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老友一篇忆旧文章，转贴如下——
ZT：虎坊橋的故事
──報人拾憶之十一
作者：鄉廬子夜
虎坊橋故事折射的是一種文化，是當年各種社會思潮進行衝撞和磨合的一個縮影，是一個公民社會本應存在的正常生態。自古以來，風聲雨聲書聲，家事國事天下事，其中的「書」是很關鍵的。從虎坊橋的故事開始，裡面的所有人，所做的事和所行的路，基本上都與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有著歷史節奏的默契。所以，那都是故事，但也都是歷史。
在此前的回憶文章裡，幾次提到北京虎坊橋這個地方，其中有姜洪的名字，也提到他的父親和母親。但其實這一家的故事，遠比已寫到的要精彩和豐富很多。所以除了專門寫一篇外，否則不會過癮的。
姜洪是我在北大荒兵團搞報導時認識的朋友，其實並不止於工作，而且是發現了兩人對時政和世界的共同看法，在當時屬於「熱血青年」一類。後來一直流傳一個說法，有不同版本，但意思大致一樣，說一個人在年輕時候如果不是左派或激進分子，就是一個沒有良知的人；但到了成年尤其是中晚年之後，如果不轉向保守或仍然是左派，就是一個沒有理性的人。現在我們兩人雖老，但不敢對自己的思想進行蓋棺定論，就年輕時那些故事，現在回想起來卻大致就是如此。
姜洪父母的家在北京虎坊橋一帶，就在北緯路和永安路相交處，附近就是前門飯店，幾十年來就是那個樣子；飯店不遠是原《大公報》的舊址，對面就是《光明日報》社，他們家就在南面的樓群裡。姜洪的父親叫姜鍾德，母親叫齊志強，我是以伯父母稱之。伯父早年在《大公報》辦副刊，與沈丛文、蕭乾等共過事。文革中《大公報》停刊，後來改成《中國財貿報》即現今《經濟日報》的前身。伯父是新聞界的老前輩，應該說，由於這一點，才是我與這個家庭走得那麼近的原因，在新聞寫作和文學方面，我和他談論的話題遠比姜洪多。有時伯母會把自己的母親接來北京居住，姥姥也是極討人喜歡，這個似乎「沒文化」的老人和我們這些所謂「有文化」的人經常是相談甚歡。他們一家原籍河南，有河南人那種簡樸和純厚的習性。姜洪家來往人較多，我由於在北京時就住在他們家，所以比別人更多了某種有歸宿的親和感。
姜家地方並不大，就是那種一房一廳的佈局，客廳裡也搭了一張床，空間是很窄狹的，但我們這些「狐朋狗友」進入後，那種無形的空間卻是海闊天空的。大家都是耍嘴皮子的，但伯母要負責各種伺服，有時還要管飯。伯母不但對兒子的朋友好客，對周圍鄰居也很熱心和體貼。他們家有一個九寸的黑白電視機，當時還算是希罕之物，有時碰上好節目，伯母會去周圍鄰居一一打招呼，邀請大家來看電視。
剛開始時，姜洪家來往的，都是年歲略微大一點的朋友，主要是伯父母相識的朋友和鄰里。由於伯父一直從事報紙副刊工作，所以起初大家都常以文學和電影作為談論話題。接著，知青陸續返城，多了一些北京知青和同學朋友，然而，就出現了上大學的各地朋友。七十年代中期，大概就是1974年至1975年左右，整個國家的情勢還是很壓抑的，人們談論的多是小道消息，也不能做什麼。1976年情勢開始巨變，尤其是打倒四人幫後，不斷有新事件出現，包括恢復高考，這個地方更成了見證中國改革開放的寒暑表。這個地方就出現了熱血青年的身影，非常熱鬧。不同的人帶來不同的消息，又成了那個年代信息交流的匯集點，到那時，整個氣氛就有些熱烈和興奮了。姜洪的許多朋友，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由於伯父與蕭乾共過事，來往也多，他的兒子蕭馳當時在江西插隊，回京時也經常來姜家。蕭馳當時的名字叫蕭鐵柱，長得高大魁梧，他是蕭乾與前妻生的，蕭馳生母是個英國人，所以蕭馳也是一副相貌挺拔的樣子。他的性格容易激動，經常詩情大發，在我們這個群裡是個才子和怪人。後來他確實成為一個詩人，並在國外大學執教中國文學，基本上沒有離開他應有的人生習性軌跡。早期的朋友還有一個叫彭憶東的，聽名字就是高幹子弟，他當時在檢察院工作，屬於執法部門，能同我們混在一起，也可見當時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態了。應該講，當時我們這些人的思想還是幼稚甚至是混亂的，沒有受到正規的學術教育，基本不太瞭解世界上的流行思潮，都是憑借此前有限的讀書中獲得政治靈感的。與姜洪和彭憶東在一起談時，我特別會引用《共產黨宣言》中那句「工人無祖國」的名言。當時以抓階級鬥爭為主，大家都有一種可能要被抓的心理準備。我出了一個主意，假如你們北京呆不下去了，不妨從雲南出去找緬甸共產黨打遊擊。在潛意識裡這甚至成為一個「選項」。
這個群體中還有一些與姜洪在兵團連隊的北京知青朋友，其中一個劉連株，是關係最密切的，他事實上成了姜洪在當時最得力的助手。有一次我去北京，姜洪忙於上課，劉連株去接站。接站時他手裡拿著一本嶄新的《資本論》，一見面就說，這個《資本論》的版本是比較好的，值得好好看看。劉連株這時已經在電視機廠工作了，我知道他不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但也學他那個樣子，去買了一套新版的《資本論》。事實上，後來自己根本沒有時間完整地通讀過一遍《資本論》，想必劉連株也未必會真正地讀過。姜洪當時就讀北大經濟系，對《資本論》應該是很精通的，估計劉連株是受他影響，有了一番對《資本論》版本的高論。現在看來我們這些人都有不少天真和附雅的好笑事情。
同時，姜洪的弟弟姜漁，在石景山發電廠工作，他的周圍也聚群了一些人，有時也到虎坊橋來，許多人名字都記不得了，只記得有田忠、周志仁等。七十年代是一個貧窮和匱乏的年代，那時去虎坊橋姜家的青年人，不單單是窮孩子，而且是「不懂事」的孩子，一般都是兩手空空只帶一張嘴去，那張嘴就說話和吃東西。白天時伯父伯母都上班，我們這些人聊到中午肚子餓了，就會派人去附近餐館買一大盆炒疙瘩，大家都狼吞虎咽掃進肚子。我以前很少吃過北京的這種炒疙瘩，又小又硬，經常是吃得腮幫子發疼。有些下午去的人多，明顯擺著就要蹭飯的，於是伯母在下班後又要忙碌喂食這幫自命不凡的「關心國家命摺沟男∽觽儭Ｓ袝r聊到深夜，大家意猶未盡，伯母就會讓大家隨意搭地鋪睡在那兒。記得有一次最多時有十來個人睡在那兒，這也是一個奇觀。
