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本主义救中国---东海客厅论儒马
余东海
从入侵乌克兰哪一条开始，普丁就已经注定没有好下场。无论死于恶疾、政变或其它意外事故，无非死于非命。普丁一死，俄国必有大变，天下大势也将产生很大变化，中国将不得不变，很可能是大变。向那个方向变？摆在面前有马路、西路、儒路三条道路。让我们拭目以待，等待马帮和中国历史性的大变。
西路是人本主义道路，儒路是仁本主义道路。两者都能立足于人，不同在于，仁本主义下学上达，立足人道而上达天道，天人合一；人本主义只能下学不能上达，立足人道而不明天道。因为不明天道，于人道亦立足不稳。
人本主义是“天地之间人为贵”，虽然贵人，不明天性；仁本主义是“天地之性人为贵”，明天性而贵人类，故可以吸收人本主义的制度优点、价值精华和文明精髓而超越之。有人说，无神论的马列主义害惨了中国，无神论的自由主义救不了中国。没错，补充曰：神本论宗教更救不了中国，有神论儒家也救不了中国。欲救中国，唯有儒家。唯有仁本主义才是儒家正宗，才能代表中国未来并重建之。
对于儒家仁本主义与西方人本主义的重大区别，很多儒者认识不足。刘强言：“我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四书通讲》中反复提到，儒学即人学，儒道即人道，相比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人为本’，‘人文化成’，我们文化的始基不是‘人神之辨’，而是‘人禽之辨’。中华礼乐文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区别人禽’。”
依据刘强的说法，儒学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差别就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特纠之曰：儒学即仁学，儒道即仁道，相比其他文化体系，儒家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仁为本，由仁本总原则开出民本和人本两个子原则。我们文化的始基是仁不仁之辨。孟子尝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其它善恶、正邪、是非、义利、华夷、人禽、人神之辨，无不根源于此。
仁本主义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仁义和自由。东海或许是当代儒家中最重视、最倡导自由者。吾所倡导的自由是中华特色、儒家特色的自由，深深植根于儒家的内生逻辑之中。仁本主义的自由有内外双重性，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内在自由也，内圣也；言论、结社、教育和不虞匮乏的自由，政治自由、外在自由也，外王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仁本主义就是中华特色的自由主义。
常有人将党天下与家天下相提并论，甚至将党天下的罪恶归罪于儒家家天下，纯属无知误会或恶意歪曲。家天下有三种模式：一是儒家模式，民本位而君主制；一是法家模式，君本位而君主制；一是宗教模式，君本位而教主制。自夏商到明清都是儒家模式，又可分为封建制、郡县制两种。儒家模式为开明专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法性。暴秦是法家模式，长毛是宗教模式，都没有任何合法性。
家天下有开明与极权、文明与野蛮之别，党天下无别，所有党天下，无论纳粹式、蚂式、小金朝式或者其它模式，统统都是极权主义，其中以蚂式党天下的煽动性欺骗性危害性最大。任何国家一旦蚂家化，就必然要付出尸山血海的惨烈代价，没有例外，不可能例外。
蚂家猖獗和当国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文明、资源、环境一切都被毁了，文化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无不毁得空前严重和彻底。毁得最彻底的是仁义道德。中国从礼仪之邦、文明之国变成最无礼无仪的野蛮之地，从地灵人杰的神州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丛林乃至地狱。
无数官民非人化，成了佛教所说的一阐提和地狱种子。大罪有五，杀人者下。把人变成豺狼和魔鬼，比杀人的罪恶更大。这才是最大最大的人道灾难。
注意，马家左派完全砸烂公检法，固然无法；右中两派有公检法，有刑法民法，同样无法，因为权力大于法律，领导的说法高于法律。各地抗疫包括上海封城都“突破了法律的约束”，为无法无天的人治提供了血淋淋的证明。
有文章指出：“与奥密克戎的战斗打响之前，上海留给个人与企业是诚信与规则。留给欧盟商会、美国商会、日本商会、韩国商会等的，是他们非常珍视的可预测性。现在，它们都不存在了。不可预测的奥密克戎，让人担心上海滩会有续集。”不可预测性正是人治社会的特征。
法本于礼，礼本于天。礼制是礼法并重，有法有天；法治是法律最大，有法无天；人治是权大于法，无法无天。马路有左中右三条路线之别，都是无法无天走不通的邪路和绝路，百年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已经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明。
