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辟马帮之邪，力纠蒋庆之偏----东海客厅论人生
余东海
马帮很多行为和事情，天下能忍，国人能忍，当事人能忍，吾不能忍。当年奋起辟马，就是出于这一点不能忍之心。见罪恶之无穷，不能不为之怒；哀吾民之不幸，不能不为之争。有没有用，有什么用，非吾所能知；危不危险，危险多大，非吾所能料。该怒则怒，该骂则骂。不怒不争，对不起自心。
马家不去，中国无望，个人无望。在马家政治体系中，贫贱固然悲惨，富贵也不幸福，没有后福，而且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道德代价。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而马帮的富贵，就是最不可求、最不值得求的。
置身于马邦，无论为民为国为家，都非去马不可；而最有意义的事业，亦非去马莫属，这是东海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的。只是当时对于儒学理解有限，认为去马之后，儒学只能为辅，西制应该为主，遂成了自由派。数年之后归儒，想法倒了过来，深知儒主西辅才是中国未来最佳选择。儒主西辅，即以儒家为主体文化主导思想而吸收西方文明精华。在文化上，只有尊孔尊儒，才能成为同道；在政治上，只要认同去马，就是东海同道。
是走西路还是走儒路，前后有变，但始终不变的是去马。虽以儒路为最优选择，吾亦不排斥西路。去马之后，如果多数国人不支持儒家，西路也不失为次优选择。致力于去马归儒，置个人贫富贵贱利害安危于度外，亦置事业成败于度外。成不成，天也。唯尽此心而已，做一天儒生尽一天心，成固欣然败亦无憾。尽心则无悔无憾。而且吾坚信，仁本主义新王道事业必然成功，成功不必在吾，成于晚辈和后人之手，吾与有荣焉。
很多年前在京，有老友为吾安全计，给了一个主意：先靠我党，与党共舞，儒家得势，一切好说。殊不知，藏匿反马思想，骗取马帮信任，先把事业做大，这种做法无异于“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孔子耻之，东海亦耻之。坦坦荡荡而行，尽心尽力而为，问心无愧就好，成败利钝顺其自然可也。
东海勇于反马，亦非暴虎冯河。可以豁出去，但必须是值得的，富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人身难得，不能随随便便浪费了。故在豁出去之前，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包括精神、思想、物质、法律、人事各方面的准备。思想上兼受儒佛道和西学的滋养，也研读过一些马家经典，知己知彼；物质上法律上有备无患，人事上广泛交游，争取体制内外海内外各界友人的同情理解支持。
精神准备最重要，但不是有意准备的，而是从高中开始就喜欢传统文化。有两位堪称吾之精神建筑师和儒学启蒙师。第一位是陈公立夫，初级启蒙，其《四书道贯》让吾对四书有所了解；第二位是熊公十力，高级启蒙，其《新唯识论》让吾彻底消除了对儒学残留的疑惑，坚定了儒家立场。
当年归儒有双重动力。唯有儒家才能成德成圣，最高境界地成就自己，此内动力也；唯有儒家才能救民救国并道援天下，此外动力也。在野厅友言：“世界的希望在中国，中国的希望在儒家，儒家的希望在中道。良知觉醒，壮大中道，才能复兴中国。”此言甚是。孔孟的内圣功夫和熊公的孤往精神，为吾弘儒辟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内驱力。
多次有人下问，东海靠山何在。兹统一回答：孔孟就是我的后台，天道就是我的背景，良知就是我最大的靠山。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后台、更深远的背景、更靠得住的靠山吗？信天命就是信良知，知天命就是明良知。良知大明，一切无惑无忧无畏，唯良知是畏，唯良知是从。
熊公启吾良多，然有一事一直耿在吾心很不舒服。他犯了一个严重的观点错误：赞肯社会主义并拟之为外王。这当然是时代局限性所致。但是，若不能摆脱时代局限，就不配为君子，遑论圣贤。若非熊公深悟乾坤大义，严辟唯物主义，仅凭赞肯社会主义这一点，便自外于儒门矣。好在其大过有大功相抵，仍不失为君子。
蒋庆的《公羊学引论》一书于吾亦不无启发，但更多歧异，不敢苟同。论及性天，与熊公《新唯识论》和《体用论》《读经示要》诸著相比，错误明显，高下立判。
吾敬重蒋庆人品，敬重其“马占儒巢”一语体现出来的精神，儒门有人，吾道不孤。但越来越发现，其错误流弊甚大，很容易误导后学；其王道缺陷甚深，颇缺乏自由精神；其人格神信仰和宗教化王道，既无助于反对、批判极权主义，又不利于儒家事业的健康发展。纠错校正，舍我其谁。
当代国人欲明中道正义，大不易。儒学爱好者一不小心就滑向歧途了。百年来儒家受到空前的摧残诋毁抹黑。不仅反儒派肆意攻击，拥儒派时有误读，儒门内部也存在种种错释曲解。名儒如蒋庆，亦错误多多，如夷天道为准人格神，夷公羊学为准神学，夷王道为宗教化政治，否定主权在民等等。注意，主权在民是王道原则之一。论王道而否定主权在民，使王道丧失人道根基和民权关怀，其过甚大。
