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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唐绍仪关系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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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张华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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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历史档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复印期号：1998 年 10 期
关 键 词：
字号：大中小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和袁世凯有着近三十年的友谊。袁世凯发迹朝鲜、显名北洋，直到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唐绍仪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袁世凯对唐则不断提拔，使唐从一个品级低微的幕僚，逐步升迁至清王朝的一品大员；中华民国成立后，任第一任国务总理，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在民国法制问题上，二人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导致了袁、唐最终的分手。袁、唐关系直接影响着清末民初的政局，揭示这一时期的袁唐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袁世凯（1859-1916年）比唐绍仪（1862-1938年）大三岁，出生在交通闭塞、风气未开的河南省项城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科场上的屡次失利，促使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注：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后来，他毅然投笔从戎。
唐绍仪出生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省香山县。其父唐巨川是一个长期从事茶叶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枢当过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随李鸿章办洋务，经营和创办了著名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深为李鸿章所器重。唐绍仪不仅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12岁就远涉重洋，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留学（系第3批留美幼童），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1881年回国。
袁世凯和唐绍仪出身、经历迥然不同，是两个完全不同文化类型的人。一个是落第书生，但具有冒险进取精神；一个留学海外，具有新知识、新头脑。历史为他们提供了在朝鲜相识、共事的机会，并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81年袁世凯投军于淮军吴长庆部，1882年随吴开赴朝鲜，在迅速平息“壬子兵变”中，袁世凯的表现深得吴长庆的赞赏，即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的评语向清政府推荐。不久，清廷授袁“以同知用，并赏戴花翎。”（注：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两年后他因协助朝鲜国王平息“甲申政变”而声名鹊起。
唐绍仪1881年自美国回国，次年，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派往朝鲜。甲申政变中，袁因事到穆宅，见一持枪青年意气凛然地守立门口，问之，方知此人即唐绍仪。袁世凯对唐在兵变中仍忠诚保护官长的行为十分欣赏。“袁世凯和唐绍仪相识后，互相爱慕，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彼此帮助，共求上进”（注：张联棻《小站练兵与北洋六镇》，《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84页。）。这次事变后，当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头衔驻节朝鲜时，他首先选择了唐绍仪做自己的西方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实际上是袁的副手。
袁、唐此次赴朝与前大不相同。赴朝前，李鸿章与日本的伊藤博文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根据条约，驻朝清军不仅已撤回国内，而且以后“设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注：《光绪条约》卷19，第6页。），这等于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中国有同样的义务。而此时的朝鲜形势也远非昔比，日本蓄谋已久，沙俄虎视眈眈，英美寻机染指，列强环伺，朝鲜成了群狼共夺的嘴边肥肉。朝鲜统治者眼看着中国一次次被列强打败，失去了保护和控制属邦的力量，时刻想脱离中国而独立。列强乘隙而入，各自扶持自己的力量，不仅亲日派势力大增，亲俄亲美派力量也日益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所要担负的使命，实在是异常艰巨的。然而，受命于危难之中的袁世凯在驻朝的最初几年中，积极主动，惨淡经营，在外交上樽俎折冲，有效地制止了日美英俄对朝的渗透，维护了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袁世凯在外交上的努力毫无疑问得到唐绍仪的大力协助和策划。从袁世凯对他的多次奏荐中，可以窥见一斑。袁世凯称其“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注：顾廷龙等编《李鸿章全集》（二），第173页。）。1891年，袁嗣母牛氏病重，请假回籍，推荐唐代其职。他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熟悉韩情，请委令代理”（注：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1899年，清廷任袁为山东巡抚，袁立即奏调唐绍仪前去协助，其中对唐在朝鲜的作用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查有候补知府唐绍仪，血性忠诚，才识卓越。早在朝鲜，随臣办理交涉商务，十数年中，深资臂助。现在津榆铁路局供差，颇能抑制洋人，兴利革弊”（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正是袁世凯与唐绍仪同筹共谋，文武结合，使得袁经理朝鲜成功。袁、唐在朝的十年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894年，日本经过十年的精心准备，做好了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准备。借东学党事件，出兵朝鲜。中国驻朝使署被围，情况十分紧急。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日本视袁为其扩张势力的一大障碍，必欲图之而后快。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唐绍仪大力促袁内调，并愿自代其职。但袁请求内调的报告一直得不到批准，直到7月18日，即中日开战前的一个星期，才收到李鸿章准其内调的电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即回津”（注：《李鸿章全集》（六）电稿，第455页。）。而这个消息为日本人所探知，立即密谋刺袁。唐闻此讯，立即跑至英国使署，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共同策划了一个救袁方案。当晚，袁改装易服，从使馆后门出走，“唐即于夜半手持两枪两刀，乘着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兵舰……计袁等到江边时，距日本人密谋动手的时间才差十几分钟”（注：叶恭绰《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转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17页。）。在唐绍仪等人的帮助下，袁世凯死里逃生，安全回到大陆。袁、唐在朝患难与共，结下了深情厚谊。
二
