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绝不是该消亡的腐朽文明
——评点余杰系列之九
庄晓斌
，
余杰先生在评点黎蝸藤《客觀看待中華文化的定位》一文商榷中写道：“
文我有話要說。此文標榜「客觀看待中華文化」，其實延續十九世紀末梁啓超發明「中國」這個概念之後、國共兩黨聯手打造的大中華、大一統的民族主義話語，既不客觀，也不中立，迂腐之氣，撲面而來，邏輯混亂，不忍卒讀。
文革大批判的話語套路
該文一開頭就說：「在中國乃至華人社會，偏激的史觀與史論都很受歡迎，個中多少帶有獵奇、反權威、政治情緒的緣故。」這是典型的文革大批判話語套路：先給你定一個偏激、反動、反革命的罪名，你的文章和思想全都一無是處。既然有資格給你定罪，就說明定罪者本人乃是光榮、偉大、正確。這背後是一種威權主義的思維和居高臨下的態度，而不是西方學界習以為常的那種平等討論問題的方式。
黎先生寫道：「最近有人認爲中國是一個文明低地，全靠「內亞」才能進步，提出所謂「內亞秩序主導東亞」。筆者雖然沒有看過這本書，但也曾閱讀過其一些文章，而且從出版人的推廣文稿看，問題不少。」他指的當然是歷史學者劉仲敬的新書《中國窪地》，以及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在臉書上的介紹文字。但他偏偏不說出對方的名字，為什麼欲說還休呢？這種表面上的客氣和委婉，實際上是儒家的偽善——既然批評是公開的、冠冕堂皇的，為什麼要特別隱去批評對象的名字？我最厭惡這種指桑罵槐的「中國式批評」。
更奇特的是，黎先生居然坦承並未讀過所要批評的那本書，只是看過書的作者寫的零散文章以及出版人的推薦。沒有仔細研讀批評對象，就能寫出長長的批評文章來，這是嚴肅、謹慎、理性的寫作與研究嗎？這種粗陋怠惰的學風實在不足為訓，這種隨意尋找標靶的批評文章不可能在西方的書評雜誌上發表。
劉仲敬的「窪地」說已屬客氣
黎先生認為：「評價一個文明的標準，總不外乎生產力、政治秩序、宗教、文字、文學藝術、科技、工程建築等方面。」我不完全同意此種標凖，我認為在此之外還有更高的標凖，比如那種文明是否建構出保障人權、個人自由、私有產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英國政治家和思想家丘吉爾說過：「沒有什麽詞比『文明』一詞的使用更不嚴謹了。它究竟是指什麽？它是指一個建立在民權觀念之上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暴力、武備、軍閥統治、騷亂與獨裁，讓位於制定法律的議會，以及可以長久維護法律的公正的法庭。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會源源不斷生出自由、舒適和文化。」若以此爲標凖，在「中華」這個時空內，沒有「文明」，只有「不文明」或「反文明」。
姑且以從黎先生列出的標凖而論，所謂「中華文明」（如果真的存在一個無比寬泛的「中華文明」的話）只能用野蠻、黑暗、邪惡等詞語來形容，劉仲敬用的「窪地」之說，在我看來已經是太過客氣了。
總而言之，中華文化最大的特徵，不是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不過，黎先生若願意一生躺在四大發明上面睡大覺，那也是他個人的自由），而是太監制度、女子纏足、絕對皇權專制、科舉制等等。這些元素爲中華文化打上了虛偽和野蠻的烙印。
1895年，晚清啟蒙思想家和翻譯家嚴復在一篇名為《救亡決論》的文章中指出：「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這八個字，古已有之，於今為烈。這八個字，也可以用以概括黎先生這篇洋洋灑灑的大作。
抱殘守缺是中國淪為野蠻國家、中華文化淪為野蠻文化的重要原因。很不幸的是，黎先生雖然沐浴在歐風美雨中，卻仍未從抱殘守缺的「中國夢」中驚醒過來。”
因为余杰先生的原文很庸长，我只摘要点援引以上几段话，此文主要表述的是我的观点。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歧义，这里表现出了的恰恰是中国文化人应该持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那一点点的文化关怀。余杰先生不是一向崇尚高大上的文化情怀么，我公允地说黎蝸藤和劉仲敬先生所表现出来的是高大上的文化情怀，而您余杰先生表现出来的却不是。因为你的评判不仅不公允，而恰如你所所言你正是在用文革大批判的話語套路，对黎先生进行着似如你当年抨击余秋雨一样的造反派式语言，劉仲敬先生的客气这是学者的风度，而余杰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另外的一种嘴脸。而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诋毁这简直就是恶毒地诅咒了，这不仅已经完全暴露了你的浅薄和无知，而更彰显的恰恰是文革造反派的那种骄横和狂妄。
看到了你讥讽黎蝸藤先生说：“總而言之，中華文化最大的特徵，不是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不過，黎先生若願意一生躺在四大發明上面睡大覺，那也是他個人的自由），而是太監制度、女子纏足、絕對皇權專制、科舉制等等。這些元素爲中華文化打上了虛偽和野蠻的烙印。”的这段话我都不仅为你感到赭颜。请问余杰，你对东西方的历史文化了解得究竟有多少？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中国才有这些太監制度、女子纏足、絕對皇權專制、科舉制么?去翻看一下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种种酷刑，再到古罗马教廷的秘典馆和伊斯兰清真寺的藏书楼里去不补补课再来大发议论吧！你以为这等陋习酷法，皇權專制、科舉取仕的章法 只有中国才有么？而且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发明的么？
