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稻花香
一
多年之后，追忆往事，我的脑海里会出现一片碧绿的稻浪。大沽河水通过灌渠潺潺流进两岸的稻田，寂静的黎明时分，小鸟还没有醒来，白雾一缕一缕的，像轻纱一样在绿野中飘荡。你甚至能听到水稻细细拔节的声音。一阵清风吹过，雾气渐渐消散，一股股若有若无的稻香在潮湿的空气中弥漫，戴着斗笠的农民走在田埂上，发出一声感叹：喔，水稻扬花了。
从八月份开始，我们生产队在青沙路西侧的40亩水稻就进入了灌浆期，微风吹拂，碧绿的稻田泛起一层层稻浪。这个时候，稻田里的水必须保持半米深，靠大沽河水自流灌溉已经不能满足，队里的四台抽水机全天候开动，从十几米深的机井里抽水灌溉水田。我们小学生也放了期，暑假连着秋假，插秧、割稻，都能帮上大人们一点忙，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河里嬉戏，在田野里疯跑，记忆中几乎天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大哥已经初中毕业，因村书记“麻子冬”使坏，没有读成高中，下学帮生产队看机器抽水。我常常要挎着篮子去给大哥送饭。一次，我送饭回家，在大沽河的自流水渠边发现一只碧绿的青蛙，背上还带着三道金线，这是罕见的漂亮青蛙呀，我要逮着它送给弟弟玩，我弟弟七岁了，还没有买过玩具。
我悄悄凑上去，警觉的青蛙腾空而起，一个漂亮的蛙跳扎入水渠里。小样儿，不信我逮不着你！我把盛碗筷的篮子放在大榆树底下，四周看看没人，脱了裤子光着屁股下了水。沟里的水刚好淹过屁股，沿着水沟一路摸过去，没摸到青蛙，一条大鱼却碰了腿！我一阵狂喜，估量了一下，水沟最多五六米，是一股死水，要逮着这条大鱼并不难。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泥猴，伏下身子压低水位，把那条鱼挤到浅水区，大鱼露出了红尾巴，我猛扑上去，大鱼被我按到在泥里，拼命挣扎，我死死按住，绝不放手，大鱼终于消停下来，被我扔到岸上。这是一条足足有两斤多重的红翅大鲤鱼。我在抓这条鱼的时候，腿经常被别的鱼碰到，我知道沟里肯定有不少从大沽河里逃出来的鱼。继续努力，又摸了一条半斤重的鲫鱼。这是一条大路边的水渠，不断有人来往。我才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担心被别的大孩子把鱼抢了，不敢再摸下去了，匆匆洗了洗身上的污泥，穿上裤子，用小褂盖着鱼，急急往家走。赶了一段路，见前面有个大孩子迎面来了，就装着拔草躲到一边，拔了几棵蚂蚱菜盖住两条鱼。
那大孩子是二大队一个送饭的，他没有发现我的鱼，跟我擦肩而过。我心里砰砰直跳，等他走远了，疯了似的往家跑。窜进自己家的时候还气喘吁吁，像偷了东西的贼一样。
我把鱼放到大铁盆里，因为用蚂蚱菜盖着，保持了水分，两条鱼都还活着，张开大嘴，在水里游动。邻居的同伴京海见了，非常羡慕，拿着鱼叉去找那条水渠。黄昏的时候，他提了半桶鱼回来，他叉了很多鱼，但都没有我摸的两条鱼大。
母亲见了盆里的鱼，说：“明天是沙梁集，让你姐把鱼卖了，能给你做件新褂子。”
我大喊：“我不！我要吃鱼！”
“好好好，你就是个馋鬼托生的。”母亲边说边将两条鱼收拾了，用白菜炖了。晚上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小桌前吃鱼，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鱼，那鲜美的滋味至今难忘。
吃鱼的时候，母亲讲了一个故事：过去有个老地主特别过日子，家境殷实，粮谷满仓。他家却一年到头就着腌菜吃玉米饼子，从来不舍得割肉，买鱼。有一条，地主的儿子买了一条鱼，扔在父亲早晨拾粪的路上，老地主捡了鱼，回家让儿媳妇炖了。有了这条鱼，全家人多吃了好几个饼子。老地主很疼他的那几个玉米饼子，恨恨地说，以后咱家再不吃鱼了！
过了些日子，地主儿子又把一条更大的鱼扔在老地主拾粪路上，老地主见了，一脚把鱼踢开，嘴里还骂道：哼！还想让我再浪费粮食？做梦！
母亲说完故事，大家都笑了，只我没笑。我一直疑心这个故事是什么人瞎编的。老地主就算心疼粮食，也可以把鱼卖了呀，干嘛用脚踢开？
这条鱼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收获，后来我跟着大哥到大沽河东的河叉子去摸过鱼，再长大一点我与小伙伴们在大沽河的吊崖上，或者河东的河叉子捞鱼摸虾，曾摸到过长达半米的白鳝鱼，一虎口长的嘎呀鱼（也叫黄鸭叫），一斤重的黑鱼，两斤重的大嘴鲶鱼，但再也没有摸到过两斤半的红翅鲤鱼。
二
