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远大于意义：再看“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的悲剧结局，让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非法性质，第一次曝光于全世界的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六四”运动的意义。
但“六四”运动的教训，远大于意义。“六四”运动的教训是，它的失败令中国错失了及早结束共产党专制的难逢机遇：
共产党政权许多方面与满清酷似，其一是：它最残暴野蛮的时候，是它生命力最强大的时候，而在它相对开明的时候，却是它生命力衰弱，政权容易瓦解的时候。
赵紫阳时期是迄今为止中共国最开明的时期，也是中共最容易垮台的时期，可惜因为“六四”运动的失败，中国人错失了这一机遇；而苏联人却抓住了共产党开明的机遇。
俗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汲取了“六四”学运爆发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变天的教训，绝对不会再给中国人类八十年代那种宽松的政治环境，因此，因中共开明而带来的变天机遇，不可能再有，未来中国变天的代价，肯定会大得多。
毫无疑问，“六四”运动的自由民主诉求，是完全正义的，但这不能掩盖它是一场具有重大缺陷的政治运动：
“六四”运动的理论和策略，都是完全错误的。“六四”运动的理论，就是“全盘西化”的理论，“六四”之前中共赵紫阳当局让央视在黄金时段播放的《河殇》，就是“六四”运动的理论集大成和精神图腾。《河殇》全盘否定“黄色文明”（即中国的主体汉文明），并将以古希腊和盎格鲁撒克逊为代表的西方“蓝色文明”捧上云端，奉为至尊宝典，由此出发，将包括共产党赤祸在内的中国历史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中国的“黄色文明”——于是在《河殇》眼中，毛共的“文革”浩劫，当然也是中国传统“黄色文明”造的孽。
这种决绝否定华夏文明的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必然会衍生“全盘西化”的追求：既然中共的极权专制，是“黄色文明”造的孽，那么中国要想自由民主，当然就非得“全盘西化”不可。
因此，当年影响和领导“六四”运动的精英群体，也就入了“缪托知己”的歧途，他们与中共一样尊奉起反传统的进步主义，作为他们的指导灵，所以“六四”运动处处闪现着西方“性解放”的陆离光影，区别仅在于中共反传统穿的是“中山装”，他们反传统穿的是牛仔裤。
当年影响和领导“六四”运动的精英群体，做梦也不会懂得：他们奉行的反传统的进步主义的轨道，与共产党的极权专制轨道是同一个轨道。沿着这条轨道走下去，迎来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奴役，就是全球主义的奴役，民主党窃选上台后的美国，就是后者的例子。
这种进步主义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导出同为进步主义势力的共产党，优于中华“黄色文明”的结论，也就是说：
中共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理所应当，完全正确，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把中国传统的“封建糟粕”完全革掉，否则中国的“全盘西化”早就实现了！
既然毛共的缺点是没有把中国传统的“封建糟粕”完全革掉，反而继承了““封建糟粕”，那么彻底否定了“毛文革”的邓共，当然是实现“全盘西化”的最可信靠的力量。因为《河殇》影响和鼓舞出来的当年的知识分子和学领，目标就是“全盘西化”，那么中国传统当然是头号敌人，而与他们一样反传统的、西来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成了可借助的力量——《河殇》影响和鼓舞出来的当年的知识分子和学领，期盼中共彻底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帮他们实现“全盘西化”。
这就是当年的“六四”运动，反中国传统远甚于反共产党，甚至不愿反共产党的理论根源。
正因为《河殇》的进步主义反传统甚于共产党，所以连见识过维族屠汉厉害，还剩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王震都说：“《河殇》对中华民族的诬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列毛诬蔑中华民族，中共老匪王震是选择性失明的）
