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中共二十大前瞻：习近平会不会翻车？
2022年6月11日 华盛顿 - 平凡
中共二十大预定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目前人们最大的预想重点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打破过去四十年的常规，继续担任中共总书记或者某种形式的最高领导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这种情况发生的大概率几乎是确定的。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当局既定的安排，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是毫无悬念。
今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专门谈到二十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文章指出，对二十大代表的要求是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而在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始终必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胡平说：“这就是说，这个中央明文规定，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有资格当二十大代表。你按照这个规定办下来，那你二十大还用开吗？这总书记还用选吗？那当然就是毫无悬念了。”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这是一个讨论了四年的老话题了。那么从这四年以来呢，我的感觉是，习近平连任可能性是增加了，不是下降。但是海外的媒体当中，还有自媒体当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习近平不要连任。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讨论很多习近平可能不连任的各种假设的情况。但这毕竟是假设。”
从上到下的造神运动
人们注意到，在习近平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称习近平为“领袖”、“统帅”的说法几年前已经开始，在过去一年里则越来越多。
著名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5月27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习近平准备以同对手分享政治局席位作为交换，成为“终身领袖”》Xi Jinping is Poised to Become “Leader for Life” in Exchange for Sharing Politburo Seats with Rivals），专门提到习近平今年4月在广西视察期间，广西宣传机构对习近平的赞颂，说“广西的省级媒体称颂习近平是‘全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
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赞颂已经远远超过宣传机构的范围。例如，中国共产党最高喉舌机构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转载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刊登的中共广西党委书记和广西人大主任刘宁4月22日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大约三十分钟的讲话中，刘宁先后将近80次提到“习近平”、“领袖”、“军队统帅”、“领航人”和“党的核心”。
从5月23日开始，新华社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一路走来的习近平”，推崇习近平的丰功伟业。
中国的宣传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媒体，都是由中宣部及其下属机构控制的，所宣传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和敏感话题的内容，如果没有宣传部门的首肯是不可能见光的。对于习近平的所有这一切吹捧几乎不可能是在习近平本人不知情或者没有首肯的情况下进行的。更可能的是，习近平不仅乐见其成，甚至发挥了某种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习近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坐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
习近平独裁：个人喜好，还是制度使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反对习近平的人。胡平认为，习近平还是面对一种潜在的挑战。
胡平说：“可是我们又有理由推断，今天在中共内部，在党内的高层有不少人是反对习近平的，是不愿意，是愿意想换人做做看的。只是现行体制使他们无从表达，因为中国这个体质就是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个独裁的体制。所以这个独裁者他可以不论他是不是得到党内多数的拥护，都可以维持一个被大多数拥护这种假象。”
但是胡平又表示，中共的这个机制，不能自动起作用，它有赖于独裁者很小心，很精心地运用权术，另外也要看民间，看体制内，看中共党内高层这些人有没有人有这种政治智慧或者勇气做出这种突破这种体制约束的事情来。
胡平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反习的声音潜在的力量是不小的。那么他们能不能把这个转化成一种现实力量，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这次二十大确实还是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但是程晓农博士认为，习近平连任，加强个人独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也是共产党体制形成的必然。
程晓农说：“我是在分析了共产党，这个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历史规律，也包括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规律，我发现它有一个钟摆现象。就是说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包括中国和苏联，建立政权时都是集体领导，然后很快就会过渡到个人独裁。从斯大林和这个毛泽东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强人死了以后又必然的会回到集体领导。但是集体领导早晚一天会把这个国家送到这个非常危险的路上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它又会再转向这个个人集权。”
程晓农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指出，戈尔巴乔夫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变成了总统，把大权集中，他也不再对苏共政治局负什么责任了。习近平也是这样。他上任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逐步地集权。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集权、独裁是单纯他们个人的，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和习近平的个人的爱好呢？还是说这是一种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维持统治，他的一些内在的需要？
程晓农说：“我的看法呢，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需要。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当时是推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全都推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想加强个人权利的推动。”
程晓农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下，无论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集体领导并不比个人独裁要好。
程晓农说：“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面临的是中共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二十多年的集体领导，已经把中共拉进深渊了。很多人在讨论集体领导的时候没有比较客观地分析，集体领导同样是有害的。那就是说，集体领导之下腐败盛行，权力分散，各种势力会利用他们在高层的各种关联，然后肆无忌惮的捞钱，然后捞完钱以后，以中国的例子，是捞完了就往海外转移。那么这样的话，对习近平来讲，他作为一个接任胡锦涛的人，他面临的局势就是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大出逃，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达到1000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如果习近平继续实行所谓的集体领导，那么过个三五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差不多没了，都被贪官们给转移到境外去了。”