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及时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积极主动、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谋取到了督练新军的全权。他开创性地采用西法练兵，练就了一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北洋新军。凭借这支军队，他在清政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1899年12月被授予山东巡抚，从此成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1901年11月被授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正值中年的袁世凯，又赶上清廷遭义和团运动的洗礼和八国联军的沉重打击，痛定思痛，被迫变法新政。袁世凯如鱼得水，在自己的辖区大力推行新政，澄清吏治、振兴工商、兴办教育、办理警务、操练新军，改革司法，整饬市政等，直隶一时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北洋政绩非袁世凯一人作为，它是在袁世凯的领导下，由袁周围的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和革新精神的官僚共同智慧的结晶。唐绍仪即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唐在新政中殚精竭力，袁提携唐步步升迁，二人互为依赖，其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袁世凯办新政是从山东巡抚任上开始的。袁到任不久，即向清廷奏调唐绍仪到山东，他说：“惟东省交涉，动关全局，现值开办路矿诸务，端绪纷纷，极其繁重……拟并恳恩俯念东省洋务、商务关系紧要，饬将候补知府唐绍仪发往山东，交臣差遣委用，俾资得力，实亦有裨时局”（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唐绍仪果不负袁望，到任以后，首先处理了当时极为棘手的教案问题。山东是西方教会势力比较大的地区，义和团运动最早从这里兴起。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法、德、英、美各国传教士乘战胜国之威，在地方制造各种事端，强索各种赔款，正如袁世凯所说：“控告攀讼，反复缠扰，闾阎骚然”。唐以其智慧和外交才能，据理力争，依次磋磨，逐步清理，较快地了结了各教案。山东混乱的局面一时得以安静下来，“自各案既结，民教相安，地方静谧，实属有裨时艰”。这就为袁推行新政创造了好的条件。为此，袁世凯特上奏清廷说：“臣查该员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洵为洋务中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罕其匹。兹又议结臣案多起，未便没其劳绩，拟恳破格恩施，俯准将唐绍仪以道员交军机处记名简放，藉资鼓励”。（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袁的奏保，立即得到清廷的批准。
袁世凯在山东的新政刚有头绪，但是由于李鸿章病死，1901年11月，清廷改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对唐绍仪形成了一种极度依赖的关系，他到那里就把唐奏调到那里。所以，当清廷任命袁为直隶总督的谕旨一下，袁世凯奏调唐绍仪到北洋的请求报告就呈了上去。奏折中自然又对唐褒奖一番，“臣奉命移督北洋，事务殷繁，需员佐理。前经臣奏调来东之道员唐绍仪，历在朝鲜、北洋供差多年，洞达洋情。到东后委办洋务、商务各局，均极得力。该道素为洋人所敬服，而于北洋情形尤为稔悉，相应吁恳天恩，俯准臣将该唐绍仪调随北上，以资差遣，而收臂助”（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袁言之切切，情感谊深，清廷立即批准。唐绍仪于是又随袁到了直隶，经袁保奏委以最重要的津海关道任上，主管交涉和财政，“逮返北洋，世凯倚之左右手”（注：赵叔雍《唐绍仪》，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袁世凯任直督之初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首先是直督衙署在天津，但天津当时还被八国联军的“都统衙门”统治着，袁只好在保定就职。其次是租界问题，原在天津有租界的英、法、美、德、日等国纷纷要求扩充租界，而原在天津无租界的俄、意、奥、比等国则强烈要求开设租界。这一系列外交问题不解决，新政则无从谈起。在袁世凯的指示下，唐绍仪开始了与列强进行收回天津、取消“都统衙门”的谈判，最终取得成功。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率唐绍仪等文武官员移驻天津，正式接管了天津，“都统衙门”同日撤销。天津主权的恢复，天津人民无比欢悦，人们挥动龙旗，夹道欢迎政府官员。
在同列强进行租界的谈判中，尽管唐绍仪作了最大努力，但毕竟阻挡不住列强开设或扩充租界的强大压力。到1903年，各国在天津的租界已达23350.5亩。唐绍仪在谈判中，一方面不得不满足列强的某些要求；一方面坚持民族立场，对列强多加限制，最终使租界问题得以解决，与列强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不久，唐绍仪又通过谈判收回了秦皇岛口岸的主权，得到朝野称颂。在袁世凯认为，唐绍仪外交上的成功，为他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所以他再次上奏清廷，褒扬唐的功绩。他说：“两年以来，中外相安，无大枝节者，讵臣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实唐绍仪赞佐之力居多”（注：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台）文海出版社，第593-594页。）。
唐绍仪在天津协助袁世凯大办新政，不仅妥善地解决了外交问题，争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而且在其它方面，对袁多有协助和赞画。如财政上，由他出面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45万两白银，由此解决了长芦盐外运的经费问题，而长芦盐运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如市政建设中海河清淤问题，唐在前任的基础上加大了治理力度，不仅解决了淤浅问题，而且还在各支河修建了新型闸座，使河水蓄泄得宜。治理后的海河，轮船通畅无阻，既便得了航运，又美化了海河两岸的环境，改观了天津的市容风貌（注：焦静宜《唐绍仪的外交生涯与天津》，《洋务运动在河东》第183页，《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七辑。）。唐绍仪在北洋的政绩，袁世凯曾给予充分肯定，说唐“在津历办各事，不但情形熟悉，每多支持大体，补救于无形之中”（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015页。）。
唐绍仪杰出的外交才能，不仅受到袁世凯的特别欣赏，在朝野人士中也享有极高的声誉，清政府对他亦十分重视。1904年，英国侵犯我西藏，清政府任命其为议约全权大臣兼出使英国大臣，代表中国政府赴印度与英谈判。袁世凯极不情愿让唐离开，向清政府一再请求，对唐再三挽留。他说：“如唐绍仪者，才识卓越，志趣正大，而谙练外交，冠绝辈流，将来东方结局，应付极难，留备擘划，实亦必不可少之才”（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016页。）。但袁未能如愿，唐自此离开了袁世凯。在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唐绍仪以坚定的民族立场，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复论证中国对西藏拥有不容争辩的主权，驳斥了英国的侵略行径，使英国企图分裂我西藏的阴谋无以得逞，维护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回国后被清廷授与外务部右侍郎之职，开始参与全国性的外交决策。
1906年，唐绍仪又先后被委任为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会办大臣以及新设立的邮传部左侍郎。1907年又被授命为奉天巡抚。袁、唐关系并未因此而松弛，反而更紧密了。时唐、袁政敌评其关系说：“……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生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既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注：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荣孟源《近代稗海》第一辑，第269页。）。虽然言词尖刻，抹杀了唐的政治才能，但从中亦可见袁、唐关系之密切。