那時在姜洪家高談闊論，當時談論最多的就是國家的走向，大家自以為都是可以救天下的人，而且都是非常願意犧牲的，很可愛，也很可笑，哪個年代是少不了像我們這樣的人。這些人中間，有的直接參與了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邉樱瑥倪@個時期到打倒四人幫前後，是虎坊橋這個地方最激動的時光。我是九月底從東北探親經北京回上海去。那時，全國悼念毛澤東的治喪期剛過，大家議論過局勢會發生變化，但並沒有想到會很快。到上海後，大概在十月十日左右，接到姜洪來信，暗示北京政事有變，四人幫已經下台。這時上海根本沒有動靜，直到兩天後馬路上才出現大字報。一個新的時代就這麼突然來臨了。
幾天後再到北京，姜家變得更加熱鬧，多了一些新朋友，都是互相交換各種小道消息和流傳文章的，包括從海外傳進來的有關四人幫的材料和報道。那時不流行複印機，也不知道大家何來的熱情和辛勞，會分工用手一頁一頁抄寫，甚至一本書，也會設法拆散開來分頭抄寫。這種手抄本行為好像是從文革中流傳下來的。有些人因為傳播消息比較準確並得到驗證，其傳播的消息會讓人十分相信。即使後來他傳播的消息並未驗證，大家對他仍然信任如故。後來自己進入新聞學研究生，忘記了這其實也應該是一個可研究的傳播心理學課題。
但是，儘管打倒了四人幫，整個極左的局勢還未扭轉，當時國家仍然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在東北無法參與北京朋友的活動，但一直保持聯絡，當時也就只能通過信件來往。記得當年自己寫了一篇政論文章寄給姜洪，估計因信封太厚被郵局查檢發現，這就是出事了。當時姜洪他們在北京也組織了一些反極左的活動，例如，用突擊的手法貼了要求改革開放的大字報，據說是被北京公安局立案的。總之，我們都作好了思想準備，那個年代，大家好像也不怎麼怕坐監獄，也許可能都是血氣方剛又加上沒有家室之累。我甚至寄了糧票和錢給姜洪，說一旦事發去緬甸找共產黨參加遊擊隊。
但是，我們所擔心的事情並沒有出現現，由於一批老幹部的復出和全社會要求改革開放形成共識，極左路線開始得到扭轉並清理。整個大局面的改變，使原先我們所有的擔心都一下消去了。這個時候，大家都同這個國家一樣，表現出一種歡欣鼓舞的精神面貌。虎坊橋姜洪這個家的又多了一些剛來到北京讀研究生的朋友。其中一個叫胡平，四川人，是北大哲學系的研究生。這完全是一個把思想作為全部生活的學者，雖然只是學生，但思考的問題和深度遠超一般同類學者之上。胡平現在美國紐約定居，他似乎談論政治問題較多，但我認為他基本上是一個哲學家的定位，應該是我們這個群體裡的「學究」式人物。還有一個是趙穗生，安微人，是北大南亞系的研究生。因為是南亞研究的方向，外語學的是小語種的梵文，所以很痛苦也不情願，於是也自學了英語。這個朋友膽子很大，為了多利用英語練習的口語機會，即使自己詞彙量不多，也千方百計去爭取給外教擔任翻譯，一開始當然會出錯或笑話，但時間一長，錯譯愈來愈少，到後來基本是爐火純青了。這種毅力非常令人欽佩。現在他在美國的大學裡擔任中國問題的專家。
姜洪等人那時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影響力的圈子。當時北京的青年群體不像現在有這麼多圈子，就那麼幾個，大家也很互相熟悉並儘量有一致的行動，主要就是推動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中央工作。1978年下半年，北京電報大樓西邊的路口出現了專門張貼大字報的街牆，這件事引起全世界注意。當時我在東北從內參裡知道這件事，同時電台又播發了鄧小平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發表的談話，肯定了這些大字報對國家穩定的作用。這時，姜洪給我來信，談到正在策劃一份油印刊物，我因身在東北無法參與，只能談了自己一些設想。姜洪的意思是想把它辦成像《新青年》那種性質的刊物，為改革和開放吶喊。這份刊物後來出版時起名為《沃土》，從性質上是一本綜合刊物，有理論文章，新聞評述，文藝作品等。姜洪擔任主編，參與者有胡平、趙穗生、彭憶東、田忠、姜漁、蕭馳、王山、周之仁等。
當年，在電報大樓西邊那堵牆發行的油印刊物除了《沃土》外，還有《今天》《四五論壇》《探索》《北京之春》等，相比這些刊物主要偏重時政和少數有文學和詩歌，《沃土》作為一本綜合性的刊物，客觀地說是最具學術風範的一本，無論是理論文章還是文藝作品，都有上乘的作品。創刊號最有份量的代表作有三篇，有兩篇是姜洪以江峰的筆名寫的，一篇論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一篇論民粹主義的問題；還有一篇是胡平的深度長文《論言論自由》，這篇文章直至目前仍然是政治學和哲學領域裡被學者重視和引用的。還有一篇是彭憶東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在社會檔案裡》，這個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本子裡面也滲進了我們自己的思想脈絡，例如那句「工人無祖國」，以及到緬甸打遊擊的情節，就是當年我們在聊天時最激動人心的思想。彭憶東的這個本子是在很短時間內趕出來的，完全是專業水平，說明他非常有創作天賦。這基本上反映了虎坊橋這個點的人員的整體素質。第二年，由北京電影製片廠主編和出版的《電影劇本》全文刊發《在社會檔案裡》，並列入拍攝計劃，只是後來並未拍成。
