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权的剥夺，是最大的犯罪---人权微论
余东海
【警钟】对人权的剥夺，是最大的犯罪，最严重的反人道罪。对人权的剥夺，最容易导致国家衰弱、社会落后、人民贫困乃至饥荒，而且会导致人民德智的下降和创造创新能力的缺失。时间略久，人种都会退化。例如，朝鲜和马邦人已经开始退化，弱智和脑残越来越多。同时，是正人君子，必重视人权；是良制良法，必维护人权。一切反对、剥夺人权自由的人物、势力、政治和制度，都不是好东西。严厉批判它们，从思想上、道德上清算它们，是正人君子的责任！
【真伪】儒家既然来了，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反对极权主义和特权阶级，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安全和人权安全。凡是以儒家的名义反自由反人权者，必非儒家。这种人若非奇蠢如猪，就是冒牌之货。在极权社会，任何好东西都会被特权阶级及三帮分子窃取和冒充，儒家的名义也不例外。要批判儒家，请先辨真伪；有志于学儒，请先辨真伪。
【失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吾儒以坚持思想、道德和政治原则为守节。例如东海，如果不能坚持仁义和自由原则，就是失节。那是比饿死更大的大事，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至于反对人权自由，赞美极权暴政，在儒眼看来，不仅非礼失节，而且丧心病狂。东海宁死不为也。文化人如何对待极权主义，不仅是华夷之别，更关乎人禽之辨。儒生不可不慎之也！
【史眼】一个社会反常到一定程度，官民德智缺失到一定地步，良制良法就无法建立起来。换言之，当多数人不配享有人权自由，人权自由就丧失了立足之地。这里的不配，是思想和道德的不配。例如，支持马路者，崇拜暴君者，歌颂暴秦者，鼓吹商韩者，信奉丛林法则者，反孔反儒反自由者，都是极端反常派。以这些人为主流的社会，焉能不与人权自由绝缘，当然最与极权主义相应。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此之谓也。
【史眼】儒家大而能容，大而能化，善于以文化人，以仁化人。道援天下，即仁化天下，文化天下。然儒家欲化天下，必须有三个前提：一是真儒家真仁义，二能辟邪说弘正义，求人权反极权，三有相应的权位。权位有赖于外在条件，但前两个前提不需要条件。不仁不义非儒也，不辟邪说不反极权，亦非儒也。苟同邪说极权，不仅非儒，而是三帮分子；不仅不能化人，反而自己先邪恶化了。这种人若有权位，那是家国天下的不幸，更是儒家的不幸。
【儒眼】陈明对知识群体中崇西、媚西、恐西现象进行批评，或许不无道理。但吾以为有必要说明两点：一、人权自由不是西方的文化专利和文明特产，倡导人权自由不是媚西；二、知识群体中虽有媚西现象，并非主流，也不严重。知识群体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崇马媚马恐马，这才是知识群体的心腹之疾，自误误人，误人子弟，误导社会，导致无数人沦为权奴物奴。此疾不除，终为贱类。
【中美】特权阶级剥夺人权，弱势群体和知识群体普遍不知争取，甚至积极主动地反人权。中国人的人权问题，要靠美国持久引导和强硬施压，才能略微改观。中美关系较好的时候，中国人生存权略有保障，自由度略有上升。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施压无效，中国自由度又急遽下降、生存权又毫无保障矣，各种恶法恶规又层出不穷矣，因贫自杀者、因冤杀人者、青少年失踪者又层出不穷矣。每念及此，悲不自胜。没有美帝引导和施压，或者施压无效，马邦就是大号朝鲜。
【国民】关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三种说法。其一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二曰，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其三曰，匹夫兴亡，国家有责。三个观点中，其一是国家主义的观点，完全错误；二三正确，是王道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共识。国家兴亡，是领导阶层和官员群体的责任，民众无责。相反，国家要爱民保民，为人民提供人权自由、人格尊严保障，为人民负责。另复须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所谓亡天下，特指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社会状况，如马家社会，就是典型的亡天下，亡得特别彻底。欲救之，非弘扬和保卫仁义之道不可。重兴天下，人人有责；弘道卫道，吾儒有责！
【自由】关于道德和自由，哈耶克说：“自由是道德产生的源泉和条件，没有自由的国度，注定不可能产生道德。”东海曰：道德是自由产生的源泉和条件，没有道德的国度，注定不可能产生自由。两种说法都成立。自由植根于王道，王道植根于圣德，没有圣贤道德就没有王道自由。故道德是自由产生的源泉和条件。这条政治律同样适用于西方。阿克顿勋爵说：“良知自由是所有各种自由中的首要先锋，因为它是人们得以避免邪恶的自由。”又说：“良知是自由的一个基石”云云。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人本主义道德。自由人权平等是政治道德，民主法治作为良制良法，本身潜含一定的政治道德。或者说，民主法治具有制度和道德的双重性。注意，佛道两家和西方宗教虽各有道德，但她们都未能立足于人道，其道德没有政治性，开不出良制良法和政治自由。