程晓农指出，原来的集体领导，包括江泽民那一届的大部分人，还有胡锦涛时代的大部分人，包括大家很喜欢的温家宝，这都是在中国捞足了钱的。
程晓农说：“比方讲温家宝那位90多岁的老母亲，她名下就有12亿美元的资产。这当然不是工资积累起来的。温家宝从来没有对此做过回答。那么像这是算少的。其他的像曾庆红，那就更多了。所以这些人把资产往外转移，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些资产随时会被清算。那么对习近平来讲的话，这些资产被捞空了以后，中国经济就会垮掉。这对他来讲，维持统治和维持外汇储备，阻挠贪官们往外转钱，这是同一件事。”
程晓农认为，现在很多人分析习近平连任不连任，视角只是集中在他个人意愿上，好像习近平不应该连任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从一种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他没有看到的是习近平当年遇到的局面，其实已经是集体领导造成的一种严重的危机状况。
程晓农说：“我把它比作一个形容就是一个大酒桶，一个木质的酒桶里面装满了酒，然后里边有大量的蛀虫蛀的窟窿，酒哗哗的往外淌。你看到那个桶四面八方都在漏，只要他不去堵这些窟窿，那么这些酒很快就会漏完的。所以习近平当时他的集权是从这样开始的。那么集权的路一旦走起来以后，就像毛泽东一样，最后他就会走到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说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比较高。”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可能再实行集体领导了呢？
程晓农说：“我觉得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共产党的统治也并不需要集体领导来维护。”
VOA：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关键：中共硬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022年6月15日 华盛顿 - 平凡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控制了军队就等于控制了领导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仅了解这一点，而且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习近平直接控制着中国的军队。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军队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取消过去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体系，建立了直属中央军委的十五个职能部门和重新编制的五大战区，使中央军委可以对军队的各个部门直接发布命令，直接监督命令的执行，确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可以更直接地随时指挥和调动军队。与此同时，在进行所有这些调整和改革过程中，使习近平有机会在军队中提拔、扶植和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拿下他信不过的人，或者使这些人边缘化。
从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以后，最高军衔是上将，迄今为止一共晋升208名上将，平均每年晋升6个人。而从2017年至今的五年里，习近平已经晋升上将44人，平均每年晋升9个，大幅超过了之前的平均水平。
观察人士特别指出，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仅数量多，而且多有超出常规破格晋升的情况。例如，根据解放军晋升上将的条件是任正战区职务满两年、升中将满4年。而习近平在2019年第二次晋升的6名上将中，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只有一个。2022年1月的上将晋升中，中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就不符合上述晋升条件。
实际上，解放军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而且是在和平时期，按照条例规定正常晋升军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数量颇多的破格晋升最大的可能性不会是因为没有人够资格，而应该是没有习近平要提拔和晋升而又合乎条例常规的“自己人”，而且显示习近平急于将“自己人”提升到最高军阶，安插到最关键的岗位上。
正如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题为《随着对手派系取得进展，习近平争取确保军方支持》（As Rival Factions Gain Traction, Xi Seeks to Secure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 这篇文章中所说：“习近平如此迅速提拔这么多的将领，这种做法非同寻常，因为这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军方惯例......解放军分析人士将这些不寻常的军方人员调动归因于习近平争取增加上将的数量，并且将完全忠诚的将领安置在关键岗位上。”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地换人......因为没有他的亲信，或者他亲信级别太低，根本没法一下子提到这个要害岗位上来。他通过不断地换人，造成所谓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也不识将’。他主要是防止你们造反。既然没人敢造反，哪怕你是个司令，哪怕你是总参，总政的头头，你要造反，你连你周围的人跟你想的一不一致你都不知道。所以每个人都处于很孤立的地位。”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认为，对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掌握军队、警察和情报系统最重要。
他说：“军权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讲，可以讲，它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系统，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二部，现在都合并成了一个军委情报部。就是这军、警、情这三个部门对最高领导人来讲是最重要的。”
长期传统：枪杆子支撑的党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中国领导人抓军权是最重要的，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共自早年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之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直是维护最高权力的最基本原则。最高领导人都是军队最高领导人，无一例外。邓小平从来没有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正式头衔，但是没有人否认他曾经是中共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他能够占据这个位置正是因为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名控制着军队。
邓小平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交出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仍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多，延续他的最高权力。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八大、九大、十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都有职业军人。其中九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4名军人。中共十大，9名政治局常委中有三分之一是职业军人。25名政治局委员中，9名是军人。这一方面显示毛泽东为了统治全党和全国而对军队的依赖，以及中共军方在当时中共政治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毛泽东控制军队的能力超强，而且非常自信。
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中共十一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其中职业军人两人，即抓捕“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物叶剑英和汪东兴。叶剑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汪东兴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掌管着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就是文革中极为有名的8341部队。这使军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的成分占到空前的五分之二，显示了“枪杆子”在当时中共政治动荡中的重要作用，也再一次说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原则。
“党指挥枪”实质：一人指挥