虎坊橋這些青年當時的影響，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和重視。姜洪這些人那些年所做的，幾乎與當時上面所做的完全合拍，符合當時高層改革派的思路和方向，而且也引起上面的注意和關照。《沃土》出版後，上面通過團中央幾位幹部保持聯絡。據姜洪的記憶，當時胡耀邦、鄧穎超和胡啟立對這些民間的油印刊物很重視，布置時任團中央研究室主任鍾沛璋與各刊物聯絡和調研，鍾沛璋指派謝昌奎、唐若昕、楊文三人與姜洪聯絡，並親自登門《沃土》的編輯部，大家都談得很融洽。三個人回去後寫了一份報告，綜合分析了當時出現的那批油印刊物，其中對《沃土》的評價比較正面，認為人員素質同其它幾本刊物相比是「實力雄厚」的，這批人以後會有所作為的。鍾沛璋後來還單獨接見了姜洪，成為無話不談的忘年交。不久，鍾沛璋根據中央精神向姜洪打招呼，這種油印刊物不宜再辦下去，他們也就配合停止了刊物的咦鳌＿@種上層和基層的良性互動，現在看來還是有可圈可點之處的。
在北京期間，我經歷了《沃土》的後期，曾經參加過在電報大樓西邊派發（忘了是否出售）刊物，每個人負責一大撂刊物，很重，很累，但到全部派完後兩手空空，也有一種成就感。由於姜洪家並不寬敞，所以編輯部設在月壇的一位朋友處，是一幢筒子樓，周圍都是各家鄰居，進進出出都感到有無數雙眼睛在關注，大家好像也不怎麼害怕。油印工作好像後期是在北師大進行的，印象中有時就在我學習備考的那個房間，也就是《一九七九年》那篇文章中所說王山的宿舍。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插曲：當決定不再辦《沃土》後，那架油印機如何處理就成了問題。油印機是從校外一位朋友借來的，從校外拿到校內問題不大，好像門衛不管，但從校內往外拿，門衛肯定要管並且要查證，這就很難能說得清楚了。當時，北師大師生進出主要是在東大門，但在北邊還有一個小門，白天開放有人站崗，晚上就用鐵門關上。結果，我們選定一個晚上，在鐵門關上後，兩個人在外接應，兩個人在裡面爬上鐵門，就這樣把油印機轉遞了出去，模樣全然像做僖粯樱F在想想也是挺滑稽和可笑的。其實，那是一個特別的年代，類似現在青年人看來是荒誕和離奇的事情，還是很多的。
無疑，在虎坊橋姜洪那個家聚集然後又走出的青年人，可以說都不是「省油的燈」，幾乎都很難安閒下來，尤其在一個剛開始改革和開放的年代，共和國每一次脈搏的跳動，都能聽到其中有他們的聲音。1979年之後，雖然油印刊物是不再辦了，但這個國家和社會的燥熱始終有增無減。第二年就出現了多個大學的學生參加地方人民代表選舉的現象。姜洪的弟弟姜漁，正在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有一天在大食堂午餐期間，跳上桌子向大家發表演說，並宣佈參選人大代表，成為當時高校的一則美談。而胡平也在北京大學宣佈參選人大代表，好像是成功當選，後來不知為什麼沒消息了。
這些事情都是在體制外發生的，問題是，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如何能納入體制內才是能否真正成功的關鍵。無論如何，這些人熱衷「折騰」的時候，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時期，無家室之累，幾乎沒有後顧之憂。但很快，大家談戀愛的談戀愛，成家的成家，過一兩年，到虎坊橋姜家探訪的，都帶了兒女。姜家不但還是有人在高談闊論國家大事和天下興亡，但卻多了嬰兒的哭啼聲和訓斥孩童的吼聲，已經是熱鬧非凡，伯父和伯母也是忙得不亦樂乎。這個時候，有了家室的人，心境和行為模式都發生了某些變化。我們慢慢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各位所討得老婆，嘴巴上不說，但暗地裡都不太讚成丈夫再去從事政治活動，大家對這一點也未形成分歧，畢竟居家過日子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這時國家和社會發展都步入了一種正常軌道，我們中的許多人都進入體制內工作，這裡面有許多規矩和限定也是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
在此之前，虎坊橋那個地方的朋友，好像一直生活在孩子般的天真之中。《沃土》是一個代表作，這個時候似乎到了轉型時刻，應該有某種形式的「成人禮」，或向人生的某些時刻舉行告別式？當時並沒有什麼人刻意想到這一點。但是，為了調劑一下交往方式，虎坊橋的這些朋友曾在《沃土》停辦後集體郊遊去了一次房山縣的十渡，在拒馬河畔呆了一天。
那天我們是在永定門南站集合上的火車，除了姜洪夫妻、姜漁等，虎坊橋和《沃土》的「狐朋狗友」大部分都到了，包括胡平、蕭馳、趙穗生、劉連株等，大家都帶了吃的，可以作簡單的野餐。這個地方當時尚未開發旅遊資源，一切都是原生態，包括貧窮和落後的原生態。那天好像是沒有再談論國家大事，都在玩。我和姜洪的夫人在一旁尋找碎磚和石塊，準備搭火給大家弄口熱湯。只是事先沒有通知統籌所帶物質，例如缺少燃火的木柴，也沒有煤油。於是姜夫人讓我和一個人（忘記是誰了，很可能是劉連株），去附近農家討要些木柴和煤油。我們兩人走進村莊，也許白天忙農活，村裡人很少，各家也沒關門，都是老人守家。就在這個地方，離京城才幾十公里，故都的天子腳下，竟是破落和殘敗，讓我感到一種自古以來的貧窮和落後，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城裡高談闊論時無法想像到的。這個畫面我後來一直沒有抺去，總感到這個世界是虧欠了許多人的。
那時物質匱乏，大家帶的食物都很簡單，但還是玩的很盡性，有一個手提錄音機，音量很大，現場非常有熱鬧感。其中一個高潮是，姜漁用紙寫了幾句話（忘了是什麼）放在一個小瓶子內，然後擺出一副莊重儀式的樣子，同蕭馳兩人挽起褲管，慢步涉向拒馬河中。蕭馳把小瓶高舉過頭，姜漁則抱著錄音機，大音量地放著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命摺罚会徉嵵仄涫碌卦诤又行陌涯莻�小瓶子放入水中漂走。當時大家在岸邊是笑看這一幕的，兩人那副樣子好像同往常玩世不恭的態度一樣，但總還有一些認真的模樣，這是令人記憶深遠的。拒馬河往下流去是大清河，然後會匯入海河，出口至大海洋。後來總在想，那個小瓶子也許入海飄流至世界，如同我們幾個朋友浪跡天涯般，但也可能就擱溤诟浇硞�地方再也沒走出去。當後來這個地方開發成「野山坡」旅遊景點，人山人海時，那個小瓶子也許就永遠埋在地底下了。
