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之道：一个海外学子的回家之旅
【东海附言】
人世间有两种亲人：一种是血缘的，一种是文化道德的。德不孤，必有邻，德邻就是文化、道德及思想的亲人。刘强兄有诗说：“学缘更比血缘亲”，信然。作者薛史地夫教授与我就有学缘，不是同学，是同爱儒学，是同仁，还是东海的福星。我唯有加倍努力，争取成为儒家和中华之福将，以回报作者和诸君的厚爱福荫。作者中西兼修，医易双通，爱民爱国，立志弘扬中华新医学，希望越来越多的有识有志之士参与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来。
本文结合自己身世、经历和医学专业彻谈学儒之体会和感想，思想独到，亲切感人，别具特色，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谈儒论医之力作，唯过誉不敢当也。2017-2-14余东海于南宁
东海之道：一个海外学子回归儒家的精神之旅
史地夫
余樟法的笔名是“东海”或“东海老人”，我一直称他为“东海先生”。论年龄，东海先生还比我年少一岁，我们出生在60年代初期，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共同经历了“文革”后期种种乱象、癫狂和迷茫。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高考恢复后第二年我跳级考入西安外语学院，毕业后成为西北农业大学最年轻的助教，三年后考取了广州外国语学院应用语言学研究生，随后获得了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由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赞助去美留学并顺利获得康复医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四个美国州立大学和香港大学，还被授予“终身教授”的声誉，整个学术生涯堪称少年得志，学有所成。
东海先生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浙江遂昌，少年即聪慧过人，喜仗义行侠，善诗词歌赋，好结交江湖人士，很早就展现出过人的禀赋与才华，鄙视教育界中那些虚伪和欺骗性的政治说教，以“少年不望万户侯”（林觉民语）的豪迈气概，主动放弃高考，数十年寒窗，潜心研读历代儒家学说，全面洞悉西方自由主义、和佛、道等思想体系，在深刻体会和全面继承新儒学代表人物熊十力的理论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论”、“ 文化决定论”、“ 新中体西用论”、“ 爱民主义论”、“ 偏统论”、“仁本主义”、“致良知与致良制”等儒家思想的现代理论表述。东海先生至今没有任何学术名誉和光环，过去十多年间，由于捍卫儒家传统，维护社会正义，驳斥歪理邪说，启迪国民心智，还不断遭遇到社会上不少利益集团和邪恶势力的迫害和侵扰，甚至一度连基本的生活与安危都得不到保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入被困陈蔡的孔子一样的险恶境地。就是这样一位与我成长背景相殊、又遥居万里之外的一介布衣学者，用生命来不断捍卫和弘扬的儒家正法，给我和有缘的海外学子们在人生、学术和精神的成长产生了恒久而深远的影响，他引导我这个海外游子找到了仁宅义路的回家的方向，他让我真切地认识了孔子、孔孟之道和中华历代古圣先贤，重新为我点燃了一个炎黄子孙对华夏文化的自信与自豪，由他创造的源于大易、直承孔孟、融摄佛道、超越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大良知学”成为了我追求人生之目标和生命之圆满无尽的精神源泉。
为天地立心
我于1990年赴美留学，那批留学生们，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广泛的的社会变革；感受到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巨大差异；遭受到了“六四事件”的政治冲击，他们是千万“天之骄子”中的幸运者与佼佼者，普遍具有刻苦向上、勤奋好学、思想开放和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这批留学生也是最为孤独、最为无援的一个群体。除了部分留学生有幸获得公费或大学的奖学金之外，取得学业和事业的成就是他们唯一的“华山之路”，由于当时中国和西方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他们没有任何物质上的退路与依靠。他们不但要经历来到西方之后的文化差异和震荡，更要直面自身传统的定位与危机。
在过去的整整一个多世纪中，我们的文化前辈们救国图强，认为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还有随后而至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才能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命运，故在奋力铲除封建迷信的同时，幻想摈弃和转变自身文化基因，不惜打倒孔孟，视华夏传统文化为封建迷信的根源。上世纪中叶的“土改”等革命运动，将数千年来一直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维护、传承与社会教化之大任的知识乡绅阶层整体消灭；“十年浩劫”更让中国人的精神道德被彻底打入地狱，它所造成的历史断层、经济断层、文化教育断层、道德伦理断层、人才学术断层、甚至基本人性的断层，史无前例，我们至今仍在吞咽其苦果。我们带着深深的文化自卑和自惭来西方求学，美国许多综合性大学旁边的教堂成为了中国留学生们周末和节日汇集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免费而丰盛的晚餐，还有那些洋溢着基督博爱情怀的神职人员和当地信徒们的热忱与关怀，自然而然地，这成为了那批漂泊异乡又胸怀壮士断腕之志的留学生们的精神避风港。许多留学生先后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其中不乏知识精英群体，例如80年代末享誉国内的纪录片“河殇”的作者和编剧等都成为了北美华人圈中著名的基督教传教者。