我父亲对工作队改造水田、种植水稻一直持保留态度，他在吉林市小站待过三年，那里出产的大米色泽晶莹、煮出来的米饭香气扑鼻，闻名全国。但吉林是湿润气候，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傍边还有一条松花江，水量丰沛，水稻生长期长，再加上优质的黑土壤，自然盛产好米。我的家乡平度的降水量仅有四五百毫米左右，且多集中在夏季，大沽河更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无法满足水稻需要的丰沛水量。父亲认为，我们村种水稻，风险极大。
在讨论会上，父亲谈了他的忧虑，同时也表示，如果上级决定种水稻，他将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上级的决定，努力做好工作。
工作队长李文亮把父亲的意见汇报上去，回来后召开干部会，传达上级指示：改旱田为水田，大量种植水稻是地委已经决定的战略部署，不能因为个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但他又说，个别同志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工作中允许有分歧，但一旦决定了，就要坚决执行，不能因此影响工作。父亲料到自己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心情糟糕，回家后躺在炕上唉声叹气。母亲劝他：“你一个芝麻大的官，就该磨旮旯里的驴听呵声，操那份心干吗？小心再像前些年那样被打成右倾分子。”
父亲说：“我是担心缺水瞎了稻子，工作队是城里人，他们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我们咋办？没有白米饭吃不打紧，地瓜干也吃不上，家里这么多孩子喝西北风去？”
两人正吵着，李文亮来找父亲谈心，他先肯定我父亲出发点是好的，不是犯右倾错误。又咨询父亲，是否可以把大沽河内侧的160亩地全部种上水稻？父亲大惊，连声反对说：“万万不可，河内侧村北的这片土地原来是大沽河的古河道，往下不到一米就是砂子，在这里种水稻，水全漏了，一棵稻子也长不起来。所以村里把靠村的地方分给社员当自留地，种点蔬菜啥的。北边都种了地瓜和玉米等耐旱植物。”
李文亮很失望，又不甘心地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种水稻？”
父亲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痛下决心，道：“那就把公路以西的40亩最好的水浇田都种上水稻吧。那里有两眼大口井，如果能再打两眼十几米深的机井，可以勉强保证稻田用水。不过，队里只有一台抽水机，还缺三台抽水机，队里太穷了，浇地的柴油也得靠上级支援。”
“好！我就知道你老李有章程。机械和柴油我回潍坊给你们想办法！”李文亮兴奋地跟父亲握手告别：“我明天就回潍坊搞抽水机和柴油！”
李文亮果然是个干实事的干部，他真的从潍坊弄来了三台大马力抽水机和5000斤柴油，还带来了一个打井队，给我们生产队打了两眼深水机井，种水稻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那一年也是老天赏饭吃，从春天起就开始下雨，雨量居然达到了八百多毫升，大沽河水浩浩荡荡，滚滚而来，通过引水渠自流灌溉了大部分水田。我们的抽水机也排上了用场，四台机器昼夜不停地抽水灌溉，40亩水稻一片碧绿，长势喜人。乡亲们的脸上都浮出了期待的笑容。
不过水稻只种了一年，就叫停了。省里来的农业专家查了历年的水文资料，发现今年降雨多是很侥幸的例外，如果按平均年份的降雨量，不仅大沽河无水自流，连深水机井也很难打出多少水来。这是后话。
终于，盼望了一年的秋天到了，金灿灿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四十亩稻田翻起金色的稻浪，一阵清风吹来，稻谷成熟的香气沁人心扉。队长一声令下，生产队的精壮劳力一字排开，挥舞镰刀开割；小伙子的后面是捆稻谷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头巾，胳膊上套着雪白的套袖，笑逐颜开地捆扎着稻谷；我们小孩子们也被发动起来，把捆好的稻谷堆成一个个金色的小山。队里的拖拉机、马车也开进来了，几个小伙子手持木叉把成捆的稻谷高高挑起，装车拉到打谷场，好几台打谷机开动起来，妇女们紧张地将稻谷脱粒。整个流程自然、顺畅，才一天时间，四十亩稻田就变成了金灿灿的稻谷，白天摊开在场院里暴晒，晚上收起来，堆成一个个小山，用稻杆编成的帘子仔细地一圈圈仔细地盖起来，预防露水打湿。第二天继续晒，晚上派人看守，预防不要脸的窃贼偷稻谷。
