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最佳选择和清朝的政治品质---兼论曾文正（微言集）
余东海
【历史眼】清末的时候，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儒路，即仁本主义道路，或改良而实行君主立宪制，或革命而实行选贤与能的公天下新礼制；一条是西路，即自由主义道路，实行民主制私有制；一条是马路，即俄国人的路，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党主制公有制。中国人先是放弃了最优选择，后又反掉了次优选择，最后选择了最差的一条邪路并且坚持至今，新文化运动要负重大的历史性的思想责任。主流思想一旦反儒化和民粹化，就是对极权主义最好的感召和欢迎。
【历史眼】清朝最佳选择是及时从君主制转型为君主立宪制。那将是吾民吾国的大福祉，后来的一切内忧外患人祸都可以避免。那也是清廷的大幸运。清廷能够积极主动地还权于民，开辟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新一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难获得人民的持久尊重。主动转进和被迫转进，性质功德皆大不同。被迫仍不转进，逆时逆势而动，取死之道也。清朝之所以不能及时转型，要因有三：一是满族主义和君本主义倾向严重，恶习已重，积重难返；二是牝鸡司晨，错过了转型的历史时机；三是其时儒群德智不高，根本无力承担大转型的伟大责任。
【历史眼】儒家文化被严重连累。连累儒家最严重者，论朝代是清朝，论人物是袁世凯。在所有儒家王朝中，清朝品质最低，阴暗面最多而大，民族主义和君本主义倾向最严重。清亡之后，世人遂将清朝的问题归罪于儒。袁氏一介武夫，德智俱低。袁氏昙花一现，世人又将袁氏的问题归罪于儒。儒家大事去矣。殊不知，清朝刚入儒门，晚期以儒为敌；袁氏还没入门，既不明儒理，又不识时务，为人为政皆似是而非，与儒家毫不相干。
【历史眼】君主立宪制，清帝可行，袁氏绝不可行。清帝有其历史合法性，以君主名义立宪，顺理成章。不过，慈禧杀害戊戌六君子，自绝于儒家和中华，自绝了天命，也彻底错过了实行君主立宪的历史时机。随着清朝垮台，君主和帝制之类名相彻底负面化，君主立宪便再无可能，清帝重来也无可能，动机再好、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实践之，何况袁氏毫无历史合法性，动机和能力都很有限。当时唯一可取的制度，唯民主耳。袁氏于此潮流和大势懵然无知，蠢矣哉。
【历史眼】常有人要儒生找出一个以儒治国而文明强大的现代国家，证明儒家确实有用，确实最好。不少儒生亦无言以对。东海曰：这个要求非礼又非理，本不值得回答。清朝灭亡之后，儒家彻底退出政治领域，世上再无儒家政治。而清朝灭亡的根本因，是严重偏离儒家，最后彻底违背儒家原则，并且以儒为敌，杀害戊戌六君子。但是，儒家王朝历史上的文明强大，是有二十四史作为铁证的。即使最不争气的清朝，也曾是东南亚诸国的宗主国。另复须知，民主国家对儒家尊不尊重，有没有儒家垫底，文明程度大不一样。容吾反问一句那些轻浮浅薄、其蠢无比的反儒派：天下有哪一个反孔反儒的国家能够文明强大的？
【历史眼】推翻清朝没问题。清朝杀害戊戌六君子之时，就意味着自绝于道统，自绝于中华，彻底丧失中国的代表权，沦为一族一姓小朝廷，礼当被推翻。但推翻清朝之后，正确的做法是，回归以民为本的儒家正道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王道，再学习吸收西方的制度和文明精华，而不是撇开儒家文化另搞三民主义那一套。
【历史眼】中西文明相撞之时，中华文明未能及时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赶超之，罪在清朝，不在儒家。在历代儒家王朝中，清朝对儒家文化的偏离最为严重，对中华文明的损害最为深重，导致文明品质大幅度下降，丧失了学习赶超西方的内力和能力。随着清朝覆灭，儒家退出政治舞台，中华文明断根绝种，百年浩劫悄悄开启。始而去中国化而丛林化，继而苏俄化极权化，国家内部越来越落后乎！
