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由“共、产、党”三个词素所构成的是“理念”，不是概念
日常理解中往往不区分概念与理念：概念是反映对象的，对象是实际，有客体性，只指出了“是其然”。而理念反映的是“理”，理是回答其所以然的，“理”讲的必须是规定性即原则。
“念”字表示的是形式，“理和概”说的却是内容，概念是“属”，理念与之有种差关系。概念具有更深层的基础性。理念高于概念，为概念所包含，也就属于概念。这使许多在语文上有较高修养的人士也常常说些理念与概念相混淆的话，如：这个概念如何如何……这种说法如何不合逻辑，等等。其实他们要说的是：这说法不合理则。能构成为原则的词汇才算得上是理，只指出对象的是名。凡理才有真假，而印象是对象作用意识之所得，不存在真假问题。因而只有具有规定性的，即可称为原则的语汇才有通不通、顺不顺，是善是恶、是功是罪的价值。
实际的共产党是由含原罪的”理”为根据所建立的人际集团。原罪说的是共产主义做为一个知识所具有的规定性，先于实践从纯知识的性质上就是罪恶，从它成为一个“理则”的第一刻就同步带着罪恶。故说“原罪”是不能在实践中获得修正的，因实践是后天的，而原罪是这个字面做为知识的第一刻就已包含了的，后天的实践又焉能克服了先天所带有的罪恶？
本文要阐明的是：共产主义做为文化不存在通过改革而走向新生的可能！只有取缔共产主义文化这唯一的路，社会才能走出困境。
所谓“原”指的是起始、始发，不来自外加，是自身先天含有的性质。共产党之做为社会事实，并不起自各共产党的创立者，而起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的“共产党”只是一个待理解的名，这个名所说“是什么”是主体首先须回答的。待回答的都是主词，谓词才是回答的完成。在一切情形下主体都必须首先完成有效回答：即“共产主义”这个字面的涵义到底是什么，而后才能确定出它的价值，确定了它的价值才能采信还是否决。我们已不能找老马来算这笔账，但我们可以问他的徒孙们，或我们自己来思辩：老马回答了共产主义是种什么文化了吗？共产主义是一个构成为严格规定性的字面，知识论所要求的就是字面涵义，不是主体的任意强加。但《宣言》中全部思想都是老马想象出来然后塞进去的，没有一点是出自共产主义这个字面的，共产党治下无例外造成空前灾难，这个无差别的结果就须同一个原才能回答“共产主义这个理念的词义到底是什么”？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形式或外壳，理念却是反映规定性原则的。这都相当于包装袋，本身不是实际商品，包着的才是商品。包装袋或印着实际商品的图象或名称，就构成了它反映的内容或思想。概念通过我们说的话来反映对象或思想，本身只是反映所必须的外壳，并不直接是思想。但任何概念的字面也就是它应反映的对象或思想，所以概念与思想是同一的。从认识论角度上讲，凡被认识的对象都是尚不明涵义的主词，即思维形式的“X”。因而“X”总是被认识的主词，它通过系词“是”连接到谓词以获得回答，回答就是理解的完成。可见任何概念的字面所反映的直接就是思想，任何一个概念或词汇或语句一旦被造出来，字面便同步地反映思想，概念的字面与其反映的思想总是同步的，既不能晚一刹也不能早一刹。
共产党这个理念或名是老马于1848年造的，这个概念看上去象是单记的或简单的，其实它是由三个词素复合而成，其中的“共产”是前定限制，而单名“党”是被共产所限制的中心语。若单说前定的“共产”也是两个词素合成的。无论概念“党”还是词素“共”与“产”都各表各的意思。虽然共产党这个名是1848年才被马克思造出来。如果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在1848年，而是任何人，在任何别的年份，只要他造出这个概念，其字面所反映的思想能不是现在这个意思吗？肯定不能！就是被共产党赐予反革命或敌对分子的我等，造出了“共产党”这个名，它反映的思想也一定与马贼所赋的思想一般无二，这就是知识形式与所反映的思想的同一性。
