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一眾民运人士便籌建中國民主黨。最先組成的是浙江省籌委會。
江澤民對此非常關心，表示「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著什麼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图谋，实际上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
搞学运、工运、組織起家的中共對中國民主黨這樣大逆不道的政治組織從來就沒有「心慈手軟」過、如同對待「法輪功」一樣。
实情如——
1）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四）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55899
「1998年6月，在浙江组党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运力量能够与他们一道去冲击和突破党禁，但我们四川与徐文立、秦永敏交换意见后，一致决定不同意，并对浙江的朋友们进行了劝告。后来，浙江的朋友们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到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从而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不久，浙江当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几个民主党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也许在这种压力之下，浙江当局被迫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人员，甚至王有才也在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得以释放。
王有才获释后，山东的XXX、XXX又到民政厅申请注册，这样组党运动就开始朝全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断改变态度，决定介入组党运动，并分别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名义申请注册，从而将组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后来有人对徐、秦二人迅速转变态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二人有投机之嫌，并指责他们成立“党部”的举措太激进，直接导致了当局后来对组党运动的严厉镇压。在这里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在当局的眼里，“筹委会”和“党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当局专制统治的挑战，组党运动会不会被镇压主要取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以温和的“筹委会”的名义还是以比较激进的“党部”的名义去申请。而且对于徐、秦二人改变态度介入组党运动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在当时国内民运界，胆识、才干、经验和影响力能超过徐、秦二人的并不多，如果组党运动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真的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变革进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有责任来领导这场运动。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八九”民运中，他在监狱里看见年轻的学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对此感到特别着急。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担当的民运领袖，如果组党运动真的是一次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的机遇，他肯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即使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也会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
2）王平渊（真名：王建軍《中国民主党迎接21世纪宣言》秘密撰稿人）：中国政治格局的“有效突破”
https://blog.bnn.co/hero/200912/zgmzdlhzb/20_1.shtml
「五十年来中国政治格局中，中共一党统治的局面在1998年被风起云涌的民间组党运动冲出一道缺口，随着“民运三君子”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的被判刑，组党运动进入调整期。如何理解、看待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每一位关心中国政治前途和命运的有识之士所面临的深刻问题。
要正确认识这一重要的政治变局，首先遇到的是方法论上的困难，因为任何特定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都是具体的，单一的、不可重复也不可逆的，因此，只能对其作描述，不能对其作归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作前提，也无法对其进行演绎分析；同时，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一般科学中常用的决定论的、统计的、线性的、非线性的、“新、老三论”的、混沌的方法也都显得无能为力，相对来说只有类比的方法能够较清晰地显示事件的过程，简化并揭示事件的意义，甚至作出较准确的未来预测。但要作出有意义的类比必须首先找出最相似的参照物，以大规模的、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而论，最近似的参照系应该是股市。股市中最深刻，最有哲理性的理论——波浪理论的创始人艾略特就明确指出：他的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不单是自然界的，更是社会和人的心理，行为的运动规律，他之所以用于股市是因为股市有几百年积累的最完整的数据资料可供分析，有千万人和亿万资金的大规模运动可供参照和验证。因此，以股市中积累的各种理论工具和概念术语作参照，可以帮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复杂的历史事件，并为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看问题的新视角。
