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翦一休：读卢梭的理想社会和现实社会
2023年2月5日
卢梭无疑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不过卢梭为何重要人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罗素说卢梭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他对心灵，以及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为“感性 ”的东西的吁求，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卢梭写作中一以贯之的情感表达和无处不在的道德评判，在以思辨为特征的哲学史上确属罕见。他的文字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文风华美，雄辩热切，自有一种压倒性的风格。读者与其说是被启蒙了，不如说是被感召了。应该说他的写作就是在实践他心中理想的语言表达：劝导而不说服，描绘而不推论（persuade without convincing and depict without reasoning）。然而，诉诸感性的代价就是疏于论证。卢梭说自己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哲学家，这话其实是没错的。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比较卢梭和康德的时候说，卢梭从未学会用 “思想清晰明确 ”的语言来说话，也应该是中肯的。因此，卢梭之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其实是负面的，那就是他表达不清和摇摆不定的论证所带来的相当长远但却发散的影响。那些自称为卢梭追随者的群体–从极左的雅各宾派到极右的法西斯，以及无数的中间立场–是如此的鱼龙混杂，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假定，卢梭的思想本身一定有要为此负责的缺陷。鉴于此，如果你在下面读到的我理解的卢梭与你心中的卢梭有所不同，我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卢梭心中有两个理想社会，一个是史前谜一样的“自然状态”，另一个是公意制约下的公民社会。前一个理想社会或者从未存在或者业已消失；后一个理想社会尚未到来也许永远不会到来。处于两者之间将这两个黄金时代分开的，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在卢梭看来，它是一个堕落的而且应该被蔑视的社会。
卢梭与霍布斯和洛克一起被人称为社会契约论三巨头，然而，卢梭笔下的自然和历史却与他的两位前辈截然不同。他对自己心仪的自然状态的描绘，开始于一抹淡淡的忧伤，像是一个人想起他已经逝去的青春：哦，人类啊！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的观点为何，请听我说。我要探讨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你们的变化可真大啊！在卢梭心中史前的自然是世外桃源，那里河流纵横森林茂密，树上果实累累。人生活于其间宛如置身于田园诗画之中：他在橡树下充饥，在第一条溪流边解渴，在提供他食物的那棵树脚下找到自己的床，这样他的需求就满足了。这时的人类纯洁如天使，没有道德感，没有贪婪。他们只有一种叫做“自爱”的自我保护的自然感情。他们也聚集在一起，但只从事一个人可以做的工作而不需要与他人合作。他们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健康、善良、快乐地生活。这种原始社会，就是卢梭心中对人类而言最好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卢梭心中人的本性和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社会。
然而，当你看到卢梭说这种理想的生活归于消亡的原因之一，竟然只是因为“树的高度使他无法够到它们的果实”，你不禁会怀疑这幅天堂美景在人类发展史上恐怕根本不曾存在过。其实卢梭自己也多次声明他的自然状态并非历史事实，但在其他场合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它说成像真的一样。然而更大问题是，既然根据常识我们就知道，把人内心的质朴纯真和野蛮人的不开化等量齐观，如果不是可怕的误导至少也是可悲的天真，那么，卢梭描绘这样一幅过度美化的史前时代图画意义何在？卢梭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直觉的反应就是，这是对启蒙的反动。伏尔泰读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这样回复：我收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聪明才智来使人变得愚蠢。读你的书让人们想用四肢行走。不过鉴于我已经丢掉这个习惯60多年了，我根本不觉得有再恢复它的可能。从此两人就成了死对头。有趣的是，即使到今天，两人的棺椁仍然在巴黎先贤祠里彼此对峙。
不过卢梭自然状态的真正寓意可能并不像伏尔泰说的那么简单。在后来学者们对卢梭的自然状态的多种解读当中，以下几种我很认同。首先，卢梭的自然状态应该是对基督教原罪说的一种挑战。卢梭虽然同意，人的堕落是解读世间一切罪恶的钥匙，但却拒绝了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按卢梭的意思，就算人被原罪所困是因为亚当有罪，亚当为何有罪仍然是令人费解的。卢梭相信人的本质是自由和富于怜悯的。人的心中没有原罪，每一项罪恶起因都有迹可循 。私有制才是文明社会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的起源：那个在圈出一块土地后悍然说 “这是我的”的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这个观点当然和洛克的看法正相反对，不过我认为卢梭直接挑战的，还是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其次，卢梭的自然状态其实是他理想社会的载体。卡西尔说，卢梭的自然状态不是结构性的而是规范性的。它不是回顾的挽歌，而是前瞻的预言。这就是说，卢梭的自然状态只是卢梭理想社会的一个模型，理想社会应该根据这个模型来打造。最后，自然状态也为卢梭对“堕落的”现实社会保持愤怒提供了一个理由。按照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说法，以自然状态的名义对社会持保留意见，意味着可以对社会持保留意见而无需被迫指出其依据和追求。这就是说，自然状态为卢梭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道德支点或参照物。这个参照物恰当与否可以讨论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对照之下现存社会的堕落却是无可置疑的。相比之下，史蒂文考茨（Steven Kautz）的解读更为尖锐。在他看来，卢梭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几乎丧失了所有规定性，就像一张白纸。这个内心空空如也的人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规范性内容，无论是语言、理性、道德还是政治，都是后天习得的，归根到底是社会建构的。根据这种理解，卢梭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反基础主义或反本质主义的第一人。鉴于后现代主义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倾向，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会发现卢梭是后现代主义一个遥远却渊源深厚的先驱。