三
不是乡亲们多心，我们村还真的上演过这样一幕轻喜剧。三队的队长“假斯文”就抓了一个偷稻谷的贼，这贼不是别人，居然是此前专抓偷庄稼社员的前书记“麻子冬”。
“麻子冬”这个人物，细心的读者还会记得我以前在文章中多次提过他。他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复员军人，文革前的民兵连长。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大队书记，“大老粗”是副书记，“假斯文”是大队长，这三人是所谓的“当权派”，按照当时的公式，当权派就是“走资派”，于是三人统统被批斗，批他们最起劲的就是反戈一击的民兵连长“麻子冬”。我父亲就跟“大老粗”、“假斯文”商量：“麻子冬”跳出来造反，无非是要夺权，咱们干脆把权让给他，让他也成为“当权派”。“假斯文”是个下放的工人，没多少政治头脑，他举手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大老粗”却是军人出身，曾经参加过六二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他激烈反对父亲的主张，并铁口直断：“斗当权派不过是一阵风，吹过了也就完了，不如硬着头皮挨几天斗，农村工作这么繁重，又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上面肯定还是要用我们这些有农村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的。你们现在把权力让给‘麻子冬’，‘麻子冬’是什么人？两面三刀，杀人不见血。你当权他捧你，你下了台他会整死你！你们将来是要后悔的！”
事实证明我父亲和“假斯文”这种工农干部缺乏政治头脑，他俩放弃了权力，让“麻子冬”如愿以偿当了书记，此后被他整得很惨。而“大老粗”依然当他的副书记，无灾无难度过了文革艰难岁月，“麻子冬”对他莫可奈何。
话说“假斯文”后来当了三小队的队长， “麻子冬”因欺压社员、多吃多占，群众反应强烈，被工作队撤了职，成了三小队的普通社员。三小队的稻谷比我们队晚割了一天，没有脱粒，像小山似的堆在打谷场上。“假斯文”晚上看守稻谷，在窝棚里睡觉，后半夜听得外面有动静，正要起身看个究竟，听得那小偷居然来到窝棚边，小声叫他：“老假，老假，睡着了吗？”“假斯文”少年时曾经读过几年私塾，说话喜欢“拽文”，大家都叫他“假斯文”，简称“老假”。
居然是“麻子冬”的公鸡嗓！自从文革开始，自己辞去大队长，两人再无来往，当街碰到连话都不说，深更半夜的这小子干吗来了？“假斯文”闭上眼睛假装睡，为了迷惑“麻子冬”，还故意打起呼噜。“麻子冬”放了心，从怀里掏出麻绳，捆了一大捆稻谷，正背起来要偷回家，猛听到背后一声断喝：“放下！”
“麻子冬”回头一看，月光下“假斯文”两眼冒火，死死盯着他。“麻子冬”撒腿就跑，“假斯文”穷追不舍，直追到文昌阁，“麻子冬”摔了一跤，被“假斯文”死死按住，用他偷稻谷的麻绳把“麻子冬”牢牢捆住，绑在“联防办公室”门口的电线杆子上。
“老假，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放了我吧。”“麻子冬”苦苦哀求，“假斯文”一声冷笑：“放了你？你见过猫逮住耗子还放生的吗？何况你还是一只扮过猫的耗子！”
第二天是沙梁大集，四乡八疃来赶集的农民听说抓了个“小偷书记”，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被绑在电线杆上的“麻子冬”像霜打了的茄子，麻脸青灰，头深垂着，任人嘲骂。脚下还放着那一捆稻谷作为罪证。他的大女儿在联中教书，路过“联办”，挤进人堆去看见当年威风八面的父亲成了被人羞辱的小偷，丢得掩面跑回家，连课都没脸去教了。
“麻子冬”的老婆是个老实人，她去找父亲求情，父亲对“假斯文”道：“把人放了吧，给他老婆孩子留点脸面。”
“假斯文”把“麻子冬”送到工作队，由于人脏俱获，罪证确凿，且性质极为恶劣，工作队很快报请上级，给了他一个留党查看的处分。
很多年后“麻子冬”又干了一件让沙梁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罪行：他儿子去世没几天，居然对年轻的儿媳图谋不轨，儿媳拼命反抗，老混蛋恼羞成怒，杀了儿媳，将其分尸灭迹，将尸块掩埋于大沽河桥下的滩地里。案子破了，其时“麻子冬”已年过八旬，根据法律已不适用死刑。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往潍北监狱服刑。可怜的孙女才三岁多，就成了孤儿，跟着瘫痪的奶奶生活。女孩已经学会了说话，逢人就说：“爸爸死了，爷爷把妈妈杀了。”闻者无不落泪。