一大批将华夏古文明描述为类似西方有神论的继承或其支脉的视频与文章应运而生。我个人也在信奉基督教的中外友人的拯救之手的扶持下，数度站在了受洗池的边缘。和千万个勇敢地选择了受洗、或（同样是勇敢地、也伴随着无奈与难堪地）从受洗池边转身走开的学子们一样，那一刻，我们的内心复杂而痛苦，充满了煎熬。我们无法回避一个真切的心灵拷问：一个孕育了尧、舜、禹、周、文、武、孔、孟、程、朱、陆、王等古圣先贤的辉煌文明，一个延绵了5千多年、凝聚了数十个不同民族的、现今世界唯一仅存的文明古国，一个靠着非常有限的“思想解放”就在短短三十年间把一个徘徊在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建设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国家，难道她先天就患有文化残疾症，从来就没有自己健全而完整的神圣信仰？诗经和其它经典中所描述的“天帝”安在何方？在我们离开祖国之前所受到的所有政治教育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人类的终极真理，但是基于唯物主义的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被世界潮流所淘汰，它给所有尊奉这个性恶论的集权国家带来的是全面的物质匮乏、道德沦丧和文化溃败，甚至腥风血雨、生灵涂炭。同时，接纳中国留学生最多的美国存在着十多种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由于教理上存在的一些差异导致了他们在争取新教徒和其它教会活动上不遗余力地进行相互排斥甚至诋毁，也给不少出国前早已习惯于生活在大一统文化氛围中的留学生们带来了不少困惑和迷茫，天堂与地狱横亘在不同的教名或对上帝不同的称谓之间。以美国为首的以基督教立国的西方强国，确实促进了现代文明和民主政体的广泛确立，但是“心外拜神”不足以为人生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精神场所，很容易被利用来制造违背真正基督信仰和宗教情怀的冲突、迫害、甚至战争。小布什总统提出的“邪恶轴心国”可以专指独裁的北韩，也可以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而涵盖中国或其它非我族类的国家。极端原教旨主义分子每次割下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头颅时，居然也呼喊着真主的伟大。在这赤裸裸的将人极端物化的唯物主义和西方天人相隔的神本主义之间，在我们深深断裂、破碎，甚至还在被不断革命的的自身文化传统面前，我们这些海内外华夏儿女如何寻得自己终极的心灵归宿？
这些拷问是无法回避的，答案模糊而遥远。我们成长于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明的年代。在我们所接受的所有正统教育中，我们无缘亲近自己的天父，更不曾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恩泽。但是，他从来就不曾远离过我们，他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他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他洋溢在在我们的亲情中，也弥漫在我们的梦想里。67年文革全面爆发，中国千家万户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全民陷入一场你死我活的相互厮杀与摧残之中。只因为出身于“有产家庭”，母亲携带着刚开始记事的我被关入只有一堆稻草和半边门板的“牛棚”，白天，弱小的母亲要面临无休止的批斗、羞辱和劳役，夜晚，她含泪为我讲述“士可杀、不可辱”的成仁取义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居然成为了我在恐怖黑夜之下最温馨的摇篮曲。文革结束之后，母亲从四川德阳磷肥厂劳改营被释放，数年的摧残与煎熬，让这个当年师范院校的女子排球队长遍体伤病、命悬一线。母亲放弃了医院提出的数个手术治疗方案，跟随一位道家师父练习气功，每天凌晨五点开始，风寒酷暑，从未间断。得道之日，痛彻肺腑地嚎哭一场，哭尽一生的不平与悲愤；随后，仰天放声长笑，笑尽半世的荣辱与爱恨。母亲用她那刚毅的精神和童心般的虔诚，助力于华夏古老的养生气功，不但神奇般治愈了周身多种疑难病痛，还让她开发出了不少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的生命潜能。在西安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组织下，她主导的研究小组依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命理论与实践，跟随钱学森先生的倡导，完成了大量提升中小学生认知功能的实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亲少年学生还展现出了包括非视觉视物等多种特异功能，其成功率远远高于同时期台北大学校长李嗣涔教授所主导的课题组所做的实验。退休后，母亲还学习了刀、枪、棍、剑、达摩杖等武术套路，数次来美探亲期间，义务教授中华健身武术，培养洋徒弟近千人，为中华养生武术在海外传播贡献余热。
侥幸逃离德阳的牛棚之后，父亲将我寄养在爷爷、奶奶的老家----黄河岸边的吕梁山区，这里的地下蕴藏着巨大的优质煤炭资源，但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岁月，当时却是我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祖母是个裹脚的农村老太太，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她总是用慈善的目光、微笑与庄重来面对所有的艰辛和苦难，一生中没有与任何人红过一次脸、说过一句重话。自我记事时起，祖母背负沉重货物，带我翻山越岭，以换的家中微薄的补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的一言一行，尽现菩萨般的慈悲与忍辱。一次淘气，躲过祖母独自一人偷跑到村下波涛汹涌的黄河边玩耍，失足滑入黄河岸边巨大的沙泥漩涡，几番绝望的挣扎之后被卷入河底，由窒息而失去知觉之际，将自己彻底地交付给了这滔天洪流，然而，黑暗之中光明乍现，一生中的每个瞬间居然在片刻间尽现无遗，整个“天际”竟被祖母和其他亲人们耀眼的大爱之光所笼罩，这个爱神奇般地再次让我感触到了脚下可以求生的河床，引领我使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泥沙漩涡的河底挣突到了岸边。不知过了多久，再次苏醒过来时，发现亲人们正在倒腾着如何倒出鼓得像皮球般满腹的河水，清除淤满口、鼻和双耳的泥沙。从此之后，天罡般顽皮的我再也没有违背过祖母的任何教导与指令。慈爱的祖母可能永远没有明白，被黄河之水着实地淹灌一次，怎么就能催化出世上最顺从和听话的孙儿？多年之后，我读到了爱因斯坦秘密留给爱女的一封信，才知道这个上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已经破译了这个远比相对论更加伟大的宇宙定律，他在信中写到：
