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谈谈科举制
由苏格拉底提出、由柏拉图发挥的关于应当由最有知识的人治理国家的思想，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很早就提出了这种观点。并且在贯彻实行这一主张方面做得比西方人更为出色。著名的科举制度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当然，人们可以批评科举制的实际内容并不符合它的意旨：一个人仅仅是文章写得漂亮，何以证明他就一定具有政治才能呢？不过，倘若我们考虑到智力的某种相通性，那么恐怕就得承认，精通经书、善赋词章总还意味着有较高的理解力和表达力，由于这种成就决非一日之功，我们也就得承认那些考场夺魁的人们总还是有相当刻苦精神的。这些优点虽然和政治才能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直接等同，但一般而论，大概也有一点正相关。
更何况，科举只是做官的门坎，考试成功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日后的升迁情况则需依据实际的政绩（理论上如此），也就是通过实践来了解政治才能的大小。因此，作为一种自上而下地在亿万人民中选拔极少数具有起码的政治知识或政治才能的人才进入统治者基本队伍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科举制度确有自己的长处。无怪乎当时一些西方人要为之赞叹不已了。读过帕金森《官场病》的读者们想必都还记得书中对选拔官员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办法的描写，比较之下，科举制显然还不是最无稽的，也许，公平地说来，它还应视为一种明智之举（如果不把它绝对化的话）。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选拔文官时仍把一定形式的考试作为一项基本内容。
科举制是否实现了它的目的，即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吸收到统治者的行列中来，当然是大可怀疑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能够把一切人才纳入执政者队伍的体制是不是好事情？这倒是必须深究的一个问题。看来，中国古代很少有人怀疑这第二个问题。古人歌颂好社会时有几句惯用的成语，曰“安居乐业”，曰“天下太平”，其中也有一句叫”野无遗贤“。这就是说，古人常常是把一切人才被揽入政府之中看成是美好社会的一个标记的。孟浩然吟了一句”不才明主弃“，就惹得皇帝很不高兴。历朝历代，名声在外而又不肯出任为官者，除非隐姓埋名、以愚顽自称，否则处境就很危险。可见，由于过份强调“野无遗贤”的至善境界，反倒对那些不愿作治人者的人才构成了一种压力乃至威胁。
对于“野无遗贤”这种思想，英国哲学家约翰．S．密尔提出过尖锐的反对意见，在《论自由》一书中，他说，“如果一国中所有高才竟能都被吸引入政府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试想，假如凡需要组织协调或需要以广大和全面的见解来从事的社会事业，其各个部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又假如政府的职司普遍都有最能干的人来充任；那么，一国中所有扩大起来的文化和实践出来的智慧，除掉那些纯粹思考性的以外，势必都集中于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而羣体中其余的人势必只注目在它身上来谋求一切；一般羣众要做什么，须求它指导和指挥；有能力有大志的人们则向它谋求个人的升迁。于是，谋求钻进这个官僚机构，钻进之后又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大家进取的唯一目标。在这种政制之下，不仅在外边的公众由于缺少实践经验之故没有资格来批评或制约这个官僚机构的工作，就是专制制度的偶然机遇或者平民制度的自然运用间或使一位或若干位有志改革的统治者掌握大权，也不能实施与这个官僚机构利益相反的改革。”
另外，密尔还指出：“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引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他们既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进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堕入惰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证验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在密尔看来，当时的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连皇帝也没有力量反对那个官僚集团，统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显然，密尔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古代中国的情况而论，王安石即使靠了神宗皇帝的支持也无法取得变法的成功，而阻障他们成功的力量就是那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几乎无一不是通过科举上来的饱学之士（宋朝的科举制很完善，其政府官员高度知识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都是知识分子出身）。
