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现代民粹主义社会--民国微论
余东海
【儒眼】现代中国人，最无中国味，甚至无人味。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是一部去儒家化、去中国化、去人道化的堕落史。民国时期是去儒家化去中国化，马家时期是去人道化和非人化。盖马学是人世间最邪的学说，马制是政治上最恶的制度，马语是最腐败龌龊的话语，马路是最灭性毁族的绝路。在马邦，很多人一辈子不会说人话做人事，远不如历史上的蛮夷和盗贼。蛮夷是人，还有人味；盗亦有道，有次道德，很多马邦人远不如也。比起美西人，更是天悬地殊。很多男人觉得西方女人更可爱，很多女人认为外国男人甚至黑人更可敬，根本原因在此。官不官民不民，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至此而极。
【民国】民国是典型的现代民粹主义社会。古代民粹主义主要是平等主义和平均主义，所谓等贵贱均贫富；民国流行的民粹主义，除了平等主义和平均主义，又加上民主主义，更加具有欺骗性、迷惑性和煽动性，为地方割据、军阀弄权和打土豪分田地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另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属于集体主义范畴，在思想和精神上与民粹主义有很大程度的交集。邪上加邪，邪之又邪，遂一发不可收拾。在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大旗下，各种反传统、反文明、反政府、反人道的罪恶畅行无阻。这种丛林化的民粹主义社会，最适合邪恶势力成长成功。即使没有外敌，迟早也会滑向极权主义地狱。
【民国】民国时期的大学高度自由，相当不错，相比蚂邦所谓的大学来，更是天壤之别。但是，问题仍然很多，最大者有二：一是自由无度，过犹不及；二是文化无主，杂乱无章。蔡元培废止读经，就彻底取缔了儒家的主体文化地位。他在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大学精神：“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都是无主的自证。当时北大号称大师云集，实乃邪教徒、轻薄子、小人儒云集。儒家作为众家之一，一个醇儒大儒君子儒都没有，岂仅边缘化而已？简直被李代桃僵矣。
【民国】古人称君相不言命，东海曰君相不言势，因为君相是造命造势者。任何人都可以说，运去英雄不自由。唯独君相，不能将失败的责任推卸于运势。后人反思历史，也要察看其君其相是否已经尽人事。就像民国，每论及国党和蒋君的失败，常有人为之开脱，强调外因，包括蟊帮过于奸诈、共产大势上升、美帝支持不力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国党和蒋君失败的原因。但是，要吸收失败的教训，就不能撇开他们自身的问题，包括文化、政治、经济、军事、领导团队各个领域的问题。对此进行反思，不仅是国党的责任，所有有志于重建中华者皆有责焉。
【民国】许东厅友言：“中华民国政府现在还有没有继承道统政统的见识和担当？”东海曰：这个问题问得好。不明王道大义，没有道统担当，是国民党的膏肓之疾。在大陆面对蚂家帮，丢盔弃甲，一败涂地；在台湾面对民进党，屡战屡败，萎靡不振，根本因在此。不能承担道统，就缺乏中华精神民族魂，缺乏道义感召力和政治凝聚力；就难免恶疾缠身，邪魂作祟，思想混乱，党运恶化，误国误民亦自误其党。
【三民】红营说，蟊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华；蓝营说，三民主义是儒家文化的精华。都是借传统文化贴金。蟊思想固然与儒家完全相悖，三民主义与儒家也是格格不入。主义即本位。儒家重视民族民生民权，但不允许它们喧宾夺主而主义化。儒家自有主义，道德上仁主义，政治上民主义，宇宙中人主义。同时，仅看名相即可知，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是方枘圆凿。如果说三民主义参考和吸收了儒家和自由主义，那是略得两家皮毛而已。
