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吴仁华的一篇回忆天安门运动中的“首都爱国违宪联席会议”的文章。
我的一九八九系列》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成立
吴仁华的讲述严重失实。连参加会议的人都被他给说错了一半。吴仁华声称吕嘉民、远志明、王润生、柯云路、万新金、史天健等60多人参加了联席会议。而这几位知名人士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
吴仁华还声称6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联席会议每次参加的人员都有变化，没谁能够统计出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联席会议，除非是情报机构派进去的特务卧底才有可能每次会议都偷偷地作记录或录音，只有根据特务写的报告才有可能统计出大致有多少人参加过历次“联席会议”。吴仁华的“60多人”莫非是根据中共卧底特务的报告统计出来的？
吴仁华将这么多众所周知的人物都写成了“联席会议”成员，吴仁华就差将邓小平、李鹏、陈希同都写成联席会议成员了。
这个联席会议最早是在1989年5月17日在暨门饭店召开。参加那次会议的人有：陈子明，刘刚，王军涛，包遵信，刘利群，闵奇，谢小庆，杨百揆，刘卫华等人。等到会议快结束时，陈小平也来了。除了刘刚，其他人都是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所务委员。
1991年2月12日，在陈子明、刘刚、王军涛等人的法庭质证时，都确认这次5月17日的所谓首次“联席会议”原本就是陈子明研究所的一次所务会议，准备讨论某些学术和业务问题。
在此次会议之前，陈子明曾经几次同我见面讨论过学生运动问题，主要是征求我的意见，陈子明的研究所是否应该介入学生运动。我一直都建议陈子明不要以研究所的名义介入，可以以个人身份介入，最好是不要公开介入。但可以在私下给高自联组织一些人力、物力上的支援。
5月17日的暨门饭店会议，陈子明请我这个不是所务委员的人参加他们的所务会议，主要是想让我介绍一下天安门运动中各个学生组织的状况，以及同大家一道讨论如何支持天安门学生运动的事宜。
会上，陈子明主要是让大家谈谈应该如何支持学生运动。
这些人大多都没有亲身参加学生运动，对学生的诉求、动机等等根本不了解。会上，大家主要是争论是否应该介入学生运动的问题。大多数人不希望陈子明介入学生运动。但陈子明内心中是非常希望直接介入的。大家担心的是，一旦陈子明公开介入，这个研究所就不保，家底就赔光了。于是，陈子明就将我叫到外面商量，说让王军涛直接出面，而他当地下党，搞后勤支援。
这样决定之后，陈子明就让我再去找几个学生组织的骨干，让学生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学生在广场绝食的状态，以便了解广场学生需要哪些物质帮助。陈子明给我派了一辆车，我就去政法大学叫上了高自联秘书长王治新，又去广场上找到了同绝食团一道绝食的陈明远，还有张伦。很快又回到了暨门饭店。
我让他们大致地介绍了学生绝食的状况。陈子明原本让我介绍一下高自联的状况，我表示这些不便在会议上介绍。我只是感觉那些人对学生运动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听了他们的讲话，我认为闵奇和刘利群的见解和能力都比较强。闵奇懂军事，刘利群懂党政，而且二人对中国高层比较熟悉。就建议陈子明让这两人上阵。
19日，军队开始戒严。按照闵奇和刘刘利群的建议，认为应该先准备防催泪瓦斯，准备毛巾口罩一类物品。陈子明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个宾馆里订了几个房间，后来的几天就在那里碰头，基本上开两三人的小会。
见到军队没有进城，就将会议移到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的会议室里进行。
与会的人主要是陈子明王军涛团队的几个人，而学生和广场的各个组织的成员则由我去召集。
后来的会议参加人员主要有：
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有关系的成员：王军涛，闵奇，刘利群，包遵信，陈小平，甘阳，刘苏里、张伦、老木。
我带去了郑义、邱延亮、邵江、王治新、刘焕文等人。在后来的几次会上，根据情况，我们会邀请不同的人与会。