一般来说，股市在底部运行时要想展开一轮上升行情，必须有“基本面”、“技术面”的配合。基本面是指外部的大环境、大气候，技术面则要突破—条沉重的“阻力位”，也叫“颈线”。股市底部不管以什么方式运行——头肩底、Ｗ底、三重底，圆弧底，还是潜伏底——要想上攻都必须先突破这条“颈线”的阻力，升势才能被确认。但颈线突破是有条件的，即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所谓“带量突破”，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这种突破就是“假突破”，“无效突破”，甚至“多头陷阱”，就是政治上所说的“引蛇出洞”，“欲擒故纵”，随即“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确认颈线突破的是否“有效”，重要的标志是看是否有成交量的放大，即是否有大量买盘跟进。以这种理论分析今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宏观基本面”角度，随着97香港回归和十五大的召开，中共完成了邓以后的权力交接；98年二、三月的“两会”以后，中国政坛出现了“北京之春”的宽松局面；四，五月份的北大百年校庆；六月份的克林顿访华“直播”；十月初的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官方报刊、杂志、出版界的相继活跃；使国内的民主气氛升温，自由化呼声高涨，这就为蕴蓄已久，后来遍地开花的大规模组党运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宽松的“宏观基本面”。
如果像以前的历次小范围，少数人的组党很快被打压下去一样，今年六月的浙江王有才组党一案被打压后无人响应，则通过组党突破中共一党统治铁板一样的沉重阻力和政治颈线的努力就是“孤立事件”或“无效突破”，但我们随后看到的事实却是：六月末“中发联”开始活动；九月山东，武汉提出组党，随即全国十几个省市跟进；十月初“中发联”正式成立并顺利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的第二天(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在这前后，“自由公民论坛”，”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国人权观察”，“全国反腐败观察”，“下岗工人群体”等政治性组织也相继成立或积极活动，使组党运动急剧升温。直到十一月初，以徐文立为代表的国内民主党人顺应潮流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国内外民运人士积极响应，紧接着“民主党京津党部”和“武汉党部”相继成立，把全国组党运动推向高潮，形成组党运动强劲、凌厉的“第一浪上攻”。由于此次民间组党运动对中国一党统治局面的突破是“放量突破”，在浙江组党后有大量后来者跟进，形成“量的放大”和“量能的支撑”，即哲学上所说的“量变到质变”，故可以确认此次组党对中国党禁“颈线”的突破为“有效突破”。
突破局面形成后一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以股市理论来看，由于多方战线拉长，均线发散，支撑减弱，各项技术指标超买、钝化、背弛，上升空间有限，必然会遇到空方的沉重打压，在图形上形成“反抽”或“回调”，甚至“回补跳空缺口”。“调整形态”与“上攻形态”相比极为复杂，时间可长可短，任何理论对此的描述和解释都遇到困难，即股市进入你来我往，扑朔迷离的“盘整期”。如果空方力量强大则向下盘，多方力量强大则是横盘或向上盘，这要依“宏观基本面”的情况而定。以此来观中国的组党运动，9、10月份组党运动进入高潮后，各地公安机关对异议人士开始加紧监控和打压，各地民主党人士被抓了放，放了抓，对组党形成“上升阻力”。到12月初，官方对全国形势作了全面打压，一方面正式逮捕三地民主党领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多次逮捕各地抗争人士，两次查抄“中发联”北京总部；—方面急剧收紧舆论尺度，整肃以《方法》杂志为代表的国内报刊，杂志，出版社系统。一时间“乌云压城”，终于遏止住了体制外组党势力和体制内民主化，自由化势力的上攻势头。徐文立等人被抓后，国内外人士作出强烈反应和抗争，各先进国家政府也作出迅速，高规格，强有力的反应，但并未能阻止中国政府对徐文立三人的审判和判重刑，12月17日以后，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人先后被判刑13年，11年，12年，把此轮组党突破后的“回调”打到最低点。虽然有国内外民主人士的绝食抗议和各大国及北欧诸国的强烈抗议，仍可以认为组党浪潮进入“调整期”。
从理论上讲，“有效突破”以后的“回调”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回调”一般不会跌回“颈线”以下，因是“放量上攻”，有“量”的支持和确认，所以，已凝聚起来的社会能量和“人气”一般不易打散；二是调整时间的长短任何理论也无法准确给出，理论上是不可知的，因为影响它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因素太多，使它持续的时间可能很短或很长，这要依“宏观基本面”或国内、国际的社会“大气候”而定。三是回调“盘稳”以后的走势必是新一波上攻。上攻的高度任何股市技术分析专家都能告诉你其“量度升幅”在理论上至少可达到多高，如果有宏观基本面的配合，形成“艾略特波浪理论”所描述的“爆炸性”的“主升浪”，则升幅更为壮丽，可观，这是理论上的预期。具体到中国的组党运动，经过第一波上攻突破和打压回抽后，调整期需要多久谁也不知道，但有下一波上攻是肯定的，下一波的“目标位”也是确定的，“宏观基本面”也是配合的。最重要的是“宏观基本面”，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和社会历史事件莫不成于斯，长于斯．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宏观基本面究竟如何呢?概而言之，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已把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推入民主制的广阔航道；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大潮已涛声拍岸；由跨国公司和国际互联网所推动的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势不可挡；市场经济的根系已深入传统经济的板结土壤，使建立于其上的集权政治风雨飘摇；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和“公民”意识正在突破“臣民”，“顺民”的桎梏，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开放的国度再退回到封闭状态已不可能；人类将进入下一个千年；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固守党禁是否合时宜，是否能成功，是否识实务，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据报中国“工人党”已于1999年元月一日宣告成立，国内外民主党人和“文化复兴运动”组织的接力绝食正在继续，“中发联”仍在活动，《方法》杂志99年第一期已出版发行，下一波民主浪潮的能量正在积蓄，随后的事态我们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王平渊
1999年1月5日」
