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就是经学，天理就是天道-----东海客厅论理学
余东海
【理学】十几年来，时有一股贬低理学的风潮起伏。或谓理学不如汉唐儒学，或将宋朝的衰败归咎于理学，甚至将元明清的问题也归咎于理学，皆非理。简释两点如下。其一、理学在南北宋并不受尊重，倒是颇受打压，北宋受压于荆公新学，南宋被定为伪学，朱熹被列入逆党。后来的尊重颇虚。故宋朝的衰败非理学之过也。其二、将元明清的问题归咎于理学，亦无理。元清本是夷狄，能够变夷为夏；朱君一代枭雄，能够立足于儒，理学皆居功至伟。换成汉唐儒学，未必有此功效。理学和汉唐儒学公羊学各有优长，但论道德境界、心性功夫和教化能力，理学略胜一筹。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吾只是想说明，元明清之所以降为偏统，有其自身原因，非理学之过也。
【理学】常有人谓理学佛道化，甚至谓理学剽窃佛道。前者肤见，后者诬蔑。佛道亦有得乎道，但与吾儒所得不同。佛道有得乎坤，侧重于虚静空寂；吾儒乾坤并建，侧重于乾健生生，自有道脉和道统。可以说佛道的兴旺刺激了理学的发展，不能说理学佛道化。相反，正因为程朱浸淫佛道甚久，深知两家之弊，深知儒家本质不同，故辟之有力，可与孟子辟杨墨媲美。有必要说明一点，对待佛道态度，心学有所不同。阳明虽辟佛道，但不用力，阳明后学确有不同程度的佛道化倾向。
【人欲】宋儒讲人欲天理，有其特定涵义，将人类正常的欲望划入天理的范畴，而将人欲视为不良欲望。当然，不得不承认，灭人欲的灭字下得太严，难免产生流弊。虽说要灭的是非正常欲望，但欲望的正常不正常之间不乏灰色地带。太严厉的话，没准一不小心影响了正常欲望。例如，朱子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这就太严。吾以为，若有条件，山珍海味又何妨；若居大位，玉食太牢本应该。还是孔孟宽容通达。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这就很好，恰恰好。
【击蒙】礼文厅友言：“理学是不信天的，经学是信天的。理学的人告诫经学中人不要信天”云，这种批评异议，非常不老实，非常不正常，胡扯没有边。天理即理学的核心和信仰，没有任何理学家是不信天的。难道信天理不是信天、信仰人格神才是信天？岂有此理。其实经学理学都信天，信同一个天。吾尝多次说明，理学的天理即经学的帝和天道，同样具有超越、普遍、乾健、主宰四性。
【击蒙】有人谓经学与理学的区别是，前者承认上帝、鬼神和祖先之灵的存在，而后者不承认。东海曰：这是对理学的无知。不承认上帝有人格和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是两回事。上帝实存而无相，神妙而无人格，是经学理学的共识。理学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同样信奉五经、信仰上帝、敬重鬼神并特别敬重祖先之灵。
【击蒙】黄玉顺说：“孔孟儒学与宋明理学都有内在超越的维度；然而尽管如此，它们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范式，即孔孟儒学并未取消、而是坚持敬奉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旨在“事天”，而宋明理学却以内在的心性取代了外在超越之“天”，实为“僭天”。”（《“事天”还是“僭天”——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范式》）东海曰：认为孔孟坚持敬奉外在超越之天，认为宋明理学僭天，纯属自以为是的想当然。其过甚大，既误解了孔孟，又贬低了理学，贬低了宋明诸儒，更贬低了天性，性外拜天。
【答客】山海厅友说：“儒家学说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宋代以来我们将他的学问做了人为的缩减，局限了儒家的学说宽度和广度。这是主要的问题根源”云。东海曰：非也。宋明理学固然有所偏离，但偏离很小，有四书五经在，文化大本无误也。古典儒家的问题，主要出在实践层面。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与儒家文化和理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而政治群体和儒家群体德智不足，又是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
【儒眼】儒佛道三家都是心性之学，都有上达功能。学好了学到位了，都可以超越贫富贵贱安危生死，儒学这方面的作用又特别大。明末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言：“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从另一个角度看，勇于临危一死，可见其人“夕死可矣”，心性不虚谈矣。当然，重心性而轻事功，确是当时理学心学流弊，颜元所批不无道理。但以此讥今人，则大不合时宜。今天的精英包括儒生，重心性者罕见罕闻。别说安危生死，绝大多数人是身为物役的利益主义分子，连贫富贵贱都超越不了，有什么资格讥笑“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先儒！
