚,轻便灵活,遍地都是。坐进去才发现司机是个残疾人,因为方向盘边上有一张很醒目的残疾证。我像本地人一样随口跟他说,去夹皮沟小区。因为当地从来不叫“金城福郡”,嫌太拗口,出租车司机有的甚至不知道这个名字,但你要跟他说夹皮沟小区几乎无人不知。
司机操河北口音,他说老家是衡水的,衡水老白干知道吧,大禹治水将中国分为九个州,第一个冀州就是我们那儿。看样子很健谈,我借机向他打听夹皮沟金矿的事。他毫不掩饰对那里一些是是非非的评价,我好不容易把话题引向闯关东时的淘金客上,他才意犹未尽地停止议论。“都是关里来的,山东、河北占绝大多数,你到那里就知道了,门口一堆一堆的老人,90%都是从夹皮沟退休的,你随便找个人,一张口就是山东腔,还用问?”
事实上,“金城福郡”属于工矿棚户区改造的民生项目,占地23.5万平方米,总投资11亿元,由夹皮沟矿业公司投资建设,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相关资料显示,夹皮沟金矿现为中国黄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有员工3397名,矿区周围居住着万余名矿工家属,交通不便加上高污染的环境令他们不堪忍受,进城居住一直是他们的梦想,政府很早就在谋划整体搬迁,但因难度太大,直到2013年一期12栋多层、11栋小高层工程相继完工,矿工们才陆续迁出夹皮沟矿区。
初秋的东北气候最是宜人,上午的阳光温和清静,夹皮沟小区的老人差不多都在外面,他们缓慢地踱着步,显得悠闲自在。这里没有狂奔的汽车,也听不到吵闹的叫卖声,他们不需要看时间,在他们的概念里只有两个时间,就是白天和夜晚。
与王永刚的相遇非常偶然,原本是去找一个夹皮沟中学退休的老校长,正好询问到王永刚老人,他说刚才还在这儿呢,一转眼怎么没了。我说听你口音老家是山东的吧,他一怔:是呀,俺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山东人,过去闯关东来的。
在了解我的意图后,他把小马扎又放回楼下的阴凉处,坐在那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也许储存在记忆里的事情太多,需要慢慢梳理一下。
嗣子
山东省夏津县新盛店公社忠信寨村是他老家地址,属于德州地区,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牢牢记住。“哪年离开的家乡?”王永刚一时记不起来,他说:“那年我才9岁,今年都90岁了。”
照此推算,那是1935年。王永刚的大伯在东北经营一家商铺,家境还算殷实,但膝下无儿,只有两个女儿。早年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大伯只能从已有两子的兄弟王永刚父亲那边过继一个作为嗣子,长子王永刚顺理成了大伯的儿子。
“过继”是一种传统宗族观念中的收养行为,又称过房、过嗣。早年为了维持祭祀香火或男性继承人,没有儿子的家庭可收养同宗之子为后嗣,也可令其入养父之家为其后嗣,被“过继”者称为“嗣子”。
大伯在吉林省扶余县(今松原市)开一家金饰商号,生活稳定。大伯把王永刚送到学堂,读了不到四年书,就让去金店站柜台,这一站就是十多年。那时候城里的有钱人家都愿意买点首饰,比如钳子、鎏子、镯子、金链子、七钉锁之类,时间长了,柜上的事就都交给王永刚打理,大伯待他视如亲生,一家人相处和睦。
大伯岁数大,他记得“光复”那年自己才18岁,大伯已经七十多了,成家立业是父辈的最大愿望,给他张罗娶亲的事自然摆在面前。不久,托了媒人,娶了镇上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
成家之后,本以为顺理成章地以嗣子身份继承大伯的家业,但他还是感觉出一些异样,用他的话说,毕竟是“外瓜秧”,大伯家已经有两个女儿,因为家产的问题他们不可避免有偏私的顾虑。无奈之下,25岁那年,王永刚做出一个决定,离开大伯家,出去闯闯。
他初步规划了两个方向,要么去黑龙江开拓团,要么去桦甸老牛沟金矿。经过一番衡量,觉得还是去老牛沟比较把握。“常听来店里买首饰的人说夹皮沟那里不错,不少人都在那里发了财。正巧姑姑家一个表哥的朋友在老牛沟当电工,想投奔他去。”
