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马本来不两立，正邪何以相混淆
---关于儒家、马家和自由主义
余东海
反极权是儒家群体当务之急和重大责任。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
----东海曰
一
发生于近代中国六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被称为救亡图存运动。它们分别是洪杨造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运动。儒眼相看，六次运动中，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堪称救亡图存。
辛亥革命的品质，既远逊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又颇高于洪杨、五四和共产，称革命不及格，称造反又过贬，姑且置而不论。
洪杨、五四和共产三次运动，都是反儒反华反人道的招亡运动。最后一次运动彻底灭了中华，亡了天下，至今未能恢复。而今认识到洪杨和共产之恶者越来越多，认识到五四之邪者依然不多。五四派有三不明：
一不明仁义道德之真相，误把利人救人的好东西当成了害人吃人的坏东西；二不明礼乐制度之真相，不知礼制的精神万古不易，礼制的形式则因时而异，可以根据时代需要而改良或新建；三，不明中国历史之真相，于历史只见阴暗面，不见光明面，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早熟、持久和优秀。
五四以后，历代暴君乱臣、邪徒贼子、反派人物无不翻身得解放，秦皇隋炀之类暴君，商鞅李斯之类邪臣，洪秀全张献忠之类魔头，统统正派化英雄化。历代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灾星都上升起来了，成了人们歌颂、崇拜和学习的对象，欲不正邪颠倒天翻地覆，不可能也。故吾尝言，有五四必有四九，有四九必有文革，思想政治，文化制度，因果昭彰。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张申府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口号，比极端反儒派温和多了，为一些对儒家尚存温情的蒙启派所赞赏。他们自以为，新文化运动名义上打孔家店，实则是为了救孔夫子。殊不知，需要拯救的不是孔夫子，恰恰是他们自己。对此，在野厅友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惟“打倒孔家店”是错，其实“救出孔夫子”也是错。欲“救出孔夫子”，便会偏离孔孟之道(同则偏离先王之道)，潜意识便会以为可以比孔孟更优秀更杰出做得更好，走向事功主义，乃至可能走向极权主义。虽错有大小，其皆“为人”之路而非“为己”之路，则一也。”
吾尝指出，五四谬种、蚂遗孽乃是现中国心腹之患。谬种、遗孽云云是学舌五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称桐城派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其实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古文派，名家辈出，包括梅曾亮、管同、曾国藩、张裕钊、林纾、方东树、戴钧衡、刘开、姚莹等。五四派才是谬种，马列更是孽障。
二
近代社会运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共产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马文化即马学，与儒学（儒文化）正邪有别，所导出来的道德形态、政治形态、制度形态无不存在正邪之别。
徐光先生是自由派，但能够明辨马学与儒学的不同，强调党文化是从西方德国和俄罗斯一路传染过来的，跟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明白人也。他明确指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的民族，也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拒绝外来先进文化，佛教融入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证明！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阻挡中华民族拥抱普世价值的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从1919年开始，特别1949年以后，在一波又一波的反封建运动中，被清洗干净了，阻挡我们拥抱普世价值的是同样来自于西方的党文化！”
传火星男孩说：“地球上最大的危险是拜物主义。”然哉然哉，现代极权主义可分为纳粹、马列和宗教三种模式，拜物主义是马家极权主义的哲学依据。马家极权主义的危险性危害性是三种极权中最大的。
马家信仰有左右和真伪之别。原教旨派即左派侧重真信，真诚地相信马学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修正派派即右派侧重于伪信，知道马学不是好东西，但为了权力和利益，假装出信仰的样子。
两派都不是好东西，比较而言，右派好于左派。右派虚伪，但人性未泯，愿意虚置或修正马学中最坏的部分；左派“诚于邪”，特别愚昧邪恶，为了“理想”不择手段，作起恶来理直气壮，害起人来冠冕堂皇。