请余杰先生仔细看看下面的这段文字
东罗马帝国时代，宦官更是罗马皇帝不可缺少的政治助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特夫先生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指出：“太监掌权在4世纪的拜占庭已经充分形成一种制度。”在东罗马帝国时代，太监占有了大部分部门的职权。在当时的十八等官制中，他们可以担任八级官职，被称作是“皇帝可信任的阶层”，可以充当指挥疆场作战的高级将领。东罗马历史上的名将纳西斯、所罗门，都是宦官出身。而宦官尤斯塔修斯·西米尼努斯和尼西塔斯，也成为名噪一时的海军统帅。宦官还被东罗马皇帝任命为政治军事改革的主事人，宦官出身的主计官尼西福罗斯就是东罗马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最令人称奇的是，在东罗马帝国，有不少宦官还当上了宗教首领。历史学家伦西曼曾考证过，那时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大主教都是宦官”。东罗马帝国的宦官擅权，使得皇帝也成为了宦官们的掌中之物。所以，著名的史学家阿米尼努斯讥讽说，公元4世纪的东罗马君士坦丁乌斯二世“大部分权力”都归宦官尤塞比乌斯“掌握”，皇帝成为傀儡，而东罗马也变成了“太监的天堂”。
非洲的宦官也有悠久的历史。
日本学者三田村太助在《宦官的秘密》一书中指出，在古代埃及，经常有寺庙僧侣们将用低价买来的6岁至10岁的男性小奴隶，用当地的医术阉割，然后用昂贵的高价卖到王宫和贵族府第，以此营生。魏特夫先生从《埃及语字典》等所引用的金字塔文件中，推断可能最早在公元前1500年时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埃及就有阉割的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尼罗河流域的宦官现象可能长期延续下来。
在古老的亚洲，西亚和阿拉伯世界曾经是宦官现象流行的地区，所以魏特夫曾将“中国和近东”，并列为政治宦官猖獗的两大区域。《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推测古巴比伦《汉漠拉比法典》里所提到的称为“季塞奎姆”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宦官。如果这个推测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西亚最早的宦官应当出现在公元前12至15世纪之间。
到阿拉伯帝国兴盛时期，西亚、近东的宦官群体更是成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活跃一时。美国学者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说到，到8世纪初时，阿拉伯帝国的宦官制度，随同闺房制度一起完善起来。“第一批宦官，大多数是希腊人，而且阿拉伯人是仿效拜占庭人的宦官制度的。”闺房制度相当于中国的后妃制度，阿拉伯后宫佳丽之多，我们从寓言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可以略窥一斑。希提同时推断出，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极盛时代(公元750～847年)，首都巴格达王城的三分之一供皇宫内的内眷、太监和特等官吏使用。另外，据有关的史书介绍说，当时的白人太监，称为塞拉里克(Selamlik)。还有大约600～800名黑人太监，掌管着后宫后妃们的日常生活，由于丧失了性功能，得以和嫔妃们接触。
在古代土耳其和古印度，宦官专政也曾盛极一时。有关历史记载表明，土耳其苏丹曾任命白人太监为宫廷学校的校长，专门用来训练国家文武官员，白人太监甚至被任命负责保卫苏丹私人宝库的最高官员，将教育、人事和财政大权全交给宦官。
在古印度王国，宦官称为“霍查”。那时南亚次大陆上小国林立，每一国国君都妻妾成群，役使了大量太监在王宫劳作。据说，有的小国宫廷宦官达到两万人之多。从玄奘西行记载中就能大致体察到这一现象。
对历史的无知和信奉写作就是冒险的余杰以为语出惊人就是敢言和无畏了。岂不知自己伸出来的巴掌却结结实实地拍在了自己的脸上了。历史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有些制度和习俗在现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也曾有积极的一面的。诸如皇權專制、科舉取仕等等。平等、人权的改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1862年，林肯总统就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至今大约过去了快200年了吧，可是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得个别州里，还有这样的法律，黑人乘坐公交车见了白人则还要主动让座的。