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天命之性，人人都是天人合一----性天和鬼神漫谈
余东海
蒋庆言：
“若用哲学方式研究中学，必使中学脱离本来面目，支离破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学，即不能“像孔子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而“像孔子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是解释儒经以及理解儒学之根本原则，不能像近代以来以“六经注我”为根本原则来理解孔子，如以自由主义理解孔子，以社会主义理解孔子，以人本主义理解孔子，以启蒙主义理解孔子，以理性主义理解孔子，以康德主义理解孔子，以民主主义理解孔子，以马列主义理解孔子，以唯心主义理解孔子等。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像我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其结果必然是曲解孔子，进而最终解构儒学。”（广毅《乐道园问学记》）
这段话说的不错，但蒋庆的准人格神论同样是“六经注我”，其结果也是曲解孔子，导致儒学神本化和王道宗教化。倡导主权在天和反对主权在民，就是神本化和宗教化的典型表现。儒家兼具宗教性、科学性、哲学性而非宗教非科学非哲学，钱穆一段话言之甚明。他说：
“人生一切真理，莫要于先使自己做成一好人。而各人自知之明，必远多于他人之知我。使我如何做成一好人，此其自知必最真最切。宇宙既无限，世界亦至广大，时不同，地不同，人人才性不同，处境又不同。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伦类对象，无一相同，奈何可得一同一之真理？在西方必求之上帝，求之科学，求之哲学。在中国则人人求之各自之良心。人人良知之所明觉，此即人人当体即是之真理。此若至有限而实至无限，至无限而又至有限。”（《人生十论》）
儒家对天道和鬼神都尊敬，但态度同中有异。对于鬼神是敬而远之，先人民而后鬼神。《左传》言：“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这里的信是诚信义，信于神是诚信于鬼神，并非信仰于神，更非认为神是一切的本体。这里的神指某种神灵现象，并非指天道。对于天，儒家除了敬重，更要信仰、崇拜、敬畏、逊顺和法则之。敬天顺天法天则天畏天命，此之谓也。
不少现代耶教徒，虽然信仰神，但他们心目中的神并非人格神，而是一种精神、理念、意识体、能量体之类的东西，具有意志、情感、施为、道德判断、惩治邪恶和创世造人的能力，但没有形象，不可捉摸，相当于蒋庆所说的准人格神。这对于神本主义原教旨来说，不失为进步，是摆脱原始蒙昧主义的起步。但对于儒家来说，却是历史性的大退步，一退就退到上古圣王之前去了。
在喜欢向鬼神祷告这方面，子路与某些宗教儒颇为相似。《论语•述而篇》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如果儒家是宗教，孔子是教主，就不会拒绝子路之请，甚至会鼓励子路率领门生一起祷告。孔子的回答，是儒家不是宗教而有信仰、不是宗教而胜于宗教的最好说明。丘之祷久矣，说明有宗教性；拒绝子路请祷，说明非宗教。这就是儒学高于各种神学、孔子高于宗教教主的表现。
又一次，也是孔子重病，子路派了孔子的门徒充当孔子的家臣，准备料理后事。孔子病好点，斥责子路说：“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此言亦值得深长思。
兹模拟一段孔子与蒋庆的对话如下。
蒋庆问天。子曰：“天无言，妙万物而为言；天无人格，备众生之人格。”蒋庆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天无人格？”子曰：“野哉蒋庆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天有人格则形而下，形而下则非道体而用有限，内不能圣，不足以培养道德自由；外不能王，不足以开出王道自由。故君子言天，必超越一切，方能造化一切潜在一切。此非人格神所能也。君子言天，無所苟而已矣。”
蒋庆天道开二门论亦不能成立。王学原为圣学所开，圣学之外没有王学。将圣学王学并列，就意味着将王学撇开圣学而直接天道，让天道撇开圣德而降下王制，乌乎可。太極可以分阴阳两仪，天道不能开圣王二门，此铁判也。
受到蒋庆影响，某些儒生坚信，善恶报应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准人格神在主宰，是这个具有道德判断和福善祸淫能力的人格神在奖励正善、惩治邪恶。犯了意必固我之病，用老百姓的话说，想多了。
善恶报应不需要依赖于人格神或什么高层生命。这是因果律的作用，而因果律作为宇宙生命的铁律，又是天道自然而然无为而为的一大功能。万物资始乃统天，宇宙生命一切现象资天道而始而生，又无不在天道的统帅之下和因果的天网之中。人间的善恶报应，可以说是天恩天谴，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反过来，自助者人助天助，三者密不可分。自助最为根本。明明德又是最根本的自助。自助者人助之，故孟子说得道多助，国家和个人都一样；自助者天助之，故孔子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天助天佑天相，其实就是明德所助所佑所相。人之明德即道心，天之所命，天道流行而落实于人身者。通过八条目以修身，就是儒生最好的祷告。这是直接祷于天，比祷于上下神祗更有效。明明德者可为鬼神之主，为鬼神所乐佑，不用祷告也。明德不明，鬼神不佑，祷之无益。