可见，尽管学者们对于卢梭自然状态的解读各不相同，但人们大多同意，看上去朴实无华的自然状态其实包含着卢梭激进的劝世隐喻。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卢梭的第二个理想社会，它是由公意制约的公民社会。提姆奥哈根 (Timothy O’Hagan) 在卢梭描述的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进程中辨认出了7个不同的阶段。不过我们决不应把这一进程和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那种由某一神秘力量推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低级到高级的通往乌托邦的演进混为一谈–卢梭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从他不时把主权者比作父亲，把国家比作家庭来看，我觉得他更倾向于把社会的演进比作是有机体的生长。所以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的演进更像是一个可以描述但不可控制的非目的论的自然进化：自然状态难以为继，资源匮乏，自然灾害，人群的暴力倾向等等的压迫，都迫使人们要找到一种结社形式，用所有人的集体力量来保护每个成 员的人身和财产，于是就有了社会契约。就是在这里，读者会发现理解卢梭变得非常困难。有时卢梭似乎认为，缔结社会契约的时候我们就达成了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它就是公意。在另一些时候，他又说众多个人意志正负相互抵消之后剩下的就是公意。不言而喻，这种个人意志的正负抵消的加减法有点幼稚，因为个人意志的相互抵消即使有可能，其结果也不必然是公意的脱颖而出，更大的可能是陷入僵局。卢梭还曾把公意的产生和选举的多数决相提并论。照这样看的话，公意概念的产生和社会契约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然而不管公意如何产生，公意意味着每个社团成员将自己和自己的所有权利完全让渡给整个社会。而且，每个人在与他人联合的同时，他不服从任何人而只服从自己，并保持和以前一样的自 由。后来他又说，个人的联合其实产生了新的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我无意过多地讨论卢梭混乱的表达。与本文有关的是，卢梭认为由公意制约的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理想社会，就是因为它保证了人的自由。然而它与自然状态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社会是有强制力的：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这是一个让人向往的理想国吗？我相信人们大多都会沉吟不决。事实上，卢梭的公意制约的理想社会，从它问世直到现在，一直是人们激烈抨击的对象。首先是在这个理想社会的图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公意概念。我们已经看到，卢梭的公意是所有个人意志的折中，尽管卢梭坚持，服从公意不等于服从任何人而只是服从自己，他始终没有办法把这套既服从又不服从的道理讲圆满。说个人让渡了自己全部的权利给社会之后反而有和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多的自由，这和霍布斯和洛克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因此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说，公意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是不连贯的，在实践上是空洞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说：卢梭的公意概念是一个幻想而不是一个理想。幻想反映了一种表面上的完美，它引诱着对历史社会状况不满的人们。但是，幻想一经消失，会让寻求它的人们比以前更贫穷、更不快乐。其次是所谓的 “强迫自由”。罗素说得比较婉转，说这种“强迫自由”的概念非常形而上学。考虑到罗素强烈的反形而上学立场，我倾向于把这个评价看作是一种讽刺。而更直截了当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则把卢梭视为个人自由的危险的敌人： 我们看不出来作为主权者的公意如果想要做的话为什么就不会压迫它的某一个成员。伯林把卢梭的“强迫自由”和霍布斯做了一个比较，霍布斯其实更为坦率：他并没有骗人说主权不会使人受奴役；他虽为这种奴役辩护，但至少没有厚颜无耻地称之为自由。
由公意引发的争论在思想史上可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它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个概念也确实带来了丰硕的思想成果。除了卢梭以外，奥古斯丁、斯宾诺莎、狄德罗等人都曾使用过公意概念。卢梭的独特之处是将公意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公意和自由的结盟为哲学开辟了一片处女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既有参天大树，也有野草荆棘。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康德致力于将“强迫自由”理性化。卢梭也谈到理性，但他对理性没有什么信心：当激情驱使我们的时候， 理性给我们以光明，这有什么用呢？只有当意志将我们从激情中解放出来时，理性才能指导我们。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把卢梭称之为第一位作为道德捍卫者直面理性的哲学家。所以在卢梭这里，是公意保证甚至增进了自由。卢梭的公意虽然不是个人意志，却也是一种意志，因此他仍然是将自由置于意志的保护之下。康德所做的，是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让理性支配意志。康德区分开了偏好、意志和理性这三种人类不同的能力。意志既可以被偏好指引，也可以遵从理性的指导。在康德的理想社会中，立法者是理性，而理性是人普遍具有的能力，因此立法者就是个人本身，是自己给自己立法。由于实施“强迫”的主体不再是别人或者多数，而是自己，“强迫”就变身为“自律”。自律其实同时意味着两件事：尊从理性的指导不再被视为强迫而被视为意志获得自由；屈从于自己的偏好并非自由而是意志被欲望强迫。是否自由，只能依照是否遵从理性来确定。由此，自由意味着理性制约偏好的能力，也就是自我立法的能力。而自我立法就是自律。于是就有了一个（不太准确的）“自律即自由”的说法。其实卢梭也笔墨匆匆地谈到过自律即自由，“嗜欲的冲动只是奴役，而服从人为自己订立的法律才是自由”。不过只此一句，他已经觉得“讲得太多了”。我觉得这个主题也许位于他的兴趣和能力之外。而对于康德，自律就是道德的绝对命令。如果人类注定要达到的完美只能是一种道德上的完美，那么理想社会当然只能是由自律的道德律而不是公意的意志论来指导的社会。
与康德修正“强迫自由”中的“强迫”不同，后来的伯林为“强迫自由”中的“自由”提供了一个新解。伯林正式把由自律而获得的自由单独出来并定义为 “积极自由”，以便与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的“消极自由”相区别。从伯林开始，人们就用积极自由来表示自我解放的可能和机会；用消极自由来表示自我不被强迫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伯林虽然定义了积极自由，但却因为它常常被歪曲成黑暗的形而上学而对它满怀疑虑。而伯林的疑虑即使在今天学术界也仍然普遍流行。总的说来，康德的自律和伯林的积极自由虽然是受到卢梭将公意与自由绑定的启发，然而正是他们的贡献，至少部分地完成了对卢梭的公意概念的救赎，使它终于有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名声。
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继承的是卢梭的另一笔遗产。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社会契约的订立者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的身份甚至财产，他与社会及他人只是一种契约关系。但卢梭的公意倡导的人际关系要紧密强大得多。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把他的个人和他的所有权力共同置于总体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在我们的团体身份中，我们把每个成员都作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接受。这种把个体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并从这个整体中获得他的道德感和存在意义的观念，被社群主义接手过来并发扬光大为这样一种对抗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个人并非像古典自由主义者假定的那样是一个孤独而完美的个体，个人的自我认同必须经过他和他的群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来确立。不过，正像乔纳森马克思（Jonathan Marks）指出的，鉴于卢梭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真实性的珍视，社群主义对卢梭的这种发挥应该只是“一个令人惊讶但具有启发性的误读”。说到这里我们立刻就会想到，误读卢梭的，肯定也包括一些极端的社会思潮。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在此列。
