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研究的理性反思——噶尔丹研究之四
李秀梅
一、为什么要再研究噶尔丹定性问题
二十一世纪前后，世界和中国面临又一次社会转型期，类似于噶尔丹时期的欧亚大陆的社会状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社会阶层增多，各种利益要求复杂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断显现，国际社会一些消极力量乘机插手中国政治事务，使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趋向复杂化。称目前中国是社会问题最多的国家。反映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体系就开始从各学科独自局部发展走向一个“全球化”和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边缘学科增多，学科体系交叉明显，冲击着我们固有的研究思维，这些需要我们对以往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的反思和跨文化对比研究，针对现实，认清矛盾，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在之前对噶尔丹研究的过程中，[1] 我们已经明确论述了噶尔丹一生的经历，涉及到的重要历史因素有：纵向发展方面——噶尔丹自身的成长过程及其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噶尔丹作为准噶尔人对自己部族的统一的贡献；噶尔丹政治统一过程中造成的部族的分裂及其影响。这些以线形思维方式很容易找到有效的思考方法。横向发展方面——噶尔丹政治统一过程中与同宗同教部族的战争及其性质；噶尔丹建立的准噶尔汗国的政权性质；噶尔丹与清朝的战争性质；准噶尔政权与清朝政权之间关系的性质；清朝政权的历史地位；准噶尔与俄国关系的性质。这些需要建立起立体的思维模式。
对于这些历史因素中的史实，我们主要依靠各种文字的历史记载来印证、阐释。实际上，对噶尔丹的研究，史料学意义上挖掘的空间还非常大，各种文字的、各个研究领域的史料还以隐形的、未知的、无法使用的、有待整理的等各种方式存在着，所以很多史学研究者寄希望于未来的史料挖掘，能使已有的研究成果更推进一步。但挖掘的结果又如何呢？
史学家在记述历史的时候，存在这样一种逻辑，用自己的思维明确阐述要说的问题本身、自己的特定表达语式与自己的看法。那么，后世的研究者在接触这些史料时，也有自己的接受方式：选读什么内容、用什么思维看待和读后的体会。在写与读双方接触这一段史料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对应状况：读者读懂了作者的思维方式，并按照史料本原的记述运用了史料；读者曲解了作者的本意，在转述中加上了自己的误解了的意思；读者熟悉这些历史，在转述中分析性地转述了史料。那么，再后来者运用这些史料时，已经与史实的本原出现了误差，甚至已经是新的历史的创造。这些在历史评价中就会造成思维方式的混乱。所以，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时所引用的史料很多是经过重修的，这就造成我们研究结论的失实。我们今天再研究噶尔丹，首先就是从史料中找问题，剔除官方史料中的后天思想，而后天思想主要是在观点和结论上。
讲述噶尔丹的史料我们能接触到的大都是二手资料——清朝的或者俄国的记载，噶尔丹出现在清朝官方史料中就是一个带着定势思维的成熟的有理想有目标有组织有行动的政治人物，而且是清朝的冲突势力。这些史料带有立场带有定性，并且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政治结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还需要找出噶尔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分析这些方法的针对性，运用这些方法剖析人物的言行，对人物进行定性。
二、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
对噶尔丹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的人物研究，人物研究主要是对人物的评价，那么就有个评价尺度问题，即评价标准。
以往，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遵循史学理论的原则进行分析和评论，而史学理论的原则来源于经典作家的论述，那么，我们看看经典作家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如何论述的。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2]
“历史的每—个价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给晃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5]
“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政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可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6]
“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7]
“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可以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吸引愈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8]“判断整个派别时竞以该派别的代表人物关于自己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 [9]
以上是经典作家们对历史人物本身或者从人物与历史的关系出发所阐述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或者标准，当然，我们在运用理论时还要把人物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
这些理论是在不同语境中表述的，对人物评价的标准或者原则也是有差别的，在不同的环境、时代、对象中阐述的重点也不一样。这些标准或者原则不可能整理出一个亘古不变的公式，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奉行“拿来主义”就达到目的。理论的创立、表述、运用并不属于同一系统，创立理论是一回事，运用理论则是另一回事。
在运用中，我们是从众多的论述中选取其中的段落或者句子，来指导我们要研究的实践，选取的内容不同，指导研究出的结果也不同。事实上，在我们阅读众多的史料和理论的过程中，我们的观点已经逐步形成了，并把它们对应在一起了。在起笔的时候，我们选中的那个特定论述和我们选中的史料对应分析，当然是按照我们选中的思维方法中的一种分析，就得出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那个曾经朦胧的结论。
我们今天看到的以往对噶尔丹的定性结论，是一个多角度多学科评价的综合结果，我们必须把噶尔丹放在特定的坐标系中论定，只有把噶尔丹放到世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系统中研究，才能看清他与俄、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个研究方法也是系统论的要求。