三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以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派贵胄掌握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1909年初，载沣借口袁患足疾，行路不便，将袁开缺回籍。袁世凯失势，唐绍仪亦无所作为了，虽一度被授予邮传部尚书，但终因不得志而辞职，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唐绍仪没有担任过清政府的任何职务。唐对袁的依赖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重新出山后的袁世凯，施展其狡黠政治家的特有手段，挥动着两个拳头打人，利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声威，迫使清廷将政权交给他。腐朽的清廷别无选择，只好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组成责任内阁，清政府的军政大权最终转入袁手。对革命党人，他软硬兼施，命冯国璋率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以炮火威逼武昌，让革命党人感受到北洋军的锐不可挡，然后向革命党人摇起和平的橄榄枝。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虽然独立省份在增多，革命范围不断扩大，但武昌前线严峻的形势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不接受袁的建议，停战议和。袁世凯在清末的开明形象和政治解决革命的姿态，使南方革命党人的革命态度大大打了折扣，以袁的力量推翻清政府来迅速结束革命是立宪党人、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南北议和经过双方努力，正式揭幕。袁世凯物色的谈判总代表即是唐绍仪。当袁指派唐为谈判的全权代表时，袁的重要谋士杨士琦曾提醒袁说：“少川（唐的号）是广东人，广东人最讲乡谊，革命领袖孙中山是广东人，伍廷芳也是广东人，广东人和广东人碰头，几句广东话一说，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袁笑着说：“杏丞（杨的号）你放心，……随着少川南下吧”（注：（台）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一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20页。）。袁的如此表态，显示了对唐绍仪的极大信任。
唐绍仪离京前，袁世凯指授他的谈判方针是，“应避免战争，恢复秩序为原则，旨在避免国家分裂。至于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57页。）。12月7日，唐绍仪一行带着袁的指令，离京南下。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南方以“推翻满清政府，确定共和政体”为条件，且坚定不移。在谈判之初，唐绍仪忠实地执行了袁的指示，与南方针锋相对。然而，这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感召下，思想上发生了极大变化，开始倾向共和，“初一会议，廷（南方总代表任廷芳）提议共和，唐赞成。惟方须得袁内阁回信，始能决定。”（注：丁贤俊、喻作风《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3页。）在第二次双方会议上，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方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注：丁贤俊、喻作风《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3页。）。最后，他提出折中办法，即召开国民大会以定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唐的意见，得到南方赞同。唐提出的具体办法是：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参加国民会议，有四分之三的省到会，即可开议。南方独立各省和陕西、山西等14省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发电召集，直隶、河南、山东、甘肃、新疆、东三省等8省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内外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由于独立各省占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实际上共和政体确立已成定局。唐绍仪此策，一方面承认了共和政体，一方面又为袁着想。他解释说：“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注：丁贤俊、喻作风《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3页。）。
尽管如此，袁世凯没有谅解他的苦衷。唐绍仪对南方的妥协使袁大为不满，于是以唐与南方所定协议“均未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订”（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53页。）为由，迫使唐辞职。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伍两代表刚刚达成协议，孙中山从海外归来，独立各省成立了临时政府，共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对南方提出的如他“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的许诺产生了怀疑。于是指示北洋将领通电赞成君主立宪，南北议和一时陷入僵局。
唐辞职后，袁世凯直接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谈判。但实际上，唐一直在上海，在谈判期间仍发挥重要作用，袁、唐之间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南北议和最终形成的清帝退位，举袁为大总统的结局，实际仍是唐、伍协议中的本质内容。
唐绍仪得袁世凯之信任，充当了南北议和的使者，为袁夺得大总统宝座作了一番努力，南北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在议和期间，唐绍仪开始由一个清政府的官僚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化。而袁世凯，虽然也高喊拥护共和，那是为了取得大总统的桂冠不得不做出的承诺。但袁、唐关系，也由于唐思想的变化而开始发生变化。
四
南北议和，最终促成了清帝退位，袁世凯因赞成共和，被举为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了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至此灭亡。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又将刚刚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电告袁世凯，“《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注：《时报》1912年3月11日。）次日，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誓词，“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慈志愿，率履勿渝。”（注：《临时政府公报·誓词》1912年3月11日。）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
还在袁世凯就职前一日，即3月9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提出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的人选。他说：“现国务总长〔理〕拟派唐君绍仪。国基初定，万国具瞻，必须华洋信服，阅历中外者，始足膺斯艰巨，唐君此其选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8页。）。他环顾左右，论私交，唐是自己患难与共、莫逆之交的朋友，且多年来为自己的部属；论唐的才能，北洋派中无与伦比。虽然议和时唐倾向南方，但毕竟是北洋班底中的重要人物，且唐与南方接近，更容易得南方控制的参议院通过。袁世凯选择唐为第一任内阁总理，是他的最佳选择。3月13日，唐顺利得参议院通过。
1912年3月29日，唐绍仪内阁——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内阁正式组成。唐内阁由南北各方面人物组成，代表各种势力。陆军、海军、内务三部总长为袁系人物，外交、财政分别属无党派和立宪派人士，教育、农林、司法和工商四部为同盟会人物。由于唐绍仪在三天前加入同盟会，同盟会人物居半数，所以这届内阁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乘辛亥革命的时代际遇和当时的历史条件，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总理，这对患难与共的朋友，登上了中国统治权力的最高峰。但此后不久，袁、唐之间便产生了根本的分歧。
