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2010年11月7日）
王希哲
一、美国革命胜利者集团建立的国家法统和民主的起步
二、国家法统与政党政权
三、辛亥后的中国革命法统
四、民主的过程，就是国家政权公有化的过程
五、“打天下坐天下”问题
六、中国共产党发生民主分化的必然
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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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革命胜利者集团建立的国家法统和民主的起步
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利坚新兴民族对英争取自身独立经济利益的革命战争。这场暴力革命战争的结果，赢得了独立但并没有民主。革命，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它是一部分要求独立的北美居民将自己这部分居民的意志，以革命的方式强加给了另一部分不愿或反对独立的北美居民。但革命又是民主的，它是以枪杆子为“选票”，为北美渴望独立的那部分多数（占三分之二）居民赢得的武装选举的胜利。
打天下者得天下。自然的，新建立的美国，是以华盛顿为首的革命胜利者集团专政，或曰“独立革命党”专政。一切反革命的，即反北美独立的，拿起武器站在亲英立场配合英军与华盛顿革命军和法军作战的反革命阶级政治势力（包括印第安人反抗势力）及其代表人物，战时和战后，都被迫害、镇压，没收财产，或强制遣送回英国，或驱赶至加拿大，大西洋海岛。甚至因害怕那些被驱赶而聚集至加拿大的亲英反革命势力对美复辟可能，这个革命集团“宜将剩勇追穷寇”，不惜各种借口下发动对加拿大战争，即所谓对英“第二次独立战争”。
然后，胜利者着手制定宪法。这个宪法要确定美国立国的国家法统。费城制定宪法的代表清一色是革命家代表，不是也不可能是北美全民“一人一票”选出的今日所谓“经被统治者同意”授权而具有“合法”性代表。他们不但是革命家，绝大多数还是独立革命的债权人。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投资革命的金钱，在革命胜利后，能不能连本带利收回。而唯有建立一个能强力收税的中央联邦国家，才可能保障他们投资的回收。因此，必须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甚至希望将革命领袖兼革命大债权人华盛顿拥戴为国王。只是这时，北美移民数百年自治的传统精神起了作用，华盛顿拒绝为国王，主张胜利者的共和。反复的折冲之后，费城宪法终于确立了独立革命胜利者集团民主执政的国家法统。这就是美国的开始。
后来呢？后来的美国统治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了民主的扩大化。由于背景和利益的分化，华盛顿原来希望不分党派永远保持下去的他的团结一致的革命统治集团，终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政治分化，为了选举的胜利，竞争最高执政权力的两个政党，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开始出现了。然后的几十年，同样由于利益的不断分化和重组，这两个原始的党也随之不断地分化重组，直至南北战争的硝烟散去，现在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的美国两党，共和党、民主党，以及这两党轮番上演的美国政治才从那时起正式地确立了。
南北战争，是美国独立革命后至今二百余年的发展，在它的统治集团中，唯一发生的一次向费城美国宪法法统的根本性挑战。19世纪中叶，南方各州为维护奴隶制发动了独立叛乱（你仍叫它“独立战争”也行，全看你站在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的立场）。这场大规模叛乱被林肯总统以超出了总统宪法权力的铁腕军事手段坚决地镇压了下去，维护了美国的统一和完整。林肯后继者更以长达十几年的对南方的严厉军事管制，强制改造了南方的政治生态，彻底稳定了美国的联邦中央权威，这才奠定了美国在这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了领导世界大国的基础。
同时，在美国人民民权运动斗争长期而不断地冲击下，民主权利也步步扩展：约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部分的州取消了对白人男性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以及其它条件的限制；
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被赋予公民权，男性黑人公民的选举权从宪法上得到了肯定；
上世纪初，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给予妇女以选举权； 同时，承认了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美国公民权。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宪法修正案将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从二十一岁下降到十八岁。于是，美国的共和民主，才接近具有了全民民主的意义。这一切，走过了二百年！
但美国的民主，无论怎样的扩大，无论形式上怎样越来越接近了全民的民主，本质上，仍然是二百几十年前的那个以华盛顿为首的革命胜利者集团的民主专政！今天美国两党民主之上，有一个国家法统的“鸟笼”，这“鸟笼”，就是美国不可动摇的“费城革命胜利者集团宪法”。这部宪法，由终身的，权威至高无上的，不受民选挑战的几名最高法官看护。对这部宪法的最后解释，至今，还必须以当年的革命胜利者兼债权人为制宪辩护留下的《联邦党人文集》为最高范本。
你可以发起运动向政府争民权和各种利益，你可以号召不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执政，你可以在高的几乎无法逾越的门槛前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但，你不能挑战国家法统本身，你不能毁灭宪法本身。宪法没有赋予你合宪法毁灭宪法的任何条款。
今天的美国人民，按费城革命者集团为他们制定的选举人团方式去选出总统（争议时由最高法官裁决），选举出的总统，必须宣誓效忠那部二百年前革命胜利者集团制定的宪法，人民必须承认华盛顿们是这个国家的“国父”。今天想归化成为美国人的一切外来移民，必须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即以这部宪法制定者的敌人为敌人。通过宣誓，法律上和精神上都加入到那个历史的革命胜利者集团中去，成为它的革命法统继承人。
所以，法统上，美国不是“民主国家”。美国的国家法统是稳定的，不受挑战的，不可改变的，它不承认“民主”，它不能由你去“民主”。你要“民主”毁灭国家法统，如19世纪中叶唯一一次的南方挑战，我就武力平叛，实行军管。美国民主的适用范围，它能够改变和调整的，是这个国家法统内部的两大基本政党的执政或在野的地位，以及这个国家法统下的社会各阶级各利益群体的政治关系。而这一切民主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说的，都不过是二百年前那个因武装革命胜利（不是因选票）而独掌了北美统治权建立了美国的国家法统的胜利者集团分化、发展、演进而来。今天，我们中国人要向中国移植美国的民主，就必须明白美国民主的幼苗从哪里开始。
二、国家法统与政党政权
政党政权可以轮替，国家法统不可以轮替。政党政权的更变，可以来自民主社会的选票，也可以来自政变，国家法统的建立和更变，则一定来自革命，来自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近代精英们都反对此说。其实，是毛泽东这里没有说清楚，是“枪杆子里面出新的国家法统”。新的国家法统只能 出自枪杆子。哪怕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以颜色的革命“和平”更变国家法统，背后也一定隐藏了枪杆子或外部强国撑腰的枪杆子。
有人说，改变国家法统，也可以合法进行，只要设立一个很高的门槛。你看，从杰佛逊到毛泽东都设立了这样的门槛。他们教导自己的后人，当他们建立的国家今后变成了专制国家时，人民可以造反，“对专制的政权革命推翻有理”！但他们说的仍然是改变政权，而不是根本改变他们创立的国家法统。且样的门槛，只能设立在他们的理论宣言中，不能设立在宪法里。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不但没有“合法”推翻自己的法统的设计，甚至也没有允许人民合法革命，推翻自己国家的“专制政权”的设计。杰佛逊没有把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主张，以具体的宪法规定，如，在符合怎样的条件下美国人民可以认定美国政府已经是“专制统治”的政府而合法地推翻美国政府，写进宪法；而更加革命浪漫主义的毛泽东，无论曾怎样一再对他的人民和将军们作身后的“最高指示”，也同样不会以具体的宪法规定，如，在符合怎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可以认定中共政府已经是“压迫人民的修正主义”而合法地革命，去推翻中共政府写进中共宪法，一样！
法统是什么？一个国家立国的法统，说明了它的历史合法来源，解释了它或以“天命”或以“天赋权利”或以“人民名义”的理由革命建立自己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它不仅有全套的宪法和法律加以保障，更有以革命胜利者的立场、视角、价值观书写的历史，及以此正统历史观为核心，确立的全部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国家全部的政治理念、历史价值观、文化艺术、学校教育都必定笼罩于这个国家统治意识形态之中，这个国家才能稳定。也可能出现异端，也可以宽容异端，但不妨碍国家法统决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故此，你要再革命，再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你就要致力将萌芽的异端的力量无限扩展，以你的“真相”，翻案该国正统历史，颠倒其价值观，搅乱其意识形态。“欲灭其国，必先乱其史”。什么原因？史，就是国家法统合法来源解说的核心，是全部国家意识形态赖以稳定的基础。试想，稳定如民主的美国，假设异端的扩张占领了国家政治理念、历史价值观、文化艺术、学校教育的统治地位，将华盛顿、杰佛逊的反英革命到林肯平叛的历史全部翻转过来，描述为了非法的暴君匪徒，今日的美国还能和平存在下去吗？（注：糟糕，老王这里说早了十年！）
说说台湾。台湾总有人说它是“转型”为民主的成功，甚至将它悬为大陆楷模。这真是糊涂不可救药。台湾不是民主，是革命，是在“民主”掩盖下进行且在继续进行中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为什么？因为民进党台独绿色势力志不仅在“政党轮替”，其志在最终变更49年后播迁至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家法统，非如此不能实现台独，因此它必须搅乱、颠倒和污化中华民国法统得以在台湾合法存在的全部历史和意识形态。民进党一直在这样做，李登辉一直在这样做，陈水扁上台后绿色意识形态几乎占据了台湾统治地位，历史、文化、艺术、教育都在颠覆性地剧烈改变，“总统”陈水扁甚至亲口否定了中华民国国家法统在台湾的存在，宣告“中华民国早已灭亡”。而民进党之所以至今未能革命成功，台湾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生全面性的流血冲突革命，完全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笼罩，设下了底线，不允许民进党在台湾为所欲为，才维持了一个台湾“民主”的假象。但民主的前提，毕竟是参与民主的各方有一个共同的宪政认识，也即有一个共同的国家法统的认同。台湾没有这个，没有国家的认同，因此台湾的政治乱局，决不是“民主的不成熟期”所致，而是民主的表面形式与革命的实质内容的根本冲突所致。只要民进党尚未绝了台独的望，而回过头来承认中华民国国家法统，与国民党有了共同的国家认同，台湾之乱，就将永无止息。而能使民进党绝了台独望的只能是中共。故从这个意义说，还只有中共才能成全台湾的民主。
一个国家开放实行民主会不会大乱？全看有没有全社会共识认同的权威国家法统在。这是民主得以有序地萌芽生长的“鸟笼”。明确的国家法统，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西方民主，美国民主，是在国家法统确定下来后的民主，也就是在国家主权“有主”之下的各党派争夺执政权的“民主”。要知道，丢下一个钱包在街上任抢都会“大乱”，不顾国家存在不认同国家法统敌对势力存在的状况，将国家政权扔出来任由不认同国家的敌对党派势力去自由争夺，怎能不大乱？周失其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国有史以来的大乱，莫不从此开始。蒋经国铸成的大错，就在这里！