由于在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数目总是大大超过“官”的位置，所以必然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会处于“在野”地位。“野无遗贤”在事实上是从来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可是，既然一个社会以野无遗贤相标榜，那就使得不曾轮到官做的知识分子日子很难过：社会不承认你是人才。这和崇拜权势的习惯心理相结合就造成了整个社会表面上最尊崇知识而实际上却最不理解、最不尊重知识的真正价值的坏风气。它极大地摧残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一般人都认为有本事就该入朝为官，所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就完全不具有自己也还应有独立的人格这一意识。那些在野的知识分子总是时时处处把自己摆在“在朝”的位置上去思考、去行动。所谓“身在江湖，心在朝堂”，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古代中国，“士”既是“官”的后备队，又是“官”的延伸和辅助：不是“官”而做着“官”要做的事，不过手中无权而已。从意识上看，在野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依附于、从属于政府的力量。至于像苏格拉底那样独立不倚地追求真理、批评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他们显然是十分缺乏的。
以上只是大体言之。我们不应忘记，在古代中国，也确有一些知识分子能以自己的特有的行为方式扮演过独特的社会角色。先秦诸子自不待言，后世的许多思想家、文学家，例如宋朝的朱熹，虽然任有官职，但其影响社会的主要方式却无疑是知识分子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既有独立的思想，又有刚直的人格，为坚持真理而毫不为利禄所动。此外，像汉之清流、明之东林所代表的“清议”之风，都体现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社会使命感，当黄宗羲、顾炎武们提出要独立地追求知识、主张学校应成为民间的舆论阵地并明确地注意到“政府”与“天下”之间的区分时，那种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能的自觉性便达到了古代社会高峯。他们和西方以苏格拉底为第一个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很类似的。不幸的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自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强化，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社会地位则日益衰微，他们的使命感与社会良知也日益淡薄。除了少数出类拔萃、特立独行之士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品格境界变得很卑下，投机钻营、无所操守的情形十分普遍，这一点即使在所谓纯思考性的事业方面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士风既是如此，“天下事，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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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苏格拉底之死散论》。1985年6月。
胡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第221-226页。香港 田园书屋。1990年
由苏格拉底提出、由柏拉图发挥的关于应当由最有知识的人治理国家的思想，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很早就提出了这种观点。并且在贯彻实行这一主张方面做得比西方人更为出色。著名的科举制度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当然，人们可以批评科举制的实际内容并不符合它的意旨：一个人仅仅是文章写得漂亮，何以证明他就一定具有政治才能呢？不过，倘若我们考虑到智力的某种相通性，那么恐怕就得承认，精通经书、善赋词章总还意味着有较高的理解力和表达力，由于这种成就决非一日之功，我们也就得承认那些考场夺魁的人们总还是有相当刻苦精神的。这些优点虽然和政治才能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直接等同，但一般而论，大概也有一点正相关。
更何况，科举只是做官的门坎，考试成功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日后的升迁情况则需依据实际的政绩（理论上如此），也就是通过实践来了解政治才能的大小。因此，作为一种自上而下地在亿万人民中选拔极少数具有起码的政治知识或政治才能的人才进入统治者基本队伍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科举制度确有自己的长处。无怪乎当时一些西方人要为之赞叹不已了。读过帕金森《官场病》的读者们想必都还记得书中对选拔官员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办法的描写，比较之下，科举制显然还不是最无稽的，也许，公平地说来，它还应视为一种明智之举（如果不把它绝对化的话）。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选拔文官时仍把一定形式的考试作为一项基本内容。
科举制是否实现了它的目的，即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吸收到统治者的行列中来，当然是大可怀疑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能够把一切人才纳入执政者队伍的体制是不是好事情？这倒是必须深究的一个问题。看来，中国古代很少有人怀疑这第二个问题。古人歌颂好社会时有几句惯用的成语，曰“安居乐业”，曰“天下太平”，其中也有一句叫”野无遗贤“。这就是说，古人常常是把一切人才被揽入政府之中看成是美好社会的一个标记的。孟浩然吟了一句”不才明主弃“，就惹得皇帝很不高兴。历朝历代，名声在外而又不肯出任为官者，除非隐姓埋名、以愚顽自称，否则处境就很危险。可见，由于过份强调“野无遗贤”的至善境界，反倒对那些不愿作治人者的人才构成了一种压力乃至威胁。