在袁世凯认为，唐绍仪“自朝鲜同患难，以至北洋为堂属，北京为同僚，故能如身使臂，如臂使身”（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266页。），现在唐任总理，不过为自己的幕僚长而已，期待唐仍象过去一样忠于自己，唯命是从。约法、内阁不过是堂而皇之名词而已。他要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要采取各种手法，分化瓦解和打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确立北洋势力在全国的统治。正如时人所说：“袁始终不能化除畛域，高掌远蹠，转以‘北洋’二字自限”（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15页。）。
在唐绍仪看来，清朝推翻，民国成立，自己可以一展才华，致力于民国的治理，所以他“欲以庚子前后所以助袁者继续辅袁，以致力于国，为大局图久安之策，故最大宗旨，即图孙袁之合作”（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15页。）。他认为“今日国家大事，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此时国民党还未成立，应为同盟会——引者）合作不可”。他确信自己和袁有近三十年的友谊，和革命领袖孙中山是同乡，且自己又加入了同盟会，是能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的。因此，他“颇有意举责任内阁之实，以避袁氏与各方之冲突”（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21-122页。）。
袁、唐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法治还是人治，共和还是专制。《临时约法》规定了政府的组织形式是责任内阁制。所谓责任内阁制，就是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虽有极大的权利，任免文武官吏、发布法律、命令等，但须有内阁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唐“事事咸恪遵约法”（注：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辑，第302页。），对袁大加限制。对总统府的决定，他认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有时甚至为某一问题和袁争得面红耳赤。他总是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注：唐在礼《辛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168页。）。唐绍仪的言行使袁大为愤怒，使对这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失去了最后的信任，竟怀疑“唐挟国民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21页。）因此语带讥讽地说：“少川，吾老矣，子其为总统”（注：费敬仲《段祺瑞》，世界书局1920年版，第25页。）。
唐绍仪的政治态度也引起了北洋系人物的强烈不满，他们又进一步影响了袁世凯，“而北洋官吏之在袁左右者复日媒蘖之，袁不能平。”（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21页。）袁感到自己不仅控制不住唐绍仪，反而被唐所制，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决心搞垮唐内阁。他唆使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不出席国务会议，常常不经过唐而直接插手部务，将唐架空，使唐陷入非常尴尬的地步。继而又通过借款案，从列强和反对党两方面向唐施加压力，把唐搞得焦头烂额。为赶走唐，袁世凯又进而蓄谋制造了一个王芝祥督直事件。唐绍仪南下组阁时，曾和同盟会达成了由直隶籍的驻南京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口头协议，这是同盟会试图以王抑袁的又一策略。唐绍仪就此曾征求袁的意见，亦得袁的同意。唐绍仪遂通知顺直议会，顺直议会作出了推举王督直的正式决议。但袁世凯绝不允许在自己的发迹之地让一个接近同盟会的军人插足。所以当王进京，顺直议会请求袁正式任命时，受袁指使的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王，袁遂以军队反对为由拒绝委任，发布改派王为南方军队宣慰使的命令，要唐副署。唐绍仪力持原议，与袁竭力相争，“唐以承诺在先不肯失信，坚持不肯副署”（注：《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而袁世凯竟然以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发表，并交王前往南京赴任。王芝祥也不争气，竟带着袁给的一批经费，拿着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到南京上任去了。副署制度是约法规定的内阁特权，也是责任内阁的主要标志，副署制度的破坏，关乎民国法制，关乎内阁的职权和信誉。唐绍仪气愤难平，于6月15日不辞而别，出走天津。唐出走后，袁世凯还假惺惺地先后派梁士诒、段祺瑞等到天津挽留，劝唐回任。唐绍仪对袁完全失去了信任，誓不回京。他说：“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来罢”（注：《民权报》1912年6月22日。）。6月27日，袁批准唐的辞呈。唐绍仪终因遵守约法，坚持法制，断绝了与袁三十年的关系。
五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先后任命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些人，事事听命于袁世凯，内阁成为袁的工具。一年后，通过赣宁之役，袁战胜了国民党人，他从此随心所欲，不把任何力量放在眼里，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继而又抛弃约法，确立起袁氏独裁专制的北洋军阀统治。1915年底进而又逆历史潮流，恢复帝制，激起天怒人怨，终被民主共和的潮流所吞没。
唐绍仪坚持民主共和制度，毫不动摇。他离开政坛后长期住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但时刻关心中国的政治前途，自然参加了反袁专制统治和复辟帝制的斗争，为世人所称道。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曾电袁解职，以免南北纷争（注：李希泌、曾业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第638页。）。1915年8月，当筹安会正为袁称帝鸣锣开道之时，唐绍仪则联合蔡元培等发电向袁提出严重警告，“立即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当电报抵达中南海，袁世凯捧读后竟“气呃不语者多时”。他对唐称自己为慰廷先生大为不满，说别人如此称谓，殊不足异，“独少川以数十年老友，对我如此称谓，如何可堪”（注：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辑，第303页。）。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护国运动的强大力量威逼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恬不知耻，仍以大总统自居。对袁了解甚深的唐绍仪立即发电，劝袁退位，以谢国人。在这封电报里，他对袁的违法行径作了痛快淋漓地抨击，对其恶劣政治本质给以彻底揭露。他说：“执事数年来，所有不衷于约法之行政，世人注视方严，固有公论微言，执事自执之”，“……近阅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在全国之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此陈唯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约法上自有规定相当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注：李希泌、曾业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第638-639页。）。此电无疑是对袁的沉重打击，为加速袁的灭亡起了有力的推动。