夹皮沟
夹皮沟坐落在长白山北麓金银壁岭(因此岭一面为金一面为银而得名)一带,地处松花江东源流域苇沙河的水源地,夹皮为满语“夹皮活络”音转,意为夹板沟,历史上也称加级沟、夹级沟、加皮沟等。属东北古肃慎部落旧地,有4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此地森林密布,河溪纵横,盛产砂金和岩金。
据日本门仓三能所著《北满金矿资源》记载:“夹皮沟采金史自然也是苇沙河采金史,此地采金始于道光初年(1821年)。据说有去头道沟的樵夫,也有的说是挖参的人,在会全栈附近发现砂金粒而后便开始采集,一时采金者聚集于放牛沟到马达沟之间。”
历史上的苇沙河即夹皮沟河,发源于黄泥河大岭永青峰西麓,东西流向,最后注入松花江。头道沟(会全栈河)、二道沟(龚沙河)、三道沟(老牛沟河及上流)均为夹皮沟河的支流,整个夹皮沟河流域尽为“砂金世界”。
史料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发轫于唐、宋时期,清嘉庆五年(1800年),因河北、山东等地连年灾荒,灾民冲破朝廷设置的柳条边逃往长白山区谋生。《鸡林旧闻录》曾记:“吉林的东边,山深林密,燕齐流民于农矿两业外,还从事采参、定碓、木营、菜营、棒槌营五项。”其中有个叫孙继高的山东人被推选为“走山把头”,带领一批灾民来到长白山区采挖人参,走到夹皮沟、老金厂一带时,偶然发现了金砂。据传孙继高在山东时即为采金把头,懂得采金技法,加上此人办事公道,守信重义,众金工都聚到他的周围。最初采金因处于随意群采阶段,矛盾纷争不断,为便于管理,孙继高借鉴采参把头制,在金帮中推行把头管理模式,本人被推举为采金总把头,成为夹皮沟金矿采金史上首位大把头,被后人尊为“把头始祖”。
经二十多年的开采,老营盘(今老金厂)的砂金日渐衰微,采金工人只得再四处寻找新的矿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金工大把头马文良(山东诸城人)沿苇沙河溯流而上,于夹皮沟北山即大房子北沟(今洪沟)官井子矿区的铺山盖一带,发现了山金露头脉,矿脉厚达40—50米,含金率极高,当时将这种金矿叫“铺山盖”。山金又称脉金、线金、岩金,提取方式以火烧使岩石疏松粹裂,再以石碾压粹,以水淘洗,熔炼得金。山金露头脉的发现和提取技术的革新,开启了采金业由开采砂金为主转为开采脉金为主的新时代,采金第二代大把头马文良也因此被尊为“山金始祖”。
真正让夹皮沟名震关东的是继马文良之后同样为山东人的韩宪宗,人称“韩边外”。道光五年(1825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迫于生计,带着一家老小离开老家山东登州府,踏上闯关东之路。他们乘船渡海北上,穿过辽东半岛,沿着“新边”(柳条边)外缘走到同为“老边”“新边”边外的沐石河流域花曲柳沟(今吉林省九台市庆阳乡八台村),这里属蒙古王公的游牧地,韩家从此落下脚跟。
韩宪宗是个传奇人物。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韩宪宗因欠下赌债逃往夹皮沟老营盘金场(老金厂),当了山金露头矿主马文良大把头的采金工,后来一步步成长为第三代采金总把头,不仅将夹皮沟金矿的大权统领在其一人之手,势力范围还扩大到桦甸、濛江、抚松、安图等周围地区,被誉为“关东金王”韩外边,采金盛时金夫多达四五万人,年产黄金六万两(187.5公斤),名副其实的“黄金国”,一时威震朝廷。
韩家产业延续了四世,直到1934年因与“满铁”产生的债务问题,被日本人的“大同殖产株式会社”强行霸占。
独闯老牛沟
早年交通极为不便,从扶余到老牛沟对于从未单独出过门的王永刚是个不小的考验。走到吉林时,有人告诉他坐火车去老牛沟不行,到了磐石还得坐车到桦甸,在桦甸还要住一宿,他觉得这样既周折又费钱,决定坐从吉林直达桦甸的汽车。
到汽车站一问,那趟车刚开走,他只好在吉林多住了一天,这样住店吃饭又花了一些钱。那时候的钱以“万”为单位,到桦甸的时候手里只剩下两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两块钱。从桦甸到老牛沟矿还有二百多里路,又没有长途汽车到那里,怎么办。听说每天有夹皮沟拉尾矿(复选后的矿渣)的马车去磐石,必须经过桦甸,他只好去道边等。