吾批蒋庆，唯凭堂堂之理阵，正正之义旗，不仅自己无一句非理和非礼之言，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许他人对其非礼。这样做，既是尊人，更是自重。
公议的时候最忌挟私，讲理的时候最忌挟带情绪和意气，更忌讳动机猜测和人身攻击。大家应该向大程子学习。《宋史》记载：“王安石执政，议更法令，中外皆不以为便，言者攻之甚力。颢被旨赴中堂议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同样，天下理亦非一家私理，愿平气以论。有理不在声高，理义制高点只能靠理义的高明中正去占据。这方面大家也可以向东海学习。
大半辈子直言直行，愈挫愈傲，遇强更顽，从没有向任何人物和势力屈服，从没有向任何危难和打击示弱。说吾丝毫不怕，视死如归，那是往吾脸上贴金，但吾确实也不是太害怕。吾更怕对不起孔孟的启发，生命的美好，对不起自己的良知，更怕与大多数马邦人那样庸庸碌碌猥猥琐琐畏畏缩缩一辈子。那样活着，纵然位高金多，无非权奴物奴丑类贱类耳，倒不如痛痛快快做一个自由人，怎么说就怎么做，怎么做就怎么说。狼虎丛中横虎步，不自由国自由人，舍我其谁！
而今年将耳顺，二毛生矣，检点此生，一事无成，唯有三点长处：一是气壮，眼高于顶，目空天下，武不能屈，鬼不能神，饱经风霜，脾气更牛；二是心明，不为任何人、任何物、任何异端外道所惑；三是量大，不念旧恶，不遗片善，从善如流，海纳百川，量同天地。
尝有人讥问：你那么努力地弘儒反马，又有什么用，真能救国救民吗？（大意）多次有人问及类似问题。救民救国确是东海初衷，能否成功，不可必，但至少可以自救成功。弘儒辟马既是救民救国的最好方式，也是自救自保的最佳法门。在邪恶国家做一个正善的人，在铁黑时代做一个光明的人，在悲惨世界做一个快乐的人，非儒不可，舍儒其谁。
弘儒去马平生志，万险千难不寸移。去马成功的标志是马学离宪，马统结束，历史开新；弘儒成功的标志是儒学入宪，道统重续，王道重现。吾始终相信功不唐捐，仁不白成，天不负心，始终相信自己必有机会亲眼目睹前一个愿望变成现实。至于后一个理想，此生未必能够实现，但下一代儒生大有机会。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2022-6-2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62202260522.htm转载请注明
余东海
马帮很多行为和事情，天下能忍，国人能忍，当事人能忍，吾不能忍。当年奋起辟马，就是出于这一点不能忍之心。见罪恶之无穷，不能不为之怒；哀吾民之不幸，不能不为之争。有没有用，有什么用，非吾所能知；危不危险，危险多大，非吾所能料。该怒则怒，该骂则骂。不怒不争，对不起自心。
马家不去，中国无望，个人无望。在马家政治体系中，贫贱固然悲惨，富贵也不幸福，没有后福，而且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道德代价。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而马帮的富贵，就是最不可求、最不值得求的。
置身于马邦，无论为民为国为家，都非去马不可；而最有意义的事业，亦非去马莫属，这是东海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的。只是当时对于儒学理解有限，认为去马之后，儒学只能为辅，西制应该为主，遂成了自由派。数年之后归儒，想法倒了过来，深知儒主西辅才是中国未来最佳选择。儒主西辅，即以儒家为主体文化主导思想而吸收西方文明精华。在文化上，只有尊孔尊儒，才能成为同道；在政治上，只要认同去马，就是东海同道。
是走西路还是走儒路，前后有变，但始终不变的是去马。虽以儒路为最优选择，吾亦不排斥西路。去马之后，如果多数国人不支持儒家，西路也不失为次优选择。致力于去马归儒，置个人贫富贵贱利害安危于度外，亦置事业成败于度外。成不成，天也。唯尽此心而已，做一天儒生尽一天心，成固欣然败亦无憾。尽心则无悔无憾。而且吾坚信，仁本主义新王道事业必然成功，成功不必在吾，成于晚辈和后人之手，吾与有荣焉。
很多年前在京，有老友为吾安全计，给了一个主意：先靠我党，与党共舞，儒家得势，一切好说。殊不知，藏匿反马思想，骗取马帮信任，先把事业做大，这种做法无异于“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孔子耻之，东海亦耻之。坦坦荡荡而行，尽心尽力而为，问心无愧就好，成败利钝顺其自然可也。
东海勇于反马，亦非暴虎冯河。可以豁出去，但必须是值得的，富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人身难得，不能随随便便浪费了。故在豁出去之前，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包括精神、思想、物质、法律、人事各方面的准备。思想上兼受儒佛道和西学的滋养，也研读过一些马家经典，知己知彼；物质上法律上有备无患，人事上广泛交游，争取体制内外海内外各界友人的同情理解支持。