至于对女性的摧残，也绝非是在东方的中国才有这类现象的。崇尚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似乎更胜于中国，起码在现代的某些穆斯林国家里，妇女在广庭众目之下，还是不许露脸的。评判一种文明是不是该消亡，这是要尊重历史和现实的。香港的钟祖康已经很偏激了，但是余杰似乎更进了一步，他扬言是要把脏水通通都倒出去的。倒得干干净净的，一点都不留痕迹的。当然这只不过是余杰的天真幻想罢了。你怎么能倒得干干净净的呢？起码方块字你还是要用嘛，有了这一点，你总该是倒不干净的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曾写过程如下的一段描述，我个人认为定位还是很准确的。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解析我认为恰恰可以用王勃滕王阁序里的两句绝佳的诗句来形容，那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霓彩漫天的长空和碧澄如洗的秋水无疑都是美不胜收的景观，但是有谁不知道，那一览无际的长空里不时也曾飘过几朵乌云，而几乎是清澈见底的秋水里其实是掺杂大量的鱼屎和鸟粪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在广大博深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就是精粹和糟粕同在。其间应该摈弃和消亡的垃圾确实是比比皆是，但不能由此就全盘地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该消亡的文明。就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文化。倘是这样，那就是倒洗澡水时连小孩子也一起泼了出去，这是愚昧的解析。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诋毁和自己可笑的浅薄和无知。余杰的表述就是这样的。我评点香港钟祖康先生的一篇文章时曾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诚然，和由古希腊文明延续下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比较，中华传统文化确实是落伍了。特别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我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做以比较，我们确实有很多地方不如人家，这是客观事实，我也并不否认的。但是由此就断然说，东方文明就是该消亡和淘汰的文明，这也是不公允而且毫无道理的。一种文明能延续了2000多年，甚至在国家民族都灭亡，人民都成了亡国奴了，他依然能存活，而且还同化了征服者，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无可置疑地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绝不是您所解析的垃圾文化是该消亡的文明。而恰恰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解析，与其说是外族征服者消亡了汉族文明，而是广大博深中华传统文化消亡了外族征服者的本民族文化， 而诞生了一种更新的东方文明。在这一点理解历史，说中华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征服者也是没有错的。至于您说得中华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忠君仁义礼智孝簾之说就是专制皇权，只能奴役愚使贱民，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的观点也是偏颇
的，只有古希腊文明繁衍出来的西方文明才会构建出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现代文明社会和先进的社会制度，而该消亡的东方文明只能产生独裁专制等等言论这就更是武断和牵强了。早在2000多年前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贤们就有过民本主义的睿见真知。诸如孔子説：见贤思齐，孟子也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古希腊文明孕育出来的文化里也不仅仅能孕育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这些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也能产生出些孽种的，诸如邪恶的马列主义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其中的两例。
其实，探讨一种文化的优劣，是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简单武断做置评的，多一点思考，则少一些单纯，多一些包容，则少一些错谬。这就是我的观点，希望与余杰共勉。
——评点余杰系列之九