马车终于来了,他一招手停下来,问去哪里的车,那人说去夹皮沟,他又问离老牛沟多远,那人说还有35里路。看他犹豫,又告诉他没有去老牛沟的车。
他问多少钱,那人说三万块,他说只有两万块行不行,那人本想拒绝,但车上有人为他求情,这才让他上车。
他说以前去夹皮沟不是走现在这条路,而是走苇沙河,靠江边的半山上开出一条盘山道,窄的地方错车都困难。五十年代,马车是主要交通工具,矿上到处都是马车,采出的富矿石都用草袋子包裹着送到桦甸,再运到沈阳提炼,一星期走一趟,赶车的都叫“×老板”。坑口井下也用马车运送矿石,巷道里还修了马圈,有电灯,铺的稻草,马就吃住在井下,时间长了再把马运到井上眼睛都看不见了。
马号南山是个地名,就是早年养马的地方,在二道沟坑口东面,专门有人饲养和看护这些马,大概有上百匹。
马车到了苇沙河,连人带马车整个上船运到对岸,下了船有个大车店,还得住一宿再走。
王永刚已经身无分文,天黑了,大伙都去店里住下,他一个人就在外面坐着。店老板问赶车的:“那人干啥的。”他们已经很熟悉了,赶车的如实相告,说他没有钱住店。店老板走到王永刚跟前说,你坐在这儿看星星呢。他低着头也不吱声。店老板说你没钱还不会说话呀,走,进屋去。他不好意思跟着进了屋,老板又嘱咐伙计给他盛碗饭。他至今还记得那碗高粱米饭和大豆腐汤,因为饿了一天,吃起来那个香。
从苇沙河到老牛沟还有一百里路,到了老金厂岔道时,赶车的告诉他还有8里路,只有这一条道,沿着往里走有一座大桥,过了桥不远就是变电所,就到老牛沟了。
他要投奔的是表哥的磕头弟兄,名叫贾荣久,就在变电所当工段长。
“到了老牛沟,我本想去下矿,但到了一看那些坑太危险,就打算跟盖房子的外包工打柈子,但这活也不合适,成年在外面跑,干了不长时间又回到矿上。那是1952年,正式成了老牛沟金矿的一名矿工,干活的地方就在小北沟,那里是坑口。”
两年后小北沟矿黄了,他被转到了头道岔,这里也是坑口,同样归老牛沟金矿。又是两年,头道岔也因资源不足被迫停产,他才正式到了夹皮沟矿。
这期间,夹皮沟金矿就和老牛沟金铜矿合并,统称“夹皮沟金铜矿”,当地习惯叫“夹皮沟金矿”,归中央重工业部,属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东北分局。
1955年的夹皮沟在王永刚眼里已经是一个功能相当完备的城镇了,旅店、商铺、戏院、邮局样样齐全。他被安排到这个下戏台坑口采矿。下戏台位于头道岔东面三里多处,夹一座山岭,南北贯穿长约一里半左右的沟,北面就是宝戏台,都是早年韩边外留下的主要坑口,当年韩边外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夹皮沟一带建了好几处戏台,这些戏台后来作为地名保留下来。
无论韩边外时代还是更早时期的夹皮沟,是严禁女人进去的。因此韩氏家眷及矿工妻女的住所都在桦树林子、地窨子(木箕河)、吉林省城一带,当时的私娼妓馆也都集聚在地窨子和桦树林子。这样,夹皮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男人国”。
对女人的禁制也催生了另一种娱乐形式,就是戏班子。据夹皮沟老矿工讲,韩边外时,上戏台、下戏台、宝戏台是三处露天大戏台,每一处都有十几米高、一抱粗的红色盘龙大玉柱,三个戏台演出时观众漫山遍野,可以从各个方向观看,热闹的时候甚至是八戏连台,异常壮观。
早期常见的剧种主要有梆子戏、茂腔(俗称“山东欧”,因唱腔多发拖腔“欧”音)、山东吕剧、南方的“竹马戏”等,后来主要是“蹦蹦戏”(二人转)。当然早年这些唱戏的清一色都是男性,演“二人转”旦角的男演员化好妆同样朱唇粉面,眉目清秀,唱腔动作无不与女人一致。但一看足下就露了馅,一双乌拉大脚因无法掩盖泄露了真相。
当年有名的二人转演员都去过夹皮沟,最有影响的要算名丑“刘大头”(刘福贵),绰号刘大脑袋,据说此人在夹皮沟戏台上正晃着大头“逗宝”时,矿工们挖出了“狗头金”(自然金),有数公斤重,大伙都觉得这是吉兆。接着,又接二连三挖出金疙瘩,韩边外为此还专门赏给刘大头一件“黄马褂”,并在大山神庙的九圣祠中为他立了一个大头神的生祀牌位,将其作为神来祭祀。
