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呼吁对SARS-CoV-2病毒的来源进行独立调查
杰弗里萨克斯，尼尔哈里森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22年5月19日。
（A call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SARS-CoV-2 virus
Neil L. Harrison nh2298@columbia.edu and Jeffrey D. Sachs）
链接：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202769119
自2020年1月在中国武汉发现SARS-CoV-2以来（1），该病毒的来源一直是科学界激烈辩论和公众猜测的话题。两个主要的假设是，该病毒是由于人类接触到受感染的动物而出现的["人畜共患病"(2)]，或者是在一个与研究有关的事件中出现的(3)。由于缺乏疫情爆发初期的关键证据，对病毒来源的调查变得十分困难--毫无疑问，中国当局提高透明度将有很大帮助。然而，我们在此认为，从美国的研究机构可以收集到许多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尚未被提供给独立、透明和科学的审查。
在美国境内可获得的数据将明确包括但不限于作为PREDICT项目和其他资助项目的一部分而收集和持有的病毒序列，以及美国实验室的测序数据和实验室笔记本。我们呼吁美国政府科学机构，尤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对SARS-CoV-2的起源进行全面、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例如，这应该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两党国会调查中进行，该调查具有充分的调查权力，能够提出重要的问题，但要避免被政治而不是科学所左右的错误的猎奇行为。
美国的基本调查
美国情报界（IC）在2021年被总统乔-拜登（4）委以重任，负责调查该病毒的来源。在他们的公开声明摘要中，IC写道："所有机构都认为有两种假设是可信的：自然接触受感染的动物和实验室相关事件"（4）。IC进一步写道："中国很可能需要合作，以便对COVID-19[2019年冠状病毒病]的起源进行结论性评估。" 当然，这种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国政府和美国科学界应该寻求这种合作。然而，正如下文所概述的，通过调查美国支持的和以美国为基地的工作，正在与中国武汉的机构，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WIV）合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目前还不清楚国际刑事法院是否调查了这些由美国支持和设在美国的活动。如果调查了，它还没有向美国科学界提供任何调查结果，以供独立和透明的分析和评估。另一方面，如果国际委员会没有调查这些美国支持的和以美国为基地的活动，那么它就远远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
这种缺乏独立和透明的以美国为基地的科学调查产生了四个非常不利的后果。首先，公众对美国科学机构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美国科学活动的能力的信任已经被动摇。第二，对SARS-CoV-2起源的调查已经在美国国会内部被政治化了（5）；结果，独立和透明的调查的开始被阻挠和拖延了。第三，对实验室相关事件的可能性有深刻了解的美国研究人员没有能够有效地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第四，作为中美合作工作的主要资助者之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未能促进对SARS-CoV-2（4）来源的调查，这助长了对美国生物防卫研究活动的不信任。
在武汉进行的关于SARS样CoVs的大部分工作是由美国政府（NIH、国防威胁减少局[DTRA]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积极和高度合作的中美科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由生态健康联盟（EHA）的研究人员协调，但涉及其他几个美国机构的研究人员。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机构对在武汉和美国进行的详细活动的任何了解都必须透明。证据还可能表明，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也参与其中，这些机构也应该被要求提交相关信息（例如，关于未发表的序列）。