【清朝论】对于清朝，既要防止过誉，更要防止过毁，完全否定。清朝整体品质是历代儒家王朝中最差，又比所有非儒家王朝都好。差是因为偏离儒家原则最严重，民族主义和君本主义倾向最严重；好是因为儒家，毕竟是以儒立国，有相当的中华性。吾尝给历代王朝打分，大约是，尧舜禹九十五分，夏商周八十五分，汉唐宋七十五分，元明六十五分，清六十分，刚刚及格。以人品喻，前三代，圣人也；后三代，大贤也；汉唐宋，君子也；元明清，儒士也。其中清朝又是刚入门。说不好，当然不好；说好，毕竟入门了。
【清朝论】关于明末清初，很多人只知清军坏，不知明军残余更坏，所谓的义军更加大不义，各股势力都没有能力或愿力结束乱世，重新恢复中华秩序。当时，有此愿力能力者，非清朝莫属，固知天命有所归也。清军入关之初，即确立了以儒立国治国之方略；顺治御极之始，多尔衮即颁诏尊孔。自古胡虏无百年之运,清朝统治维持三百年，根本因就在于高度尊孔和儒化。
【历史眼】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二十四篇，第二篇《教忠》中详细罗列了“仁政”“慎刑”的具体内容。为保障民众的基本人权，清朝不仅制定了法律文书，严禁刑讯逼供之类执法犯法行为，而且还有一系列司法、行政程序规定和行政违纪处罚条例，以及官员考核奖惩规章，被鄢烈山《大清朝的人权报告》一文称为“大清王朝的人权白皮书”。但是，鄢烈山认为， 张之洞的文章和《大清律》都只是纸面上的东西，稗官野史、民间纪录的文字狱才是可靠的。东海曰：大谬不然。清朝文字狱是实，张之洞所言亦实，有根有据，《大清律》基本落实。两者并不矛盾。元明清皆偏统，司法皆不中，元朝松弛，明清严酷。但明清是酷于精英而非酷于民众，明朝于官最酷，清朝于文化人最酷，于民众都以怀柔为主。明清两朝最喜欢以仁政爱民自诩，并非假大空话。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而一面讨好民众。”（《国史大纲》）不过，酷于精英，必害于民。此政治大理，非圣贤莫知也。噫吁戏，中道王道，岂易知哉，岂易行哉。
【历史眼】蒋庆言：“儒學的問題，是人病而非法病。”此言极是。历代儒家王朝的问题，古今儒家的各种问题，都是人病，是人出偏出错，有违儒家原则。例如，清朝的衰败灭亡，就是清廷严重违反王道大义、师心自用、以儒为敌最后杀害儒家的结果。推翻清朝之后，最佳选择是重归道统，而不是另辟蹊径。
【历史眼】儒家王朝皆中国，清朝当然是中国，虽然其政治品质为历代儒家王朝最低，但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都属于儒家，不愧为中国。另复须知，如果有几个儒家王朝同时存在，由汉族儒朝代表中国。例如，宋辽金元都是以儒立国，宋朝代表中国。南宋晚期无道，丧失代表资格，然后元朝代表中国。
【历史眼】在尊儒方面，马帮和清朝没有可比性，马帮是假而不真，清朝是真而不正。推尊道统，实行礼制，包括土地私有制和教育科举制，这是尊儒的真实；以儒立国和治国，却未能化解满族主义和君本主义两大恶性倾向，这是不正。元明清三代尊儒，都是真而不正的，清朝集元明不良倾向之大成，故特别不正，问题最大。另外，汉唐宋尊儒是正而不中。在政治上欲中正地尊儒，非圣王不可也。
【历史眼】对于恐怖主义集团，斩首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般盗贼团伙，自当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对于恐怖集团，则应一体诛灭，一个不留，无世在下。这方面曾文正公是最好的榜样。洪杨帮就是古典恐怖主义集团。美帝若有曾文正公，天下无恐怖主义矣。恐怖主义分子，属于善根断绝者，杀之无罪有功。杀得越多，功德越大。君不见曾文正公，生荣死哀，后福绵长，子孙昌盛。美帝对于大恶，总是妇人之仁、圣母之态，误己误人误天下，可悲哉。