儒马之别是正邪之别。儒家对待马学最正确的方式是，原则上毫不认同，对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皆坚决反对严厉批判。第二种方式是儒主马辅，立儒容马，立足儒家，容纳马学，这是儒门杂家的方式。
东海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
多年来多次有人建议，求自由、反极权的儒家立场和旗帜，没必要早早亮明，可以等到儒家成大气候再说。持类似说法者也有儒生。这种态度，与枉尺直寻和匿怨而友其人同等功利主义，非君子儒所宜也。
兵可以不厌诈，文化不能诈，政治不能诈。儒家何时成大气候，天也，吾辈尽心尽力可也。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诚之者，人之道也，儒之道也。这是儒者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诚无物，不诚非儒。
东海十几年前就发出彻底弃马、全面归儒的呼吁。遗憾地是，各派对此反对者众。有自由派名家斥吾：“拋棄氰化鉀，狂吞砒霜”、“舍弃洋毒，独锺土货”云。这种既反马又反儒、将儒马一视同恶的自由派，已知道马学是洋毒，已比五四派进步高明；仍误视儒学为砒霜，又与五四派一脉相承。
儒马不两立是儒文化的原则，正邪相混淆是杂时代的现实。儒马并立，孔毛同尊，就是最严重的正邪混淆。但从历史的高度看，这是从马时代向儒时代大转型期间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事实上，目前马克思依然占据宪位，为九五之尊；孔夫子尚未见龙在田，还没有与之并立的资格。
儒马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有其历史的必要性，是历史必须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跳不过去过程。当年毛氏搞马法结合，尸山血海；后来邓君搞马西（西方文明）结合，腐恶空前，事实证明都不行。历史不能不得给儒马结合一个机会。
可以肯定两点：一、儒马结合远优于前两种结合，也是马时代转向儒时代不可或缺的过度；二、儒马最不可能结合。马法结合是大恶与大恶结合，同恶相济；马西结合是大恶与小善结合，格格不入；儒马结合是大善与大恶结合，完全不可能。黑暗试图利用光明，要与光明结合，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礼文厅友言：“现在马学在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儒家是被利用的角色。到时候假儒遍地走，马儒行天下，还有真儒说话的余地吗？”
东海曰：这个担心没有必要，缺乏基本的文化自信。“假儒遍地走，马儒行天下” 固所愿也，不敢望耳，原因有三：
一、在马时代向儒时代大转型的过程中，假儒、马儒各有正面意义和相应贡献。他们都有一定的儒学修养，比赤裸裸的反儒派和恶狠狠的马家原教旨好得多；二、利用儒家就得研究和假借儒家，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三、四书五经煌煌烨烨，是最好的照妖镜。在文化道德上，假儒马儒相对于真儒，名不正言不顺气不壮，毫无优势可言。如果阻挠封杀真儒，极易自伤，势不可久也。
吾十几年前就多次说过，封儒者最容易被封杀，害儒者最容易被危害，反儒派最容易被反掉。闻者哂笑。其实，这不是卦测，而是根据因果律和历史规律而作出的一种现实推断。
或问：“为何许多学儒而且学的还不错的人纷纷投共？”
东海答：无非内外二因。马家可分为左中右三条路线，中路最杂，以马为主，杂混儒佛和中西。在此马杂时代，杂家最为吃香，马家学者倾向于儒，儒家学者投靠于马，就是人之常情。这是外因。
儒家学者投马的内因又有二，一是智不足，思想糊涂，没有明辨功夫和择法眼光，分不清楚儒马正邪有别；二是德不足，内力有限，抵挡不住权力的威慑或利益的诱惑。根本因都是未能坚持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注意，杂家虽远逊于醇儒，但远优于纯马，儒门杂家又远优于马门杂家。既不妨有所批评，也不妨引为同盟。
三
儒家对马学是坚决反对，对西学则颇有认同。西学，特指自由主义。
一些儒家学者把马学也当成西学即西方文化，也没问题，马学原发于亚西方。但是，不能将马学与其它西方文化混淆起来。盖西方文化有其诸子百家，需要区别对待。概乎言之有三大系统：人本主义、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
神本主义资格最老，品质甚低，主导西方千五百年，让位于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品质虽然不如仁本主义，但比较正常，不违人道，主导西方至今。西方诸国之所以迅速发达起来，根源在此。
马学是物本主义系统，在西方不无影响，但无主导资格。曾经短暂主导俄罗斯和数十个国家，而今所剩无几，唯以中国为主。中国之所以不国更不中，官民之所以不人又不鬼，根源在此。
注意，自由与自由主义，西方自由派与五四自由派，西方自由右派和自由左派，各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学，虽逊于外王学，亦不乏正义性。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儒家内而追求道德自由，外而追求王道自由。故在自由方面，两家可以取得一定共识。