進入八十年代，不少人都去讀研究生了，有的人則進入商界，搞得紅紅火火，大家生活日趨安定和富足，加上年歲增大，已經沒有年輕時那種折騰的勁道了。同時，這個時候每個人的天地都變得很大了，虎坊橋那個地方漸漸只剩下記憶。姜洪和姜漁都各自成家搬出去住，我們更多的時候是去串門見伯父伯母。有時我辦事路過會拐進去，趕上快吃晚飯的時候，伯母會拿出兩毛錢讓我到對面的副食店買一塊豬肉，回來時她已把麵和好，剁了白菜，很快餃子就包好了。我吃了就回去了，就像在自己母親那兒一樣。後來伯父單位分了新房子，面積稍大。這個新房離原先的舊居並不遠，就在同一小區內，但地方變寬敞了，大家都很高興。搬家的時候我們都去了，伯母讓我們去的時候順便在東單買了春卷皮子，那天她炸了春卷讓大家吃。重活是我們男人做的，搬完後的清理和打掃是女人的事，記得是我太太和姜洪的妹妹姜琪主責，我太太記得兩人是一直從夜裡忙得天亮。
這個時候，大家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業去了。印象中，最後一次人多聚集是八四年的國慶大閱兵。虎坊橋離天安門近，伯母讓大家去那兒過節，晚上就近看煙火。這時大家都是拖家帶口的了，我們夫婦帶了兒子。人很多，胡平和蕭馳都已出國，來的還有陳志明夫婦帶著孩子。這天重頭戲就是看電視轉播大閱兵，其中一個高潮就是北大學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大家都感到當時有一種「政清人和」的氣氛。那是我們這些朋友相見的一個高潮，但也是一個終結。後來世界發生巨變，每個人的命咭膊簧跸嗤咴诓煌穆窂缴希矔鴮懥瞬煌墓适隆�
但虎坊橋是一種文化，是當年各種社會思潮進行衝撞和磨合的一個縮影，是一個公民社會本應存在的正常生態。事實上，許多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都有過青年人尤其是大學生與社會進行衝撞的現象，但一旦他們走入社會，進入職場，社會本身就會消化他們的衝撞能量，並且順勢納入到主流的意識和行為軌道中。這種規律還是有一定普遍意義的。就姜洪來說，包括他的弟弟姜漁，因為曾經參加過《沃土》和參選人大代表的事情，在研究生畢業分配時就遇到了麻煩，說不能留在北京而要分配到外地。姜洪把這個情況通過唐若晰向上反映，鍾沛璋得知後很生氣，說這種極左的東西總是在破壞我們的青年工作，他讓姜洪把情況寫一下由他轉達給胡耀邦。信送達上去後，胡耀邦有明確批示，要求對姜洪二人進行正常畢業分配。後來，兩人都分在北京，其中姜洪被分配到國際關係學院任教。當時研究生很少，而姜洪又師出著名經濟學家吳大琨教授，人又聰明，所以學校把他當成寶貝，一上去就讓他教授《世界經濟概論》這門課程。由於鍾沛璋的關鍵扶持和助力，姜洪此後在國內是風生水起，事業一直處於蓬勃興旺中。後來他調到國家審計署任職，然後被陳元看中，調到國家開發銀行的研究院當常務副院長主持工作，然後又到國家行政學院任教務長。姜洪所著的《世界經濟論綱》，專門分析典型與非典型發展道路，在學術界非常有影響。2021年鍾沛璋去世後，姜洪曾以「記一位世界文明大道上的馬克思主義者」為題撰文紀念，裡面記述了鍾沛璋擔任中宣部新聞局長時，曾經當面跟他講的一段話，大意是：一定要開門搞改革，當年馬克思主義不是從國外傳來的嗎？是馬克思主義使我們有了透視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眼光，否則我們還是改朝換代的思想。中國的改革過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是再次從世界優秀文化中汲取營養的過程。應該說，從鍾沛璋思想對姜洪的影響，可以看出七十年代走出的那一代青年，逐漸地習慣去尋找文化和文明的背景，這是一個有規律性的節奏。
我出國前夕最後一次見到姜洪，是參加他策劃的一個傳統文化的研討會，地點是在外交學院。那次會議參加者的面很廣，看見我們報社的經濟記者艾豐也去了。作為著名的新聞記者，當時艾豐好像正在致力成為「著名經濟學家」，他開一輛自己私人的夏利小汽車，帶了一個女記者。就在那天會上，也見到了久違的彭憶東，可惜那天人多，時間又緊，我們兩人只是傻笑笑，沒能細談。這時國內已經出現國學熱，傳統文化熱，一些原先熱衷政治的朋友都不同程度捲入文化熱潮中。不久，我去了加拿大，但很快也步入文化這一塊，創辦了名為《文化中國》的學術期刊，一直弄到今天，長達二十八年。有時在想，從熱血青年進到理性年齡，可能最重要的轉變就是轉向文化的探究和深問，這可能是回答以前一直想弄清的社會問題的重要基點。自古以來，風聲雨聲書聲，家事國事天下事，其中的「書」是很關鍵的。從虎坊橋的故事開始，裡面的所有人，所做的事和所行的路，基本上都與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有著歷史節奏的默契。
虎坊橋的伯父伯母去世多年了，後來其中來往的朋友也很少見面，每個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新世紀後，回國參會曾同姜洪見過幾次，我們兩人會不經意地逐一回憶當年的人和事。那都是故事，但也都是歷史。現在回頭看，那樣一個年代，肯定不止是我們，起碼是相當一批人，都有不同的類似虎坊橋的故事，很希望有人也寫一下，趁著我們尚未老年痴呆，把自己的一些記憶與他人分享，也給歷史保存一些碎片。
（附記：平生不喜記錄，「報人拾憶」僅憑記憶所寫個人瑣事，不是報史，人名、地名、時間和細節可能有錯漏。有些事情，參與或見證的同行編輯、記者或朋友不少，歡迎指錯並訂正，以後正式成集時修正定稿。謝謝）
