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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才：来美十年，简单记录一下
发言人: 王有才, on 3/3/2014 2:18:00 AM 显示／隐藏文字
王有才：来美十年，简单记录一下
2014-03-02
时间过的真快，来美国还有二天就整整十年了。
2004年3月3日，我从浙江衢州的《浙江省第一监狱》通过上海国际机场，在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陪同下，乘United Airline 于3月4日来到美国，经旧金山，转道华盛顿 D C，然后到罗得岛，与徐文立先生见面。同时见到王丹先生，谢中之先生，陈小平先生等。一晃十年过去了。
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对我本人的帮助和支持！真的感激不尽！非常感激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我们的民运同道、中国民主党人对我能够来到自由美国的声援、帮助和支持。
2004年3月3日，当时在上海机场的United Airline飞机的入口处，后面站着两个中国警察，当美国国务院官员问我愿不愿意来美国时，我在飞机的人口处考虑了很长时间（有40多分钟），最后决定同意来美国。这个决定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决定。
来美国后，我当时最想读的是政治学和宪政法学。后来我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其中就一边学习提高英语，一边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旁听《Constitution》的课，说实话，我的英语很差，一开始基本上一点都听不懂。由于我自己判断我一时不可能英文提高很快，我自己也没有信心能够学好法学和政治学。而我之前在我的20岁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学的是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我相信我还是能够学好理工科的。感谢伊利诺伊大学Urbana-Champaign分校物理学系给了我继续攻读物理学博士的机会。我然后在2005年春到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就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在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时，我当时很犹豫是不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即使以很好的成绩通过qulifying examination之后，我还是很犹豫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此过程中受到指导教授、系主任、国内朋友、海外朋友、特别是家人的长期支持和鼓励，我后来去了弗吉尼亚的Jefferson国家实验室开始做我的物理学研究。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11年完成博士学位。后来来到纽约参加工作。
在此长期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中国民主党一直是我所化的时间最多的。在我工作之前，无论在 哪里，几乎每见到一个中国人（包括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我就会利用一切机会来讨论中国宪政民主化和中国民主党的事宜。我也参加了许多中国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包括参与筹备《未来中国》网站，参与筹备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中心），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以及《流亡中国民主党人委员会》。本来在2009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准备讨论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学生学者委员会”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2009年，在纽约有一大批人（主要是老民运）讨论筹备建立中国民主党的全国性组织。当然他们也与我联系。当时我是很积极从事中国民主党的事物的。由于有这样一大批人的介入，我其实是有兴趣的。同时我也动员了一些人参与此事。
其实，在2009年之前，我几次来过纽约了解了一些“中国民主党”的组织。我对这些活动有公开的质疑。有些发表在《博讯》上。我公开批评过谢万军和其他人我不想在这里提及。谢万军在国内山东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通过长期观察，谢万军还是想做中国民主党的。
在2009年之前，我也参与纽约一部分人的中国民主党活动，主要是徐水良、陈立群、周建和、姚振宪、蔡桂华等人。除了陈立群之外，其他人因为对后来重组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有很多的怀疑，所以他们后来都没有参加后来重组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自从王天成来到美国后，我们通了许多电话。他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五年。面对中共这个强大的专政集团，反对派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事。王天成作为北大法律系的讲师能在89镇压后的那种严厉形势下，能参与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我一直认为他们这些被判刑的人将是未来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由于法律学养对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实践至关紧要。我非常看好王天成的作用。在他来美国后，我与他打电话是最多的一个。王天成在《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党》的重组中会起关键的作用。
唐元隽参加了国内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他比我先来美国。我与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讨论中国民主党发展的事。