中国共产党除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外，对于军队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这其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尽管解放军号称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子弟兵”，但是最重要的指南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第二层意思，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就是不许军人干政。但是显然，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尽管军队属于党，但是军人干政比比皆是。中共第二号人物曾经由军人担任。
到了邓小平主政的时代，尽管党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军队，但是对于军人在中共和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开始限制。
在中共十二大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职业军人只剩下叶剑英一个人。十三大和十四大时，军人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其中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职业军人。18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一个职业军人。十四大政治局常委中有一个职业军人，就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23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两名军人。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开始，职业军人完全退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共一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保留两名军人，即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所以，从1997年开始，中国军方不再进入中共和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军方代表不到百分之十。
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显示，在和平时期的中共和中国日常运作中，军方参与最高决策的必要性越来越小。但是同时也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再具有绝对控制军队的自信；还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在不让军人干政的同时，也不希望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染指军队。于是，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能够和军队直接打交道的人就只剩下军委主席一个人。如此一来，中共所谓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上变成了军委主席一个人指挥。
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指出：“习近平是控制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普通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运。那么军队实际上也成了他最后的靠山。”
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把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职务让出两个，像邓小平和江泽民当年那样，只保留军委主席，以便仍然保持最高领导权？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控制军队，和他们个人在军队中的威望有直接的关系。
他说：“现在没有像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那样。毛和邓的时候，军队是认的是人。你不在那个位置它都跟你。”
胡平指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中共的领导人控制军队靠的不再是个人威望，而是本身的职务。
他说：“后来你看江胡习，那都是军队实际上认的是职务。你现在习近平，如果习近平把军委主席都辞掉了，把那些主席，什么主席都辞掉了，像邓小平一样成了普通平民了，普通党员了，那军队听不听他的呢？肯定军队就不听他的了嘛。”
因此胡平认为，习近平不太可能像邓小平那样放弃他现在的职务。
他说：“他如果不在这个位置上，那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所以对他来说，保持这几个职务是至关重要的。”
VOA：放眼中共二十大：反习势力今何在
2022年6月22日 华盛顿 — 平凡
中共二十大预定今秋召开，中国人们普遍猜测习近平会争取继续保持最高权力。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呢？反习势力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有10万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针对有些人把这个举动视为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严重影响经济表示不满，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可能是过度解读。
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上个月李克强组织的国务院的那个十万人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当然不意味着国务院在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没那个意思。”
李克强不敢破规矩
有人把李克强去外地视察时不戴口罩也解读为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发表文章《党内是否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有反弹？》（Is there an Inner Party Push Back to Xi’s Economic Policies? ）。他在文章中说：“鉴于习近平近年来进行的高度权力整合，完全反对他继续统治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其他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李克强总理，表现出另类的领导风格，其野心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更一致地寻求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以历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这种另类风格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并且争取消除它......。”
史宗瀚认为，“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当然也包括李克强，敢在今年秋天至关重要的党的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及其庞大的监控权这一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与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李克强这样的高层人物很清楚这些规矩，不敢破坏。”
“二号人物现象”
独裁专制下，独裁者倒下，独裁政权就瓦解，这是多数情况。在独裁政权中，人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权力、地位、影响刚好居于独裁者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即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光环永远围绕在独裁者一个人身上。与他相比，第二号人物身上的光最多只能保持“星星点点”。独裁者的生死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命运，而二号人物的生死，最多是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进阶的机会。
与此同时，二号人物的风险往往很高，因为他处于接班上位的地位，一旦被一号人物认为他影响过大，权力过大，急于接班，便可能形成“功高震主”的威胁，就会引起独裁者的疑心和压制，甚至受到独裁者的整肃。这被一些人称为“二号人物现象”。