法统不乱，可实行民主不乱，或至多局部小乱；法统乱了，“民主”势必全局大乱，且终将引向强人的专政，以重建国家的稳定。“精英”们批评中共的“封锁新闻”和“控制意识形态”，不解地说，在世界互联网络的时代，封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要开发各种软件把反共信息输送进大陆，只要大陆人民“翻墙”充分获知了大量的反共信息，共产党的统治就会瓦解，反共革命就会发生了。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明白，所有的这些反共信息哪怕国内百分之百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年们“翻墙”都听到了也并不重要，事实上他们的大多数也听到了或能够听到，重要的是，共产党要让你必须“翻墙”才能得到这些信息本身告诉了人民，什么是这个国家肯定的正面新闻和正面的意识形态，什么是政治不正确的新闻和意识形态，以此保证了国家立国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统治的地位不动摇，因此在国家的主流思想中不乱。国家主流思想不乱，国家法统就不乱，革命煽动也就无从着手。这也就是哪怕今日网路信息已经无远弗届人人可得，共产党也要坚持“封锁新闻”和“控制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右派精英总感到自己无法得到颠覆共产党统治意识形态的充分自由，而永远对共产党“改革派”失望的根本原因所在。
右派精英常喜欢高唱“和平转型”，但却永远在讨论转型后是“清算共产党罪行”还是“宽恕、特赦共产党罪行”。好像“共产党的罪行”已经被他们定案，只待“转型”后如何判处发落。这就意味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转型”就是革命，不仅是“政党轮替”，不会有什么“和平”。
共产党有什么“罪行”？无非决定于你观察的立场。站在共产党革命法统之内考察，右派精英至今喋喋言必控诉的一切什么“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恰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必然，或在这革命的必然中出现的政策失误哪怕严重失误。可以纠正或已经纠正，无所谓“罪行”。你“清算”什么？或要你“宽恕、特赦”什么？你要确定共产党所为的一切是“罪行”，而且得到“清算”，你就已经站到了共产党革命法统敌对的立场，站到了对这个共产党革命法统再革命的立场上。正如台湾民进党，它要“清算”还是“特赦”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罪行”，他就必须如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那样先推翻掉国民党的国家法统，实行绿色专政，建立绿色法统。它做不到这条，它被中美反台独鸟笼笼罩，它就无法推翻掉国民党的国家法统，他也就谈不上“清算”或“特赦”国民党统治的“罪行”，只能无可奈何混在这它不乐承认的国民党的国家法统内挣扎、哀鸣：“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陈水扁）
三、辛亥后的中国革命法统
中国辛亥之后的半世纪，相继出现了三个革命法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美国经验，有序民主的基本胚芽，必须从统治集团特定的革命法统内部发育出来的规律，我们审视一下这三个法统。
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标志的国民党辛亥革命法统，是同盟会–国民党革命集团为主的革命历史价值观建立和解释的国家法统。袁世凯不属于这个革命集团，他本属于这个革命集团的反面。辛亥革命潮起，他借势入伙了这个集团。但国民党革命集团的实力，远远比不上他。鸦片战争后风雨飘摇了近百年的满清实际是亡于他。在他的哄骗逼迫下，满清末代孤儿寡妇哭哭啼啼所颁下的退位诏书，写明了是将清廷国家大统交由他处置。在他眼里，他的“中华民国总统”权力不来自国民党革命的革命法统，而来自他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前清朝廷的“禅让”。他不能受国民党革命法统的束缚，相反，他要根据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新的国家法统。如此，决裂和战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这有点像后来的台湾。土著的民进党与历史的中国国民党革命集团无关，从不属于这个集团。民进党在“民主”的口号下进入了中华民国体制，也就是入伙了中华民国法统。但它从不承认这个法统，一心颠覆这个法统。在民进党眼里，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殖民侵略集团，因此中华民国法统是殖民者法统，民进党要建立的是“台湾人民反抗中国殖民侵略”的台湾国新的法统。从哪里寻找历史合法性根据？他们只能从日本法源寻找，从所谓“旧金山合约”寻找，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无效”性中去寻找。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又恰是中华民国收复台湾统治台湾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台湾的全面决裂和冲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生，上面说了，不过是民进党不拥有袁世凯般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中美强势反台独“鸟笼”的笼罩罢了。袁世凯头上则没有这样的鸟笼，又挟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他敢下手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表的国民党辛亥革命法统，便被他颠覆了。中国的民主，未能从这个法统中萌芽发育出来。今日反革命的右派史学精英，埋怨孙中山不该对袁革命，认为孙势力对袁忍让了，中国的宪政共和民主，就能从那时开始了。他们完全不懂历史。
第二个，就是以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为代表的新国民党革命法统。这个法统起始于20年代孙中山联俄改造国民党后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和北伐重新统一中国的胜利，初定于抗日民族战争胜利后，蒋毛重庆会谈，决定共同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在它最后完成的时刻，破裂了，两党的猜忌使得一方不得不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和扩张实力，一方则要尽可能地限制和消灭对方的实力。内战爆发了。中华民国宪法终于未能成为中国近代两大最基本政治势力国共两党共同的法统，从中发展出民主来，而只能片面成为蒋介石为人格代表的现代国民党的法统。1949年元旦，内战形势明朗，共产党得天下大势已定，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首先就是要求国共和议能“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但这时怎么可能？他已经没有要这个价的本钱了。
毛泽东立即发出声明拒绝，提出和谈条件八条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要捉拿惩办战争首犯蒋介石，接下便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老蒋不提法统可能还好，提了就完了，没法含糊了。于是这个法统终于在大陆覆灭，播迁于台湾一隅。而亦被民进党宣称于2000年随着它被“台湾人民民选”上台而彻底消灭了。
但这个新国民党法统又具有这样的特征：
1 、共产党是这个中华民国革命法统一开始的共同参与者而不是外来者。国共两党长期是“以俄为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胞党。
2 、在一系列的该法统合法性来源的基础历史价值认识上，反帝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孙中山、反袁护法、北伐、对日抗战，国共两党持大体相同的历史价值观。
3 、中华民国宪法草拟完成的基础，本身就建立在蒋毛重庆会谈后的国共双十协定和全国各党派通过的政协决议之上。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唯一的，极其珍贵的。
从这几项特征出发，王希哲曾判断，在中国两岸统一的互动运动中，只要两岸实力相当而又处于某种国家民族大义的关头，双方各让一步，回到抗战胜利后国共双十协定和全国各党派政协决议的民主建国纲领基础上，重建一个新中国的新法统，从中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还是可能的。事在人为。只是过去这十几年，两岸力量消长，国际形势大变，可能性更为渺茫了。
最后，就是1949年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也即共产党革命法统。后面再讲。
四、民主的过程，就是国家政权公有化的过程
1949年9月共产党主持下召开的北京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共产党版的“费城制宪”会议。革命胜利者和同盟者们在毛泽东召集下聚集开会，“废除伪法统”，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共产党革命的新中国国家法统。这个新的国家法统宣告它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事实后来的发展，这国家迅速成为了一个共产党革命中曾誓言反对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也即1949年那个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同盟者不少人在8年之后责难共产党实行“党天下”的国家！
为什么辛亥以来，国家政权“天下为公”的共和理想，总是难以实现呢？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无论哪个以“民主”相号召的革命党，流淌无数的鲜血，革命功成之后，中国似乎总是注定还是要回到那个专制的状态中去，一次又一次被认为“复辟倒退”，而新起的革命者又要不断地号召再革命呢？
王希哲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获得中国新的近代史观。他把辛亥革命迄今的历史，不再视作一部不断“复辟倒退”的历史，相反，视作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视作越来越向辛亥后那幅先验的中国民主国图景走近的历史。用什么标准来度量呢？用国家政权公有化的扩大程度来度量。
政治民主化，就是国家政权的公有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权从私有向公有过渡的漫长过程。
中国数千年的国家政权，或曰“江山”，或曰“天下”，是皇家的私产，主权在君，“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主呢？就要把国家政权从皇家私产变为全民公产，主权在民，“天下为公”。
私有转为公有，何等巨大的落差。我们现在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作了试验，哪怕一般生产资料的私有转化为公有，都将是一个多么艰巨漫长的过程，“公有”了，不行，还要“改革”退回为私有。何况国家最根本的重器，操控着国家全部财富资源的国家政权，它的从私有转化为公有，谈何容易！辛亥革命，一炮之后，就能“天下为公”？四万万中国人就都能“主权在民”人人获得他“天赋的”普世的民主权利？一切不合于这个浪漫想象的现实都是“背叛”、“复辟”？神话了！
伟大的马克思。他这样说：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政权从满清皇家落到了北洋军人的手里。这革命后的第一次国家权力分配正是符合了那时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在北洋军及其背后的官僚洋务派大地主手里，是这个实力最后逼退了满清皇家，无论南方孙氏革命党乐不乐意，国家政权只能这样分配。北洋军政权代表的是中国什么势力呢？是前清旧洋务派官僚和贵族大地主的利益。这个小圈子的专政，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共和国图景来说，自然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千年国家政权的家天下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却是进了一步，是旧贵族官僚和旧军事长官的上层民主联合专政了。这个旧贵族官僚和旧军事长官的民主联合专政甚至领导击碎了袁氏回复家天下的一次真正复辟活动，捍卫了“民国”。