“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源，迄今为止科学都没有对他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一种生命力，包含并统领所有其它的一切。而且在任何宇宙的运行现象之后，甚至还没有被我们定义。这种生命力叫“爱”。
当科学家们苦苦寻找一个未定义的宇宙统一理论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大部分充满力量的无形之力。爱是光，爱能够启示那些给予并得到它的人。爱是地心引力，因为爱能让人们互相吸引。爱是能量，因为爱产生我们最好的东西而且爱允许人类不用去消除看不见的自私。爱能掩盖，爱能揭露。因为爱，我们才活着，因为爱，我们死去。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
今年春节晚会上”姥姥说”这个节目，也唤起了我和亿万同龄人对自己姥姥的回忆。我重未见过自己的姥姥，当母亲和我在牛棚中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我的姥姥被那些身处社会最贫穷最底层却狂热叫嚣着要去解放全人类的暴民们驱赶到蓬安县石井乡外的荒山之中，经受着真实版的白毛女的磨难，但是最终，我的姥姥还是没有戏剧中白毛女幸运，在暴民们的围猎之下，竟被活活饿死在山洞里面。我的老姥姥，母亲的奶奶，肩负起了姥姥的责任。她是中国民间传说中“割苦救娘”的真实主角，她会唱颂众多的歌颂忠、义、理、节、孝、勇、悌、良、正等以中国传统美德为主题的戏剧，培养了两个足以光宗耀祖的优秀儿子：一个毕业于黄埔军校13期，在那场“同室操戈”的渡江战役中阵亡；另一个是我国首个体育院校（苏州体育师范）的首批健将级毕业生，他把田径运动在川北的学校里推广开来，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开创者，只因为被短暂任命过国民党文教官员，在“镇反”运动中被“工作组”划分为阶级敌人，在他曾经教导过千百个学子、倾洒过无数汗水的土地上被枪决。那是一个以人类最为辉煌、最为美满的乌托邦的名义而任意践踏生命的年月。老姥姥抱着被子弹打碎了半个头颅的儿子在刑场边的竹林中默默的度过了那个漫漫的黑夜，瑟瑟寒风中，在浸满血液的长衫边角缝里，老姥姥找到了儿子行刑前藏匿下一小块方巾，上面写着他最后的诀别。我多么想知道在那块字字泣血的方巾上，除了恳求老人家替他带大仍然年幼的儿女们，他还写了些什么。每每回想起那一幕，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妇孺皆知的林觉民烈士诀别前书写的撼人魂魄的《禀父书》和《与妻书》：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重圆？则较死为尤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呜呼！千万仁人志士和林觉民烈士一道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而杀身成仁、“为天下人谋永福”而舍生取义，为何当“革命”成功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之后，天下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依然“不可数计”？审问林觉民的两广总督张鸣歧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当时水师提督李准难抑其恻隐之心，规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半个世纪之后，同样手握生杀大权的工作组的干部们不是不清楚，他们即将扼杀的这位身材伟岸的体育教师，将是中国体育和教育事业何等珍贵的人才！然而，张总督认为林觉民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工作组的革命干部们则要打到一切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哀哉！清朝的屠刀和革命的子弹可以杀人，悖逆和泯灭良知的人心更能杀人！这是一切仇杀的最终元凶。
林觉民烈士浩气永存，其《与妻书》成为中小学课本中最为感天动地的课文。遗憾的是，在那个一言即可招致不当死而死的岁月里，外公的后人们没有能、没有敢保留下这个被专政了的体育教师的任何遗物，甚至一张照片都没敢保留下来。昔日的老佃户们趁着黑夜，躲过工作组的监视，草草将外公的遗体掩埋在村外乱冈之中。多年之后，我从美国回来祭祖，苍天有眼，我们终于寻访到最后一位参与掩埋外公的佃户，已在弥留之际的恩人，让我们找到了掩埋千古冤魂的地方。那个藏匿在衣缝之中浸透了鲜血的诀别小方巾，永远随风飘散在我们追忆先人那无尽的悲怆思绪之中。