【曾文正】曾文正公，理学家也，一生信奉程朱理学。对汉学的重视并不影响他对理学的信奉。曾公在《答刘孟容书》中说：“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之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之隘。”有人据此否定曾公为理学家，认为曾公“将程朱理学的狭隘给予了客观的针砭，欲扭转儒学回归正途”云云，纯属瞎扯。其一、曾公是在肯定程朱深博的基础上说这句话的，“或失之隘”特指“指示之语”，即指点弟子门生的某些话语，加一“或”字，表示有时候和不确定。曾公并未因此否定程朱整体性的深博。其二、曾公最赞肯者孔孟周张四子，孔子是儒家共尊，孟子为理学最崇，周张本身即大理学家，名列理学五子。曾公对周张比对程朱更欣赏，是学术不够精醇之故。周子被称为理学开山之祖，但其学术略受道家影响而主静，二程虽曾师之，不尽认可。吾与二程。
【曾文正】萧一山说曾公“思想中心总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所以能合道文而为一，尽博深之能事，刚柔相济，老墨并用，综为大成之礼学”云，纯属外行话。理学本就包涵礼学，兼具圣王之事业，本就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与老墨何关。曾公学术虽然不够精醇，还不至于粗陋混杂到“老墨并用”的地步。
【曾文正】常有人骂曾文正公为伪君子。殊不知，巧伪有效也有限，可以欺世盗名于一时，不可能欺骗天下后世，更不可能欺天。曾公固然有过，但过不掩功，功德巍巍，自有后福。曾家兄弟子孙昌盛，绵延至今190余年，俊杰代出，就是天道对其道德最好的肯定。古语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天道不可欺也，曾公不可辱也。
【曾文正】有自称儒家斗士者言：“汉奸曾国藩之家族乃能昌盛至今，岂天道之不公乎？非也。曾国藩者，曾子之后也，其家族之盛，曾子之泽延之也，圣贤必有后也。梁武帝萧衍之崇佛误国深矣，何以后嗣昌盛哉？亦其祖萧何之泽延之也。”混扯狡论！先人遗泽德荫，有效也有限，或可荫庇小恶，不能荫庇大罪。如果曾文正公如汉族主义所诬蔑，是危害汉族、屠杀无辜的汉奸屠夫，即使先人是圣贤，也不足以庇佑之。这是一条东海律：传承弘扬祖先的文化道德，是后裔对祖先最大的孝敬，也是祖先对后裔最好的荫庇。
【东海律】没有信仰可悲，信仰了不值得、不应该信仰的东西，更可悲。没有信仰，庸众而已；信了邪教，就沦为邪恶之徒，害人害己，祸国祸家。没有信仰的恶有限，邪教信仰的恶无限，下无底线，前无止境，上不封顶。邪教一旦将邪恶思想付诸于行动，儒家政府就必须予以坚决诛杀彻底剿灭。对于一般犯罪团伙，自当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对邪教则不必问魁从。邪教徒的作恶犯罪都是积极主动的，非胁从也。诛杀剿灭邪教，是为民为国为天下除害，功德极大。曾文正公之所以子孙昌盛后福绵绵，就是能对洪杨帮痛剿尽灭；美国之所以发达强盛，能够全球性限制和诛灭恐怖主义也是原因之一。唯憾美人不明天道而过于妇仁耳。
【答客难】有厅友问：“东海先生对冉闵痛批狠批，却对曾氏为君屠民千万视而不见，呼其文正公。曾氏所戮之民十恶不赦该死？”答：冉闵和曾文正公的大开杀戒，然所杀对象大不同。冉闵对于羯胡是不分男女老少军人平民的滥杀，凡胡皆杀。曾文正公是卫道杀贼。民信奉邪教，就是邪教徒；邪教徒拿起武器上战场，就是邪教匪军，就彻底沦为人民之敌和人道之敌。剿匪杀贼，礼所当然。
【东海律】替天行道，杀人也是大功：逆天而行，救人也是恶行。前者如尧舜诛四凶之恶，汤武革桀纣之命，王文成公平叛剿匪，曾文正公消灭邪教，历代王朝抗御外寇，剿除内匪，难免开杀戒，各有其功德也。后者如美西，对某些恐怖势力有机会有能力诛灭而一味绥靖；又如马帮，对某些罪恶分子重罪轻判。
【洪杨帮】清朝虽不好，毕竟儒化了，比洪杨帮好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两不好相权灭其大。洪杨帮是集神本主义、汉族主义、集体主义、民粹主义、反儒主义五大邪恶恐怖于一体的极权主义，极端反常反动，比极端主义政权和恐怖主义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曾文正公剿灭洪杨帮的战争，具有替天行道的正义性。不能以战争过程中的局部问题包括杀降和杀戮过度问题，来否定战争的整体正义。借用孔子赞美管仲的话说，曾公灭洪杨，卫吾道，一匡中国，吾民吾族皆受其赐。微曾公，天下亡于咸同之间矣。