三、对评判方法的分析
对于噶尔丹，时人、世人、各人已经有一些评价，但是每个评价的结论都是在自己特定的立场上从特定的视角出发进行的，如清廷对噶尔丹的评价。
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定性中，角度不同则结论不同，视野不一结论也不同，立场不同结论更不同。同时，用眼睛观察、用头脑分析、用思维思考，其结论也各不相同。
评价的标准具有客观性，所以在不同历史的阶段评判标准也不同，这也就注定我们的评价标准是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修正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杜绝定性评价中的情绪词汇。
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是一对矛盾，也是一对具有相互参照性质的矛盾体，谁参照谁，必须视其中一个为固定物才有参照比较评价意义。对人物的评价从立场上说，有自评和他评标准。从范畴上说，有个性评价法、历史评价法、社会评价法、公众评价法、学术评价法和政治评价法等等。
有的历史人物已经成为公众人物、政治人物、精英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过程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那么对他们的评价就不能拘泥于细微之处。也就是不要对历史伟人进行道德评判，史学工作者评价历史人物，是看他的大节，而不是小节。
历史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寻找历史发展规律，实际研究中我们并不能一下子就确切地找到人物评价的规律，我们只能不断地向规律靠近。如果我们能够站在被评价者的角度去追寻规律，那么我们的做法就科学的多，也客观的多。如果我们站在反方向的角度去追寻评判规律，也是可以的，也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意义上的认识，使我们的思维更趋于全面。对此，很多人不会理解。我们进行科学评判的原则是“尊重历史”“自圆其说”。历史评判是一种研究活动，是推进已有的思维，不是裁判所，没有什么制裁行为。历史评价就是在史料基础上，依靠逻辑思维，不断证明自己的结论的活动，不断证明史学研究者提出的种种结论的过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史学研究分为史证学和史论学。前者以史料为基本元素进行考证，还原历史，后者以逻辑为基本元素进行论证，使历史具有借鉴作用。
考据历史是史学的传统研究方式，争议不大。而在史论中，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
众所周知，逻辑学讲需求、推理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很多变量与定量的问题，需求或目的是定量，推理的程序和方法是不变量，所以出发点之后的路途行进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条道路，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因于目的，但是由于选择中的不同失误，我们可能会到达一个不是我们最初目的的地方。如果我们设定了要达到的目的，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随时变通。
在逻辑学中存在着很多悖论，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悖论也是不断出现的。在我们知道的悖论中，有我们人为制造但能够论证出来的，如悖论“罗素是教皇”的论证，也有我们思维缺陷造成的研究结果是悖论的问题，如“水往低处流”的悖论。
史学研究特别是历史人物研究中，很容易陷入悖论，只是我们从不对评价结论即人物的最终定性进行过程和思维的追本溯源，使很多史学结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起到“鉴”的作用，反而成为现代人的思想包袱，甚或成为一些错误行为的实践依据。
悖论存在是逻辑学的正常现象，任何一种理论，都带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种缺陷不是理论本身制定时候思维的缺陷，而是条件设定不明确造成的，拟或是理论运用于实践时形成的缺陷。正如政治学理论永远无法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一样。对于这些悖论的解决，我们目前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创新理论，用新的理论去补充去完善旧的思维缺陷，或者在实践运用中设定必要条件来限制逆势思维。在社会生活中，水火、冰炭、正义与邪恶等两极现象经常以并存的方式存在于宇宙，我们要多研究事物的内部联系，处理好系统之间系统内部的无限个关系，抽取关键因素，忽略非关键因素，我们就能不断靠近科学评判规律的极限。
在研究中我们不可能回到噶尔丹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也不可能很清楚地把握当时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但是我们还要客观地科学地评价噶尔丹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和噶尔丹同时代，但是，我们却有把握剖析清朝对噶尔丹的定性的不合理之处以及分析噶尔丹与清朝、与当时欧洲各国的关系。
从哲学的角度讲，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有我们主观所见到的山川物流，也有我们主观见不到的物体，但宇宙并不会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而不存在，我们通过科技通过思维的能动作用可以感觉感悟到宇宙中的其他物体，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本原的存在，与真正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噶尔丹的历史是现实存在的，但经过多种史料汇编再进行评价后的噶尔丹已经部分地脱离了他的本原，成为评价者眼中制造出来的噶尔丹。好在人类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不断拓展自己思维中的那个宇宙世界不断接近更真实的“纯粹的外在世界”，也就是说，人能够通过提升自己生命的境界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不断地接近宇宙物质和生命的更真实的存在。我们用清代已经定性的噶尔丹的史实来证明噶尔丹本身的历史，同时又将这个证明的史实当作客观现实存在，由此限制了人的认识能力，对噶尔丹的认识长期停留在那个认识阶段。但是，人的生命有着更高级的状态。人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心性，不断升华着自己的生命境界，也会提高自己的悟性，去认识更加真实的宇宙物质和生命的存在，推动着历史研究的发展。但是通过认识更真实、完全的四维时空的思维内容，人类就能更充分地感知多的四维时空的存在状态。
在噶尔丹定性问题上容易产生的悖论是：不设定清代对准噶尔的统一是一种收复这个限定条件，那么以往的结论的正确性就无法得到证明。
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学术研究中必须区分不同的概念，概念分属于各自的集合或者系统，规范概念是科学论证的前提，只有概念的内涵外延明晰，才会有研究上的同质性，也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平台。我们将不同的概念划归不同的集合范围，并对集合的特质进行必要的限定，根据集合之间的系统关系，进行四维的规范性的研究，就能防止悖论的出现。