参与的美国机构包括EHA、北卡罗来纳大学（UNC）、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CD）、NIH和USAID。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系列拨款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合同，EHA协调从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野外收集类似SARS的蝙蝠CoVs，对这些病毒进行测序，对这些序列进行存档（涉及UCD），并对这些病毒进行分析和处理（主要在UNC）。广泛的冠状病毒研究工作不仅在武汉进行（包括武汉大学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小组，以及WIV），也在美国进行。EHA-WIV-UNC伙伴关系的实地工作和实验室工作的确切细节，以及美国和中国的其他机构的参与，没有被披露，无法进行独立分析。所进行的实验的确切性质，包括从野外收集的全部病毒以及随后对这些病毒进行的测序和操作，仍然是未知的。
EHA、UNC、NIH、USAID和其他研究伙伴都没有向美国科学界和美国公众披露他们的活动，而是宣称他们没有参与任何可能导致SARS-CoV-2出现的实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特别声明（6），已公布的病毒序列与SARS-CoV-2的序列之间有很大的进化距离，大流行病毒不可能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赞助的工作产生的。当然，这种说法只和它所依据的有限数据一样好，对这种说法的验证取决于能否获得存放在美国和中国相关数据库中的任何其他未公布的病毒序列（7,8）。2022年5月11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代理院长Lawrence Tabak在国会作证说，美国数据库中的几个这样的序列被从公众视野中删除，而这是应中国和美国调查人员的要求而做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全面否认已经不够好了。尽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极力抵制全面披露EHA-WIV-UNC工作计划的细节，但几份泄露给公众或通过《信息自由法》（FOIA）发布的文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研究计划明确指出，EHA-WIV-UNC合作项目参与了收集大量至今未被记录的类似SARS的病毒，并在生物安全级别（BSL）-2和BSL-3实验室设施内从事这些病毒的操作，引起了人们对空气传播的病毒可能感染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担忧（9）。其他人讨论了各种情况，包括涉及从野外收集的天然病毒或可能在某个实验室操纵的工程病毒的感染（3）。
被忽视的细节
特别关注的是SARS-CoV-2中存在一个不寻常的furin裂解位点（FCS）（10），相对于SARS-CoV-1等相关病毒而言，它增强了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播性（11，12）。迄今为止，SARS-CoV-2是沙贝科病毒亚属中唯一含有FCS的成员，尽管其他冠状病毒也存在FCS（13，14）。图1所示的排列中显示了其中一些病毒的穗状蛋白的部分序列，说明了FCS的不寻常性质及其在SARS-CoV-2中的明显插入（15）。从SARS-CoV-2的基因组序列出现后的第一周起，研究人员就对SARS-CoV-2中意外出现的FCS进行了评论--暗示SARS-CoV-2可能是实验室操作的产物。在一篇反对这种可能性的评论文章中，有人断言SARS-CoV-2中的FCS的氨基酸序列是一个不寻常的、非标准的FCS序列，在实验室中没有人会设计这样一个新的FCS（13）。
事实上，关于SARS-CoV-2中的FCS具有不寻常的、非标准的氨基酸序列的说法是错误的。SARS-CoV-2中FCS的氨基酸序列也存在于人类ENaC α亚基中（16），已知其具有功能性，并已被广泛研究（17，18）。人类ENaC α的FCS具有RRAR'SVAS的氨基酸序列（图2），这是一个8个氨基酸的序列，与SARS-CoV-2的FCS完全相同（16）。ENaC是一种上皮细胞钠通道，在肾脏、结肠和呼吸道的上皮细胞顶端表达（19，20），在控制液体交换中起关键作用。ENaC α亚基有一个功能性的FCS（17，18），对离子通道的功能至关重要（19），并已在各种物种中得到表征。人类ENaC α的FCS序列（20）在黑猩猩、倭黑猩猩、红毛猩猩和大猩猩中是相同的（SI附录，图1），但在所有其他物种中，甚至灵长类动物中都有分歧，只有一个例外。(一个具有相同序列的非人非巨猿物种是Pipistrellus kuhlii，一个发现于欧洲和西亚的蝙蝠物种；其他蝙蝠物种，包括Rhinolophus ferrumequinem，在ENaC α[RKAR'SAAS]中有一个不同的FCS序列）。
SARS CoV-2尖峰的FCS和人类ENaC的FCS之间的这种 "分子模仿 "的后果之一是在高尔基体的腔内竞争宿主的呋喃酶，SARS-CoV-2尖峰在那里被处理。这导致了人类ENaC表达的减少（21）。人类ENaC表达的减少损害了气道功能，并被认为是COVID-19发病机制中的一个因素（22）。这种惊人的分子模仿的另一个后果是，来自COVID-19患者的抗体与人类ENaC有明显的交叉反应，针对这一表位的交叉反应抗体水平最高，与最严重的疾病有关（23）。