ZT：虎坊橋的故事
──報人拾憶之十一
作者：鄉廬子夜
虎坊橋故事折射的是一種文化，是當年各種社會思潮進行衝撞和磨合的一個縮影，是一個公民社會本應存在的正常生態。自古以來，風聲雨聲書聲，家事國事天下事，其中的「書」是很關鍵的。從虎坊橋的故事開始，裡面的所有人，所做的事和所行的路，基本上都與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有著歷史節奏的默契。所以，那都是故事，但也都是歷史。
在此前的回憶文章裡，幾次提到北京虎坊橋這個地方，其中有姜洪的名字，也提到他的父親和母親。但其實這一家的故事，遠比已寫到的要精彩和豐富很多。所以除了專門寫一篇外，否則不會過癮的。
姜洪是我在北大荒兵團搞報導時認識的朋友，其實並不止於工作，而且是發現了兩人對時政和世界的共同看法，在當時屬於「熱血青年」一類。後來一直流傳一個說法，有不同版本，但意思大致一樣，說一個人在年輕時候如果不是左派或激進分子，就是一個沒有良知的人；但到了成年尤其是中晚年之後，如果不轉向保守或仍然是左派，就是一個沒有理性的人。現在我們兩人雖老，但不敢對自己的思想進行蓋棺定論，就年輕時那些故事，現在回想起來卻大致就是如此。
姜洪父母的家在北京虎坊橋一帶，就在北緯路和永安路相交處，附近就是前門飯店，幾十年來就是那個樣子；飯店不遠是原《大公報》的舊址，對面就是《光明日報》社，他們家就在南面的樓群裡。姜洪的父親叫姜鍾德，母親叫齊志強，我是以伯父母稱之。伯父早年在《大公報》辦副刊，與沈丛文、蕭乾等共過事。文革中《大公報》停刊，後來改成《中國財貿報》即現今《經濟日報》的前身。伯父是新聞界的老前輩，應該說，由於這一點，才是我與這個家庭走得那麼近的原因，在新聞寫作和文學方面，我和他談論的話題遠比姜洪多。有時伯母會把自己的母親接來北京居住，姥姥也是極討人喜歡，這個似乎「沒文化」的老人和我們這些所謂「有文化」的人經常是相談甚歡。他們一家原籍河南，有河南人那種簡樸和純厚的習性。姜洪家來往人較多，我由於在北京時就住在他們家，所以比別人更多了某種有歸宿的親和感。
姜家地方並不大，就是那種一房一廳的佈局，客廳裡也搭了一張床，空間是很窄狹的，但我們這些「狐朋狗友」進入後，那種無形的空間卻是海闊天空的。大家都是耍嘴皮子的，但伯母要負責各種伺服，有時還要管飯。伯母不但對兒子的朋友好客，對周圍鄰居也很熱心和體貼。他們家有一個九寸的黑白電視機，當時還算是希罕之物，有時碰上好節目，伯母會去周圍鄰居一一打招呼，邀請大家來看電視。
剛開始時，姜洪家來往的，都是年歲略微大一點的朋友，主要是伯父母相識的朋友和鄰里。由於伯父一直從事報紙副刊工作，所以起初大家都常以文學和電影作為談論話題。接著，知青陸續返城，多了一些北京知青和同學朋友，然而，就出現了上大學的各地朋友。七十年代中期，大概就是1974年至1975年左右，整個國家的情勢還是很壓抑的，人們談論的多是小道消息，也不能做什麼。1976年情勢開始巨變，尤其是打倒四人幫後，不斷有新事件出現，包括恢復高考，這個地方更成了見證中國改革開放的寒暑表。這個地方就出現了熱血青年的身影，非常熱鬧。不同的人帶來不同的消息，又成了那個年代信息交流的匯集點，到那時，整個氣氛就有些熱烈和興奮了。姜洪的許多朋友，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由於伯父與蕭乾共過事，來往也多，他的兒子蕭馳當時在江西插隊，回京時也經常來姜家。蕭馳當時的名字叫蕭鐵柱，長得高大魁梧，他是蕭乾與前妻生的，蕭馳生母是個英國人，所以蕭馳也是一副相貌挺拔的樣子。他的性格容易激動，經常詩情大發，在我們這個群裡是個才子和怪人。後來他確實成為一個詩人，並在國外大學執教中國文學，基本上沒有離開他應有的人生習性軌跡。早期的朋友還有一個叫彭憶東的，聽名字就是高幹子弟，他當時在檢察院工作，屬於執法部門，能同我們混在一起，也可見當時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態了。應該講，當時我們這些人的思想還是幼稚甚至是混亂的，沒有受到正規的學術教育，基本不太瞭解世界上的流行思潮，都是憑借此前有限的讀書中獲得政治靈感的。與姜洪和彭憶東在一起談時，我特別會引用《共產黨宣言》中那句「工人無祖國」的名言。當時以抓階級鬥爭為主，大家都有一種可能要被抓的心理準備。我出了一個主意，假如你們北京呆不下去了，不妨從雲南出去找緬甸共產黨打遊擊。在潛意識裡這甚至成為一個「選項」。
這個群體中還有一些與姜洪在兵團連隊的北京知青朋友，其中一個劉連株，是關係最密切的，他事實上成了姜洪在當時最得力的助手。有一次我去北京，姜洪忙於上課，劉連株去接站。接站時他手裡拿著一本嶄新的《資本論》，一見面就說，這個《資本論》的版本是比較好的，值得好好看看。劉連株這時已經在電視機廠工作了，我知道他不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但也學他那個樣子，去買了一套新版的《資本論》。事實上，後來自己根本沒有時間完整地通讀過一遍《資本論》，想必劉連株也未必會真正地讀過。姜洪當時就讀北大經濟系，對《資本論》應該是很精通的，估計劉連株是受他影響，有了一番對《資本論》版本的高論。現在看來我們這些人都有不少天真和附雅的好笑事情。
同時，姜洪的弟弟姜漁，在石景山發電廠工作，他的周圍也聚群了一些人，有時也到虎坊橋來，許多人名字都記不得了，只記得有田忠、周志仁等。七十年代是一個貧窮和匱乏的年代，那時去虎坊橋姜家的青年人，不單單是窮孩子，而且是「不懂事」的孩子，一般都是兩手空空只帶一張嘴去，那張嘴就說話和吃東西。白天時伯父伯母都上班，我們這些人聊到中午肚子餓了，就會派人去附近餐館買一大盆炒疙瘩，大家都狼吞虎咽掃進肚子。我以前很少吃過北京的這種炒疙瘩，又小又硬，經常是吃得腮幫子發疼。有些下午去的人多，明顯擺著就要蹭飯的，於是伯母在下班後又要忙碌喂食這幫自命不凡的「關心國家命摺沟男∽觽儭Ｓ袝r聊到深夜，大家意猶未盡，伯母就會讓大家隨意搭地鋪睡在那兒。記得有一次最多時有十來個人睡在那兒，這也是一個奇觀。
