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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克格勃少校狱友——崔守镇
一个克格勃少校在中国的幸福生活在留园网见刊之后，有网友对此文提出了两点质疑，其一韩战53年就结束了，57年才出生的崔守镇怎么可能是战争孤儿，其二伊尔武装直升机并不是前苏联生产的，说崔守镇是乘伊尔武装直升机潜入中国国境似乎有些牵强，这的大约就是作者杜撰的此文的两大败笔吧。倘若仅仅是听到了这两点质疑，还不足以引起我再撰写长文来解惑的冲动，恰巧百家论坛的版主也来询问，此篇可有下文？因此诱发了我创作的冲动，感觉到自己有必要将此文的来龙去脉都说说清楚了，一来可以让质疑者解惑，二来也可以酬报百家论坛的版主欣赏此文，把此文推荐到留园首页刊载的一番美意。也能最大限度地去满足留园网里许多读者们想要见识一下监狱这个神秘地界里许许多多常人很难窥视到的人和事。
我曾经写过：窥私欲是人性的一大嗜好，越是神秘的地界，人们的目光往往就经常会聚焦在那里。而苦难又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这个囚犯作家，则就是因为得天独厚地拥有了这一笔财富，才得以带着镣铐步履踉跄地闯进文坛的。我在为自己用毕生心血撰著的那部长篇小说《赤裸人生》写感言时，曾写下这样的话：“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用墨写的，但也有一种文字几乎就是用血写成的，倘若读者们能够感受到我的这部长篇小说里如泣如诉的描绘是沉甸甸的，这大约就是血比水浓的缘故吧？”
在我撰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老面兜》的引题里我是这样写的：“我甚至聊以自慰，认定了老面兜这个文学形象能赤裸裸地出现在我面前，这绝对是上天对我这个历遭苦难的“囚犯作家”的恩典。有了老面兜，我那十七年的炼狱生涯就值了！这就是苦难给予我的最丰厚的回馈！然而，恩典是赏赐，又何尝不是重负？丰厚的回馈是得天独厚的实惠，又何尝不是肩担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倘若，我这个“囚犯作家”写小说的技法不算是最末流，我叙述故事的语言不是特蹩脚特不堪入目，我的这支秃笔虽未达到出神入化，但搞搞素描也绰绰有余了。那么我坚信：老面兜这个文学形象就绝对可以让世人耳目一新的。在姹紫嫣红的世界文学画廊里就增添了一副崭新的面孔。这副新面孔有个中文名字——老面兜。这是我这个“囚犯作家”的幸运，但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幸运呢？”
尽管，把自己已经结了痂的伤疤再撕裂开来给人看，这无疑就是一种几乎不堪承受的楚痛！十六年的炼狱生涯把一颗殷殷赤子之心早就戳得千疮百孔了，这颗心在汩汩地淌血啊！而泪腺则早就干涸了……
多年跻身在流氓、强奸、杀人和江洋大盗成群聚堆的地界了，见惯了各式各样不堪入目的罪恶、这颗被戳得千疮百孔心不仅在汩汩地淌血，而且也变得麻木不仁了。然而，不能因为往事不堪回首，就放弃了自己的道义责任。
多年以前我在中国大陆把一篇《一个死囚的隐私》文章送到中国社会导刊的编辑审核时，我给这位熟识的编辑写了如下的一番话：“按理说，一个人已经死了，再用笔去鞭挞他的灵魂，这似乎无异于森阴的阎王殿里的那种声嘶力竭的拷问。当我想把自己探知的这一段死囚隐私也记录下来时，一阵心灵上的颤栗，使得我下意识地凝视自己的笔端，感觉到自己手里握着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根裹着铁刺的鞭子。被拷问的不仅仅是已经堕入了地狱的灵魂，而且，鲜活的、滋润的生灵，包括他自己也在这根长鞭下瑟瑟发抖。我几乎没有了勇气和胆量。然而，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使我又变得坚强了。不是因为自己曾经对死囚有过并不郑重的承诺，也不是久有的文化沉淀而引发来的一种忧患意识的思索。而是因为自己仍在困惑：人类的自然属性为什么会比社会属性更顽固，更疯狂？这种顽固和疯狂居然万劫不复地滋生着罪孽，并由罪孽衍生出不堪入目的丑恶、卑鄙、肮脏和龌龊。而越是文明社会，越把这不堪入目的丑鄙遮掩起来，以至于表象所呈现的都是人性和谐的鸣奏曲。而在心灵深处，每一个人则都有自己也不敢放胆去触摸的讳秘和隐私。”
我当年如此敞开心扉，向编辑说了这番体己话，无疑是想给自己的文章加分，期望编辑能放宽审核尺度，能让这一篇鞭挞不堪入目的丑陋罪恶的文章得以刊发。
说实在话，那位编辑确实也肯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他给我的复信里写到：我不是带着猎奇浮泛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故事，而是渗入道德与法、罪与非罪更深一层的领域去解读这个故事，它的确能让我的视角为之震撼，也由此从容地走入这个光怪陆离而又不可捉摸的世界里，去进行一番苦苦地咀嚼和思索。西方某文学大师说：人是一种光明与盲目、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微……的复合物，这不是在责难人，而是在为人下定义。”我读完这篇文章，感觉到不要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残杀恋人的杀人犯、罪恶的母子乱伦中的儿子，而应说他也是一个人。这样看这篇作品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文学上的意义和价值，也具有了更深邃的思索价值。我拟将此文送审，但至于最终能不能见刊，那就要由主编来审定了。”
这就我当年在大陆时的一次和责编之间的通信。当然，最后这篇《一个死囚的隐私》文章并没有得到主编高抬贵手，得以见刊。在北京当自由撰稿人的那几年，民政部的期刊《中国社会导刊》几乎就是我的自留地，几乎期期都有我的文章见刊，很多描写监狱这个地界的文章都是借助这个期刊得以面见天日的。但是这篇《一个死囚的隐私》却被主编刘昕毫不犹疑地给枪毙了。刘昕主编和王作勤副主编都是女性，她们见不得这等丑陋，这也是我能够理解的，当然她们也许还有其他的考量，这也是我后来义无反顾地辞掉了国内相对优裕的工作，而来到了更能自由开放包容地发表自己作品的西方民主社会的一个直接因素。
现在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就是留园网，从今日起，我就借助于留园网百家论坛这个平台，把自己结了痂的伤疤再撕裂开来给人看，我将撰写一个系列关于监狱题材的文章以飨留园网的读者，并把以往在国内期刊上亦能见容于大陆的出版环境的多篇文章移植过来，因为按照留园网长风君界定的原创标准，这也该当算是原创首发的，但我还是老实一点，以前在国内发表过了的，我会标注为原创重发，只有那些从未见刊的我会标注为原创首发的。如此开盘宗义，今天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的克格勃少校狱友——崔守镇》