江澤民對此非常關心，表示「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著什麼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图谋，实际上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
搞学运、工运、組織起家的中共對中國民主黨這樣大逆不道的政治組織從來就沒有「心慈手軟」過、如同對待「法輪功」一樣。
实情如——
1）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四）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55899
「1998年6月，在浙江组党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运力量能够与他们一道去冲击和突破党禁，但我们四川与徐文立、秦永敏交换意见后，一致决定不同意，并对浙江的朋友们进行了劝告。后来，浙江的朋友们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到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从而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不久，浙江当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几个民主党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也许在这种压力之下，浙江当局被迫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人员，甚至王有才也在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得以释放。
王有才获释后，山东的XXX、XXX又到民政厅申请注册，这样组党运动就开始朝全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断改变态度，决定介入组党运动，并分别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名义申请注册，从而将组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后来有人对徐、秦二人迅速转变态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二人有投机之嫌，并指责他们成立“党部”的举措太激进，直接导致了当局后来对组党运动的严厉镇压。在这里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在当局的眼里，“筹委会”和“党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当局专制统治的挑战，组党运动会不会被镇压主要取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以温和的“筹委会”的名义还是以比较激进的“党部”的名义去申请。而且对于徐、秦二人改变态度介入组党运动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在当时国内民运界，胆识、才干、经验和影响力能超过徐、秦二人的并不多，如果组党运动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真的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变革进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有责任来领导这场运动。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八九”民运中，他在监狱里看见年轻的学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对此感到特别着急。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担当的民运领袖，如果组党运动真的是一次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的机遇，他肯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即使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也会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
2）王平渊（真名：王建軍《中国民主党迎接21世纪宣言》秘密撰稿人）：中国政治格局的“有效突破”
https://blog.bnn.co/hero/200912/zgmzdlhzb/20_1.shtml
「五十年来中国政治格局中，中共一党统治的局面在1998年被风起云涌的民间组党运动冲出一道缺口，随着“民运三君子”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的被判刑，组党运动进入调整期。如何理解、看待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每一位关心中国政治前途和命运的有识之士所面临的深刻问题。
要正确认识这一重要的政治变局，首先遇到的是方法论上的困难，因为任何特定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都是具体的，单一的、不可重复也不可逆的，因此，只能对其作描述，不能对其作归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作前提，也无法对其进行演绎分析；同时，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一般科学中常用的决定论的、统计的、线性的、非线性的、“新、老三论”的、混沌的方法也都显得无能为力，相对来说只有类比的方法能够较清晰地显示事件的过程，简化并揭示事件的意义，甚至作出较准确的未来预测。但要作出有意义的类比必须首先找出最相似的参照物，以大规模的、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而论，最近似的参照系应该是股市。股市中最深刻，最有哲理性的理论——波浪理论的创始人艾略特就明确指出：他的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不单是自然界的，更是社会和人的心理，行为的运动规律，他之所以用于股市是因为股市有几百年积累的最完整的数据资料可供分析，有千万人和亿万资金的大规模运动可供参照和验证。因此，以股市中积累的各种理论工具和概念术语作参照，可以帮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复杂的历史事件，并为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看问题的新视角。