对于“野无遗贤”这种思想，英国哲学家约翰．S．密尔提出过尖锐的反对意见，在《论自由》一书中，他说，“如果一国中所有高才竟能都被吸引入政府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试想，假如凡需要组织协调或需要以广大和全面的见解来从事的社会事业，其各个部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又假如政府的职司普遍都有最能干的人来充任；那么，一国中所有扩大起来的文化和实践出来的智慧，除掉那些纯粹思考性的以外，势必都集中于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而羣体中其余的人势必只注目在它身上来谋求一切；一般羣众要做什么，须求它指导和指挥；有能力有大志的人们则向它谋求个人的升迁。于是，谋求钻进这个官僚机构，钻进之后又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大家进取的唯一目标。在这种政制之下，不仅在外边的公众由于缺少实践经验之故没有资格来批评或制约这个官僚机构的工作，就是专制制度的偶然机遇或者平民制度的自然运用间或使一位或若干位有志改革的统治者掌握大权，也不能实施与这个官僚机构利益相反的改革。”
另外，密尔还指出：“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引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他们既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进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堕入惰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证验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在密尔看来，当时的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连皇帝也没有力量反对那个官僚集团，统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显然，密尔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古代中国的情况而论，王安石即使靠了神宗皇帝的支持也无法取得变法的成功，而阻障他们成功的力量就是那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几乎无一不是通过科举上来的饱学之士（宋朝的科举制很完善，其政府官员高度知识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都是知识分子出身）。
由于在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数目总是大大超过“官”的位置，所以必然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会处于“在野”地位。“野无遗贤”在事实上是从来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可是，既然一个社会以野无遗贤相标榜，那就使得不曾轮到官做的知识分子日子很难过：社会不承认你是人才。这和崇拜权势的习惯心理相结合就造成了整个社会表面上最尊崇知识而实际上却最不理解、最不尊重知识的真正价值的坏风气。它极大地摧残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一般人都认为有本事就该入朝为官，所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就完全不具有自己也还应有独立的人格这一意识。那些在野的知识分子总是时时处处把自己摆在“在朝”的位置上去思考、去行动。所谓“身在江湖，心在朝堂”，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古代中国，“士”既是“官”的后备队，又是“官”的延伸和辅助：不是“官”而做着“官”要做的事，不过手中无权而已。从意识上看，在野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依附于、从属于政府的力量。至于像苏格拉底那样独立不倚地追求真理、批评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他们显然是十分缺乏的。
以上只是大体言之。我们不应忘记，在古代中国，也确有一些知识分子能以自己的特有的行为方式扮演过独特的社会角色。先秦诸子自不待言，后世的许多思想家、文学家，例如宋朝的朱熹，虽然任有官职，但其影响社会的主要方式却无疑是知识分子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既有独立的思想，又有刚直的人格，为坚持真理而毫不为利禄所动。此外，像汉之清流、明之东林所代表的“清议”之风，都体现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社会使命感，当黄宗羲、顾炎武们提出要独立地追求知识、主张学校应成为民间的舆论阵地并明确地注意到“政府”与“天下”之间的区分时，那种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能的自觉性便达到了古代社会高峯。他们和西方以苏格拉底为第一个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很类似的。不幸的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自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强化，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社会地位则日益衰微，他们的使命感与社会良知也日益淡薄。除了少数出类拔萃、特立独行之士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品格境界变得很卑下，投机钻营、无所操守的情形十分普遍，这一点即使在所谓纯思考性的事业方面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士风既是如此，“天下事，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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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苏格拉底之死散论》。1985年6月。
胡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第221-226页。香港 田园书屋。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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