【孙蒋】百年中国，文化人以熊十力为第一人，政治家以蒋介石为第一人。虽然世人常将孙蒋并称，其实孙远逊于蒋。论人品政品，孙氏既远高于蟊霌辈，又远逊于蒋君，与袁世凯和民国多数军阀不相上下。如果没有蒋君，孙氏不成人物，国民党更不成体统。在思想上对蒋君影响不良、对政治小利大弊者有二：三民主义和耶教。蒋君败于红毛，受限于此二者就是文化要因。三民主义和耶教夹持之下，儒家文化难以光大，道义力量大受损伤。其晚年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已经迟了，何况运动也未能摆脱三民主义和耶教的限制，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蒋君】蒋君立足于三民主义，既尊信儒家，又尊信耶教，还尊信自由主义，古今中西杂成一团，可称为三民主义杂家。论思想，儒家品质最高，自由主义次之，三民主义和耶教虽然不高，不失为正学正教。这些学说混杂在蒋君思想中，使之不儒不耶、不古不今、不中不洋、不高不低、不大不小、不上不下，比中道君子固然有所不足，比一般士子却又大大有余。其人不缺智勇又非常正派，在政治界，堪称百年第一人。
【时位】潇湘厅友言：“伊尹、周公，是既得时又得位，才做成得那事；孔明是得位而不得时，也只能维持到那地步。”东海曰：此说不错又不全。孔明只能维持到那地步，原因具有双重性：一是时代原因，时也势也；二是自身原因，孔明学术甚杂，未能得乎中道而与伊周并立。类似偏颇的观点颇为流行，将君相政治成就有限和事业不成，完全归咎于外因，归咎于不得其时。
【时位】潇湘厅友言：大德者“既得时又得位，可成王业；得时而不得位，或可为一教化主；得位而不得时，或可呈现一王道之模型，但不能成王业；时位俱不得，隐居求志，独善其身。”这个分析不错。唯“得位而不得时”仍可深思。大德者得君相大位，就获得了创造时势的必要条件和机会。能否充分利用这个条件造起势来，就有赖于内圣功夫了。汤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位、造其势而奋其威也。
【有感】楚狂厅友昨夜痛心疾首，涕泪淋漓，好诗频发。此儒者情怀，难能可贵。如果国民党衮衮诸公有此情怀，如果中华和大陆还在台湾诸公心目中，其党其政当大不一样，把台湾打造成“中华文化的领航者”，未尝不可为也。请莫冷了大陆海外的民国爱护者蒋君拥戴者的孤臣孽子之心。
【儒眼】儒家的政治成功，需要具备两个基础条件：一、有基本自由，包括言论、教育和结社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一切；二、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共业不至于太坏。象春秋战国和民国，上上下下都轻蔑儒家，社会堕落大趋势已成，即使孔孟也无奈之何。共业难挽，此之谓也。
【儒眼】不少民国知识分子毛病不少，以下三种毛病非少数：一眼光迷茫，是非不明，正邪不分；二思想民粹，逢民之恶，逢马之邪；三举止轻浮，无礼不逊，讪君卖直。春秋厅友言：“孔子曾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用在珉国某些文人身上，再恰当不过。”然也，这也是反孔反儒反传统的后遗症之一吧。
【儒眼】民国的自由已经民粹化严重，真而不正，但比起马邦来，仍有其自由和光明。礼文厅友言：“从文人的文章能不能看出现实？鲁迅的文章描述一个恐怖黑暗的黑社会，现在无，都是歌功颂德。”最黑暗的时代，是不允许揭批黑暗的时代，是媒体上一片光明的时代，“都是歌功颂德”的时代。
【史眼】治国理政，尊重了不值得尊重者，就是轻蔑了不应该轻蔑者，必有重大恶果后患。例如蒋君。对熊十力蚂一浮钱穆们礼当高度尊重，却轻描淡写；对胡适们略予尊重既可，却高度尊重。鲁迅死了，还要去送花圈，这不是鼓励乱人乱党吗？对于鲁迅包括众多反儒崇蚂的知识分子，待以自由足矣。在内忧深重、外患日深之时，待他们以自由，让他们自由言，就是天高地厚的宽容恩遇了。同时还必须开展严厉的思想批判，以辟苏俄邪说，以护民族精神，以弘中华正气。否则就是对吾族吾国不负责任。
【史眼】凡是儒家王朝，儒群的品质与王朝的品质成正比。汉唐宋高于元明清，汉唐宋儒群也高于元明清儒群。在所有儒家王朝中，清朝品质最低，清儒品质也最低。非儒家时代则不一定。春秋战国政治品质低下，儒群品质则最高。民国政治和儒群品质，既大逊于清朝，又远高于蚂邦。蚂邦政治品质与儒群品质都是有史以来最低，历史最低谷是也。
【史眼】民国儒包括大陆时期的儒家和港台儒家。说他们逊色于清儒，主要是思想上缺陷多多，问题重重。或集体主义化，认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民粹主义化，认同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或不明蚂学之邪，对蚂毛抱幻想；或不明王道之义，夷王道为民主。这些问题相当普遍。而且政治热情整体不高，不够珍惜自由，不能善用自由，不像孔孟那样热衷于行道。