庄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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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先生在评点黎蝸藤《客觀看待中華文化的定位》一文商榷中写道：“
文我有話要說。此文標榜「客觀看待中華文化」，其實延續十九世紀末梁啓超發明「中國」這個概念之後、國共兩黨聯手打造的大中華、大一統的民族主義話語，既不客觀，也不中立，迂腐之氣，撲面而來，邏輯混亂，不忍卒讀。
文革大批判的話語套路
該文一開頭就說：「在中國乃至華人社會，偏激的史觀與史論都很受歡迎，個中多少帶有獵奇、反權威、政治情緒的緣故。」這是典型的文革大批判話語套路：先給你定一個偏激、反動、反革命的罪名，你的文章和思想全都一無是處。既然有資格給你定罪，就說明定罪者本人乃是光榮、偉大、正確。這背後是一種威權主義的思維和居高臨下的態度，而不是西方學界習以為常的那種平等討論問題的方式。
黎先生寫道：「最近有人認爲中國是一個文明低地，全靠「內亞」才能進步，提出所謂「內亞秩序主導東亞」。筆者雖然沒有看過這本書，但也曾閱讀過其一些文章，而且從出版人的推廣文稿看，問題不少。」他指的當然是歷史學者劉仲敬的新書《中國窪地》，以及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在臉書上的介紹文字。但他偏偏不說出對方的名字，為什麼欲說還休呢？這種表面上的客氣和委婉，實際上是儒家的偽善——既然批評是公開的、冠冕堂皇的，為什麼要特別隱去批評對象的名字？我最厭惡這種指桑罵槐的「中國式批評」。
更奇特的是，黎先生居然坦承並未讀過所要批評的那本書，只是看過書的作者寫的零散文章以及出版人的推薦。沒有仔細研讀批評對象，就能寫出長長的批評文章來，這是嚴肅、謹慎、理性的寫作與研究嗎？這種粗陋怠惰的學風實在不足為訓，這種隨意尋找標靶的批評文章不可能在西方的書評雜誌上發表。
劉仲敬的「窪地」說已屬客氣
黎先生認為：「評價一個文明的標準，總不外乎生產力、政治秩序、宗教、文字、文學藝術、科技、工程建築等方面。」我不完全同意此種標凖，我認為在此之外還有更高的標凖，比如那種文明是否建構出保障人權、個人自由、私有產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英國政治家和思想家丘吉爾說過：「沒有什麽詞比『文明』一詞的使用更不嚴謹了。它究竟是指什麽？它是指一個建立在民權觀念之上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暴力、武備、軍閥統治、騷亂與獨裁，讓位於制定法律的議會，以及可以長久維護法律的公正的法庭。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會源源不斷生出自由、舒適和文化。」若以此爲標凖，在「中華」這個時空內，沒有「文明」，只有「不文明」或「反文明」。
姑且以從黎先生列出的標凖而論，所謂「中華文明」（如果真的存在一個無比寬泛的「中華文明」的話）只能用野蠻、黑暗、邪惡等詞語來形容，劉仲敬用的「窪地」之說，在我看來已經是太過客氣了。
總而言之，中華文化最大的特徵，不是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不過，黎先生若願意一生躺在四大發明上面睡大覺，那也是他個人的自由），而是太監制度、女子纏足、絕對皇權專制、科舉制等等。這些元素爲中華文化打上了虛偽和野蠻的烙印。
1895年，晚清啟蒙思想家和翻譯家嚴復在一篇名為《救亡決論》的文章中指出：「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這八個字，古已有之，於今為烈。這八個字，也可以用以概括黎先生這篇洋洋灑灑的大作。
抱殘守缺是中國淪為野蠻國家、中華文化淪為野蠻文化的重要原因。很不幸的是，黎先生雖然沐浴在歐風美雨中，卻仍未從抱殘守缺的「中國夢」中驚醒過來。”
因为余杰先生的原文很庸长，我只摘要点援引以上几段话，此文主要表述的是我的观点。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歧义，这里表现出了的恰恰是中国文化人应该持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那一点点的文化关怀。余杰先生不是一向崇尚高大上的文化情怀么，我公允地说黎蝸藤和劉仲敬先生所表现出来的是高大上的文化情怀，而您余杰先生表现出来的却不是。因为你的评判不仅不公允，而恰如你所所言你正是在用文革大批判的話語套路，对黎先生进行着似如你当年抨击余秋雨一样的造反派式语言，劉仲敬先生的客气这是学者的风度，而余杰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另外的一种嘴脸。而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诋毁这简直就是恶毒地诅咒了，这不仅已经完全暴露了你的浅薄和无知，而更彰显的恰恰是文革造反派的那种骄横和狂妄。
看到了你讥讽黎蝸藤先生说：“總而言之，中華文化最大的特徵，不是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不過，黎先生若願意一生躺在四大發明上面睡大覺，那也是他個人的自由），而是太監制度、女子纏足、絕對皇權專制、科舉制等等。這些元素爲中華文化打上了虛偽和野蠻的烙印。”的这段话我都不仅为你感到赭颜。请问余杰，你对东西方的历史文化了解得究竟有多少？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中国才有这些太監制度、女子纏足、絕對皇權專制、科舉制么?去翻看一下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种种酷刑，再到古罗马教廷的秘典馆和伊斯兰清真寺的藏书楼里去不补补课再来大发议论吧！你以为这等陋习酷法，皇權專制、科舉取仕的章法 只有中国才有么？而且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发明的么？