自由派品德参差不齐，很多思想因人而异，比如对待儒家和孔子的态度，五四自由派和西方自由派就大不相同。自由主义右派和左派，基本品德和思想倾向也大不相同。兹不详论。
有儒生说自由主义虚伪，纯属外行话。自由主义立足于人本主义哲学，其价值观具有相当的实在性严肃性，都能落到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实处。其法治宪政民主制度，为自由人权和人本思想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保障。马帮对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极尽反对、否定、抹黑、诬蔑之能事，儒生切不可马云亦云。
一些自由派对儒家亦误会深重，喜欢把马邦的病根栽到儒家身上，可谓指马为儒。殊不知，四九以后中国一切姓马，乃是马邦。马邦的病，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各个领域之病，根子在马，与儒无关。如果说与儒家有关，那是负相关，是百年反儒的恶果。
叫你一声中国不容易。虽然你的名字还是中国，但早已不中不国。你的灵魂丢了，你被邪灵附体了。中国，你本是中道之国，文明之国，礼仪之邦，近悦远来，天下归往；却成了邪道之国，野蛮之国，无礼无仪，近怨远怒，天下侧目！
而今儒家虽然来复，势微力薄，屈于马下，作用非常有限，既不足以抵御马学居高临下的冲击，也不足以消除百年反儒恶潮的影响。魂兮归来，我的中道我的中国。魂兮魂兮，归来归来，我的中国！
质变离不开量变的支持。去马归儒作为历史性的文化政治质变，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有一个积渐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权力最大也不可能。吾对于丹、南怀瑾们有所肯定，就是因为他们对民众和精英各有重大影响，让很多人转变了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厌恶，等于为儒家来复充当了清道夫。
试想，当时若是东海上央视，只怕一下来就被民众的唾沫淹死了。当年在亚天安门立孔子像立不住，根本因就是社会条件完全不具备。这个积渐的过程，就是思想革新、道德革新的过程，也是正人君子成长的过程。
儒家和自由派或许一时很难相互理论说服，没关系，未来中国选择什么政体，如果诉诸民意，大概率是自由化，儒家马家都没戏。不同在于，马家将永远没戏，儒家可以不断成长，与自由派良性竞争，直到后来居上。还可以划出三个特区，即儒家特区、自由特区和马家特区。先实践一定期限，再付诸全民公决。
2022-3-7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50/315202251356.htm转载请注明
---关于儒家、马家和自由主义
余东海
反极权是儒家群体当务之急和重大责任。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
----东海曰
一
发生于近代中国六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被称为救亡图存运动。它们分别是洪杨造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运动。儒眼相看，六次运动中，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堪称救亡图存。
辛亥革命的品质，既远逊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又颇高于洪杨、五四和共产，称革命不及格，称造反又过贬，姑且置而不论。
洪杨、五四和共产三次运动，都是反儒反华反人道的招亡运动。最后一次运动彻底灭了中华，亡了天下，至今未能恢复。而今认识到洪杨和共产之恶者越来越多，认识到五四之邪者依然不多。五四派有三不明：
一不明仁义道德之真相，误把利人救人的好东西当成了害人吃人的坏东西；二不明礼乐制度之真相，不知礼制的精神万古不易，礼制的形式则因时而异，可以根据时代需要而改良或新建；三，不明中国历史之真相，于历史只见阴暗面，不见光明面，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早熟、持久和优秀。
五四以后，历代暴君乱臣、邪徒贼子、反派人物无不翻身得解放，秦皇隋炀之类暴君，商鞅李斯之类邪臣，洪秀全张献忠之类魔头，统统正派化英雄化。历代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灾星都上升起来了，成了人们歌颂、崇拜和学习的对象，欲不正邪颠倒天翻地覆，不可能也。故吾尝言，有五四必有四九，有四九必有文革，思想政治，文化制度，因果昭彰。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张申府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口号，比极端反儒派温和多了，为一些对儒家尚存温情的蒙启派所赞赏。他们自以为，新文化运动名义上打孔家店，实则是为了救孔夫子。殊不知，需要拯救的不是孔夫子，恰恰是他们自己。对此，在野厅友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惟“打倒孔家店”是错，其实“救出孔夫子”也是错。欲“救出孔夫子”，便会偏离孔孟之道(同则偏离先王之道)，潜意识便会以为可以比孔孟更优秀更杰出做得更好，走向事功主义，乃至可能走向极权主义。虽错有大小，其皆“为人”之路而非“为己”之路，则一也。”