然后，国家政权又从北洋军人手里落到了以北伐党军为后盾的国民党手里。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次国家权力分配。之前不久，国民党屠杀了它的盟友共产党，不允许它参与分配。国民党独占了全部国家政权。但它的阶级基础比北洋系扩大了，国民党代表的是全中国大地主富农阶级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上层民族资产阶级。这几个中国权势阶级在蒋介石国民党领导下联合专政，排除一般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出民主。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共和国图景来说，自然还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甚至对北洋旧军人旧官僚小圈子专政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程度却又是进了一步了。
但按孙中山的主张：“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蒋介石国民党不行，共产党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再起而革命。最后，国家政权又以“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果，从国民党手里落到了共产党手里。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三次国家权力分配。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小岛上，占领了国家政权，但它的阶级基础毕竟比国民党更扩大了。遵照孙中山遗嘱，共产党的国家代表了工人农民阶级和一切城乡基层民众和城市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虽得势后边缘化了，甚至专政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但共产党国家的社会阶级基础，仍然比国民党广大得多。显然，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样，对那个辛亥先验的全民民主共和国图景来说，自然还是“背叛”“倒退”，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对国民党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却又是大大进了一步了。
但是，中国国家政权公有化，即民主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共产党的原教旨理论，想用消灭私有经济，社会经济全面公有化的方式来实现人民民主化，但它失败了。为什么失败？还是那个原因，“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共产党不得不退一步，重新培植私有经济，实行国民经济多元化。这样，它的政权就不得不扩充基础，重新容纳新生资产阶级，甚至高于了工农阶级，使“无产阶级”共产党变质为“全民党”化，“三代表”化。
所以，今天中国国家政权公有化的过程，民主化的过程，就一定要经历一个共产党“党天下”演变扩大的过程。它真不是共产党的错，共产党的“背信”，而是一种历史必然。它在这样的演变中：
毛泽东时代，是“党天下”的一人独裁专政时期；
邓小平时代，是“党天下”的元老寡头联合专政时期；
江泽民时代，是“党天下”的寡头幕后专政向党的小集体民主专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完成了党（也就是国家）最高领导职位交接的初步制度化；
胡锦涛时代，是开始了的“党天下”小集体民主专政时代。
这就是所谓“党内民主化”的发展，也就是“党天下”的国家政权向扩展公有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胡锦涛之后，习近平之来，这个总趋势还必将继续发展（注：似乎有些曲折）。
如果我们坚持辛亥以来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对“天下为公”的先验民主共和国蓝图不断的“背叛”“窃国”“倒退”“复辟”史，那么，每个历史阶段的志士仁人们的对策，就只能是不断的再革命。如果我们认识辛亥以来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在中国客观的经济文化条件制约下和主观的人民的积极斗争争取下向国家政权公有化程度扩大，向“天下为公”的民主共和理想一步一步的的接近史，那么，我们探讨今天的中国民主化怎样才能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比较容易展开了。
五、“打天下坐天下”问题
有人疑问“既然宪法的定位已经清楚了，国家已经叫人民共和国了”，天下就当然公有化了，怎么还要有漫长的过程呢？这就是把纸上的东西当做现实的东西了，就是把国家权力财富关系的最根本的的大变动看做是在一张叫做宪法的纸上写“人民共和”几个字的问题，就太书生气了。
为什么以民主为号召的革命党，胜利以后，总要出现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问题呢？他们就不能立即诉诸全民的选票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么？有人说，美国就是这样的。“华盛顿打了天下就回乡务农去了”。不对。华盛顿没有“打天下坐天下”吗？他不坐天下行吗？我们第一章就说了，这位革命债权人的领袖，他不坐天下，革命欠下的债务就不能保障偿还，革命追求的利益就不能保证实现，跟随他革命的革命党人集团就不会允许。坐天下的还只能是他。
不错，他坐了两届，自己不坐了，有多种深层原因在。但是，谁继承他坐下去？难道不仍然是他的革命胜利者集团在坐么？甚至，难道不是他领导下制定的宪法，保证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数百年坐美国天下的，都必须是法律上精神上都认同了他们这个革命集团的后人么？难道费城会议可以决定让给那个华盛顿革命者集团打垮的、专政的、驱逐的反独立派，对英效忠的反革命派去坐天下么？今天，华盛顿城耸入云天的华盛顿纪念碑、林肯高坐在那里俯视美国的林肯纪念堂，总统山的巨像，每个大小城市数不尽的的华盛顿路杰佛逊路在在不都在提醒我们，无论之后数百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如何翻来覆去，在美国坐天下的，确实，不至今仍然是那个华盛顿革命胜利者集团的法统继承人么？当年反独立的“效忠派”反对势力哪里去了？不过因为得不到类似今天的强权国家集团的保护、支持而消亡了，首先被美国革命法统下的正史遗忘，然后完全被后世人遗忘了，于是以缪传谬，被积淀为成见，误以为美国的立国，起始就建基于民主之上而不是基建于革命集团专政之上罢了。
法国大革命，各党派轮番上台，杀戮。但无论谁上台，上台的都是革命派，是参与革命，承认革命合理的一派而不能是反对革命的保皇党。保皇党上台就宣告了革命的死亡。英国，德国革命莫出此理。
有人说“共产党自己也不敢说‘打天下坐天下’”呀！
怎么没说？你自己不读毛选罢了。革命胜利前夕，1948年，毛泽东说：“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
“共产党领导人民坐江山”。得天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这一条定了下来。
是王希哲赞成“打天下坐天下”吗？不赞成。他赞成今天早上胜利了的革命者今天晚上就把他们的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交与全民，当然包括反革命派去裁决，由选票决定谁来“坐天下”。问题是，这符合社会的规律吗？社会规律不是以人的先验的理想和好恶决定的，它有着它背后的必然性。就像伽利略也许也很不喜欢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动的，“但是，地球还是在绕着太阳转动的呀！”。我们的任务是认识和揭示客观规律。与是否喜欢这个规律无关。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条件，它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并由此扩大为国家权力的分配方式，还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的社会铁律。你说私有制好？你资本家的资本是一分一毛积赚下来的，我共产党打的天下就不是一刀一枪九死一生拼杀出来的？革命，是世界最具风险的劳动和投资。胜利了的结果不“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谁干革命？在这个分配方式下，共产党“打了天下”就要由共产党“坐天下”，天经地义，这是中国一般人民心理都承认而且视为当然的政权合法来源，它是中国数千年政权更迭的根本大法，今天它也仍然反映了“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其实，这对200年前的美国革命胜利者，也同样如此。华盛顿们打的天下，不会让别人，更不会让他的敌人去坐天下。
一定要记住，社会的规律不是我们“主张”什么，喜欢什么，而是社会的有序运行今天只能接受什么！
“任何统治的合法性必须来自人民的授权！”是的。但“人民授权”的体现，谁定下了必得要用选票？在中国，几千年“天下”易手的合理性依据都是“天命”。中国的“天命”宣言早就包含了美国独立宣言的“造反有理”思想，即人民有权推翻违逆民意的暴虐统治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在中国从来不是问题。那么，中国的“天命宣言”怎样来实现呢？
很简单，中国式的“选举”，中国式的“人民授权”。
自从陈胜吴广“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由司马迁普及以来，中国几千年其实都是“民主社会”。它一般2-3百年举行选举一次，用枪杆子来选举。中国历史连绵的农民的起义、贵族造反就是中国人民依据“天命宣言”自发举行的古典式民主公投！对于这类“民主公投”的结果，中国传统思想也早就有了理论：“得人心者得天下”。也就是说，你不得人心你就不能枪杆子“民主公投”得天下，“帝王”就“轮替”不到你；你得了天下，就已经证明了你是“得人心”的，是经“人民授权”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啊！中共至今坚持解说它通过“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得来的天下，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根据就出自这里。
“现代社会已经文明了，它不应再用枪杆子选举实现民主，而要由普及的选票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
第一，这只是一种理想。选票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国家政权公有化的发展程度。美国民主的经验，它是从革命胜利者集团内部的渐进分化扩张的结果。美国，至今还是选举人团的间接选举；
第二，选票赋予的合法性，是革命确立的那个特定国家法统下的具体的执政者或执政党，而不是国家法统本身。国家法统出自枪杆子不出自选票！美国民主的经验，美国选票选举的是由革命既定宪法下的总统而不能是宪法本身。
拥有最后裁定权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不受民选挑战的特权终身制，就是为保卫美国的革命法统不被民选选票推翻，而量身订做的！前文说过，你可以有任何宪法修正案，你不可以有宪法法统毁灭案。毁灭国家宪法法统就是革命，也只有革命，无论它是暴力革命还是“颜色革命”。
六、依据美国经验，中国共产党发生分化后出现民主的必然
革命得了天下后的胜利者集团，其内部，不同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势必要在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上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也即外界所看到的“争夺内斗”。它有两个方向解决，一个是革命产生的最高绝对权威者向更加强中央集权，个人独裁方向解决。他经常会获得表面的成功，但这是一种暂时的稳定却为未来积累危机的方式。这最高革命绝对权威者总要离开世界。当社会危机积累过于深重无法在体制内调节，出路只能是政变，或等待和仍旧依靠“天命”赋予的下次的革命。
另一个方向，最高革命权威，例如美国华盛顿，向革命集团内部逐步开放民主并向外扩展的方向解决。我们知道，华盛顿初始的理想是本革命集团的集体治国，不赞成多党竞争治国的。但当代表不同阶层背景利益的汉米尔顿、亚当斯和杰佛逊等发生“争夺内斗”后，他就只好放手让他们各自结党去依法作政治竞争，将必然要发生而且已经开始的脱离法制的血腥“争夺内斗”规范成严格法制下国家可控的“争夺内斗”。法制成熟，习惯形成，民主制度也就形成，国家长治久安。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这样萌芽和一步步向全社会发展出来的！