我对余志坚和黄小勤是很相信的。余志坚大家都知道，89年被判无期徒刑，在国内也参加中国民主党的活动。黄小勤因为中国民主党被判刑五年。非常不容易。
李志友没有能够来美国也是我的一件心事。他在国内因从事中国民主党被判刑三年。虽然他没有参加《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但作为中国民主党人，参与无论哪个真正的中国民主党都是一样的。
其他一些在美国大学里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由于对民运圈的复杂性不可能用足够的认识，我没有邀请他们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2009年，我确实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事宜与徐水良有大量讨论。
我当时认为主要有三大类人：
一类人是我们这些长期在国内外参与民运的人，特别是国内参与中国民主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人，想发展一个真正全国性的强大的的反对党。
第二类人是为中共服务的人，包括特务线人等，也想发展中共控制的反对党，来了解国内海外的民主运动和反对党运动。加以控制和利用。当然也是愈大愈好，一方面容易制造矛盾，不好控制时加以分裂。另一方面想用这个海外最大的组织压制其他中共的反对运动和组织。
第三类人想赚钱，做政庇生意。
有非常少的人同时参与三类角色。
现在看来，第一类人，很多已经淡出，有好几位在离开时跟我谈过，想不到这个组织变成了政庇组织。还说了许多伤感的话。
我是不怕中共特务、线人的，参与中国的反对运动，反对中共的专政统治，没有中共特务、线人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实践上也是不可能的。只是怎么样在组织外战斗和组织内战斗的问题。波兰团结工会是其中一个长期艰苦有效的实践，也有一些无效的实践。但是是可以尝试，屡败屡战的。最后肯定能找到一条可能有效的道路。
这个也是我对《零八宪章》的态度。跟《中国民主党》一样，《零八宪章》也一样有很多特务、线人。在中国进入革命变革过程中，这些人的作用会非常复杂。这个留待以后讨论。
来美十年了，人生一直非常辛苦，忙碌。《中国民主党》的事业还是要继续做。在海外这段时间我没有与徐文立先生走在一起，是一件遗憾的事，这个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本人也是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在我刚来美国到2009年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我给徐文立先生和徐水良先生打的电话是最多的，每个人都收到我打过去一千个以上的电话。
从2013年开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有些力有不逮。《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展一直不容易，这个是意料之中的。当陈西、刘贤斌、朱虞夫、陈卫等中国民主党人第三次被判长期徒刑，杨天水、许万平、谢长发等等中国民主党同人在监狱里长期煎熬时，《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每年连一千美元，甚至连五百美元都不能帮助时，而且还从事可能是《毒树之果》的事，这样的事还有意义吗。对于长期的监狱煎熬，无论对于本人还是家庭，日子真的是没有办法过的。本人是只有受监狱的煎熬之苦了，还要时时与监狱狱警斗争，心身饱受折磨。家庭通常是妻离子散，对于长期坚守的家人，我们只有感激。
我这里先说明一点，当时刚开始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时，所有人都是跟我说不做政治庇护的。我当时在弗吉尼亚做研究。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是不相信有些人的这些话的。但是，我当时想只要关键人物不从事这些事情，坚强财务监督力度，给国内中国民主党人和维权人士特别是坐牢的中国民主党人有适当的帮助，可能也是值得尝试的，现在看来，这些也是不可能的，由于美国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立法机关、和美国方面的媒体对政治庇护中出现的欺诈现象等情况开始关注、实践、讨论，如果这些可能的《毒树之果》成为真实的话，那一天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这个也是我公开我的态度和立场的一个原因。
后来国内湖北参加中国民主党坐牢九年的陈忠和先生流亡到了北欧。
等等。
回到1993年，当时我们认为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转型需要30年----
当时我们认为江泽民那批人没有可能性，胡锦涛那批人受到的是毛泽东时期的大学教育，他们这些人的血液里只有毛泽东的垃圾，肯定没有自由民主理念，也是没有可能性。文革一代人我们当时不是很清楚，他们有一部分人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但是这些人主要被中共吸纳。而且他们的知识储备也是不清晰的。当时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不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些人。他们这些人的行事有一些不可预测性。
但是过了这批人，到了80年代受高等教育也是60年代出生的人，共产党是完全没有能力吸纳大多数精英的，而且大多数人对80年代学生时期自由的向往和对中共严厉镇压89学生自由民主运动（89民运和64镇压）的反叛会在2020后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势不可挡。当时作为我们是想通过组建全国性反对党来领导这次宪政民主转型的变革和革命的。（当然，当时也谈到了一个巧合，苏共建国74年崩溃，当时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大学生，而中共到2023年也是建政74年，文革之后的自由派大学生在2020年之后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的时候，那个时侯中国民间和当局才可以真正对垒，当时也不排除统治当局在那时分崩离析的情况发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时的中共肯定是过街老鼠了。）
当然三十年时间太长，太艰难。其中的苦难是难以言说的。更由于时间太长，能否坚持也经常会考验人的选择。国内有很多人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也有一些人向我谈到了疑问。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走了艰难的三分之二的时段，让我们再看看不到三分之一时间段中国的变化吧。我们自己可以从参与者成为这次中国巨变--从专制统治到宪政民主制度变化的有力支持者吧。