吾尝指出，五四谬种、蚂遗孽乃是现中国心腹之患。谬种、遗孽云云是学舌五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称桐城派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其实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古文派，名家辈出，包括梅曾亮、管同、曾国藩、张裕钊、林纾、方东树、戴钧衡、刘开、姚莹等。五四派才是谬种，马列更是孽障。
二
近代社会运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共产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马文化即马学，与儒学（儒文化）正邪有别，所导出来的道德形态、政治形态、制度形态无不存在正邪之别。
徐光先生是自由派，但能够明辨马学与儒学的不同，强调党文化是从西方德国和俄罗斯一路传染过来的，跟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明白人也。他明确指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的民族，也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拒绝外来先进文化，佛教融入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证明！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阻挡中华民族拥抱普世价值的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从1919年开始，特别1949年以后，在一波又一波的反封建运动中，被清洗干净了，阻挡我们拥抱普世价值的是同样来自于西方的党文化！”
传火星男孩说：“地球上最大的危险是拜物主义。”然哉然哉，现代极权主义可分为纳粹、马列和宗教三种模式，拜物主义是马家极权主义的哲学依据。马家极权主义的危险性危害性是三种极权中最大的。
马家信仰有左右和真伪之别。原教旨派即左派侧重真信，真诚地相信马学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修正派派即右派侧重于伪信，知道马学不是好东西，但为了权力和利益，假装出信仰的样子。
两派都不是好东西，比较而言，右派好于左派。右派虚伪，但人性未泯，愿意虚置或修正马学中最坏的部分；左派“诚于邪”，特别愚昧邪恶，为了“理想”不择手段，作起恶来理直气壮，害起人来冠冕堂皇。
儒马之别是正邪之别。儒家对待马学最正确的方式是，原则上毫不认同，对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皆坚决反对严厉批判。第二种方式是儒主马辅，立儒容马，立足儒家，容纳马学，这是儒门杂家的方式。
东海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
多年来多次有人建议，求自由、反极权的儒家立场和旗帜，没必要早早亮明，可以等到儒家成大气候再说。持类似说法者也有儒生。这种态度，与枉尺直寻和匿怨而友其人同等功利主义，非君子儒所宜也。
兵可以不厌诈，文化不能诈，政治不能诈。儒家何时成大气候，天也，吾辈尽心尽力可也。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诚之者，人之道也，儒之道也。这是儒者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诚无物，不诚非儒。
东海十几年前就发出彻底弃马、全面归儒的呼吁。遗憾地是，各派对此反对者众。有自由派名家斥吾：“拋棄氰化鉀，狂吞砒霜”、“舍弃洋毒，独锺土货”云。这种既反马又反儒、将儒马一视同恶的自由派，已知道马学是洋毒，已比五四派进步高明；仍误视儒学为砒霜，又与五四派一脉相承。
儒马不两立是儒文化的原则，正邪相混淆是杂时代的现实。儒马并立，孔毛同尊，就是最严重的正邪混淆。但从历史的高度看，这是从马时代向儒时代大转型期间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事实上，目前马克思依然占据宪位，为九五之尊；孔夫子尚未见龙在田，还没有与之并立的资格。
儒马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有其历史的必要性，是历史必须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跳不过去过程。当年毛氏搞马法结合，尸山血海；后来邓君搞马西（西方文明）结合，腐恶空前，事实证明都不行。历史不能不得给儒马结合一个机会。
可以肯定两点：一、儒马结合远优于前两种结合，也是马时代转向儒时代不可或缺的过度；二、儒马最不可能结合。马法结合是大恶与大恶结合，同恶相济；马西结合是大恶与小善结合，格格不入；儒马结合是大善与大恶结合，完全不可能。黑暗试图利用光明，要与光明结合，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礼文厅友言：“现在马学在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儒家是被利用的角色。到时候假儒遍地走，马儒行天下，还有真儒说话的余地吗？”
东海曰：这个担心没有必要，缺乏基本的文化自信。“假儒遍地走，马儒行天下” 固所愿也，不敢望耳，原因有三：