详细地聊起崔守镇的事，还是要从1979年的黑龙江省新肇监狱的入监队说起，我是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天大的罪名在1978年末来到黑龙江省新肇监狱的入监队的，那是我踏入这神秘地界的第一步。以前虽然在监押的看守所里，早就领略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什么滋味了，但是监狱是什么模样，真得还一无所知。因为被判的是无期徒刑，此等刑期的罪犯当然都是要送到羁押重刑犯的监狱了。那么黑龙江省羁押重刑犯的监狱主要有两座，即都是位于黑龙江省肇源县的两座监狱，即革志监狱和新肇监狱。两座监狱相距不远，距离不过几十华里。革志监狱也叫黑龙省第一监狱，并附有女监，新肇监狱则也叫黑龙省第三监狱，简称省三监，新肇监狱没有女监，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入监队，凡是即将步入监狱羁押的重刑犯们，都需要先在此经过三个月的强化教育，才能分配到别处监狱去羁押的。除此黑龙江省还要个第二监狱在北安，以及遍布全省的二十个劳改支队等等。那都是监押轻刑犯的改造场所。被判处死缓、无期的重刑犯人则只能羁押在革志、新肇或者北安这样的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我是在1978年的11月末，被押送到新肇监狱那个大名鼎鼎的入监队来接受强化教育的，我在新肇监狱入监队度过了1979年的春节，这也我此生最难怀，也是最不堪回首的一个春节。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实相告吧，我虽然头上顶戴着的是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天大罪名，但那时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誓死与人民为敌的冥顽不化之人，恰恰相反，却是一个自幼就把马克思主义奉为了毕生信仰的热血青年，在妈妈的怀抱里，我就是听着这样的儿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酣然入睡的，我既是老三届，也当过红卫兵参加过大串联，也受过“红太阳”的光芒普照，在天安门广场上得到过伟大领袖的检阅，并从心底里发过誓言，要为红彤彤的共产主义事业甘愿奉献自己的热血和精诚的。受过多年的洗脑教育，我的脑袋瓜里对马、恩、列、毛的多篇经典著作几乎也都熟能成颂。虽则天意弄人，让我堕落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但是依然痴心不改，一有机会则还是想奉献出一腔热血和赤诚的。
下面载录的是我在《独立评论》网站上前不久发表的一个帖子“再披露老朽的一个隐私，许多年以前，老朽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呕心沥血写过的第一篇文章可并不是那部长篇小说，而是还作为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批驳当时风靡于世的一篇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当时的标题是《实践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惜现在这篇文章是找不到了，可是在1978年，我就是因为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在黑龙江省新肇监狱的入监队受到严管的，别的犯人，在享受过春节的欢乐时，我却要受到两名杂工的严厉监管，盘腿坐在大通铺上反省，春节犯人们应该得到的美食也没有我的份，过春节时，我也只能一样啃窝头，此番记忆刻骨铭心，1979年春节在黑龙江省新肇监狱入监队呆过的犯人也应该对此记忆犹新。我今天来向高寒先生挑战或者说是求教，也正是为了纪念自己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其实还是很有嚼头的，当年那个叫胡什么的教授不就是把实用主义的观点当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贩卖么？据说这篇文章还成了解放思想的启蒙读物，其实这是完全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伪观点，我当时的论据就是，实践不就是在人的主观意识指导下的人类改造世界的行为么？任何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主观意识指导下进行的，连咿呀学语的孩童，也是在他童稚的意识指导下，才会喊出奶味的妈妈爸爸的，用有主观意识的实践去检验客观真理，而且还是唯一的标准，这就是本末倒置，实践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过程和方法，把唯一过程和方法当成了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是大错特错了。当时我是一个身着赭衣的囚犯和哪个胡福明教授当然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所以没有人搭理我这种狂悖之语，但我确实是因此吃了苦头的，可能也许就是打那以后我才对自幼就虔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有了逆反心理，从此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的。”
网友们想想吧，在别的犯人在举国欢庆的春节里，亦能享受到大鱼大肉的美食，而你且要在两位犯人杂工的严厉监管下，盘腿坐在入监队的大通铺上去啃窝头，这个中滋味，谁能体味？可这就是我的真实遭历啊！现在把这伤疤又撕裂开了，人生有过这样的一次过春节的经历。你能忘怀得了么？多少年以后，又思想起这件事来，是不是寒心彻骨啊！
这又扯远了，还是来交代我是怎么认识崔守镇这个克格勃少校的事吧，崔守镇这个克格勃少校也是在1985年年末，被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了无期徒刑的重刑犯。因此也被押解到新肇监狱入监队接受入监改造后的必要一课——3个月的强化教育。而后分配打了革志监狱八大队钳工组做了钳工的。
而我则比崔守镇早来到革志监狱6年，崔守镇分配到革志监狱八大队时，我已经是八大队的大杂工犯人，即宣股（这是革志监狱独有的称谓，宣股既是负责宣传鼓动之意，至于这个名头的由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是接着聊聊我在新肇监狱入监队的那段令我刻骨铭心的遭遇吧
刚来到新肇监狱时，我还没有在任何场合发表那些狂悖的言论，因此也没有受到严管，刚到入监队不久，还因为本人具有不错的朗读能力，给犯人读报纸读得朗朗上口，还被入监队的大杂工犯人遴选为新入监犯人的学习小组长，后来是因为在新入监犯人的学习讨论中发表了诸多狂悖的言论，诸如：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刘少奇不久后是一定会被平反的等等言论，被某位犯人举报，才招致到被严管批斗的可怜下场的，那时候，新肇监狱的入监队几乎每天都会有犯人遭到批斗，这正是这个入监队的惯常招法，目的就是杀鸡警猴，用入监队大杂工田某某的说法就是：“监狱是个什么地方？监狱就是个最不讲道理的地界，在这里是龙你也得盘着，是虎你也得卧着。都得像羊羔一样的温顺，像猫儿狗儿一样的乖巧，讲什么不准苛待犯人，党的政策是不准打骂犯人，但这是指顺从的听话的犯人，胆敢以身试法的就另当别论了。”这位田某某是新肇监狱的入监队的第二号大杂工，地位仅次于另一位姓王的大杂工。田某某是一个老历反，此人很有文化，据说以前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大官，他凭借什么样资历才混到了新肇监狱的入监队大杂工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个旧政府的高官现在却能对共产党羁押的罪大恶极的囚犯进行洗脑，这就 让人感到很滑稽可笑了。在新肇监狱的入监队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有几个犯人被罚脖子上挂着一只马桶在厕所处大弯腰认罪的镜头，这些犯人都违犯了什么条例，具体的谁也说不清楚的，反正只要是大杂工一声吆喝：“去，到厕所撅着！”