我们看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派斗争早就开始，自文革公开化与对抗化。“两个司令部”的提出，虽尚属毛对刘邓“罪状”的夸张其词，但确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方向上两派分化的趋势。面对这种趋势，毛仍然企图用更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方法解决。但他又有他的浪漫主义发明，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要发动亿万群众，用冲破国家法制束缚的群众运动来打倒“修正主义”“走资派”，称之为革命的“大民主”。但人民群众运动一旦发动兴起，就有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再加夺权的刺激，文革迅速地演变为各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激烈斗争和武斗。本质上，它是中共党内两派的分化向全国范围分化的民间延伸。四五天安门，“怀念周恩来”为由的人民群众运动的矛头甚至第一次反转过来，明确指向了毛泽东，支持邓小平。
感到了文革中的危机，王希哲执笔向毛泽东和人民代表大会进言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李一哲大字报”），热烈支持和辩护了文革的“大民主”，但发现和指出，毛泽东原设想，由中央文革推行的文革中一派瓦解一派甚至吃掉一派以达到共产党内左派一派的专政是行不通的，它消灭了党内民主，可能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大民主应该是党内党外左右各派的共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应该允许一切“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不应该是敌对的。同一的时期，思想家顾准也提出了“使文革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以成进步的动力”的设想。
中国的国情，中央集权是必须的。正因为中央集权的必须，对中央集权的民主监督，也才更加的重要。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针对中国历史集团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肯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指出共产党跳出这“历史周期律”的民主新路所强调的，不是议会多党制竞争的选举，而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一次伟大尝试，但党内党外没有处理好两类性质的矛盾，不但没有将“大民主监督政府”法制化，反而在“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的极左口号下，将一切的反对意见反对派别都随意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帽子，无视法制，加以专政。这样，人民的民主监督不可能存在，文革也就只能变成一场混战和内乱而失败，周期律自然也就无法打破。
毛泽东和主流的中央文革极左派没有采纳“李一哲”的进言。中央文革以镇压四五运动为标志，仍坚持把广场沸腾的民意和党内右翼反对派邓小平打成“反革命”，以实现其左派的一派专政。结果，毛泽东逝世不及一月，失去了绝对权威，中央文革极左派旋即被积愤已久的党内右派以同样无法无天的政变手段，一网打尽，宣布毛所支持的极左派为“反革命”。审判和专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且过之，却得到了那时人民的狂呼欢迎。
1976年中国党内外左派的全军覆没，为邓小平及其后人30年得以“不争论”向右再向右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改开”，扫清了通畅的道路。国家摆脱了极左的束缚，资本主义化建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共产党逐渐变质为资产阶级乃至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党。
不能完全否定中左派华国锋联合叶剑英邓小平右派官僚集团的“粉碎四人帮”政变及其“审判”。因为那时，束缚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极左教条，是1957反右开始，庐山会议批彭，更因文革失去了党内外右派制衡的极左派的极左政策。不搬开所谓“四人帮”中国无法矫枉过正。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总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76政变后，左派全军覆没，中左派华国锋“凡是”集团坐不稳也随之下台，反过来，党内外右派完全没有了左派制衡，仇视文革的邓小平更收缴了中国人民手中“四大”等一切民主武器，镇压了“大民主监督政府”真正尾声的八九民运。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完全肆无忌惮。邓后中国30年，终于向右堕落到了今日这般天怒人怨，烂得不能再烂的局面！
毛泽东不希望看到他身后的“资本主义复辟”。他指望永远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控他坚持设置的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专制机器，来保障中国红色革命法统的不变。他不相信民主和法制的规范。但事实证明，没有党内的左右派民主与规范性制度的制衡，“变色”更快更容易。只要最高的个人权力不受制约能够一人决定国家的命运，这台高度集权专制机器一旦落到戈尔巴- 叶利钦、邓小平手里，说变就变。全国左翼工农群众一筹莫展。
但是，随着中共最高领导职位交替程序制度化的愈趋健全，随着国际苏东变色对中共的冲击和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中国左翼反对力量开始重新苏醒、集结和发出愈来愈强的声音，中国已经不能再出现戈尔巴、叶利钦式一夜改变一切的戏剧了。因为那台毛泽东式的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专制机器已经被社会的多元利益和党内多元利益的分化而削弱、渐趋瓦解了。左派对右派的有效舆论制衡和政治制衡已经出现了。中国右派为了推进中国的西式民主化极力去做瓦解这台机器的事情，但他们慢慢发现，这台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专制机器不存在也就同时意味他们日夜盼望的“戈尔巴、叶利钦”也不能再出现了。没有任何人可以是神仙，他必须凭借机器。即便右派寄情于温家宝，他也有心无力了。右派何苦去咒骂、埋怨温家宝？从这个讽刺的意义说，为推进民主，努力削弱瓦解了中共高度集权专制机器的右派，才真正保卫了中共的红色政权，“超越”了毛泽东。
但同样的，左派也不能有他们的“毛泽东”了。即便左派认定了习近平、薄熙来是，也已有心无力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早已根本变化，历史的原因今日它的工农基础虽削弱但尚存，它的上层构成则已经是元老权贵世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30年中国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所谓国有资产急速流失，中国巨大的公有财富已经“私有化”到了这个阶级手里，这是共产党对中国绝对统治权力下实行私有化“改革”进程的必然。请问，既要私有化，手握社会公有财富的人不首先私有化给自己，还能私有化给谁？社会全面的“腐败”，不过是权力资本化下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一般资本要不停地运转才能产生利润，权力资本更要不停地运转也才能产生利润。封建地主官僚的腐化是消极地对社会既有财富搜刮挥霍，权贵资本官僚的腐化是积极投资立项在疯狂的无序基建和金融流转中占有利润挥霍，故他们的“腐化”也能表面促进社会的繁荣，而实际两级分化。左派反对他们，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除非发动清党。他们有力量清党吗？他们能战胜政治资本加经济资本雄厚的党内权贵资产阶级，及为他们服务鼓吹的社会右派精英吗？不能了。这些社会右派精英背后，更有着国际资本势力的精神和金钱的支撑。而实际上，中国人民不满邓政策发展的无节制资本主义化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大多也不会赞成回到原封不动的毛时代左倾路线上去。国家毕竟繁荣了，人民一般的生活水平毕竟多少提高了。历史已经前进了，共产党要对自身的性质和政策纠偏，不能再走一派打倒一派，一派专政一派的老路了，只能在左右力量的互动平衡中，求得新的发展模式，建立新的民主格局。经过30多年占统治地位而没有了左派天敌的发展，中国的党内外右派势力在中国已经长期占据了压倒的地位，左派甚至争得一定的话语权都相当艰难。这种历史遗留的党内一派专政一派的不健康政治关系，对中国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前景是不利的。为了中国民主必须的左右力量平衡，为了共产党自身内部关系的首先民主化，所谓江青“四人帮”应该得到平反，毛远新应该得到平反。右派在中国早已平反，趾高气扬，左派在中国却至今被专政，“不许乱说乱动”。这是极不公正的，这就没有中国党内外民主化和“让人民监督”的起码条件。胡锦涛、习近平应该把这件事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究竟应该是怎样一个格局？胡锦涛时代，开始了共产党小集体民主专政时代。胡锦涛之后呢？有各种的估计和设想：“党内派系民主”；“社会主义多党制”；“党一分为二”；“党主立宪”等。我们不妨仍然参考一下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
美国制宪后民主的起步，不是开始于政党的竞争，而是开始于个人的选举。美国各州推出总统选举人，在革命的领袖群中作选择，将他们心仪的总统人选写在选票上。华盛顿自然连续两届获得了全票，副总统人选亚当斯、杰伊等得票，则参差有等。正是在反映民意差距的副总统人选得票有等的激励下，杰佛逊们才把政党候选人的竞选制度一步步地发展了出来。
许多人以为，也提出，民主应该从社会基层一步步向上扩大推进。其实恰恰相反，在坚守某个特定国家革命法统之下，民主正是要从革命领导集团的最核心精英层开始！王希哲在中共17届五中全会前夕文章提出，《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如果说，汉米尔顿集团比较地代表了联邦利益和革命现实主义，杰佛逊集团比较地代表了州权利益和革命理想主义，他们能竞选起来，启动了美国的民主，为什么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今日精英的共产党领袖们就不能竞选起来，启动中国的民主呢？从人们的能够观察到的客观事实，难道汪洋不是比较地代表了邓小平“改开”主义及在这个主义下中国今日得利的主流利益群；薄熙来不是比较地代表了毛泽东理想主义及被右倾“改开”主义损害下的弱势的基本民众吗？习近平则不是表现得比较中和吗？中国今日已经几亿互联网民，高居世界之首，电脑电视手机全面普及，全民信息高度发达，北京中南海愈趋年轻的领袖人物对他们早已不再在遥远的云霄，不再神秘，甚至“哥们”化，各人物政治倾向业绩表现亦早已熟悉，今日无论党内党外，左翼右翼，民心所向，党心所向不都是希望由自己来选择能代表自己群体利益和理想的领导人吗？右翼当国30多年了，今天选个左翼人物当国，“轮替”试试，又如何？美国200年前的资产阶级英雄豪杰敢站出来迎接个人的竞选挑战，今日的共产党英雄豪杰还未能有“先从隗始”的勇气奋身站出来请人挑选吗？为什么还要拘守邓小平的“隔代指定”？你自己是英雄凭什么要听从他人的任意指定？“指定”是人治高于宪治违反中共党章法规的恶习。恶习，有什么理由永存？为什么胡锦涛就不能打破它？胡锦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说了就要做。请现在就做！18大就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中共英雄豪杰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开始。在他们的竞选过程中，实现人民的监督，而打破周期律。
美国的民主进程二百几十年了。中国辛亥至今一百年，中共建国六十年。不是说，中国也要再走二百几十年，不会的，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民智的演进是加速度的，我们要尽力去做，尽力去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急什么呢？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这样获得的每一步的果实，才是稳定的。
七、我们可总结一下全文了：
1、美国民主的经验，民主的起步是从革命胜利者集团的核心层分化开始的。而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2、民主的过程就是“公天下”的过程。依据今天“按劳分配”的社会经济政治利益分配铁律，谁打了天下，只能由谁首席去“坐天下”。现实胜于理念。民主起步既是从革命胜利者集团的核心层开始，自然，就是从革命胜利建立的国家法统内部开始。
3、现在需要全民推动的是，请中共左右翼的最高层精英从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竞选开始，起步中国的民主和人民的监督。
4、中共党内民主的起步，必须要党外民众依法以各种政治运作方式的冲击、推动。人民能够把民主进程推到了哪一步，它获得的实际政治权利才能到达哪一步。
2010年11月7日