刘焕文从一开始就是工自联最先报道的人，比李进进、周勇军、韩东方等人都早。我在4月23日就让刘焕文和李墨轩代表工自联参加联系会议。
韩东方、李进进、周勇军等人在后来混入工自联，他们反复跟我说刘焕文是特务，不能代表工自联。
鉴于陈明远参加4月27日的会上所讲的话，我认为陈明远太书呆子气。陈明远就是坚决反对社会其他阶层介入天安门民主运动，说什么让学生运动纯洁化。我就觉得今后还是少让那些学而论道的臭老九参加到我们的联席会议中来。我认为哦买需要的是有组织能力、有战略眼光、懂得相互协调配合的人来组成我们的团队。
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团队的力量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撤回到各个学校。而那些来自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尽管很有名，但都很难在短时间能形成一个密切合作的团队。我就不建议去让那些对广场学生不了解、对学生没有影响力的人加入到这个团队。有人跟我建议去请那些大牌知识名人，都被我拒绝。
所以，吕嘉民、远志明、柯云路、王润生、史天健、万新金等人就从来都不曾参加过我们的这个联系会议。陈明远在后来也没有再参加这个会议。
吴仁华从来都不曾参加过这个联席会议，连谁参加了会议他都不清楚，更不清楚谁讲过什么，每次会议的宗旨是什么，居然就是胡编滥造一通，还自称是天安门运动最权威专家。
这个会在前面的几次讨论实际上主要是由闵奇、刘立群、刘刚提出战略性方案和建议。而郑义、郑棣等人完全就是捣浆糊。
因为有了郑义，使得我们至少多花了三天说服大家要迅速撤出广场。直到5月27日左右，我们已经统一了要将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我才去请柴玲、李录、连胜德、刘某某（工自联代表）、李墨轩等等能够代表广场上各个组织的人来参加会议，就是要让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落实在5月30日撤出广场的计划。但是，李录并没有与会，李录自由他的目的，那就是要死死掌控天安门广场的控制权。
5月27日以后的联席会议才开始有50人左右参加。
就是说，联席会议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1】5月17日到23日是务虚。
【2】24日到27日是统一认识，制定战略。
【3】27日到31日是落实撤出广场方案。
【4】6月1日之后我退出了，刘晓波等人就开始去天安门广场绝食。
周舵是在5月31日之后才出席联席会议。
从5月17日到31日，闵奇、刘利群、甘阳、刘苏里、老木等人基本上同我的意见一致，就是要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将学生撤回到各个学校，在校园里完善学生组织，发展骨干，将广场上的无序、无组织的自发运动，推进到有组织、有目标、能进能退的反抗运动。
在这期间，王军涛的立场摇摆，时而同意撤出，时而又要坚持到6月20日的人大会议。
我们都多次跟陈子明建议，让陈子明同王军涛对换一下角色。陈子明也是要同王军涛对换角色。但最后还是没换成。
到现在我都难以理解王军涛面对这样大的运动，居然没有大战略。
这个联席会议，实际上是我同陈子明之间的一种协调行动。我和陈子明相互比较了解。在成立“高自联”后我们两人经常有密谋。起初，我最需要陈子明的是能给我出车，方便我在各个学校之间穿梭联络。陈子明是一直想给我们出钱，我一直没有接受。因为我担心这会成为给陈子明治罪的证据。
我同陈子明之间一直都是私下里进行合作。
但是，在5月10日左右发生了变化，那就是王军涛从延安回到了北京。陈子明曾经安排我同王军涛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人人大酒家见面。在此之前，我同王军涛一共就见过两面。加起来不到半小时时间。都是听王军涛夸夸其谈。
我那时是非常不喜欢同王军涛见面，因为他不会给人说话的机会。
在人人大酒家同王军涛的见面还是老样子，只是听到王军涛夸夸奇谈。王军涛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时没有任何了解，没有任何目标，没有任何行动方案。基本上跟那些学生没什么两样，就是想着越乱越好。
在5月17日的会议上，大家都希望陈子明不要公开介入，希望由王军涛公开出面来引导学生。