，这被惩罚的犯人就得乖乖地听吆喝，否则，还会有带刑具和“逛花园”之类的手段在后面等着呢，但接受诸如此类的惩罚都是一时的，即使是因严重违规被宣布严管，也没有超过严管一个星期的、那么我又是因何会被严管直到这三个月集训期结束的最后一天才解除呢？这就要说起另外的一件事了，这件事就发生在春节前夕，当时是一位新肇监狱的政委来到入监队视察，由入监队的金管教和许多警员陪同，入监队的所有新犯人都在大通铺前立正肃立，接受大政委的视察，而此时已经受到严管惩罚的我则只能五心朝上盘腿坐在大通铺上反省，令金管教也大出所料的是，在这位视察的大政委经过我身前的这一段大通铺时，我突然就大喊出声：“报告领导，新来的严管犯人有重要事情要向领导汇报！”这一声大喊可不得了，整个入监队都雅雀无声，大领导和警员们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了过来，我听见了大政委问：“这个犯人是怎么回事？”旁边在陪的金管教答复得很巧妙：“这个犯人是精神有病。”他这样一作答，当然也把大政委吓住了。便不再理会我，径自又往前面去视察了。我原以为待这些大官们都走了以后，我会招致到带刑具或者“逛花园”一类的伺候的，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只是改变了我被严管反省的坐姿和在日后接受的批斗会上的奚落和嘲讽。这以后，除了在接受批斗时可以挺直地站在人前，再回去盘腿反省时就要面对墙壁了，但却没有人对我像对待其他的违规犯人一样施以拳脚了，而且批斗我时也不需我大弯腰了，只是肃立听批判就行了。但嘲讽和奚落是免不了的。那个田大杂工又在批斗我的大会上展露他的犀利的口才了，他说：“不怕死算什么英雄，上了刑场枪子打在你身上你能不倒下才算英雄。”可见这位田大杂工可能以为似我这等冥顽不化之徒，当比该是去吃枪子的。这以后，我还发现新肇监狱入监队的人性化管理也似乎改善了，再也很难看到有人挂马桶在厕所处撅着了。事后，哪位主管入监队的金管教也一直没有搭理我，但是入监队的哪位姓王的头牌大杂工却找我语重心长地谈过一次话的。这位姓王的大杂工显然是位心灵里还良知未泯的人，他把我约进了他的办公室，关起门来对我说：“小伙子，我当了近十年的入监队大杂工了，像你这样的犯人可还真是头一次见到的，你要想想这是什么地啊！胳膊再硬也还是拧不过大腿的。不要再逞什么强了。这里只是入监队，严格管理是必须的，将来你集训结束了，分配到大队情况就会好起来的，你就听一句我这个老犯人的话吧，我在监狱里都呆了20多年了，什么样的犯人我都见识过，可就是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就为了两句话，就敢拿鸡蛋去撞石头的。”
对于这位姓王的大杂工具体是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他在监狱里服刑20多年也没有获释，我一无所知，但是从他的这一番话里，我亦能理解到他的善意。至于我此后一直受到严管，乃至春节期间依然受到严管的待遇，这显然不是这位姓王的犯人大杂工能够左右得了的事，至于主管严管队政府干部为什么如此苛待我，大约就是因为那次大领导视察时，我呛了他的肺管子的缘故吧。这位金管教甚至把我在入监队的这一段表现记录在我的入监档案里，因为后来我被分配到了革志监狱，去新肇监狱接领这批犯人的革志监狱的一位名字叫陈其荣干部，就在给这批新犯人训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听说你们这批人里还有个犯人在探讨什么真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要探讨真理去别的地方，你来这里是找错地方了。这里是监狱！不是大学课堂，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
站在队列里的我听到了这番训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陈其荣说这里不是大学课堂，可我现在可以无愧地说，正是监狱这座大学，教会了我好多好多知识和人生哲理，我就是在监狱这座大学毕业的。
值得交代一下的是，这位革志监狱叫陈其荣的干部后来他还真得就和我有过交往，这已经是6年以后事了，1985年，陈其容调职到革志监狱八大队当教导员，而此时的我通过这几年的钻营，也混到了似如新肇监狱入监队的那个王大杂工一样的位置，我不仅是八大队犯人的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的主任，还身兼八大队犯人施工、宣股和成本会计数职，俨然可以称之为革志监狱八大队犯人的头号人物。而陈其荣的夫人李玉芳恰恰就是八大队财务组的组长，革志监狱八大队是革志监狱第一个对外销售产品的自负盈亏的核算单位，所以监狱给八大队配置了财务组，财务组一共5名会计，有四个政府干部，唯一的一位犯人会计就是我，这四位 政府干部分别是财务会计李玉芳（组长），销售会计黄卫东，出纳王丽娜，和材料会计丁春田。我则担任成本会计。四个干部三女一男，三位女的都是监狱中层干部的家属，除了组长李玉芳是八大队教导员陈其荣的夫人之外，另二位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中层领导的家属，王丽娜是狱侦科副科长宛志伟的夫人，黄卫东则是三大队副大队长的家属。只有一位男会计丁春田（关于丁春田的故事以后读者们会看到）没有什么背景，只是刚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小警察。这么多中层干部家属为什么都争抢着要来八大队工作呢，这是因为八大队是革志监狱当时效益最好，也是唯一的可以向外 销售产品的 单位。革志监狱八大队其实就是一个铸钢厂，其主要产品就是破碎机用的锰钢锤头和筛条，还有其他的 铸钢铸铁产品，当时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并不大，监狱的狱警们也都是依靠每个月不足百元的死工资，而到八大队工作，不仅可拿到工资，还有不菲的效益奖金，到了年终更有一笔高达数千元的年终奖。这大概就是这三位女士毫不忌惮，也肯来八大队就职的主要诱因吧，当时在八大队车间二楼的最里间就是财务组的办公室，因为有了这三位女干部按时上班，八大队车间二楼就成了所有犯人们的禁地，上楼的 楼梯口处专设了一个犯人岗把守，禁止一切犯人踏入禁地，唯一一个例外的就是我这个成本会计，因为业务关联，我就必须经常到财务室去联络工作上的事，由此才获得了这一特权的。而我为什么能得到这个恩宠，则是因为整个八大队的财务组里也只有我这个犯人会计敢在年终决算时和革志监狱的汪总会计师公开叫板、而其他的四位行政会计，要么是不懂，要么是不敢，没有一个人出头来指责革志监狱的汪总会计师核算的方法有“猫腻”的、也许是八大队太赚钱了，而八大队领导在年初和厂领导签订的承包合同里明确规定，获得利润是按固定的比例分成的。年终决算要是把 八大队的利润额算高了，这不仅使提成的数额增大，让厂财务科少得了大笔银两 ，甚至也足能让革志监狱没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其他几个大队的干部患上红眼病的。因此革志监狱的汪总会计师在来八大队进行年终决算时，就会想方设法地把八大队的利润额压低。这其间的“猫腻”儿，别人不知道也罢，可我作为八大队的成本会计岂不是一眼就洞穿。说句实话吧，革志监狱八大队之所以能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这几年，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利润，也完全是我这个犯人成本会计玩“猫腻”才得来的。八大队对外销售产品，并不都是铸件，有许多是成品件，诸如挂车的轮股破碎机的机箱，这些铸件是需要加工成成品才能出售的，而革志监狱的四队和七大队，一个是机加车间。一个是装配车间，这两个车间都有将铸件加工成成品的生产能力。八大队每个月需支付给这两个大队的铸件加工费用，有时都高达十几万元，而我这个成本会计只要私下里给四大队的成本会计郭智玉和七大队的施工员张东奎两位大杂工犯人兑上几袋挂面和几箱保健罐头，就能从他俩人的手里回收到几万或十几万元的加工费欠条，而另外的六大队锻造车间的犯人施工员王长龙本来就是我磕头拜把子的铁哥们。