在中国，当年被称为“刘主席”的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副统帅”和“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中共副主席林彪、以及身后被称为“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都有过这种经历。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被视为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权力不仅和早年的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与被称为“胡赵”体系的赵紫阳、“江李”和“江朱”体系中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胡温”体系中的温家宝也都无法相比，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习李”体系。在权力结构中，习近平利用十几个“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控制了本该由总理李克强负责的主要事务，包括财经事务，李克强被边缘化的情况十分明显。甚至李克强到各地视察的消息和发表的讲话也常常被官方宣传机构“和谐”掉。
“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中共的体制中，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筛选和管理的。而高级官员的日常生活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直接监视之下。
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随着敌对派系获得动力，习近平寻求获得军方的支持》（As Rival Factions Gain Traction, Xi Seeks to Secure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他在文章中说，“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负责为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和党的老干部分配司机、秘书和警卫人员。丁薛祥还对文职和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监视系统，包括窃听电话和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时的活动。”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意习近平终止了集体领导，自己成为最高领袖和邪教的偶像。
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但是他们无法组织起来，他们不能组织起来的原因是，或者我觉得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是随着先进技术的出现，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换句话说，组织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习近平借助人工智能、网络等手段使其成为不可能。他让人都成为个体孤立化了，这是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
金德芳教授以原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为例，说明今天在中国，对官员的监控无所不在。
她说：“他是中国互联网的负责人、中国最高的审查人员、前网信办主任，......被定罪判处14年徒刑。......如果他们抓住他，首席审查员和互联网负责人，他们肯定能够抓住其他可能反对（习近平）第三任期的人。”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不仅控制着军队，而且还想方设法防止不满的声音发出来。
他说：“精心策划怎么样控制着，让各种反对声音发不出来，让他们没法集结成型。他知道，不满他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你们不能直接成型，那么你们永远处于潜伏的状态，那你们就等于零。反过来如果有个什么机会，有个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些人走到一块来了，那他就麻烦了。”
胡平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发布的一项指示的印证。这个指示就是《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警告“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近来由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导致很多民怨，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有传闻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包括来自离退休元老们的挑战，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朱镕基的批评。观察人士说，依照中共的惯例，“缺什么就吆喝什么”，现在要求离退休领导不要对党中央领导“妄议”，那显然就是已经“妄议”很多了。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你看现在，居然要发文件，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那就说明退休老干部就是有在“妄议”的。......这就说明在党内上层不满的真是大有人在。”
胡平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现行体制给独裁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如果反习势力缺少政治勇气，缺少政治智慧，还是不会有任何成效。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反习势力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政治担当和政治智慧采取有效的行动。胡平说，十万人大会尽管并不表明李克强和习近平分庭抗礼，但是却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层集结了相当一批人支持李克强。他说：“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他是一种力量，造成了一个我们外界所能看得到的一个分野。”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全部都是在军方支持下的更迭，包括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尽管党内高层对他的不满颇多，但是实际上他的下台也是在没有军方支持的情况下下台的。至于曾经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尽管名义上都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在掌控军权的邓小平对他们失去信任以后，他们只能下台。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表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最高领导人就通过三个关键部门——警卫局、保健局和机要通讯局，直接控制最高领导层。
他说：“警卫局管的是中共所谓“国字级”的领导人，就是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警卫，也就说他们的警卫秘书是由这个警卫局派出去的；警卫班子就是那个武装警卫也是由警卫局派的。那么这些警卫听命于谁？并不听命于他们保护的对象，而是听命于警卫局，也就是说，这些警卫既是保护这些最高领导人的，就是高层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是负责监控他们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那么机要通讯局呢，实际上是监控高层的电话系统。.....那么保健局最重要的功能是管吃药的，管医生的。要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那药是让你好还是坏，这事不是你本人说了算，也不是医生说了算，而是保健局说了算。保健局听谁的？也是听那个最高领导人的。......所以管了吃药的，管了这个警卫，再管着通讯，这些最高领导人之间其实没有任何隐私，也没有任何私下活动的可能性。”
程晓农博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反习势力几乎不可能。
他说：“我觉得没有。......会议上不敢说，饭局上不敢说，私下不能见面，你让他们怎么串联？所以很多人想象的是这个民主制度下的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在一块，咱们商量商量今天、明早上怎么把习近平干掉。这东西这个怎么说啊？有点像小孩过家家。实际上任何反对势力都是处在被监控当中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反对势力活动不起来。”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很困难，但是仍然存在可能性。
他说：“现在问题呢，并不是缺少把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也不是缺少那些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那种人肯定很多啊。它缺的是这些反对习近平的，他们是分散的，是潜在的。他们需要有一种机会，有一种形式，有一个方式使他们能够集结成型，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如果他运作的得当，他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问题，形成这么一个集结点。......但总的来说反对的势力要集结成型是很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2022年6月11日 华盛顿 - 平凡