除开卢梭的嫡传弟子雅各宾派，马克思也许是卢梭最出名的信徒了。马克思对卢梭思想的继承有两条相关但不相重叠的线索。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经过黑格尔可以追溯到卢梭关于自尊心的社会心理学，不过这个课题超出了本文范围。倒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纲领和卢梭的理想社会的思想传承，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些简单的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卢梭号召把个人所有权力共同置于总体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斗争。卢梭的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只有在公意制约之下才会实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卢梭说，社会契约欺骗穷人奔向他们的锁链，而在这场交换当中，穷人除了失去自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失去；以同样的语言风格，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量身定制了一副“阶级压迫”的“锁链”，这幅锁链据说会随着理想社会的到来而去除：“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分明可以读作对卢梭的致敬。只不过, 当年豪迈的预言, 如今已只剩下历史长河上空的寂寥回声，曾经的先知和导师, 也终于沦为后视镜中渐渐远去的落寞背影。
既然卢梭的公意概念可以派生出如此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潮，由公意制约的理想社会就自然变成了一轮水中明月。不过现在让我们先看看卢梭笔下的现实社会。卢梭关于理想社会和现实社会的故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理想社会的完美赋予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一种历史深度和道德高度；现实社会的堕落为理想社会的空中楼阁提供希望注入信心。
现实社会的故事是这样的。契约的订立最后终结了自然状态，而这时公意制约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或者曾经来过却已蜕化）。而卢梭此时生活于其间的、以当时的法国为代表的现实社会，在他看来却是一个堕落的应该鄙视的社会。以卢梭一贯的激进写作风格，他笔下的这个社会的不堪与理想社会的完美，恰成两极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根据卢梭的逻辑，自从冶金和农耕出现以后，人类就踏上了无可救药的堕落之旅。私有制造成了贫富不均，由富人精心策划出来的社会和法律则把巧取豪夺变成了不可撤销的权利。是的，作为结果的政府可以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运作，但政府获得的同意是基于谎言和欺骗，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富人的生活比穷人的生活更优越呢？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一种新的人类的产生，卢梭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布鲁姆说，“资产阶级”是卢梭的伟大发明,这种新的人类类型介于善良的自然人和道德公民这两个可敬的极端之间。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表里不一，看起来一套但实际上是另一套。这样，做人和做秀成了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从这种区别中产生了炫耀、欺诈，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恶习。如果说对政治经济社会不平等深恶痛绝还有点道理的话，卢梭对文化科学艺术的攻击就有些匪夷所思了。据说科学文学艺术等等把花环挂在人们背负的铁链上，扼杀了他们原始的自由感觉。他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吞噬了社会的美德，对物理生物哲学的思考导致人们忽视了公民的义务，对艺术的追求则助长轻浮的奢华。他对戏剧和演员的刻薄态度令人咂舌：戏剧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演员是什么职业呢？ 它是一种交易–演员为钱甘受别人对他的公然冒犯和侮辱。一个真诚的人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出卖自己的行为的卑微和低劣。卢梭对他长期生活的巴黎的厌恶也延伸到他还算擅长的音乐领域：只有意大利语是适合于音乐的，法语过多的短辅音破坏了音乐的旋律。最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巴黎社会的不平等–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只是第一级的不平等，它会进一步发展为强者和弱者的第二级不平等，最后达到主人和奴隶的不平等的顶点。从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极度不平等中，从无用甚至有害的艺术以及毫无价值的科学中，诞生了无数的偏见，它们都与理性、幸福和道德背道而驰。正是在这些骚乱和变革中，专制国家抬起了它卑鄙的头。卢梭同时具体化了他的理想社会的主张。他在小说《朱莉》里描写的爱情故事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而不是在巴黎，爱弥儿则完全在农村接受教育以确保他的道德品质不被污染。
身处十八世纪科学和启蒙高歌猛进时期的卢梭何以对科学和文明进步秉持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即使在左翼进步主义蔚然成风，批判和抨击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几乎成为美德的今天来看，仍然是令人费解的。或许他所处的时代是部分原因？卢梭的时代，欧洲封建王室仍然余威犹存，路易十六要在卢梭去世14年之后才会人头落地，把封建王室带入日暮残阳。而彼时天主教会的权力仍然如日中天，教皇权杖所向，世俗国界犹如无物。那个时代的科学和启蒙运动仍像一个二八少年，朝气蓬勃却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埃及希腊罗马这些高度文明社会被蛮族征服的历史，成为卢梭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在那个风云变幻，各种思潮相互角力物竞天择的时代，对人类前景的怀疑态度并不奇怪。或许，卢梭的批评在某些方面也有些道理？布鲁姆就是这样看卢梭的。他说，虽然文明社会的建立和艺术与科学的发现可能看起来就是一种进步，但如果进步是以实际的幸福而不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产的手段来衡量的话，文明的优势就变得令人怀疑了。然而尽管如此，卢梭的这种几近于反社会的立场未免过于极端和彻底，以至许多卢梭研究者都怀疑他可能是被一种迫害臆想症所困扰。无论是他多年的朋友和战友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还是对他极尽仁慈和慷慨的休谟，都为他的偏执幻想所伤。休谟这样善意地解释卢梭的多疑：卢梭的感性带给他更多的是痛苦而不是快乐。他就像一个人不仅被剥去衣服而且被剥去了皮肤，就这样与凶恶狂暴的环境抗争。