那時在姜洪家高談闊論，當時談論最多的就是國家的走向，大家自以為都是可以救天下的人，而且都是非常願意犧牲的，很可愛，也很可笑，哪個年代是少不了像我們這樣的人。這些人中間，有的直接參與了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邉樱瑥倪@個時期到打倒四人幫前後，是虎坊橋這個地方最激動的時光。我是九月底從東北探親經北京回上海去。那時，全國悼念毛澤東的治喪期剛過，大家議論過局勢會發生變化，但並沒有想到會很快。到上海後，大概在十月十日左右，接到姜洪來信，暗示北京政事有變，四人幫已經下台。這時上海根本沒有動靜，直到兩天後馬路上才出現大字報。一個新的時代就這麼突然來臨了。
幾天後再到北京，姜家變得更加熱鬧，多了一些新朋友，都是互相交換各種小道消息和流傳文章的，包括從海外傳進來的有關四人幫的材料和報道。那時不流行複印機，也不知道大家何來的熱情和辛勞，會分工用手一頁一頁抄寫，甚至一本書，也會設法拆散開來分頭抄寫。這種手抄本行為好像是從文革中流傳下來的。有些人因為傳播消息比較準確並得到驗證，其傳播的消息會讓人十分相信。即使後來他傳播的消息並未驗證，大家對他仍然信任如故。後來自己進入新聞學研究生，忘記了這其實也應該是一個可研究的傳播心理學課題。
但是，儘管打倒了四人幫，整個極左的局勢還未扭轉，當時國家仍然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在東北無法參與北京朋友的活動，但一直保持聯絡，當時也就只能通過信件來往。記得當年自己寫了一篇政論文章寄給姜洪，估計因信封太厚被郵局查檢發現，這就是出事了。當時姜洪他們在北京也組織了一些反極左的活動，例如，用突擊的手法貼了要求改革開放的大字報，據說是被北京公安局立案的。總之，我們都作好了思想準備，那個年代，大家好像也不怎麼怕坐監獄，也許可能都是血氣方剛又加上沒有家室之累。我甚至寄了糧票和錢給姜洪，說一旦事發去緬甸找共產黨參加遊擊隊。
但是，我們所擔心的事情並沒有出現現，由於一批老幹部的復出和全社會要求改革開放形成共識，極左路線開始得到扭轉並清理。整個大局面的改變，使原先我們所有的擔心都一下消去了。這個時候，大家都同這個國家一樣，表現出一種歡欣鼓舞的精神面貌。虎坊橋姜洪這個家的又多了一些剛來到北京讀研究生的朋友。其中一個叫胡平，四川人，是北大哲學系的研究生。這完全是一個把思想作為全部生活的學者，雖然只是學生，但思考的問題和深度遠超一般同類學者之上。胡平現在美國紐約定居，他似乎談論政治問題較多，但我認為他基本上是一個哲學家的定位，應該是我們這個群體裡的「學究」式人物。還有一個是趙穗生，安微人，是北大南亞系的研究生。因為是南亞研究的方向，外語學的是小語種的梵文，所以很痛苦也不情願，於是也自學了英語。這個朋友膽子很大，為了多利用英語練習的口語機會，即使自己詞彙量不多，也千方百計去爭取給外教擔任翻譯，一開始當然會出錯或笑話，但時間一長，錯譯愈來愈少，到後來基本是爐火純青了。這種毅力非常令人欽佩。現在他在美國的大學裡擔任中國問題的專家。
姜洪等人那時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影響力的圈子。當時北京的青年群體不像現在有這麼多圈子，就那麼幾個，大家也很互相熟悉並儘量有一致的行動，主要就是推動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中央工作。1978年下半年，北京電報大樓西邊的路口出現了專門張貼大字報的街牆，這件事引起全世界注意。當時我在東北從內參裡知道這件事，同時電台又播發了鄧小平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發表的談話，肯定了這些大字報對國家穩定的作用。這時，姜洪給我來信，談到正在策劃一份油印刊物，我因身在東北無法參與，只能談了自己一些設想。姜洪的意思是想把它辦成像《新青年》那種性質的刊物，為改革和開放吶喊。這份刊物後來出版時起名為《沃土》，從性質上是一本綜合刊物，有理論文章，新聞評述，文藝作品等。姜洪擔任主編，參與者有胡平、趙穗生、彭憶東、田忠、姜漁、蕭馳、王山、周之仁等。
當年，在電報大樓西邊那堵牆發行的油印刊物除了《沃土》外，還有《今天》《四五論壇》《探索》《北京之春》等，相比這些刊物主要偏重時政和少數有文學和詩歌，《沃土》作為一本綜合性的刊物，客觀地說是最具學術風範的一本，無論是理論文章還是文藝作品，都有上乘的作品。創刊號最有份量的代表作有三篇，有兩篇是姜洪以江峰的筆名寫的，一篇論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一篇論民粹主義的問題；還有一篇是胡平的深度長文《論言論自由》，這篇文章直至目前仍然是政治學和哲學領域裡被學者重視和引用的。還有一篇是彭憶東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在社會檔案裡》，這個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本子裡面也滲進了我們自己的思想脈絡，例如那句「工人無祖國」，以及到緬甸打遊擊的情節，就是當年我們在聊天時最激動人心的思想。彭憶東的這個本子是在很短時間內趕出來的，完全是專業水平，說明他非常有創作天賦。這基本上反映了虎坊橋這個點的人員的整體素質。第二年，由北京電影製片廠主編和出版的《電影劇本》全文刊發《在社會檔案裡》，並列入拍攝計劃，只是後來並未拍成。