精神准备最重要，但不是有意准备的，而是从高中开始就喜欢传统文化。有两位堪称吾之精神建筑师和儒学启蒙师。第一位是陈公立夫，初级启蒙，其《四书道贯》让吾对四书有所了解；第二位是熊公十力，高级启蒙，其《新唯识论》让吾彻底消除了对儒学残留的疑惑，坚定了儒家立场。
当年归儒有双重动力。唯有儒家才能成德成圣，最高境界地成就自己，此内动力也；唯有儒家才能救民救国并道援天下，此外动力也。在野厅友言：“世界的希望在中国，中国的希望在儒家，儒家的希望在中道。良知觉醒，壮大中道，才能复兴中国。”此言甚是。孔孟的内圣功夫和熊公的孤往精神，为吾弘儒辟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内驱力。
多次有人下问，东海靠山何在。兹统一回答：孔孟就是我的后台，天道就是我的背景，良知就是我最大的靠山。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后台、更深远的背景、更靠得住的靠山吗？信天命就是信良知，知天命就是明良知。良知大明，一切无惑无忧无畏，唯良知是畏，唯良知是从。
熊公启吾良多，然有一事一直耿在吾心很不舒服。他犯了一个严重的观点错误：赞肯社会主义并拟之为外王。这当然是时代局限性所致。但是，若不能摆脱时代局限，就不配为君子，遑论圣贤。若非熊公深悟乾坤大义，严辟唯物主义，仅凭赞肯社会主义这一点，便自外于儒门矣。好在其大过有大功相抵，仍不失为君子。
蒋庆的《公羊学引论》一书于吾亦不无启发，但更多歧异，不敢苟同。论及性天，与熊公《新唯识论》和《体用论》《读经示要》诸著相比，错误明显，高下立判。
吾敬重蒋庆人品，敬重其“马占儒巢”一语体现出来的精神，儒门有人，吾道不孤。但越来越发现，其错误流弊甚大，很容易误导后学；其王道缺陷甚深，颇缺乏自由精神；其人格神信仰和宗教化王道，既无助于反对、批判极权主义，又不利于儒家事业的健康发展。纠错校正，舍我其谁。
当代国人欲明中道正义，大不易。儒学爱好者一不小心就滑向歧途了。百年来儒家受到空前的摧残诋毁抹黑。不仅反儒派肆意攻击，拥儒派时有误读，儒门内部也存在种种错释曲解。名儒如蒋庆，亦错误多多，如夷天道为准人格神，夷公羊学为准神学，夷王道为宗教化政治，否定主权在民等等。注意，主权在民是王道原则之一。论王道而否定主权在民，使王道丧失人道根基和民权关怀，其过甚大。
吾批蒋庆，唯凭堂堂之理阵，正正之义旗，不仅自己无一句非理和非礼之言，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许他人对其非礼。这样做，既是尊人，更是自重。
公议的时候最忌挟私，讲理的时候最忌挟带情绪和意气，更忌讳动机猜测和人身攻击。大家应该向大程子学习。《宋史》记载：“王安石执政，议更法令，中外皆不以为便，言者攻之甚力。颢被旨赴中堂议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同样，天下理亦非一家私理，愿平气以论。有理不在声高，理义制高点只能靠理义的高明中正去占据。这方面大家也可以向东海学习。
大半辈子直言直行，愈挫愈傲，遇强更顽，从没有向任何人物和势力屈服，从没有向任何危难和打击示弱。说吾丝毫不怕，视死如归，那是往吾脸上贴金，但吾确实也不是太害怕。吾更怕对不起孔孟的启发，生命的美好，对不起自己的良知，更怕与大多数马邦人那样庸庸碌碌猥猥琐琐畏畏缩缩一辈子。那样活着，纵然位高金多，无非权奴物奴丑类贱类耳，倒不如痛痛快快做一个自由人，怎么说就怎么做，怎么做就怎么说。狼虎丛中横虎步，不自由国自由人，舍我其谁！
而今年将耳顺，二毛生矣，检点此生，一事无成，唯有三点长处：一是气壮，眼高于顶，目空天下，武不能屈，鬼不能神，饱经风霜，脾气更牛；二是心明，不为任何人、任何物、任何异端外道所惑；三是量大，不念旧恶，不遗片善，从善如流，海纳百川，量同天地。
尝有人讥问：你那么努力地弘儒反马，又有什么用，真能救国救民吗？（大意）多次有人问及类似问题。救民救国确是东海初衷，能否成功，不可必，但至少可以自救成功。弘儒辟马既是救民救国的最好方式，也是自救自保的最佳法门。在邪恶国家做一个正善的人，在铁黑时代做一个光明的人，在悲惨世界做一个快乐的人，非儒不可，舍儒其谁。
弘儒去马平生志，万险千难不寸移。去马成功的标志是马学离宪，马统结束，历史开新；弘儒成功的标志是儒学入宪，道统重续，王道重现。吾始终相信功不唐捐，仁不白成，天不负心，始终相信自己必有机会亲眼目睹前一个愿望变成现实。至于后一个理想，此生未必能够实现，但下一代儒生大有机会。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2022-6-2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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