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庸就是韦小宝又如何？》
评点余杰系列之五
庄晓斌
评点余杰对已故的文学大师金庸的大不敬，我真耽恐会由此亵渎了金庸大师的隆隆清誉的。但既然擎起了这支笔，不做出鞭辟入里的评点，或恐余杰先生也会不服气的。那么就毫无忌惮地不讳直言吧
余杰说：“我喜欢金庸的小说，而不喜欢金庸本人。我不同意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在我看来，”人”和”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当然，金庸的小说是商业社会”文化工业”的产物，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最初它就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捧到云霄之上，也没有必要给它扣上诸如”祸国殃民”、”破坏法治”、”毒害青年”之类的大帽子。”
余杰为了给证实自己对金庸大师的大不敬不是独出心裁，还拉来了两位当今之世著名批评家李敖和王朔做自己的同盟军。余杰说：“李敖就猛烈批评过金庸的伪善。王朔评论的是金庸的小说，李敖评论的却是金庸的为人。李敖认为，金庸拥有数亿资产，却极少参与资助慈善和教育事业。一边是一毛不拔，一边却又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大谈”仁爱”、”慈悲”、”善行”云云，佛学修为俨然博大精深。李敖反问说：佛学讲究”四大皆空”，金庸是否能够”放下”自己的财产呢？金大侠如此”脱节”的言行不是伪善又是什么？”
余杰说完了上面的话后，又不厌其烦地说了些关于穷人和富人如何进天堂的一大通废话，甚至连圣经里的经典语录也援引在自己的文章中了。余杰他说了这么一通 啰里啰嗦的废话后，他要证明的又是什么呢？下面的话透露出了余杰的真实动机，余杰|“却对金庸的这一举动感到不可思议：出版社的数十万稿费他分文不让，而央视的数百万改编费他却只取一文，这不是明显的”杀贫济富”吗？”
余杰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原来就是对金庸先生的”杀贫济富”这一举动感到不可思议。在余杰的眼里。金庸先生不收央视的数百万改编费他却只取一文，这是向党国献媚，是给自己的作品在大陆的主流传媒平台上畅行无阻支付的买路费。此举也做实了金庸先生就是舔共、媚共，而且是”杀贫济富”的文化奸商。余杰怀有的这样阴暗的心理，是不是该去治治病了？我怎么听都能品味出这话里怎么有一种酸溜溜的意味呢？我想倘是央视肯把余杰的小说《香草山》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放，别说是给数百万改编费了，哪怕就是像救济流浪狗一样，顺手就扔一根大骨棒，余杰先生当比也是不会拒绝的。可惜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自己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是哪只狐狸搪塞同类的托词，余杰先生大可不必这样的。而且因此为据，便往金庸先生的脑门子上扣“舔共、媚共”的“稀屎盆子”就更显阴毒了。
姑且不论金庸先生那出版社的数十万稿费他分文不让，而央视的数百万改编费他却只取一文，是基于什么考量做出的决定：仅就金庸先生视金钱如粪土的一股凛然之气，就足可让我辈“著述只为稻梁谋”的穷酸文人们钦佩不已了。而余杰您还又恶毒地诅咒金庸先生这就是舔共、媚共，余杰你缺不缺德？亏不亏心啊？
在余杰下面的这段关于文学创作的“奇谈高论”里，我终于悟识到了余杰为什么总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地故意说出狂悖的词汇，来作自己书籍的标题了。余杰写到“文学的生命就是冒险”：唯一谈得上冒险的是当作家为了提升他对现象的思考质量而迫近可能性之边缘时所做的努力。能接近极限，摇撼彼岸，能使艺术家为艺术不敢触动的东西挺而走险的作品应当是好作品。”
这就是作家余杰为文学创作这门“高深武功”定义的“葵花宝典”。余杰这些年洋洋1500万出版的文字，刊印成的60余部书籍，大概都是因为精心修炼了这部“葵花宝典”而杜撰出来的。我斗胆问一句余杰先生，您的洋洋1500万出版的文字，刊印成的60余部书籍其间，究竟有几部可以堪称是文学作品的呢？您又用这些海量的文字塑造出了几个鲜明的可以让读者们记得住认得清的文学人物形象呢？是“影帝”还是“河蟹”？抑或您 还有什么可以拿 的出手的文学作品？对了，对余杰先生也是真的不能一概否决的，在他著作等身的60多部作品里，他还真的有一部标识为小说的文学作品。那就是我前面提的《香草山》。
这是余杰的唯一一本自传体爱情小说，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廷生、宁萱从不相识到相识，从一般朋友一步跨越到亲密恋人，自是有很多浪漫和传奇色彩。但是从余杰发表这部小说的时间算起也有十余年了吧？现在在大陆读者的心目中，能有几人还记得，男女主人公廷生、宁萱究竟长什么模样？当然我这也是苛责余杰先生了。他创作的“葵花宝典”和我的不一样。我对文学创作的秘诀也曾用过生命之类的词汇，但是我的生命可不是拿来冒险的。我是这样说的：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而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我以为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只有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尽善尽美地贴近生活的本真，这样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才能鲜活持久地留驻在读者的心田里，这才有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而这就是文学的真谛！