xz7793@gmail.com
王希哲
一、美国革命胜利者集团建立的国家法统和民主的起步
二、国家法统与政党政权
三、辛亥后的中国革命法统
四、民主的过程，就是国家政权公有化的过程
五、“打天下坐天下”问题
六、中国共产党发生民主分化的必然
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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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革命胜利者集团建立的国家法统和民主的起步
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利坚新兴民族对英争取自身独立经济利益的革命战争。这场暴力革命战争的结果，赢得了独立但并没有民主。革命，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它是一部分要求独立的北美居民将自己这部分居民的意志，以革命的方式强加给了另一部分不愿或反对独立的北美居民。但革命又是民主的，它是以枪杆子为“选票”，为北美渴望独立的那部分多数（占三分之二）居民赢得的武装选举的胜利。
打天下者得天下。自然的，新建立的美国，是以华盛顿为首的革命胜利者集团专政，或曰“独立革命党”专政。一切反革命的，即反北美独立的，拿起武器站在亲英立场配合英军与华盛顿革命军和法军作战的反革命阶级政治势力（包括印第安人反抗势力）及其代表人物，战时和战后，都被迫害、镇压，没收财产，或强制遣送回英国，或驱赶至加拿大，大西洋海岛。甚至因害怕那些被驱赶而聚集至加拿大的亲英反革命势力对美复辟可能，这个革命集团“宜将剩勇追穷寇”，不惜各种借口下发动对加拿大战争，即所谓对英“第二次独立战争”。
然后，胜利者着手制定宪法。这个宪法要确定美国立国的国家法统。费城制定宪法的代表清一色是革命家代表，不是也不可能是北美全民“一人一票”选出的今日所谓“经被统治者同意”授权而具有“合法”性代表。他们不但是革命家，绝大多数还是独立革命的债权人。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投资革命的金钱，在革命胜利后，能不能连本带利收回。而唯有建立一个能强力收税的中央联邦国家，才可能保障他们投资的回收。因此，必须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甚至希望将革命领袖兼革命大债权人华盛顿拥戴为国王。只是这时，北美移民数百年自治的传统精神起了作用，华盛顿拒绝为国王，主张胜利者的共和。反复的折冲之后，费城宪法终于确立了独立革命胜利者集团民主执政的国家法统。这就是美国的开始。
后来呢？后来的美国统治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了民主的扩大化。由于背景和利益的分化，华盛顿原来希望不分党派永远保持下去的他的团结一致的革命统治集团，终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政治分化，为了选举的胜利，竞争最高执政权力的两个政党，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开始出现了。然后的几十年，同样由于利益的不断分化和重组，这两个原始的党也随之不断地分化重组，直至南北战争的硝烟散去，现在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的美国两党，共和党、民主党，以及这两党轮番上演的美国政治才从那时起正式地确立了。
南北战争，是美国独立革命后至今二百余年的发展，在它的统治集团中，唯一发生的一次向费城美国宪法法统的根本性挑战。19世纪中叶，南方各州为维护奴隶制发动了独立叛乱（你仍叫它“独立战争”也行，全看你站在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的立场）。这场大规模叛乱被林肯总统以超出了总统宪法权力的铁腕军事手段坚决地镇压了下去，维护了美国的统一和完整。林肯后继者更以长达十几年的对南方的严厉军事管制，强制改造了南方的政治生态，彻底稳定了美国的联邦中央权威，这才奠定了美国在这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了领导世界大国的基础。
同时，在美国人民民权运动斗争长期而不断地冲击下，民主权利也步步扩展：约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部分的州取消了对白人男性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以及其它条件的限制；
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被赋予公民权，男性黑人公民的选举权从宪法上得到了肯定；
上世纪初，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给予妇女以选举权； 同时，承认了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美国公民权。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宪法修正案将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从二十一岁下降到十八岁。于是，美国的共和民主，才接近具有了全民民主的意义。这一切，走过了二百年！
但美国的民主，无论怎样的扩大，无论形式上怎样越来越接近了全民的民主，本质上，仍然是二百几十年前的那个以华盛顿为首的革命胜利者集团的民主专政！今天美国两党民主之上，有一个国家法统的“鸟笼”，这“鸟笼”，就是美国不可动摇的“费城革命胜利者集团宪法”。这部宪法，由终身的，权威至高无上的，不受民选挑战的几名最高法官看护。对这部宪法的最后解释，至今，还必须以当年的革命胜利者兼债权人为制宪辩护留下的《联邦党人文集》为最高范本。
你可以发起运动向政府争民权和各种利益，你可以号召不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执政，你可以在高的几乎无法逾越的门槛前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但，你不能挑战国家法统本身，你不能毁灭宪法本身。宪法没有赋予你合宪法毁灭宪法的任何条款。
今天的美国人民，按费城革命者集团为他们制定的选举人团方式去选出总统（争议时由最高法官裁决），选举出的总统，必须宣誓效忠那部二百年前革命胜利者集团制定的宪法，人民必须承认华盛顿们是这个国家的“国父”。今天想归化成为美国人的一切外来移民，必须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即以这部宪法制定者的敌人为敌人。通过宣誓，法律上和精神上都加入到那个历史的革命胜利者集团中去，成为它的革命法统继承人。
所以，法统上，美国不是“民主国家”。美国的国家法统是稳定的，不受挑战的，不可改变的，它不承认“民主”，它不能由你去“民主”。你要“民主”毁灭国家法统，如19世纪中叶唯一一次的南方挑战，我就武力平叛，实行军管。美国民主的适用范围，它能够改变和调整的，是这个国家法统内部的两大基本政党的执政或在野的地位，以及这个国家法统下的社会各阶级各利益群体的政治关系。而这一切民主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说的，都不过是二百年前那个因武装革命胜利（不是因选票）而独掌了北美统治权建立了美国的国家法统的胜利者集团分化、发展、演进而来。今天，我们中国人要向中国移植美国的民主，就必须明白美国民主的幼苗从哪里开始。
二、国家法统与政党政权
政党政权可以轮替，国家法统不可以轮替。政党政权的更变，可以来自民主社会的选票，也可以来自政变，国家法统的建立和更变，则一定来自革命，来自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近代精英们都反对此说。其实，是毛泽东这里没有说清楚，是“枪杆子里面出新的国家法统”。新的国家法统只能 出自枪杆子。哪怕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以颜色的革命“和平”更变国家法统，背后也一定隐藏了枪杆子或外部强国撑腰的枪杆子。
有人说，改变国家法统，也可以合法进行，只要设立一个很高的门槛。你看，从杰佛逊到毛泽东都设立了这样的门槛。他们教导自己的后人，当他们建立的国家今后变成了专制国家时，人民可以造反，“对专制的政权革命推翻有理”！但他们说的仍然是改变政权，而不是根本改变他们创立的国家法统。且样的门槛，只能设立在他们的理论宣言中，不能设立在宪法里。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不但没有“合法”推翻自己的法统的设计，甚至也没有允许人民合法革命，推翻自己国家的“专制政权”的设计。杰佛逊没有把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主张，以具体的宪法规定，如，在符合怎样的条件下美国人民可以认定美国政府已经是“专制统治”的政府而合法地推翻美国政府，写进宪法；而更加革命浪漫主义的毛泽东，无论曾怎样一再对他的人民和将军们作身后的“最高指示”，也同样不会以具体的宪法规定，如，在符合怎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可以认定中共政府已经是“压迫人民的修正主义”而合法地革命，去推翻中共政府写进中共宪法，一样！
法统是什么？一个国家立国的法统，说明了它的历史合法来源，解释了它或以“天命”或以“天赋权利”或以“人民名义”的理由革命建立自己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它不仅有全套的宪法和法律加以保障，更有以革命胜利者的立场、视角、价值观书写的历史，及以此正统历史观为核心，确立的全部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国家全部的政治理念、历史价值观、文化艺术、学校教育都必定笼罩于这个国家统治意识形态之中，这个国家才能稳定。也可能出现异端，也可以宽容异端，但不妨碍国家法统决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故此，你要再革命，再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你就要致力将萌芽的异端的力量无限扩展，以你的“真相”，翻案该国正统历史，颠倒其价值观，搅乱其意识形态。“欲灭其国，必先乱其史”。什么原因？史，就是国家法统合法来源解说的核心，是全部国家意识形态赖以稳定的基础。试想，稳定如民主的美国，假设异端的扩张占领了国家政治理念、历史价值观、文化艺术、学校教育的统治地位，将华盛顿、杰佛逊的反英革命到林肯平叛的历史全部翻转过来，描述为了非法的暴君匪徒，今日的美国还能和平存在下去吗？（注：糟糕，老王这里说早了十年！）
说说台湾。台湾总有人说它是“转型”为民主的成功，甚至将它悬为大陆楷模。这真是糊涂不可救药。台湾不是民主，是革命，是在“民主”掩盖下进行且在继续进行中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为什么？因为民进党台独绿色势力志不仅在“政党轮替”，其志在最终变更49年后播迁至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家法统，非如此不能实现台独，因此它必须搅乱、颠倒和污化中华民国法统得以在台湾合法存在的全部历史和意识形态。民进党一直在这样做，李登辉一直在这样做，陈水扁上台后绿色意识形态几乎占据了台湾统治地位，历史、文化、艺术、教育都在颠覆性地剧烈改变，“总统”陈水扁甚至亲口否定了中华民国国家法统在台湾的存在，宣告“中华民国早已灭亡”。而民进党之所以至今未能革命成功，台湾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生全面性的流血冲突革命，完全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笼罩，设下了底线，不允许民进党在台湾为所欲为，才维持了一个台湾“民主”的假象。但民主的前提，毕竟是参与民主的各方有一个共同的宪政认识，也即有一个共同的国家法统的认同。台湾没有这个，没有国家的认同，因此台湾的政治乱局，决不是“民主的不成熟期”所致，而是民主的表面形式与革命的实质内容的根本冲突所致。只要民进党尚未绝了台独的望，而回过头来承认中华民国国家法统，与国民党有了共同的国家认同，台湾之乱，就将永无止息。而能使民进党绝了台独望的只能是中共。故从这个意义说，还只有中共才能成全台湾的民主。
一个国家开放实行民主会不会大乱？全看有没有全社会共识认同的权威国家法统在。这是民主得以有序地萌芽生长的“鸟笼”。明确的国家法统，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西方民主，美国民主，是在国家法统确定下来后的民主，也就是在国家主权“有主”之下的各党派争夺执政权的“民主”。要知道，丢下一个钱包在街上任抢都会“大乱”，不顾国家存在不认同国家法统敌对势力存在的状况，将国家政权扔出来任由不认同国家的敌对党派势力去自由争夺，怎能不大乱？周失其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国有史以来的大乱，莫不从此开始。蒋经国铸成的大错，就在这里！