我们不知道FCS的插入是否是自然进化的结果（2，13）--也许是通过中间哺乳动物或人类的重组事件（13，24）--或者是作为实验室实验的一部分，故意将FCS引入类似SARS的病毒的结果。我们确实知道，将这种FCS序列插入SARS样病毒是EHA-WIV-UNC伙伴关系在2018年提交给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拨款提案（"DEFUSE"）中提出的一个具体工作目标（25）。2018年提交给DARPA的提案没有得到资助，但我们不知道提议的一些工作是否随后在2018年或2019年进行，也许使用了另一个资金来源。
我们还知道，这个研究团队会熟悉以前的几个实验，涉及到将FCS序列成功插入SARS-CoV-1（26）和其他冠状病毒，而且他们在构建嵌合SARS样病毒方面有很多经验（27-29）。此外，研究小组也会对FCS序列和FCS依赖的人类ENaC α（19）的激活机制有一定的熟悉，该机制在UNC得到了广泛的描述（17，18）。对于一个评估SARS相关冠状病毒流行潜力的研究小组来说，人类ENaC的FCS--一种已知能被存在于目标生物体（人类）的重要目标器官（肺）的目标位置（上皮细胞）的宿主呋喃酶有效裂解的FCS--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甚至是明显的选择，将FCS引入病毒以改变其感染性，与之前进行的其他工作一致。
当然，SARS-CoV-2尖峰蛋白中ENaC的分子模仿可能只是一种巧合，尽管这种巧合的可能性非常低。SARS-CoV-2中存在的FCS序列最近在实验室中被引入到SARS-CoV-1的穗状蛋白中，在一系列优雅的实验中（12，30），在增强病毒的传播性和致病性方面有可预见的后果。显然，创造这种SARS-1/2 "嵌合体 "是那些负责目前和将来对这一生物学领域进行监管的人所关注的一个领域。[请注意，参考文献中的这些实验。30中的这些实验是在安全的 "假型 "病毒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没有产生或释放新型病原体的危险]。这些简单的实验表明，在SARS-CoV-2中引入构成FCS插入的12个核苷酸，在实验室中不难实现。因此，要求将美国团体的电子通讯和其他相关数据提供给人们审查，似乎是合理的。
寻求透明度
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促进公众对围绕SARS-CoV-2的科学的信任和透明度方面做得还不够。令人不安的信息不断涌现，给该机构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可以对其受资助者在SARS-CoV-2的出现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说得更多，但该机构却没有向公众透露SARS-CoV-2是由一个与研究有关的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尽管几位研究人员在2020年2月1日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提出了这种担忧，并通过电子邮件记录下来（5）。这些电子邮件只是通过FOIA向公众发布，它们表明NIH领导层在促进 "人畜共患假说 "和拒绝实验室相关假说方面发挥了早期和积极的作用（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直抵制公开重要的证据，如EHA的拨款建议和项目报告，并继续编辑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发布的材料，包括在最近的信息自由法案发布中进行了长达290页的显著编辑。
由EHA领导的研究小组现在掌握的信息（7），以及该研究小组与美国研究资助机构（包括NIH、USAID、DARPA、DTRA和国土安全部）的沟通，可以对美国资助的研究小组所进行的实验以及这些实验与SARS-CoV-2的出现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如果有的话）提供相当的信息。我们并没有断言实验室操作参与了SARS-CoV-2的出现，尽管很明显可能是这样。然而，我们确实断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美国的全部证据进行独立和透明的科学审查。
基于美国的相关证据将包括以下信息：实验室笔记本、病毒数据库、电子媒体（电子邮件、其他通信）、生物样本、作为PREDICT项目（7）和其他资助项目的一部分而收集和持有的病毒序列、独立研究人员对EHA领导的研究团队的访谈，以及美国机构参与资助类似SARS病毒研究的全部记录，特别是与武汉机构合作的项目。我们建议，两党的调查也应跟进调查委员会的初步结论（4），即武汉的最初爆发可能不晚于2019年11月，因此，在12月已知的临床病例群之前，病毒已经在流通。国际委员会没有透露这一声明的证据，也没有透露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或设在美国的研究人员何时首次意识到可能出现新的疫情。任何可用的信息和关于疫情最早的知识，包括病毒序列（8），都可以为起源问题提供大量的信息。
我们继续认识到中美合作的巨大价值，即不断努力揭示该大流行病的近似起源。许多重要的信息仍然存在于中国，存在于实验室、医院样本以及科学界尚未获得的早期流行病学信息。然而，以美国为基地的调查不需要等待--有很多东西可以从广泛参与研究的美国机构那里学到，这些研究可能促成了SARS-CoV-2病毒的出现，或者记录了这些病毒的出现。只有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也许是国会两党的调查，才能揭示出必要的信息，以便进行彻底的科学审查和评估。