由此，我终于明白了，余杰先生为什么总是故出惊天骇世的狂悖之语，总是爱标新立异，总是找些文坛大师级的巨匠做自己的靶子。从余杰出道伊始，就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作为一匹文坛 黑马 窜了出来 从在国内用犀利的言辞抨击余秋雨开始，一直到来到大洋彼岸，塑造出了影帝、河蟹、黑老大等他自以为是文学的大量文字，还出口就是惊人语，什么“今生不做中国人”。什么“中国乃敌国也”，还有什么‘五鬼乱华、“13亿中国人都是丧尸 ”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因为，我等在文学的土壤上，只是老老实实地耕耘，只当个种庄稼的农民。而余杰却不是在耕耘，他是在冒险赌命啊！他要做的也不是质朴的农夫，而是要做能“接近极限，摇撼彼岸，能使艺术家为艺术不敢触动的东西挺而走险的“勇士”，而勇士敢于搏命创作出来的作品应当就是好作品了。”
对于这样的创作理念，我当然不敢苟同 。即便作家余杰为文学创作这门“高深武功”定义的这本秘籍，真的就是武林修炼最上乘绝世神功的“葵花宝典”，我等只有农夫资质的也是不敢觊觎的。因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那里有勇士的胆气和豪情啊！
请原谅我再多絮叨几句，文学是什么？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现代通常则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剧本）四大类别。但余杰先生的文学作品是这样么？不是的。我不否认，余杰先生有把玩文字的功底，当然也有深邃的思想，评论之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这是政论，不是充满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我想余杰先生撰著的其他几十本政治禁书大概也是这个范畴。针对时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独到见解并作以评论。 可涉及事物的性质、意义、影响、危害等等。
余杰先生的所有作品几乎都符合这些特征。说到文学性，那也是因为余杰先生毕竟科班出身，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笔锋犀利，又擅长旁征博引，故而作政论似乎也能文采飞扬以至于妙棋横生。他的这些政论作品的文学性，只能和余杰自己也鄙视的文坛老毒物的周树人相媲美，褒扬地说，余杰撰著的几十本政治禁书里具有的文学性，充其量也就是拉长了的鲁迅杂文。用余杰自己的话来批判自己才恰如其分：余杰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从网路上下载有关资讯，加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而成。”说余杰是作家，这不精准，余杰乃是当今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和美国的曹长青先生有的一比。但作为作家，以我的观点，他尚现稚嫩，她即使是一只雏鹰，现在他依然在“脱毛”阶段，想展翅高翔还有待时日。
尤其让我不可容忍的是余杰肆意诋毁金庸先生的清誉。余杰写到 ：金庸先生的父亲就是在土改时被镇压的。他和共党可谓是有杀父之仇的，金庸不思报仇，反而投进仇人怀抱自娱自乐，这就是典型的韦小宝式的喜剧人物。（援引不是余杰原文而意会）
这是余杰出于自己的阴暗心理在揣摩智者的心态，人世间的恩恩怨怨真的就必须睚眦必报么？我这样说过，在事关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这样大义面前，个人的恩怨是不值得念念不忘而睚眦必报的！只要将来执掌中国政权的执政者能真正地给我中华民族带来兴旺发达，给中国的14亿人带来福祉，我不管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新宇或是蒋孝慈，我都会衷心拥护的！这就是我此生不变的立场，我爱中国，就是基于这种理念的。
坦率地告诉余杰先生，我也是和金庸一样的血仇子弟，我的兄长庄彦斌就是枉死在共产党的刑场上的。但这又能怎么样？就需“仇恨入心要发芽”么？这句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词是人所共知的，但我却固执地认为，这句话太偏激了，这不能成为我炎黄子孙的行为准则。冤冤相报何时了？假如我炎黄子孙都是怀有这样的心态，那我中华民族的仇杀屠戮，到什么时候才能歇止？被余杰先生视为亦兄亦友的刘晓波先生怎么就没他没有敌人的无敌论理念教授给自己的余杰小弟呢？看来，作为师长的刘晓波在九泉之下也难闭上眼睛啊！因为最先叛逆的就是自诩是虔诚地追随晓波先生的嫡传弟子余杰呀！