【答客】导斌厅友言：“中国早就产生了道德，却迟至今日尚无自由。”东海答：中国自古无自由之名而有自由之实。孔子编书自尧始，这个自古可以追溯到尧舜时，原始大同王道时代，政治道德和社会自由都达到历史最高。《击壤歌》的“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对人民自由的形象描述。自夏商至唐宋，自由度有所降低。元明进一步降低，清朝降到最低，仍然不乏自由。四九之后，中国沦为马邦，政治极端无道，社会极端缺德，自由彻底消失，国家进入地狱模式。换言之，道德和自由都降到历史最低。
【反派】百年来反自由派远远多于自由派。很多马家知识群体包括马儒，公开明确赤裸裸地批判人权宪政、民主制度和西方文明，都是旗帜鲜明的反自由派。还有很多人，口头上名义上是自由派，本质上却是反自由派。例如，马列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反儒主义、神本主义各派，都是反自由派，无论他们把民主的旗帜举得多么高，自由的口号叫得多么响，无论他们初心、动机和出发点如何，本质上都是大悖自由之道的，对于自由事业无益有害。百年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多乎哉不多也。
【态度】东海不认同自由主义，不是完全不认同，而是不完全认同。也可以说，是相当认同，颇有认同感。吾以为，这是当代儒家最正确、最中庸的态度。完全不认同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者，是不是人姑且不论，不配为儒可以肯定。同时，吾完全认同自由，以仁义和自由为仁本主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内而以道德自由为个人理想，外而以王道自由为政治梦想。
【标准】判断一种制度的善恶，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能否保护人权自由，公正文明；二能否提升人民德智，导之以德；三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富民强国。我们之所以论断民主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善制，就是因为她完全符合这三条标准。我们倡导王道礼制，是坚信比民主制更加优越，在这三方面效果更好。否则照搬民主制可也，何必多此一举？三方面相辅相成，又以保护人权自由最为重要。这是判断制度优劣善恶的最高标准，能则善，否则恶，可以一票否决。一种制度若不能保护人权自由，无论其它方面如何行，都不足道，都必须推倒重建！
【总结】只要坚持和支持马路，被剥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都是自作自受自作孽。厓山群友言：“马主义的精髓一言以蔽，曰：把你们的自由财产生命一切都交给我。”这个总结非常到位，可与毛氏的一个总结媲美。毛氏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反常反动的造反学说，为造反作乱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武器。吾称之为六反：反人性、反人格、反人伦、反人权、反人道、反人类。
【史眼】去马归儒是一项特别伟大也特别艰难的历史性的文化政治工程，即使圣贤在位，也必须分阶段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现阶段，谁能在政治上成功去马，无论自己是否儒家，政治是否归儒，都不愧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性伟人，不愧为振兴民族、重建文明的新中华元勋。若能成功去马，无论儒化西化，各有各的正确，都可以让吾民享有人权自由，让吾国兴旺发达起来。在自由社会，儒家群和自由派可以展开文明竞争。吾相信，经过极权主义的锻炼考验，儒家可以积累很大的思想和道义优势，完全有能力有机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千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教授曾给他的博士生们赠送过“三千万”：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他说，理解这“三千万”，方能真正去做事。东海曰：这“三千万”只适用于马邦。吾有另外的“三千万”奉赠给有志之士：千万不要怀疑因果的真实，千万不要低估自由的重要，千万不要忘记把自己也把别人当人看。理解这“三千万”，方能真正去做好事。
【答客】爱鸥群友言：“宪政就是法律至上的政治模式、约束权力的政治模式，所有的人、所有的学术主张、所有的宗教都必须遵守法律。儒家思想确实具有很多可以汲取、借鉴之处，但也必须遵守宪法。因此，既然实行宪政，就不能在宪法前边再加儒作为定语，或者说儒宪这个词语违背宪政理念。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底线原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限制底线、只要不突破底线都属于个人自由，更多地保护个体自由，这就是‘法无禁止即自由’。”东海答：儒宪也是宪政，必须遵循宪政原则，维护人权自由，不同在于官民自由度有所不同。盖儒宪有礼法两条底线，于民众，法无禁止即自由；于官员，礼无禁止即自由。这意味着对官员的要求特别高，非礼都不行，遑论非法。儒宪之下，官场高度庄严，德位相称，诚惶诚恐不逾礼。民众高度自由，嗈嗈熙熙，帝力于我何有哉。