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国家对在押的曾参与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实行特赦，但“麻子冬”犯下的罪行太过恶劣，国家不予特赦，他这一辈子恐怕要死在监狱里了。
四
水稻大丰收，百分之七十交给国家，剩下的才是社员的口粮。乡亲们欢天喜地分配劳动果实，我家人口多，劳力少，也分了200多斤稻谷。父母把稻谷去壳，装了两口袋亮晶晶、油汪汪的大米。我馋得直流口水，一天到晚问母亲，“啥时候焖大米饭吃？”母亲说：“等过年的时候让你吃个饱。”
“过年不是吃饺子吗？大米为何要过年才吃？”我提出一个当时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会提出的问题。可家家户户都在干同一件事，把亮晶晶、油汪汪的大米用蛇皮袋装好，由男人们用自行车驮着送到青岛，在粮店门口跟吃公家粮的城里人换成粗粮——玉米、小米、红米、黑米、紫米、高粱、大麦、燕麦、养麦等，还有杂豆类如黄豆、绿豆、红豆、黑豆、蚕豆、豌豆。一斤大米能换好几斤粗粮或者杂粮。家家户户的母亲都会说，庄户人的肚子没福气消受那么好的大米，有粗粮杂粮能吃饱就该知足。
我含着眼泪，憋着一肚子的怨怒，在大沽河堤上对着青岛方向大声咒骂那些不劳而获的城里人：凭啥我们辛辛苦苦种的大米要送给你们吃？凭啥我们只能吃你们不吃的粗粮杂粮？
我的愤怒由来已久，因为不光是大米，我们家自留地种的最好的大葱大蒜大白菜大南瓜，不也都被父亲一车一车送到青岛给城里人吃了吗？我们一年到头只能他们吃剩下的烂菜叶子！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因社会不公而受到伤害，就是这件事。从父亲把大米换成杂粮那天开始，我就拒绝吃他从城里带回来的那些粗粮，宁可顿顿吃黑乎乎的地瓜干，以表示我的愤怒和抗议。吃了几个月的地瓜干，严重伤害了我的身体。以至于胃酸过多，终生不敢吃甜食。
见我瘦得像风干的小鸡似的，母亲心痛不已，用家里留的大米煮成粥给我喝。说是粥，其实半锅水里只有一勺子大米，舀在碗里，几粒米都数得清。这样的大米粥也让我心稍稍快慰，毕竟我吃到了自家种的大米！
我在心里一直盼望着母亲许诺的那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数着日子盼过年，时常掀开米缸看看缸底的那点大米，生怕不知啥时候又被父亲送到青岛换了粗粮。
心中怀着期盼，日子就过得格外慢。秋天过完了，西北风吹落了大沽河畔的柳树叶子，芦苇和芒草都黄了。大雁、鹭鸶、大鹬鸟等水鸟也都鸣叫着飞去南方越冬了。大沽河开始结冰、封河了，冬天来了，年渐渐近了。我学着母亲教我的歌在大沽河堤上高唱：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和六九，
河边插杨柳，
七九河冻开，
八九燕子来，
九九加一九，
耕牛遍地走。
终于，1975年的阴历大年三十让我唱来了，中午，母亲不忘承诺，蒸了一大锅米饭。姐姐还帮母亲煎了嫩黄的豆腐、炖了一大块方肉、把大哥摸来的一条鲤鱼也蒸了，都做成贡盘，插上鲜绿的菠菜，摆在供桌上，这是献给列祖列宗的享用的，要一直摆到正月初六出了年才会撤下来。
我们的午饭是大米饭外加猪肉粉条炖白菜，猪肉是父亲特别割的肥膘肉，粉条是龙口出产的宽粉，父亲从青岛捎回来的。就连白菜也是平时不舍得吃卖给青岛人的那种洁白多汁的茭白，而不是他们不吃的烂菜叶。一年只有这一顿，父亲说可以放开肚皮，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们村产的大米，一年只有一季，生长期长，水质好，土质更好，蒸出来的米饭晶莹剔透，吃在嘴里糯香润滑，余香满口，真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我吃了一碗又一碗，母亲怕我撑着，担心地嘱咐：“省点肚子吧，晚上还有肉馅的水饺呢。”
我坚定地回答：“我不。我宁可不吃水饺，也要吃大米！”
姐姐笑我说：“咱家老四有志气，为了这顿白米饭，一个冬天都没吃一口青岛的黑米。”
母亲笑道：“你要是真有出息，长大了别待在农村，你去当城里人，天天吃白米。”
母亲的话让刚满十二岁的我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我长大了一定要做城里人，就为了天天吃白米饭。
2023年8月5日 初稿