余杰先生也许永远也理解不了金庸先生的高洁情怀，当然对我等老朽的忠言逆耳就更听不下去了。这无妨，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我只用一句话打住：金庸就是韦小宝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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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说：“我喜欢金庸的小说，而不喜欢金庸本人。我不同意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在我看来，”人”和”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当然，金庸的小说是商业社会”文化工业”的产物，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最初它就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捧到云霄之上，也没有必要给它扣上诸如”祸国殃民”、”破坏法治”、”毒害青年”之类的大帽子。”
余杰为了给证实自己对金庸大师的大不敬不是独出心裁，还拉来了两位当今之世著名批评家李敖和王朔做自己的同盟军。余杰说：“李敖就猛烈批评过金庸的伪善。王朔评论的是金庸的小说，李敖评论的却是金庸的为人。李敖认为，金庸拥有数亿资产，却极少参与资助慈善和教育事业。一边是一毛不拔，一边却又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大谈”仁爱”、”慈悲”、”善行”云云，佛学修为俨然博大精深。李敖反问说：佛学讲究”四大皆空”，金庸是否能够”放下”自己的财产呢？金大侠如此”脱节”的言行不是伪善又是什么？”
余杰说完了上面的话后，又不厌其烦地说了些关于穷人和富人如何进天堂的一大通废话，甚至连圣经里的经典语录也援引在自己的文章中了。余杰他说了这么一通 啰里啰嗦的废话后，他要证明的又是什么呢？下面的话透露出了余杰的真实动机，余杰|“却对金庸的这一举动感到不可思议：出版社的数十万稿费他分文不让，而央视的数百万改编费他却只取一文，这不是明显的”杀贫济富”吗？”
余杰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原来就是对金庸先生的”杀贫济富”这一举动感到不可思议。在余杰的眼里。金庸先生不收央视的数百万改编费他却只取一文，这是向党国献媚，是给自己的作品在大陆的主流传媒平台上畅行无阻支付的买路费。此举也做实了金庸先生就是舔共、媚共，而且是”杀贫济富”的文化奸商。余杰怀有的这样阴暗的心理，是不是该去治治病了？我怎么听都能品味出这话里怎么有一种酸溜溜的意味呢？我想倘是央视肯把余杰的小说《香草山》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放，别说是给数百万改编费了，哪怕就是像救济流浪狗一样，顺手就扔一根大骨棒，余杰先生当比也是不会拒绝的。可惜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自己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是哪只狐狸搪塞同类的托词，余杰先生大可不必这样的。而且因此为据，便往金庸先生的脑门子上扣“舔共、媚共”的“稀屎盆子”就更显阴毒了。
姑且不论金庸先生那出版社的数十万稿费他分文不让，而央视的数百万改编费他却只取一文，是基于什么考量做出的决定：仅就金庸先生视金钱如粪土的一股凛然之气，就足可让我辈“著述只为稻梁谋”的穷酸文人们钦佩不已了。而余杰您还又恶毒地诅咒金庸先生这就是舔共、媚共，余杰你缺不缺德？亏不亏心啊？
在余杰下面的这段关于文学创作的“奇谈高论”里，我终于悟识到了余杰为什么总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地故意说出狂悖的词汇，来作自己书籍的标题了。余杰写到“文学的生命就是冒险”：唯一谈得上冒险的是当作家为了提升他对现象的思考质量而迫近可能性之边缘时所做的努力。能接近极限，摇撼彼岸，能使艺术家为艺术不敢触动的东西挺而走险的作品应当是好作品。”
这就是作家余杰为文学创作这门“高深武功”定义的“葵花宝典”。余杰这些年洋洋1500万出版的文字，刊印成的60余部书籍，大概都是因为精心修炼了这部“葵花宝典”而杜撰出来的。我斗胆问一句余杰先生，您的洋洋1500万出版的文字，刊印成的60余部书籍其间，究竟有几部可以堪称是文学作品的呢？您又用这些海量的文字塑造出了几个鲜明的可以让读者们记得住认得清的文学人物形象呢？是“影帝”还是“河蟹”？抑或您 还有什么可以拿 的出手的文学作品？对了，对余杰先生也是真的不能一概否决的，在他著作等身的60多部作品里，他还真的有一部标识为小说的文学作品。那就是我前面提的《香草山》。
这是余杰的唯一一本自传体爱情小说，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廷生、宁萱从不相识到相识，从一般朋友一步跨越到亲密恋人，自是有很多浪漫和传奇色彩。但是从余杰发表这部小说的时间算起也有十余年了吧？现在在大陆读者的心目中，能有几人还记得，男女主人公廷生、宁萱究竟长什么模样？当然我这也是苛责余杰先生了。他创作的“葵花宝典”和我的不一样。我对文学创作的秘诀也曾用过生命之类的词汇，但是我的生命可不是拿来冒险的。我是这样说的：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而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我以为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只有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尽善尽美地贴近生活的本真，这样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才能鲜活持久地留驻在读者的心田里，这才有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而这就是文学的真谛！