到他的地盘里，干私活和干公活，我不给打欠条都是天经地义的。只要是我把保健罐头和挂面之类的生活物资置备足了，就是如鱼得水了。我想我的这些猫腻儿.八大队的承包人刘卫民大队长都是心知肚明的。他只是从没有对什么人说破了罢了。他一直把管理八大队犯人的保健账目交由我掌管，而在我后来被革志监狱掌管犯人小卖店的犯人苏巧生举报，说我在春节期间在狱内 赌博时现金输光了，竟然拿出了一张存折。苏巧生把这件事捅到刚刚调到革志监狱任职的李副政委处，李副政委闻言，这还了得？革志竟有这等牢头狱霸？李副政委一声令下，将我关进了监狱小号，又是刘卫民大队长宁可承担风险，亲自找李副政委说情把我保出小号，并亲自当着全大队管教干部的面说：“庄晓斌的各项职务，什么施工、宣股，积委会主任你们都可以撤销，这是你们的职权范围 ，唯独有这个成本会计，这是该我管的，没有我的话，谁说了也不好使！” 刘卫民大队长为了使我远离后院监舍的犯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还亲自批准让我住外宿（即可以独自一人住在车间，不需晚间回到后院监舍的，这在革志监狱是对犯人的最大优待）
监狱那个地界里，就是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地界，，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要想在狼群里生存，让自己能够活下去，你就得学会撕咬，就得张着尖牙利齿去搏命，不如此，你就无法在此地立足。迟早你就会成为别人嘴里的一盘小菜的。”
那多年间，我和诸多的劣迹昭彰的犯人打过交道，也和很多凶横毒辣之人磕头拜过把子，我的道德 理念也在蜕变，以至于就变成了现在的这般模样。我的道德底线是，只要是人能干出来的丑事、坏事，你干了几桩并且幡然醒悟了，这都不为十恶不赦的 大恶，只有干了那些丧天理灭人伦的畜生，才是该被天谴的。所以这多年间我和强奸犯、江洋大盗甚至是杀人犯都可能结拜成把兄弟，唯独对那些畜生是极度鄙夷的，甚至对真走了畜生道的“老面兜”也毫无不屑之心。也还实实在在地把他故事写出来了。说句心里话 ，再翻腾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的心里是别有一番酸楚的，此文里提到的几个人，刘卫民和宛志伟早在我还没有出国的2008年就荣升为黑龙江省某监狱的典狱长了，至于陈其荣，他该是年长我十来岁的，倘若健在，也该是八十高龄的 耄耋老人了。我在革志监狱的十余年间，不仅结识过诸如像铁血军魂张灵埔将军辖制的国民党七十四师下属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少将，还有国民党少将景阳，在革志监狱隐姓埋名隐藏多年的少将李绍亭，也有几位因腐化或其他原因被投入监狱的共产党的高官，名字我就不提了吧，而结识克格勃的少校间谍崔守镇（真名）则更可以说是老天爷赐给我这个囚犯作家的机缘，对于他的故事我真的是独家报道的，恐怕当今之世再无二人。因为克格勃的少校间谍崔守镇就和我在一个大队服刑，他就是在革志监狱八大队的钳工组当钳工的。我那时是八大队的大杂工，和他在一个饭槽子里共食，在一条大通铺上共眠，共有三四年左右光景的，关于他的故事和身世都是本人讲述给我听的，我几乎没有一点编造的成分的。至于有网友质疑，他57年出生，而韩战53年就结束了。他怎么会是战争的遗孤？我的解释是韩战在现在也不能说是结束了，板门店签署的只是停战协议，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北韩和南韩之间，现在依然算是战争僵持阶段也不为错的，至于崔守镇 为什么能得到烈士遗孤的身份进入到优抚学校读书，我也只能听信他的讲述，也许他的爸爸或许就是那场韩战的战斗英雄，后来又因公牺牲或出了场车祸丧生了，也未可知，但崔守镇确实是因为在优抚学校里被俄语老师选中送到苏联去受训的。至于伊尔直升机，我确实是不知道是不是前苏联生产的，但这有大错么？即便这种飞机不是苏联生产的，你能保证苏联军方就没有这种装备么？
关于他被捕的细节，我还得到过别的犯人的讲述佐证。一位同是来自牡丹江市的犯人就曾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过崔守镇被捕时的细节。在革志监狱一同相处时，我有意多和他交流，还一度请他做教授我朝鲜语的老师，因为他知道我是个政治犯，所以对我的忌讳心也就相对少些。至于他和妻子金冬花的事这在革志监狱早已是口口相传的事件了。值得交代的就是崔守镇在河北燕郊镇开汽车修理部的事了。这也许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恰恰就老天爷给我这个历遭坎坷的囚犯作家的一个丰厚的赏赐。八九年我平反获释后，一直在家乡承包了一个酱油厂赖以委身立命，直到1998年我在北京街头自作自售卖自己的小说，才戴着镣铐闯进了文坛的，而在我去知音杂志做编辑记者之前，就一直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由此，我的家也由东北搬到了北京。2002年，我的前妻因癌症病故，我才去了知音杂志，而我的儿子恰巧就定居在河北燕郊镇了。这样我从武汉出差到北京组稿，就不免要去燕郊我儿子家小住几日，就是在燕郊这个不起眼的小镇里。我发现了已经有十余年没有见过面的狱友崔守镇的，狱友重逢，当然喜不自禁，我才知晓了这多年这个克勃格少校在中国的这一段幸福生活，这是一个难觅的写作素材啊！因此就有了此文，此文最初发表在知音杂志下属的打工期刊上。知音集团下属的几个纪实期刊发稿件都是抵制虚构作品的，上面有一个法务部是专门核查此事的，一旦发现此稿不实，法务部一个意见上呈，即便是已经排版了 的稿件。也必须是要撤掉的。我在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不知道那个可恨的陈霜青（知音法务部主任）让我少赚了多少已经唾手可得的花蝴蝶呢？知音杂志当时的稿酬标准是千字千元，还有月评年评可重复计算的纪实大奖，一等奖的奖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这也就是说一篇7000字的稿件，如果获得了年度纪实一等奖，最高这篇稿件就能得到5万7千元的笔润。面对如此巨大的高稿酬的诱惑，很多文人都趋之若鹜。张承志撰文说：誓死捍卫纯文学的立场，诀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当过多年知音编辑的我知道，有很多声名遐迩的大作家，也经常用笔名给知音杂志撰稿的，因为毕竟“金钱没有臭味”。关于崔守镇的故事我还知道很多，梳理一下，再写出个一两篇也是有可能的。这篇即为网友解惑也为酬报百家论坛版主的青睐的文章洋洋洒洒地也有一万字了吧，该打住了，该告诉读者们的就是今后我将在百家论坛推出一系列的关于监狱题材的文章，想知道那个神秘地界里的人都是怎么个活法的网友们拭目以待吧，且听老朽在以后的日子里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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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克格勃少校狱友——崔守镇
一个克格勃少校在中国的幸福生活在留园网见刊之后，有网友对此文提出了两点质疑，其一韩战53年就结束了，57年才出生的崔守镇怎么可能是战争孤儿，其二伊尔武装直升机并不是前苏联生产的，说崔守镇是乘伊尔武装直升机潜入中国国境似乎有些牵强，这的大约就是作者杜撰的此文的两大败笔吧。倘若仅仅是听到了这两点质疑，还不足以引起我再撰写长文来解惑的冲动，恰巧百家论坛的版主也来询问，此篇可有下文？因此诱发了我创作的冲动，感觉到自己有必要将此文的来龙去脉都说说清楚了，一来可以让质疑者解惑，二来也可以酬报百家论坛的版主欣赏此文，把此文推荐到留园首页刊载的一番美意。也能最大限度地去满足留园网里许多读者们想要见识一下监狱这个神秘地界里许许多多常人很难窥视到的人和事。