从那一天之后，老姥姥一生再也没有流过一次眼泪。她含辛茹苦，不但带大了我的母亲、舅舅和姨姨，还协助父母哺育了我们弟兄姊妹三人，教导我们尊老爱幼、敬天畏人、自强不息。我们自立之后，老姥姥生活规律、乐观诙谐、每天打坐禅思，度百岁乃无疾而去。母亲、奶奶、姥姥、老姥姥，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他们经历了那个时代亿万中国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天灾人祸，他们更是高尚的中国人，支撑她们生存的信念是她们自然而然的“天理良知”，是深深嵌入她们骨髓之中的仁义常道。他们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无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得以繁衍不息、生生不已的圆满诠释。这样的民族无疑是最有神性的民族，这样的人民是最有智慧的人民，她们的心由大爱仁心所铸就，她们所走的道路是由儒家常道铺设的天道。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海外中文网络上陆续登载了东海先生弘扬儒家传统思想的文章，这一篇篇的雄文将真实的华夏文化的灵魂鲜活地呈现出来，带给我振聋发聩的启发和透彻肺腑的震撼。那还是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在我国一般民众心中，儒家思想依然是落后与愚昧的同义词，在大陆的海内外知识群体中，一切有关真理的讨论也“言必称希腊”，或“以马主义是瞻”。许多留学生依靠天赋与勤奋，获得最高的博士学历（Ph.D. 英文原意为哲学博士），大部分人成为了各个领域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专才，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国内的高校或大部分西方院校，他们鲜有机缘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更无法从早已被无止境的阶级斗争和各类政治运动折断了脊梁的父辈身上传承到传统文化之精髓，故他们在心性修炼、心智境界和人格塑造等方面与历史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无法相提并论。一张张傲人的博士证书后面，掩盖不住精神上的苍白、贫瘠与无助。
相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东海先生曾提出“知道分子”的概念。这里的道，即《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即子贡所说“不可得而闻也”的“性与天道”。天之道是阴与阳；地之道是柔与刚，人之道是仁与义。东海先生的文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久违了的中华传统文化启蒙之窗，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用最朴实和最真诚的语言向我们道尽儒家学说之原本，呈现儒家学说之深广，赞颂儒家学说之壮美。他把艰涩难懂（尤其是没有古汉语基础的读者）的诸多经典，通过自己完整的体悟，用通俗的现代话语给予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例如，“仁”，即《易经》的“乾元”，《大学》之“明德”和“至善”，《中庸》之“诚”，程朱之“天理”，阳明之“良知”，佛家称之为“真如”“如来藏”，道家称之为“道”，禅家称之为“本来面目”等等。（余樟法：四书要义）。
西方许多学者，包括黑格尔等哲学家，片面的认为华夏没有诞生过完备的形而上学，孔孟之道只是民众日常伦理的规范与教导。国内不少人从未系统研读过儒家经典，一味崇洋媚外、鹦鹉学舌，极尽歪曲与诋毁儒家学说之能事，和那些从未读过“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却成为反中医干将们犯的是同样低级而幼稚的错误。东海先生为了开启国人的智慧，引导世人走上仁本之大道，近二十多年来，呕心沥血，奋力耕耘，除了《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春秋精神》，《四书要义》，《论语点睛》等鸿篇巨著之外，在网络上答疑解惑、抨击时弊、拨乱反正、辩理援道，发表了早已超过千万字的众多文章。这些用生命所谱写的直承儒家精神的教诲，足以让任何一位有基本汉字识字能力、具有基本真诚态度的读者感受到儒家智慧之宽广，找到自己文化源流中的心灵归宿。
东海先生指出，儒家信仰天道（即天命、天理与良知），其谱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程、朱、王阳明一路传下来的道统，这是人间最优秀和中正的信仰。儒家对道体的证悟极高明尽精微，“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天道信仰是一种“不是宗教胜似宗教”的信仰。天道即“良知”，良知即道心（在生命为本性，在宇宙为本体），形上形下合一，天人合一，心物一元，人人皆具，不像“身外拜神”那样超然独立于人类以及万物之外。即一切生命的本性平等无二，与宇宙的本体实则为一。儒家不靠神祇，不靠任何今世或来世之奖罚而能提供一定的社会秩序，担负了伟大的宗教功能而不含宗教的缺点。同时，儒家具有相当深厚的宗教精神：超越、虔诚、敬畏、向善、自省、忏悔、献身、奉献、等等。
许多信仰不同神教的人士认为，因为信仰的对象无法实证，故信仰没有真伪可言。东海先生鲜明地指出，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这就是迷信。 对于“道”，中华文化讲究信解行证，只有能解能行、最后能证的信仰，才是正信。良知不离身心，既可以实现于外在行为，也可以实证于内在自心。古今儒佛道诸家许多大师大德们都已亲证作为本心的良知。儒家既有宗教性，又有科学性，其宗教性与科学性两面一体，圆满合一，这是东方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亦是与西方或其它地区各神本宗教相比最为珍贵而高尚的地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华夏文明在２５００多年前因为有了孔子而成为屹立于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新近来临的２１世纪里，由于有东海先生这样为我儒家延慧续命的大文化人，华夏文明，定能否极泰来，开创出人类历史上新一轮的辉煌。
为生民立命