四、史鉴意义上噶尔丹的定性
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为社会的发展服务。如果我们可以把史学研究分为史证学和史论学。那么，史证学必须以考证史料还原历史的本原为人类社会服务，而史论学则是在史料之外为社会服务，剔除人性诬蔑、人身攻击、主观猜测、情绪评价等因素，用逻辑思维分析，使史学评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能指导实践的科学。为此，史学评论必须考虑研究目的、研究效用。
历史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人物评价是它的基础研究项目，是它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历史人物评价只能从“人物”本身开始追寻，最终的目的也是解决人与社会的平衡协调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应该是社会向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人向着更社会化、更物质化、更庸俗化方向发展。马克思论述未来社会时就指出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最后的结论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全社会的自由发展。
如果我们把人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的人和社会属性的人，那么，进入了人类社会历史研究范围的人无疑更多地显现出他社会生活的一面，就是要服从社会利益和人类大同利益。当然，普通历史人物和历史伟人因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体现的作用不同，评价时的要求也不一样。这种评价不是一人一个标准，而是在统一的评价标准之下要求不一样，是层次标准，是岗位标准。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人物站在了那个位置就一定要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但是要看他的历史行为的效果评价。
目前对噶尔丹的评价结论是基于现代的民族、民族意识、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关系准则基础上的，是史学、法学、民族学、政治学混合意义上的一个结论。诸多学者对这个结论有新的认识，但是在民族观、国家观、利益观问题上认识不一，使噶尔丹的定性难之又难。
在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认识问题上，带来了一系列的认同差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王朝的更迭有着共同的规律，即便是几次大统一大分裂的历史状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简单举例来看：东汉末的皇宫内乱和农民起义引起了中央一统政权的分化，出现三国两晋南北朝，原来辖区范围内的诸侯独立而分裂出去，周边渔猎游牧民族乘机建立独立政权。唐末类似的历史再次重演，出现五代十国以及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政权。明末这种历史再一次上演，兴起后金政权。这些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规律性的历史波浪，是封建因素量的累计，每次分合之间并没有社会性质的质的变化。那么怎么评价这些分分合合的历史？涉及到民族因素时又怎么评价？评价标准是否需要或者应该不断变化？
以往的历史评判都是从今看古、从天看地地评价，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古到今从下看上，那么追求独立自由平等摆脱剥削压迫奴役是个性愿望，在封建皇帝无力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状况下，人民的反抗是天经地义的，渔猎游牧民族在中央政权衰弱时建立政权也是历史的自然现象。明末农民起义推翻明朝腐朽政权的行为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现象，满族的兴起以及对明朝腐朽政权的进攻性质应该也是一样的，如果在这里非要分出个哪个民族的反抗、哪个民族建立政权问题，而又解释不清汉族少数民族的来源发展以及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无疑只能使历史复杂化。正如，如果美国斤斤计较于 “五月花”号的英国清教徒，那么美国的历史就只能是英国历史的延续。
满族的兴起建立后金政权与历史上的契丹党项等建立政权有着类似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是结局。满族在入主前朝帝都后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而成为中央政权，之前历史上入主前朝帝都的政权很多，如春秋战国末期诸侯对周天子的背叛并建立各自的独立政权、李自成也占据北京成为中央政权、刘邦项羽同时起兵最后还相约先入主咸阳者为天下王，总之，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正统地位主要是以版图来确认的，统一了中原的就是中央王朝政权，是正史，反之则是逆历史潮流的行为，是背叛国家分裂国家——中国的行为。这种评判是把今天这个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与古代国家并在一起了，这个定位自然生成了统一、分裂、正义、非正义、维护、背叛等集团关系之间的行为关系概念。这些感情色彩很强烈的词汇，评判的范围已经从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波及个人人格。农民起义及其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上一直是肯定的，但是由于农民政权建立后大多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大业就退出中央政权统治地位，所以在正统王朝的组成史里没有这些短暂的政权。
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是个奴隶制军事帝国，蒙古四大汗国是有明确的名称、游牧界范围和部众组成部分的，元朝是汗国的一小部分在斗争中成为中央政权的。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时期不包括术赤、窝阔台辖地。明朝虽然入主大都，并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但并没有统一漠北。准噶尔汗国与四大汗国不同之处在于，准噶尔并不是先划定游牧界和名称而后出现在历史上，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战争的需要几个部族组成一个临时军事联盟，盟主不是世袭的，而是力量角逐的结果，所以即使这个联盟的组成成员有变化了也不影响这个联盟的稳固存在，其游牧界不固定，名称也是到后期准噶尔部势力稳固下来后才定下的准噶尔汗国名称。这个部族联盟性质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重组，直到1762年灭亡，从噶尔丹主政开始，就谋求统一蒙古各部，建立成吉思汗那样的大帝国。