请余杰先生仔细看看下面的这段文字
东罗马帝国时代，宦官更是罗马皇帝不可缺少的政治助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特夫先生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指出：“太监掌权在4世纪的拜占庭已经充分形成一种制度。”在东罗马帝国时代，太监占有了大部分部门的职权。在当时的十八等官制中，他们可以担任八级官职，被称作是“皇帝可信任的阶层”，可以充当指挥疆场作战的高级将领。东罗马历史上的名将纳西斯、所罗门，都是宦官出身。而宦官尤斯塔修斯·西米尼努斯和尼西塔斯，也成为名噪一时的海军统帅。宦官还被东罗马皇帝任命为政治军事改革的主事人，宦官出身的主计官尼西福罗斯就是东罗马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最令人称奇的是，在东罗马帝国，有不少宦官还当上了宗教首领。历史学家伦西曼曾考证过，那时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大主教都是宦官”。东罗马帝国的宦官擅权，使得皇帝也成为了宦官们的掌中之物。所以，著名的史学家阿米尼努斯讥讽说，公元4世纪的东罗马君士坦丁乌斯二世“大部分权力”都归宦官尤塞比乌斯“掌握”，皇帝成为傀儡，而东罗马也变成了“太监的天堂”。
非洲的宦官也有悠久的历史。
日本学者三田村太助在《宦官的秘密》一书中指出，在古代埃及，经常有寺庙僧侣们将用低价买来的6岁至10岁的男性小奴隶，用当地的医术阉割，然后用昂贵的高价卖到王宫和贵族府第，以此营生。魏特夫先生从《埃及语字典》等所引用的金字塔文件中，推断可能最早在公元前1500年时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埃及就有阉割的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尼罗河流域的宦官现象可能长期延续下来。
在古老的亚洲，西亚和阿拉伯世界曾经是宦官现象流行的地区，所以魏特夫曾将“中国和近东”，并列为政治宦官猖獗的两大区域。《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推测古巴比伦《汉漠拉比法典》里所提到的称为“季塞奎姆”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宦官。如果这个推测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西亚最早的宦官应当出现在公元前12至15世纪之间。
到阿拉伯帝国兴盛时期，西亚、近东的宦官群体更是成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活跃一时。美国学者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说到，到8世纪初时，阿拉伯帝国的宦官制度，随同闺房制度一起完善起来。“第一批宦官，大多数是希腊人，而且阿拉伯人是仿效拜占庭人的宦官制度的。”闺房制度相当于中国的后妃制度，阿拉伯后宫佳丽之多，我们从寓言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可以略窥一斑。希提同时推断出，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极盛时代(公元750～847年)，首都巴格达王城的三分之一供皇宫内的内眷、太监和特等官吏使用。另外，据有关的史书介绍说，当时的白人太监，称为塞拉里克(Selamlik)。还有大约600～800名黑人太监，掌管着后宫后妃们的日常生活，由于丧失了性功能，得以和嫔妃们接触。
在古代土耳其和古印度，宦官专政也曾盛极一时。有关历史记载表明，土耳其苏丹曾任命白人太监为宫廷学校的校长，专门用来训练国家文武官员，白人太监甚至被任命负责保卫苏丹私人宝库的最高官员，将教育、人事和财政大权全交给宦官。
在古印度王国，宦官称为“霍查”。那时南亚次大陆上小国林立，每一国国君都妻妾成群，役使了大量太监在王宫劳作。据说，有的小国宫廷宦官达到两万人之多。从玄奘西行记载中就能大致体察到这一现象。
对历史的无知和信奉写作就是冒险的余杰以为语出惊人就是敢言和无畏了。岂不知自己伸出来的巴掌却结结实实地拍在了自己的脸上了。历史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有些制度和习俗在现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也曾有积极的一面的。诸如皇權專制、科舉取仕等等。平等、人权的改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1862年，林肯总统就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至今大约过去了快200年了吧，可是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得个别州里，还有这样的法律，黑人乘坐公交车见了白人则还要主动让座的。