【儒眼】赵法生教授言：“中国思想发皇期为先秦，因百家争鸣而气象非凡，步入人类轴心文明行列。由于佛学之激发而有宋明理学之兴起，重构儒家形上学，在思辨方面跃升一步，然政制思想并无发展反比先秦趋于保守僵化。中国之思想之脱胎换骨的变化，始于西学东渐之际，这一进程充满曲折，尚在初步阶段。”东海曰，谨提出三点意见供参考：一、儒家思想肇端于远古，成就于上古，集大成于孔子，非所谓的轴心文明所能及也；二、理学对儒家形上学并非重构，而是系统化和精细化；三、外王学即儒家政制思想，具有万古不易的一贯性和与时偕宜的时代性。明朝之前，中国制度领先世界，优势明显。明清制度问题是明清儒家的问题，非儒家文化的问题。
【儒眼】论学术之醇度，曾文正公不如王文成公，西汉之贾董、东汉之许郑、心学之陆王，皆不如程朱。理学中，周邵亦不如程朱。程朱是继孔孟之后最伟大的醇儒，对孔孟之道的掌握最为准确。孔子集儒家之大成，朱子集理学之大成，王子集心学之大成。理学是儒家之正宗，心学是儒家之歧出，别子为宗。
【儒眼】将南宋之亡归罪于理学，是一大历史冤案，奇冤。恰恰相反，持久的反理学运动才是导致南宋之亡的重要原因。对此，拙著《宋儒与理学》中有阐述，兹不赘。张裕群友言：“理学在受宠之前的遭遇改变不了受宠之后使南宋国运更差的史实。宋理宗是新朝王莽后的第二位儒君，在位40年，使理学即儒家首为官学，死后仅过16年传两帝就败降元朝一一这虽可推说是敌人太强，后人太差，但其在位40年就使南宋人口减少过半，也可见独尊儒家的国运差到何种地步，使百姓受害之大比王莽代汉有过之而不如！”东海曰：简答三点：一、持久的反理学运动和宋宁宗的奸党之碑、伪学之禁，已将宋朝的政治道德、国家品格和民族精神深度摧残；二、宋理宗既尊儒又崇道，是个杂家皇帝，貌似尊重理学，但嗜欲极多，怠于政事，行为常常背理；三、其继位前十年受挟于权相史弥远，晚年朝政又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如《宋史》所说：“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
【理宗】宋理宗确立了理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其亲政之初亦颇有作为，史称“端平更化”，然而各方面问题也很大。理宗尊崇理学的同时亦尊崇佛道，思想混杂，见识不高，缺乏内圣功夫。其继位前十年受挟于权相史弥远，晚年又昏庸不堪，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理宗的问题并非理学的问题，恰恰相反，是尊崇、弘扬理学不到位的问题。同时，理宗之时，反理学运动历时已久，又饱经奸相乱臣摧残，国家品格、民族精神已经深受戕害，国势江河日下。非圣贤君子为政，莫能挽矣。2022-7-30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东海客厅二号公众号
余东海
【理学】十几年来，时有一股贬低理学的风潮起伏。或谓理学不如汉唐儒学，或将宋朝的衰败归咎于理学，甚至将元明清的问题也归咎于理学，皆非理。简释两点如下。其一、理学在南北宋并不受尊重，倒是颇受打压，北宋受压于荆公新学，南宋被定为伪学，朱熹被列入逆党。后来的尊重颇虚。故宋朝的衰败非理学之过也。其二、将元明清的问题归咎于理学，亦无理。元清本是夷狄，能够变夷为夏；朱君一代枭雄，能够立足于儒，理学皆居功至伟。换成汉唐儒学，未必有此功效。理学和汉唐儒学公羊学各有优长，但论道德境界、心性功夫和教化能力，理学略胜一筹。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吾只是想说明，元明清之所以降为偏统，有其自身原因，非理学之过也。
【理学】常有人谓理学佛道化，甚至谓理学剽窃佛道。前者肤见，后者诬蔑。佛道亦有得乎道，但与吾儒所得不同。佛道有得乎坤，侧重于虚静空寂；吾儒乾坤并建，侧重于乾健生生，自有道脉和道统。可以说佛道的兴旺刺激了理学的发展，不能说理学佛道化。相反，正因为程朱浸淫佛道甚久，深知两家之弊，深知儒家本质不同，故辟之有力，可与孟子辟杨墨媲美。有必要说明一点，对待佛道态度，心学有所不同。阳明虽辟佛道，但不用力，阳明后学确有不同程度的佛道化倾向。
【人欲】宋儒讲人欲天理，有其特定涵义，将人类正常的欲望划入天理的范畴，而将人欲视为不良欲望。当然，不得不承认，灭人欲的灭字下得太严，难免产生流弊。虽说要灭的是非正常欲望，但欲望的正常不正常之间不乏灰色地带。太严厉的话，没准一不小心影响了正常欲望。例如，朱子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这就太严。吾以为，若有条件，山珍海味又何妨；若居大位，玉食太牢本应该。还是孔孟宽容通达。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这就很好，恰恰好。
【击蒙】礼文厅友言：“理学是不信天的，经学是信天的。理学的人告诫经学中人不要信天”云，这种批评异议，非常不老实，非常不正常，胡扯没有边。天理即理学的核心和信仰，没有任何理学家是不信天的。难道信天理不是信天、信仰人格神才是信天？岂有此理。其实经学理学都信天，信同一个天。吾尝多次说明，理学的天理即经学的帝和天道，同样具有超越、普遍、乾健、主宰四性。
【击蒙】有人谓经学与理学的区别是，前者承认上帝、鬼神和祖先之灵的存在，而后者不承认。东海曰：这是对理学的无知。不承认上帝有人格和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是两回事。上帝实存而无相，神妙而无人格，是经学理学的共识。理学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同样信奉五经、信仰上帝、敬重鬼神并特别敬重祖先之灵。