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建立后，必然要扩充地域，这本无可厚非，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没有天生的版图，也没有天生的政权，一切都是策略、斗争的结果。利益集团或以民族、或以宗教、或以阶层等率先形成，并开始自己集团及其代表者的奋斗历史。不论过程、不论性质，历史本来就只认结果，不做预测，正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撰述的。
历史就是在矛盾运动中在斗争中发展的，不论历史结果如何，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过程中，农民起义、渔猎游牧民族政权、汉族地方势力等等在王朝交替中都有争夺中央政权的权利，在封建政治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历史发展时，这些反抗与建立新政权的行为本身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行为，我们不论领导者推动者的身份，只看行为的目标与结果。所以农民、各民族、各阶层都是一样的权利。如果我们非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分出个汉族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农民政权等问题，就是使评判问题复杂化了。
17世纪，在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康乾盛世前夕，清朝遇到了和前一朝即明朝完全不同的边疆格局和国际形势，面临着是分裂还是统一，是维护传统领土范围还是向外扩张、实行霸权的选择。我们不预测当时清朝的政治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清廷自定的还是后人给它定的，我们只看历史发展到今天的事实。实际上历史评价在很多时候是历史学家们给古人、古代历史重新加的任务，而今天来看这些目的并没有达到，所以学者们就按照自己预定的历史任务、历史进程的完成情况来评判古人的行为。
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的结果，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清朝的功绩，清朝选择了维护国家传统领土范围和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道路。清朝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不由满族人和今人决定的，我们尊重这个历史史实。历史进程不能假设，我们只能依照历史结果进行评判，这才是历史研究历史评价的要义。
既然清朝的历史是进步的，那么是否他的对立面噶尔丹的历史就要否定？在清朝统一全国之前，噶尔丹的局部统一为清朝的最终统一做出了贡献，准噶尔对青海、西藏、蒙古地区的有效控制也是对最终统一的贡献，特别是准噶尔汗国没有出让任何领土给俄国，是对祖国统一的贡献。
噶尔丹是准噶尔人乃至于今天世界范围内蒙古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他在统一蒙古民族、恢复蒙古帝国的行为中强调的是全体蒙古人的利益，并没有强调自己的中国、中央、中华利益和立场，所以我们说，噶尔丹是蒙古民族的民族英雄，他统一蒙古的行为客观上对今天中国西部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历史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评价，不能假设也不能篡改历史。坐标意义上的四维不同历史评价也不同，但是研究历史所作出的每个评价都要有利于今天这个社会的发展。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广场上建有噶尔丹的塑像、还隆重举行噶尔丹诞辰360周年纪念活动，这些在联络民族感情上是有一定作用的，如果我们总是从分裂的角度研究噶尔丹，等于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民族隔阂。史学研究要看主流看大节，看历史效果，看未来发展。史学研究是一项恢弘的事业，只有大气地研究，才能达到以史为鉴、开阔视野的目的。
如果我们非要强调噶尔丹的政治定性以致于在人格上进行轻视，那会伤害到蒙古民族的感情，这种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既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也不能起到史鉴的作用。至于对噶尔丹死因的不懈探讨以及对康熙帝处理噶尔丹尸体方法的追究更是在民族感情的伤口上撒盐。甚至还会再制造出一个对康熙帝处理此事的评论或评价，致使历史研究的问题愈多。今天的处理原则是淡化这些细节、末节、枝节，影响愈大的历史人物，评价的时候愈要看主流，所谓大河不讲章法是也。至于历史支流的挖掘，也即描绘故事细节、强化情绪渲染则交给文学家。
历史学家的研究要侧重于史实，并给予逻辑的分析和评判。历史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反映出的冲突则交给政治家，他们会处理好低于国家利益的那些利益纠纷问题。
人类历史进步的全部真义乃在于追求更高的智慧，建立和谐共生的社会。从中国古代的贵“和”，建“大同”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的论述，无不宏扬着这样的思维。人类的智慧积累程度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完成对自然界的组织和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协调规划。
我们所要研究的人类世界的过去和将来值得我们以更加敬畏、更加虚心的精神和态度去探索它的本原。我们只有不断地反思已有的知识和观念，不断地去发现我们的思维误区，才能不断接近更真实的人类世界。
[1]见噶尔丹研究之一、之二、之三。
[2]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一1852年9月。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l卷，第579页。
[3]马克思：《赔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一1852年3月。〈马克思愿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4]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一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一119贞。
[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l一343页。
[6]斯大林：《和德国体家艾米尔·朗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B。4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l一343页。
[8]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汉”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07页。
[9]列宁：《怎么办？》1901年一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29页。
（资料来源：《西部蒙古论坛》2009年2期。）
文章点击数： 【大 中 小】 【更换背景色】