善也好恶也好，功也好罪也好，在人成为智人之前（也即能说话之前）是分不出善与恶，功与罪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反映对象与思想的外壳，形不成思想，没有思想就形不成知识。须知，只要知识就不是直接的，对象只有通过反映形式的反映，才能成为可区别的知识。
没偷吃知识之果前的夏娃干什么事都无罪，只有在后天里形成知识之后，人才知善恶与功罪。可见：以行为犯下罪恶的是人，但人所以能行为依据的却是由话语载出的知识，是知识先验地具有善恶与功罪，如“抢掠、攻击、仇恨、压迫，平视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中国特色、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做到两个维护，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助推中国之治，再创新奇迹……”这些话贯彻的都是侵略性价值。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神经平造出这些话，无论是秦始皇、还是赵高、是十常侍，还是董卓、曹操，或者刘玄德、乃至老子、圣人孔、孟……只要造出了这些话，这些话的价值就都是用来侵犯、攻击、煽动仇恨与压迫的。
文明是从荒蛮起步，所以文明也是伴着野蛮进化的。所以功与罪、善与恶是一定的知识先天含有的性质。凡含有原罪的知识都不可能改造成积极价值的知识，只能不予采信，不能期待它变善！我的震天呼号是：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只有消灭之，不可指望通过改革使之变好！只有彭载舟的立场才是脱离苦海的选择！
在共产党人物中，胡跃邦是有良心的但不是觉醒者，赵紫阳是觉醒反省者，李瑞环懂一些中国化的混淆了的理论，非原著也不纯粹，他懂的不是哲学。朱厚泽较为纯粹，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都虽在了共产党，但只是组织上的在非人品上的，他们始终还是自然人。温家宝血统里有思悟成分，但未达到学术的程度。胡锦涛只能随习却不能思辩，他是自然意义的好人但不是承担职务的好人。
日常理解中往往不区分概念与理念：概念是反映对象的，对象是实际，有客体性，只指出了“是其然”。而理念反映的是“理”，理是回答其所以然的，“理”讲的必须是规定性即原则。
“念”字表示的是形式，“理和概”说的却是内容，概念是“属”，理念与之有种差关系。概念具有更深层的基础性。理念高于概念，为概念所包含，也就属于概念。这使许多在语文上有较高修养的人士也常常说些理念与概念相混淆的话，如：这个概念如何如何……这种说法如何不合逻辑，等等。其实他们要说的是：这说法不合理则。能构成为原则的词汇才算得上是理，只指出对象的是名。凡理才有真假，而印象是对象作用意识之所得，不存在真假问题。因而只有具有规定性的，即可称为原则的语汇才有通不通、顺不顺，是善是恶、是功是罪的价值。
实际的共产党是由含原罪的”理”为根据所建立的人际集团。原罪说的是共产主义做为一个知识所具有的规定性，先于实践从纯知识的性质上就是罪恶，从它成为一个“理则”的第一刻就同步带着罪恶。故说“原罪”是不能在实践中获得修正的，因实践是后天的，而原罪是这个字面做为知识的第一刻就已包含了的，后天的实践又焉能克服了先天所带有的罪恶？
本文要阐明的是：共产主义做为文化不存在通过改革而走向新生的可能！只有取缔共产主义文化这唯一的路，社会才能走出困境。
所谓“原”指的是起始、始发，不来自外加，是自身先天含有的性质。共产党之做为社会事实，并不起自各共产党的创立者，而起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的“共产党”只是一个待理解的名，这个名所说“是什么”是主体首先须回答的。待回答的都是主词，谓词才是回答的完成。在一切情形下主体都必须首先完成有效回答：即“共产主义”这个字面的涵义到底是什么，而后才能确定出它的价值，确定了它的价值才能采信还是否决。我们已不能找老马来算这笔账，但我们可以问他的徒孙们，或我们自己来思辩：老马回答了共产主义是种什么文化了吗？共产主义是一个构成为严格规定性的字面，知识论所要求的就是字面涵义，不是主体的任意强加。