法统不乱，可实行民主不乱，或至多局部小乱；法统乱了，“民主”势必全局大乱，且终将引向强人的专政，以重建国家的稳定。“精英”们批评中共的“封锁新闻”和“控制意识形态”，不解地说，在世界互联网络的时代，封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要开发各种软件把反共信息输送进大陆，只要大陆人民“翻墙”充分获知了大量的反共信息，共产党的统治就会瓦解，反共革命就会发生了。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明白，所有的这些反共信息哪怕国内百分之百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年们“翻墙”都听到了也并不重要，事实上他们的大多数也听到了或能够听到，重要的是，共产党要让你必须“翻墙”才能得到这些信息本身告诉了人民，什么是这个国家肯定的正面新闻和正面的意识形态，什么是政治不正确的新闻和意识形态，以此保证了国家立国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统治的地位不动摇，因此在国家的主流思想中不乱。国家主流思想不乱，国家法统就不乱，革命煽动也就无从着手。这也就是哪怕今日网路信息已经无远弗届人人可得，共产党也要坚持“封锁新闻”和“控制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右派精英总感到自己无法得到颠覆共产党统治意识形态的充分自由，而永远对共产党“改革派”失望的根本原因所在。
右派精英常喜欢高唱“和平转型”，但却永远在讨论转型后是“清算共产党罪行”还是“宽恕、特赦共产党罪行”。好像“共产党的罪行”已经被他们定案，只待“转型”后如何判处发落。这就意味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转型”就是革命，不仅是“政党轮替”，不会有什么“和平”。
共产党有什么“罪行”？无非决定于你观察的立场。站在共产党革命法统之内考察，右派精英至今喋喋言必控诉的一切什么“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恰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必然，或在这革命的必然中出现的政策失误哪怕严重失误。可以纠正或已经纠正，无所谓“罪行”。你“清算”什么？或要你“宽恕、特赦”什么？你要确定共产党所为的一切是“罪行”，而且得到“清算”，你就已经站到了共产党革命法统敌对的立场，站到了对这个共产党革命法统再革命的立场上。正如台湾民进党，它要“清算”还是“特赦”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罪行”，他就必须如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那样先推翻掉国民党的国家法统，实行绿色专政，建立绿色法统。它做不到这条，它被中美反台独鸟笼笼罩，它就无法推翻掉国民党的国家法统，他也就谈不上“清算”或“特赦”国民党统治的“罪行”，只能无可奈何混在这它不乐承认的国民党的国家法统内挣扎、哀鸣：“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陈水扁）
三、辛亥后的中国革命法统
中国辛亥之后的半世纪，相继出现了三个革命法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美国经验，有序民主的基本胚芽，必须从统治集团特定的革命法统内部发育出来的规律，我们审视一下这三个法统。
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标志的国民党辛亥革命法统，是同盟会–国民党革命集团为主的革命历史价值观建立和解释的国家法统。袁世凯不属于这个革命集团，他本属于这个革命集团的反面。辛亥革命潮起，他借势入伙了这个集团。但国民党革命集团的实力，远远比不上他。鸦片战争后风雨飘摇了近百年的满清实际是亡于他。在他的哄骗逼迫下，满清末代孤儿寡妇哭哭啼啼所颁下的退位诏书，写明了是将清廷国家大统交由他处置。在他眼里，他的“中华民国总统”权力不来自国民党革命的革命法统，而来自他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前清朝廷的“禅让”。他不能受国民党革命法统的束缚，相反，他要根据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新的国家法统。如此，决裂和战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这有点像后来的台湾。土著的民进党与历史的中国国民党革命集团无关，从不属于这个集团。民进党在“民主”的口号下进入了中华民国体制，也就是入伙了中华民国法统。但它从不承认这个法统，一心颠覆这个法统。在民进党眼里，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殖民侵略集团，因此中华民国法统是殖民者法统，民进党要建立的是“台湾人民反抗中国殖民侵略”的台湾国新的法统。从哪里寻找历史合法性根据？他们只能从日本法源寻找，从所谓“旧金山合约”寻找，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无效”性中去寻找。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又恰是中华民国收复台湾统治台湾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台湾的全面决裂和冲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生，上面说了，不过是民进党不拥有袁世凯般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中美强势反台独“鸟笼”的笼罩罢了。袁世凯头上则没有这样的鸟笼，又挟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他敢下手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表的国民党辛亥革命法统，便被他颠覆了。中国的民主，未能从这个法统中萌芽发育出来。今日反革命的右派史学精英，埋怨孙中山不该对袁革命，认为孙势力对袁忍让了，中国的宪政共和民主，就能从那时开始了。他们完全不懂历史。
第二个，就是以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为代表的新国民党革命法统。这个法统起始于20年代孙中山联俄改造国民党后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和北伐重新统一中国的胜利，初定于抗日民族战争胜利后，蒋毛重庆会谈，决定共同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在它最后完成的时刻，破裂了，两党的猜忌使得一方不得不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和扩张实力，一方则要尽可能地限制和消灭对方的实力。内战爆发了。中华民国宪法终于未能成为中国近代两大最基本政治势力国共两党共同的法统，从中发展出民主来，而只能片面成为蒋介石为人格代表的现代国民党的法统。1949年元旦，内战形势明朗，共产党得天下大势已定，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首先就是要求国共和议能“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但这时怎么可能？他已经没有要这个价的本钱了。
毛泽东立即发出声明拒绝，提出和谈条件八条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要捉拿惩办战争首犯蒋介石，接下便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老蒋不提法统可能还好，提了就完了，没法含糊了。于是这个法统终于在大陆覆灭，播迁于台湾一隅。而亦被民进党宣称于2000年随着它被“台湾人民民选”上台而彻底消灭了。
但这个新国民党法统又具有这样的特征：
1 、共产党是这个中华民国革命法统一开始的共同参与者而不是外来者。国共两党长期是“以俄为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胞党。
2 、在一系列的该法统合法性来源的基础历史价值认识上，反帝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孙中山、反袁护法、北伐、对日抗战，国共两党持大体相同的历史价值观。
3 、中华民国宪法草拟完成的基础，本身就建立在蒋毛重庆会谈后的国共双十协定和全国各党派通过的政协决议之上。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唯一的，极其珍贵的。
从这几项特征出发，王希哲曾判断，在中国两岸统一的互动运动中，只要两岸实力相当而又处于某种国家民族大义的关头，双方各让一步，回到抗战胜利后国共双十协定和全国各党派政协决议的民主建国纲领基础上，重建一个新中国的新法统，从中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还是可能的。事在人为。只是过去这十几年，两岸力量消长，国际形势大变，可能性更为渺茫了。
最后，就是1949年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也即共产党革命法统。后面再讲。
四、民主的过程，就是国家政权公有化的过程
1949年9月共产党主持下召开的北京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共产党版的“费城制宪”会议。革命胜利者和同盟者们在毛泽东召集下聚集开会，“废除伪法统”，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共产党革命的新中国国家法统。这个新的国家法统宣告它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事实后来的发展，这国家迅速成为了一个共产党革命中曾誓言反对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也即1949年那个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同盟者不少人在8年之后责难共产党实行“党天下”的国家！
为什么辛亥以来，国家政权“天下为公”的共和理想，总是难以实现呢？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无论哪个以“民主”相号召的革命党，流淌无数的鲜血，革命功成之后，中国似乎总是注定还是要回到那个专制的状态中去，一次又一次被认为“复辟倒退”，而新起的革命者又要不断地号召再革命呢？
王希哲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获得中国新的近代史观。他把辛亥革命迄今的历史，不再视作一部不断“复辟倒退”的历史，相反，视作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视作越来越向辛亥后那幅先验的中国民主国图景走近的历史。用什么标准来度量呢？用国家政权公有化的扩大程度来度量。
政治民主化，就是国家政权的公有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权从私有向公有过渡的漫长过程。
中国数千年的国家政权，或曰“江山”，或曰“天下”，是皇家的私产，主权在君，“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主呢？就要把国家政权从皇家私产变为全民公产，主权在民，“天下为公”。
私有转为公有，何等巨大的落差。我们现在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作了试验，哪怕一般生产资料的私有转化为公有，都将是一个多么艰巨漫长的过程，“公有”了，不行，还要“改革”退回为私有。何况国家最根本的重器，操控着国家全部财富资源的国家政权，它的从私有转化为公有，谈何容易！辛亥革命，一炮之后，就能“天下为公”？四万万中国人就都能“主权在民”人人获得他“天赋的”普世的民主权利？一切不合于这个浪漫想象的现实都是“背叛”、“复辟”？神话了！
伟大的马克思。他这样说：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政权从满清皇家落到了北洋军人的手里。这革命后的第一次国家权力分配正是符合了那时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在北洋军及其背后的官僚洋务派大地主手里，是这个实力最后逼退了满清皇家，无论南方孙氏革命党乐不乐意，国家政权只能这样分配。北洋军政权代表的是中国什么势力呢？是前清旧洋务派官僚和贵族大地主的利益。这个小圈子的专政，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共和国图景来说，自然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千年国家政权的家天下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却是进了一步，是旧贵族官僚和旧军事长官的上层民主联合专政了。这个旧贵族官僚和旧军事长官的民主联合专政甚至领导击碎了袁氏回复家天下的一次真正复辟活动，捍卫了“民国”。