我曾经写过：窥私欲是人性的一大嗜好，越是神秘的地界，人们的目光往往就经常会聚焦在那里。而苦难又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这个囚犯作家，则就是因为得天独厚地拥有了这一笔财富，才得以带着镣铐步履踉跄地闯进文坛的。我在为自己用毕生心血撰著的那部长篇小说《赤裸人生》写感言时，曾写下这样的话：“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用墨写的，但也有一种文字几乎就是用血写成的，倘若读者们能够感受到我的这部长篇小说里如泣如诉的描绘是沉甸甸的，这大约就是血比水浓的缘故吧？”
在我撰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老面兜》的引题里我是这样写的：“我甚至聊以自慰，认定了老面兜这个文学形象能赤裸裸地出现在我面前，这绝对是上天对我这个历遭苦难的“囚犯作家”的恩典。有了老面兜，我那十七年的炼狱生涯就值了！这就是苦难给予我的最丰厚的回馈！然而，恩典是赏赐，又何尝不是重负？丰厚的回馈是得天独厚的实惠，又何尝不是肩担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倘若，我这个“囚犯作家”写小说的技法不算是最末流，我叙述故事的语言不是特蹩脚特不堪入目，我的这支秃笔虽未达到出神入化，但搞搞素描也绰绰有余了。那么我坚信：老面兜这个文学形象就绝对可以让世人耳目一新的。在姹紫嫣红的世界文学画廊里就增添了一副崭新的面孔。这副新面孔有个中文名字——老面兜。这是我这个“囚犯作家”的幸运，但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幸运呢？”
尽管，把自己已经结了痂的伤疤再撕裂开来给人看，这无疑就是一种几乎不堪承受的楚痛！十六年的炼狱生涯把一颗殷殷赤子之心早就戳得千疮百孔了，这颗心在汩汩地淌血啊！而泪腺则早就干涸了……
多年跻身在流氓、强奸、杀人和江洋大盗成群聚堆的地界了，见惯了各式各样不堪入目的罪恶、这颗被戳得千疮百孔心不仅在汩汩地淌血，而且也变得麻木不仁了。然而，不能因为往事不堪回首，就放弃了自己的道义责任。
多年以前我在中国大陆把一篇《一个死囚的隐私》文章送到中国社会导刊的编辑审核时，我给这位熟识的编辑写了如下的一番话：“按理说，一个人已经死了，再用笔去鞭挞他的灵魂，这似乎无异于森阴的阎王殿里的那种声嘶力竭的拷问。当我想把自己探知的这一段死囚隐私也记录下来时，一阵心灵上的颤栗，使得我下意识地凝视自己的笔端，感觉到自己手里握着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根裹着铁刺的鞭子。被拷问的不仅仅是已经堕入了地狱的灵魂，而且，鲜活的、滋润的生灵，包括他自己也在这根长鞭下瑟瑟发抖。我几乎没有了勇气和胆量。然而，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使我又变得坚强了。不是因为自己曾经对死囚有过并不郑重的承诺，也不是久有的文化沉淀而引发来的一种忧患意识的思索。而是因为自己仍在困惑：人类的自然属性为什么会比社会属性更顽固，更疯狂？这种顽固和疯狂居然万劫不复地滋生着罪孽，并由罪孽衍生出不堪入目的丑恶、卑鄙、肮脏和龌龊。而越是文明社会，越把这不堪入目的丑鄙遮掩起来，以至于表象所呈现的都是人性和谐的鸣奏曲。而在心灵深处，每一个人则都有自己也不敢放胆去触摸的讳秘和隐私。”
我当年如此敞开心扉，向编辑说了这番体己话，无疑是想给自己的文章加分，期望编辑能放宽审核尺度，能让这一篇鞭挞不堪入目的丑陋罪恶的文章得以刊发。
说实在话，那位编辑确实也肯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他给我的复信里写到：我不是带着猎奇浮泛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故事，而是渗入道德与法、罪与非罪更深一层的领域去解读这个故事，它的确能让我的视角为之震撼，也由此从容地走入这个光怪陆离而又不可捉摸的世界里，去进行一番苦苦地咀嚼和思索。西方某文学大师说：人是一种光明与盲目、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微……的复合物，这不是在责难人，而是在为人下定义。”我读完这篇文章，感觉到不要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残杀恋人的杀人犯、罪恶的母子乱伦中的儿子，而应说他也是一个人。这样看这篇作品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文学上的意义和价值，也具有了更深邃的思索价值。我拟将此文送审，但至于最终能不能见刊，那就要由主编来审定了。”
这就我当年在大陆时的一次和责编之间的通信。当然，最后这篇《一个死囚的隐私》文章并没有得到主编高抬贵手，得以见刊。在北京当自由撰稿人的那几年，民政部的期刊《中国社会导刊》几乎就是我的自留地，几乎期期都有我的文章见刊，很多描写监狱这个地界的文章都是借助这个期刊得以面见天日的。但是这篇《一个死囚的隐私》却被主编刘昕毫不犹疑地给枪毙了。刘昕主编和王作勤副主编都是女性，她们见不得这等丑陋，这也是我能够理解的，当然她们也许还有其他的考量，这也是我后来义无反顾地辞掉了国内相对优裕的工作，而来到了更能自由开放包容地发表自己作品的西方民主社会的一个直接因素。
现在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就是留园网，从今日起，我就借助于留园网百家论坛这个平台，把自己结了痂的伤疤再撕裂开来给人看，我将撰写一个系列关于监狱题材的文章以飨留园网的读者，并把以往在国内期刊上亦能见容于大陆的出版环境的多篇文章移植过来，因为按照留园网长风君界定的原创标准，这也该当算是原创首发的，但我还是老实一点，以前在国内发表过了的，我会标注为原创重发，只有那些从未见刊的我会标注为原创首发的。如此开盘宗义，今天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的克格勃少校狱友——崔守镇》
详细地聊起崔守镇的事，还是要从1979年的黑龙江省新肇监狱的入监队说起，我是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天大的罪名在1978年末来到黑龙江省新肇监狱的入监队的，那是我踏入这神秘地界的第一步。以前虽然在监押的看守所里，早就领略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什么滋味了，但是监狱是什么模样，真得还一无所知。因为被判的是无期徒刑，此等刑期的罪犯当然都是要送到羁押重刑犯的监狱了。那么黑龙江省羁押重刑犯的监狱主要有两座，即都是位于黑龙江省肇源县的两座监狱，即革志监狱和新肇监狱。两座监狱相距不远，距离不过几十华里。革志监狱也叫黑龙省第一监狱，并附有女监，新肇监狱则也叫黑龙省第三监狱，简称省三监，新肇监狱没有女监，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入监队，凡是即将步入监狱羁押的重刑犯们，都需要先在此经过三个月的强化教育，才能分配到别处监狱去羁押的。除此黑龙江省还要个第二监狱在北安，以及遍布全省的二十个劳改支队等等。那都是监押轻刑犯的改造场所。被判处死缓、无期的重刑犯人则只能羁押在革志、新肇或者北安这样的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我是在1978年的11月末，被押送到新肇监狱那个大名鼎鼎的入监队来接受强化教育的，我在新肇监狱入监队度过了1979年的春节，这也我此生最难怀，也是最不堪回首的一个春节。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实相告吧，我虽然头上顶戴着的是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天大罪名，但那时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誓死与人民为敌的冥顽不化之人，恰恰相反，却是一个自幼就把马克思主义奉为了毕生信仰的热血青年，在妈妈的怀抱里，我就是听着这样的儿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酣然入睡的，我既是老三届，也当过红卫兵参加过大串联，也受过“红太阳”的光芒普照，在天安门广场上得到过伟大领袖的检阅，并从心底里发过誓言，要为红彤彤的共产主义事业甘愿奉献自己的热血和精诚的。受过多年的洗脑教育，我的脑袋瓜里对马、恩、列、毛的多篇经典著作几乎也都熟能成颂。虽则天意弄人，让我堕落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但是依然痴心不改，一有机会则还是想奉献出一腔热血和赤诚的。
