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土地所有制
要谈儒家政治的土地所有制，不能不了解井田制。
井田制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种模式。《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这是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一块一方里的土地，划成井字形般900亩田，中间的100亩为公田，由八家共耕；其余800亩私田配给八户人耕种，公田的收成归封建主，私田则归农户自享。
《周礼•地官•小司徒 》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云，这是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这是周时井田制，把九百亩大小一块田，分为九个百亩一块的田，每夫授田一块。每年终了，按百亩的实际收获量征收实物，税率为十分之一。
《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助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助是服劳役于公田，彻为缴纳地产实物。“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彻是以实物形式上缴土地税。夏商两代行助法，周行彻法。税法不同，都是十一制，十取其一。所以孟子说虽周亦助，彻法无异于助法。朱熹《孟子集注》在“助者藉也”句下的注解对夏、商、周三代贡、助、彻法下的井田制说得非常详明，引之如下：
“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授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者，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 ，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盖有轻于什一矣。 窃料商制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 是亦不
过什一也。彻，通也，均也。藉，借也。”
井田制下, 根据质量高低，田地分为三品, 三年重新分配一次。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以达到“财均力平”的目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 “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 中田二岁一垦, 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 饶角不得独苦, 故三年一换主 (土) 易居, 财均力平。”
关于井田制的性质，学界或认为是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制，或认为是奴隶制下的农村公社制，或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或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都不对。
东海以为，井田制具有双重性：公有（国有）和私有两种性质的统一。商时公有（国有）成分偏重，周后“九夫为井”之制，私有原素增多。
井田制有国有性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有是名义，与现在的国有制、公有制不同；井田制又有私有性质，“耕者有其田”，但与秦汉以后和现代西方的私有制不同的是，土地不能买卖。比起私有制，民有制更加公正平等，并可有效抑制土地兼并—强势集团巧取豪夺兼并土地，是历代王朝中晚期时难以摆脱的一大宿疾。
春秋开始礼崩乐坏，井田制中私有成分越来越重。西周中期开始有了土地交易，由此逐步发展为土地私有。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正式承认私田合法性。
从兼具国有民有、公有私有双重性质的井田制发展为土地私有制，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井田制实行定期平均分配，最初或是三年一分，收获之后又归到一起，或者作为草地使之休耕以恢复地力，三年后再分别块土地。这样田是休耕，人是换土易居，即何休注《公羊传》所说：“圣人制井田之法”，“三年一换土易居”。后来制度败坏，不再收回重分，土地就完全归个人所有了。
各种财产可以私有，井田制亦有私有性质，因此古时就有类市场经济。易经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云，这里描述的就与西方市场经济仿佛。
世易时移，井田制这种制度形式，适合封建和准封建的夏商周时代，但不再适合后世。后世一些文化人和政治家试图恢复井田制，都未能如愿。最典型的是王莽，大搞复古主义，试图恢复周礼和井田，如孔子所说，生乎汉之世、反古之道而灾及其身。（《中庸》）
自汉唐至明清，历代王朝都实行土地私有制，私有为主，公有为辅。公有包括国家和集体所有，如官田、学田、寺田、屯田、族田等分别属于政府、学府、寺庙、军队、家族。赵冈认为：“私有土地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古代虽无严格意义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但国民拥有土地实际所有权。无论王朝怎样更替，不影响民间土地买卖和继承，不改变土地的私有性质。土地私有，家族沿袭，私人产权和私产安全获得历代礼制的保护。正如王夫所言：“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以资养焉。有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而授之。”（《噩梦》）
阅习了耿元骊的《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又进一步浏览了《中国政治制度小史》、《西汉经济史》、《两宋田赋制度》等，尽管诸书结论并不一致，但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些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情况，更加坚定了“历代王朝土地制度皆以私有制为主”的观点。
其中耿元骊先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耿先生说：“唐宋土地制度核心是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法律保障一直存在，土地买卖一以贯之。”（《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耿元骊说的是唐宋，扩展为历代王朝同样成立。他又说：“放在历史大趋势和大脉络里面，至少从春秋到明清的历史上，土地都是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一个一般认为的那样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变。”又说：“春秋以后，进入土地私有阶段。土地的国有并不存在，因为皇帝也有自己的私田私庄。多数土地是有主人的，或者是政府，或者是私人，但绝无所谓的‘人民公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取其代表含义而已。” （《唐宋土地制度》）这是卓见。（唯耿先生与诸多学者一样将井田制定性为公有制，则是错误的，理由见前。）
所有制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制是所有制的核心。从土地私有制可知，自汉唐至明清，儒家经济制度为私有制。要重建中华，就要走仁本主义道路，就要从三方面返本：道德上回归仁本位，政治上回归民本位，所有制方面回归私有制，私有为主，公有为辅。
不少人将公天下与公有制混为一谈。殊不知，《礼记》中孔子提出“奉三无私以劳天下”的为政原则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强调的是政治公道、法律公平、社会公正，可不是实施公有制。相反，制民之产，维护国民私有财产的安全，是公天下题中应有之义。在所有制方面，儒家主张私有制，公有经济只能作为补充。
或说：“公有、私有都是手段，相机而用。两者也可以掺杂使用。”没错，公有私有都是手段，但作为制度，何者为主却至关重要。私有制并不意味着取消所有公有财产和国营企业。相反，只有在私有制之下，每个公民的财产才能得到制度坚硬的保障，民有恒心，公营事业和国营企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2015-7-23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