马帮喜欢强调文化与社会安全。殊不知，文化与社会安全必须建立在人民安全、人权安全之上。人民不安全、人权无保障的社会，是丛林化、监狱化乃至地狱性的安全。那样的文化与社会越安全越可怕，越安全越无望。那样的文化必然反常，信奉它就是信邪；那样的社会必然邪恶，维护它就是助恶。彻底改革是马帮唯一的出路。改革包括改良和革命，革命又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
主动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这种革命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人。知道制度的重要而不知不重领导人的重要，是自由派的共性和宿习。殊不知，无论制度好不好，领导人都很重要。无论制度好不好，有一个好领导人都是值得庆幸的。
制度良好，好领导可以锦上添花，甚至进一步优化制度；制度不好，好领导可以改良制度，至少降低制度的危害。注意，领导人好不好，空言无凭，可从四个方面考察之：一意识形态，二领导集团，三制度品质，四社会品质。领导人真正优秀和伟大，面对邪说恶制和特权利益集团，必能千方百计摧邪去恶，显正归善。
只可惜，在极端逆淘汰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产生那样的领导人。若能产生，那是奇迹，是人民之大福，国家之大幸。不过，即使没有好领导人，极权主义也挡不住天下大势，终将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只是退出的方式不同罢了。
想起《杂宝藏经》中一个著名的“一滴蜜”故事，特赠送给马帮。故事大意是：一位旅客被一头疯野的大象追逐而疯狂奔跑，发现前面有一口枯井，井边有一颗大树，藤条蔓延到井内。他大喜地潜入深井，又发现一头毒蛇正盘踞井中，井壁还有四条毒蛇围着。他大惊中双手胡乱想抓，侥幸给他抓到了一颗在井中间横伸出来的小树，遂稳在半空中，松了一口气，却又发现有老鼠在啃那棵树，树随时有断掉的危险。就在这生死关头，他看到了眼前树叶上有一滴蜜糖，于是他忘记了上面的恶象，下面的毒蛇，也忘掉了快要给老鼠咬断的小树，闭上眼睛，伸出舌头，全心全意去舔那滴蜜糖。
就像这个中的主人公一样，大多数马帮特权阶级被眼前权力和利益遮了双眼，蒙了心智。不仅特权阶级，无数弱势群体也一样，拜权拜金，其癫似魔，其蠢如猪。王道之民，皞皞如也，帝力于我何有哉，身在福中不知福；极权之民，龌龌龊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行险侥幸，身在地狱不知苦。哀哉！
2022-5-20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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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从入侵乌克兰哪一条开始，普丁就已经注定没有好下场。无论死于恶疾、政变或其它意外事故，无非死于非命。普丁一死，俄国必有大变，天下大势也将产生很大变化，中国将不得不变，很可能是大变。向那个方向变？摆在面前有马路、西路、儒路三条道路。让我们拭目以待，等待马帮和中国历史性的大变。
西路是人本主义道路，儒路是仁本主义道路。两者都能立足于人，不同在于，仁本主义下学上达，立足人道而上达天道，天人合一；人本主义只能下学不能上达，立足人道而不明天道。因为不明天道，于人道亦立足不稳。
人本主义是“天地之间人为贵”，虽然贵人，不明天性；仁本主义是“天地之性人为贵”，明天性而贵人类，故可以吸收人本主义的制度优点、价值精华和文明精髓而超越之。有人说，无神论的马列主义害惨了中国，无神论的自由主义救不了中国。没错，补充曰：神本论宗教更救不了中国，有神论儒家也救不了中国。欲救中国，唯有儒家。唯有仁本主义才是儒家正宗，才能代表中国未来并重建之。
对于儒家仁本主义与西方人本主义的重大区别，很多儒者认识不足。刘强言：“我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四书通讲》中反复提到，儒学即人学，儒道即人道，相比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人为本’，‘人文化成’，我们文化的始基不是‘人神之辨’，而是‘人禽之辨’。中华礼乐文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区别人禽’。”
依据刘强的说法，儒学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差别就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特纠之曰：儒学即仁学，儒道即仁道，相比其他文化体系，儒家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仁为本，由仁本总原则开出民本和人本两个子原则。我们文化的始基是仁不仁之辨。孟子尝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其它善恶、正邪、是非、义利、华夷、人禽、人神之辨，无不根源于此。
仁本主义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仁义和自由。东海或许是当代儒家中最重视、最倡导自由者。吾所倡导的自由是中华特色、儒家特色的自由，深深植根于儒家的内生逻辑之中。仁本主义的自由有内外双重性，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内在自由也，内圣也；言论、结社、教育和不虞匮乏的自由，政治自由、外在自由也，外王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仁本主义就是中华特色的自由主义。