一
多年之后，追忆往事，我的脑海里会出现一片碧绿的稻浪。大沽河水通过灌渠潺潺流进两岸的稻田，寂静的黎明时分，小鸟还没有醒来，白雾一缕一缕的，像轻纱一样在绿野中飘荡。你甚至能听到水稻细细拔节的声音。一阵清风吹过，雾气渐渐消散，一股股若有若无的稻香在潮湿的空气中弥漫，戴着斗笠的农民走在田埂上，发出一声感叹：喔，水稻扬花了。
从八月份开始，我们生产队在青沙路西侧的40亩水稻就进入了灌浆期，微风吹拂，碧绿的稻田泛起一层层稻浪。这个时候，稻田里的水必须保持半米深，靠大沽河水自流灌溉已经不能满足，队里的四台抽水机全天候开动，从十几米深的机井里抽水灌溉水田。我们小学生也放了期，暑假连着秋假，插秧、割稻，都能帮上大人们一点忙，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河里嬉戏，在田野里疯跑，记忆中几乎天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大哥已经初中毕业，因村书记“麻子冬”使坏，没有读成高中，下学帮生产队看机器抽水。我常常要挎着篮子去给大哥送饭。一次，我送饭回家，在大沽河的自流水渠边发现一只碧绿的青蛙，背上还带着三道金线，这是罕见的漂亮青蛙呀，我要逮着它送给弟弟玩，我弟弟七岁了，还没有买过玩具。
我悄悄凑上去，警觉的青蛙腾空而起，一个漂亮的蛙跳扎入水渠里。小样儿，不信我逮不着你！我把盛碗筷的篮子放在大榆树底下，四周看看没人，脱了裤子光着屁股下了水。沟里的水刚好淹过屁股，沿着水沟一路摸过去，没摸到青蛙，一条大鱼却碰了腿！我一阵狂喜，估量了一下，水沟最多五六米，是一股死水，要逮着这条大鱼并不难。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泥猴，伏下身子压低水位，把那条鱼挤到浅水区，大鱼露出了红尾巴，我猛扑上去，大鱼被我按到在泥里，拼命挣扎，我死死按住，绝不放手，大鱼终于消停下来，被我扔到岸上。这是一条足足有两斤多重的红翅大鲤鱼。我在抓这条鱼的时候，腿经常被别的鱼碰到，我知道沟里肯定有不少从大沽河里逃出来的鱼。继续努力，又摸了一条半斤重的鲫鱼。这是一条大路边的水渠，不断有人来往。我才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担心被别的大孩子把鱼抢了，不敢再摸下去了，匆匆洗了洗身上的污泥，穿上裤子，用小褂盖着鱼，急急往家走。赶了一段路，见前面有个大孩子迎面来了，就装着拔草躲到一边，拔了几棵蚂蚱菜盖住两条鱼。
那大孩子是二大队一个送饭的，他没有发现我的鱼，跟我擦肩而过。我心里砰砰直跳，等他走远了，疯了似的往家跑。窜进自己家的时候还气喘吁吁，像偷了东西的贼一样。
我把鱼放到大铁盆里，因为用蚂蚱菜盖着，保持了水分，两条鱼都还活着，张开大嘴，在水里游动。邻居的同伴京海见了，非常羡慕，拿着鱼叉去找那条水渠。黄昏的时候，他提了半桶鱼回来，他叉了很多鱼，但都没有我摸的两条鱼大。
母亲见了盆里的鱼，说：“明天是沙梁集，让你姐把鱼卖了，能给你做件新褂子。”
我大喊：“我不！我要吃鱼！”
“好好好，你就是个馋鬼托生的。”母亲边说边将两条鱼收拾了，用白菜炖了。晚上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小桌前吃鱼，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鱼，那鲜美的滋味至今难忘。
吃鱼的时候，母亲讲了一个故事：过去有个老地主特别过日子，家境殷实，粮谷满仓。他家却一年到头就着腌菜吃玉米饼子，从来不舍得割肉，买鱼。有一条，地主的儿子买了一条鱼，扔在父亲早晨拾粪的路上，老地主捡了鱼，回家让儿媳妇炖了。有了这条鱼，全家人多吃了好几个饼子。老地主很疼他的那几个玉米饼子，恨恨地说，以后咱家再不吃鱼了！
过了些日子，地主儿子又把一条更大的鱼扔在老地主拾粪路上，老地主见了，一脚把鱼踢开，嘴里还骂道：哼！还想让我再浪费粮食？做梦！
母亲说完故事，大家都笑了，只我没笑。我一直疑心这个故事是什么人瞎编的。老地主就算心疼粮食，也可以把鱼卖了呀，干嘛用脚踢开？
这条鱼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收获，后来我跟着大哥到大沽河东的河叉子去摸过鱼，再长大一点我与小伙伴们在大沽河的吊崖上，或者河东的河叉子捞鱼摸虾，曾摸到过长达半米的白鳝鱼，一虎口长的嘎呀鱼（也叫黄鸭叫），一斤重的黑鱼，两斤重的大嘴鲶鱼，但再也没有摸到过两斤半的红翅鲤鱼。
二