【史眼】仅有自由，儒家不一定复兴。如春秋战国，属于历史下降期，道家、法家和杨墨等三非学说泛滥，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共业持续恶化，直到暴秦成功。浩劫之后进入汉朝，三非性学说逐渐退潮，历史复又上升。到汉武帝时代，儒家取得意识形态地位和宪位。民国的环境和共业与战国相似，也属于历史下降期，蚂主义、集体主义、民粹主义种种歪理邪说泛滥，成就红蚂浩劫，至今尚未结束，但为期应该不远矣。浩劫之后，各种邪说退潮，历史复又上升，儒家又将取得宪位。故东海曰：“如果拥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教育自由，儒家想不复兴、想不兴旺都不可能。”这段话是指向未来的。
【史眼】要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落实于吾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自由主义，落实为民主政治和制度；一种是通过儒家文化，落实其精华于礼制之中。不仅后者需要儒家主导，前者也需要儒家奠基，为政治和社会提供一定的道德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民主制度也是建立不起来的。三民主义曾经一统中国，但既不足以导出民主，又惨败于蚂列主义。蒋君晚年于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才为台湾后来民主化成功奠下了必要的道德基础。
【史眼】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东海曰：两者都成立。人类历史是道与魔的拉锯史。正常社会顺淘汰，是魔高道更高，正道占上风；反常时代是逆淘汰，道高魔更高，邪魔占上风。五四至今就是逆淘汰，民国初级逆，马邦高级逆。逆极必复，逆到极点，又将逐渐恢复正常。儒家来复意味着复常的开始。目前是马帮回光返照而已，早春将临未临之时，春寒特别料峭，请体制内外有志之士多多保重，注意添衣裳加餐饭。2023-6-6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50/615202365641.htm
余东海
【儒眼】现代中国人，最无中国味，甚至无人味。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是一部去儒家化、去中国化、去人道化的堕落史。民国时期是去儒家化去中国化，马家时期是去人道化和非人化。盖马学是人世间最邪的学说，马制是政治上最恶的制度，马语是最腐败龌龊的话语，马路是最灭性毁族的绝路。在马邦，很多人一辈子不会说人话做人事，远不如历史上的蛮夷和盗贼。蛮夷是人，还有人味；盗亦有道，有次道德，很多马邦人远不如也。比起美西人，更是天悬地殊。很多男人觉得西方女人更可爱，很多女人认为外国男人甚至黑人更可敬，根本原因在此。官不官民不民，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至此而极。
【民国】民国是典型的现代民粹主义社会。古代民粹主义主要是平等主义和平均主义，所谓等贵贱均贫富；民国流行的民粹主义，除了平等主义和平均主义，又加上民主主义，更加具有欺骗性、迷惑性和煽动性，为地方割据、军阀弄权和打土豪分田地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另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属于集体主义范畴，在思想和精神上与民粹主义有很大程度的交集。邪上加邪，邪之又邪，遂一发不可收拾。在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大旗下，各种反传统、反文明、反政府、反人道的罪恶畅行无阻。这种丛林化的民粹主义社会，最适合邪恶势力成长成功。即使没有外敌，迟早也会滑向极权主义地狱。
【民国】民国时期的大学高度自由，相当不错，相比蚂邦所谓的大学来，更是天壤之别。但是，问题仍然很多，最大者有二：一是自由无度，过犹不及；二是文化无主，杂乱无章。蔡元培废止读经，就彻底取缔了儒家的主体文化地位。他在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大学精神：“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都是无主的自证。当时北大号称大师云集，实乃邪教徒、轻薄子、小人儒云集。儒家作为众家之一，一个醇儒大儒君子儒都没有，岂仅边缘化而已？简直被李代桃僵矣。