下面载录的是我在《独立评论》网站上前不久发表的一个帖子“再披露老朽的一个隐私，许多年以前，老朽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呕心沥血写过的第一篇文章可并不是那部长篇小说，而是还作为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批驳当时风靡于世的一篇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当时的标题是《实践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惜现在这篇文章是找不到了，可是在1978年，我就是因为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在黑龙江省新肇监狱的入监队受到严管的，别的犯人，在享受过春节的欢乐时，我却要受到两名杂工的严厉监管，盘腿坐在大通铺上反省，春节犯人们应该得到的美食也没有我的份，过春节时，我也只能一样啃窝头，此番记忆刻骨铭心，1979年春节在黑龙江省新肇监狱入监队呆过的犯人也应该对此记忆犹新。我今天来向高寒先生挑战或者说是求教，也正是为了纪念自己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其实还是很有嚼头的，当年那个叫胡什么的教授不就是把实用主义的观点当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贩卖么？据说这篇文章还成了解放思想的启蒙读物，其实这是完全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伪观点，我当时的论据就是，实践不就是在人的主观意识指导下的人类改造世界的行为么？任何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主观意识指导下进行的，连咿呀学语的孩童，也是在他童稚的意识指导下，才会喊出奶味的妈妈爸爸的，用有主观意识的实践去检验客观真理，而且还是唯一的标准，这就是本末倒置，实践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过程和方法，把唯一过程和方法当成了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是大错特错了。当时我是一个身着赭衣的囚犯和哪个胡福明教授当然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所以没有人搭理我这种狂悖之语，但我确实是因此吃了苦头的，可能也许就是打那以后我才对自幼就虔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有了逆反心理，从此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的。”
网友们想想吧，在别的犯人在举国欢庆的春节里，亦能享受到大鱼大肉的美食，而你且要在两位犯人杂工的严厉监管下，盘腿坐在入监队的大通铺上去啃窝头，这个中滋味，谁能体味？可这就是我的真实遭历啊！现在把这伤疤又撕裂开了，人生有过这样的一次过春节的经历。你能忘怀得了么？多少年以后，又思想起这件事来，是不是寒心彻骨啊！
这又扯远了，还是来交代我是怎么认识崔守镇这个克格勃少校的事吧，崔守镇这个克格勃少校也是在1985年年末，被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了无期徒刑的重刑犯。因此也被押解到新肇监狱入监队接受入监改造后的必要一课——3个月的强化教育。而后分配打了革志监狱八大队钳工组做了钳工的。
而我则比崔守镇早来到革志监狱6年，崔守镇分配到革志监狱八大队时，我已经是八大队的大杂工犯人，即宣股（这是革志监狱独有的称谓，宣股既是负责宣传鼓动之意，至于这个名头的由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是接着聊聊我在新肇监狱入监队的那段令我刻骨铭心的遭遇吧
刚来到新肇监狱时，我还没有在任何场合发表那些狂悖的言论，因此也没有受到严管，刚到入监队不久，还因为本人具有不错的朗读能力，给犯人读报纸读得朗朗上口，还被入监队的大杂工犯人遴选为新入监犯人的学习小组长，后来是因为在新入监犯人的学习讨论中发表了诸多狂悖的言论，诸如：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刘少奇不久后是一定会被平反的等等言论，被某位犯人举报，才招致到被严管批斗的可怜下场的，那时候，新肇监狱的入监队几乎每天都会有犯人遭到批斗，这正是这个入监队的惯常招法，目的就是杀鸡警猴，用入监队大杂工田某某的说法就是：“监狱是个什么地方？监狱就是个最不讲道理的地界，在这里是龙你也得盘着，是虎你也得卧着。都得像羊羔一样的温顺，像猫儿狗儿一样的乖巧，讲什么不准苛待犯人，党的政策是不准打骂犯人，但这是指顺从的听话的犯人，胆敢以身试法的就另当别论了。”这位田某某是新肇监狱的入监队的第二号大杂工，地位仅次于另一位姓王的大杂工。田某某是一个老历反，此人很有文化，据说以前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大官，他凭借什么样资历才混到了新肇监狱的入监队大杂工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个旧政府的高官现在却能对共产党羁押的罪大恶极的囚犯进行洗脑，这就 让人感到很滑稽可笑了。在新肇监狱的入监队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有几个犯人被罚脖子上挂着一只马桶在厕所处大弯腰认罪的镜头，这些犯人都违犯了什么条例，具体的谁也说不清楚的，反正只要是大杂工一声吆喝：“去，到厕所撅着！”，这被惩罚的犯人就得乖乖地听吆喝，否则，还会有带刑具和“逛花园”之类的手段在后面等着呢，但接受诸如此类的惩罚都是一时的，即使是因严重违规被宣布严管，也没有超过严管一个星期的、那么我又是因何会被严管直到这三个月集训期结束的最后一天才解除呢？这就要说起另外的一件事了，这件事就发生在春节前夕，当时是一位新肇监狱的政委来到入监队视察，由入监队的金管教和许多警员陪同，入监队的所有新犯人都在大通铺前立正肃立，接受大政委的视察，而此时已经受到严管惩罚的我则只能五心朝上盘腿坐在大通铺上反省，令金管教也大出所料的是，在这位视察的大政委经过我身前的这一段大通铺时，我突然就大喊出声：“报告领导，新来的严管犯人有重要事情要向领导汇报！”这一声大喊可不得了，整个入监队都雅雀无声，大领导和警员们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了过来，我听见了大政委问：“这个犯人是怎么回事？”旁边在陪的金管教答复得很巧妙：“这个犯人是精神有病。”他这样一作答，当然也把大政委吓住了。