《河殇》作者之所以只讨伐“黄色文明”，而对共产党的祸害完全回避，或许有“擦边球”的策略考量，但它对“六四”运动以及当年的异议知识分子的客观上的巨大误导，是毋庸质疑的。
《河殇》固然对中国八九民运起了巨大的误导作用，但是大学生的年纪，心智成熟、少年老成的人能有几人？我们能够用要求政客的标准，去要求当年二十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们高瞻远瞩、老谋深算吗？显然这样的要求是不公正的。
放眼世界，莫非1990年的蒙古乌兰巴托民运、1991年莫斯科街头的民运。。。组织者和领导者都是高瞻远瞩、老谋深算之辈吗？显然不是，当年领导“819”运动的叶利钦，不也是火急攻心的“全盘西化”主义者吗？及至上台之后，在被美国和北约继续围堵的铁墙碰得鼻青脸肿时，叶利钦才清醒过来。
也就是说，尽管“六四”运动的缪托知己、理论错误，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关键的问题是：
同样是火急攻心的“全盘西化”，为什么1990年的乌兰巴托民运、1991年的莫斯科民运成功了，而规模大得多的“六四”运动却惨败收场呢？
主因有两点：
一是赵紫阳的不作为，这是首要原因。当时军队支持哪一方，是能够立竿见影决定“六四”运动成败的关键，万分可惜的是，1989年5月中旬，当时作为总书记和解放军第一政委的赵紫阳，却在“戒严部队”动摇，三分之二党政军领导干部心向自己的大好形势下，不敢以总书记的身份号召军队“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拒绝执行邓小平的镇压令：泄漏的国安部文件显示，中共二号军头杨尚昆一度骑墙试探赵紫阳，在确知了赵紫阳不愿反对邓小平之后，才无奈重新倒向邓；而接到邓小平镇压令的秦基伟上将，拒绝执行命令，并请示赵紫阳长达四个多小时，希望赵紫阳以总政委名义推翻邓小平的镇压令，但始终没等到赵紫阳的回复。。。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的不作为，导致本来动摇的军队，又重新听命于邓小平。
关键时刻，赵紫阳作出了与叶利钦相反的选择，赵紫阳的不作为，完全有负于当时他的职务所应有的担当，因此，在决定“六四”运动成败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完全失职了。
当年如果赵紫阳放手一搏的话，“六四”运动的成功，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学运领导者愚蠢地自缚手脚、画地为牢，坚决与非学生示威民众划清界限：
当时柴玲、李录、封从德之流皆鼓吹“保持学运的纯洁性”，自以为可以免授中共镇压的借口，殊不知政治斗争是实力的博弈，不是你要中共让步，中共就会让步的，关键是你有什么实力能够迫使中共让步？你有什么实力能够迫使中共不敢镇压？
与非学生示威民众划清界限，等于是自我孤立，也就注定了“六四”运动搞不大、搞不深、搞不久。。。这样一来你有什么本钱让中共让步呢？你又有什么本钱让中共取消镇压呢？
更令人发指的是：1989年5月，柴玲、李录、封从德一伙（学运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竟然丧心病狂地以“常委会决议”的方式，将泼污毛泽东像的湖南热血青年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三人扭送中共公安机关，导致三人各坐了十几年的中共大牢，其中喻东岳在狱中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而令人齿冷的是，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出狱后，迄今对三人被囚责无旁贷的柴玲、封从德没有一个字的问候，更没有一个字的道歉，甚至在2017年余志坚因病早逝时，也没有一声问候——这两人就象邓六四一样“伟光正”！
而学运领导人之所以要扭送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无非是向中共示好、献媚——以牺牲其他反专制同路人的可耻方式。
公正地说，因为当年年轻，学运领袖之失策，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出卖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的行径是永远不可原谅的，因为这完全是无底线的政治流氓行径！不出卖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不是超越他们当年年龄的难事。
并不夸张的说，如果继续以他们当年扭送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的同类相残品质行事，再有十个“八九”式的变天机会，他们也是抓不住的。