中共二十大预定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目前人们最大的预想重点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打破过去四十年的常规，继续担任中共总书记或者某种形式的最高领导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这种情况发生的大概率几乎是确定的。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当局既定的安排，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是毫无悬念。
今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专门谈到二十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文章指出，对二十大代表的要求是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而在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始终必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胡平说：“这就是说，这个中央明文规定，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有资格当二十大代表。你按照这个规定办下来，那你二十大还用开吗？这总书记还用选吗？那当然就是毫无悬念了。”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这是一个讨论了四年的老话题了。那么从这四年以来呢，我的感觉是，习近平连任可能性是增加了，不是下降。但是海外的媒体当中，还有自媒体当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习近平不要连任。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讨论很多习近平可能不连任的各种假设的情况。但这毕竟是假设。”
从上到下的造神运动
人们注意到，在习近平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称习近平为“领袖”、“统帅”的说法几年前已经开始，在过去一年里则越来越多。
著名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5月27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习近平准备以同对手分享政治局席位作为交换，成为“终身领袖”》Xi Jinping is Poised to Become “Leader for Life” in Exchange for Sharing Politburo Seats with Rivals），专门提到习近平今年4月在广西视察期间，广西宣传机构对习近平的赞颂，说“广西的省级媒体称颂习近平是‘全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
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赞颂已经远远超过宣传机构的范围。例如，中国共产党最高喉舌机构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转载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刊登的中共广西党委书记和广西人大主任刘宁4月22日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大约三十分钟的讲话中，刘宁先后将近80次提到“习近平”、“领袖”、“军队统帅”、“领航人”和“党的核心”。
从5月23日开始，新华社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一路走来的习近平”，推崇习近平的丰功伟业。
中国的宣传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媒体，都是由中宣部及其下属机构控制的，所宣传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和敏感话题的内容，如果没有宣传部门的首肯是不可能见光的。对于习近平的所有这一切吹捧几乎不可能是在习近平本人不知情或者没有首肯的情况下进行的。更可能的是，习近平不仅乐见其成，甚至发挥了某种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习近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坐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
习近平独裁：个人喜好，还是制度使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反对习近平的人。胡平认为，习近平还是面对一种潜在的挑战。
胡平说：“可是我们又有理由推断，今天在中共内部，在党内的高层有不少人是反对习近平的，是不愿意，是愿意想换人做做看的。只是现行体制使他们无从表达，因为中国这个体质就是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个独裁的体制。所以这个独裁者他可以不论他是不是得到党内多数的拥护，都可以维持一个被大多数拥护这种假象。”
但是胡平又表示，中共的这个机制，不能自动起作用，它有赖于独裁者很小心，很精心地运用权术，另外也要看民间，看体制内，看中共党内高层这些人有没有人有这种政治智慧或者勇气做出这种突破这种体制约束的事情来。
胡平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反习的声音潜在的力量是不小的。那么他们能不能把这个转化成一种现实力量，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这次二十大确实还是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但是程晓农博士认为，习近平连任，加强个人独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也是共产党体制形成的必然。
程晓农说：“我是在分析了共产党，这个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历史规律，也包括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规律，我发现它有一个钟摆现象。就是说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包括中国和苏联，建立政权时都是集体领导，然后很快就会过渡到个人独裁。从斯大林和这个毛泽东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强人死了以后又必然的会回到集体领导。但是集体领导早晚一天会把这个国家送到这个非常危险的路上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它又会再转向这个个人集权。”
程晓农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指出，戈尔巴乔夫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变成了总统，把大权集中，他也不再对苏共政治局负什么责任了。习近平也是这样。他上任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逐步地集权。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集权、独裁是单纯他们个人的，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和习近平的个人的爱好呢？还是说这是一种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维持统治，他的一些内在的需要？
程晓农说：“我的看法呢，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需要。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当时是推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全都推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想加强个人权利的推动。”
程晓农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下，无论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集体领导并不比个人独裁要好。
程晓农说：“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面临的是中共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二十多年的集体领导，已经把中共拉进深渊了。很多人在讨论集体领导的时候没有比较客观地分析，集体领导同样是有害的。那就是说，集体领导之下腐败盛行，权力分散，各种势力会利用他们在高层的各种关联，然后肆无忌惮的捞钱，然后捞完钱以后，以中国的例子，是捞完了就往海外转移。那么这样的话，对习近平来讲，他作为一个接任胡锦涛的人，他面临的局势就是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大出逃，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达到1000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如果习近平继续实行所谓的集体领导，那么过个三五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差不多没了，都被贪官们给转移到境外去了。”