认为因果报应由人格神主宰，是以人窥天和以人蔽天，是用人性遮蔽天性，想多了。老百姓想多了没关系，一般文人墨客想多了也没关系，名儒大儒大文化人想多了，关系就大了，很容易误人子弟误导社会。人格天的想象一旦成为信仰，就动摇了儒文化的仁本原则，以下一系列后果在所难免：性与天道歧而为二，性善性恶两论并存，内圣外王两学并列，仁学神学化，政治宗教化，丧失主权原则和自由精神，信徒们普遍重神权而轻人权，亲鬼神而近之，儒之大事，唯祭与祀。
关于天道性命的认知，孔子、子思子、孟子、二程、朱子和阳明高度一致。《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坤元乾元的阴阳统一叫做道，继于道就是大善，成于道就是本性。《易经•说卦传》讲：“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于道理、尽自本性就可以达至天命。
《孔子家语•本命解》中孔子答鲁哀公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云。天道流行叫做命，落实于人叫做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朱子说：“理一也，自天之所赋与万物言之，故谓之命；以人物之所禀于天言之，故谓之性。”（《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二程说：“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当也。”又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可闻。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命在人则谓之性，其用无穷则谓之神。一而已矣。”（《二程粹言》）
王文成公说：“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就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是天人合一的，大人与小人都一样。天命之谓性，天道流行成为人类的本性。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依据。王文成公言：“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小人之所以不能与天地万物而为一，是自小，自我狭隘化。小到极端就是自绝，断绝善根。
人人都有天命之性，人人都是天人合一。此是中华文化核心义理，儒佛道共识。不明此理，不足以登佛道之堂，遑论儒家大堂。对此一般士子疑信参半，需学而时习，审问慎思，以求释惑；君子坚信，大本确立，进而不惑；贤人觉悟，进入悟境，先知天命，进而耳顺；圣人证悟，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
2022-5-14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北春
余东海
蒋庆言：
“若用哲学方式研究中学，必使中学脱离本来面目，支离破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学，即不能“像孔子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而“像孔子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是解释儒经以及理解儒学之根本原则，不能像近代以来以“六经注我”为根本原则来理解孔子，如以自由主义理解孔子，以社会主义理解孔子，以人本主义理解孔子，以启蒙主义理解孔子，以理性主义理解孔子，以康德主义理解孔子，以民主主义理解孔子，以马列主义理解孔子，以唯心主义理解孔子等。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像我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其结果必然是曲解孔子，进而最终解构儒学。”（广毅《乐道园问学记》）
这段话说的不错，但蒋庆的准人格神论同样是“六经注我”，其结果也是曲解孔子，导致儒学神本化和王道宗教化。倡导主权在天和反对主权在民，就是神本化和宗教化的典型表现。儒家兼具宗教性、科学性、哲学性而非宗教非科学非哲学，钱穆一段话言之甚明。他说：
“人生一切真理，莫要于先使自己做成一好人。而各人自知之明，必远多于他人之知我。使我如何做成一好人，此其自知必最真最切。宇宙既无限，世界亦至广大，时不同，地不同，人人才性不同，处境又不同。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伦类对象，无一相同，奈何可得一同一之真理？在西方必求之上帝，求之科学，求之哲学。在中国则人人求之各自之良心。人人良知之所明觉，此即人人当体即是之真理。此若至有限而实至无限，至无限而又至有限。”（《人生十论》）
儒家对天道和鬼神都尊敬，但态度同中有异。对于鬼神是敬而远之，先人民而后鬼神。《左传》言：“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这里的信是诚信义，信于神是诚信于鬼神，并非信仰于神，更非认为神是一切的本体。这里的神指某种神灵现象，并非指天道。对于天，儒家除了敬重，更要信仰、崇拜、敬畏、逊顺和法则之。敬天顺天法天则天畏天命，此之谓也。
不少现代耶教徒，虽然信仰神，但他们心目中的神并非人格神，而是一种精神、理念、意识体、能量体之类的东西，具有意志、情感、施为、道德判断、惩治邪恶和创世造人的能力，但没有形象，不可捉摸，相当于蒋庆所说的准人格神。这对于神本主义原教旨来说，不失为进步，是摆脱原始蒙昧主义的起步。但对于儒家来说，却是历史性的大退步，一退就退到上古圣王之前去了。