【答客】或问：马家党纪严于国法，是否受到儒家影响，有礼法双重底线的味道？东海答：形似实非。首先，儒家礼制以民为本，马帮党纪以党为本，以党为重，本质上就严重非礼。其次，经过集唯物主义、唯党主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于一体的马家邪说洗脑，其官员的思想品质、道德品质普遍败坏，根据孟子的标准，大多丧失了四端之心，已经非人化禽兽化了。别说纪律，严刑峻法都未必能约束它们习与性成的贪婪凶恶。马帮有官皆贪无吏不腐，反不完的腐，除不完的恶，根本因在此。
【儒宪】王道政治的基本制度是礼制。礼本于天，礼制精神植根于天道，万古不易，但礼制形式因时而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礼制。儒宪的礼制是公天下礼制，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基本原则，其形式和性质都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家天下礼制大有区别。儒宪就是要把隐晦已久的政治大道重新开发出来、彰明起来。这样的宪政，完全可以吸收美西宪政的精华而为我所用。东海有四为四致方针曰：为儒家致大道，为国家致宪政，为国民致自由，为自家致良知。有志于此者，有志于重建中华、解放人民者，曷兴乎来！
【大道】儒家王道有大小之别。小道是小康王道。自夏商周到元明清，都是小道，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离。清朝最差，只能打六十分；西周最好，也只有九十分。大道是大同王道，尧舜即古典大同。尧舜之后，大道一直隐而不彰。吾儒的责任就是要将大道重新彰明于世，并争取早日实践于中国。这个工作本来应由清末儒家去做，把家天下顺利转型为公天下。遗憾当时儒群的思想道德品质都太有限，未能承担起这个反本开新的历史重任。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吾辈有责焉，不能再等了。2023-6-4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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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警钟】对人权的剥夺，是最大的犯罪，最严重的反人道罪。对人权的剥夺，最容易导致国家衰弱、社会落后、人民贫困乃至饥荒，而且会导致人民德智的下降和创造创新能力的缺失。时间略久，人种都会退化。例如，朝鲜和马邦人已经开始退化，弱智和脑残越来越多。同时，是正人君子，必重视人权；是良制良法，必维护人权。一切反对、剥夺人权自由的人物、势力、政治和制度，都不是好东西。严厉批判它们，从思想上、道德上清算它们，是正人君子的责任！
【真伪】儒家既然来了，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反对极权主义和特权阶级，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安全和人权安全。凡是以儒家的名义反自由反人权者，必非儒家。这种人若非奇蠢如猪，就是冒牌之货。在极权社会，任何好东西都会被特权阶级及三帮分子窃取和冒充，儒家的名义也不例外。要批判儒家，请先辨真伪；有志于学儒，请先辨真伪。
【失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吾儒以坚持思想、道德和政治原则为守节。例如东海，如果不能坚持仁义和自由原则，就是失节。那是比饿死更大的大事，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至于反对人权自由，赞美极权暴政，在儒眼看来，不仅非礼失节，而且丧心病狂。东海宁死不为也。文化人如何对待极权主义，不仅是华夷之别，更关乎人禽之辨。儒生不可不慎之也！
【史眼】一个社会反常到一定程度，官民德智缺失到一定地步，良制良法就无法建立起来。换言之，当多数人不配享有人权自由，人权自由就丧失了立足之地。这里的不配，是思想和道德的不配。例如，支持马路者，崇拜暴君者，歌颂暴秦者，鼓吹商韩者，信奉丛林法则者，反孔反儒反自由者，都是极端反常派。以这些人为主流的社会，焉能不与人权自由绝缘，当然最与极权主义相应。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此之谓也。
【史眼】儒家大而能容，大而能化，善于以文化人，以仁化人。道援天下，即仁化天下，文化天下。然儒家欲化天下，必须有三个前提：一是真儒家真仁义，二能辟邪说弘正义，求人权反极权，三有相应的权位。权位有赖于外在条件，但前两个前提不需要条件。不仁不义非儒也，不辟邪说不反极权，亦非儒也。苟同邪说极权，不仅非儒，而是三帮分子；不仅不能化人，反而自己先邪恶化了。这种人若有权位，那是家国天下的不幸，更是儒家的不幸。