程晓农指出，原来的集体领导，包括江泽民那一届的大部分人，还有胡锦涛时代的大部分人，包括大家很喜欢的温家宝，这都是在中国捞足了钱的。
程晓农说：“比方讲温家宝那位90多岁的老母亲，她名下就有12亿美元的资产。这当然不是工资积累起来的。温家宝从来没有对此做过回答。那么像这是算少的。其他的像曾庆红，那就更多了。所以这些人把资产往外转移，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些资产随时会被清算。那么对习近平来讲的话，这些资产被捞空了以后，中国经济就会垮掉。这对他来讲，维持统治和维持外汇储备，阻挠贪官们往外转钱，这是同一件事。”
程晓农认为，现在很多人分析习近平连任不连任，视角只是集中在他个人意愿上，好像习近平不应该连任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从一种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他没有看到的是习近平当年遇到的局面，其实已经是集体领导造成的一种严重的危机状况。
程晓农说：“我把它比作一个形容就是一个大酒桶，一个木质的酒桶里面装满了酒，然后里边有大量的蛀虫蛀的窟窿，酒哗哗的往外淌。你看到那个桶四面八方都在漏，只要他不去堵这些窟窿，那么这些酒很快就会漏完的。所以习近平当时他的集权是从这样开始的。那么集权的路一旦走起来以后，就像毛泽东一样，最后他就会走到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说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比较高。”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可能再实行集体领导了呢？
程晓农说：“我觉得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共产党的统治也并不需要集体领导来维护。”
VOA：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关键：中共硬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022年6月15日 华盛顿 - 平凡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控制了军队就等于控制了领导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仅了解这一点，而且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习近平直接控制着中国的军队。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军队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取消过去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体系，建立了直属中央军委的十五个职能部门和重新编制的五大战区，使中央军委可以对军队的各个部门直接发布命令，直接监督命令的执行，确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可以更直接地随时指挥和调动军队。与此同时，在进行所有这些调整和改革过程中，使习近平有机会在军队中提拔、扶植和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拿下他信不过的人，或者使这些人边缘化。
从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以后，最高军衔是上将，迄今为止一共晋升208名上将，平均每年晋升6个人。而从2017年至今的五年里，习近平已经晋升上将44人，平均每年晋升9个，大幅超过了之前的平均水平。
观察人士特别指出，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仅数量多，而且多有超出常规破格晋升的情况。例如，根据解放军晋升上将的条件是任正战区职务满两年、升中将满4年。而习近平在2019年第二次晋升的6名上将中，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只有一个。2022年1月的上将晋升中，中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就不符合上述晋升条件。
实际上，解放军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而且是在和平时期，按照条例规定正常晋升军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数量颇多的破格晋升最大的可能性不会是因为没有人够资格，而应该是没有习近平要提拔和晋升而又合乎条例常规的“自己人”，而且显示习近平急于将“自己人”提升到最高军阶，安插到最关键的岗位上。
正如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题为《随着对手派系取得进展，习近平争取确保军方支持》（As Rival Factions Gain Traction, Xi Seeks to Secure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 这篇文章中所说：“习近平如此迅速提拔这么多的将领，这种做法非同寻常，因为这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军方惯例......解放军分析人士将这些不寻常的军方人员调动归因于习近平争取增加上将的数量，并且将完全忠诚的将领安置在关键岗位上。”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地换人......因为没有他的亲信，或者他亲信级别太低，根本没法一下子提到这个要害岗位上来。他通过不断地换人，造成所谓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也不识将’。他主要是防止你们造反。既然没人敢造反，哪怕你是个司令，哪怕你是总参，总政的头头，你要造反，你连你周围的人跟你想的一不一致你都不知道。所以每个人都处于很孤立的地位。”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认为，对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掌握军队、警察和情报系统最重要。
他说：“军权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讲，可以讲，它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系统，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二部，现在都合并成了一个军委情报部。就是这军、警、情这三个部门对最高领导人来讲是最重要的。”
长期传统：枪杆子支撑的党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中国领导人抓军权是最重要的，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共自早年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之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直是维护最高权力的最基本原则。最高领导人都是军队最高领导人，无一例外。邓小平从来没有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正式头衔，但是没有人否认他曾经是中共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他能够占据这个位置正是因为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名控制着军队。
邓小平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交出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仍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多，延续他的最高权力。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八大、九大、十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都有职业军人。其中九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4名军人。中共十大，9名政治局常委中有三分之一是职业军人。25名政治局委员中，9名是军人。这一方面显示毛泽东为了统治全党和全国而对军队的依赖，以及中共军方在当时中共政治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毛泽东控制军队的能力超强，而且非常自信。
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中共十一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其中职业军人两人，即抓捕“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物叶剑英和汪东兴。叶剑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汪东兴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掌管着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就是文革中极为有名的8341部队。这使军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的成分占到空前的五分之二，显示了“枪杆子”在当时中共政治动荡中的重要作用，也再一次说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原则。
“党指挥枪”实质：一人指挥