李秀梅
一、为什么要再研究噶尔丹定性问题
二十一世纪前后，世界和中国面临又一次社会转型期，类似于噶尔丹时期的欧亚大陆的社会状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社会阶层增多，各种利益要求复杂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断显现，国际社会一些消极力量乘机插手中国政治事务，使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趋向复杂化。称目前中国是社会问题最多的国家。反映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体系就开始从各学科独自局部发展走向一个“全球化”和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边缘学科增多，学科体系交叉明显，冲击着我们固有的研究思维，这些需要我们对以往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的反思和跨文化对比研究，针对现实，认清矛盾，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在之前对噶尔丹研究的过程中，[1] 我们已经明确论述了噶尔丹一生的经历，涉及到的重要历史因素有：纵向发展方面——噶尔丹自身的成长过程及其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噶尔丹作为准噶尔人对自己部族的统一的贡献；噶尔丹政治统一过程中造成的部族的分裂及其影响。这些以线形思维方式很容易找到有效的思考方法。横向发展方面——噶尔丹政治统一过程中与同宗同教部族的战争及其性质；噶尔丹建立的准噶尔汗国的政权性质；噶尔丹与清朝的战争性质；准噶尔政权与清朝政权之间关系的性质；清朝政权的历史地位；准噶尔与俄国关系的性质。这些需要建立起立体的思维模式。
对于这些历史因素中的史实，我们主要依靠各种文字的历史记载来印证、阐释。实际上，对噶尔丹的研究，史料学意义上挖掘的空间还非常大，各种文字的、各个研究领域的史料还以隐形的、未知的、无法使用的、有待整理的等各种方式存在着，所以很多史学研究者寄希望于未来的史料挖掘，能使已有的研究成果更推进一步。但挖掘的结果又如何呢？
史学家在记述历史的时候，存在这样一种逻辑，用自己的思维明确阐述要说的问题本身、自己的特定表达语式与自己的看法。那么，后世的研究者在接触这些史料时，也有自己的接受方式：选读什么内容、用什么思维看待和读后的体会。在写与读双方接触这一段史料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对应状况：读者读懂了作者的思维方式，并按照史料本原的记述运用了史料；读者曲解了作者的本意，在转述中加上了自己的误解了的意思；读者熟悉这些历史，在转述中分析性地转述了史料。那么，再后来者运用这些史料时，已经与史实的本原出现了误差，甚至已经是新的历史的创造。这些在历史评价中就会造成思维方式的混乱。所以，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时所引用的史料很多是经过重修的，这就造成我们研究结论的失实。我们今天再研究噶尔丹，首先就是从史料中找问题，剔除官方史料中的后天思想，而后天思想主要是在观点和结论上。
讲述噶尔丹的史料我们能接触到的大都是二手资料——清朝的或者俄国的记载，噶尔丹出现在清朝官方史料中就是一个带着定势思维的成熟的有理想有目标有组织有行动的政治人物，而且是清朝的冲突势力。这些史料带有立场带有定性，并且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政治结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还需要找出噶尔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分析这些方法的针对性，运用这些方法剖析人物的言行，对人物进行定性。
二、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
对噶尔丹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的人物研究，人物研究主要是对人物的评价，那么就有个评价尺度问题，即评价标准。
以往，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遵循史学理论的原则进行分析和评论，而史学理论的原则来源于经典作家的论述，那么，我们看看经典作家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如何论述的。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2]
“历史的每—个价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给晃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5]
“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政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可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6]
“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7]
“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可以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吸引愈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8]“判断整个派别时竞以该派别的代表人物关于自己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 [9]
以上是经典作家们对历史人物本身或者从人物与历史的关系出发所阐述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或者标准，当然，我们在运用理论时还要把人物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
这些理论是在不同语境中表述的，对人物评价的标准或者原则也是有差别的，在不同的环境、时代、对象中阐述的重点也不一样。这些标准或者原则不可能整理出一个亘古不变的公式，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奉行“拿来主义”就达到目的。理论的创立、表述、运用并不属于同一系统，创立理论是一回事，运用理论则是另一回事。
在运用中，我们是从众多的论述中选取其中的段落或者句子，来指导我们要研究的实践，选取的内容不同，指导研究出的结果也不同。事实上，在我们阅读众多的史料和理论的过程中，我们的观点已经逐步形成了，并把它们对应在一起了。在起笔的时候，我们选中的那个特定论述和我们选中的史料对应分析，当然是按照我们选中的思维方法中的一种分析，就得出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那个曾经朦胧的结论。
我们今天看到的以往对噶尔丹的定性结论，是一个多角度多学科评价的综合结果，我们必须把噶尔丹放在特定的坐标系中论定，只有把噶尔丹放到世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系统中研究，才能看清他与俄、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个研究方法也是系统论的要求。
三、对评判方法的分析
对于噶尔丹，时人、世人、各人已经有一些评价，但是每个评价的结论都是在自己特定的立场上从特定的视角出发进行的，如清廷对噶尔丹的评价。