但《宣言》中全部思想都是老马想象出来然后塞进去的，没有一点是出自共产主义这个字面的，共产党治下无例外造成空前灾难，这个无差别的结果就须同一个原才能回答“共产主义这个理念的词义到底是什么”？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形式或外壳，理念却是反映规定性原则的。这都相当于包装袋，本身不是实际商品，包着的才是商品。包装袋或印着实际商品的图象或名称，就构成了它反映的内容或思想。概念通过我们说的话来反映对象或思想，本身只是反映所必须的外壳，并不直接是思想。但任何概念的字面也就是它应反映的对象或思想，所以概念与思想是同一的。从认识论角度上讲，凡被认识的对象都是尚不明涵义的主词，即思维形式的“X”。因而“X”总是被认识的主词，它通过系词“是”连接到谓词以获得回答，回答就是理解的完成。可见任何概念的字面所反映的直接就是思想，任何一个概念或词汇或语句一旦被造出来，字面便同步地反映思想，概念的字面与其反映的思想总是同步的，既不能晚一刹也不能早一刹。
共产党这个理念或名是老马于1848年造的，这个概念看上去象是单记的或简单的，其实它是由三个词素复合而成，其中的“共产”是前定限制，而单名“党”是被共产所限制的中心语。若单说前定的“共产”也是两个词素合成的。无论概念“党”还是词素“共”与“产”都各表各的意思。虽然共产党这个名是1848年才被马克思造出来。如果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在1848年，而是任何人，在任何别的年份，只要他造出这个概念，其字面所反映的思想能不是现在这个意思吗？肯定不能！就是被共产党赐予反革命或敌对分子的我等，造出了“共产党”这个名，它反映的思想也一定与马贼所赋的思想一般无二，这就是知识形式与所反映的思想的同一性。
善也好恶也好，功也好罪也好，在人成为智人之前（也即能说话之前）是分不出善与恶，功与罪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反映对象与思想的外壳，形不成思想，没有思想就形不成知识。须知，只要知识就不是直接的，对象只有通过反映形式的反映，才能成为可区别的知识。
没偷吃知识之果前的夏娃干什么事都无罪，只有在后天里形成知识之后，人才知善恶与功罪。可见：以行为犯下罪恶的是人，但人所以能行为依据的却是由话语载出的知识，是知识先验地具有善恶与功罪，如“抢掠、攻击、仇恨、压迫，平视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中国特色、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做到两个维护，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助推中国之治，再创新奇迹……”这些话贯彻的都是侵略性价值。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神经平造出这些话，无论是秦始皇、还是赵高、是十常侍，还是董卓、曹操，或者刘玄德、乃至老子、圣人孔、孟……只要造出了这些话，这些话的价值就都是用来侵犯、攻击、煽动仇恨与压迫的。
文明是从荒蛮起步，所以文明也是伴着野蛮进化的。所以功与罪、善与恶是一定的知识先天含有的性质。凡含有原罪的知识都不可能改造成积极价值的知识，只能不予采信，不能期待它变善！我的震天呼号是：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只有消灭之，不可指望通过改革使之变好！只有彭载舟的立场才是脱离苦海的选择！
在共产党人物中，胡跃邦是有良心的但不是觉醒者，赵紫阳是觉醒反省者，李瑞环懂一些中国化的混淆了的理论，非原著也不纯粹，他懂的不是哲学。朱厚泽较为纯粹，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都虽在了共产党，但只是组织上的在非人品上的，他们始终还是自然人。温家宝血统里有思悟成分，但未达到学术的程度。胡锦涛只能随习却不能思辩，他是自然意义的好人但不是承担职务的好人。