中国共产党除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外，对于军队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这其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尽管解放军号称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子弟兵”，但是最重要的指南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第二层意思，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就是不许军人干政。但是显然，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尽管军队属于党，但是军人干政比比皆是。中共第二号人物曾经由军人担任。
到了邓小平主政的时代，尽管党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军队，但是对于军人在中共和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开始限制。
在中共十二大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职业军人只剩下叶剑英一个人。十三大和十四大时，军人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其中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职业军人。18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一个职业军人。十四大政治局常委中有一个职业军人，就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23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两名军人。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开始，职业军人完全退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共一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保留两名军人，即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所以，从1997年开始，中国军方不再进入中共和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军方代表不到百分之十。
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显示，在和平时期的中共和中国日常运作中，军方参与最高决策的必要性越来越小。但是同时也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再具有绝对控制军队的自信；还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在不让军人干政的同时，也不希望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染指军队。于是，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能够和军队直接打交道的人就只剩下军委主席一个人。如此一来，中共所谓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上变成了军委主席一个人指挥。
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指出：“习近平是控制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普通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运。那么军队实际上也成了他最后的靠山。”
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把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职务让出两个，像邓小平和江泽民当年那样，只保留军委主席，以便仍然保持最高领导权？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控制军队，和他们个人在军队中的威望有直接的关系。
他说：“现在没有像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那样。毛和邓的时候，军队是认的是人。你不在那个位置它都跟你。”
胡平指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中共的领导人控制军队靠的不再是个人威望，而是本身的职务。
他说：“后来你看江胡习，那都是军队实际上认的是职务。你现在习近平，如果习近平把军委主席都辞掉了，把那些主席，什么主席都辞掉了，像邓小平一样成了普通平民了，普通党员了，那军队听不听他的呢？肯定军队就不听他的了嘛。”
因此胡平认为，习近平不太可能像邓小平那样放弃他现在的职务。
他说：“他如果不在这个位置上，那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所以对他来说，保持这几个职务是至关重要的。”
VOA：放眼中共二十大：反习势力今何在
2022年6月22日 华盛顿 — 平凡
中共二十大预定今秋召开，中国人们普遍猜测习近平会争取继续保持最高权力。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呢？反习势力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有10万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针对有些人把这个举动视为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严重影响经济表示不满，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可能是过度解读。
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上个月李克强组织的国务院的那个十万人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当然不意味着国务院在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没那个意思。”
李克强不敢破规矩
有人把李克强去外地视察时不戴口罩也解读为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发表文章《党内是否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有反弹？》（Is there an Inner Party Push Back to Xi’s Economic Policies? ）。他在文章中说：“鉴于习近平近年来进行的高度权力整合，完全反对他继续统治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其他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李克强总理，表现出另类的领导风格，其野心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更一致地寻求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以历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这种另类风格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并且争取消除它......。”
史宗瀚认为，“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当然也包括李克强，敢在今年秋天至关重要的党的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及其庞大的监控权这一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与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李克强这样的高层人物很清楚这些规矩，不敢破坏。”
“二号人物现象”
独裁专制下，独裁者倒下，独裁政权就瓦解，这是多数情况。在独裁政权中，人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权力、地位、影响刚好居于独裁者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即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光环永远围绕在独裁者一个人身上。与他相比，第二号人物身上的光最多只能保持“星星点点”。独裁者的生死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命运，而二号人物的生死，最多是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进阶的机会。
与此同时，二号人物的风险往往很高，因为他处于接班上位的地位，一旦被一号人物认为他影响过大，权力过大，急于接班，便可能形成“功高震主”的威胁，就会引起独裁者的疑心和压制，甚至受到独裁者的整肃。这被一些人称为“二号人物现象”。