中共肯定会在2023年左右被民众赶下台。当然当时的想法是要有动员力的全国性组织特别是政党的领导。这个也是我们致力于建立发展中国民主党的原因。也是我们即使知道道路艰难，但还是能够始终努力坚持的原因。我想这个思路还是有效的。而且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又有了更多其他有效的方式。所以中共倒台的日子应该是更短的而不是更长了。当时很多人说中共很快倒台，我是不相信的，现在当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受到太长时间的煎熬等待开始变得失望时，我会更多地表达中共倒台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虽然不能说指日可待，但指年可待是肯定的。
由于中共特务、线人的渗透，破坏，中国在海外的民运发展也确实很难。大多数组织经过多年的变化，确实已经基本上被中共控制了。中国民主党全联总由于徐文立先生退出第一线，也同样有这个问题。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即使这些都是问题，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和人类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的进程中，中共专政统治的垮台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组织的力量不能发挥作用时，非组织的力量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在条件合适时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时，也是能够推翻中共的专政统治的。只是在那种情况下，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过程更长一些，更复杂一些，动荡更长甚至更剧烈一些，但是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法治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实现是应该肯定的。
借此机会，我对反抗中共暴政的人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对国内参与民众维权运动特别是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党的人士表达我深深的敬意！对中共镇压中国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表达我最大的谴责。对于长期在中共监牢里受尽煎熬的维权人士、民运人士特别是现在还在监狱受刑坐牢的中国民主党人谢长发、杨天水、许万平、陈西、刘贤斌、陈卫、朱虞夫等等，我内心一直非常难过，有时确实以泪洗面，一方面表达我对这些同人的尊敬，另一方面更是对中共的仇恨和谴责！
我要说，我也是反抗中共暴政的一个战士。也是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个参与者，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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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2
时间过的真快，来美国还有二天就整整十年了。
2004年3月3日，我从浙江衢州的《浙江省第一监狱》通过上海国际机场，在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陪同下，乘United Airline 于3月4日来到美国，经旧金山，转道华盛顿 D C，然后到罗得岛，与徐文立先生见面。同时见到王丹先生，谢中之先生，陈小平先生等。一晃十年过去了。
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对我本人的帮助和支持！真的感激不尽！非常感激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我们的民运同道、中国民主党人对我能够来到自由美国的声援、帮助和支持。
2004年3月3日，当时在上海机场的United Airline飞机的入口处，后面站着两个中国警察，当美国国务院官员问我愿不愿意来美国时，我在飞机的人口处考虑了很长时间（有40多分钟），最后决定同意来美国。这个决定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决定。
来美国后，我当时最想读的是政治学和宪政法学。后来我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其中就一边学习提高英语，一边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旁听《Constitution》的课，说实话，我的英语很差，一开始基本上一点都听不懂。由于我自己判断我一时不可能英文提高很快，我自己也没有信心能够学好法学和政治学。而我之前在我的20岁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学的是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我相信我还是能够学好理工科的。感谢伊利诺伊大学Urbana-Champaign分校物理学系给了我继续攻读物理学博士的机会。我然后在2005年春到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就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在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时，我当时很犹豫是不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即使以很好的成绩通过qulifying examination之后，我还是很犹豫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此过程中受到指导教授、系主任、国内朋友、海外朋友、特别是家人的长期支持和鼓励，我后来去了弗吉尼亚的Jefferson国家实验室开始做我的物理学研究。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11年完成博士学位。后来来到纽约参加工作。