便不再理会我，径自又往前面去视察了。我原以为待这些大官们都走了以后，我会招致到带刑具或者“逛花园”一类的伺候的，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只是改变了我被严管反省的坐姿和在日后接受的批斗会上的奚落和嘲讽。这以后，除了在接受批斗时可以挺直地站在人前，再回去盘腿反省时就要面对墙壁了，但却没有人对我像对待其他的违规犯人一样施以拳脚了，而且批斗我时也不需我大弯腰了，只是肃立听批判就行了。但嘲讽和奚落是免不了的。那个田大杂工又在批斗我的大会上展露他的犀利的口才了，他说：“不怕死算什么英雄，上了刑场枪子打在你身上你能不倒下才算英雄。”可见这位田大杂工可能以为似我这等冥顽不化之徒，当比该是去吃枪子的。这以后，我还发现新肇监狱入监队的人性化管理也似乎改善了，再也很难看到有人挂马桶在厕所处撅着了。事后，哪位主管入监队的金管教也一直没有搭理我，但是入监队的哪位姓王的头牌大杂工却找我语重心长地谈过一次话的。这位姓王的大杂工显然是位心灵里还良知未泯的人，他把我约进了他的办公室，关起门来对我说：“小伙子，我当了近十年的入监队大杂工了，像你这样的犯人可还真是头一次见到的，你要想想这是什么地啊！胳膊再硬也还是拧不过大腿的。不要再逞什么强了。这里只是入监队，严格管理是必须的，将来你集训结束了，分配到大队情况就会好起来的，你就听一句我这个老犯人的话吧，我在监狱里都呆了20多年了，什么样的犯人我都见识过，可就是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就为了两句话，就敢拿鸡蛋去撞石头的。”
对于这位姓王的大杂工具体是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他在监狱里服刑20多年也没有获释，我一无所知，但是从他的这一番话里，我亦能理解到他的善意。至于我此后一直受到严管，乃至春节期间依然受到严管的待遇，这显然不是这位姓王的犯人大杂工能够左右得了的事，至于主管严管队政府干部为什么如此苛待我，大约就是因为那次大领导视察时，我呛了他的肺管子的缘故吧。这位金管教甚至把我在入监队的这一段表现记录在我的入监档案里，因为后来我被分配到了革志监狱，去新肇监狱接领这批犯人的革志监狱的一位名字叫陈其荣干部，就在给这批新犯人训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听说你们这批人里还有个犯人在探讨什么真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要探讨真理去别的地方，你来这里是找错地方了。这里是监狱！不是大学课堂，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
站在队列里的我听到了这番训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陈其荣说这里不是大学课堂，可我现在可以无愧地说，正是监狱这座大学，教会了我好多好多知识和人生哲理，我就是在监狱这座大学毕业的。
值得交代一下的是，这位革志监狱叫陈其荣的干部后来他还真得就和我有过交往，这已经是6年以后事了，1985年，陈其容调职到革志监狱八大队当教导员，而此时的我通过这几年的钻营，也混到了似如新肇监狱入监队的那个王大杂工一样的位置，我不仅是八大队犯人的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的主任，还身兼八大队犯人施工、宣股和成本会计数职，俨然可以称之为革志监狱八大队犯人的头号人物。而陈其荣的夫人李玉芳恰恰就是八大队财务组的组长，革志监狱八大队是革志监狱第一个对外销售产品的自负盈亏的核算单位，所以监狱给八大队配置了财务组，财务组一共5名会计，有四个政府干部，唯一的一位犯人会计就是我，这四位 政府干部分别是财务会计李玉芳（组长），销售会计黄卫东，出纳王丽娜，和材料会计丁春田。我则担任成本会计。四个干部三女一男，三位女的都是监狱中层干部的家属，除了组长李玉芳是八大队教导员陈其荣的夫人之外，另二位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中层领导的家属，王丽娜是狱侦科副科长宛志伟的夫人，黄卫东则是三大队副大队长的家属。只有一位男会计丁春田（关于丁春田的故事以后读者们会看到）没有什么背景，只是刚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小警察。这么多中层干部家属为什么都争抢着要来八大队工作呢，这是因为八大队是革志监狱当时效益最好，也是唯一的可以向外 销售产品的 单位。革志监狱八大队其实就是一个铸钢厂，其主要产品就是破碎机用的锰钢锤头和筛条，还有其他的 铸钢铸铁产品，当时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并不大，监狱的狱警们也都是依靠每个月不足百元的死工资，而到八大队工作，不仅可拿到工资，还有不菲的效益奖金，到了年终更有一笔高达数千元的年终奖。这大概就是这三位女士毫不忌惮，也肯来八大队就职的主要诱因吧，当时在八大队车间二楼的最里间就是财务组的办公室，因为有了这三位女干部按时上班，八大队车间二楼就成了所有犯人们的禁地，上楼的 楼梯口处专设了一个犯人岗把守，禁止一切犯人踏入禁地，唯一一个例外的就是我这个成本会计，因为业务关联，我就必须经常到财务室去联络工作上的事，由此才获得了这一特权的。而我为什么能得到这个恩宠，则是因为整个八大队的财务组里也只有我这个犯人会计敢在年终决算时和革志监狱的汪总会计师公开叫板、而其他的四位行政会计，要么是不懂，要么是不敢，没有一个人出头来指责革志监狱的汪总会计师核算的方法有“猫腻”的、也许是八大队太赚钱了，而八大队领导在年初和厂领导签订的承包合同里明确规定，获得利润是按固定的比例分成的。年终决算要是把 八大队的利润额算高了，这不仅使提成的数额增大，让厂财务科少得了大笔银两 ，甚至也足能让革志监狱没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其他几个大队的干部患上红眼病的。因此革志监狱的汪总会计师在来八大队进行年终决算时，就会想方设法地把八大队的利润额压低。这其间的“猫腻”儿，别人不知道也罢，可我作为八大队的成本会计岂不是一眼就洞穿。说句实话吧，革志监狱八大队之所以能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这几年，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利润，也完全是我这个犯人成本会计玩“猫腻”才得来的。八大队对外销售产品，并不都是铸件，有许多是成品件，诸如挂车的轮股破碎机的机箱，这些铸件是需要加工成成品才能出售的，而革志监狱的四队和七大队，一个是机加车间。一个是装配车间，这两个车间都有将铸件加工成成品的生产能力。八大队每个月需支付给这两个大队的铸件加工费用，有时都高达十几万元，而我这个成本会计只要私下里给四大队的成本会计郭智玉和七大队的施工员张东奎两位大杂工犯人兑上几袋挂面和几箱保健罐头，就能从他俩人的手里回收到几万或十几万元的加工费欠条，而另外的六大队锻造车间的犯人施工员王长龙本来就是我磕头拜把子的铁哥们。到他的地盘里，干私活和干公活，我不给打欠条都是天经地义的。只要是我把保健罐头和挂面之类的生活物资置备足了，就是如鱼得水了。我想我的这些猫腻儿.八大队的承包人刘卫民大队长都是心知肚明的。他只是从没有对什么人说破了罢了。他一直把管理八大队犯人的保健账目交由我掌管，而在我后来被革志监狱掌管犯人小卖店的犯人苏巧生举报，说我在春节期间在狱内 赌博时现金输光了，竟然拿出了一张存折。苏巧生把这件事捅到刚刚调到革志监狱任职的李副政委处，李副政委闻言，这还了得？革志竟有这等牢头狱霸？李副政委一声令下，将我关进了监狱小号，又是刘卫民大队长宁可承担风险，亲自找李副政委说情把我保出小号，并亲自当着全大队管教干部的面说：“庄晓斌的各项职务，什么施工、宣股，积委会主任你们都可以撤销，这是你们的职权范围 ，唯独有这个成本会计，这是该我管的，没有我的话，谁说了也不好使！” 刘卫民大队长为了使我远离后院监舍的犯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还亲自批准让我住外宿（即可以独自一人住在车间，不需晚间回到后院监舍的，这在革志监狱是对犯人的最大优待）