在喜欢向鬼神祷告这方面，子路与某些宗教儒颇为相似。《论语•述而篇》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如果儒家是宗教，孔子是教主，就不会拒绝子路之请，甚至会鼓励子路率领门生一起祷告。孔子的回答，是儒家不是宗教而有信仰、不是宗教而胜于宗教的最好说明。丘之祷久矣，说明有宗教性；拒绝子路请祷，说明非宗教。这就是儒学高于各种神学、孔子高于宗教教主的表现。
又一次，也是孔子重病，子路派了孔子的门徒充当孔子的家臣，准备料理后事。孔子病好点，斥责子路说：“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此言亦值得深长思。
兹模拟一段孔子与蒋庆的对话如下。
蒋庆问天。子曰：“天无言，妙万物而为言；天无人格，备众生之人格。”蒋庆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天无人格？”子曰：“野哉蒋庆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天有人格则形而下，形而下则非道体而用有限，内不能圣，不足以培养道德自由；外不能王，不足以开出王道自由。故君子言天，必超越一切，方能造化一切潜在一切。此非人格神所能也。君子言天，無所苟而已矣。”
蒋庆天道开二门论亦不能成立。王学原为圣学所开，圣学之外没有王学。将圣学王学并列，就意味着将王学撇开圣学而直接天道，让天道撇开圣德而降下王制，乌乎可。太極可以分阴阳两仪，天道不能开圣王二门，此铁判也。
受到蒋庆影响，某些儒生坚信，善恶报应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准人格神在主宰，是这个具有道德判断和福善祸淫能力的人格神在奖励正善、惩治邪恶。犯了意必固我之病，用老百姓的话说，想多了。
善恶报应不需要依赖于人格神或什么高层生命。这是因果律的作用，而因果律作为宇宙生命的铁律，又是天道自然而然无为而为的一大功能。万物资始乃统天，宇宙生命一切现象资天道而始而生，又无不在天道的统帅之下和因果的天网之中。人间的善恶报应，可以说是天恩天谴，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反过来，自助者人助天助，三者密不可分。自助最为根本。明明德又是最根本的自助。自助者人助之，故孟子说得道多助，国家和个人都一样；自助者天助之，故孔子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天助天佑天相，其实就是明德所助所佑所相。人之明德即道心，天之所命，天道流行而落实于人身者。通过八条目以修身，就是儒生最好的祷告。这是直接祷于天，比祷于上下神祗更有效。明明德者可为鬼神之主，为鬼神所乐佑，不用祷告也。明德不明，鬼神不佑，祷之无益。
认为因果报应由人格神主宰，是以人窥天和以人蔽天，是用人性遮蔽天性，想多了。老百姓想多了没关系，一般文人墨客想多了也没关系，名儒大儒大文化人想多了，关系就大了，很容易误人子弟误导社会。人格天的想象一旦成为信仰，就动摇了儒文化的仁本原则，以下一系列后果在所难免：性与天道歧而为二，性善性恶两论并存，内圣外王两学并列，仁学神学化，政治宗教化，丧失主权原则和自由精神，信徒们普遍重神权而轻人权，亲鬼神而近之，儒之大事，唯祭与祀。
关于天道性命的认知，孔子、子思子、孟子、二程、朱子和阳明高度一致。《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坤元乾元的阴阳统一叫做道，继于道就是大善，成于道就是本性。《易经•说卦传》讲：“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于道理、尽自本性就可以达至天命。
《孔子家语•本命解》中孔子答鲁哀公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云。天道流行叫做命，落实于人叫做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朱子说：“理一也，自天之所赋与万物言之，故谓之命；以人物之所禀于天言之，故谓之性。”（《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二程说：“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当也。”又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可闻。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命在人则谓之性，其用无穷则谓之神。一而已矣。”（《二程粹言》）
王文成公说：“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就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是天人合一的，大人与小人都一样。天命之谓性，天道流行成为人类的本性。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依据。王文成公言：“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小人之所以不能与天地万物而为一，是自小，自我狭隘化。小到极端就是自绝，断绝善根。
人人都有天命之性，人人都是天人合一。此是中华文化核心义理，儒佛道共识。不明此理，不足以登佛道之堂，遑论儒家大堂。对此一般士子疑信参半，需学而时习，审问慎思，以求释惑；君子坚信，大本确立，进而不惑；贤人觉悟，进入悟境，先知天命，进而耳顺；圣人证悟，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
2022-5-14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北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