尽管卢梭以立场多变闻名，许多卢梭研究者都注意到他思想发展的一次重要跳跃。如果说他的《论科学和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在理论上还有一致性的话，7年后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标志着他立场的大反转。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现实社会的批判者–文明社会不过是富人使自己对穷人的剥夺合法化的一场骗局。此后的他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者–人们订立契约建立社会用以将人与人的争斗控制在一定范围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没人能解释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所以尽管卢梭仍然被视为一个社会契约论者，但对他的真实立场一直有不同的解读。我认为真正为卢梭赢得思想史上的名声的，不是那个步霍布斯后尘的卢梭，而是作为现实社会批判者的卢梭。是的，卢梭对自由平等民主等诸多课题都有杰出的贡献，然而正是这个现实社会的评判者卢梭，同时也为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挑战。正像斯蒂文史密斯（Steven Smith）所说，卢梭对于现代民主理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说，所有民主理论家都不得不面对卢梭的挑战并就自己为何与他不同加以说明。正是卢梭的挑战，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政治哲学的重大课题。下面几方面的思考在我看来特别具有启发性。
首先，关于以 “自然 “的名义对现实社会的攻击。刚刚过世的罗杰 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对卢梭的评价让我印象深刻。斯克鲁顿说，卢梭所攻击的让我们堕落的“社会”，实际上是文化的肥沃表土，我们所珍视的一切都扎根于此。神圣与凡俗，美德与邪恶，善与恶，所有这些都在习俗的灌木丛中竞争。清除习俗，你就能消除许多邪恶。但你也去除了对邪恶的认识。因此，你为另一种邪恶铺平了道路：那些自认为他们对人类幸福有理性计划人们的巨大的社会实验。这种实验的恶果我们已经见证了多次。毋庸讳言，对于法律制度的变革，社会习俗的延续，文化传统的传承等等课题，人们的回答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斯克鲁顿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的许多批评我并不完全认同。但是，他对卢梭批判现实社会所作的评论，应该说是一针见血很有见地的。当然从思想史来说更重要的是，卢梭对社会的极端叛逆立场在他之后并未烟消云散反而遗祸人间。今天我们看到的对于传统和现状无端蔑视和厌恶的激进思潮，恐怕正是由卢梭一手开创。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放弃了卢梭的自然状态和公意社会，却保留了卢梭社会理论赖以成立的道德批判立场，其结果是他们所谓的对社会的道德批判比卢梭更加武断更加荒谬。
其次，关于以公意的名义对自由的威胁。我们前面提到了康德、伯林、泰勒和桑德尔等人对公意概念的改良，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公意概念还有另一个发展方向。按照卢梭的说法，公意在现实世界体现为“主权者”。他坚持主权者并不是与人民不同的第三方；它只是人民以其集体身份行事。然而，这个打着人民名义的主权者的背后，总有让人不寒而栗的独裁者、多数暴政和集体主义若隐若现的身影。法国大革命中的暴行乃是隐藏在公意背后的专制的第一次显身。虽然不能说罗伯斯皮尔完全忠实于卢梭，但要撇清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之间的关系也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称卢梭为 “疯狂的苏格拉底”。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这个模棱两可的公意概念与专制政体有着如此之高的亲和性，以至于你要把它们两者说成是一枚铜钱的两面都不为过。至于思想界，斯蒂文希克斯（Stephen Hicks）在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当中辨认出了一个“回到卢梭”的趋势。由于卢梭的公意对于个人意志明白无误的优先，看到那些批判个人主义的人们往往从卢梭的集体主义那里寻找理论的灵感，我们并不应该感到惊讶。
第三，关于卢梭的方法论。对卢梭方法论最有力的批评来自自由主义阵营以外。在保守主义者斯克鲁顿看来，卢梭观点的核心是一种应受谴责的先验论—他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是在他前后延展的历史的产物。寻找起源注定要失败；我们永远都会遭遇历史的偶然性和人类命运的任意性。正是这样的历史观鼓励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而是这个世界的产物。我们必须努力奋斗以配得上这份不是我们创造的遗产，同时保持一种以承认我们的弱点和对往者的尊重为基础的生活态度。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则指出，自达尔文之后，人们开始相信自然界的演变并不指向任何目的，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其间或背后并没有什么神圣高尚之处。这就是说，人类将被迫只根据人类自身的传统和现实，而不是某种超历史的宗教或哲学的标准，来构思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是根据我们熟悉的习俗和传统而不是什么外在的标准选择了我们的社会，正像我们是从我们了解的异性而不是什么选美大赛明星画册中选择了我们的爱人。因此，如果我们转而采用一种关于社会机构和习俗的历史学或发生学叙述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像卢梭假定的那样，不得不以牺牲个人自由来成就人类的团结。按照这些分析，卢梭为我们描绘的理想社会，只是他用一种上帝的视角看到的自然和历史，用它来评判我们现实社会的价值，应该既是自负也属无知。
最后，关于卢梭和古典自由主义。乔纳森马克思把卢梭看作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批评的一个传统的起点。而按照布鲁姆的说法，卢梭是在左派阵营中制造分裂的第一人。以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精神导师的美国制宪者们曾经认为他们的左翼是无懈可击的，他们的敌人来自欧洲各种形式的王座和祭坛，那些人的进攻打着传统和祖先的旗号，披着国王和贵族的外衣，假借先朝美德的名义。面对这些进攻制宪者们并不惧怕，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革命是从偏见到理性，从专制到自由，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运动。现在，是卢梭完成了对制宪者们从左翼的包抄：他反对人生而有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他对现代宪政和代议制表示怀疑，他用启蒙的方法来反对启蒙，用现代的表述来反对现代性。卢梭的到来，标志着由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制宪者们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进入了必须两面作战的时代。他搭建的舞台，成为激进左派的营地，那里至今仍然不断有新的曲目上演。
除了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卢梭对于我们社会和人类的前景还抱持一种深深的悲观。不过在这种悲观中包含的真诚，反倒是他思想中最感人的部分。我虽然并不同意他下面这段话的观点，却也为文中的真情和感伤所打动：我总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时代，一个人类想要停滞于其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你希望你的物种停滞不前。你对现状的不满，预示着你不幸的后代会有更大的不满，于是你会希望能够回归过去；而这种情绪必然化为对先祖的赞美，对同代人的批评，以及对后世不幸人生的恐惧。我不否认，这段文字中透露出的悲悯和忧伤确实体现了卢梭至深的人文情怀，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卢梭的后辈同胞托克维尔热情拥抱自由民主的赤子之心。他深信，宏大的、长达几个世纪的从贵族时代到民主时代的过渡乃是天意。新兴的民主秩序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将揭示出 “人的自然伟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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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华夏文摘。