DeepL翻译
杰弗里萨克斯，尼尔哈里森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22年5月19日。
（A call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SARS-CoV-2 virus
Neil L. Harrison nh2298@columbia.edu and Jeffrey D. Sachs）
链接：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202769119
自2020年1月在中国武汉发现SARS-CoV-2以来（1），该病毒的来源一直是科学界激烈辩论和公众猜测的话题。两个主要的假设是，该病毒是由于人类接触到受感染的动物而出现的["人畜共患病"(2)]，或者是在一个与研究有关的事件中出现的(3)。由于缺乏疫情爆发初期的关键证据，对病毒来源的调查变得十分困难--毫无疑问，中国当局提高透明度将有很大帮助。然而，我们在此认为，从美国的研究机构可以收集到许多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尚未被提供给独立、透明和科学的审查。
在美国境内可获得的数据将明确包括但不限于作为PREDICT项目和其他资助项目的一部分而收集和持有的病毒序列，以及美国实验室的测序数据和实验室笔记本。我们呼吁美国政府科学机构，尤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对SARS-CoV-2的起源进行全面、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例如，这应该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两党国会调查中进行，该调查具有充分的调查权力，能够提出重要的问题，但要避免被政治而不是科学所左右的错误的猎奇行为。
美国的基本调查
美国情报界（IC）在2021年被总统乔-拜登（4）委以重任，负责调查该病毒的来源。在他们的公开声明摘要中，IC写道："所有机构都认为有两种假设是可信的：自然接触受感染的动物和实验室相关事件"（4）。IC进一步写道："中国很可能需要合作，以便对COVID-19[2019年冠状病毒病]的起源进行结论性评估。" 当然，这种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国政府和美国科学界应该寻求这种合作。然而，正如下文所概述的，通过调查美国支持的和以美国为基地的工作，正在与中国武汉的机构，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WIV）合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目前还不清楚国际刑事法院是否调查了这些由美国支持和设在美国的活动。如果调查了，它还没有向美国科学界提供任何调查结果，以供独立和透明的分析和评估。另一方面，如果国际委员会没有调查这些美国支持的和以美国为基地的活动，那么它就远远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
这种缺乏独立和透明的以美国为基地的科学调查产生了四个非常不利的后果。首先，公众对美国科学机构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美国科学活动的能力的信任已经被动摇。第二，对SARS-CoV-2起源的调查已经在美国国会内部被政治化了（5）；结果，独立和透明的调查的开始被阻挠和拖延了。第三，对实验室相关事件的可能性有深刻了解的美国研究人员没有能够有效地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第四，作为中美合作工作的主要资助者之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未能促进对SARS-CoV-2（4）来源的调查，这助长了对美国生物防卫研究活动的不信任。
在武汉进行的关于SARS样CoVs的大部分工作是由美国政府（NIH、国防威胁减少局[DTRA]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积极和高度合作的中美科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由生态健康联盟（EHA）的研究人员协调，但涉及其他几个美国机构的研究人员。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机构对在武汉和美国进行的详细活动的任何了解都必须透明。证据还可能表明，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也参与其中，这些机构也应该被要求提交相关信息（例如，关于未发表的序列）。
参与的美国机构包括EHA、北卡罗来纳大学（UNC）、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CD）、NIH和USAID。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系列拨款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合同，EHA协调从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野外收集类似SARS的蝙蝠CoVs，对这些病毒进行测序，对这些序列进行存档（涉及UCD），并对这些病毒进行分析和处理（主要在UNC）。广泛的冠状病毒研究工作不仅在武汉进行（包括武汉大学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小组，以及WIV），也在美国进行。EHA-WIV-UNC伙伴关系的实地工作和实验室工作的确切细节，以及美国和中国的其他机构的参与，没有被披露，无法进行独立分析。所进行的实验的确切性质，包括从野外收集的全部病毒以及随后对这些病毒进行的测序和操作，仍然是未知的。