我父亲对工作队改造水田、种植水稻一直持保留态度，他在吉林市小站待过三年，那里出产的大米色泽晶莹、煮出来的米饭香气扑鼻，闻名全国。但吉林是湿润气候，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傍边还有一条松花江，水量丰沛，水稻生长期长，再加上优质的黑土壤，自然盛产好米。我的家乡平度的降水量仅有四五百毫米左右，且多集中在夏季，大沽河更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无法满足水稻需要的丰沛水量。父亲认为，我们村种水稻，风险极大。
在讨论会上，父亲谈了他的忧虑，同时也表示，如果上级决定种水稻，他将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上级的决定，努力做好工作。
工作队长李文亮把父亲的意见汇报上去，回来后召开干部会，传达上级指示：改旱田为水田，大量种植水稻是地委已经决定的战略部署，不能因为个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但他又说，个别同志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工作中允许有分歧，但一旦决定了，就要坚决执行，不能因此影响工作。父亲料到自己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心情糟糕，回家后躺在炕上唉声叹气。母亲劝他：“你一个芝麻大的官，就该磨旮旯里的驴听呵声，操那份心干吗？小心再像前些年那样被打成右倾分子。”
父亲说：“我是担心缺水瞎了稻子，工作队是城里人，他们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我们咋办？没有白米饭吃不打紧，地瓜干也吃不上，家里这么多孩子喝西北风去？”
两人正吵着，李文亮来找父亲谈心，他先肯定我父亲出发点是好的，不是犯右倾错误。又咨询父亲，是否可以把大沽河内侧的160亩地全部种上水稻？父亲大惊，连声反对说：“万万不可，河内侧村北的这片土地原来是大沽河的古河道，往下不到一米就是砂子，在这里种水稻，水全漏了，一棵稻子也长不起来。所以村里把靠村的地方分给社员当自留地，种点蔬菜啥的。北边都种了地瓜和玉米等耐旱植物。”
李文亮很失望，又不甘心地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种水稻？”
父亲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痛下决心，道：“那就把公路以西的40亩最好的水浇田都种上水稻吧。那里有两眼大口井，如果能再打两眼十几米深的机井，可以勉强保证稻田用水。不过，队里只有一台抽水机，还缺三台抽水机，队里太穷了，浇地的柴油也得靠上级支援。”
“好！我就知道你老李有章程。机械和柴油我回潍坊给你们想办法！”李文亮兴奋地跟父亲握手告别：“我明天就回潍坊搞抽水机和柴油！”
李文亮果然是个干实事的干部，他真的从潍坊弄来了三台大马力抽水机和5000斤柴油，还带来了一个打井队，给我们生产队打了两眼深水机井，种水稻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那一年也是老天赏饭吃，从春天起就开始下雨，雨量居然达到了八百多毫升，大沽河水浩浩荡荡，滚滚而来，通过引水渠自流灌溉了大部分水田。我们的抽水机也排上了用场，四台机器昼夜不停地抽水灌溉，40亩水稻一片碧绿，长势喜人。乡亲们的脸上都浮出了期待的笑容。
不过水稻只种了一年，就叫停了。省里来的农业专家查了历年的水文资料，发现今年降雨多是很侥幸的例外，如果按平均年份的降雨量，不仅大沽河无水自流，连深水机井也很难打出多少水来。这是后话。
终于，盼望了一年的秋天到了，金灿灿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四十亩稻田翻起金色的稻浪，一阵清风吹来，稻谷成熟的香气沁人心扉。队长一声令下，生产队的精壮劳力一字排开，挥舞镰刀开割；小伙子的后面是捆稻谷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头巾，胳膊上套着雪白的套袖，笑逐颜开地捆扎着稻谷；我们小孩子们也被发动起来，把捆好的稻谷堆成一个个金色的小山。队里的拖拉机、马车也开进来了，几个小伙子手持木叉把成捆的稻谷高高挑起，装车拉到打谷场，好几台打谷机开动起来，妇女们紧张地将稻谷脱粒。整个流程自然、顺畅，才一天时间，四十亩稻田就变成了金灿灿的稻谷，白天摊开在场院里暴晒，晚上收起来，堆成一个个小山，用稻杆编成的帘子仔细地一圈圈仔细地盖起来，预防露水打湿。第二天继续晒，晚上派人看守，预防不要脸的窃贼偷稻谷。
三