2023年2月5日
卢梭无疑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不过卢梭为何重要人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罗素说卢梭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他对心灵，以及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为“感性 ”的东西的吁求，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卢梭写作中一以贯之的情感表达和无处不在的道德评判，在以思辨为特征的哲学史上确属罕见。他的文字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文风华美，雄辩热切，自有一种压倒性的风格。读者与其说是被启蒙了，不如说是被感召了。应该说他的写作就是在实践他心中理想的语言表达：劝导而不说服，描绘而不推论（persuade without convincing and depict without reasoning）。然而，诉诸感性的代价就是疏于论证。卢梭说自己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哲学家，这话其实是没错的。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比较卢梭和康德的时候说，卢梭从未学会用 “思想清晰明确 ”的语言来说话，也应该是中肯的。因此，卢梭之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其实是负面的，那就是他表达不清和摇摆不定的论证所带来的相当长远但却发散的影响。那些自称为卢梭追随者的群体–从极左的雅各宾派到极右的法西斯，以及无数的中间立场–是如此的鱼龙混杂，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假定，卢梭的思想本身一定有要为此负责的缺陷。鉴于此，如果你在下面读到的我理解的卢梭与你心中的卢梭有所不同，我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卢梭心中有两个理想社会，一个是史前谜一样的“自然状态”，另一个是公意制约下的公民社会。前一个理想社会或者从未存在或者业已消失；后一个理想社会尚未到来也许永远不会到来。处于两者之间将这两个黄金时代分开的，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在卢梭看来，它是一个堕落的而且应该被蔑视的社会。
卢梭与霍布斯和洛克一起被人称为社会契约论三巨头，然而，卢梭笔下的自然和历史却与他的两位前辈截然不同。他对自己心仪的自然状态的描绘，开始于一抹淡淡的忧伤，像是一个人想起他已经逝去的青春：哦，人类啊！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的观点为何，请听我说。我要探讨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你们的变化可真大啊！在卢梭心中史前的自然是世外桃源，那里河流纵横森林茂密，树上果实累累。人生活于其间宛如置身于田园诗画之中：他在橡树下充饥，在第一条溪流边解渴，在提供他食物的那棵树脚下找到自己的床，这样他的需求就满足了。这时的人类纯洁如天使，没有道德感，没有贪婪。他们只有一种叫做“自爱”的自我保护的自然感情。他们也聚集在一起，但只从事一个人可以做的工作而不需要与他人合作。他们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健康、善良、快乐地生活。这种原始社会，就是卢梭心中对人类而言最好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卢梭心中人的本性和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社会。
然而，当你看到卢梭说这种理想的生活归于消亡的原因之一，竟然只是因为“树的高度使他无法够到它们的果实”，你不禁会怀疑这幅天堂美景在人类发展史上恐怕根本不曾存在过。其实卢梭自己也多次声明他的自然状态并非历史事实，但在其他场合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它说成像真的一样。然而更大问题是，既然根据常识我们就知道，把人内心的质朴纯真和野蛮人的不开化等量齐观，如果不是可怕的误导至少也是可悲的天真，那么，卢梭描绘这样一幅过度美化的史前时代图画意义何在？卢梭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直觉的反应就是，这是对启蒙的反动。伏尔泰读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这样回复：我收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聪明才智来使人变得愚蠢。读你的书让人们想用四肢行走。不过鉴于我已经丢掉这个习惯60多年了，我根本不觉得有再恢复它的可能。从此两人就成了死对头。有趣的是，即使到今天，两人的棺椁仍然在巴黎先贤祠里彼此对峙。
不过卢梭自然状态的真正寓意可能并不像伏尔泰说的那么简单。在后来学者们对卢梭的自然状态的多种解读当中，以下几种我很认同。首先，卢梭的自然状态应该是对基督教原罪说的一种挑战。卢梭虽然同意，人的堕落是解读世间一切罪恶的钥匙，但却拒绝了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按卢梭的意思，就算人被原罪所困是因为亚当有罪，亚当为何有罪仍然是令人费解的。卢梭相信人的本质是自由和富于怜悯的。人的心中没有原罪，每一项罪恶起因都有迹可循 。私有制才是文明社会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的起源：那个在圈出一块土地后悍然说 “这是我的”的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这个观点当然和洛克的看法正相反对，不过我认为卢梭直接挑战的，还是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其次，卢梭的自然状态其实是他理想社会的载体。卡西尔说，卢梭的自然状态不是结构性的而是规范性的。它不是回顾的挽歌，而是前瞻的预言。这就是说，卢梭的自然状态只是卢梭理想社会的一个模型，理想社会应该根据这个模型来打造。最后，自然状态也为卢梭对“堕落的”现实社会保持愤怒提供了一个理由。按照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说法，以自然状态的名义对社会持保留意见，意味着可以对社会持保留意见而无需被迫指出其依据和追求。这就是说，自然状态为卢梭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道德支点或参照物。这个参照物恰当与否可以讨论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对照之下现存社会的堕落却是无可置疑的。相比之下，史蒂文考茨（Steven Kautz）的解读更为尖锐。在他看来，卢梭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几乎丧失了所有规定性，就像一张白纸。这个内心空空如也的人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规范性内容，无论是语言、理性、道德还是政治，都是后天习得的，归根到底是社会建构的。根据这种理解，卢梭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反基础主义或反本质主义的第一人。鉴于后现代主义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倾向，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会发现卢梭是后现代主义一个遥远却渊源深厚的先驱。