一般来说，股市在底部运行时要想展开一轮上升行情，必须有“基本面”、“技术面”的配合。基本面是指外部的大环境、大气候，技术面则要突破—条沉重的“阻力位”，也叫“颈线”。股市底部不管以什么方式运行——头肩底、Ｗ底、三重底，圆弧底，还是潜伏底——要想上攻都必须先突破这条“颈线”的阻力，升势才能被确认。但颈线突破是有条件的，即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所谓“带量突破”，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这种突破就是“假突破”，“无效突破”，甚至“多头陷阱”，就是政治上所说的“引蛇出洞”，“欲擒故纵”，随即“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确认颈线突破的是否“有效”，重要的标志是看是否有成交量的放大，即是否有大量买盘跟进。以这种理论分析今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宏观基本面”角度，随着97香港回归和十五大的召开，中共完成了邓以后的权力交接；98年二、三月的“两会”以后，中国政坛出现了“北京之春”的宽松局面；四，五月份的北大百年校庆；六月份的克林顿访华“直播”；十月初的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官方报刊、杂志、出版界的相继活跃；使国内的民主气氛升温，自由化呼声高涨，这就为蕴蓄已久，后来遍地开花的大规模组党运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宽松的“宏观基本面”。
如果像以前的历次小范围，少数人的组党很快被打压下去一样，今年六月的浙江王有才组党一案被打压后无人响应，则通过组党突破中共一党统治铁板一样的沉重阻力和政治颈线的努力就是“孤立事件”或“无效突破”，但我们随后看到的事实却是：六月末“中发联”开始活动；九月山东，武汉提出组党，随即全国十几个省市跟进；十月初“中发联”正式成立并顺利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的第二天(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在这前后，“自由公民论坛”，”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国人权观察”，“全国反腐败观察”，“下岗工人群体”等政治性组织也相继成立或积极活动，使组党运动急剧升温。直到十一月初，以徐文立为代表的国内民主党人顺应潮流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国内外民运人士积极响应，紧接着“民主党京津党部”和“武汉党部”相继成立，把全国组党运动推向高潮，形成组党运动强劲、凌厉的“第一浪上攻”。由于此次民间组党运动对中国一党统治局面的突破是“放量突破”，在浙江组党后有大量后来者跟进，形成“量的放大”和“量能的支撑”，即哲学上所说的“量变到质变”，故可以确认此次组党对中国党禁“颈线”的突破为“有效突破”。
突破局面形成后一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以股市理论来看，由于多方战线拉长，均线发散，支撑减弱，各项技术指标超买、钝化、背弛，上升空间有限，必然会遇到空方的沉重打压，在图形上形成“反抽”或“回调”，甚至“回补跳空缺口”。“调整形态”与“上攻形态”相比极为复杂，时间可长可短，任何理论对此的描述和解释都遇到困难，即股市进入你来我往，扑朔迷离的“盘整期”。如果空方力量强大则向下盘，多方力量强大则是横盘或向上盘，这要依“宏观基本面”的情况而定。以此来观中国的组党运动，9、10月份组党运动进入高潮后，各地公安机关对异议人士开始加紧监控和打压，各地民主党人士被抓了放，放了抓，对组党形成“上升阻力”。到12月初，官方对全国形势作了全面打压，一方面正式逮捕三地民主党领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多次逮捕各地抗争人士，两次查抄“中发联”北京总部；—方面急剧收紧舆论尺度，整肃以《方法》杂志为代表的国内报刊，杂志，出版社系统。一时间“乌云压城”，终于遏止住了体制外组党势力和体制内民主化，自由化势力的上攻势头。徐文立等人被抓后，国内外人士作出强烈反应和抗争，各先进国家政府也作出迅速，高规格，强有力的反应，但并未能阻止中国政府对徐文立三人的审判和判重刑，12月17日以后，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人先后被判刑13年，11年，12年，把此轮组党突破后的“回调”打到最低点。虽然有国内外民主人士的绝食抗议和各大国及北欧诸国的强烈抗议，仍可以认为组党浪潮进入“调整期”。
从理论上讲，“有效突破”以后的“回调”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回调”一般不会跌回“颈线”以下，因是“放量上攻”，有“量”的支持和确认，所以，已凝聚起来的社会能量和“人气”一般不易打散；二是调整时间的长短任何理论也无法准确给出，理论上是不可知的，因为影响它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因素太多，使它持续的时间可能很短或很长，这要依“宏观基本面”或国内、国际的社会“大气候”而定。三是回调“盘稳”以后的走势必是新一波上攻。上攻的高度任何股市技术分析专家都能告诉你其“量度升幅”在理论上至少可达到多高，如果有宏观基本面的配合，形成“艾略特波浪理论”所描述的“爆炸性”的“主升浪”，则升幅更为壮丽，可观，这是理论上的预期。具体到中国的组党运动，经过第一波上攻突破和打压回抽后，调整期需要多久谁也不知道，但有下一波上攻是肯定的，下一波的“目标位”也是确定的，“宏观基本面”也是配合的。最重要的是“宏观基本面”，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和社会历史事件莫不成于斯，长于斯．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宏观基本面究竟如何呢?概而言之，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已把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推入民主制的广阔航道；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大潮已涛声拍岸；由跨国公司和国际互联网所推动的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势不可挡；市场经济的根系已深入传统经济的板结土壤，使建立于其上的集权政治风雨飘摇；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和“公民”意识正在突破“臣民”，“顺民”的桎梏，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开放的国度再退回到封闭状态已不可能；人类将进入下一个千年；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固守党禁是否合时宜，是否能成功，是否识实务，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据报中国“工人党”已于1999年元月一日宣告成立，国内外民主党人和“文化复兴运动”组织的接力绝食正在继续，“中发联”仍在活动，《方法》杂志99年第一期已出版发行，下一波民主浪潮的能量正在积蓄，随后的事态我们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王平渊
1999年1月5日」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2-06-01 04: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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