【东海律】政治尊儒反儒，品质天地悬殊，尊儒度与文明度成正比。即使尊不到位，即使别有用心，只要尊儒家为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其国其政必有一定的文明性。元明两朝虽为偏统，亦远优于同时期的西方。清朝集元朝民族主义色彩、明朝君本主义倾向之大成，颇为不堪，仍能强盛一时并维持三百年之久，最后和平让权，非去儒家化、反儒家化之政权所能及也。
【历史眼】对年轻人，长者要有耐心；对不良政权，正义力量要有耐心。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就是文王的耐心，只要殷纣还有一丝改良之望，他就俯首甘为忠良之臣，哪怕受尽屈辱迫害。
曹操《短歌行》写道：“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专征，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比较而言，当年的国民党就严重缺乏耐心。不仅鼓吹、煽动革命，而且反对清朝改良，暗杀改良派。依据儒家标准，那不是革命，而是造反作乱。
【历史眼】清末戊戌变法又称康梁变法。康梁指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康梁变法的失败，内因除了实践能力和政治智慧低下，理论不正也要负重大责任。两位维新派领袖，还有一位维新派大将谭嗣同，三人思想理论各有严重问题。梁启超善变，变法之时，思想未定，后来变回儒家立场，终究未能立正；康有为的宗教追求和大同愿景，谭嗣同的《仁学》，各有错误，都不靠谱。横渠先生说“知理可以制礼”，不知中道真理王道大义，不足以变法改良和制礼作乐也。
【历史眼】要将儒家文化与儒家学者和群体区别开来。儒家学者只要未达圣贤境界，儒家群体只要非圣贤群体，必有不足。所以，历代儒家王朝的问题，统治者和儒群各有责任。例如，清朝的问题就可以部分归咎于清儒。但是，民国和马邦的问题就不能归咎于儒群了。儒家退出政治领域，无权无位自然无责。
【历史眼】说“儒马同道”说“马家利用了儒家”说“儒作马的幫凶”云云，都是昧心瞎眼的混扯。随着清朝灭亡，儒家彻底退出政治舞台；随着民国遁台，儒家彻底退出文化舞台。四九之后，独尊马术，儒家思想从文化政治中清除得干干净净。一切政治社会罪恶与儒家毫无关系，恰恰是崇马反儒的恶果。在古今所有反儒派中，马帮反得最为彻底，对儒家文化、文明和历代圣贤君子，极尽诬蔑抹黑之能事，焚书毁经，挖坟掘墓，无所不至。就是现在，所谓利用、尊重儒家，纯属皮相工夫。依然坚持防儒之口，反儒本质并无改变。这叫什么利用和尊重？
【历史眼】五四反孔反儒运动，主要而直接的原因是误会和迁怒，误把清朝严重偏离乃至违反儒家原则造成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儒，将中国的衰败落后归因于儒，因而迁怒于儒。其次，五四反儒运动还有前因。徐复观说：“在毛泽东之前,中国文化中的反孔运动，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反宋明理学的形态出现。第二阶段，是以今文学派的《新学伪经考》的形态出现。在这两个阶段，都不曾明目张胆地反孔，甚至是非常尊孔。但既无条件的反与孔子精神最为切近的宋明理学，既诞妄而悍泼的斥中国文化中与孔子之教有密切关联的许多主要典籍为伪，则由此再进一步，必然逼出第三阶段，五四时代的直接反孔。”（《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东海曰：反理学思潮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北宋，泛滥于明清，高潮于晚清，是五四反孔反儒最大的前因。至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虽然偏颇严重，不能视为反孔。