唐绍仪因和袁世凯决裂而退出政界，但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唐总理为保障约法上副署之权，出最后之决心以争之，使民国开幕之内阁，不致留贻污点，养成尊重法律之美风，杜绝不当干涉之陋习。国人闻之当如何欣慰”（注：《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少川与袁数十年友谊，竟因维护约法而一旦中断”，真可谓“政治家纯洁高尚之风度”（注：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辑，第302页。）。袁世凯破坏民主法制，恢复帝制，不得人心，举国唾骂，成为千古罪人。一个青史留名，一个遗臭千古，这就是袁、唐二人的最终不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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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唐绍仪关系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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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张华腾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历史档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复印期号：1998 年 10 期
关 键 词：
字号：大中小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和袁世凯有着近三十年的友谊。袁世凯发迹朝鲜、显名北洋，直到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唐绍仪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袁世凯对唐则不断提拔，使唐从一个品级低微的幕僚，逐步升迁至清王朝的一品大员；中华民国成立后，任第一任国务总理，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在民国法制问题上，二人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导致了袁、唐最终的分手。袁、唐关系直接影响着清末民初的政局，揭示这一时期的袁唐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袁世凯（1859-1916年）比唐绍仪（1862-1938年）大三岁，出生在交通闭塞、风气未开的河南省项城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科场上的屡次失利，促使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注：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后来，他毅然投笔从戎。
唐绍仪出生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省香山县。其父唐巨川是一个长期从事茶叶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枢当过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随李鸿章办洋务，经营和创办了著名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深为李鸿章所器重。唐绍仪不仅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12岁就远涉重洋，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留学（系第3批留美幼童），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1881年回国。
袁世凯和唐绍仪出身、经历迥然不同，是两个完全不同文化类型的人。一个是落第书生，但具有冒险进取精神；一个留学海外，具有新知识、新头脑。历史为他们提供了在朝鲜相识、共事的机会，并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81年袁世凯投军于淮军吴长庆部，1882年随吴开赴朝鲜，在迅速平息“壬子兵变”中，袁世凯的表现深得吴长庆的赞赏，即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的评语向清政府推荐。不久，清廷授袁“以同知用，并赏戴花翎。”（注：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两年后他因协助朝鲜国王平息“甲申政变”而声名鹊起。
唐绍仪1881年自美国回国，次年，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派往朝鲜。甲申政变中，袁因事到穆宅，见一持枪青年意气凛然地守立门口，问之，方知此人即唐绍仪。袁世凯对唐在兵变中仍忠诚保护官长的行为十分欣赏。“袁世凯和唐绍仪相识后，互相爱慕，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彼此帮助，共求上进”（注：张联棻《小站练兵与北洋六镇》，《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84页。）。这次事变后，当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头衔驻节朝鲜时，他首先选择了唐绍仪做自己的西方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实际上是袁的副手。
袁、唐此次赴朝与前大不相同。赴朝前，李鸿章与日本的伊藤博文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根据条约，驻朝清军不仅已撤回国内，而且以后“设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注：《光绪条约》卷19，第6页。），这等于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中国有同样的义务。而此时的朝鲜形势也远非昔比，日本蓄谋已久，沙俄虎视眈眈，英美寻机染指，列强环伺，朝鲜成了群狼共夺的嘴边肥肉。朝鲜统治者眼看着中国一次次被列强打败，失去了保护和控制属邦的力量，时刻想脱离中国而独立。列强乘隙而入，各自扶持自己的力量，不仅亲日派势力大增，亲俄亲美派力量也日益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所要担负的使命，实在是异常艰巨的。然而，受命于危难之中的袁世凯在驻朝的最初几年中，积极主动，惨淡经营，在外交上樽俎折冲，有效地制止了日美英俄对朝的渗透，维护了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袁世凯在外交上的努力毫无疑问得到唐绍仪的大力协助和策划。从袁世凯对他的多次奏荐中，可以窥见一斑。袁世凯称其“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注：顾廷龙等编《李鸿章全集》（二），第173页。）。1891年，袁嗣母牛氏病重，请假回籍，推荐唐代其职。他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熟悉韩情，请委令代理”（注：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1899年，清廷任袁为山东巡抚，袁立即奏调唐绍仪前去协助，其中对唐在朝鲜的作用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查有候补知府唐绍仪，血性忠诚，才识卓越。早在朝鲜，随臣办理交涉商务，十数年中，深资臂助。现在津榆铁路局供差，颇能抑制洋人，兴利革弊”（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正是袁世凯与唐绍仪同筹共谋，文武结合，使得袁经理朝鲜成功。袁、唐在朝的十年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894年，日本经过十年的精心准备，做好了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准备。借东学党事件，出兵朝鲜。中国驻朝使署被围，情况十分紧急。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日本视袁为其扩张势力的一大障碍，必欲图之而后快。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唐绍仪大力促袁内调，并愿自代其职。但袁请求内调的报告一直得不到批准，直到7月18日，即中日开战前的一个星期，才收到李鸿章准其内调的电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即回津”（注：《李鸿章全集》（六）电稿，第455页。）。而这个消息为日本人所探知，立即密谋刺袁。唐闻此讯，立即跑至英国使署，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共同策划了一个救袁方案。当晚，袁改装易服，从使馆后门出走，“唐即于夜半手持两枪两刀，乘着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兵舰……计袁等到江边时，距日本人密谋动手的时间才差十几分钟”（注：叶恭绰《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转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17页。）。在唐绍仪等人的帮助下，袁世凯死里逃生，安全回到大陆。袁、唐在朝患难与共，结下了深情厚谊。
二