监狱那个地界里，就是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地界，，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要想在狼群里生存，让自己能够活下去，你就得学会撕咬，就得张着尖牙利齿去搏命，不如此，你就无法在此地立足。迟早你就会成为别人嘴里的一盘小菜的。”
那多年间，我和诸多的劣迹昭彰的犯人打过交道，也和很多凶横毒辣之人磕头拜过把子，我的道德 理念也在蜕变，以至于就变成了现在的这般模样。我的道德底线是，只要是人能干出来的丑事、坏事，你干了几桩并且幡然醒悟了，这都不为十恶不赦的 大恶，只有干了那些丧天理灭人伦的畜生，才是该被天谴的。所以这多年间我和强奸犯、江洋大盗甚至是杀人犯都可能结拜成把兄弟，唯独对那些畜生是极度鄙夷的，甚至对真走了畜生道的“老面兜”也毫无不屑之心。也还实实在在地把他故事写出来了。说句心里话 ，再翻腾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的心里是别有一番酸楚的，此文里提到的几个人，刘卫民和宛志伟早在我还没有出国的2008年就荣升为黑龙江省某监狱的典狱长了，至于陈其荣，他该是年长我十来岁的，倘若健在，也该是八十高龄的 耄耋老人了。我在革志监狱的十余年间，不仅结识过诸如像铁血军魂张灵埔将军辖制的国民党七十四师下属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少将，还有国民党少将景阳，在革志监狱隐姓埋名隐藏多年的少将李绍亭，也有几位因腐化或其他原因被投入监狱的共产党的高官，名字我就不提了吧，而结识克格勃的少校间谍崔守镇（真名）则更可以说是老天爷赐给我这个囚犯作家的机缘，对于他的故事我真的是独家报道的，恐怕当今之世再无二人。因为克格勃的少校间谍崔守镇就和我在一个大队服刑，他就是在革志监狱八大队的钳工组当钳工的。我那时是八大队的大杂工，和他在一个饭槽子里共食，在一条大通铺上共眠，共有三四年左右光景的，关于他的故事和身世都是本人讲述给我听的，我几乎没有一点编造的成分的。至于有网友质疑，他57年出生，而韩战53年就结束了。他怎么会是战争的遗孤？我的解释是韩战在现在也不能说是结束了，板门店签署的只是停战协议，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北韩和南韩之间，现在依然算是战争僵持阶段也不为错的，至于崔守镇 为什么能得到烈士遗孤的身份进入到优抚学校读书，我也只能听信他的讲述，也许他的爸爸或许就是那场韩战的战斗英雄，后来又因公牺牲或出了场车祸丧生了，也未可知，但崔守镇确实是因为在优抚学校里被俄语老师选中送到苏联去受训的。至于伊尔直升机，我确实是不知道是不是前苏联生产的，但这有大错么？即便这种飞机不是苏联生产的，你能保证苏联军方就没有这种装备么？
关于他被捕的细节，我还得到过别的犯人的讲述佐证。一位同是来自牡丹江市的犯人就曾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过崔守镇被捕时的细节。在革志监狱一同相处时，我有意多和他交流，还一度请他做教授我朝鲜语的老师，因为他知道我是个政治犯，所以对我的忌讳心也就相对少些。至于他和妻子金冬花的事这在革志监狱早已是口口相传的事件了。值得交代的就是崔守镇在河北燕郊镇开汽车修理部的事了。这也许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恰恰就老天爷给我这个历遭坎坷的囚犯作家的一个丰厚的赏赐。八九年我平反获释后，一直在家乡承包了一个酱油厂赖以委身立命，直到1998年我在北京街头自作自售卖自己的小说，才戴着镣铐闯进了文坛的，而在我去知音杂志做编辑记者之前，就一直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由此，我的家也由东北搬到了北京。2002年，我的前妻因癌症病故，我才去了知音杂志，而我的儿子恰巧就定居在河北燕郊镇了。这样我从武汉出差到北京组稿，就不免要去燕郊我儿子家小住几日，就是在燕郊这个不起眼的小镇里。我发现了已经有十余年没有见过面的狱友崔守镇的，狱友重逢，当然喜不自禁，我才知晓了这多年这个克勃格少校在中国的这一段幸福生活，这是一个难觅的写作素材啊！因此就有了此文，此文最初发表在知音杂志下属的打工期刊上。知音集团下属的几个纪实期刊发稿件都是抵制虚构作品的，上面有一个法务部是专门核查此事的，一旦发现此稿不实，法务部一个意见上呈，即便是已经排版了 的稿件。也必须是要撤掉的。我在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不知道那个可恨的陈霜青（知音法务部主任）让我少赚了多少已经唾手可得的花蝴蝶呢？知音杂志当时的稿酬标准是千字千元，还有月评年评可重复计算的纪实大奖，一等奖的奖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这也就是说一篇7000字的稿件，如果获得了年度纪实一等奖，最高这篇稿件就能得到5万7千元的笔润。面对如此巨大的高稿酬的诱惑，很多文人都趋之若鹜。张承志撰文说：誓死捍卫纯文学的立场，诀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当过多年知音编辑的我知道，有很多声名遐迩的大作家，也经常用笔名给知音杂志撰稿的，因为毕竟“金钱没有臭味”。关于崔守镇的故事我还知道很多，梳理一下，再写出个一两篇也是有可能的。这篇即为网友解惑也为酬报百家论坛版主的青睐的文章洋洋洒洒地也有一万字了吧，该打住了，该告诉读者们的就是今后我将在百家论坛推出一系列的关于监狱题材的文章，想知道那个神秘地界里的人都是怎么个活法的网友们拭目以待吧，且听老朽在以后的日子里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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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没有旁证 - Nanak (273 bytes) 04/27/22
得嘞，从争拗“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高大尚到两块金子 - 炅龙 (81 bytes) 04/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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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接着写。我们就是逛茶馆的闲人，没事喝着茶，剔着牙，随便褒贬两句 - 阿迹 (484 bytes) 04/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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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说一遍吧： - Lv200 (66 bytes) 04/26/22
我是用手机看的，没觉得，读了你的跟帖用电脑一看，真晃眼！！！ (无内容) - 炅龙 (0 bytes) 04/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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