2022-11-23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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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历史眼】清末的时候，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儒路，即仁本主义道路，或改良而实行君主立宪制，或革命而实行选贤与能的公天下新礼制；一条是西路，即自由主义道路，实行民主制私有制；一条是马路，即俄国人的路，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党主制公有制。中国人先是放弃了最优选择，后又反掉了次优选择，最后选择了最差的一条邪路并且坚持至今，新文化运动要负重大的历史性的思想责任。主流思想一旦反儒化和民粹化，就是对极权主义最好的感召和欢迎。
【历史眼】清朝最佳选择是及时从君主制转型为君主立宪制。那将是吾民吾国的大福祉，后来的一切内忧外患人祸都可以避免。那也是清廷的大幸运。清廷能够积极主动地还权于民，开辟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新一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难获得人民的持久尊重。主动转进和被迫转进，性质功德皆大不同。被迫仍不转进，逆时逆势而动，取死之道也。清朝之所以不能及时转型，要因有三：一是满族主义和君本主义倾向严重，恶习已重，积重难返；二是牝鸡司晨，错过了转型的历史时机；三是其时儒群德智不高，根本无力承担大转型的伟大责任。
【历史眼】儒家文化被严重连累。连累儒家最严重者，论朝代是清朝，论人物是袁世凯。在所有儒家王朝中，清朝品质最低，阴暗面最多而大，民族主义和君本主义倾向最严重。清亡之后，世人遂将清朝的问题归罪于儒。袁氏一介武夫，德智俱低。袁氏昙花一现，世人又将袁氏的问题归罪于儒。儒家大事去矣。殊不知，清朝刚入儒门，晚期以儒为敌；袁氏还没入门，既不明儒理，又不识时务，为人为政皆似是而非，与儒家毫不相干。
【历史眼】君主立宪制，清帝可行，袁氏绝不可行。清帝有其历史合法性，以君主名义立宪，顺理成章。不过，慈禧杀害戊戌六君子，自绝于儒家和中华，自绝了天命，也彻底错过了实行君主立宪的历史时机。随着清朝垮台，君主和帝制之类名相彻底负面化，君主立宪便再无可能，清帝重来也无可能，动机再好、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实践之，何况袁氏毫无历史合法性，动机和能力都很有限。当时唯一可取的制度，唯民主耳。袁氏于此潮流和大势懵然无知，蠢矣哉。
【历史眼】常有人要儒生找出一个以儒治国而文明强大的现代国家，证明儒家确实有用，确实最好。不少儒生亦无言以对。东海曰：这个要求非礼又非理，本不值得回答。清朝灭亡之后，儒家彻底退出政治领域，世上再无儒家政治。而清朝灭亡的根本因，是严重偏离儒家，最后彻底违背儒家原则，并且以儒为敌，杀害戊戌六君子。但是，儒家王朝历史上的文明强大，是有二十四史作为铁证的。即使最不争气的清朝，也曾是东南亚诸国的宗主国。另复须知，民主国家对儒家尊不尊重，有没有儒家垫底，文明程度大不一样。容吾反问一句那些轻浮浅薄、其蠢无比的反儒派：天下有哪一个反孔反儒的国家能够文明强大的？
【历史眼】推翻清朝没问题。清朝杀害戊戌六君子之时，就意味着自绝于道统，自绝于中华，彻底丧失中国的代表权，沦为一族一姓小朝廷，礼当被推翻。但推翻清朝之后，正确的做法是，回归以民为本的儒家正道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王道，再学习吸收西方的制度和文明精华，而不是撇开儒家文化另搞三民主义那一套。
【历史眼】中西文明相撞之时，中华文明未能及时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赶超之，罪在清朝，不在儒家。在历代儒家王朝中，清朝对儒家文化的偏离最为严重，对中华文明的损害最为深重，导致文明品质大幅度下降，丧失了学习赶超西方的内力和能力。随着清朝覆灭，儒家退出政治舞台，中华文明断根绝种，百年浩劫悄悄开启。始而去中国化而丛林化，继而苏俄化极权化，国家内部越来越落后乎！