在此长期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中国民主党一直是我所化的时间最多的。在我工作之前，无论在 哪里，几乎每见到一个中国人（包括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我就会利用一切机会来讨论中国宪政民主化和中国民主党的事宜。我也参加了许多中国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包括参与筹备《未来中国》网站，参与筹备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中心），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以及《流亡中国民主党人委员会》。本来在2009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准备讨论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学生学者委员会”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2009年，在纽约有一大批人（主要是老民运）讨论筹备建立中国民主党的全国性组织。当然他们也与我联系。当时我是很积极从事中国民主党的事物的。由于有这样一大批人的介入，我其实是有兴趣的。同时我也动员了一些人参与此事。
其实，在2009年之前，我几次来过纽约了解了一些“中国民主党”的组织。我对这些活动有公开的质疑。有些发表在《博讯》上。我公开批评过谢万军和其他人我不想在这里提及。谢万军在国内山东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通过长期观察，谢万军还是想做中国民主党的。
在2009年之前，我也参与纽约一部分人的中国民主党活动，主要是徐水良、陈立群、周建和、姚振宪、蔡桂华等人。除了陈立群之外，其他人因为对后来重组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有很多的怀疑，所以他们后来都没有参加后来重组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自从王天成来到美国后，我们通了许多电话。他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五年。面对中共这个强大的专政集团，反对派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事。王天成作为北大法律系的讲师能在89镇压后的那种严厉形势下，能参与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我一直认为他们这些被判刑的人将是未来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由于法律学养对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实践至关紧要。我非常看好王天成的作用。在他来美国后，我与他打电话是最多的一个。王天成在《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党》的重组中会起关键的作用。
唐元隽参加了国内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他比我先来美国。我与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讨论中国民主党发展的事。
我对余志坚和黄小勤是很相信的。余志坚大家都知道，89年被判无期徒刑，在国内也参加中国民主党的活动。黄小勤因为中国民主党被判刑五年。非常不容易。
李志友没有能够来美国也是我的一件心事。他在国内因从事中国民主党被判刑三年。虽然他没有参加《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但作为中国民主党人，参与无论哪个真正的中国民主党都是一样的。
其他一些在美国大学里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由于对民运圈的复杂性不可能用足够的认识，我没有邀请他们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2009年，我确实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事宜与徐水良有大量讨论。
我当时认为主要有三大类人：
一类人是我们这些长期在国内外参与民运的人，特别是国内参与中国民主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人，想发展一个真正全国性的强大的的反对党。
第二类人是为中共服务的人，包括特务线人等，也想发展中共控制的反对党，来了解国内海外的民主运动和反对党运动。加以控制和利用。当然也是愈大愈好，一方面容易制造矛盾，不好控制时加以分裂。另一方面想用这个海外最大的组织压制其他中共的反对运动和组织。
第三类人想赚钱，做政庇生意。
有非常少的人同时参与三类角色。
现在看来，第一类人，很多已经淡出，有好几位在离开时跟我谈过，想不到这个组织变成了政庇组织。还说了许多伤感的话。
我是不怕中共特务、线人的，参与中国的反对运动，反对中共的专政统治，没有中共特务、线人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实践上也是不可能的。只是怎么样在组织外战斗和组织内战斗的问题。波兰团结工会是其中一个长期艰苦有效的实践，也有一些无效的实践。但是是可以尝试，屡败屡战的。最后肯定能找到一条可能有效的道路。
这个也是我对《零八宪章》的态度。跟《中国民主党》一样，《零八宪章》也一样有很多特务、线人。在中国进入革命变革过程中，这些人的作用会非常复杂。这个留待以后讨论。
来美十年了，人生一直非常辛苦，忙碌。《中国民主党》的事业还是要继续做。在海外这段时间我没有与徐文立先生走在一起，是一件遗憾的事，这个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本人也是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在我刚来美国到2009年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我给徐文立先生和徐水良先生打的电话是最多的，每个人都收到我打过去一千个以上的电话。
从2013年开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有些力有不逮。《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展一直不容易，这个是意料之中的。当陈西、刘贤斌、朱虞夫、陈卫等中国民主党人第三次被判长期徒刑，杨天水、许万平、谢长发等等中国民主党同人在监狱里长期煎熬时，《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每年连一千美元，甚至连五百美元都不能帮助时，而且还从事可能是《毒树之果》的事，这样的事还有意义吗。对于长期的监狱煎熬，无论对于本人还是家庭，日子真的是没有办法过的。本人是只有受监狱的煎熬之苦了，还要时时与监狱狱警斗争，心身饱受折磨。家庭通常是妻离子散，对于长期坚守的家人，我们只有感激。