据《北满金矿资源》记述,上戏台在大房子东隔道相对的位置(现已为民宅),附近有青龙炮台。狭义的下戏台即现在的下戏台矿,韩边外时期还包括马号南山、客运站。宝戏台在北沟口道路北侧,现在的通讯塔处有一白虎台。三个戏台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还都存在,宝戏台一直沿用到民国年间,民国十三年(1924年),“仁义军”同乐辈攻占夹皮沟,放火焚毁了宝戏台。
民国十年(1921年)开始,随着韩家第三代掌门韩登举的离世,妓女开始从桦甸县城官街流进夹皮沟,在火神庙西面的路南侧,原第七区警备署旧址有4户妓馆开业,共有七八名妓女,不久妓馆全部停业,妓女都去往抚松一带。随后相继又来过一些,在上戏台十字街附近的旧房处开过4家妓馆,但终究没成气候。直到1932年,剩余妓女全部转移到了桦树林子和官街等地。
伪满时期,夹皮沟来自华北地区的劳工已达四五万人,他们从事搬运、采矿等体力劳动。他们居住的房屋一般都是平地下挖一两尺,铺一层厚枯草,屋顶也是用同样的草席做成半锥体型或金字塔型,7—8平方米左右,勉强能抵御风雨。日本人掠夺夹皮沟金矿资源后,在当地营建了许多“劳工合宿苦力屋”给劳工居住,也称劳工房子。据日本编著《满洲国史》记载,这种房子为石头基础,基石高出地面一、二尺,窗户以上为木板条墙,中间夹土或锯末子(木屑),墙面糊以泥土。屋顶为人字形,上面覆盖小块水泥瓦片,整栋房子的中间部分前后各有一扇门,屋内四角有锅台,左右房间有对面通条大炕,中间留有一条供人出入的极窄通道。离炕二三尺的墙壁上钉有三角形支架,架上铺木板,放衣柜等劳工个人物品,一室可容40—70人。
除了这种大通铺的集体宿舍,日本人还建了一些外形与劳工合宿房相同的苦力住家房,也叫工人家属房,房子长20多米,宽5米,面积为100多平方米,可住10家,每家之间用板条墙作间隔,各自有门,每家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
王永刚来的时候,夹皮沟还有不少这样的房子。合宿房就在现在的公司大楼那里,商店后院就是家属住房。分给他的是一栋六户合住的砖瓦房,这房子非常结实,住到现在也不坏。
“矿工住的那些房子都是满洲国时候建的,普通民房,砖瓦结构。我就住在宝戏台的西山旁,房子都是公家的。”
火红年代
王永刚最初的工作是在矿上当运工,“人家打眼放炮崩下来的‘货’(矿石)我们负责往外运,用的工具当时叫‘轱辘马’,现在叫矿车,有专门的铁轨,车子在上面跑。这种工具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挺省劲。”他说,采矿工非常辛苦,每天三班倒,八个小时一个班。
有没有矽肺?那个年代过来的差不多都是,他说自己是纯矽肺,矽肺能活到他这岁数的几乎没有几个,得了矽肺顶多三五年,有的一年多就没了,他是四十多年的老矽肺。“早年矿上作业条件差,坑内打眼粉尘能到什么程度,你看那个电灯泡,被粉尘都糊住了,光都透不出来,看上去就像个煮熟的鸡蛋黄,能见度连一米都不到。也没有抽风机,放完炮,那些炮烟、粉面子就在里面飘着,人进去干活都吸到了肺里。”
除了突发矿难,矽肺是对工人威胁最大的矿山职业病,从事井下作业的工人染病率更高。晚期形成矽肺综合征,常伴有肺气肿、结核、吐血、呼吸困难等症状,直至骨瘦如柴不治而亡。资料数据显示,自1956年到1979年,夹皮沟金矿累计确认矽肺病患者979人。1980年统计在册矽肺人数330人,死亡339人,平均每年发病40人,死亡14人。
按规定正常退休年龄应在55岁,但因为矽肺,王永刚47岁就准许办理退休。那时候正赶上老伴常年有病,大儿子又下乡在外地,大女儿也被动员下乡,但家里实在需要人手,王永刚就没让她走。后来矿上招工,下乡者优先,结果大女儿就吃了亏。
危险的事也经历过,是在后来当凿岩工打眼的时候。他负责在坑下放炮,放完炮有人专门负责检查残炮,如果发现有岩石松动,按规定必须把它撬下来以消除隐患。那一次去的人没注意上面的大块岩石,只顾撬下面的小块,已经撬下来很多,这时随着一块小石头落下,上面的大石头也带了下来,那人当场就被压到了底下,活活给砸死了,这是他眼瞅着发生的事。