曾节明 2023.6.6 阴凉凌晨于纽约上州
“六四”运动的悲剧结局，让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非法性质，第一次曝光于全世界的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六四”运动的意义。
但“六四”运动的教训，远大于意义。“六四”运动的教训是，它的失败令中国错失了及早结束共产党专制的难逢机遇：
共产党政权许多方面与满清酷似，其一是：它最残暴野蛮的时候，是它生命力最强大的时候，而在它相对开明的时候，却是它生命力衰弱，政权容易瓦解的时候。
赵紫阳时期是迄今为止中共国最开明的时期，也是中共最容易垮台的时期，可惜因为“六四”运动的失败，中国人错失了这一机遇；而苏联人却抓住了共产党开明的机遇。
俗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汲取了“六四”学运爆发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变天的教训，绝对不会再给中国人类八十年代那种宽松的政治环境，因此，因中共开明而带来的变天机遇，不可能再有，未来中国变天的代价，肯定会大得多。
毫无疑问，“六四”运动的自由民主诉求，是完全正义的，但这不能掩盖它是一场具有重大缺陷的政治运动：
“六四”运动的理论和策略，都是完全错误的。“六四”运动的理论，就是“全盘西化”的理论，“六四”之前中共赵紫阳当局让央视在黄金时段播放的《河殇》，就是“六四”运动的理论集大成和精神图腾。《河殇》全盘否定“黄色文明”（即中国的主体汉文明），并将以古希腊和盎格鲁撒克逊为代表的西方“蓝色文明”捧上云端，奉为至尊宝典，由此出发，将包括共产党赤祸在内的中国历史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中国的“黄色文明”——于是在《河殇》眼中，毛共的“文革”浩劫，当然也是中国传统“黄色文明”造的孽。
这种决绝否定华夏文明的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必然会衍生“全盘西化”的追求：既然中共的极权专制，是“黄色文明”造的孽，那么中国要想自由民主，当然就非得“全盘西化”不可。
因此，当年影响和领导“六四”运动的精英群体，也就入了“缪托知己”的歧途，他们与中共一样尊奉起反传统的进步主义，作为他们的指导灵，所以“六四”运动处处闪现着西方“性解放”的陆离光影，区别仅在于中共反传统穿的是“中山装”，他们反传统穿的是牛仔裤。
当年影响和领导“六四”运动的精英群体，做梦也不会懂得：他们奉行的反传统的进步主义的轨道，与共产党的极权专制轨道是同一个轨道。沿着这条轨道走下去，迎来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奴役，就是全球主义的奴役，民主党窃选上台后的美国，就是后者的例子。
这种进步主义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导出同为进步主义势力的共产党，优于中华“黄色文明”的结论，也就是说：
中共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理所应当，完全正确，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把中国传统的“封建糟粕”完全革掉，否则中国的“全盘西化”早就实现了！
既然毛共的缺点是没有把中国传统的“封建糟粕”完全革掉，反而继承了““封建糟粕”，那么彻底否定了“毛文革”的邓共，当然是实现“全盘西化”的最可信靠的力量。因为《河殇》影响和鼓舞出来的当年的知识分子和学领，目标就是“全盘西化”，那么中国传统当然是头号敌人，而与他们一样反传统的、西来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成了可借助的力量——《河殇》影响和鼓舞出来的当年的知识分子和学领，期盼中共彻底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帮他们实现“全盘西化”。
这就是当年的“六四”运动，反中国传统远甚于反共产党，甚至不愿反共产党的理论根源。
正因为《河殇》的进步主义反传统甚于共产党，所以连见识过维族屠汉厉害，还剩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王震都说：“《河殇》对中华民族的诬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列毛诬蔑中华民族，中共老匪王震是选择性失明的）
《河殇》作者之所以只讨伐“黄色文明”，而对共产党的祸害完全回避，或许有“擦边球”的策略考量，但它对“六四”运动以及当年的异议知识分子的客观上的巨大误导，是毋庸质疑的。