我这里先说明一点，当时刚开始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时，所有人都是跟我说不做政治庇护的。我当时在弗吉尼亚做研究。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是不相信有些人的这些话的。但是，我当时想只要关键人物不从事这些事情，坚强财务监督力度，给国内中国民主党人和维权人士特别是坐牢的中国民主党人有适当的帮助，可能也是值得尝试的，现在看来，这些也是不可能的，由于美国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立法机关、和美国方面的媒体对政治庇护中出现的欺诈现象等情况开始关注、实践、讨论，如果这些可能的《毒树之果》成为真实的话，那一天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这个也是我公开我的态度和立场的一个原因。
后来国内湖北参加中国民主党坐牢九年的陈忠和先生流亡到了北欧。
等等。
回到1993年，当时我们认为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转型需要30年----
当时我们认为江泽民那批人没有可能性，胡锦涛那批人受到的是毛泽东时期的大学教育，他们这些人的血液里只有毛泽东的垃圾，肯定没有自由民主理念，也是没有可能性。文革一代人我们当时不是很清楚，他们有一部分人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但是这些人主要被中共吸纳。而且他们的知识储备也是不清晰的。当时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不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些人。他们这些人的行事有一些不可预测性。
但是过了这批人，到了80年代受高等教育也是60年代出生的人，共产党是完全没有能力吸纳大多数精英的，而且大多数人对80年代学生时期自由的向往和对中共严厉镇压89学生自由民主运动（89民运和64镇压）的反叛会在2020后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势不可挡。当时作为我们是想通过组建全国性反对党来领导这次宪政民主转型的变革和革命的。（当然，当时也谈到了一个巧合，苏共建国74年崩溃，当时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大学生，而中共到2023年也是建政74年，文革之后的自由派大学生在2020年之后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的时候，那个时侯中国民间和当局才可以真正对垒，当时也不排除统治当局在那时分崩离析的情况发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时的中共肯定是过街老鼠了。）
当然三十年时间太长，太艰难。其中的苦难是难以言说的。更由于时间太长，能否坚持也经常会考验人的选择。国内有很多人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也有一些人向我谈到了疑问。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走了艰难的三分之二的时段，让我们再看看不到三分之一时间段中国的变化吧。我们自己可以从参与者成为这次中国巨变--从专制统治到宪政民主制度变化的有力支持者吧。
中共肯定会在2023年左右被民众赶下台。当然当时的想法是要有动员力的全国性组织特别是政党的领导。这个也是我们致力于建立发展中国民主党的原因。也是我们即使知道道路艰难，但还是能够始终努力坚持的原因。我想这个思路还是有效的。而且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又有了更多其他有效的方式。所以中共倒台的日子应该是更短的而不是更长了。当时很多人说中共很快倒台，我是不相信的，现在当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受到太长时间的煎熬等待开始变得失望时，我会更多地表达中共倒台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虽然不能说指日可待，但指年可待是肯定的。
由于中共特务、线人的渗透，破坏，中国在海外的民运发展也确实很难。大多数组织经过多年的变化，确实已经基本上被中共控制了。中国民主党全联总由于徐文立先生退出第一线，也同样有这个问题。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即使这些都是问题，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和人类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的进程中，中共专政统治的垮台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组织的力量不能发挥作用时，非组织的力量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在条件合适时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时，也是能够推翻中共的专政统治的。只是在那种情况下，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过程更长一些，更复杂一些，动荡更长甚至更剧烈一些，但是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法治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实现是应该肯定的。
借此机会，我对反抗中共暴政的人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对国内参与民众维权运动特别是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党的人士表达我深深的敬意！对中共镇压中国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表达我最大的谴责。对于长期在中共监牢里受尽煎熬的维权人士、民运人士特别是现在还在监狱受刑坐牢的中国民主党人谢长发、杨天水、许万平、陈西、刘贤斌、陈卫、朱虞夫等等，我内心一直非常难过，有时确实以泪洗面，一方面表达我对这些同人的尊敬，另一方面更是对中共的仇恨和谴责！
我要说，我也是反抗中共暴政的一个战士。也是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个参与者，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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