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定性中，角度不同则结论不同，视野不一结论也不同，立场不同结论更不同。同时，用眼睛观察、用头脑分析、用思维思考，其结论也各不相同。
评价的标准具有客观性，所以在不同历史的阶段评判标准也不同，这也就注定我们的评价标准是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修正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杜绝定性评价中的情绪词汇。
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是一对矛盾，也是一对具有相互参照性质的矛盾体，谁参照谁，必须视其中一个为固定物才有参照比较评价意义。对人物的评价从立场上说，有自评和他评标准。从范畴上说，有个性评价法、历史评价法、社会评价法、公众评价法、学术评价法和政治评价法等等。
有的历史人物已经成为公众人物、政治人物、精英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过程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那么对他们的评价就不能拘泥于细微之处。也就是不要对历史伟人进行道德评判，史学工作者评价历史人物，是看他的大节，而不是小节。
历史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寻找历史发展规律，实际研究中我们并不能一下子就确切地找到人物评价的规律，我们只能不断地向规律靠近。如果我们能够站在被评价者的角度去追寻规律，那么我们的做法就科学的多，也客观的多。如果我们站在反方向的角度去追寻评判规律，也是可以的，也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意义上的认识，使我们的思维更趋于全面。对此，很多人不会理解。我们进行科学评判的原则是“尊重历史”“自圆其说”。历史评判是一种研究活动，是推进已有的思维，不是裁判所，没有什么制裁行为。历史评价就是在史料基础上，依靠逻辑思维，不断证明自己的结论的活动，不断证明史学研究者提出的种种结论的过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史学研究分为史证学和史论学。前者以史料为基本元素进行考证，还原历史，后者以逻辑为基本元素进行论证，使历史具有借鉴作用。
考据历史是史学的传统研究方式，争议不大。而在史论中，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
众所周知，逻辑学讲需求、推理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很多变量与定量的问题，需求或目的是定量，推理的程序和方法是不变量，所以出发点之后的路途行进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条道路，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因于目的，但是由于选择中的不同失误，我们可能会到达一个不是我们最初目的的地方。如果我们设定了要达到的目的，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随时变通。
在逻辑学中存在着很多悖论，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悖论也是不断出现的。在我们知道的悖论中，有我们人为制造但能够论证出来的，如悖论“罗素是教皇”的论证，也有我们思维缺陷造成的研究结果是悖论的问题，如“水往低处流”的悖论。
史学研究特别是历史人物研究中，很容易陷入悖论，只是我们从不对评价结论即人物的最终定性进行过程和思维的追本溯源，使很多史学结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起到“鉴”的作用，反而成为现代人的思想包袱，甚或成为一些错误行为的实践依据。
悖论存在是逻辑学的正常现象，任何一种理论，都带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种缺陷不是理论本身制定时候思维的缺陷，而是条件设定不明确造成的，拟或是理论运用于实践时形成的缺陷。正如政治学理论永远无法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一样。对于这些悖论的解决，我们目前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创新理论，用新的理论去补充去完善旧的思维缺陷，或者在实践运用中设定必要条件来限制逆势思维。在社会生活中，水火、冰炭、正义与邪恶等两极现象经常以并存的方式存在于宇宙，我们要多研究事物的内部联系，处理好系统之间系统内部的无限个关系，抽取关键因素，忽略非关键因素，我们就能不断靠近科学评判规律的极限。
在研究中我们不可能回到噶尔丹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也不可能很清楚地把握当时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但是我们还要客观地科学地评价噶尔丹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和噶尔丹同时代，但是，我们却有把握剖析清朝对噶尔丹的定性的不合理之处以及分析噶尔丹与清朝、与当时欧洲各国的关系。
从哲学的角度讲，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有我们主观所见到的山川物流，也有我们主观见不到的物体，但宇宙并不会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而不存在，我们通过科技通过思维的能动作用可以感觉感悟到宇宙中的其他物体，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本原的存在，与真正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噶尔丹的历史是现实存在的，但经过多种史料汇编再进行评价后的噶尔丹已经部分地脱离了他的本原，成为评价者眼中制造出来的噶尔丹。好在人类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不断拓展自己思维中的那个宇宙世界不断接近更真实的“纯粹的外在世界”，也就是说，人能够通过提升自己生命的境界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不断地接近宇宙物质和生命的更真实的存在。我们用清代已经定性的噶尔丹的史实来证明噶尔丹本身的历史，同时又将这个证明的史实当作客观现实存在，由此限制了人的认识能力，对噶尔丹的认识长期停留在那个认识阶段。但是，人的生命有着更高级的状态。人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心性，不断升华着自己的生命境界，也会提高自己的悟性，去认识更加真实的宇宙物质和生命的存在，推动着历史研究的发展。但是通过认识更真实、完全的四维时空的思维内容，人类就能更充分地感知多的四维时空的存在状态。
在噶尔丹定性问题上容易产生的悖论是：不设定清代对准噶尔的统一是一种收复这个限定条件，那么以往的结论的正确性就无法得到证明。
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学术研究中必须区分不同的概念，概念分属于各自的集合或者系统，规范概念是科学论证的前提，只有概念的内涵外延明晰，才会有研究上的同质性，也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平台。我们将不同的概念划归不同的集合范围，并对集合的特质进行必要的限定，根据集合之间的系统关系，进行四维的规范性的研究，就能防止悖论的出现。