“夹皮沟金矿红火的时候3个坑口共有两千多人,五十年代,夹皮沟金矿给全国可做出了大贡献。”王永刚的话在相关资料里得到了印证。据《夹皮沟金矿史志》记载,1953年,夹皮沟金矿产金1295.5公斤,占全国总量23。8%,居全国第一。1954年,夹皮沟金矿产金1856公斤,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8.6%,仍居全国第一。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黄金产量连年下降的第四年,但夹皮沟金矿的黄金产量为1744公斤,占全国的36.9%,仍保持了全国第一的位置。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任务,产金1842.99公斤,占全国的33.4%,依然位居第一。
四连冠的成绩来之不易,那是王永刚和他的工友们的血汗所铸,夹皮沟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立下了大功。
后来仓库缺人,把他从坑下调到仓库作保管员,在这里一干又是六七年。再后来就调到食堂,既管仓库材料又当食堂保管员,因为大女儿工作没有着落,自己又符合退休条件,就办理了退休,让大女儿接了自己的班。
他还记得在金矿工作的场景。每天采出的矿石要从坑口运到选场,选场都是建在一面坡的山上,设有装矿石的大仓子,运矿车到了这里“哗”地倒进去,下面又有几个漏斗,都挂有很粗的铁链子,再下面就是皮带运输机,将不同大小的矿石运送到下面碎矿,通常这里叫“老虎口”,大矿石到了这里被强力挤碎,能听到坚硬的石头“咔咔”碎裂的声音。之后,那些碎石就进入了球磨(类似搅拌机的容器)继续粉碎,球磨里的铁球都是皮钢的,不是生铁,矿石进去后经铁球砸磨都变成了粉末,从那里出来就到了球磨下面的金板上,金板是红铜做的,有1厘米厚,50厘米宽,近1米长,表面镀银,一块压一块摆成一排,再在上面洒上水银(汞)。从球磨里出来的矿石就像玉米粥一样通过一条水管流到金板上,这时矿砂里的金子就渗进了金板上的水银里,然后流到下面一个像阴阳鱼一样的池子,矿砂在那里随木轮旋转,一部分被分离出来,一部分继续被传送到球磨二次加工。
低矿脉的含金量每吨只有三四克,高矿脉能达到十克左右。那些矿石里不仅有金子,还有铜、铅、铁等,提炼出金子的矿石再进行复选,其他金属在这个环节就被提取出来。
家事
在夹皮沟干了两年后,有一次他投奔的老贾家跟他说要回扶余,问他有没有要办的事,他托这位老乡给大娘(他称呼为妈)捎去一些钱。大娘收到钱后,只给了他媳妇和孩子一少部分,媳妇觉得日子不好过,就带着孩子去夹皮沟找王永刚,从此就把家安在了夹皮沟,再也没离开。
“那阵儿钱和现在不一样,我在矿上是放炮下来的,挣得多,坑内推车每月挣46的、54的,砸眼、支柱、贴管等工种每月挣63,而我因为是大工,能挣到79块,算高工资了,多少年都在先进班组。”
他说,从上班就没涨过工资,那时候有规定,工资二十年不动。1975年退休时他还是挣79元钱,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工资开始接二连三地涨,干了一辈子也没涨到八级,自己退休了,眼瞅着人家的工资不停地涨。好在这几年自己的工资也涨了不少,日子过得挺安稳。
到夹皮沟不到两年,王永刚的大伯就去世了,又过了两三年,大娘也没了。
1956年,亲生母亲从山东老家来到夹皮沟看他,住了两三个月又回了老家。9岁到东北,直到60岁那年他才第一次回山东老家,土改那年他们家被划成中农成分,也没挨斗,日子总体还过得去,只是亲人相隔千山万水,那么多年,连个音信也不通,想他们的时候,咬咬牙都挺过去了。
他被送到东北来的时候,老家具体在什么地方并不清楚,谁都不告诉他,怕他分心偷着跑回去,就连亲生父亲去世这么重要的事他都不知道。后来到了夹皮沟,从姑姑家的表哥嘴里才知道老家的具体地址。
如今老伴已经走了二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日子真是苦了她。后来又办了个老伴,三年前后老伴也去世了,如今他跟小女儿住在一起。
夹皮沟的老房子还在,前几天他还去过一趟,从1952年到2015年,60多年那里一直是他的家。他说,除了没人要的老家具就剩一点念想,不定什么时候也像他这把老骨头,埋进了土里。
(于建青,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