【儒眼】陈明对知识群体中崇西、媚西、恐西现象进行批评，或许不无道理。但吾以为有必要说明两点：一、人权自由不是西方的文化专利和文明特产，倡导人权自由不是媚西；二、知识群体中虽有媚西现象，并非主流，也不严重。知识群体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崇马媚马恐马，这才是知识群体的心腹之疾，自误误人，误人子弟，误导社会，导致无数人沦为权奴物奴。此疾不除，终为贱类。
【中美】特权阶级剥夺人权，弱势群体和知识群体普遍不知争取，甚至积极主动地反人权。中国人的人权问题，要靠美国持久引导和强硬施压，才能略微改观。中美关系较好的时候，中国人生存权略有保障，自由度略有上升。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施压无效，中国自由度又急遽下降、生存权又毫无保障矣，各种恶法恶规又层出不穷矣，因贫自杀者、因冤杀人者、青少年失踪者又层出不穷矣。每念及此，悲不自胜。没有美帝引导和施压，或者施压无效，马邦就是大号朝鲜。
【国民】关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三种说法。其一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二曰，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其三曰，匹夫兴亡，国家有责。三个观点中，其一是国家主义的观点，完全错误；二三正确，是王道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共识。国家兴亡，是领导阶层和官员群体的责任，民众无责。相反，国家要爱民保民，为人民提供人权自由、人格尊严保障，为人民负责。另复须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所谓亡天下，特指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社会状况，如马家社会，就是典型的亡天下，亡得特别彻底。欲救之，非弘扬和保卫仁义之道不可。重兴天下，人人有责；弘道卫道，吾儒有责！
【自由】关于道德和自由，哈耶克说：“自由是道德产生的源泉和条件，没有自由的国度，注定不可能产生道德。”东海曰：道德是自由产生的源泉和条件，没有道德的国度，注定不可能产生自由。两种说法都成立。自由植根于王道，王道植根于圣德，没有圣贤道德就没有王道自由。故道德是自由产生的源泉和条件。这条政治律同样适用于西方。阿克顿勋爵说：“良知自由是所有各种自由中的首要先锋，因为它是人们得以避免邪恶的自由。”又说：“良知是自由的一个基石”云云。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人本主义道德。自由人权平等是政治道德，民主法治作为良制良法，本身潜含一定的政治道德。或者说，民主法治具有制度和道德的双重性。注意，佛道两家和西方宗教虽各有道德，但她们都未能立足于人道，其道德没有政治性，开不出良制良法和政治自由。
【答客】导斌厅友言：“中国早就产生了道德，却迟至今日尚无自由。”东海答：中国自古无自由之名而有自由之实。孔子编书自尧始，这个自古可以追溯到尧舜时，原始大同王道时代，政治道德和社会自由都达到历史最高。《击壤歌》的“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对人民自由的形象描述。自夏商至唐宋，自由度有所降低。元明进一步降低，清朝降到最低，仍然不乏自由。四九之后，中国沦为马邦，政治极端无道，社会极端缺德，自由彻底消失，国家进入地狱模式。换言之，道德和自由都降到历史最低。
【反派】百年来反自由派远远多于自由派。很多马家知识群体包括马儒，公开明确赤裸裸地批判人权宪政、民主制度和西方文明，都是旗帜鲜明的反自由派。还有很多人，口头上名义上是自由派，本质上却是反自由派。例如，马列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反儒主义、神本主义各派，都是反自由派，无论他们把民主的旗帜举得多么高，自由的口号叫得多么响，无论他们初心、动机和出发点如何，本质上都是大悖自由之道的，对于自由事业无益有害。百年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多乎哉不多也。
【态度】东海不认同自由主义，不是完全不认同，而是不完全认同。也可以说，是相当认同，颇有认同感。吾以为，这是当代儒家最正确、最中庸的态度。完全不认同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者，是不是人姑且不论，不配为儒可以肯定。同时，吾完全认同自由，以仁义和自由为仁本主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内而以道德自由为个人理想，外而以王道自由为政治梦想。
【标准】判断一种制度的善恶，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能否保护人权自由，公正文明；二能否提升人民德智，导之以德；三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富民强国。我们之所以论断民主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善制，就是因为她完全符合这三条标准。我们倡导王道礼制，是坚信比民主制更加优越，在这三方面效果更好。否则照搬民主制可也，何必多此一举？三方面相辅相成，又以保护人权自由最为重要。这是判断制度优劣善恶的最高标准，能则善，否则恶，可以一票否决。一种制度若不能保护人权自由，无论其它方面如何行，都不足道，都必须推倒重建！