EHA、UNC、NIH、USAID和其他研究伙伴都没有向美国科学界和美国公众披露他们的活动，而是宣称他们没有参与任何可能导致SARS-CoV-2出现的实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特别声明（6），已公布的病毒序列与SARS-CoV-2的序列之间有很大的进化距离，大流行病毒不可能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赞助的工作产生的。当然，这种说法只和它所依据的有限数据一样好，对这种说法的验证取决于能否获得存放在美国和中国相关数据库中的任何其他未公布的病毒序列（7,8）。2022年5月11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代理院长Lawrence Tabak在国会作证说，美国数据库中的几个这样的序列被从公众视野中删除，而这是应中国和美国调查人员的要求而做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全面否认已经不够好了。尽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极力抵制全面披露EHA-WIV-UNC工作计划的细节，但几份泄露给公众或通过《信息自由法》（FOIA）发布的文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研究计划明确指出，EHA-WIV-UNC合作项目参与了收集大量至今未被记录的类似SARS的病毒，并在生物安全级别（BSL）-2和BSL-3实验室设施内从事这些病毒的操作，引起了人们对空气传播的病毒可能感染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担忧（9）。其他人讨论了各种情况，包括涉及从野外收集的天然病毒或可能在某个实验室操纵的工程病毒的感染（3）。
被忽视的细节
特别关注的是SARS-CoV-2中存在一个不寻常的furin裂解位点（FCS）（10），相对于SARS-CoV-1等相关病毒而言，它增强了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播性（11，12）。迄今为止，SARS-CoV-2是沙贝科病毒亚属中唯一含有FCS的成员，尽管其他冠状病毒也存在FCS（13，14）。图1所示的排列中显示了其中一些病毒的穗状蛋白的部分序列，说明了FCS的不寻常性质及其在SARS-CoV-2中的明显插入（15）。从SARS-CoV-2的基因组序列出现后的第一周起，研究人员就对SARS-CoV-2中意外出现的FCS进行了评论--暗示SARS-CoV-2可能是实验室操作的产物。在一篇反对这种可能性的评论文章中，有人断言SARS-CoV-2中的FCS的氨基酸序列是一个不寻常的、非标准的FCS序列，在实验室中没有人会设计这样一个新的FCS（13）。
事实上，关于SARS-CoV-2中的FCS具有不寻常的、非标准的氨基酸序列的说法是错误的。SARS-CoV-2中FCS的氨基酸序列也存在于人类ENaC α亚基中（16），已知其具有功能性，并已被广泛研究（17，18）。人类ENaC α的FCS具有RRAR'SVAS的氨基酸序列（图2），这是一个8个氨基酸的序列，与SARS-CoV-2的FCS完全相同（16）。ENaC是一种上皮细胞钠通道，在肾脏、结肠和呼吸道的上皮细胞顶端表达（19，20），在控制液体交换中起关键作用。ENaC α亚基有一个功能性的FCS（17，18），对离子通道的功能至关重要（19），并已在各种物种中得到表征。人类ENaC α的FCS序列（20）在黑猩猩、倭黑猩猩、红毛猩猩和大猩猩中是相同的（SI附录，图1），但在所有其他物种中，甚至灵长类动物中都有分歧，只有一个例外。(一个具有相同序列的非人非巨猿物种是Pipistrellus kuhlii，一个发现于欧洲和西亚的蝙蝠物种；其他蝙蝠物种，包括Rhinolophus ferrumequinem，在ENaC α[RKAR'SAAS]中有一个不同的FCS序列）。
SARS CoV-2尖峰的FCS和人类ENaC的FCS之间的这种 "分子模仿 "的后果之一是在高尔基体的腔内竞争宿主的呋喃酶，SARS-CoV-2尖峰在那里被处理。这导致了人类ENaC表达的减少（21）。人类ENaC表达的减少损害了气道功能，并被认为是COVID-19发病机制中的一个因素（22）。这种惊人的分子模仿的另一个后果是，来自COVID-19患者的抗体与人类ENaC有明显的交叉反应，针对这一表位的交叉反应抗体水平最高，与最严重的疾病有关（23）。
我们不知道FCS的插入是否是自然进化的结果（2，13）--也许是通过中间哺乳动物或人类的重组事件（13，24）--或者是作为实验室实验的一部分，故意将FCS引入类似SARS的病毒的结果。我们确实知道，将这种FCS序列插入SARS样病毒是EHA-WIV-UNC伙伴关系在2018年提交给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拨款提案（"DEFUSE"）中提出的一个具体工作目标（25）。2018年提交给DARPA的提案没有得到资助，但我们不知道提议的一些工作是否随后在2018年或2019年进行，也许使用了另一个资金来源。