许多不了解儒家文化的人，常常用到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儒家学说只为统治阶级唱赞歌，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或者，只有西方现阶段的自由、民主，才是人类的终极制度。为此，东海先生发表了《三畏说》《东海拾贝：为生民立命》诸文章，以及“致良知和致良制”学说，即儒家理应即重视道德修养，又重制度建设，即致力于个体的安身立命，有致力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前者是内圣学的宗旨，后者是外王学的范畴，前者致良知，后者致良制，两者一体圆融。“致良制”指的就是追求和建设先进、文明、和谐、符合民众和时代要求的政治制度。就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来说，民主自由是良制，但是自由主义只侧重制度建设，道德资源非常薄弱，无法引领世界进入一个大同社会。从中长期而言，则指以民意合法性为基础、具有道德、文化、民意三重合法性的王道政治。在历史上，历代儒家未能够完成“致良制”的建设，自汉代以后，外王学郁而不张，到宋明理学之后，几乎完全置外王建设、“制度创新”于度外，制度建设未能与时俱进。这里有历史的机缘与遗憾，然而，近现代中国未能开创出现代民主宪政体制则绝非儒家过失，恰恰相反，历代统治阶级有限度的遵循儒家、或名义上利用儒家，实际上背弃儒家传统才是真正的原因。传统需要继承，更需要取长补短，与时俱进。
东海先生在《四书要义》中指出，儒家传统学说与现代政治文明在义理上毫不冲突，并且超越之，升华之。民本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代圣贤政治“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表述特别明确到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其“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充满主体意识的胸襟是他对孔子内圣学的继承和发展，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以天下唯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是后世士大夫阶层人格产生和延续的楷模。东海先生强调，儒家对天命，既知之、畏之、安之、顺之、也造之。天命即天命之性，天性，是人格的核心，尽心尽性，可以立命，可以造命，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人能弘道，弘道的过程，就是“援天下”的努力，就是自立我之命、造他人之命的过程。
东海先生不仅在义理上倡导我们以大无畏精神改造个人命运、他人命运和国家民族之命运，他更在行动上对社会上的不平、丑陋和邪恶现象口诛笔伐，以“仁者无敌”般的英雄气概毫不留情地挑战貌似强大的利益集团，鞭笞社会时弊，维护儒家尊严，为弱势群体奔走、呐喊。在中国，这种堂吉诃德式的独立精神比那些俯首帖耳，只知一味歌功颂德唱赞歌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更比海内外那些终身只为SCI 指数、职称评定和经费积累而沽名钓誉、苟且偷生、甚至甘心为不良利益集团助纣为虐的专家群体们高尚千万倍！习、李政府接任以来，许多有利于民生的政策逐渐得以落实，传统文化的地位得以不断认同和提升，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不断的改善，这些进步和改良的落实，离不开东海先生这样具有赤子之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和舍身奋斗。
在海外，东海先生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精神也感染了无数具有赤子之心的海外学子，他们将自己的所学与技能与国家之发展，人民的之福德，民族之昌盛和世界之大同联系起来。善与人同，乐取于人，这样的教诲对我人生的方向和事业的取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超越小我、实现大我，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成为了我个人不断成长的坚定理想。
医学关乎生老病死，生命本质与终极关怀，超越一般的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医学领域的学者，几十年间目睹了、参与了该学科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素来重视精神道德、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对个人健康的影响，信奉“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和健康观。形成于上世纪之初的现代医学，将医学狭隘的界定于生化科学之内，不可避免的陷入“唯科技主义”的歧路，始终受制于商业既得利益的左右。在现代西方，医源性疾病和死亡率大幅度上升；慢性、身心类疾病和衰退性疾病蔓延，许多地区根本无法承受急速而持续增长的医疗资源支出。在中国，除了面临和西方同样的困境之外，医患关系全面紧张，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医疗腐败触目惊心。由于一味的崇洋媚外，短视而无知的医疗政策制定者们竟然将汉代时期就已具有完整体系、为数千年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卓越贡献的华夏整体生命科学贬低并沦落为一种西方医学的辅助医学，或另类疗法。历届多少个热爱中华医学文化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们被贬低为西方跨国药厂的药品推销员；多少个考取了中医药院校的硕士和博士生们无法全面和系统的体悟中华生命科学的精髓，无奈地被驯化为不伦不类的现代生化医学技术人员。近几十年，为了走出现代医学的困境，西方不少医学精英们开始倡导和推广“整合医学”，希望借助东方的整体生命科学和西方被边缘化的自然医学改良现存的医疗体系。国内一些著名医学科学家，包括部分有担当的学科院士，顺应此潮流的发展，也开始倡导和推动“整合医学”的发展。我为此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谨慎”是因为现今蔚为壮观的西方“整合医学”还无法带领现代医疗体系走出困境，其根本原因就是尽管西方医学精英们开始重新审视、评价和接受不同文化和传统中的各种疗法，他们还没有充分展现出对中华宇宙生命科学的真诚与虔诚。