四、史鉴意义上噶尔丹的定性
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为社会的发展服务。如果我们可以把史学研究分为史证学和史论学。那么，史证学必须以考证史料还原历史的本原为人类社会服务，而史论学则是在史料之外为社会服务，剔除人性诬蔑、人身攻击、主观猜测、情绪评价等因素，用逻辑思维分析，使史学评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能指导实践的科学。为此，史学评论必须考虑研究目的、研究效用。
历史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人物评价是它的基础研究项目，是它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历史人物评价只能从“人物”本身开始追寻，最终的目的也是解决人与社会的平衡协调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应该是社会向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人向着更社会化、更物质化、更庸俗化方向发展。马克思论述未来社会时就指出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最后的结论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全社会的自由发展。
如果我们把人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的人和社会属性的人，那么，进入了人类社会历史研究范围的人无疑更多地显现出他社会生活的一面，就是要服从社会利益和人类大同利益。当然，普通历史人物和历史伟人因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体现的作用不同，评价时的要求也不一样。这种评价不是一人一个标准，而是在统一的评价标准之下要求不一样，是层次标准，是岗位标准。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人物站在了那个位置就一定要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但是要看他的历史行为的效果评价。
目前对噶尔丹的评价结论是基于现代的民族、民族意识、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关系准则基础上的，是史学、法学、民族学、政治学混合意义上的一个结论。诸多学者对这个结论有新的认识，但是在民族观、国家观、利益观问题上认识不一，使噶尔丹的定性难之又难。
在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认识问题上，带来了一系列的认同差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王朝的更迭有着共同的规律，即便是几次大统一大分裂的历史状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简单举例来看：东汉末的皇宫内乱和农民起义引起了中央一统政权的分化，出现三国两晋南北朝，原来辖区范围内的诸侯独立而分裂出去，周边渔猎游牧民族乘机建立独立政权。唐末类似的历史再次重演，出现五代十国以及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政权。明末这种历史再一次上演，兴起后金政权。这些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规律性的历史波浪，是封建因素量的累计，每次分合之间并没有社会性质的质的变化。那么怎么评价这些分分合合的历史？涉及到民族因素时又怎么评价？评价标准是否需要或者应该不断变化？
以往的历史评判都是从今看古、从天看地地评价，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古到今从下看上，那么追求独立自由平等摆脱剥削压迫奴役是个性愿望，在封建皇帝无力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状况下，人民的反抗是天经地义的，渔猎游牧民族在中央政权衰弱时建立政权也是历史的自然现象。明末农民起义推翻明朝腐朽政权的行为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现象，满族的兴起以及对明朝腐朽政权的进攻性质应该也是一样的，如果在这里非要分出个哪个民族的反抗、哪个民族建立政权问题，而又解释不清汉族少数民族的来源发展以及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无疑只能使历史复杂化。正如，如果美国斤斤计较于 “五月花”号的英国清教徒，那么美国的历史就只能是英国历史的延续。
满族的兴起建立后金政权与历史上的契丹党项等建立政权有着类似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是结局。满族在入主前朝帝都后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而成为中央政权，之前历史上入主前朝帝都的政权很多，如春秋战国末期诸侯对周天子的背叛并建立各自的独立政权、李自成也占据北京成为中央政权、刘邦项羽同时起兵最后还相约先入主咸阳者为天下王，总之，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正统地位主要是以版图来确认的，统一了中原的就是中央王朝政权，是正史，反之则是逆历史潮流的行为，是背叛国家分裂国家——中国的行为。这种评判是把今天这个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与古代国家并在一起了，这个定位自然生成了统一、分裂、正义、非正义、维护、背叛等集团关系之间的行为关系概念。这些感情色彩很强烈的词汇，评判的范围已经从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波及个人人格。农民起义及其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上一直是肯定的，但是由于农民政权建立后大多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大业就退出中央政权统治地位，所以在正统王朝的组成史里没有这些短暂的政权。
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是个奴隶制军事帝国，蒙古四大汗国是有明确的名称、游牧界范围和部众组成部分的，元朝是汗国的一小部分在斗争中成为中央政权的。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时期不包括术赤、窝阔台辖地。明朝虽然入主大都，并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但并没有统一漠北。准噶尔汗国与四大汗国不同之处在于，准噶尔并不是先划定游牧界和名称而后出现在历史上，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战争的需要几个部族组成一个临时军事联盟，盟主不是世袭的，而是力量角逐的结果，所以即使这个联盟的组成成员有变化了也不影响这个联盟的稳固存在，其游牧界不固定，名称也是到后期准噶尔部势力稳固下来后才定下的准噶尔汗国名称。这个部族联盟性质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重组，直到1762年灭亡，从噶尔丹主政开始，就谋求统一蒙古各部，建立成吉思汗那样的大帝国。