可见，尽管学者们对于卢梭自然状态的解读各不相同，但人们大多同意，看上去朴实无华的自然状态其实包含着卢梭激进的劝世隐喻。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卢梭的第二个理想社会，它是由公意制约的公民社会。提姆奥哈根 (Timothy O’Hagan) 在卢梭描述的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进程中辨认出了7个不同的阶段。不过我们决不应把这一进程和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那种由某一神秘力量推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低级到高级的通往乌托邦的演进混为一谈–卢梭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从他不时把主权者比作父亲，把国家比作家庭来看，我觉得他更倾向于把社会的演进比作是有机体的生长。所以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的演进更像是一个可以描述但不可控制的非目的论的自然进化：自然状态难以为继，资源匮乏，自然灾害，人群的暴力倾向等等的压迫，都迫使人们要找到一种结社形式，用所有人的集体力量来保护每个成 员的人身和财产，于是就有了社会契约。就是在这里，读者会发现理解卢梭变得非常困难。有时卢梭似乎认为，缔结社会契约的时候我们就达成了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它就是公意。在另一些时候，他又说众多个人意志正负相互抵消之后剩下的就是公意。不言而喻，这种个人意志的正负抵消的加减法有点幼稚，因为个人意志的相互抵消即使有可能，其结果也不必然是公意的脱颖而出，更大的可能是陷入僵局。卢梭还曾把公意的产生和选举的多数决相提并论。照这样看的话，公意概念的产生和社会契约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然而不管公意如何产生，公意意味着每个社团成员将自己和自己的所有权利完全让渡给整个社会。而且，每个人在与他人联合的同时，他不服从任何人而只服从自己，并保持和以前一样的自 由。后来他又说，个人的联合其实产生了新的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我无意过多地讨论卢梭混乱的表达。与本文有关的是，卢梭认为由公意制约的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理想社会，就是因为它保证了人的自由。然而它与自然状态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社会是有强制力的：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这是一个让人向往的理想国吗？我相信人们大多都会沉吟不决。事实上，卢梭的公意制约的理想社会，从它问世直到现在，一直是人们激烈抨击的对象。首先是在这个理想社会的图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公意概念。我们已经看到，卢梭的公意是所有个人意志的折中，尽管卢梭坚持，服从公意不等于服从任何人而只是服从自己，他始终没有办法把这套既服从又不服从的道理讲圆满。说个人让渡了自己全部的权利给社会之后反而有和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多的自由，这和霍布斯和洛克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因此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说，公意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是不连贯的，在实践上是空洞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说：卢梭的公意概念是一个幻想而不是一个理想。幻想反映了一种表面上的完美，它引诱着对历史社会状况不满的人们。但是，幻想一经消失，会让寻求它的人们比以前更贫穷、更不快乐。其次是所谓的 “强迫自由”。罗素说得比较婉转，说这种“强迫自由”的概念非常形而上学。考虑到罗素强烈的反形而上学立场，我倾向于把这个评价看作是一种讽刺。而更直截了当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则把卢梭视为个人自由的危险的敌人： 我们看不出来作为主权者的公意如果想要做的话为什么就不会压迫它的某一个成员。伯林把卢梭的“强迫自由”和霍布斯做了一个比较，霍布斯其实更为坦率：他并没有骗人说主权不会使人受奴役；他虽为这种奴役辩护，但至少没有厚颜无耻地称之为自由。
由公意引发的争论在思想史上可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它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个概念也确实带来了丰硕的思想成果。除了卢梭以外，奥古斯丁、斯宾诺莎、狄德罗等人都曾使用过公意概念。卢梭的独特之处是将公意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公意和自由的结盟为哲学开辟了一片处女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既有参天大树，也有野草荆棘。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康德致力于将“强迫自由”理性化。卢梭也谈到理性，但他对理性没有什么信心：当激情驱使我们的时候， 理性给我们以光明，这有什么用呢？只有当意志将我们从激情中解放出来时，理性才能指导我们。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把卢梭称之为第一位作为道德捍卫者直面理性的哲学家。所以在卢梭这里，是公意保证甚至增进了自由。卢梭的公意虽然不是个人意志，却也是一种意志，因此他仍然是将自由置于意志的保护之下。康德所做的，是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让理性支配意志。康德区分开了偏好、意志和理性这三种人类不同的能力。意志既可以被偏好指引，也可以遵从理性的指导。在康德的理想社会中，立法者是理性，而理性是人普遍具有的能力，因此立法者就是个人本身，是自己给自己立法。由于实施“强迫”的主体不再是别人或者多数，而是自己，“强迫”就变身为“自律”。自律其实同时意味着两件事：尊从理性的指导不再被视为强迫而被视为意志获得自由；屈从于自己的偏好并非自由而是意志被欲望强迫。是否自由，只能依照是否遵从理性来确定。由此，自由意味着理性制约偏好的能力，也就是自我立法的能力。而自我立法就是自律。于是就有了一个（不太准确的）“自律即自由”的说法。其实卢梭也笔墨匆匆地谈到过自律即自由，“嗜欲的冲动只是奴役，而服从人为自己订立的法律才是自由”。不过只此一句，他已经觉得“讲得太多了”。我觉得这个主题也许位于他的兴趣和能力之外。而对于康德，自律就是道德的绝对命令。如果人类注定要达到的完美只能是一种道德上的完美，那么理想社会当然只能是由自律的道德律而不是公意的意志论来指导的社会。
与康德修正“强迫自由”中的“强迫”不同，后来的伯林为“强迫自由”中的“自由”提供了一个新解。伯林正式把由自律而获得的自由单独出来并定义为 “积极自由”，以便与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的“消极自由”相区别。从伯林开始，人们就用积极自由来表示自我解放的可能和机会；用消极自由来表示自我不被强迫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伯林虽然定义了积极自由，但却因为它常常被歪曲成黑暗的形而上学而对它满怀疑虑。而伯林的疑虑即使在今天学术界也仍然普遍流行。总的说来，康德的自律和伯林的积极自由虽然是受到卢梭将公意与自由绑定的启发，然而正是他们的贡献，至少部分地完成了对卢梭的公意概念的救赎，使它终于有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名声。
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继承的是卢梭的另一笔遗产。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社会契约的订立者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的身份甚至财产，他与社会及他人只是一种契约关系。但卢梭的公意倡导的人际关系要紧密强大得多。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把他的个人和他的所有权力共同置于总体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在我们的团体身份中，我们把每个成员都作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接受。这种把个体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并从这个整体中获得他的道德感和存在意义的观念，被社群主义接手过来并发扬光大为这样一种对抗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个人并非像古典自由主义者假定的那样是一个孤独而完美的个体，个人的自我认同必须经过他和他的群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来确立。不过，正像乔纳森马克思（Jonathan Marks）指出的，鉴于卢梭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真实性的珍视，社群主义对卢梭的这种发挥应该只是“一个令人惊讶但具有启发性的误读”。说到这里我们立刻就会想到，误读卢梭的，肯定也包括一些极端的社会思潮。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在此列。