常有人将党天下与家天下相提并论，甚至将党天下的罪恶归罪于儒家家天下，纯属无知误会或恶意歪曲。家天下有三种模式：一是儒家模式，民本位而君主制；一是法家模式，君本位而君主制；一是宗教模式，君本位而教主制。自夏商到明清都是儒家模式，又可分为封建制、郡县制两种。儒家模式为开明专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法性。暴秦是法家模式，长毛是宗教模式，都没有任何合法性。
家天下有开明与极权、文明与野蛮之别，党天下无别，所有党天下，无论纳粹式、蚂式、小金朝式或者其它模式，统统都是极权主义，其中以蚂式党天下的煽动性欺骗性危害性最大。任何国家一旦蚂家化，就必然要付出尸山血海的惨烈代价，没有例外，不可能例外。
蚂家猖獗和当国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文明、资源、环境一切都被毁了，文化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无不毁得空前严重和彻底。毁得最彻底的是仁义道德。中国从礼仪之邦、文明之国变成最无礼无仪的野蛮之地，从地灵人杰的神州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丛林乃至地狱。
无数官民非人化，成了佛教所说的一阐提和地狱种子。大罪有五，杀人者下。把人变成豺狼和魔鬼，比杀人的罪恶更大。这才是最大最大的人道灾难。
注意，马家左派完全砸烂公检法，固然无法；右中两派有公检法，有刑法民法，同样无法，因为权力大于法律，领导的说法高于法律。各地抗疫包括上海封城都“突破了法律的约束”，为无法无天的人治提供了血淋淋的证明。
有文章指出：“与奥密克戎的战斗打响之前，上海留给个人与企业是诚信与规则。留给欧盟商会、美国商会、日本商会、韩国商会等的，是他们非常珍视的可预测性。现在，它们都不存在了。不可预测的奥密克戎，让人担心上海滩会有续集。”不可预测性正是人治社会的特征。
法本于礼，礼本于天。礼制是礼法并重，有法有天；法治是法律最大，有法无天；人治是权大于法，无法无天。马路有左中右三条路线之别，都是无法无天走不通的邪路和绝路，百年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已经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明。
马帮喜欢强调文化与社会安全。殊不知，文化与社会安全必须建立在人民安全、人权安全之上。人民不安全、人权无保障的社会，是丛林化、监狱化乃至地狱性的安全。那样的文化与社会越安全越可怕，越安全越无望。那样的文化必然反常，信奉它就是信邪；那样的社会必然邪恶，维护它就是助恶。彻底改革是马帮唯一的出路。改革包括改良和革命，革命又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
主动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这种革命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人。知道制度的重要而不知不重领导人的重要，是自由派的共性和宿习。殊不知，无论制度好不好，领导人都很重要。无论制度好不好，有一个好领导人都是值得庆幸的。
制度良好，好领导可以锦上添花，甚至进一步优化制度；制度不好，好领导可以改良制度，至少降低制度的危害。注意，领导人好不好，空言无凭，可从四个方面考察之：一意识形态，二领导集团，三制度品质，四社会品质。领导人真正优秀和伟大，面对邪说恶制和特权利益集团，必能千方百计摧邪去恶，显正归善。
只可惜，在极端逆淘汰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产生那样的领导人。若能产生，那是奇迹，是人民之大福，国家之大幸。不过，即使没有好领导人，极权主义也挡不住天下大势，终将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只是退出的方式不同罢了。
想起《杂宝藏经》中一个著名的“一滴蜜”故事，特赠送给马帮。故事大意是：一位旅客被一头疯野的大象追逐而疯狂奔跑，发现前面有一口枯井，井边有一颗大树，藤条蔓延到井内。他大喜地潜入深井，又发现一头毒蛇正盘踞井中，井壁还有四条毒蛇围着。他大惊中双手胡乱想抓，侥幸给他抓到了一颗在井中间横伸出来的小树，遂稳在半空中，松了一口气，却又发现有老鼠在啃那棵树，树随时有断掉的危险。就在这生死关头，他看到了眼前树叶上有一滴蜜糖，于是他忘记了上面的恶象，下面的毒蛇，也忘掉了快要给老鼠咬断的小树，闭上眼睛，伸出舌头，全心全意去舔那滴蜜糖。
就像这个中的主人公一样，大多数马帮特权阶级被眼前权力和利益遮了双眼，蒙了心智。不仅特权阶级，无数弱势群体也一样，拜权拜金，其癫似魔，其蠢如猪。王道之民，皞皞如也，帝力于我何有哉，身在福中不知福；极权之民，龌龌龊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行险侥幸，身在地狱不知苦。哀哉！
2022-5-20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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