“形而上之为之道；形而下之为之器”中华传统文化将生命视作在道、气、象、形、和器在不同维度和层次的展现，尽管近几十年，西方主流医学也做出了从“器”向更高层面延伸的努力，例如功能医学的问世等，但是其核心思想和主要技术趋向（靶向治疗、基因干预、干细胞疗法等）依然局限在“器”的层面；西方现代医学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们及其附庸们的巨大商业利益和惯性，从根本上排斥世界许多优秀的医学文化中、尤其是传统中医文化中那些简、便、易、廉的自然疗法。“乐观”是因为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高度智慧的生命科学家们，虽然他们中的多数还在主流医疗研究和教育体系之外，他们对东方生命科学的觉知、认识与掌握在不断提升，随着机缘的成熟，在合理的借鉴现代科技成就的基础之上，他们完全可以带领我国医疗同仁开创出挽救现代人疾病困扰的新医学。
2004年，我获得了美国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但是面对一个日益技术化、枝末化、和逐渐失去人文内涵的医疗体系，我无法在这个被SCI标准所驾驭一切的学术体制内的“铁饭碗”荣誉中充分感受到东海先生所描绘的孟子大丈夫般的自信、自贵、自尊与自强。我选择了放弃这份荣誉，转而系统学习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如饥似渴的学习、翻译、比较和验证世界其它文化中和传统中医相辅相成的合乎自然规律的各种医学体系和诊疗模式，试图在结合传统中华生命科学中“天人合一”的系统思维观和其它西方自然医学的基础上，探索一种融摄个体生理、心理、精神、社会和环境等健康层面、纠正以科技为核心的康疗观念，以无毒副作用和非侵入性治疗为主要康疗手段，以其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医学思路。在世界其它优秀医学文化中，也蕴含着非常丰富和珍贵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例如印度的吠陀医学，欧洲的和疗医学（homeopathy），美洲原住民草药学等。由于现代医学一家独大相关既得利益盘根错节，这些医疗体系被极度打压、甚至边缘化。在历史上，它们与传统中医遥相呼应，为人类的健康与繁衍功不可没。去年，我们汇集了8位东西方志同道合的医学同仁，出版了《中道的医学》一书，期望进一步树立中华传统医学人文思想的地位，增强与将世界其它文化中自然医学的融合，探索切实可行的未来医学的新方向。东海先生欣然应许为该书作序，一万多字的长序中道尽“仁者寿”的内涵，道德品质与身心健康的密切关系。
东海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儒家追求的和谐，除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人之身心的和谐。身体的安全和健康，心灵的成熟和健美，则是身心和谐的重要保障。身心哪一方面出问题，和谐状态就会遭到破坏。传统中医中有神气形或精气神的概念，精气形都属于形而下之现象。至于神，如果理解为神志、心思、心力、精神乃至感觉情绪等等，仍是现象；如果理解为为“妙身心而为言”的元神，为“谷神不死”（《老子》）的神，那就是宇宙生命之本质，就是仁性。这也是人格的核心。成仁，就是成就最高人格。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万法归一、理一分殊、天人感应、民胞物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等等说法，似乎很深奥，其实皆常理。只要解悟了仁本妙理，一切就迎刃而解，砉然贯通。明白了天人合一的道理，对于唯物主义医学的错误就一目了然了。”
诚然，现代医学的弊端在儒家法眼中昭然若揭：慢性和衰退性疾病占据了现代疾病谱的八成，这些疾病源自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的投入仍然局限在侵入性治疗和长期控制症状的新药研发之上，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美国，医疗支出耗尽全国近五分之一GDP， 然而四千多万民众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众被肥胖症困扰。在中国，因病返贫成为许多家庭的噩梦，郑州市上万张病床的超无霸医院的建设和北京每月几十亿收入的知名医院的超荷运转并没有缓解民众看病难的危机，而世世代代被老幼妇孺所敬爱的医生居然成为了高危行业。我们批判现存医疗体系，绝非否定或排斥现代生物医学所取得的成就， 尤其是在应对创伤、急救、传染病、细菌感染和生化分析等方面的作用。生化医学和传统医学同属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智慧结晶，根本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但是，部分西方主流医学将健康定义为疾病控制的商业运作则必须得到纠正。在不远的过去，短视的政策制定者们将医疗（和教育）商业化，惠及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却让全中国民众付出惨重的健康和道义代价。所幸的是，这届中国政府去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纲要”明确提出了医疗改革的正确方向，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切实落实预防医学和全人康复医学，完善分级诊疗和医疗资源下沉，把健康融入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海内外有识之士们对这一届政府在未来医疗发展方向上所做的明智而正确的选择表示赞赏，期待能够汇集一切正能量，凝聚一切智慧，众志成城，顺利完成这次医学革新。为此，我和海内外一批医学同仁（台湾荣民总医学前医务长林承基教授，北美自然医科大学付海纳教授，自然医学杂志主编何永庆先生，安贞心外科主任刘东博士，著名中医李辛等）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政府号召，共同起草了新医学宣言，提出了完成这次医疗革新的一些具体途径：