除开卢梭的嫡传弟子雅各宾派，马克思也许是卢梭最出名的信徒了。马克思对卢梭思想的继承有两条相关但不相重叠的线索。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经过黑格尔可以追溯到卢梭关于自尊心的社会心理学，不过这个课题超出了本文范围。倒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纲领和卢梭的理想社会的思想传承，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些简单的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卢梭号召把个人所有权力共同置于总体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斗争。卢梭的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只有在公意制约之下才会实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卢梭说，社会契约欺骗穷人奔向他们的锁链，而在这场交换当中，穷人除了失去自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失去；以同样的语言风格，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量身定制了一副“阶级压迫”的“锁链”，这幅锁链据说会随着理想社会的到来而去除：“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分明可以读作对卢梭的致敬。只不过, 当年豪迈的预言, 如今已只剩下历史长河上空的寂寥回声，曾经的先知和导师, 也终于沦为后视镜中渐渐远去的落寞背影。
既然卢梭的公意概念可以派生出如此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潮，由公意制约的理想社会就自然变成了一轮水中明月。不过现在让我们先看看卢梭笔下的现实社会。卢梭关于理想社会和现实社会的故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理想社会的完美赋予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一种历史深度和道德高度；现实社会的堕落为理想社会的空中楼阁提供希望注入信心。
现实社会的故事是这样的。契约的订立最后终结了自然状态，而这时公意制约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或者曾经来过却已蜕化）。而卢梭此时生活于其间的、以当时的法国为代表的现实社会，在他看来却是一个堕落的应该鄙视的社会。以卢梭一贯的激进写作风格，他笔下的这个社会的不堪与理想社会的完美，恰成两极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根据卢梭的逻辑，自从冶金和农耕出现以后，人类就踏上了无可救药的堕落之旅。私有制造成了贫富不均，由富人精心策划出来的社会和法律则把巧取豪夺变成了不可撤销的权利。是的，作为结果的政府可以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运作，但政府获得的同意是基于谎言和欺骗，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富人的生活比穷人的生活更优越呢？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一种新的人类的产生，卢梭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布鲁姆说，“资产阶级”是卢梭的伟大发明,这种新的人类类型介于善良的自然人和道德公民这两个可敬的极端之间。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表里不一，看起来一套但实际上是另一套。这样，做人和做秀成了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从这种区别中产生了炫耀、欺诈，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恶习。如果说对政治经济社会不平等深恶痛绝还有点道理的话，卢梭对文化科学艺术的攻击就有些匪夷所思了。据说科学文学艺术等等把花环挂在人们背负的铁链上，扼杀了他们原始的自由感觉。他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吞噬了社会的美德，对物理生物哲学的思考导致人们忽视了公民的义务，对艺术的追求则助长轻浮的奢华。他对戏剧和演员的刻薄态度令人咂舌：戏剧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演员是什么职业呢？ 它是一种交易–演员为钱甘受别人对他的公然冒犯和侮辱。一个真诚的人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出卖自己的行为的卑微和低劣。卢梭对他长期生活的巴黎的厌恶也延伸到他还算擅长的音乐领域：只有意大利语是适合于音乐的，法语过多的短辅音破坏了音乐的旋律。最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巴黎社会的不平等–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只是第一级的不平等，它会进一步发展为强者和弱者的第二级不平等，最后达到主人和奴隶的不平等的顶点。从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极度不平等中，从无用甚至有害的艺术以及毫无价值的科学中，诞生了无数的偏见，它们都与理性、幸福和道德背道而驰。正是在这些骚乱和变革中，专制国家抬起了它卑鄙的头。卢梭同时具体化了他的理想社会的主张。他在小说《朱莉》里描写的爱情故事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而不是在巴黎，爱弥儿则完全在农村接受教育以确保他的道德品质不被污染。
身处十八世纪科学和启蒙高歌猛进时期的卢梭何以对科学和文明进步秉持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即使在左翼进步主义蔚然成风，批判和抨击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几乎成为美德的今天来看，仍然是令人费解的。或许他所处的时代是部分原因？卢梭的时代，欧洲封建王室仍然余威犹存，路易十六要在卢梭去世14年之后才会人头落地，把封建王室带入日暮残阳。而彼时天主教会的权力仍然如日中天，教皇权杖所向，世俗国界犹如无物。那个时代的科学和启蒙运动仍像一个二八少年，朝气蓬勃却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埃及希腊罗马这些高度文明社会被蛮族征服的历史，成为卢梭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在那个风云变幻，各种思潮相互角力物竞天择的时代，对人类前景的怀疑态度并不奇怪。或许，卢梭的批评在某些方面也有些道理？布鲁姆就是这样看卢梭的。他说，虽然文明社会的建立和艺术与科学的发现可能看起来就是一种进步，但如果进步是以实际的幸福而不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产的手段来衡量的话，文明的优势就变得令人怀疑了。然而尽管如此，卢梭的这种几近于反社会的立场未免过于极端和彻底，以至许多卢梭研究者都怀疑他可能是被一种迫害臆想症所困扰。无论是他多年的朋友和战友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还是对他极尽仁慈和慷慨的休谟，都为他的偏执幻想所伤。休谟这样善意地解释卢梭的多疑：卢梭的感性带给他更多的是痛苦而不是快乐。他就像一个人不仅被剥去衣服而且被剥去了皮肤，就这样与凶恶狂暴的环境抗争。