日常理解中往往不区分概念与理念：概念是反映对象的，对象是实际，有客体性，只指出了“是其然”。而理念反映的是“理”，理是回答其所以然的，“理”讲的必须是规定性即原则。
“念”字表示的是形式，“理和概”说的却是内容，概念是“属”，理念与之有种差关系。概念具有更深层的基础性。理念高于概念，为概念所包含，也就属于概念。这使许多在语文上有较高修养的人士也常常说些理念与概念相混淆的话，如：这个概念如何如何……这种说法如何不合逻辑，等等。其实他们要说的是：这说法不合理则。能构成为原则的词汇才算得上是理，只指出对象的是名。凡理才有真假，而印象是对象作用意识之所得，不存在真假问题。因而只有具有规定性的，即可称为原则的语汇才有通不通、顺不顺，是善是恶、是功是罪的价值。
实际的共产党是由含原罪的”理”为根据所建立的人际集团。原罪说的是共产主义做为一个知识所具有的规定性，先于实践从纯知识的性质上就是罪恶，从它成为一个“理则”的第一刻就同步带着罪恶。故说“原罪”是不能在实践中获得修正的，因实践是后天的，而原罪是这个字面做为知识的第一刻就已包含了的，后天的实践又焉能克服了先天所带有的罪恶？
本文要阐明的是：共产主义做为文化不存在通过改革而走向新生的可能！只有取缔共产主义文化这唯一的路，社会才能走出困境。
所谓“原”指的是起始、始发，不来自外加，是自身先天含有的性质。共产党之做为社会事实，并不起自各共产党的创立者，而起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的“共产党”只是一个待理解的名，这个名所说“是什么”是主体首先须回答的。待回答的都是主词，谓词才是回答的完成。在一切情形下主体都必须首先完成有效回答：即“共产主义”这个字面的涵义到底是什么，而后才能确定出它的价值，确定了它的价值才能采信还是否决。我们已不能找老马来算这笔账，但我们可以问他的徒孙们，或我们自己来思辩：老马回答了共产主义是种什么文化了吗？共产主义是一个构成为严格规定性的字面，知识论所要求的就是字面涵义，不是主体的任意强加。但《宣言》中全部思想都是老马想象出来然后塞进去的，没有一点是出自共产主义这个字面的，共产党治下无例外造成空前灾难，这个无差别的结果就须同一个原才能回答“共产主义这个理念的词义到底是什么”？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形式或外壳，理念却是反映规定性原则的。这都相当于包装袋，本身不是实际商品，包着的才是商品。包装袋或印着实际商品的图象或名称，就构成了它反映的内容或思想。概念通过我们说的话来反映对象或思想，本身只是反映所必须的外壳，并不直接是思想。但任何概念的字面也就是它应反映的对象或思想，所以概念与思想是同一的。从认识论角度上讲，凡被认识的对象都是尚不明涵义的主词，即思维形式的“X”。因而“X”总是被认识的主词，它通过系词“是”连接到谓词以获得回答，回答就是理解的完成。可见任何概念的字面所反映的直接就是思想，任何一个概念或词汇或语句一旦被造出来，字面便同步地反映思想，概念的字面与其反映的思想总是同步的，既不能晚一刹也不能早一刹。
共产党这个理念或名是老马于1848年造的，这个概念看上去象是单记的或简单的，其实它是由三个词素复合而成，其中的“共产”是前定限制，而单名“党”是被共产所限制的中心语。若单说前定的“共产”也是两个词素合成的。无论概念“党”还是词素“共”与“产”都各表各的意思。虽然共产党这个名是1848年才被马克思造出来。如果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在1848年，而是任何人，在任何别的年份，只要他造出这个概念，其字面所反映的思想能不是现在这个意思吗？肯定不能！就是被共产党赐予反革命或敌对分子的我等，造出了“共产党”这个名，它反映的思想也一定与马贼所赋的思想一般无二，这就是知识形式与所反映的思想的同一性。
善也好恶也好，功也好罪也好，在人成为智人之前（也即能说话之前）是分不出善与恶，功与罪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反映对象与思想的外壳，形不成思想，没有思想就形不成知识。须知，只要知识就不是直接的，对象只有通过反映形式的反映，才能成为可区别的知识。