然后，国家政权又从北洋军人手里落到了以北伐党军为后盾的国民党手里。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次国家权力分配。之前不久，国民党屠杀了它的盟友共产党，不允许它参与分配。国民党独占了全部国家政权。但它的阶级基础比北洋系扩大了，国民党代表的是全中国大地主富农阶级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上层民族资产阶级。这几个中国权势阶级在蒋介石国民党领导下联合专政，排除一般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出民主。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共和国图景来说，自然还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甚至对北洋旧军人旧官僚小圈子专政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程度却又是进了一步了。
但按孙中山的主张：“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蒋介石国民党不行，共产党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再起而革命。最后，国家政权又以“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果，从国民党手里落到了共产党手里。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三次国家权力分配。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小岛上，占领了国家政权，但它的阶级基础毕竟比国民党更扩大了。遵照孙中山遗嘱，共产党的国家代表了工人农民阶级和一切城乡基层民众和城市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虽得势后边缘化了，甚至专政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但共产党国家的社会阶级基础，仍然比国民党广大得多。显然，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样，对那个辛亥先验的全民民主共和国图景来说，自然还是“背叛”“倒退”，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对国民党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却又是大大进了一步了。
但是，中国国家政权公有化，即民主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共产党的原教旨理论，想用消灭私有经济，社会经济全面公有化的方式来实现人民民主化，但它失败了。为什么失败？还是那个原因，“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共产党不得不退一步，重新培植私有经济，实行国民经济多元化。这样，它的政权就不得不扩充基础，重新容纳新生资产阶级，甚至高于了工农阶级，使“无产阶级”共产党变质为“全民党”化，“三代表”化。
所以，今天中国国家政权公有化的过程，民主化的过程，就一定要经历一个共产党“党天下”演变扩大的过程。它真不是共产党的错，共产党的“背信”，而是一种历史必然。它在这样的演变中：
毛泽东时代，是“党天下”的一人独裁专政时期；
邓小平时代，是“党天下”的元老寡头联合专政时期；
江泽民时代，是“党天下”的寡头幕后专政向党的小集体民主专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完成了党（也就是国家）最高领导职位交接的初步制度化；
胡锦涛时代，是开始了的“党天下”小集体民主专政时代。
这就是所谓“党内民主化”的发展，也就是“党天下”的国家政权向扩展公有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胡锦涛之后，习近平之来，这个总趋势还必将继续发展（注：似乎有些曲折）。
如果我们坚持辛亥以来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对“天下为公”的先验民主共和国蓝图不断的“背叛”“窃国”“倒退”“复辟”史，那么，每个历史阶段的志士仁人们的对策，就只能是不断的再革命。如果我们认识辛亥以来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在中国客观的经济文化条件制约下和主观的人民的积极斗争争取下向国家政权公有化程度扩大，向“天下为公”的民主共和理想一步一步的的接近史，那么，我们探讨今天的中国民主化怎样才能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比较容易展开了。
五、“打天下坐天下”问题
有人疑问“既然宪法的定位已经清楚了，国家已经叫人民共和国了”，天下就当然公有化了，怎么还要有漫长的过程呢？这就是把纸上的东西当做现实的东西了，就是把国家权力财富关系的最根本的的大变动看做是在一张叫做宪法的纸上写“人民共和”几个字的问题，就太书生气了。
为什么以民主为号召的革命党，胜利以后，总要出现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问题呢？他们就不能立即诉诸全民的选票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么？有人说，美国就是这样的。“华盛顿打了天下就回乡务农去了”。不对。华盛顿没有“打天下坐天下”吗？他不坐天下行吗？我们第一章就说了，这位革命债权人的领袖，他不坐天下，革命欠下的债务就不能保障偿还，革命追求的利益就不能保证实现，跟随他革命的革命党人集团就不会允许。坐天下的还只能是他。
不错，他坐了两届，自己不坐了，有多种深层原因在。但是，谁继承他坐下去？难道不仍然是他的革命胜利者集团在坐么？甚至，难道不是他领导下制定的宪法，保证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数百年坐美国天下的，都必须是法律上精神上都认同了他们这个革命集团的后人么？难道费城会议可以决定让给那个华盛顿革命者集团打垮的、专政的、驱逐的反独立派，对英效忠的反革命派去坐天下么？今天，华盛顿城耸入云天的华盛顿纪念碑、林肯高坐在那里俯视美国的林肯纪念堂，总统山的巨像，每个大小城市数不尽的的华盛顿路杰佛逊路在在不都在提醒我们，无论之后数百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如何翻来覆去，在美国坐天下的，确实，不至今仍然是那个华盛顿革命胜利者集团的法统继承人么？当年反独立的“效忠派”反对势力哪里去了？不过因为得不到类似今天的强权国家集团的保护、支持而消亡了，首先被美国革命法统下的正史遗忘，然后完全被后世人遗忘了，于是以缪传谬，被积淀为成见，误以为美国的立国，起始就建基于民主之上而不是基建于革命集团专政之上罢了。
法国大革命，各党派轮番上台，杀戮。但无论谁上台，上台的都是革命派，是参与革命，承认革命合理的一派而不能是反对革命的保皇党。保皇党上台就宣告了革命的死亡。英国，德国革命莫出此理。
有人说“共产党自己也不敢说‘打天下坐天下’”呀！
怎么没说？你自己不读毛选罢了。革命胜利前夕，1948年，毛泽东说：“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
“共产党领导人民坐江山”。得天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这一条定了下来。
是王希哲赞成“打天下坐天下”吗？不赞成。他赞成今天早上胜利了的革命者今天晚上就把他们的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交与全民，当然包括反革命派去裁决，由选票决定谁来“坐天下”。问题是，这符合社会的规律吗？社会规律不是以人的先验的理想和好恶决定的，它有着它背后的必然性。就像伽利略也许也很不喜欢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动的，“但是，地球还是在绕着太阳转动的呀！”。我们的任务是认识和揭示客观规律。与是否喜欢这个规律无关。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条件，它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并由此扩大为国家权力的分配方式，还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的社会铁律。你说私有制好？你资本家的资本是一分一毛积赚下来的，我共产党打的天下就不是一刀一枪九死一生拼杀出来的？革命，是世界最具风险的劳动和投资。胜利了的结果不“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谁干革命？在这个分配方式下，共产党“打了天下”就要由共产党“坐天下”，天经地义，这是中国一般人民心理都承认而且视为当然的政权合法来源，它是中国数千年政权更迭的根本大法，今天它也仍然反映了“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其实，这对200年前的美国革命胜利者，也同样如此。华盛顿们打的天下，不会让别人，更不会让他的敌人去坐天下。
一定要记住，社会的规律不是我们“主张”什么，喜欢什么，而是社会的有序运行今天只能接受什么！
“任何统治的合法性必须来自人民的授权！”是的。但“人民授权”的体现，谁定下了必得要用选票？在中国，几千年“天下”易手的合理性依据都是“天命”。中国的“天命”宣言早就包含了美国独立宣言的“造反有理”思想，即人民有权推翻违逆民意的暴虐统治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在中国从来不是问题。那么，中国的“天命宣言”怎样来实现呢？
很简单，中国式的“选举”，中国式的“人民授权”。
自从陈胜吴广“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由司马迁普及以来，中国几千年其实都是“民主社会”。它一般2-3百年举行选举一次，用枪杆子来选举。中国历史连绵的农民的起义、贵族造反就是中国人民依据“天命宣言”自发举行的古典式民主公投！对于这类“民主公投”的结果，中国传统思想也早就有了理论：“得人心者得天下”。也就是说，你不得人心你就不能枪杆子“民主公投”得天下，“帝王”就“轮替”不到你；你得了天下，就已经证明了你是“得人心”的，是经“人民授权”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啊！中共至今坚持解说它通过“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得来的天下，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根据就出自这里。
“现代社会已经文明了，它不应再用枪杆子选举实现民主，而要由普及的选票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
第一，这只是一种理想。选票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国家政权公有化的发展程度。美国民主的经验，它是从革命胜利者集团内部的渐进分化扩张的结果。美国，至今还是选举人团的间接选举；
第二，选票赋予的合法性，是革命确立的那个特定国家法统下的具体的执政者或执政党，而不是国家法统本身。国家法统出自枪杆子不出自选票！美国民主的经验，美国选票选举的是由革命既定宪法下的总统而不能是宪法本身。
拥有最后裁定权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不受民选挑战的特权终身制，就是为保卫美国的革命法统不被民选选票推翻，而量身订做的！前文说过，你可以有任何宪法修正案，你不可以有宪法法统毁灭案。毁灭国家宪法法统就是革命，也只有革命，无论它是暴力革命还是“颜色革命”。
六、依据美国经验，中国共产党发生分化后出现民主的必然
革命得了天下后的胜利者集团，其内部，不同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势必要在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上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也即外界所看到的“争夺内斗”。它有两个方向解决，一个是革命产生的最高绝对权威者向更加强中央集权，个人独裁方向解决。他经常会获得表面的成功，但这是一种暂时的稳定却为未来积累危机的方式。这最高革命绝对权威者总要离开世界。当社会危机积累过于深重无法在体制内调节，出路只能是政变，或等待和仍旧依靠“天命”赋予的下次的革命。
另一个方向，最高革命权威，例如美国华盛顿，向革命集团内部逐步开放民主并向外扩展的方向解决。我们知道，华盛顿初始的理想是本革命集团的集体治国，不赞成多党竞争治国的。但当代表不同阶层背景利益的汉米尔顿、亚当斯和杰佛逊等发生“争夺内斗”后，他就只好放手让他们各自结党去依法作政治竞争，将必然要发生而且已经开始的脱离法制的血腥“争夺内斗”规范成严格法制下国家可控的“争夺内斗”。法制成熟，习惯形成，民主制度也就形成，国家长治久安。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这样萌芽和一步步向全社会发展出来的！
我们看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派斗争早就开始，自文革公开化与对抗化。“两个司令部”的提出，虽尚属毛对刘邓“罪状”的夸张其词，但确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方向上两派分化的趋势。面对这种趋势，毛仍然企图用更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方法解决。但他又有他的浪漫主义发明，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要发动亿万群众，用冲破国家法制束缚的群众运动来打倒“修正主义”“走资派”，称之为革命的“大民主”。但人民群众运动一旦发动兴起，就有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再加夺权的刺激，文革迅速地演变为各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激烈斗争和武斗。本质上，它是中共党内两派的分化向全国范围分化的民间延伸。四五天安门，“怀念周恩来”为由的人民群众运动的矛头甚至第一次反转过来，明确指向了毛泽东，支持邓小平。