一、在马时代向儒时代大转型的过程中，假儒、马儒各有正面意义和相应贡献。他们都有一定的儒学修养，比赤裸裸的反儒派和恶狠狠的马家原教旨好得多；二、利用儒家就得研究和假借儒家，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三、四书五经煌煌烨烨，是最好的照妖镜。在文化道德上，假儒马儒相对于真儒，名不正言不顺气不壮，毫无优势可言。如果阻挠封杀真儒，极易自伤，势不可久也。
吾十几年前就多次说过，封儒者最容易被封杀，害儒者最容易被危害，反儒派最容易被反掉。闻者哂笑。其实，这不是卦测，而是根据因果律和历史规律而作出的一种现实推断。
或问：“为何许多学儒而且学的还不错的人纷纷投共？”
东海答：无非内外二因。马家可分为左中右三条路线，中路最杂，以马为主，杂混儒佛和中西。在此马杂时代，杂家最为吃香，马家学者倾向于儒，儒家学者投靠于马，就是人之常情。这是外因。
儒家学者投马的内因又有二，一是智不足，思想糊涂，没有明辨功夫和择法眼光，分不清楚儒马正邪有别；二是德不足，内力有限，抵挡不住权力的威慑或利益的诱惑。根本因都是未能坚持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注意，杂家虽远逊于醇儒，但远优于纯马，儒门杂家又远优于马门杂家。既不妨有所批评，也不妨引为同盟。
三
儒家对马学是坚决反对，对西学则颇有认同。西学，特指自由主义。
一些儒家学者把马学也当成西学即西方文化，也没问题，马学原发于亚西方。但是，不能将马学与其它西方文化混淆起来。盖西方文化有其诸子百家，需要区别对待。概乎言之有三大系统：人本主义、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
神本主义资格最老，品质甚低，主导西方千五百年，让位于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品质虽然不如仁本主义，但比较正常，不违人道，主导西方至今。西方诸国之所以迅速发达起来，根源在此。
马学是物本主义系统，在西方不无影响，但无主导资格。曾经短暂主导俄罗斯和数十个国家，而今所剩无几，唯以中国为主。中国之所以不国更不中，官民之所以不人又不鬼，根源在此。
注意，自由与自由主义，西方自由派与五四自由派，西方自由右派和自由左派，各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学，虽逊于外王学，亦不乏正义性。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儒家内而追求道德自由，外而追求王道自由。故在自由方面，两家可以取得一定共识。
自由派品德参差不齐，很多思想因人而异，比如对待儒家和孔子的态度，五四自由派和西方自由派就大不相同。自由主义右派和左派，基本品德和思想倾向也大不相同。兹不详论。
有儒生说自由主义虚伪，纯属外行话。自由主义立足于人本主义哲学，其价值观具有相当的实在性严肃性，都能落到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实处。其法治宪政民主制度，为自由人权和人本思想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保障。马帮对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极尽反对、否定、抹黑、诬蔑之能事，儒生切不可马云亦云。
一些自由派对儒家亦误会深重，喜欢把马邦的病根栽到儒家身上，可谓指马为儒。殊不知，四九以后中国一切姓马，乃是马邦。马邦的病，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各个领域之病，根子在马，与儒无关。如果说与儒家有关，那是负相关，是百年反儒的恶果。
叫你一声中国不容易。虽然你的名字还是中国，但早已不中不国。你的灵魂丢了，你被邪灵附体了。中国，你本是中道之国，文明之国，礼仪之邦，近悦远来，天下归往；却成了邪道之国，野蛮之国，无礼无仪，近怨远怒，天下侧目！
而今儒家虽然来复，势微力薄，屈于马下，作用非常有限，既不足以抵御马学居高临下的冲击，也不足以消除百年反儒恶潮的影响。魂兮归来，我的中道我的中国。魂兮魂兮，归来归来，我的中国！
质变离不开量变的支持。去马归儒作为历史性的文化政治质变，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有一个积渐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权力最大也不可能。吾对于丹、南怀瑾们有所肯定，就是因为他们对民众和精英各有重大影响，让很多人转变了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厌恶，等于为儒家来复充当了清道夫。
试想，当时若是东海上央视，只怕一下来就被民众的唾沫淹死了。当年在亚天安门立孔子像立不住，根本因就是社会条件完全不具备。这个积渐的过程，就是思想革新、道德革新的过程，也是正人君子成长的过程。
儒家和自由派或许一时很难相互理论说服，没关系，未来中国选择什么政体，如果诉诸民意，大概率是自由化，儒家马家都没戏。不同在于，马家将永远没戏，儒家可以不断成长，与自由派良性竞争，直到后来居上。还可以划出三个特区，即儒家特区、自由特区和马家特区。先实践一定期限，再付诸全民公决。
2022-3-7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50/315202251356.htm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