【清朝论】对于清朝，既要防止过誉，更要防止过毁，完全否定。清朝整体品质是历代儒家王朝中最差，又比所有非儒家王朝都好。差是因为偏离儒家原则最严重，民族主义和君本主义倾向最严重；好是因为儒家，毕竟是以儒立国，有相当的中华性。吾尝给历代王朝打分，大约是，尧舜禹九十五分，夏商周八十五分，汉唐宋七十五分，元明六十五分，清六十分，刚刚及格。以人品喻，前三代，圣人也；后三代，大贤也；汉唐宋，君子也；元明清，儒士也。其中清朝又是刚入门。说不好，当然不好；说好，毕竟入门了。
【清朝论】关于明末清初，很多人只知清军坏，不知明军残余更坏，所谓的义军更加大不义，各股势力都没有能力或愿力结束乱世，重新恢复中华秩序。当时，有此愿力能力者，非清朝莫属，固知天命有所归也。清军入关之初，即确立了以儒立国治国之方略；顺治御极之始，多尔衮即颁诏尊孔。自古胡虏无百年之运,清朝统治维持三百年，根本因就在于高度尊孔和儒化。
【历史眼】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二十四篇，第二篇《教忠》中详细罗列了“仁政”“慎刑”的具体内容。为保障民众的基本人权，清朝不仅制定了法律文书，严禁刑讯逼供之类执法犯法行为，而且还有一系列司法、行政程序规定和行政违纪处罚条例，以及官员考核奖惩规章，被鄢烈山《大清朝的人权报告》一文称为“大清王朝的人权白皮书”。但是，鄢烈山认为， 张之洞的文章和《大清律》都只是纸面上的东西，稗官野史、民间纪录的文字狱才是可靠的。东海曰：大谬不然。清朝文字狱是实，张之洞所言亦实，有根有据，《大清律》基本落实。两者并不矛盾。元明清皆偏统，司法皆不中，元朝松弛，明清严酷。但明清是酷于精英而非酷于民众，明朝于官最酷，清朝于文化人最酷，于民众都以怀柔为主。明清两朝最喜欢以仁政爱民自诩，并非假大空话。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而一面讨好民众。”（《国史大纲》）不过，酷于精英，必害于民。此政治大理，非圣贤莫知也。噫吁戏，中道王道，岂易知哉，岂易行哉。
【历史眼】蒋庆言：“儒學的問題，是人病而非法病。”此言极是。历代儒家王朝的问题，古今儒家的各种问题，都是人病，是人出偏出错，有违儒家原则。例如，清朝的衰败灭亡，就是清廷严重违反王道大义、师心自用、以儒为敌最后杀害儒家的结果。推翻清朝之后，最佳选择是重归道统，而不是另辟蹊径。
【历史眼】儒家王朝皆中国，清朝当然是中国，虽然其政治品质为历代儒家王朝最低，但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都属于儒家，不愧为中国。另复须知，如果有几个儒家王朝同时存在，由汉族儒朝代表中国。例如，宋辽金元都是以儒立国，宋朝代表中国。南宋晚期无道，丧失代表资格，然后元朝代表中国。
【历史眼】在尊儒方面，马帮和清朝没有可比性，马帮是假而不真，清朝是真而不正。推尊道统，实行礼制，包括土地私有制和教育科举制，这是尊儒的真实；以儒立国和治国，却未能化解满族主义和君本主义两大恶性倾向，这是不正。元明清三代尊儒，都是真而不正的，清朝集元明不良倾向之大成，故特别不正，问题最大。另外，汉唐宋尊儒是正而不中。在政治上欲中正地尊儒，非圣王不可也。
【历史眼】对于恐怖主义集团，斩首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般盗贼团伙，自当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对于恐怖集团，则应一体诛灭，一个不留，无世在下。这方面曾文正公是最好的榜样。洪杨帮就是古典恐怖主义集团。美帝若有曾文正公，天下无恐怖主义矣。恐怖主义分子，属于善根断绝者，杀之无罪有功。杀得越多，功德越大。君不见曾文正公，生荣死哀，后福绵长，子孙昌盛。美帝对于大恶，总是妇人之仁、圣母之态，误己误人误天下，可悲哉。