不是乡亲们多心，我们村还真的上演过这样一幕轻喜剧。三队的队长“假斯文”就抓了一个偷稻谷的贼，这贼不是别人，居然是此前专抓偷庄稼社员的前书记“麻子冬”。
“麻子冬”这个人物，细心的读者还会记得我以前在文章中多次提过他。他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复员军人，文革前的民兵连长。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大队书记，“大老粗”是副书记，“假斯文”是大队长，这三人是所谓的“当权派”，按照当时的公式，当权派就是“走资派”，于是三人统统被批斗，批他们最起劲的就是反戈一击的民兵连长“麻子冬”。我父亲就跟“大老粗”、“假斯文”商量：“麻子冬”跳出来造反，无非是要夺权，咱们干脆把权让给他，让他也成为“当权派”。“假斯文”是个下放的工人，没多少政治头脑，他举手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大老粗”却是军人出身，曾经参加过六二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他激烈反对父亲的主张，并铁口直断：“斗当权派不过是一阵风，吹过了也就完了，不如硬着头皮挨几天斗，农村工作这么繁重，又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上面肯定还是要用我们这些有农村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的。你们现在把权力让给‘麻子冬’，‘麻子冬’是什么人？两面三刀，杀人不见血。你当权他捧你，你下了台他会整死你！你们将来是要后悔的！”
事实证明我父亲和“假斯文”这种工农干部缺乏政治头脑，他俩放弃了权力，让“麻子冬”如愿以偿当了书记，此后被他整得很惨。而“大老粗”依然当他的副书记，无灾无难度过了文革艰难岁月，“麻子冬”对他莫可奈何。
话说“假斯文”后来当了三小队的队长， “麻子冬”因欺压社员、多吃多占，群众反应强烈，被工作队撤了职，成了三小队的普通社员。三小队的稻谷比我们队晚割了一天，没有脱粒，像小山似的堆在打谷场上。“假斯文”晚上看守稻谷，在窝棚里睡觉，后半夜听得外面有动静，正要起身看个究竟，听得那小偷居然来到窝棚边，小声叫他：“老假，老假，睡着了吗？”“假斯文”少年时曾经读过几年私塾，说话喜欢“拽文”，大家都叫他“假斯文”，简称“老假”。
居然是“麻子冬”的公鸡嗓！自从文革开始，自己辞去大队长，两人再无来往，当街碰到连话都不说，深更半夜的这小子干吗来了？“假斯文”闭上眼睛假装睡，为了迷惑“麻子冬”，还故意打起呼噜。“麻子冬”放了心，从怀里掏出麻绳，捆了一大捆稻谷，正背起来要偷回家，猛听到背后一声断喝：“放下！”
“麻子冬”回头一看，月光下“假斯文”两眼冒火，死死盯着他。“麻子冬”撒腿就跑，“假斯文”穷追不舍，直追到文昌阁，“麻子冬”摔了一跤，被“假斯文”死死按住，用他偷稻谷的麻绳把“麻子冬”牢牢捆住，绑在“联防办公室”门口的电线杆子上。
“老假，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放了我吧。”“麻子冬”苦苦哀求，“假斯文”一声冷笑：“放了你？你见过猫逮住耗子还放生的吗？何况你还是一只扮过猫的耗子！”
第二天是沙梁大集，四乡八疃来赶集的农民听说抓了个“小偷书记”，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被绑在电线杆上的“麻子冬”像霜打了的茄子，麻脸青灰，头深垂着，任人嘲骂。脚下还放着那一捆稻谷作为罪证。他的大女儿在联中教书，路过“联办”，挤进人堆去看见当年威风八面的父亲成了被人羞辱的小偷，丢得掩面跑回家，连课都没脸去教了。
“麻子冬”的老婆是个老实人，她去找父亲求情，父亲对“假斯文”道：“把人放了吧，给他老婆孩子留点脸面。”
“假斯文”把“麻子冬”送到工作队，由于人脏俱获，罪证确凿，且性质极为恶劣，工作队很快报请上级，给了他一个留党查看的处分。
很多年后“麻子冬”又干了一件让沙梁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罪行：他儿子去世没几天，居然对年轻的儿媳图谋不轨，儿媳拼命反抗，老混蛋恼羞成怒，杀了儿媳，将其分尸灭迹，将尸块掩埋于大沽河桥下的滩地里。案子破了，其时“麻子冬”已年过八旬，根据法律已不适用死刑。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往潍北监狱服刑。可怜的孙女才三岁多，就成了孤儿，跟着瘫痪的奶奶生活。女孩已经学会了说话，逢人就说：“爸爸死了，爷爷把妈妈杀了。”闻者无不落泪。