【总结】只要坚持和支持马路，被剥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都是自作自受自作孽。厓山群友言：“马主义的精髓一言以蔽，曰：把你们的自由财产生命一切都交给我。”这个总结非常到位，可与毛氏的一个总结媲美。毛氏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反常反动的造反学说，为造反作乱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武器。吾称之为六反：反人性、反人格、反人伦、反人权、反人道、反人类。
【史眼】去马归儒是一项特别伟大也特别艰难的历史性的文化政治工程，即使圣贤在位，也必须分阶段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现阶段，谁能在政治上成功去马，无论自己是否儒家，政治是否归儒，都不愧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性伟人，不愧为振兴民族、重建文明的新中华元勋。若能成功去马，无论儒化西化，各有各的正确，都可以让吾民享有人权自由，让吾国兴旺发达起来。在自由社会，儒家群和自由派可以展开文明竞争。吾相信，经过极权主义的锻炼考验，儒家可以积累很大的思想和道义优势，完全有能力有机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千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教授曾给他的博士生们赠送过“三千万”：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他说，理解这“三千万”，方能真正去做事。东海曰：这“三千万”只适用于马邦。吾有另外的“三千万”奉赠给有志之士：千万不要怀疑因果的真实，千万不要低估自由的重要，千万不要忘记把自己也把别人当人看。理解这“三千万”，方能真正去做好事。
【答客】爱鸥群友言：“宪政就是法律至上的政治模式、约束权力的政治模式，所有的人、所有的学术主张、所有的宗教都必须遵守法律。儒家思想确实具有很多可以汲取、借鉴之处，但也必须遵守宪法。因此，既然实行宪政，就不能在宪法前边再加儒作为定语，或者说儒宪这个词语违背宪政理念。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底线原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限制底线、只要不突破底线都属于个人自由，更多地保护个体自由，这就是‘法无禁止即自由’。”东海答：儒宪也是宪政，必须遵循宪政原则，维护人权自由，不同在于官民自由度有所不同。盖儒宪有礼法两条底线，于民众，法无禁止即自由；于官员，礼无禁止即自由。这意味着对官员的要求特别高，非礼都不行，遑论非法。儒宪之下，官场高度庄严，德位相称，诚惶诚恐不逾礼。民众高度自由，嗈嗈熙熙，帝力于我何有哉。
【答客】或问：马家党纪严于国法，是否受到儒家影响，有礼法双重底线的味道？东海答：形似实非。首先，儒家礼制以民为本，马帮党纪以党为本，以党为重，本质上就严重非礼。其次，经过集唯物主义、唯党主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于一体的马家邪说洗脑，其官员的思想品质、道德品质普遍败坏，根据孟子的标准，大多丧失了四端之心，已经非人化禽兽化了。别说纪律，严刑峻法都未必能约束它们习与性成的贪婪凶恶。马帮有官皆贪无吏不腐，反不完的腐，除不完的恶，根本因在此。
【儒宪】王道政治的基本制度是礼制。礼本于天，礼制精神植根于天道，万古不易，但礼制形式因时而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礼制。儒宪的礼制是公天下礼制，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基本原则，其形式和性质都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家天下礼制大有区别。儒宪就是要把隐晦已久的政治大道重新开发出来、彰明起来。这样的宪政，完全可以吸收美西宪政的精华而为我所用。东海有四为四致方针曰：为儒家致大道，为国家致宪政，为国民致自由，为自家致良知。有志于此者，有志于重建中华、解放人民者，曷兴乎来！
【大道】儒家王道有大小之别。小道是小康王道。自夏商周到元明清，都是小道，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离。清朝最差，只能打六十分；西周最好，也只有九十分。大道是大同王道，尧舜即古典大同。尧舜之后，大道一直隐而不彰。吾儒的责任就是要将大道重新彰明于世，并争取早日实践于中国。这个工作本来应由清末儒家去做，把家天下顺利转型为公天下。遗憾当时儒群的思想道德品质都太有限，未能承担起这个反本开新的历史重任。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吾辈有责焉，不能再等了。2023-6-4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本文由《中國之春》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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