【民国】古人称君相不言命，东海曰君相不言势，因为君相是造命造势者。任何人都可以说，运去英雄不自由。唯独君相，不能将失败的责任推卸于运势。后人反思历史，也要察看其君其相是否已经尽人事。就像民国，每论及国党和蒋君的失败，常有人为之开脱，强调外因，包括蟊帮过于奸诈、共产大势上升、美帝支持不力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国党和蒋君失败的原因。但是，要吸收失败的教训，就不能撇开他们自身的问题，包括文化、政治、经济、军事、领导团队各个领域的问题。对此进行反思，不仅是国党的责任，所有有志于重建中华者皆有责焉。
【民国】许东厅友言：“中华民国政府现在还有没有继承道统政统的见识和担当？”东海曰：这个问题问得好。不明王道大义，没有道统担当，是国民党的膏肓之疾。在大陆面对蚂家帮，丢盔弃甲，一败涂地；在台湾面对民进党，屡战屡败，萎靡不振，根本因在此。不能承担道统，就缺乏中华精神民族魂，缺乏道义感召力和政治凝聚力；就难免恶疾缠身，邪魂作祟，思想混乱，党运恶化，误国误民亦自误其党。
【三民】红营说，蟊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华；蓝营说，三民主义是儒家文化的精华。都是借传统文化贴金。蟊思想固然与儒家完全相悖，三民主义与儒家也是格格不入。主义即本位。儒家重视民族民生民权，但不允许它们喧宾夺主而主义化。儒家自有主义，道德上仁主义，政治上民主义，宇宙中人主义。同时，仅看名相即可知，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是方枘圆凿。如果说三民主义参考和吸收了儒家和自由主义，那是略得两家皮毛而已。
【孙蒋】百年中国，文化人以熊十力为第一人，政治家以蒋介石为第一人。虽然世人常将孙蒋并称，其实孙远逊于蒋。论人品政品，孙氏既远高于蟊霌辈，又远逊于蒋君，与袁世凯和民国多数军阀不相上下。如果没有蒋君，孙氏不成人物，国民党更不成体统。在思想上对蒋君影响不良、对政治小利大弊者有二：三民主义和耶教。蒋君败于红毛，受限于此二者就是文化要因。三民主义和耶教夹持之下，儒家文化难以光大，道义力量大受损伤。其晚年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已经迟了，何况运动也未能摆脱三民主义和耶教的限制，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蒋君】蒋君立足于三民主义，既尊信儒家，又尊信耶教，还尊信自由主义，古今中西杂成一团，可称为三民主义杂家。论思想，儒家品质最高，自由主义次之，三民主义和耶教虽然不高，不失为正学正教。这些学说混杂在蒋君思想中，使之不儒不耶、不古不今、不中不洋、不高不低、不大不小、不上不下，比中道君子固然有所不足，比一般士子却又大大有余。其人不缺智勇又非常正派，在政治界，堪称百年第一人。
【时位】潇湘厅友言：“伊尹、周公，是既得时又得位，才做成得那事；孔明是得位而不得时，也只能维持到那地步。”东海曰：此说不错又不全。孔明只能维持到那地步，原因具有双重性：一是时代原因，时也势也；二是自身原因，孔明学术甚杂，未能得乎中道而与伊周并立。类似偏颇的观点颇为流行，将君相政治成就有限和事业不成，完全归咎于外因，归咎于不得其时。
【时位】潇湘厅友言：大德者“既得时又得位，可成王业；得时而不得位，或可为一教化主；得位而不得时，或可呈现一王道之模型，但不能成王业；时位俱不得，隐居求志，独善其身。”这个分析不错。唯“得位而不得时”仍可深思。大德者得君相大位，就获得了创造时势的必要条件和机会。能否充分利用这个条件造起势来，就有赖于内圣功夫了。汤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位、造其势而奋其威也。
【有感】楚狂厅友昨夜痛心疾首，涕泪淋漓，好诗频发。此儒者情怀，难能可贵。如果国民党衮衮诸公有此情怀，如果中华和大陆还在台湾诸公心目中，其党其政当大不一样，把台湾打造成“中华文化的领航者”，未尝不可为也。请莫冷了大陆海外的民国爱护者蒋君拥戴者的孤臣孽子之心。
【儒眼】儒家的政治成功，需要具备两个基础条件：一、有基本自由，包括言论、教育和结社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一切；二、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共业不至于太坏。象春秋战国和民国，上上下下都轻蔑儒家，社会堕落大趋势已成，即使孔孟也无奈之何。共业难挽，此之谓也。