尽管卢梭以立场多变闻名，许多卢梭研究者都注意到他思想发展的一次重要跳跃。如果说他的《论科学和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在理论上还有一致性的话，7年后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标志着他立场的大反转。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现实社会的批判者–文明社会不过是富人使自己对穷人的剥夺合法化的一场骗局。此后的他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者–人们订立契约建立社会用以将人与人的争斗控制在一定范围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没人能解释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所以尽管卢梭仍然被视为一个社会契约论者，但对他的真实立场一直有不同的解读。我认为真正为卢梭赢得思想史上的名声的，不是那个步霍布斯后尘的卢梭，而是作为现实社会批判者的卢梭。是的，卢梭对自由平等民主等诸多课题都有杰出的贡献，然而正是这个现实社会的评判者卢梭，同时也为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挑战。正像斯蒂文史密斯（Steven Smith）所说，卢梭对于现代民主理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说，所有民主理论家都不得不面对卢梭的挑战并就自己为何与他不同加以说明。正是卢梭的挑战，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政治哲学的重大课题。下面几方面的思考在我看来特别具有启发性。
首先，关于以 “自然 “的名义对现实社会的攻击。刚刚过世的罗杰 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对卢梭的评价让我印象深刻。斯克鲁顿说，卢梭所攻击的让我们堕落的“社会”，实际上是文化的肥沃表土，我们所珍视的一切都扎根于此。神圣与凡俗，美德与邪恶，善与恶，所有这些都在习俗的灌木丛中竞争。清除习俗，你就能消除许多邪恶。但你也去除了对邪恶的认识。因此，你为另一种邪恶铺平了道路：那些自认为他们对人类幸福有理性计划人们的巨大的社会实验。这种实验的恶果我们已经见证了多次。毋庸讳言，对于法律制度的变革，社会习俗的延续，文化传统的传承等等课题，人们的回答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斯克鲁顿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的许多批评我并不完全认同。但是，他对卢梭批判现实社会所作的评论，应该说是一针见血很有见地的。当然从思想史来说更重要的是，卢梭对社会的极端叛逆立场在他之后并未烟消云散反而遗祸人间。今天我们看到的对于传统和现状无端蔑视和厌恶的激进思潮，恐怕正是由卢梭一手开创。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放弃了卢梭的自然状态和公意社会，却保留了卢梭社会理论赖以成立的道德批判立场，其结果是他们所谓的对社会的道德批判比卢梭更加武断更加荒谬。
其次，关于以公意的名义对自由的威胁。我们前面提到了康德、伯林、泰勒和桑德尔等人对公意概念的改良，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公意概念还有另一个发展方向。按照卢梭的说法，公意在现实世界体现为“主权者”。他坚持主权者并不是与人民不同的第三方；它只是人民以其集体身份行事。然而，这个打着人民名义的主权者的背后，总有让人不寒而栗的独裁者、多数暴政和集体主义若隐若现的身影。法国大革命中的暴行乃是隐藏在公意背后的专制的第一次显身。虽然不能说罗伯斯皮尔完全忠实于卢梭，但要撇清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之间的关系也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称卢梭为 “疯狂的苏格拉底”。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这个模棱两可的公意概念与专制政体有着如此之高的亲和性，以至于你要把它们两者说成是一枚铜钱的两面都不为过。至于思想界，斯蒂文希克斯（Stephen Hicks）在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当中辨认出了一个“回到卢梭”的趋势。由于卢梭的公意对于个人意志明白无误的优先，看到那些批判个人主义的人们往往从卢梭的集体主义那里寻找理论的灵感，我们并不应该感到惊讶。
第三，关于卢梭的方法论。对卢梭方法论最有力的批评来自自由主义阵营以外。在保守主义者斯克鲁顿看来，卢梭观点的核心是一种应受谴责的先验论—他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是在他前后延展的历史的产物。寻找起源注定要失败；我们永远都会遭遇历史的偶然性和人类命运的任意性。正是这样的历史观鼓励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而是这个世界的产物。我们必须努力奋斗以配得上这份不是我们创造的遗产，同时保持一种以承认我们的弱点和对往者的尊重为基础的生活态度。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则指出，自达尔文之后，人们开始相信自然界的演变并不指向任何目的，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其间或背后并没有什么神圣高尚之处。这就是说，人类将被迫只根据人类自身的传统和现实，而不是某种超历史的宗教或哲学的标准，来构思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是根据我们熟悉的习俗和传统而不是什么外在的标准选择了我们的社会，正像我们是从我们了解的异性而不是什么选美大赛明星画册中选择了我们的爱人。因此，如果我们转而采用一种关于社会机构和习俗的历史学或发生学叙述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像卢梭假定的那样，不得不以牺牲个人自由来成就人类的团结。按照这些分析，卢梭为我们描绘的理想社会，只是他用一种上帝的视角看到的自然和历史，用它来评判我们现实社会的价值，应该既是自负也属无知。
最后，关于卢梭和古典自由主义。乔纳森马克思把卢梭看作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批评的一个传统的起点。而按照布鲁姆的说法，卢梭是在左派阵营中制造分裂的第一人。以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精神导师的美国制宪者们曾经认为他们的左翼是无懈可击的，他们的敌人来自欧洲各种形式的王座和祭坛，那些人的进攻打着传统和祖先的旗号，披着国王和贵族的外衣，假借先朝美德的名义。面对这些进攻制宪者们并不惧怕，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革命是从偏见到理性，从专制到自由，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运动。现在，是卢梭完成了对制宪者们从左翼的包抄：他反对人生而有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他对现代宪政和代议制表示怀疑，他用启蒙的方法来反对启蒙，用现代的表述来反对现代性。卢梭的到来，标志着由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制宪者们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进入了必须两面作战的时代。他搭建的舞台，成为激进左派的营地，那里至今仍然不断有新的曲目上演。
除了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卢梭对于我们社会和人类的前景还抱持一种深深的悲观。不过在这种悲观中包含的真诚，反倒是他思想中最感人的部分。我虽然并不同意他下面这段话的观点，却也为文中的真情和感伤所打动：我总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时代，一个人类想要停滞于其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你希望你的物种停滞不前。你对现状的不满，预示着你不幸的后代会有更大的不满，于是你会希望能够回归过去；而这种情绪必然化为对先祖的赞美，对同代人的批评，以及对后世不幸人生的恐惧。我不否认，这段文字中透露出的悲悯和忧伤确实体现了卢梭至深的人文情怀，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卢梭的后辈同胞托克维尔热情拥抱自由民主的赤子之心。他深信，宏大的、长达几个世纪的从贵族时代到民主时代的过渡乃是天意。新兴的民主秩序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将揭示出 “人的自然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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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华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