没偷吃知识之果前的夏娃干什么事都无罪，只有在后天里形成知识之后，人才知善恶与功罪。可见：以行为犯下罪恶的是人，但人所以能行为依据的却是由话语载出的知识，是知识先验地具有善恶与功罪，如“抢掠、攻击、仇恨、压迫，平视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中国特色、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做到两个维护，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助推中国之治，再创新奇迹……”这些话贯彻的都是侵略性价值。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神经平造出这些话，无论是秦始皇、还是赵高、是十常侍，还是董卓、曹操，或者刘玄德、乃至老子、圣人孔、孟……只要造出了这些话，这些话的价值就都是用来侵犯、攻击、煽动仇恨与压迫的。
文明是从荒蛮起步，所以文明也是伴着野蛮进化的。所以功与罪、善与恶是一定的知识先天含有的性质。凡含有原罪的知识都不可能改造成积极价值的知识，只能不予采信，不能期待它变善！我的震天呼号是：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只有消灭之，不可指望通过改革使之变好！只有彭载舟的立场才是脱离苦海的选择！
在共产党人物中，胡跃邦是有良心的但不是觉醒者，赵紫阳是觉醒反省者，李瑞环懂一些中国化的混淆了的理论，非原著也不纯粹，他懂的不是哲学。朱厚泽较为纯粹，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都虽在了共产党，但只是组织上的在非人品上的，他们始终还是自然人。温家宝血统里有思悟成分，但未达到学术的程度。胡锦涛只能随习却不能思辩，他是自然意义的好人但不是承担职务的好人。
日常理解中往往不区分概念与理念：概念是反映对象的，对象是实际，有客体性，只指出了“是其然”。而理念反映的是“理”，理是回答其所以然的，“理”讲的必须是规定性即原则。
“念”字表示的是形式，“理和概”说的却是内容，概念是“属”，理念与之有种差关系。概念具有更深层的基础性。理念高于概念，为概念所包含，也就属于概念。这使许多在语文上有较高修养的人士也常常说些理念与概念相混淆的话，如：这个概念如何如何……这种说法如何不合逻辑，等等。其实他们要说的是：这说法不合理则。能构成为原则的词汇才算得上是理，只指出对象的是名。凡理才有真假，而印象是对象作用意识之所得，不存在真假问题。因而只有具有规定性的，即可称为原则的语汇才有通不通、顺不顺，是善是恶、是功是罪的价值。
实际的共产党是由含原罪的”理”为根据所建立的人际集团。原罪说的是共产主义做为一个知识所具有的规定性，先于实践从纯知识的性质上就是罪恶，从它成为一个“理则”的第一刻就同步带着罪恶。故说“原罪”是不能在实践中获得修正的，因实践是后天的，而原罪是这个字面做为知识的第一刻就已包含了的，后天的实践又焉能克服了先天所带有的罪恶？
本文要阐明的是：共产主义做为文化不存在通过改革而走向新生的可能！只有取缔共产主义文化这唯一的路，社会才能走出困境。
所谓“原”指的是起始、始发，不来自外加，是自身先天含有的性质。共产党之做为社会事实，并不起自各共产党的创立者，而起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的“共产党”只是一个待理解的名，这个名所说“是什么”是主体首先须回答的。待回答的都是主词，谓词才是回答的完成。在一切情形下主体都必须首先完成有效回答：即“共产主义”这个字面的涵义到底是什么，而后才能确定出它的价值，确定了它的价值才能采信还是否决。我们已不能找老马来算这笔账，但我们可以问他的徒孙们，或我们自己来思辩：老马回答了共产主义是种什么文化了吗？共产主义是一个构成为严格规定性的字面，知识论所要求的就是字面涵义，不是主体的任意强加。但《宣言》中全部思想都是老马想象出来然后塞进去的，没有一点是出自共产主义这个字面的，共产党治下无例外造成空前灾难，这个无差别的结果就须同一个原才能回答“共产主义这个理念的词义到底是什么”？