【曾文正】曾文正公，理学家也，一生信奉程朱理学。对汉学的重视并不影响他对理学的信奉。曾公在《答刘孟容书》中说：“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之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之隘。”有人据此否定曾公为理学家，认为曾公“将程朱理学的狭隘给予了客观的针砭，欲扭转儒学回归正途”云云，纯属瞎扯。其一、曾公是在肯定程朱深博的基础上说这句话的，“或失之隘”特指“指示之语”，即指点弟子门生的某些话语，加一“或”字，表示有时候和不确定。曾公并未因此否定程朱整体性的深博。其二、曾公最赞肯者孔孟周张四子，孔子是儒家共尊，孟子为理学最崇，周张本身即大理学家，名列理学五子。曾公对周张比对程朱更欣赏，是学术不够精醇之故。周子被称为理学开山之祖，但其学术略受道家影响而主静，二程虽曾师之，不尽认可。吾与二程。
【曾文正】萧一山说曾公“思想中心总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所以能合道文而为一，尽博深之能事，刚柔相济，老墨并用，综为大成之礼学”云，纯属外行话。理学本就包涵礼学，兼具圣王之事业，本就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与老墨何关。曾公学术虽然不够精醇，还不至于粗陋混杂到“老墨并用”的地步。
【曾文正】常有人骂曾文正公为伪君子。殊不知，巧伪有效也有限，可以欺世盗名于一时，不可能欺骗天下后世，更不可能欺天。曾公固然有过，但过不掩功，功德巍巍，自有后福。曾家兄弟子孙昌盛，绵延至今190余年，俊杰代出，就是天道对其道德最好的肯定。古语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天道不可欺也，曾公不可辱也。
【曾文正】有自称儒家斗士者言：“汉奸曾国藩之家族乃能昌盛至今，岂天道之不公乎？非也。曾国藩者，曾子之后也，其家族之盛，曾子之泽延之也，圣贤必有后也。梁武帝萧衍之崇佛误国深矣，何以后嗣昌盛哉？亦其祖萧何之泽延之也。”混扯狡论！先人遗泽德荫，有效也有限，或可荫庇小恶，不能荫庇大罪。如果曾文正公如汉族主义所诬蔑，是危害汉族、屠杀无辜的汉奸屠夫，即使先人是圣贤，也不足以庇佑之。这是一条东海律：传承弘扬祖先的文化道德，是后裔对祖先最大的孝敬，也是祖先对后裔最好的荫庇。
【东海律】没有信仰可悲，信仰了不值得、不应该信仰的东西，更可悲。没有信仰，庸众而已；信了邪教，就沦为邪恶之徒，害人害己，祸国祸家。没有信仰的恶有限，邪教信仰的恶无限，下无底线，前无止境，上不封顶。邪教一旦将邪恶思想付诸于行动，儒家政府就必须予以坚决诛杀彻底剿灭。对于一般犯罪团伙，自当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对邪教则不必问魁从。邪教徒的作恶犯罪都是积极主动的，非胁从也。诛杀剿灭邪教，是为民为国为天下除害，功德极大。曾文正公之所以子孙昌盛后福绵绵，就是能对洪杨帮痛剿尽灭；美国之所以发达强盛，能够全球性限制和诛灭恐怖主义也是原因之一。唯憾美人不明天道而过于妇仁耳。
【答客难】有厅友问：“东海先生对冉闵痛批狠批，却对曾氏为君屠民千万视而不见，呼其文正公。曾氏所戮之民十恶不赦该死？”答：冉闵和曾文正公的大开杀戒，然所杀对象大不同。冉闵对于羯胡是不分男女老少军人平民的滥杀，凡胡皆杀。曾文正公是卫道杀贼。民信奉邪教，就是邪教徒；邪教徒拿起武器上战场，就是邪教匪军，就彻底沦为人民之敌和人道之敌。剿匪杀贼，礼所当然。
【东海律】替天行道，杀人也是大功：逆天而行，救人也是恶行。前者如尧舜诛四凶之恶，汤武革桀纣之命，王文成公平叛剿匪，曾文正公消灭邪教，历代王朝抗御外寇，剿除内匪，难免开杀戒，各有其功德也。后者如美西，对某些恐怖势力有机会有能力诛灭而一味绥靖；又如马帮，对某些罪恶分子重罪轻判。
【洪杨帮】清朝虽不好，毕竟儒化了，比洪杨帮好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两不好相权灭其大。洪杨帮是集神本主义、汉族主义、集体主义、民粹主义、反儒主义五大邪恶恐怖于一体的极权主义，极端反常反动，比极端主义政权和恐怖主义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曾文正公剿灭洪杨帮的战争，具有替天行道的正义性。不能以战争过程中的局部问题包括杀降和杀戮过度问题，来否定战争的整体正义。借用孔子赞美管仲的话说，曾公灭洪杨，卫吾道，一匡中国，吾民吾族皆受其赐。微曾公，天下亡于咸同之间矣。