【击蒙】黄玉顺说：“孔孟儒学与宋明理学都有内在超越的维度；然而尽管如此，它们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范式，即孔孟儒学并未取消、而是坚持敬奉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旨在“事天”，而宋明理学却以内在的心性取代了外在超越之“天”，实为“僭天”。”（《“事天”还是“僭天”——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范式》）东海曰：认为孔孟坚持敬奉外在超越之天，认为宋明理学僭天，纯属自以为是的想当然。其过甚大，既误解了孔孟，又贬低了理学，贬低了宋明诸儒，更贬低了天性，性外拜天。
【答客】山海厅友说：“儒家学说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宋代以来我们将他的学问做了人为的缩减，局限了儒家的学说宽度和广度。这是主要的问题根源”云。东海曰：非也。宋明理学固然有所偏离，但偏离很小，有四书五经在，文化大本无误也。古典儒家的问题，主要出在实践层面。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与儒家文化和理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而政治群体和儒家群体德智不足，又是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
【儒眼】儒佛道三家都是心性之学，都有上达功能。学好了学到位了，都可以超越贫富贵贱安危生死，儒学这方面的作用又特别大。明末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言：“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从另一个角度看，勇于临危一死，可见其人“夕死可矣”，心性不虚谈矣。当然，重心性而轻事功，确是当时理学心学流弊，颜元所批不无道理。但以此讥今人，则大不合时宜。今天的精英包括儒生，重心性者罕见罕闻。别说安危生死，绝大多数人是身为物役的利益主义分子，连贫富贵贱都超越不了，有什么资格讥笑“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先儒！
【儒眼】赵法生教授言：“中国思想发皇期为先秦，因百家争鸣而气象非凡，步入人类轴心文明行列。由于佛学之激发而有宋明理学之兴起，重构儒家形上学，在思辨方面跃升一步，然政制思想并无发展反比先秦趋于保守僵化。中国之思想之脱胎换骨的变化，始于西学东渐之际，这一进程充满曲折，尚在初步阶段。”东海曰，谨提出三点意见供参考：一、儒家思想肇端于远古，成就于上古，集大成于孔子，非所谓的轴心文明所能及也；二、理学对儒家形上学并非重构，而是系统化和精细化；三、外王学即儒家政制思想，具有万古不易的一贯性和与时偕宜的时代性。明朝之前，中国制度领先世界，优势明显。明清制度问题是明清儒家的问题，非儒家文化的问题。
【儒眼】论学术之醇度，曾文正公不如王文成公，西汉之贾董、东汉之许郑、心学之陆王，皆不如程朱。理学中，周邵亦不如程朱。程朱是继孔孟之后最伟大的醇儒，对孔孟之道的掌握最为准确。孔子集儒家之大成，朱子集理学之大成，王子集心学之大成。理学是儒家之正宗，心学是儒家之歧出，别子为宗。
【儒眼】将南宋之亡归罪于理学，是一大历史冤案，奇冤。恰恰相反，持久的反理学运动才是导致南宋之亡的重要原因。对此，拙著《宋儒与理学》中有阐述，兹不赘。张裕群友言：“理学在受宠之前的遭遇改变不了受宠之后使南宋国运更差的史实。宋理宗是新朝王莽后的第二位儒君，在位40年，使理学即儒家首为官学，死后仅过16年传两帝就败降元朝一一这虽可推说是敌人太强，后人太差，但其在位40年就使南宋人口减少过半，也可见独尊儒家的国运差到何种地步，使百姓受害之大比王莽代汉有过之而不如！”东海曰：简答三点：一、持久的反理学运动和宋宁宗的奸党之碑、伪学之禁，已将宋朝的政治道德、国家品格和民族精神深度摧残；二、宋理宗既尊儒又崇道，是个杂家皇帝，貌似尊重理学，但嗜欲极多，怠于政事，行为常常背理；三、其继位前十年受挟于权相史弥远，晚年朝政又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如《宋史》所说：“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
【理宗】宋理宗确立了理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其亲政之初亦颇有作为，史称“端平更化”，然而各方面问题也很大。理宗尊崇理学的同时亦尊崇佛道，思想混杂，见识不高，缺乏内圣功夫。其继位前十年受挟于权相史弥远，晚年又昏庸不堪，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理宗的问题并非理学的问题，恰恰相反，是尊崇、弘扬理学不到位的问题。同时，理宗之时，反理学运动历时已久，又饱经奸相乱臣摧残，国家品格、民族精神已经深受戕害，国势江河日下。非圣贤君子为政，莫能挽矣。2022-7-30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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