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及时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积极主动、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谋取到了督练新军的全权。他开创性地采用西法练兵，练就了一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北洋新军。凭借这支军队，他在清政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1899年12月被授予山东巡抚，从此成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1901年11月被授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正值中年的袁世凯，又赶上清廷遭义和团运动的洗礼和八国联军的沉重打击，痛定思痛，被迫变法新政。袁世凯如鱼得水，在自己的辖区大力推行新政，澄清吏治、振兴工商、兴办教育、办理警务、操练新军，改革司法，整饬市政等，直隶一时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北洋政绩非袁世凯一人作为，它是在袁世凯的领导下，由袁周围的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和革新精神的官僚共同智慧的结晶。唐绍仪即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唐在新政中殚精竭力，袁提携唐步步升迁，二人互为依赖，其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袁世凯办新政是从山东巡抚任上开始的。袁到任不久，即向清廷奏调唐绍仪到山东，他说：“惟东省交涉，动关全局，现值开办路矿诸务，端绪纷纷，极其繁重……拟并恳恩俯念东省洋务、商务关系紧要，饬将候补知府唐绍仪发往山东，交臣差遣委用，俾资得力，实亦有裨时局”（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唐绍仪果不负袁望，到任以后，首先处理了当时极为棘手的教案问题。山东是西方教会势力比较大的地区，义和团运动最早从这里兴起。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法、德、英、美各国传教士乘战胜国之威，在地方制造各种事端，强索各种赔款，正如袁世凯所说：“控告攀讼，反复缠扰，闾阎骚然”。唐以其智慧和外交才能，据理力争，依次磋磨，逐步清理，较快地了结了各教案。山东混乱的局面一时得以安静下来，“自各案既结，民教相安，地方静谧，实属有裨时艰”。这就为袁推行新政创造了好的条件。为此，袁世凯特上奏清廷说：“臣查该员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洵为洋务中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罕其匹。兹又议结臣案多起，未便没其劳绩，拟恳破格恩施，俯准将唐绍仪以道员交军机处记名简放，藉资鼓励”。（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袁的奏保，立即得到清廷的批准。
袁世凯在山东的新政刚有头绪，但是由于李鸿章病死，1901年11月，清廷改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对唐绍仪形成了一种极度依赖的关系，他到那里就把唐奏调到那里。所以，当清廷任命袁为直隶总督的谕旨一下，袁世凯奏调唐绍仪到北洋的请求报告就呈了上去。奏折中自然又对唐褒奖一番，“臣奉命移督北洋，事务殷繁，需员佐理。前经臣奏调来东之道员唐绍仪，历在朝鲜、北洋供差多年，洞达洋情。到东后委办洋务、商务各局，均极得力。该道素为洋人所敬服，而于北洋情形尤为稔悉，相应吁恳天恩，俯准臣将该唐绍仪调随北上，以资差遣，而收臂助”（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袁言之切切，情感谊深，清廷立即批准。唐绍仪于是又随袁到了直隶，经袁保奏委以最重要的津海关道任上，主管交涉和财政，“逮返北洋，世凯倚之左右手”（注：赵叔雍《唐绍仪》，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袁世凯任直督之初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首先是直督衙署在天津，但天津当时还被八国联军的“都统衙门”统治着，袁只好在保定就职。其次是租界问题，原在天津有租界的英、法、美、德、日等国纷纷要求扩充租界，而原在天津无租界的俄、意、奥、比等国则强烈要求开设租界。这一系列外交问题不解决，新政则无从谈起。在袁世凯的指示下，唐绍仪开始了与列强进行收回天津、取消“都统衙门”的谈判，最终取得成功。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率唐绍仪等文武官员移驻天津，正式接管了天津，“都统衙门”同日撤销。天津主权的恢复，天津人民无比欢悦，人们挥动龙旗，夹道欢迎政府官员。
在同列强进行租界的谈判中，尽管唐绍仪作了最大努力，但毕竟阻挡不住列强开设或扩充租界的强大压力。到1903年，各国在天津的租界已达23350.5亩。唐绍仪在谈判中，一方面不得不满足列强的某些要求；一方面坚持民族立场，对列强多加限制，最终使租界问题得以解决，与列强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不久，唐绍仪又通过谈判收回了秦皇岛口岸的主权，得到朝野称颂。在袁世凯认为，唐绍仪外交上的成功，为他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所以他再次上奏清廷，褒扬唐的功绩。他说：“两年以来，中外相安，无大枝节者，讵臣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实唐绍仪赞佐之力居多”（注：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台）文海出版社，第593-594页。）。
唐绍仪在天津协助袁世凯大办新政，不仅妥善地解决了外交问题，争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而且在其它方面，对袁多有协助和赞画。如财政上，由他出面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45万两白银，由此解决了长芦盐外运的经费问题，而长芦盐运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如市政建设中海河清淤问题，唐在前任的基础上加大了治理力度，不仅解决了淤浅问题，而且还在各支河修建了新型闸座，使河水蓄泄得宜。治理后的海河，轮船通畅无阻，既便得了航运，又美化了海河两岸的环境，改观了天津的市容风貌（注：焦静宜《唐绍仪的外交生涯与天津》，《洋务运动在河东》第183页，《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七辑。）。唐绍仪在北洋的政绩，袁世凯曾给予充分肯定，说唐“在津历办各事，不但情形熟悉，每多支持大体，补救于无形之中”（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015页。）。
唐绍仪杰出的外交才能，不仅受到袁世凯的特别欣赏，在朝野人士中也享有极高的声誉，清政府对他亦十分重视。1904年，英国侵犯我西藏，清政府任命其为议约全权大臣兼出使英国大臣，代表中国政府赴印度与英谈判。袁世凯极不情愿让唐离开，向清政府一再请求，对唐再三挽留。他说：“如唐绍仪者，才识卓越，志趣正大，而谙练外交，冠绝辈流，将来东方结局，应付极难，留备擘划，实亦必不可少之才”（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016页。）。但袁未能如愿，唐自此离开了袁世凯。在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唐绍仪以坚定的民族立场，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复论证中国对西藏拥有不容争辩的主权，驳斥了英国的侵略行径，使英国企图分裂我西藏的阴谋无以得逞，维护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回国后被清廷授与外务部右侍郎之职，开始参与全国性的外交决策。
1906年，唐绍仪又先后被委任为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会办大臣以及新设立的邮传部左侍郎。1907年又被授命为奉天巡抚。袁、唐关系并未因此而松弛，反而更紧密了。时唐、袁政敌评其关系说：“……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生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既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注：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荣孟源《近代稗海》第一辑，第269页。）。虽然言词尖刻，抹杀了唐的政治才能，但从中亦可见袁、唐关系之密切。