我也不主张陈子明公开露面。我希望成立一个有行动力的核心团队，大家能够目标一致地将学生撤出广场。我看到刘立群、闵奇、杨百揆等人都是同我意见一致，就认为王军涛也会同我们意见一致，就赞同王军涛主持会议。
这是我最大的失误。我忽略了同王军涛达成默契所需要的磨合时间。我没想到王军涛这个曾经多次参加游行示威活动的老活动家居然是同王丹们一样地单纯幼稚。以至于我将一半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个由王军涛主导的联席会议上。
我原本的想法就是将我同陈子明之间的私下合作，扩展成我同陈子明的小团队之间的合作。我希望的这个联席会议的核心成员能够有五六个陈子明团队的人，因为这些人长期一道共事，能够很容易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目标，制订可行的战略计划，并能协调一致地分工合作去落实所制订的计划。当我们形成了共识并制定了方案后，我们在去邀请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计划的一些相关人员同我们一道行动。
这实际上就是让陈子明从他的研究所中抽调五六名干将给我组成“高自联”的“顾问团”和“行动队”。我过去同陈子明探讨过这些问题。但我同陈子明之间的谈话基本上是点到为止，双方能够意会。这主要是我防备万一我们被捕，我们双方都不会怀疑对方有对自己不利的供词，就是说没法去揭发检举对方。
我一直坚持要让这个团队能够控制在可以掌控的规模，不要轻易扩大。也不要邀请王丹、吾尔开希这些人参加。因为这两人太爱出风头，经常擅自召开新闻发布会，那就使得我们制订的任何计划都没有秘密可言。我是希望在我们制订了计划之后再由我去找一些能够理解和执行我们的计划的各个学生领袖来一道执行。
可是，王军涛的风格基本上同那些广场上的学生没什么太大区别，居然还到广场上去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个“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成立。这就让这个原本是一个有相互信任、有化学反应的团队变成了又一个乌合之众。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说法那些新人，相互了解，相互争吵的会议了。变得无法统一目标，无法制订战略计划，更无法采取有力的行动去落战略计划已经实现目标。
在后续的会议上，我只好同刘立群、闵奇、刘苏里私下里交流，讨论可行的方案。但是，我们的计划一旦拿出来在会议上讨论，就会遭受到郑义、郑棣、邱彦亮这些人的攻击。
邱延亮是我请去的代表香港的代表，他不了解广场上的学生的动态，情有可原。邱延亮带来许多香港的捐款，诸如广场上的许多帐篷、对讲机等等都是邱延亮带来的。所以，邱延亮的讲话会很有影响，大家是将他看成是大股东了。
鉴于王军涛主导的“联席会议”已无法落实我们的行动方案，变成了一个扯皮会，我就几次同陈子明商量能否另外组织一个核心团队，主要的意思就是不让王军涛参加。张伦、闵奇等人则是提出了折中建议，就是让陈子明同王军涛换位，王军涛撤到二线，由陈子明来主持联席会议。陈子明也同王军涛多次谈话要两人换位。可能是那样做太有损王军涛的面子，陈子明也就没有坚持同王军涛换位，也许是陈子明认为王军涛会慢慢地了解情况，也会改变方式，能够同我们密切配合。
但是，王军涛的一系列做法，使得我们撤出天安门广场的方案被一次又一次地瓦解。
首先是成立了广场指挥部。
重建广场指挥部的建议以及指挥部的架构是闵奇同我们几个人商量后提出来的，这就是要建立一个准军事的指挥部，其核心是“参谋部”，由我担任参谋长，具体制订战略计划和行动方案。任命王丹为总指挥，吾尔开希为发言人，老木掌管宣传部，刘苏里掌管联络部，
张伦掌管纠察总队。组成这样的架构，我们就能在广场上力压柴玲、李录掌控的广场指挥部和绝食团，成为广场上的有行动力和最有影响力的核心组织，控制广场上的广播站、纠察队，进而通过大游行方式将广场上的学生（包括外地学生）安置到各个大学。
一旦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减少后，就同张伦的纠察总队一道能拆除天安门广场上的广播站和各个帐篷，控制进入广场的人员。
我们制订了这个方案。可是，王军涛在宣布时，就擅自更改了，就是将柴玲、李录的广场指挥部又重新确认了一遍，只是增加我们的这几个额外的部。这无疑就是将我们都并入到柴玲的手下，也就是要我们支持柴玲、李录等人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
