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真是流泪，我当时强势到把王超华的代表资格都改变了。
王超华当时太辛苦了。我估计她已经累到不能思考了。加上她儿子和丈夫来求我，我实在忍不住要求王超华回家休息，让社科院研究生院派另一个常委代表来。王超华确实回去休息了，社科院确实派了一个代表来。但是这位代表太弱了，王超华也不愿离开，休息了大概二天后王超华又回来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当一个好的常委是不容易。各地奔波。而我们当时对钱也管的很紧，我自己没有乘过一次出租车的。当然很多时间有台湾、香港朋友的车子乘。还有其他情况。我6月3日晚因为要接收台湾《血脉相连演唱会》筹款的1亿台币（还是10亿台币）记不清楚了，在北京饭店和台湾中正纪念堂的活动举办人通话。后来发生大屠杀，当时台湾的朋友是想帮我离开中国的。但我想一定要回广场。后来回到广场找不到学生负责人。后来与北大自治会和北高联联系后就回北大了。这次回北大是乘的军车。后来到北大后，我离开去办公室了。但学生们要扣军车，后来一些学生又来找我。我回去后问了问，看了看车上的情况 ，就放了他们。然后我就开始派了18俩车子送学生去各个医院统计伤亡的情况了。
王超华当时太辛苦了。我估计她已经累到不能思考了。加上她儿子和丈夫来求我，我实在忍不住要求王超华回家休息，让社科院研究生院派另一个常委代表来。王超华确实回去休息了，社科院确实派了一个代表来。但是这位代表太弱了，王超华也不愿离开，休息了大概二天后王超华又回来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当一个好的常委是不容易。各地奔波。而我们当时对钱也管的很紧，我自己没有乘过一次出租车的。当然很多时间有台湾、香港朋友的车子乘。还有其他情况。我6月3日晚因为要接收台湾《血脉相连演唱会》筹款的1亿台币（还是10亿台币）记不清楚了，在北京饭店和台湾中正纪念堂的活动举办人通话。后来发生大屠杀，当时台湾的朋友是想帮我离开中国的。但我想一定要回广场。后来回到广场找不到学生负责人。后来与北大自治会和北高联联系后就回北大了。这次回北大是乘的军车。后来到北大后，我离开去办公室了。但学生们要扣军车，后来一些学生又来找我。我回去后问了问，看了看车上的情况 ，就放了他们。然后我就开始派了18俩车子送学生去各个医院统计伤亡的情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