三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以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派贵胄掌握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1909年初，载沣借口袁患足疾，行路不便，将袁开缺回籍。袁世凯失势，唐绍仪亦无所作为了，虽一度被授予邮传部尚书，但终因不得志而辞职，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唐绍仪没有担任过清政府的任何职务。唐对袁的依赖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重新出山后的袁世凯，施展其狡黠政治家的特有手段，挥动着两个拳头打人，利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声威，迫使清廷将政权交给他。腐朽的清廷别无选择，只好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组成责任内阁，清政府的军政大权最终转入袁手。对革命党人，他软硬兼施，命冯国璋率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以炮火威逼武昌，让革命党人感受到北洋军的锐不可挡，然后向革命党人摇起和平的橄榄枝。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虽然独立省份在增多，革命范围不断扩大，但武昌前线严峻的形势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不接受袁的建议，停战议和。袁世凯在清末的开明形象和政治解决革命的姿态，使南方革命党人的革命态度大大打了折扣，以袁的力量推翻清政府来迅速结束革命是立宪党人、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南北议和经过双方努力，正式揭幕。袁世凯物色的谈判总代表即是唐绍仪。当袁指派唐为谈判的全权代表时，袁的重要谋士杨士琦曾提醒袁说：“少川（唐的号）是广东人，广东人最讲乡谊，革命领袖孙中山是广东人，伍廷芳也是广东人，广东人和广东人碰头，几句广东话一说，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袁笑着说：“杏丞（杨的号）你放心，……随着少川南下吧”（注：（台）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一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20页。）。袁的如此表态，显示了对唐绍仪的极大信任。
唐绍仪离京前，袁世凯指授他的谈判方针是，“应避免战争，恢复秩序为原则，旨在避免国家分裂。至于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57页。）。12月7日，唐绍仪一行带着袁的指令，离京南下。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南方以“推翻满清政府，确定共和政体”为条件，且坚定不移。在谈判之初，唐绍仪忠实地执行了袁的指示，与南方针锋相对。然而，这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感召下，思想上发生了极大变化，开始倾向共和，“初一会议，廷（南方总代表任廷芳）提议共和，唐赞成。惟方须得袁内阁回信，始能决定。”（注：丁贤俊、喻作风《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3页。）在第二次双方会议上，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方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注：丁贤俊、喻作风《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3页。）。最后，他提出折中办法，即召开国民大会以定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唐的意见，得到南方赞同。唐提出的具体办法是：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参加国民会议，有四分之三的省到会，即可开议。南方独立各省和陕西、山西等14省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发电召集，直隶、河南、山东、甘肃、新疆、东三省等8省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内外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由于独立各省占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实际上共和政体确立已成定局。唐绍仪此策，一方面承认了共和政体，一方面又为袁着想。他解释说：“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注：丁贤俊、喻作风《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3页。）。
尽管如此，袁世凯没有谅解他的苦衷。唐绍仪对南方的妥协使袁大为不满，于是以唐与南方所定协议“均未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订”（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53页。）为由，迫使唐辞职。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伍两代表刚刚达成协议，孙中山从海外归来，独立各省成立了临时政府，共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对南方提出的如他“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的许诺产生了怀疑。于是指示北洋将领通电赞成君主立宪，南北议和一时陷入僵局。
唐辞职后，袁世凯直接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谈判。但实际上，唐一直在上海，在谈判期间仍发挥重要作用，袁、唐之间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南北议和最终形成的清帝退位，举袁为大总统的结局，实际仍是唐、伍协议中的本质内容。
唐绍仪得袁世凯之信任，充当了南北议和的使者，为袁夺得大总统宝座作了一番努力，南北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在议和期间，唐绍仪开始由一个清政府的官僚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化。而袁世凯，虽然也高喊拥护共和，那是为了取得大总统的桂冠不得不做出的承诺。但袁、唐关系，也由于唐思想的变化而开始发生变化。
四
南北议和，最终促成了清帝退位，袁世凯因赞成共和，被举为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了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至此灭亡。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又将刚刚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电告袁世凯，“《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注：《时报》1912年3月11日。）次日，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誓词，“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慈志愿，率履勿渝。”（注：《临时政府公报·誓词》1912年3月11日。）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
还在袁世凯就职前一日，即3月9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提出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的人选。他说：“现国务总长〔理〕拟派唐君绍仪。国基初定，万国具瞻，必须华洋信服，阅历中外者，始足膺斯艰巨，唐君此其选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8页。）。他环顾左右，论私交，唐是自己患难与共、莫逆之交的朋友，且多年来为自己的部属；论唐的才能，北洋派中无与伦比。虽然议和时唐倾向南方，但毕竟是北洋班底中的重要人物，且唐与南方接近，更容易得南方控制的参议院通过。袁世凯选择唐为第一任内阁总理，是他的最佳选择。3月13日，唐顺利得参议院通过。
1912年3月29日，唐绍仪内阁——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内阁正式组成。唐内阁由南北各方面人物组成，代表各种势力。陆军、海军、内务三部总长为袁系人物，外交、财政分别属无党派和立宪派人士，教育、农林、司法和工商四部为同盟会人物。由于唐绍仪在三天前加入同盟会，同盟会人物居半数，所以这届内阁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乘辛亥革命的时代际遇和当时的历史条件，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总理，这对患难与共的朋友，登上了中国统治权力的最高峰。但此后不久，袁、唐之间便产生了根本的分歧。