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形式或外壳，理念却是反映规定性原则的。这都相当于包装袋，本身不是实际商品，包着的才是商品。包装袋或印着实际商品的图象或名称，就构成了它反映的内容或思想。概念通过我们说的话来反映对象或思想，本身只是反映所必须的外壳，并不直接是思想。但任何概念的字面也就是它应反映的对象或思想，所以概念与思想是同一的。从认识论角度上讲，凡被认识的对象都是尚不明涵义的主词，即思维形式的“X”。因而“X”总是被认识的主词，它通过系词“是”连接到谓词以获得回答，回答就是理解的完成。可见任何概念的字面所反映的直接就是思想，任何一个概念或词汇或语句一旦被造出来，字面便同步地反映思想，概念的字面与其反映的思想总是同步的，既不能晚一刹也不能早一刹。
共产党这个理念或名是老马于1848年造的，这个概念看上去象是单记的或简单的，其实它是由三个词素复合而成，其中的“共产”是前定限制，而单名“党”是被共产所限制的中心语。若单说前定的“共产”也是两个词素合成的。无论概念“党”还是词素“共”与“产”都各表各的意思。虽然共产党这个名是1848年才被马克思造出来。如果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在1848年，而是任何人，在任何别的年份，只要他造出这个概念，其字面所反映的思想能不是现在这个意思吗？肯定不能！就是被共产党赐予反革命或敌对分子的我等，造出了“共产党”这个名，它反映的思想也一定与马贼所赋的思想一般无二，这就是知识形式与所反映的思想的同一性。
善也好恶也好，功也好罪也好，在人成为智人之前（也即能说话之前）是分不出善与恶，功与罪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反映对象与思想的外壳，形不成思想，没有思想就形不成知识。须知，只要知识就不是直接的，对象只有通过反映形式的反映，才能成为可区别的知识。
没偷吃知识之果前的夏娃干什么事都无罪，只有在后天里形成知识之后，人才知善恶与功罪。可见：以行为犯下罪恶的是人，但人所以能行为依据的却是由话语载出的知识，是知识先验地具有善恶与功罪，如“抢掠、攻击、仇恨、压迫，平视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中国特色、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做到两个维护，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助推中国之治，再创新奇迹……”这些话贯彻的都是侵略性价值。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神经平造出这些话，无论是秦始皇、还是赵高、是十常侍，还是董卓、曹操，或者刘玄德、乃至老子、圣人孔、孟……只要造出了这些话，这些话的价值就都是用来侵犯、攻击、煽动仇恨与压迫的。
文明是从荒蛮起步，所以文明也是伴着野蛮进化的。所以功与罪、善与恶是一定的知识先天含有的性质。凡含有原罪的知识都不可能改造成积极价值的知识，只能不予采信，不能期待它变善！我的震天呼号是：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只有消灭之，不可指望通过改革使之变好！只有彭载舟的立场才是脱离苦海的选择！
在共产党人物中，胡跃邦是有良心的但不是觉醒者，赵紫阳是觉醒反省者，李瑞环懂一些中国化的混淆了的理论，非原著也不纯粹，他懂的不是哲学。朱厚泽较为纯粹，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都虽在了共产党，但只是组织上的在非人品上的，他们始终还是自然人。温家宝血统里有思悟成分，但未达到学术的程度。胡锦涛只能随习却不能思辩，他是自然意义的好人但不是承担职务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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