【东海律】政治尊儒反儒，品质天地悬殊，尊儒度与文明度成正比。即使尊不到位，即使别有用心，只要尊儒家为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其国其政必有一定的文明性。元明两朝虽为偏统，亦远优于同时期的西方。清朝集元朝民族主义色彩、明朝君本主义倾向之大成，颇为不堪，仍能强盛一时并维持三百年之久，最后和平让权，非去儒家化、反儒家化之政权所能及也。
【历史眼】对年轻人，长者要有耐心；对不良政权，正义力量要有耐心。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就是文王的耐心，只要殷纣还有一丝改良之望，他就俯首甘为忠良之臣，哪怕受尽屈辱迫害。
曹操《短歌行》写道：“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专征，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比较而言，当年的国民党就严重缺乏耐心。不仅鼓吹、煽动革命，而且反对清朝改良，暗杀改良派。依据儒家标准，那不是革命，而是造反作乱。
【历史眼】清末戊戌变法又称康梁变法。康梁指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康梁变法的失败，内因除了实践能力和政治智慧低下，理论不正也要负重大责任。两位维新派领袖，还有一位维新派大将谭嗣同，三人思想理论各有严重问题。梁启超善变，变法之时，思想未定，后来变回儒家立场，终究未能立正；康有为的宗教追求和大同愿景，谭嗣同的《仁学》，各有错误，都不靠谱。横渠先生说“知理可以制礼”，不知中道真理王道大义，不足以变法改良和制礼作乐也。
【历史眼】要将儒家文化与儒家学者和群体区别开来。儒家学者只要未达圣贤境界，儒家群体只要非圣贤群体，必有不足。所以，历代儒家王朝的问题，统治者和儒群各有责任。例如，清朝的问题就可以部分归咎于清儒。但是，民国和马邦的问题就不能归咎于儒群了。儒家退出政治领域，无权无位自然无责。
【历史眼】说“儒马同道”说“马家利用了儒家”说“儒作马的幫凶”云云，都是昧心瞎眼的混扯。随着清朝灭亡，儒家彻底退出政治舞台；随着民国遁台，儒家彻底退出文化舞台。四九之后，独尊马术，儒家思想从文化政治中清除得干干净净。一切政治社会罪恶与儒家毫无关系，恰恰是崇马反儒的恶果。在古今所有反儒派中，马帮反得最为彻底，对儒家文化、文明和历代圣贤君子，极尽诬蔑抹黑之能事，焚书毁经，挖坟掘墓，无所不至。就是现在，所谓利用、尊重儒家，纯属皮相工夫。依然坚持防儒之口，反儒本质并无改变。这叫什么利用和尊重？
【历史眼】五四反孔反儒运动，主要而直接的原因是误会和迁怒，误把清朝严重偏离乃至违反儒家原则造成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儒，将中国的衰败落后归因于儒，因而迁怒于儒。其次，五四反儒运动还有前因。徐复观说：“在毛泽东之前,中国文化中的反孔运动，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反宋明理学的形态出现。第二阶段，是以今文学派的《新学伪经考》的形态出现。在这两个阶段，都不曾明目张胆地反孔，甚至是非常尊孔。但既无条件的反与孔子精神最为切近的宋明理学，既诞妄而悍泼的斥中国文化中与孔子之教有密切关联的许多主要典籍为伪，则由此再进一步，必然逼出第三阶段，五四时代的直接反孔。”（《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东海曰：反理学思潮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北宋，泛滥于明清，高潮于晚清，是五四反孔反儒最大的前因。至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虽然偏颇严重，不能视为反孔。2022-11-23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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