在袁世凯认为，唐绍仪“自朝鲜同患难，以至北洋为堂属，北京为同僚，故能如身使臂，如臂使身”（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266页。），现在唐任总理，不过为自己的幕僚长而已，期待唐仍象过去一样忠于自己，唯命是从。约法、内阁不过是堂而皇之名词而已。他要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要采取各种手法，分化瓦解和打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确立北洋势力在全国的统治。正如时人所说：“袁始终不能化除畛域，高掌远蹠，转以‘北洋’二字自限”（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15页。）。
在唐绍仪看来，清朝推翻，民国成立，自己可以一展才华，致力于民国的治理，所以他“欲以庚子前后所以助袁者继续辅袁，以致力于国，为大局图久安之策，故最大宗旨，即图孙袁之合作”（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15页。）。他认为“今日国家大事，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此时国民党还未成立，应为同盟会——引者）合作不可”。他确信自己和袁有近三十年的友谊，和革命领袖孙中山是同乡，且自己又加入了同盟会，是能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的。因此，他“颇有意举责任内阁之实，以避袁氏与各方之冲突”（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21-122页。）。
袁、唐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法治还是人治，共和还是专制。《临时约法》规定了政府的组织形式是责任内阁制。所谓责任内阁制，就是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虽有极大的权利，任免文武官吏、发布法律、命令等，但须有内阁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唐“事事咸恪遵约法”（注：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辑，第302页。），对袁大加限制。对总统府的决定，他认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有时甚至为某一问题和袁争得面红耳赤。他总是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注：唐在礼《辛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168页。）。唐绍仪的言行使袁大为愤怒，使对这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失去了最后的信任，竟怀疑“唐挟国民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21页。）因此语带讥讽地说：“少川，吾老矣，子其为总统”（注：费敬仲《段祺瑞》，世界书局1920年版，第25页。）。
唐绍仪的政治态度也引起了北洋系人物的强烈不满，他们又进一步影响了袁世凯，“而北洋官吏之在袁左右者复日媒蘖之，袁不能平。”（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21页。）袁感到自己不仅控制不住唐绍仪，反而被唐所制，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决心搞垮唐内阁。他唆使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不出席国务会议，常常不经过唐而直接插手部务，将唐架空，使唐陷入非常尴尬的地步。继而又通过借款案，从列强和反对党两方面向唐施加压力，把唐搞得焦头烂额。为赶走唐，袁世凯又进而蓄谋制造了一个王芝祥督直事件。唐绍仪南下组阁时，曾和同盟会达成了由直隶籍的驻南京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口头协议，这是同盟会试图以王抑袁的又一策略。唐绍仪就此曾征求袁的意见，亦得袁的同意。唐绍仪遂通知顺直议会，顺直议会作出了推举王督直的正式决议。但袁世凯绝不允许在自己的发迹之地让一个接近同盟会的军人插足。所以当王进京，顺直议会请求袁正式任命时，受袁指使的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王，袁遂以军队反对为由拒绝委任，发布改派王为南方军队宣慰使的命令，要唐副署。唐绍仪力持原议，与袁竭力相争，“唐以承诺在先不肯失信，坚持不肯副署”（注：《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而袁世凯竟然以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发表，并交王前往南京赴任。王芝祥也不争气，竟带着袁给的一批经费，拿着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到南京上任去了。副署制度是约法规定的内阁特权，也是责任内阁的主要标志，副署制度的破坏，关乎民国法制，关乎内阁的职权和信誉。唐绍仪气愤难平，于6月15日不辞而别，出走天津。唐出走后，袁世凯还假惺惺地先后派梁士诒、段祺瑞等到天津挽留，劝唐回任。唐绍仪对袁完全失去了信任，誓不回京。他说：“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来罢”（注：《民权报》1912年6月22日。）。6月27日，袁批准唐的辞呈。唐绍仪终因遵守约法，坚持法制，断绝了与袁三十年的关系。
五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先后任命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些人，事事听命于袁世凯，内阁成为袁的工具。一年后，通过赣宁之役，袁战胜了国民党人，他从此随心所欲，不把任何力量放在眼里，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继而又抛弃约法，确立起袁氏独裁专制的北洋军阀统治。1915年底进而又逆历史潮流，恢复帝制，激起天怒人怨，终被民主共和的潮流所吞没。
唐绍仪坚持民主共和制度，毫不动摇。他离开政坛后长期住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但时刻关心中国的政治前途，自然参加了反袁专制统治和复辟帝制的斗争，为世人所称道。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曾电袁解职，以免南北纷争（注：李希泌、曾业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第638页。）。1915年8月，当筹安会正为袁称帝鸣锣开道之时，唐绍仪则联合蔡元培等发电向袁提出严重警告，“立即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当电报抵达中南海，袁世凯捧读后竟“气呃不语者多时”。他对唐称自己为慰廷先生大为不满，说别人如此称谓，殊不足异，“独少川以数十年老友，对我如此称谓，如何可堪”（注：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辑，第303页。）。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护国运动的强大力量威逼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恬不知耻，仍以大总统自居。对袁了解甚深的唐绍仪立即发电，劝袁退位，以谢国人。在这封电报里，他对袁的违法行径作了痛快淋漓地抨击，对其恶劣政治本质给以彻底揭露。他说：“执事数年来，所有不衷于约法之行政，世人注视方严，固有公论微言，执事自执之”，“……近阅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在全国之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此陈唯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约法上自有规定相当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注：李希泌、曾业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第638-639页。）。此电无疑是对袁的沉重打击，为加速袁的灭亡起了有力的推动。
唐绍仪因和袁世凯决裂而退出政界，但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唐总理为保障约法上副署之权，出最后之决心以争之，使民国开幕之内阁，不致留贻污点，养成尊重法律之美风，杜绝不当干涉之陋习。国人闻之当如何欣慰”（注：《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少川与袁数十年友谊，竟因维护约法而一旦中断”，真可谓“政治家纯洁高尚之风度”（注：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辑，第302页。）。袁世凯破坏民主法制，恢复帝制，不得人心，举国唾骂，成为千古罪人。一个青史留名，一个遗臭千古，这就是袁、唐二人的最终不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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