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建立后，必然要扩充地域，这本无可厚非，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没有天生的版图，也没有天生的政权，一切都是策略、斗争的结果。利益集团或以民族、或以宗教、或以阶层等率先形成，并开始自己集团及其代表者的奋斗历史。不论过程、不论性质，历史本来就只认结果，不做预测，正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撰述的。
历史就是在矛盾运动中在斗争中发展的，不论历史结果如何，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过程中，农民起义、渔猎游牧民族政权、汉族地方势力等等在王朝交替中都有争夺中央政权的权利，在封建政治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历史发展时，这些反抗与建立新政权的行为本身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行为，我们不论领导者推动者的身份，只看行为的目标与结果。所以农民、各民族、各阶层都是一样的权利。如果我们非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分出个汉族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农民政权等问题，就是使评判问题复杂化了。
17世纪，在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康乾盛世前夕，清朝遇到了和前一朝即明朝完全不同的边疆格局和国际形势，面临着是分裂还是统一，是维护传统领土范围还是向外扩张、实行霸权的选择。我们不预测当时清朝的政治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清廷自定的还是后人给它定的，我们只看历史发展到今天的事实。实际上历史评价在很多时候是历史学家们给古人、古代历史重新加的任务，而今天来看这些目的并没有达到，所以学者们就按照自己预定的历史任务、历史进程的完成情况来评判古人的行为。
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的结果，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清朝的功绩，清朝选择了维护国家传统领土范围和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道路。清朝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不由满族人和今人决定的，我们尊重这个历史史实。历史进程不能假设，我们只能依照历史结果进行评判，这才是历史研究历史评价的要义。
既然清朝的历史是进步的，那么是否他的对立面噶尔丹的历史就要否定？在清朝统一全国之前，噶尔丹的局部统一为清朝的最终统一做出了贡献，准噶尔对青海、西藏、蒙古地区的有效控制也是对最终统一的贡献，特别是准噶尔汗国没有出让任何领土给俄国，是对祖国统一的贡献。
噶尔丹是准噶尔人乃至于今天世界范围内蒙古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他在统一蒙古民族、恢复蒙古帝国的行为中强调的是全体蒙古人的利益，并没有强调自己的中国、中央、中华利益和立场，所以我们说，噶尔丹是蒙古民族的民族英雄，他统一蒙古的行为客观上对今天中国西部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历史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评价，不能假设也不能篡改历史。坐标意义上的四维不同历史评价也不同，但是研究历史所作出的每个评价都要有利于今天这个社会的发展。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广场上建有噶尔丹的塑像、还隆重举行噶尔丹诞辰360周年纪念活动，这些在联络民族感情上是有一定作用的，如果我们总是从分裂的角度研究噶尔丹，等于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民族隔阂。史学研究要看主流看大节，看历史效果，看未来发展。史学研究是一项恢弘的事业，只有大气地研究，才能达到以史为鉴、开阔视野的目的。
如果我们非要强调噶尔丹的政治定性以致于在人格上进行轻视，那会伤害到蒙古民族的感情，这种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既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也不能起到史鉴的作用。至于对噶尔丹死因的不懈探讨以及对康熙帝处理噶尔丹尸体方法的追究更是在民族感情的伤口上撒盐。甚至还会再制造出一个对康熙帝处理此事的评论或评价，致使历史研究的问题愈多。今天的处理原则是淡化这些细节、末节、枝节，影响愈大的历史人物，评价的时候愈要看主流，所谓大河不讲章法是也。至于历史支流的挖掘，也即描绘故事细节、强化情绪渲染则交给文学家。
历史学家的研究要侧重于史实，并给予逻辑的分析和评判。历史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反映出的冲突则交给政治家，他们会处理好低于国家利益的那些利益纠纷问题。
人类历史进步的全部真义乃在于追求更高的智慧，建立和谐共生的社会。从中国古代的贵“和”，建“大同”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的论述，无不宏扬着这样的思维。人类的智慧积累程度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完成对自然界的组织和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协调规划。
我们所要研究的人类世界的过去和将来值得我们以更加敬畏、更加虚心的精神和态度去探索它的本原。我们只有不断地反思已有的知识和观念，不断地去发现我们的思维误区，才能不断接近更真实的人类世界。
[1]见噶尔丹研究之一、之二、之三。
[2]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一1852年9月。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l卷，第579页。
[3]马克思：《赔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一1852年3月。〈马克思愿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4]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一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一119贞。
[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l一343页。
[6]斯大林：《和德国体家艾米尔·朗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B。4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l一343页。
[8]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汉”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07页。
[9]列宁：《怎么办？》1901年一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29页。
（资料来源：《西部蒙古论坛》2009年2期。）
文章点击数： 【大 中 小】 【更换背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