感到了文革中的危机，王希哲执笔向毛泽东和人民代表大会进言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李一哲大字报”），热烈支持和辩护了文革的“大民主”，但发现和指出，毛泽东原设想，由中央文革推行的文革中一派瓦解一派甚至吃掉一派以达到共产党内左派一派的专政是行不通的，它消灭了党内民主，可能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大民主应该是党内党外左右各派的共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应该允许一切“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不应该是敌对的。同一的时期，思想家顾准也提出了“使文革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以成进步的动力”的设想。
中国的国情，中央集权是必须的。正因为中央集权的必须，对中央集权的民主监督，也才更加的重要。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针对中国历史集团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肯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指出共产党跳出这“历史周期律”的民主新路所强调的，不是议会多党制竞争的选举，而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一次伟大尝试，但党内党外没有处理好两类性质的矛盾，不但没有将“大民主监督政府”法制化，反而在“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的极左口号下，将一切的反对意见反对派别都随意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帽子，无视法制，加以专政。这样，人民的民主监督不可能存在，文革也就只能变成一场混战和内乱而失败，周期律自然也就无法打破。
毛泽东和主流的中央文革极左派没有采纳“李一哲”的进言。中央文革以镇压四五运动为标志，仍坚持把广场沸腾的民意和党内右翼反对派邓小平打成“反革命”，以实现其左派的一派专政。结果，毛泽东逝世不及一月，失去了绝对权威，中央文革极左派旋即被积愤已久的党内右派以同样无法无天的政变手段，一网打尽，宣布毛所支持的极左派为“反革命”。审判和专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且过之，却得到了那时人民的狂呼欢迎。
1976年中国党内外左派的全军覆没，为邓小平及其后人30年得以“不争论”向右再向右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改开”，扫清了通畅的道路。国家摆脱了极左的束缚，资本主义化建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共产党逐渐变质为资产阶级乃至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党。
不能完全否定中左派华国锋联合叶剑英邓小平右派官僚集团的“粉碎四人帮”政变及其“审判”。因为那时，束缚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极左教条，是1957反右开始，庐山会议批彭，更因文革失去了党内外右派制衡的极左派的极左政策。不搬开所谓“四人帮”中国无法矫枉过正。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总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76政变后，左派全军覆没，中左派华国锋“凡是”集团坐不稳也随之下台，反过来，党内外右派完全没有了左派制衡，仇视文革的邓小平更收缴了中国人民手中“四大”等一切民主武器，镇压了“大民主监督政府”真正尾声的八九民运。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完全肆无忌惮。邓后中国30年，终于向右堕落到了今日这般天怒人怨，烂得不能再烂的局面！
毛泽东不希望看到他身后的“资本主义复辟”。他指望永远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控他坚持设置的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专制机器，来保障中国红色革命法统的不变。他不相信民主和法制的规范。但事实证明，没有党内的左右派民主与规范性制度的制衡，“变色”更快更容易。只要最高的个人权力不受制约能够一人决定国家的命运，这台高度集权专制机器一旦落到戈尔巴- 叶利钦、邓小平手里，说变就变。全国左翼工农群众一筹莫展。
但是，随着中共最高领导职位交替程序制度化的愈趋健全，随着国际苏东变色对中共的冲击和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中国左翼反对力量开始重新苏醒、集结和发出愈来愈强的声音，中国已经不能再出现戈尔巴、叶利钦式一夜改变一切的戏剧了。因为那台毛泽东式的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专制机器已经被社会的多元利益和党内多元利益的分化而削弱、渐趋瓦解了。左派对右派的有效舆论制衡和政治制衡已经出现了。中国右派为了推进中国的西式民主化极力去做瓦解这台机器的事情，但他们慢慢发现，这台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专制机器不存在也就同时意味他们日夜盼望的“戈尔巴、叶利钦”也不能再出现了。没有任何人可以是神仙，他必须凭借机器。即便右派寄情于温家宝，他也有心无力了。右派何苦去咒骂、埋怨温家宝？从这个讽刺的意义说，为推进民主，努力削弱瓦解了中共高度集权专制机器的右派，才真正保卫了中共的红色政权，“超越”了毛泽东。
但同样的，左派也不能有他们的“毛泽东”了。即便左派认定了习近平、薄熙来是，也已有心无力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早已根本变化，历史的原因今日它的工农基础虽削弱但尚存，它的上层构成则已经是元老权贵世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30年中国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所谓国有资产急速流失，中国巨大的公有财富已经“私有化”到了这个阶级手里，这是共产党对中国绝对统治权力下实行私有化“改革”进程的必然。请问，既要私有化，手握社会公有财富的人不首先私有化给自己，还能私有化给谁？社会全面的“腐败”，不过是权力资本化下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一般资本要不停地运转才能产生利润，权力资本更要不停地运转也才能产生利润。封建地主官僚的腐化是消极地对社会既有财富搜刮挥霍，权贵资本官僚的腐化是积极投资立项在疯狂的无序基建和金融流转中占有利润挥霍，故他们的“腐化”也能表面促进社会的繁荣，而实际两级分化。左派反对他们，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除非发动清党。他们有力量清党吗？他们能战胜政治资本加经济资本雄厚的党内权贵资产阶级，及为他们服务鼓吹的社会右派精英吗？不能了。这些社会右派精英背后，更有着国际资本势力的精神和金钱的支撑。而实际上，中国人民不满邓政策发展的无节制资本主义化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大多也不会赞成回到原封不动的毛时代左倾路线上去。国家毕竟繁荣了，人民一般的生活水平毕竟多少提高了。历史已经前进了，共产党要对自身的性质和政策纠偏，不能再走一派打倒一派，一派专政一派的老路了，只能在左右力量的互动平衡中，求得新的发展模式，建立新的民主格局。经过30多年占统治地位而没有了左派天敌的发展，中国的党内外右派势力在中国已经长期占据了压倒的地位，左派甚至争得一定的话语权都相当艰难。这种历史遗留的党内一派专政一派的不健康政治关系，对中国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前景是不利的。为了中国民主必须的左右力量平衡，为了共产党自身内部关系的首先民主化，所谓江青“四人帮”应该得到平反，毛远新应该得到平反。右派在中国早已平反，趾高气扬，左派在中国却至今被专政，“不许乱说乱动”。这是极不公正的，这就没有中国党内外民主化和“让人民监督”的起码条件。胡锦涛、习近平应该把这件事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究竟应该是怎样一个格局？胡锦涛时代，开始了共产党小集体民主专政时代。胡锦涛之后呢？有各种的估计和设想：“党内派系民主”；“社会主义多党制”；“党一分为二”；“党主立宪”等。我们不妨仍然参考一下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
美国制宪后民主的起步，不是开始于政党的竞争，而是开始于个人的选举。美国各州推出总统选举人，在革命的领袖群中作选择，将他们心仪的总统人选写在选票上。华盛顿自然连续两届获得了全票，副总统人选亚当斯、杰伊等得票，则参差有等。正是在反映民意差距的副总统人选得票有等的激励下，杰佛逊们才把政党候选人的竞选制度一步步地发展了出来。
许多人以为，也提出，民主应该从社会基层一步步向上扩大推进。其实恰恰相反，在坚守某个特定国家革命法统之下，民主正是要从革命领导集团的最核心精英层开始！王希哲在中共17届五中全会前夕文章提出，《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如果说，汉米尔顿集团比较地代表了联邦利益和革命现实主义，杰佛逊集团比较地代表了州权利益和革命理想主义，他们能竞选起来，启动了美国的民主，为什么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今日精英的共产党领袖们就不能竞选起来，启动中国的民主呢？从人们的能够观察到的客观事实，难道汪洋不是比较地代表了邓小平“改开”主义及在这个主义下中国今日得利的主流利益群；薄熙来不是比较地代表了毛泽东理想主义及被右倾“改开”主义损害下的弱势的基本民众吗？习近平则不是表现得比较中和吗？中国今日已经几亿互联网民，高居世界之首，电脑电视手机全面普及，全民信息高度发达，北京中南海愈趋年轻的领袖人物对他们早已不再在遥远的云霄，不再神秘，甚至“哥们”化，各人物政治倾向业绩表现亦早已熟悉，今日无论党内党外，左翼右翼，民心所向，党心所向不都是希望由自己来选择能代表自己群体利益和理想的领导人吗？右翼当国30多年了，今天选个左翼人物当国，“轮替”试试，又如何？美国200年前的资产阶级英雄豪杰敢站出来迎接个人的竞选挑战，今日的共产党英雄豪杰还未能有“先从隗始”的勇气奋身站出来请人挑选吗？为什么还要拘守邓小平的“隔代指定”？你自己是英雄凭什么要听从他人的任意指定？“指定”是人治高于宪治违反中共党章法规的恶习。恶习，有什么理由永存？为什么胡锦涛就不能打破它？胡锦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说了就要做。请现在就做！18大就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中共英雄豪杰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开始。在他们的竞选过程中，实现人民的监督，而打破周期律。
美国的民主进程二百几十年了。中国辛亥至今一百年，中共建国六十年。不是说，中国也要再走二百几十年，不会的，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民智的演进是加速度的，我们要尽力去做，尽力去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急什么呢？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这样获得的每一步的果实，才是稳定的。
七、我们可总结一下全文了：
1、美国民主的经验，民主的起步是从革命胜利者集团的核心层分化开始的。而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2、民主的过程就是“公天下”的过程。依据今天“按劳分配”的社会经济政治利益分配铁律，谁打了天下，只能由谁首席去“坐天下”。现实胜于理念。民主起步既是从革命胜利者集团的核心层开始，自然，就是从革命胜利建立的国家法统内部开始。
3、现在需要全民推动的是，请中共左右翼的最高层精英从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竞选开始，起步中国的民主和人民的监督。
4、中共党内民主的起步，必须要党外民众依法以各种政治运作方式的冲击、推动。人民能够把民主进程推到了哪一步，它获得的实际政治权利才能到达哪一步。
2010年11月7日
xz779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