虎坊橋這些青年當時的影響，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和重視。姜洪這些人那些年所做的，幾乎與當時上面所做的完全合拍，符合當時高層改革派的思路和方向，而且也引起上面的注意和關照。《沃土》出版後，上面通過團中央幾位幹部保持聯絡。據姜洪的記憶，當時胡耀邦、鄧穎超和胡啟立對這些民間的油印刊物很重視，布置時任團中央研究室主任鍾沛璋與各刊物聯絡和調研，鍾沛璋指派謝昌奎、唐若昕、楊文三人與姜洪聯絡，並親自登門《沃土》的編輯部，大家都談得很融洽。三個人回去後寫了一份報告，綜合分析了當時出現的那批油印刊物，其中對《沃土》的評價比較正面，認為人員素質同其它幾本刊物相比是「實力雄厚」的，這批人以後會有所作為的。鍾沛璋後來還單獨接見了姜洪，成為無話不談的忘年交。不久，鍾沛璋根據中央精神向姜洪打招呼，這種油印刊物不宜再辦下去，他們也就配合停止了刊物的咦鳌＿@種上層和基層的良性互動，現在看來還是有可圈可點之處的。
在北京期間，我經歷了《沃土》的後期，曾經參加過在電報大樓西邊派發（忘了是否出售）刊物，每個人負責一大撂刊物，很重，很累，但到全部派完後兩手空空，也有一種成就感。由於姜洪家並不寬敞，所以編輯部設在月壇的一位朋友處，是一幢筒子樓，周圍都是各家鄰居，進進出出都感到有無數雙眼睛在關注，大家好像也不怎麼害怕。油印工作好像後期是在北師大進行的，印象中有時就在我學習備考的那個房間，也就是《一九七九年》那篇文章中所說王山的宿舍。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插曲：當決定不再辦《沃土》後，那架油印機如何處理就成了問題。油印機是從校外一位朋友借來的，從校外拿到校內問題不大，好像門衛不管，但從校內往外拿，門衛肯定要管並且要查證，這就很難能說得清楚了。當時，北師大師生進出主要是在東大門，但在北邊還有一個小門，白天開放有人站崗，晚上就用鐵門關上。結果，我們選定一個晚上，在鐵門關上後，兩個人在外接應，兩個人在裡面爬上鐵門，就這樣把油印機轉遞了出去，模樣全然像做僖粯樱F在想想也是挺滑稽和可笑的。其實，那是一個特別的年代，類似現在青年人看來是荒誕和離奇的事情，還是很多的。
無疑，在虎坊橋姜洪那個家聚集然後又走出的青年人，可以說都不是「省油的燈」，幾乎都很難安閒下來，尤其在一個剛開始改革和開放的年代，共和國每一次脈搏的跳動，都能聽到其中有他們的聲音。1979年之後，雖然油印刊物是不再辦了，但這個國家和社會的燥熱始終有增無減。第二年就出現了多個大學的學生參加地方人民代表選舉的現象。姜洪的弟弟姜漁，正在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有一天在大食堂午餐期間，跳上桌子向大家發表演說，並宣佈參選人大代表，成為當時高校的一則美談。而胡平也在北京大學宣佈參選人大代表，好像是成功當選，後來不知為什麼沒消息了。
這些事情都是在體制外發生的，問題是，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如何能納入體制內才是能否真正成功的關鍵。無論如何，這些人熱衷「折騰」的時候，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時期，無家室之累，幾乎沒有後顧之憂。但很快，大家談戀愛的談戀愛，成家的成家，過一兩年，到虎坊橋姜家探訪的，都帶了兒女。姜家不但還是有人在高談闊論國家大事和天下興亡，但卻多了嬰兒的哭啼聲和訓斥孩童的吼聲，已經是熱鬧非凡，伯父和伯母也是忙得不亦樂乎。這個時候，有了家室的人，心境和行為模式都發生了某些變化。我們慢慢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各位所討得老婆，嘴巴上不說，但暗地裡都不太讚成丈夫再去從事政治活動，大家對這一點也未形成分歧，畢竟居家過日子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這時國家和社會發展都步入了一種正常軌道，我們中的許多人都進入體制內工作，這裡面有許多規矩和限定也是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
在此之前，虎坊橋那個地方的朋友，好像一直生活在孩子般的天真之中。《沃土》是一個代表作，這個時候似乎到了轉型時刻，應該有某種形式的「成人禮」，或向人生的某些時刻舉行告別式？當時並沒有什麼人刻意想到這一點。但是，為了調劑一下交往方式，虎坊橋的這些朋友曾在《沃土》停辦後集體郊遊去了一次房山縣的十渡，在拒馬河畔呆了一天。
那天我們是在永定門南站集合上的火車，除了姜洪夫妻、姜漁等，虎坊橋和《沃土》的「狐朋狗友」大部分都到了，包括胡平、蕭馳、趙穗生、劉連株等，大家都帶了吃的，可以作簡單的野餐。這個地方當時尚未開發旅遊資源，一切都是原生態，包括貧窮和落後的原生態。那天好像是沒有再談論國家大事，都在玩。我和姜洪的夫人在一旁尋找碎磚和石塊，準備搭火給大家弄口熱湯。只是事先沒有通知統籌所帶物質，例如缺少燃火的木柴，也沒有煤油。於是姜夫人讓我和一個人（忘記是誰了，很可能是劉連株），去附近農家討要些木柴和煤油。我們兩人走進村莊，也許白天忙農活，村裡人很少，各家也沒關門，都是老人守家。就在這個地方，離京城才幾十公里，故都的天子腳下，竟是破落和殘敗，讓我感到一種自古以來的貧窮和落後，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城裡高談闊論時無法想像到的。這個畫面我後來一直沒有抺去，總感到這個世界是虧欠了許多人的。
那時物質匱乏，大家帶的食物都很簡單，但還是玩的很盡性，有一個手提錄音機，音量很大，現場非常有熱鬧感。其中一個高潮是，姜漁用紙寫了幾句話（忘了是什麼）放在一個小瓶子內，然後擺出一副莊重儀式的樣子，同蕭馳兩人挽起褲管，慢步涉向拒馬河中。蕭馳把小瓶高舉過頭，姜漁則抱著錄音機，大音量地放著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命摺罚会徉嵵仄涫碌卦诤又行陌涯莻�小瓶子放入水中漂走。當時大家在岸邊是笑看這一幕的，兩人那副樣子好像同往常玩世不恭的態度一樣，但總還有一些認真的模樣，這是令人記憶深遠的。拒馬河往下流去是大清河，然後會匯入海河，出口至大海洋。後來總在想，那個小瓶子也許入海飄流至世界，如同我們幾個朋友浪跡天涯般，但也可能就擱溤诟浇硞�地方再也沒走出去。當後來這個地方開發成「野山坡」旅遊景點，人山人海時，那個小瓶子也許就永遠埋在地底下了。