《河殇》固然对中国八九民运起了巨大的误导作用，但是大学生的年纪，心智成熟、少年老成的人能有几人？我们能够用要求政客的标准，去要求当年二十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们高瞻远瞩、老谋深算吗？显然这样的要求是不公正的。
放眼世界，莫非1990年的蒙古乌兰巴托民运、1991年莫斯科街头的民运。。。组织者和领导者都是高瞻远瞩、老谋深算之辈吗？显然不是，当年领导“819”运动的叶利钦，不也是火急攻心的“全盘西化”主义者吗？及至上台之后，在被美国和北约继续围堵的铁墙碰得鼻青脸肿时，叶利钦才清醒过来。
也就是说，尽管“六四”运动的缪托知己、理论错误，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关键的问题是：
同样是火急攻心的“全盘西化”，为什么1990年的乌兰巴托民运、1991年的莫斯科民运成功了，而规模大得多的“六四”运动却惨败收场呢？
主因有两点：
一是赵紫阳的不作为，这是首要原因。当时军队支持哪一方，是能够立竿见影决定“六四”运动成败的关键，万分可惜的是，1989年5月中旬，当时作为总书记和解放军第一政委的赵紫阳，却在“戒严部队”动摇，三分之二党政军领导干部心向自己的大好形势下，不敢以总书记的身份号召军队“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拒绝执行邓小平的镇压令：泄漏的国安部文件显示，中共二号军头杨尚昆一度骑墙试探赵紫阳，在确知了赵紫阳不愿反对邓小平之后，才无奈重新倒向邓；而接到邓小平镇压令的秦基伟上将，拒绝执行命令，并请示赵紫阳长达四个多小时，希望赵紫阳以总政委名义推翻邓小平的镇压令，但始终没等到赵紫阳的回复。。。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的不作为，导致本来动摇的军队，又重新听命于邓小平。
关键时刻，赵紫阳作出了与叶利钦相反的选择，赵紫阳的不作为，完全有负于当时他的职务所应有的担当，因此，在决定“六四”运动成败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完全失职了。
当年如果赵紫阳放手一搏的话，“六四”运动的成功，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学运领导者愚蠢地自缚手脚、画地为牢，坚决与非学生示威民众划清界限：
当时柴玲、李录、封从德之流皆鼓吹“保持学运的纯洁性”，自以为可以免授中共镇压的借口，殊不知政治斗争是实力的博弈，不是你要中共让步，中共就会让步的，关键是你有什么实力能够迫使中共让步？你有什么实力能够迫使中共不敢镇压？
与非学生示威民众划清界限，等于是自我孤立，也就注定了“六四”运动搞不大、搞不深、搞不久。。。这样一来你有什么本钱让中共让步呢？你又有什么本钱让中共取消镇压呢？
更令人发指的是：1989年5月，柴玲、李录、封从德一伙（学运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竟然丧心病狂地以“常委会决议”的方式，将泼污毛泽东像的湖南热血青年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三人扭送中共公安机关，导致三人各坐了十几年的中共大牢，其中喻东岳在狱中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而令人齿冷的是，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出狱后，迄今对三人被囚责无旁贷的柴玲、封从德没有一个字的问候，更没有一个字的道歉，甚至在2017年余志坚因病早逝时，也没有一声问候——这两人就象邓六四一样“伟光正”！
而学运领导人之所以要扭送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无非是向中共示好、献媚——以牺牲其他反专制同路人的可耻方式。
公正地说，因为当年年轻，学运领袖之失策，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出卖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的行径是永远不可原谅的，因为这完全是无底线的政治流氓行径！不出卖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不是超越他们当年年龄的难事。
并不夸张的说，如果继续以他们当年扭送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的同类相残品质行事，再有十个“八九”式的变天机会，他们也是抓不住的。
曾节明 2023.6.6 阴凉凌晨于纽约上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