1. 变疾病控制的医学(allopathy)为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的医学
以疾病控制为宗旨的医学体系罔顾精神生命、忽视生态环境，只能将建立在症状基础之上的疾病谱种类无限延伸。中华传统医学早在数千年前就智慧地将无尽的疾病归纳在深邃而简易的「阴阳」动态体系之中，从而将生命的定义简明地概括为 “精”（物质）、“气”（能量）、 “神”（信息）在一定时空中有序和合的表现。疾病的产生源于阴阳失调及社会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对生命动态平衡产生的影响，治疗的手段均以简易而有良效的“扶正祛邪”为根本原则。
早在1946年7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就对健康下了明确的定义：“健康不仅是躯体上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因此，如何遵循这一定义，有必要在东、西方现有的各类医学的基础上，融入自然哲学和人文思维，跳出对抗医学机械式地对抗思维与规范，以促进全人类的整体健康为首务。
2. 变生化医学科学为生命医学科学
生化科学在物质层面对“病症”给予控制，生命科学涵盖信息、能量、物质、精神、人文、社会和环境，应用系统论和全人思维，在患者自身医学人文基础之上，全面地提升个体体质、精神、意识和生命觉悟，使其不断成长，更加和谐和持续地融入社会与自然。
3. 变化学药物（drug）为天然食品（food）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强调“夫凡医道者， 当洞晓病源，以食治之；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7B.C）也有“食物即葯物，葯物即食物”的著名论断；东、西方的先贤都提纲挈领地概述了中国数千年“医食同源”的要旨。
4. 变对抗医学之药（drug）为自然医学之药（medicine）
生物医学对抗疗法（Allopathy）的药（drug）以症状压制为要务，通常导致患者终身服药、支付昂贵专利费用、承受众多毒副作用。中华传统医学根据药品的毒性和疾病的轻重缓急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而上品药大多数符合“适应原”原则：无毒副作用、广效性（即其作用不限于特定的组织、器官）、和正常化（即促使机体各个部分趋向整体动态平衡）是指引我们还医与民、还药于民的不二法则。
5. 变医生为导师；患者为自救者
自古以来，东、西方自然医学均将医生视为生命修复与生活实践之导师，视病如师，视病如亲。除非急诊与急救场合，治愈任何疾病都是在具有高度良知与精湛医术的良医指导之下的、患者积极而主动配合参与的生命修复和身心修炼过程。 医患双方都应重新认识疾病与自身的关系，以治疗（treatment）为康疗手段之一，在尽量无伤的前提下，以简便、有效的治愈（heal）为最终目标。
6. 变医疗教育为生活常识与健康习惯
中华传统文化信奉“尊道贵德”、“天人和德”，万经之首的《易经》是中华自然医学的哲学源头，传统士阶层“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期许，以及对普通百姓的“不知医不足以言孝”的要求，彰显著医疗教育与日常生活实践的高度融合。在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在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快速进入老龄社会的今天，除了急诊和大型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控，每个家庭都需要肩负起“人人医学”的职责，提升全民医疗素养，将医疗教育转化为日常的生活常识与健康习惯，才是应对老龄化、衰退性疾病年轻化和医疗费用不断攀升之正途。
7. 变医学科学为系统良能工程
良知为体，科技为用；科技不会永远停留在“分科而知其技”的发展阶段。现代量子物理学超越物我二分法，将观察者与观察物统一于同一场域，生命科学更大于医学科学，每个人都与生具有一种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源，儒家称之为“仁”，道家称之为“道”，佛家称之为“真如”，西圣称之为“生命力”（Vital Energy）,自然医学讲称之为“自然疗能”(medicatrix)，它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它是我们拯救这个世界和每一个居住在世界上的生灵的基础。
8. 变中华自然医学为世界自然医学
中华自然医学顺乎自然，应乎天地，依乎中道，适乎人情，合乎规律，通乎易理，感乎万物。凡以“中道”立国，华夏“仁本”立人，皆属「中华」文明。人类漫长的文明演变孕育了众多的自然医学体系（如印度的阿育吠陀，西欧的和疗医学与人智医学，美洲的草药医学等），它们信奉「天人合一」的宗旨，维持天、地、人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其理、法、方、药、食等皆与中华医学高度契合，相辅相成，故同属全人类的自然医学体系。
该宣言汇集了几代海内外医学学者的集体智慧，由东海先生和立品图书创建人黄明雨先生等人补充、修正。在去年联合国NGO峰会上，由著名心外科专家，“春苗基金会”创建人刘东博士向大会宣读，获得来自全球的参会者的好评，大会授予刘东博士《世界医学与人类健康杰出贡献奖》。如果可以将疾病控制的医学成功的转变为维护健康与和谐发展的新医学，则是国人之幸，世人之幸。中道文化将成为全球健康和医疗事业当之无愧的引领着。
为往圣续绝学
东海先生极度尊崇熊十力先生，在其极富开创性的新儒学构建基础之上，对传统儒学进行系统的传承、纠偏与提升。其日益完备的仁本主义和大良知学直承大易，遥接孔孟，融摄佛道而纠其空寂与虚静，借鉴自由主义和其它学说而超越其先天局限。东海先生指出：仁本主义既特别关注本心本性、本质生命，同时又极为重视人的肉体生命和意识生命。（前者与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有别，后者与佛道两家有异。）它同时具有“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正心诚意”的道德精神和“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精神（包含民主精神，是民主精神的最高阶段）。