在中国，当年被称为“刘主席”的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副统帅”和“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中共副主席林彪、以及身后被称为“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都有过这种经历。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被视为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权力不仅和早年的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与被称为“胡赵”体系的赵紫阳、“江李”和“江朱”体系中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胡温”体系中的温家宝也都无法相比，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习李”体系。在权力结构中，习近平利用十几个“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控制了本该由总理李克强负责的主要事务，包括财经事务，李克强被边缘化的情况十分明显。甚至李克强到各地视察的消息和发表的讲话也常常被官方宣传机构“和谐”掉。
“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中共的体制中，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筛选和管理的。而高级官员的日常生活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直接监视之下。
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随着敌对派系获得动力，习近平寻求获得军方的支持》（As Rival Factions Gain Traction, Xi Seeks to Secure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他在文章中说，“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负责为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和党的老干部分配司机、秘书和警卫人员。丁薛祥还对文职和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监视系统，包括窃听电话和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时的活动。”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意习近平终止了集体领导，自己成为最高领袖和邪教的偶像。
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但是他们无法组织起来，他们不能组织起来的原因是，或者我觉得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是随着先进技术的出现，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换句话说，组织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习近平借助人工智能、网络等手段使其成为不可能。他让人都成为个体孤立化了，这是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
金德芳教授以原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为例，说明今天在中国，对官员的监控无所不在。
她说：“他是中国互联网的负责人、中国最高的审查人员、前网信办主任，......被定罪判处14年徒刑。......如果他们抓住他，首席审查员和互联网负责人，他们肯定能够抓住其他可能反对（习近平）第三任期的人。”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不仅控制着军队，而且还想方设法防止不满的声音发出来。
他说：“精心策划怎么样控制着，让各种反对声音发不出来，让他们没法集结成型。他知道，不满他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你们不能直接成型，那么你们永远处于潜伏的状态，那你们就等于零。反过来如果有个什么机会，有个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些人走到一块来了，那他就麻烦了。”
胡平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发布的一项指示的印证。这个指示就是《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警告“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近来由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导致很多民怨，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有传闻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包括来自离退休元老们的挑战，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朱镕基的批评。观察人士说，依照中共的惯例，“缺什么就吆喝什么”，现在要求离退休领导不要对党中央领导“妄议”，那显然就是已经“妄议”很多了。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你看现在，居然要发文件，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那就说明退休老干部就是有在“妄议”的。......这就说明在党内上层不满的真是大有人在。”
胡平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现行体制给独裁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如果反习势力缺少政治勇气，缺少政治智慧，还是不会有任何成效。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反习势力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政治担当和政治智慧采取有效的行动。胡平说，十万人大会尽管并不表明李克强和习近平分庭抗礼，但是却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层集结了相当一批人支持李克强。他说：“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他是一种力量，造成了一个我们外界所能看得到的一个分野。”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全部都是在军方支持下的更迭，包括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尽管党内高层对他的不满颇多，但是实际上他的下台也是在没有军方支持的情况下下台的。至于曾经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尽管名义上都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在掌控军权的邓小平对他们失去信任以后，他们只能下台。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表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最高领导人就通过三个关键部门——警卫局、保健局和机要通讯局，直接控制最高领导层。
他说：“警卫局管的是中共所谓“国字级”的领导人，就是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警卫，也就说他们的警卫秘书是由这个警卫局派出去的；警卫班子就是那个武装警卫也是由警卫局派的。那么这些警卫听命于谁？并不听命于他们保护的对象，而是听命于警卫局，也就是说，这些警卫既是保护这些最高领导人的，就是高层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是负责监控他们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那么机要通讯局呢，实际上是监控高层的电话系统。.....那么保健局最重要的功能是管吃药的，管医生的。要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那药是让你好还是坏，这事不是你本人说了算，也不是医生说了算，而是保健局说了算。保健局听谁的？也是听那个最高领导人的。......所以管了吃药的，管了这个警卫，再管着通讯，这些最高领导人之间其实没有任何隐私，也没有任何私下活动的可能性。”
程晓农博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反习势力几乎不可能。
他说：“我觉得没有。......会议上不敢说，饭局上不敢说，私下不能见面，你让他们怎么串联？所以很多人想象的是这个民主制度下的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在一块，咱们商量商量今天、明早上怎么把习近平干掉。这东西这个怎么说啊？有点像小孩过家家。实际上任何反对势力都是处在被监控当中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反对势力活动不起来。”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很困难，但是仍然存在可能性。
他说：“现在问题呢，并不是缺少把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也不是缺少那些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那种人肯定很多啊。它缺的是这些反对习近平的，他们是分散的，是潜在的。他们需要有一种机会，有一种形式，有一个方式使他们能够集结成型，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如果他运作的得当，他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问题，形成这么一个集结点。......但总的来说反对的势力要集结成型是很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