我们还知道，这个研究团队会熟悉以前的几个实验，涉及到将FCS序列成功插入SARS-CoV-1（26）和其他冠状病毒，而且他们在构建嵌合SARS样病毒方面有很多经验（27-29）。此外，研究小组也会对FCS序列和FCS依赖的人类ENaC α（19）的激活机制有一定的熟悉，该机制在UNC得到了广泛的描述（17，18）。对于一个评估SARS相关冠状病毒流行潜力的研究小组来说，人类ENaC的FCS--一种已知能被存在于目标生物体（人类）的重要目标器官（肺）的目标位置（上皮细胞）的宿主呋喃酶有效裂解的FCS--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甚至是明显的选择，将FCS引入病毒以改变其感染性，与之前进行的其他工作一致。
当然，SARS-CoV-2尖峰蛋白中ENaC的分子模仿可能只是一种巧合，尽管这种巧合的可能性非常低。SARS-CoV-2中存在的FCS序列最近在实验室中被引入到SARS-CoV-1的穗状蛋白中，在一系列优雅的实验中（12，30），在增强病毒的传播性和致病性方面有可预见的后果。显然，创造这种SARS-1/2 "嵌合体 "是那些负责目前和将来对这一生物学领域进行监管的人所关注的一个领域。[请注意，参考文献中的这些实验。30中的这些实验是在安全的 "假型 "病毒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没有产生或释放新型病原体的危险]。这些简单的实验表明，在SARS-CoV-2中引入构成FCS插入的12个核苷酸，在实验室中不难实现。因此，要求将美国团体的电子通讯和其他相关数据提供给人们审查，似乎是合理的。
寻求透明度
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促进公众对围绕SARS-CoV-2的科学的信任和透明度方面做得还不够。令人不安的信息不断涌现，给该机构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可以对其受资助者在SARS-CoV-2的出现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说得更多，但该机构却没有向公众透露SARS-CoV-2是由一个与研究有关的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尽管几位研究人员在2020年2月1日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提出了这种担忧，并通过电子邮件记录下来（5）。这些电子邮件只是通过FOIA向公众发布，它们表明NIH领导层在促进 "人畜共患假说 "和拒绝实验室相关假说方面发挥了早期和积极的作用（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直抵制公开重要的证据，如EHA的拨款建议和项目报告，并继续编辑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发布的材料，包括在最近的信息自由法案发布中进行了长达290页的显著编辑。
由EHA领导的研究小组现在掌握的信息（7），以及该研究小组与美国研究资助机构（包括NIH、USAID、DARPA、DTRA和国土安全部）的沟通，可以对美国资助的研究小组所进行的实验以及这些实验与SARS-CoV-2的出现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如果有的话）提供相当的信息。我们并没有断言实验室操作参与了SARS-CoV-2的出现，尽管很明显可能是这样。然而，我们确实断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美国的全部证据进行独立和透明的科学审查。
基于美国的相关证据将包括以下信息：实验室笔记本、病毒数据库、电子媒体（电子邮件、其他通信）、生物样本、作为PREDICT项目（7）和其他资助项目的一部分而收集和持有的病毒序列、独立研究人员对EHA领导的研究团队的访谈，以及美国机构参与资助类似SARS病毒研究的全部记录，特别是与武汉机构合作的项目。我们建议，两党的调查也应跟进调查委员会的初步结论（4），即武汉的最初爆发可能不晚于2019年11月，因此，在12月已知的临床病例群之前，病毒已经在流通。国际委员会没有透露这一声明的证据，也没有透露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或设在美国的研究人员何时首次意识到可能出现新的疫情。任何可用的信息和关于疫情最早的知识，包括病毒序列（8），都可以为起源问题提供大量的信息。
我们继续认识到中美合作的巨大价值，即不断努力揭示该大流行病的近似起源。许多重要的信息仍然存在于中国，存在于实验室、医院样本以及科学界尚未获得的早期流行病学信息。然而，以美国为基地的调查不需要等待--有很多东西可以从广泛参与研究的美国机构那里学到，这些研究可能促成了SARS-CoV-2病毒的出现，或者记录了这些病毒的出现。只有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也许是国会两党的调查，才能揭示出必要的信息，以便进行彻底的科学审查和评估。
DeepL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