要谈儒家政治的土地所有制，不能不了解井田制。
井田制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种模式。《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这是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一块一方里的土地，划成井字形般900亩田，中间的100亩为公田，由八家共耕；其余800亩私田配给八户人耕种，公田的收成归封建主，私田则归农户自享。
《周礼•地官•小司徒 》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云，这是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这是周时井田制，把九百亩大小一块田，分为九个百亩一块的田，每夫授田一块。每年终了，按百亩的实际收获量征收实物，税率为十分之一。
《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助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助是服劳役于公田，彻为缴纳地产实物。“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彻是以实物形式上缴土地税。夏商两代行助法，周行彻法。税法不同，都是十一制，十取其一。所以孟子说虽周亦助，彻法无异于助法。朱熹《孟子集注》在“助者藉也”句下的注解对夏、商、周三代贡、助、彻法下的井田制说得非常详明，引之如下：
“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授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者，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 ，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盖有轻于什一矣。 窃料商制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 是亦不
过什一也。彻，通也，均也。藉，借也。”
井田制下, 根据质量高低，田地分为三品, 三年重新分配一次。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以达到“财均力平”的目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 “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 中田二岁一垦, 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 饶角不得独苦, 故三年一换主 (土) 易居, 财均力平。”
关于井田制的性质，学界或认为是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制，或认为是奴隶制下的农村公社制，或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或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都不对。
东海以为，井田制具有双重性：公有（国有）和私有两种性质的统一。商时公有（国有）成分偏重，周后“九夫为井”之制，私有原素增多。
井田制有国有性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有是名义，与现在的国有制、公有制不同；井田制又有私有性质，“耕者有其田”，但与秦汉以后和现代西方的私有制不同的是，土地不能买卖。比起私有制，民有制更加公正平等，并可有效抑制土地兼并—强势集团巧取豪夺兼并土地，是历代王朝中晚期时难以摆脱的一大宿疾。
春秋开始礼崩乐坏，井田制中私有成分越来越重。西周中期开始有了土地交易，由此逐步发展为土地私有。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正式承认私田合法性。
从兼具国有民有、公有私有双重性质的井田制发展为土地私有制，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井田制实行定期平均分配，最初或是三年一分，收获之后又归到一起，或者作为草地使之休耕以恢复地力，三年后再分别块土地。这样田是休耕，人是换土易居，即何休注《公羊传》所说：“圣人制井田之法”，“三年一换土易居”。后来制度败坏，不再收回重分，土地就完全归个人所有了。
各种财产可以私有，井田制亦有私有性质，因此古时就有类市场经济。易经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云，这里描述的就与西方市场经济仿佛。
世易时移，井田制这种制度形式，适合封建和准封建的夏商周时代，但不再适合后世。后世一些文化人和政治家试图恢复井田制，都未能如愿。最典型的是王莽，大搞复古主义，试图恢复周礼和井田，如孔子所说，生乎汉之世、反古之道而灾及其身。（《中庸》）
自汉唐至明清，历代王朝都实行土地私有制，私有为主，公有为辅。公有包括国家和集体所有，如官田、学田、寺田、屯田、族田等分别属于政府、学府、寺庙、军队、家族。赵冈认为：“私有土地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古代虽无严格意义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但国民拥有土地实际所有权。无论王朝怎样更替，不影响民间土地买卖和继承，不改变土地的私有性质。土地私有，家族沿袭，私人产权和私产安全获得历代礼制的保护。正如王夫所言：“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以资养焉。有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而授之。”（《噩梦》）
阅习了耿元骊的《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又进一步浏览了《中国政治制度小史》、《西汉经济史》、《两宋田赋制度》等，尽管诸书结论并不一致，但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些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情况，更加坚定了“历代王朝土地制度皆以私有制为主”的观点。
其中耿元骊先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耿先生说：“唐宋土地制度核心是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法律保障一直存在，土地买卖一以贯之。”（《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耿元骊说的是唐宋，扩展为历代王朝同样成立。他又说：“放在历史大趋势和大脉络里面，至少从春秋到明清的历史上，土地都是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一个一般认为的那样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变。”又说：“春秋以后，进入土地私有阶段。土地的国有并不存在，因为皇帝也有自己的私田私庄。多数土地是有主人的，或者是政府，或者是私人，但绝无所谓的‘人民公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取其代表含义而已。” （《唐宋土地制度》）这是卓见。（唯耿先生与诸多学者一样将井田制定性为公有制，则是错误的，理由见前。）
所有制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制是所有制的核心。从土地私有制可知，自汉唐至明清，儒家经济制度为私有制。要重建中华，就要走仁本主义道路，就要从三方面返本：道德上回归仁本位，政治上回归民本位，所有制方面回归私有制，私有为主，公有为辅。
不少人将公天下与公有制混为一谈。殊不知，《礼记》中孔子提出“奉三无私以劳天下”的为政原则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强调的是政治公道、法律公平、社会公正，可不是实施公有制。相反，制民之产，维护国民私有财产的安全，是公天下题中应有之义。在所有制方面，儒家主张私有制，公有经济只能作为补充。
或说：“公有、私有都是手段，相机而用。两者也可以掺杂使用。”没错，公有私有都是手段，但作为制度，何者为主却至关重要。私有制并不意味着取消所有公有财产和国营企业。相反，只有在私有制之下，每个公民的财产才能得到制度坚硬的保障，民有恒心，公营事业和国营企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2015-7-23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