王军涛刚刚宣布柴玲为总指挥。我立即将王军涛叫到走廊上，问王军涛为何要宣布柴玲为总指挥而不是宣布王丹为新指挥部的发言人、乌尔开西为召集人呢？王军涛就说，柴玲他们都是毛孩子，今天我们可以让他们当总指挥，明天就可以不让他们当总指挥嘛。
柴玲和李录是撤出天安门广场的最大障碍。搬掉或削弱这两个障碍，我们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计划才有更大把握成功。我们削弱柴玲和李录兵权的方案，结果让王军涛给宣布成驾车他们的兵权！
我当时就想立即离开这个“联席会议”，同陈子明另建一个行动团队。但想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也就有三五天时间，
我当时给我自己制订的目标是在5月31日之前将学生撤出广场。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也就无能为力了。
而刘立群、闵奇等人比我更着急，他们在5月27日以后就不再参加联席会议了。我在此后就只能同张伦、刘苏里、老木、甘阳这几个人合作去落实撤出广场的方案。
王军涛在广场指挥部宣布成立之后，就开始不断让任何什么人都参加到“联席会议”，结果每次都有新人到会，每个新人都会提出一大堆各种建议，诸如什么“空校”计划等等，联席会议就变成了每天都讨论各种层出不穷的建议，结果是没人去落实任何建议的“空炮”、“口炮”会议了。
综上所述，这个联席会议原本就是我同陈子明之间的一种密谋合作的扩展，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学生，避免大屠杀，尽快地将学生撤到各个大学。陈子明知道他们这些人无法在短期内了解学生运动中骨干人物，难以直接影响学生运动。所有我们 合作就是陈子明派人来协助我建立有力的学生组织，而这个核心团队要由那些同陈子明长期共事、相互了解的人组成，不能轻易吸收不了解的人进入核心，我们没有时间去考验那些新人。实际上这个核心团队有五六人足矣。带来任何一个新人都只会产生内耗。因为我们这个团队要实现在十几天内将广场上的学生撤回到各个大学，时间不允许我们去组建庞大的核心团队。
这是维基百科“六四事件”词条中介绍4月23日高自联成立介绍。那是在我的住所成立的，大多数人都是由我召集的，会议是我主持的，在后来的相当长时间里都是由我在运作。可是，这帮写这个词条的人居然就闭口不提刘刚的名字。
将来我有机会时会好好讲一下这个王超华。她是通过什么手段混入高自联的。
吴仁华回忆“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多篇文章，也是设法回避“刘刚”这个名字。
这帮家伙，就是这样地篡改历史，信口编造历史。
王军涛有句名言：
不是英雄创造历史
而是英雄书写历史
创造历史的不是英雄
书写历史的才是英雄
书写历史的人想让谁是英雄谁就是英雄。
吴仁华还真以为他就是司马迁了。
关于高自联的发起和成立，封从德这帮人一直宣称是他们在北大成立的。我一直都懒得理会这帮家伙。
直到1999年陈子华编撰《浴火重生》，让我给她写一篇成立高自联的经历，我才写出下面的文章，其中还提供了高自联成立时的几页签名纸影印件。
1989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那时，六四事件都过去十多年了，封从德们一直利用各种媒体和网站宣扬高自联是他们北大成立的，根本就没人提起我在我的住处成立的高自联。即便是我出示了这个高自联成立的签名页，封从德们居然说我成立的是“高自联”，他们成立的是“北高联”，“高自联”是共产党的称谓，我成立的“高自联”就是共党的组织。
我从来都不屑于同这帮混混们争论这些，尽管让他们带着这些高冠走进坟墓，并刻在他们的墓碑上。
明白的人都会知道，我们成立的组织的全称是“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这个名称太长，我们当时就给了几个缩写名称：“高自联”、“北高联”、“高临联”。
在1989年4月23日之前，中文就不存在这三个缩写词.
封从德们居然能说“北高联”是他们成立的。“北高联”这个缩写词就是他们在剽窃我们组织的名称，他居然就敢说他们成立的比我成立的“高自联”组织更早！他们剽窃了我所成立的组织的名称，盗用我们的组织的商誉和知名度，还要楞将我所成立的组织给打成共党组织。这不就是图财害命嘛。
吴仁华能闭着眼睛瞎编瞎掰8964的各种会议和重大历史事件。如果我是吴仁华，我都没脸再见江东父老。吴仁华这种人也就是脸皮厚，还会继续编造更多的谣言。
刘刚
2022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