至于对女性的摧残，也绝非是在东方的中国才有这类现象的。崇尚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似乎更胜于中国，起码在现代的某些穆斯林国家里，妇女在广庭众目之下，还是不许露脸的。评判一种文明是不是该消亡，这是要尊重历史和现实的。香港的钟祖康已经很偏激了，但是余杰似乎更进了一步，他扬言是要把脏水通通都倒出去的。倒得干干净净的，一点都不留痕迹的。当然这只不过是余杰的天真幻想罢了。你怎么能倒得干干净净的呢？起码方块字你还是要用嘛，有了这一点，你总该是倒不干净的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曾写过程如下的一段描述，我个人认为定位还是很准确的。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解析我认为恰恰可以用王勃滕王阁序里的两句绝佳的诗句来形容，那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霓彩漫天的长空和碧澄如洗的秋水无疑都是美不胜收的景观，但是有谁不知道，那一览无际的长空里不时也曾飘过几朵乌云，而几乎是清澈见底的秋水里其实是掺杂大量的鱼屎和鸟粪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在广大博深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就是精粹和糟粕同在。其间应该摈弃和消亡的垃圾确实是比比皆是，但不能由此就全盘地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该消亡的文明。就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文化。倘是这样，那就是倒洗澡水时连小孩子也一起泼了出去，这是愚昧的解析。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诋毁和自己可笑的浅薄和无知。余杰的表述就是这样的。我评点香港钟祖康先生的一篇文章时曾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诚然，和由古希腊文明延续下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比较，中华传统文化确实是落伍了。特别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我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做以比较，我们确实有很多地方不如人家，这是客观事实，我也并不否认的。但是由此就断然说，东方文明就是该消亡和淘汰的文明，这也是不公允而且毫无道理的。一种文明能延续了2000多年，甚至在国家民族都灭亡，人民都成了亡国奴了，他依然能存活，而且还同化了征服者，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无可置疑地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绝不是您所解析的垃圾文化是该消亡的文明。而恰恰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解析，与其说是外族征服者消亡了汉族文明，而是广大博深中华传统文化消亡了外族征服者的本民族文化， 而诞生了一种更新的东方文明。在这一点理解历史，说中华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征服者也是没有错的。至于您说得中华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忠君仁义礼智孝簾之说就是专制皇权，只能奴役愚使贱民，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的观点也是偏颇
的，只有古希腊文明繁衍出来的西方文明才会构建出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现代文明社会和先进的社会制度，而该消亡的东方文明只能产生独裁专制等等言论这就更是武断和牵强了。早在2000多年前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贤们就有过民本主义的睿见真知。诸如孔子説：见贤思齐，孟子也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古希腊文明孕育出来的文化里也不仅仅能孕育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这些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也能产生出些孽种的，诸如邪恶的马列主义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其中的两例。
其实，探讨一种文化的优劣，是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简单武断做置评的，多一点思考，则少一些单纯，多一些包容，则少一些错谬。这就是我的观点，希望与余杰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