由此，我终于明白了，余杰先生为什么总是故出惊天骇世的狂悖之语，总是爱标新立异，总是找些文坛大师级的巨匠做自己的靶子。从余杰出道伊始，就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作为一匹文坛 黑马 窜了出来 从在国内用犀利的言辞抨击余秋雨开始，一直到来到大洋彼岸，塑造出了影帝、河蟹、黑老大等他自以为是文学的大量文字，还出口就是惊人语，什么“今生不做中国人”。什么“中国乃敌国也”，还有什么‘五鬼乱华、“13亿中国人都是丧尸 ”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因为，我等在文学的土壤上，只是老老实实地耕耘，只当个种庄稼的农民。而余杰却不是在耕耘，他是在冒险赌命啊！他要做的也不是质朴的农夫，而是要做能“接近极限，摇撼彼岸，能使艺术家为艺术不敢触动的东西挺而走险的“勇士”，而勇士敢于搏命创作出来的作品应当就是好作品了。”
对于这样的创作理念，我当然不敢苟同 。即便作家余杰为文学创作这门“高深武功”定义的这本秘籍，真的就是武林修炼最上乘绝世神功的“葵花宝典”，我等只有农夫资质的也是不敢觊觎的。因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那里有勇士的胆气和豪情啊！
请原谅我再多絮叨几句，文学是什么？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现代通常则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剧本）四大类别。但余杰先生的文学作品是这样么？不是的。我不否认，余杰先生有把玩文字的功底，当然也有深邃的思想，评论之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这是政论，不是充满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我想余杰先生撰著的其他几十本政治禁书大概也是这个范畴。针对时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独到见解并作以评论。 可涉及事物的性质、意义、影响、危害等等。
余杰先生的所有作品几乎都符合这些特征。说到文学性，那也是因为余杰先生毕竟科班出身，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笔锋犀利，又擅长旁征博引，故而作政论似乎也能文采飞扬以至于妙棋横生。他的这些政论作品的文学性，只能和余杰自己也鄙视的文坛老毒物的周树人相媲美，褒扬地说，余杰撰著的几十本政治禁书里具有的文学性，充其量也就是拉长了的鲁迅杂文。用余杰自己的话来批判自己才恰如其分：余杰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从网路上下载有关资讯，加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而成。”说余杰是作家，这不精准，余杰乃是当今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和美国的曹长青先生有的一比。但作为作家，以我的观点，他尚现稚嫩，她即使是一只雏鹰，现在他依然在“脱毛”阶段，想展翅高翔还有待时日。
尤其让我不可容忍的是余杰肆意诋毁金庸先生的清誉。余杰写到 ：金庸先生的父亲就是在土改时被镇压的。他和共党可谓是有杀父之仇的，金庸不思报仇，反而投进仇人怀抱自娱自乐，这就是典型的韦小宝式的喜剧人物。（援引不是余杰原文而意会）
这是余杰出于自己的阴暗心理在揣摩智者的心态，人世间的恩恩怨怨真的就必须睚眦必报么？我这样说过，在事关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这样大义面前，个人的恩怨是不值得念念不忘而睚眦必报的！只要将来执掌中国政权的执政者能真正地给我中华民族带来兴旺发达，给中国的14亿人带来福祉，我不管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新宇或是蒋孝慈，我都会衷心拥护的！这就是我此生不变的立场，我爱中国，就是基于这种理念的。
坦率地告诉余杰先生，我也是和金庸一样的血仇子弟，我的兄长庄彦斌就是枉死在共产党的刑场上的。但这又能怎么样？就需“仇恨入心要发芽”么？这句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词是人所共知的，但我却固执地认为，这句话太偏激了，这不能成为我炎黄子孙的行为准则。冤冤相报何时了？假如我炎黄子孙都是怀有这样的心态，那我中华民族的仇杀屠戮，到什么时候才能歇止？被余杰先生视为亦兄亦友的刘晓波先生怎么就没他没有敌人的无敌论理念教授给自己的余杰小弟呢？看来，作为师长的刘晓波在九泉之下也难闭上眼睛啊！因为最先叛逆的就是自诩是虔诚地追随晓波先生的嫡传弟子余杰呀！
余杰先生也许永远也理解不了金庸先生的高洁情怀，当然对我等老朽的忠言逆耳就更听不下去了。这无妨，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我只用一句话打住：金庸就是韦小宝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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