進入八十年代，不少人都去讀研究生了，有的人則進入商界，搞得紅紅火火，大家生活日趨安定和富足，加上年歲增大，已經沒有年輕時那種折騰的勁道了。同時，這個時候每個人的天地都變得很大了，虎坊橋那個地方漸漸只剩下記憶。姜洪和姜漁都各自成家搬出去住，我們更多的時候是去串門見伯父伯母。有時我辦事路過會拐進去，趕上快吃晚飯的時候，伯母會拿出兩毛錢讓我到對面的副食店買一塊豬肉，回來時她已把麵和好，剁了白菜，很快餃子就包好了。我吃了就回去了，就像在自己母親那兒一樣。後來伯父單位分了新房子，面積稍大。這個新房離原先的舊居並不遠，就在同一小區內，但地方變寬敞了，大家都很高興。搬家的時候我們都去了，伯母讓我們去的時候順便在東單買了春卷皮子，那天她炸了春卷讓大家吃。重活是我們男人做的，搬完後的清理和打掃是女人的事，記得是我太太和姜洪的妹妹姜琪主責，我太太記得兩人是一直從夜裡忙得天亮。
這個時候，大家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業去了。印象中，最後一次人多聚集是八四年的國慶大閱兵。虎坊橋離天安門近，伯母讓大家去那兒過節，晚上就近看煙火。這時大家都是拖家帶口的了，我們夫婦帶了兒子。人很多，胡平和蕭馳都已出國，來的還有陳志明夫婦帶著孩子。這天重頭戲就是看電視轉播大閱兵，其中一個高潮就是北大學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大家都感到當時有一種「政清人和」的氣氛。那是我們這些朋友相見的一個高潮，但也是一個終結。後來世界發生巨變，每個人的命咭膊簧跸嗤咴诓煌穆窂缴希矔鴮懥瞬煌墓适隆�
但虎坊橋是一種文化，是當年各種社會思潮進行衝撞和磨合的一個縮影，是一個公民社會本應存在的正常生態。事實上，許多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都有過青年人尤其是大學生與社會進行衝撞的現象，但一旦他們走入社會，進入職場，社會本身就會消化他們的衝撞能量，並且順勢納入到主流的意識和行為軌道中。這種規律還是有一定普遍意義的。就姜洪來說，包括他的弟弟姜漁，因為曾經參加過《沃土》和參選人大代表的事情，在研究生畢業分配時就遇到了麻煩，說不能留在北京而要分配到外地。姜洪把這個情況通過唐若晰向上反映，鍾沛璋得知後很生氣，說這種極左的東西總是在破壞我們的青年工作，他讓姜洪把情況寫一下由他轉達給胡耀邦。信送達上去後，胡耀邦有明確批示，要求對姜洪二人進行正常畢業分配。後來，兩人都分在北京，其中姜洪被分配到國際關係學院任教。當時研究生很少，而姜洪又師出著名經濟學家吳大琨教授，人又聰明，所以學校把他當成寶貝，一上去就讓他教授《世界經濟概論》這門課程。由於鍾沛璋的關鍵扶持和助力，姜洪此後在國內是風生水起，事業一直處於蓬勃興旺中。後來他調到國家審計署任職，然後被陳元看中，調到國家開發銀行的研究院當常務副院長主持工作，然後又到國家行政學院任教務長。姜洪所著的《世界經濟論綱》，專門分析典型與非典型發展道路，在學術界非常有影響。2021年鍾沛璋去世後，姜洪曾以「記一位世界文明大道上的馬克思主義者」為題撰文紀念，裡面記述了鍾沛璋擔任中宣部新聞局長時，曾經當面跟他講的一段話，大意是：一定要開門搞改革，當年馬克思主義不是從國外傳來的嗎？是馬克思主義使我們有了透視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眼光，否則我們還是改朝換代的思想。中國的改革過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是再次從世界優秀文化中汲取營養的過程。應該說，從鍾沛璋思想對姜洪的影響，可以看出七十年代走出的那一代青年，逐漸地習慣去尋找文化和文明的背景，這是一個有規律性的節奏。
我出國前夕最後一次見到姜洪，是參加他策劃的一個傳統文化的研討會，地點是在外交學院。那次會議參加者的面很廣，看見我們報社的經濟記者艾豐也去了。作為著名的新聞記者，當時艾豐好像正在致力成為「著名經濟學家」，他開一輛自己私人的夏利小汽車，帶了一個女記者。就在那天會上，也見到了久違的彭憶東，可惜那天人多，時間又緊，我們兩人只是傻笑笑，沒能細談。這時國內已經出現國學熱，傳統文化熱，一些原先熱衷政治的朋友都不同程度捲入文化熱潮中。不久，我去了加拿大，但很快也步入文化這一塊，創辦了名為《文化中國》的學術期刊，一直弄到今天，長達二十八年。有時在想，從熱血青年進到理性年齡，可能最重要的轉變就是轉向文化的探究和深問，這可能是回答以前一直想弄清的社會問題的重要基點。自古以來，風聲雨聲書聲，家事國事天下事，其中的「書」是很關鍵的。從虎坊橋的故事開始，裡面的所有人，所做的事和所行的路，基本上都與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有著歷史節奏的默契。
虎坊橋的伯父伯母去世多年了，後來其中來往的朋友也很少見面，每個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新世紀後，回國參會曾同姜洪見過幾次，我們兩人會不經意地逐一回憶當年的人和事。那都是故事，但也都是歷史。現在回頭看，那樣一個年代，肯定不止是我們，起碼是相當一批人，都有不同的類似虎坊橋的故事，很希望有人也寫一下，趁著我們尚未老年痴呆，把自己的一些記憶與他人分享，也給歷史保存一些碎片。
（附記：平生不喜記錄，「報人拾憶」僅憑記憶所寫個人瑣事，不是報史，人名、地名、時間和細節可能有錯漏。有些事情，參與或見證的同行編輯、記者或朋友不少，歡迎指錯並訂正，以後正式成集時修正定稿。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