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国家对在押的曾参与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实行特赦，但“麻子冬”犯下的罪行太过恶劣，国家不予特赦，他这一辈子恐怕要死在监狱里了。
四
水稻大丰收，百分之七十交给国家，剩下的才是社员的口粮。乡亲们欢天喜地分配劳动果实，我家人口多，劳力少，也分了200多斤稻谷。父母把稻谷去壳，装了两口袋亮晶晶、油汪汪的大米。我馋得直流口水，一天到晚问母亲，“啥时候焖大米饭吃？”母亲说：“等过年的时候让你吃个饱。”
“过年不是吃饺子吗？大米为何要过年才吃？”我提出一个当时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会提出的问题。可家家户户都在干同一件事，把亮晶晶、油汪汪的大米用蛇皮袋装好，由男人们用自行车驮着送到青岛，在粮店门口跟吃公家粮的城里人换成粗粮——玉米、小米、红米、黑米、紫米、高粱、大麦、燕麦、养麦等，还有杂豆类如黄豆、绿豆、红豆、黑豆、蚕豆、豌豆。一斤大米能换好几斤粗粮或者杂粮。家家户户的母亲都会说，庄户人的肚子没福气消受那么好的大米，有粗粮杂粮能吃饱就该知足。
我含着眼泪，憋着一肚子的怨怒，在大沽河堤上对着青岛方向大声咒骂那些不劳而获的城里人：凭啥我们辛辛苦苦种的大米要送给你们吃？凭啥我们只能吃你们不吃的粗粮杂粮？
我的愤怒由来已久，因为不光是大米，我们家自留地种的最好的大葱大蒜大白菜大南瓜，不也都被父亲一车一车送到青岛给城里人吃了吗？我们一年到头只能他们吃剩下的烂菜叶子！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因社会不公而受到伤害，就是这件事。从父亲把大米换成杂粮那天开始，我就拒绝吃他从城里带回来的那些粗粮，宁可顿顿吃黑乎乎的地瓜干，以表示我的愤怒和抗议。吃了几个月的地瓜干，严重伤害了我的身体。以至于胃酸过多，终生不敢吃甜食。
见我瘦得像风干的小鸡似的，母亲心痛不已，用家里留的大米煮成粥给我喝。说是粥，其实半锅水里只有一勺子大米，舀在碗里，几粒米都数得清。这样的大米粥也让我心稍稍快慰，毕竟我吃到了自家种的大米！
我在心里一直盼望着母亲许诺的那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数着日子盼过年，时常掀开米缸看看缸底的那点大米，生怕不知啥时候又被父亲送到青岛换了粗粮。
心中怀着期盼，日子就过得格外慢。秋天过完了，西北风吹落了大沽河畔的柳树叶子，芦苇和芒草都黄了。大雁、鹭鸶、大鹬鸟等水鸟也都鸣叫着飞去南方越冬了。大沽河开始结冰、封河了，冬天来了，年渐渐近了。我学着母亲教我的歌在大沽河堤上高唱：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和六九，
河边插杨柳，
七九河冻开，
八九燕子来，
九九加一九，
耕牛遍地走。
终于，1975年的阴历大年三十让我唱来了，中午，母亲不忘承诺，蒸了一大锅米饭。姐姐还帮母亲煎了嫩黄的豆腐、炖了一大块方肉、把大哥摸来的一条鲤鱼也蒸了，都做成贡盘，插上鲜绿的菠菜，摆在供桌上，这是献给列祖列宗的享用的，要一直摆到正月初六出了年才会撤下来。
我们的午饭是大米饭外加猪肉粉条炖白菜，猪肉是父亲特别割的肥膘肉，粉条是龙口出产的宽粉，父亲从青岛捎回来的。就连白菜也是平时不舍得吃卖给青岛人的那种洁白多汁的茭白，而不是他们不吃的烂菜叶。一年只有这一顿，父亲说可以放开肚皮，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们村产的大米，一年只有一季，生长期长，水质好，土质更好，蒸出来的米饭晶莹剔透，吃在嘴里糯香润滑，余香满口，真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我吃了一碗又一碗，母亲怕我撑着，担心地嘱咐：“省点肚子吧，晚上还有肉馅的水饺呢。”
我坚定地回答：“我不。我宁可不吃水饺，也要吃大米！”
姐姐笑我说：“咱家老四有志气，为了这顿白米饭，一个冬天都没吃一口青岛的黑米。”
母亲笑道：“你要是真有出息，长大了别待在农村，你去当城里人，天天吃白米。”
母亲的话让刚满十二岁的我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我长大了一定要做城里人，就为了天天吃白米饭。
2023年8月5日 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