【儒眼】不少民国知识分子毛病不少，以下三种毛病非少数：一眼光迷茫，是非不明，正邪不分；二思想民粹，逢民之恶，逢马之邪；三举止轻浮，无礼不逊，讪君卖直。春秋厅友言：“孔子曾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用在珉国某些文人身上，再恰当不过。”然也，这也是反孔反儒反传统的后遗症之一吧。
【儒眼】民国的自由已经民粹化严重，真而不正，但比起马邦来，仍有其自由和光明。礼文厅友言：“从文人的文章能不能看出现实？鲁迅的文章描述一个恐怖黑暗的黑社会，现在无，都是歌功颂德。”最黑暗的时代，是不允许揭批黑暗的时代，是媒体上一片光明的时代，“都是歌功颂德”的时代。
【史眼】治国理政，尊重了不值得尊重者，就是轻蔑了不应该轻蔑者，必有重大恶果后患。例如蒋君。对熊十力蚂一浮钱穆们礼当高度尊重，却轻描淡写；对胡适们略予尊重既可，却高度尊重。鲁迅死了，还要去送花圈，这不是鼓励乱人乱党吗？对于鲁迅包括众多反儒崇蚂的知识分子，待以自由足矣。在内忧深重、外患日深之时，待他们以自由，让他们自由言，就是天高地厚的宽容恩遇了。同时还必须开展严厉的思想批判，以辟苏俄邪说，以护民族精神，以弘中华正气。否则就是对吾族吾国不负责任。
【史眼】凡是儒家王朝，儒群的品质与王朝的品质成正比。汉唐宋高于元明清，汉唐宋儒群也高于元明清儒群。在所有儒家王朝中，清朝品质最低，清儒品质也最低。非儒家时代则不一定。春秋战国政治品质低下，儒群品质则最高。民国政治和儒群品质，既大逊于清朝，又远高于蚂邦。蚂邦政治品质与儒群品质都是有史以来最低，历史最低谷是也。
【史眼】民国儒包括大陆时期的儒家和港台儒家。说他们逊色于清儒，主要是思想上缺陷多多，问题重重。或集体主义化，认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民粹主义化，认同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或不明蚂学之邪，对蚂毛抱幻想；或不明王道之义，夷王道为民主。这些问题相当普遍。而且政治热情整体不高，不够珍惜自由，不能善用自由，不像孔孟那样热衷于行道。
【史眼】仅有自由，儒家不一定复兴。如春秋战国，属于历史下降期，道家、法家和杨墨等三非学说泛滥，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共业持续恶化，直到暴秦成功。浩劫之后进入汉朝，三非性学说逐渐退潮，历史复又上升。到汉武帝时代，儒家取得意识形态地位和宪位。民国的环境和共业与战国相似，也属于历史下降期，蚂主义、集体主义、民粹主义种种歪理邪说泛滥，成就红蚂浩劫，至今尚未结束，但为期应该不远矣。浩劫之后，各种邪说退潮，历史复又上升，儒家又将取得宪位。故东海曰：“如果拥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教育自由，儒家想不复兴、想不兴旺都不可能。”这段话是指向未来的。
【史眼】要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落实于吾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自由主义，落实为民主政治和制度；一种是通过儒家文化，落实其精华于礼制之中。不仅后者需要儒家主导，前者也需要儒家奠基，为政治和社会提供一定的道德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民主制度也是建立不起来的。三民主义曾经一统中国，但既不足以导出民主，又惨败于蚂列主义。蒋君晚年于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才为台湾后来民主化成功奠下了必要的道德基础。
【史眼】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东海曰：两者都成立。人类历史是道与魔的拉锯史。正常社会顺淘汰，是魔高道更高，正道占上风；反常时代是逆淘汰，道高魔更高，邪魔占上风。五四至今就是逆淘汰，民国初级逆，马邦高级逆。逆极必复，逆到极点，又将逐渐恢复正常。儒家来复意味着复常的开始。目前是马帮回光返照而已，早春将临未临之时，春寒特别料峭，请体制内外有志之士多多保重，注意添衣裳加餐饭。2023-6-6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50/61520236564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