仁光普照，无远弗届，宇宙万物，无不深入。识得仁本之人，即是有本之人，解得仁本之学，即是有体之学。随着仁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生命观和新文明观的逐渐普及，这将成为区别先进与落后、恒久与短暂、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准。仁本主义为我们树立了争取的价值观、生命观与宇宙观。让我们在这个资讯泛滥、思潮混乱、学说迷乱的时代，找到正确的前行方向。在《仁本主义大纲》一文中，东海先生扼要地对这一门极具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学说给予如下总结：
仁本主义在哲学上以心物一元论兼容唯心与唯物并纠其偏误。在本体界，仁超越心物，非心非物又亦心亦物-----兼具心物两种性质；在现象界，心物一元体现在心中有物、物中有心、离心无物、离物无心。“心物一元”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共有的观点，但是佛道两家偏于“心”的一面，轻视实质的世界和社会制度建设，容易导致眈空滞虚。源于《易经》的儒家“心物一元”论最为圆正。格物致知，面向物质世界，充满科学精神；正心诚意，解决心灵问题，提升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善社会制度、法制与准则。
仁本主义在本性上坚持人类本性至善、习性多恶。法律和制度必须以仁为本，否则就会流于恶法苛政。仁本主义在体用上坚持“体用不二”原则：本体现象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知行不二；成己成物不二。
仁本主义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都倡导中庸之道；在信仰上坚持良知信仰，反对神本主义，同时主张生佛同等、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反对心外拜神。
仁本主义在自他问题上合理兼顾利己与利他，二者皆是人的本能；亲亲仁民爱物，有秩序而无极限；以天下主义包容而又纠正爱国主义之局限和民族主义之偏差。
仁本主义即重视人的肉体生命和意识生命，更关注人的本质生命。以科学精神追求物质文明和物质自由；以道德精神追求精神文明和道德自由；以王道精神追求政治文明和社会自由。科学研究，制度建设、道德修养“一体同仁”，共同将人类生命向至善的境界不断推进。
以上每一条哲理皆是大道理，大课题，对国家关乎国计民生；与个人关乎天性天命；于社会关乎长治久安；于科学关乎良智良能。本立而道生，东海先生由于参透了学问的根本，对各种学说拨乱反正，弹偏斥小；对各种争论辩才无碍，回小向大。他的文风，化繁如简，深入浅出，适合不同层次的和不同背景的人士。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积极的从各自的政治、社会、教育、科研、艺术、服务等各种实践活动中去致大良知，明宇宙生命系统本体之“明德”，我们就能不断提升社会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制度、复兴华夏文明、共创世界大同。
中国和世界需要更多的集古今中外文化之大成、为儒家继往开来、又能主动引领时代进步的大文化人。良知复兴运动的开展是时代的召唤，东海先生预言，一场席卷东西方的“良知风暴”将在各个领域降临。一批立足仁本主义，真切体悟到大良知学奥义，知行合一的大文化人已经开始涌现。
在传统医学领域，美国自然医科大学（National Univeristy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中医学院创院院长、德裔汉学家付海呐教授堪称楷模。他从历史和哲学的视角，应用华夏藏象理论和符号学手法，系统考证经典中医（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和相关历史文献（例如：管子，史记，尚书，礼记，吕氏春秋，山海经，焦氏易林，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史记，汉书，论衡，水经注等），构建了建立在汉代医者的宇宙观和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全面诠释十二经络体系以及其宏观与微观等时空环境关联的完整华夏宇宙生命模型。对于任何疾病（例如肺病）的治疗，古典中医的所有经“方”均从根植于百经之源的易经入手，以对应肺部的乾下坤上的“泰”卦象为起点， 以“正月”和“平旦”为时间准绳，以12经水之中的“黄河”为空间参照，以12属相之中之“寅虎”为生命力展现，以“内经”中“相傅之官”为功能标准，进一步结合相应的24节气、72物候和28星宿，从而判断患者的“肺”病理和生理的状态，构思治愈方法。付海呐教授本人在完成芝加哥大学东方文化博士专业之年罹患癌症，靠着对经典中医的信念、热爱与不断的切实体悟，他不但治愈了自身的绝症，也创建了一套治愈多种疑难杂症、包括诸多癌症的有效方法。许多世界各地被常规西医放弃治疗的患者在他的治疗下获得治愈。在美国自然医科大学（NUNM），付教授以博古通今、学贯东西的素养，尤其是对经典中医深刻的认识与体悟、传道授业，多年被评为“最能激发学生心智教师”奖，而在庞大繁杂的经典中医疗法之中，他最喜爱、最推崇的是王凤仪先生的性理疗法。容儒家的性与天道于生命实践、医疗服务，这位德国汉学家为世界范围内传统中医的传播与发扬光大做出了优异的表率。自2003年始，我有幸跟随付教授研究经典中医并在他的激励之下，将与经典中医相辅相成的西方自然医学“和疗医学”介绍给国内同行。“墙内开花墙外香”，当国内所有中医院校还在不断压缩经典中医文献课程、自断其根，在教学、科研和临床上竭力逢迎生化医学之时，真正的华夏传统医学却在西方深入人心、大放异彩。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医学和教育政策制定者不识自身文化之本， 缺乏文化自尊与自信之故。
（略两节）
为万世开太平
东海先生在《万物一体论》中指出，生命小宇宙，宇宙大生命。儒道释三家均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宇宙人生为一源，这是中华文化的高度智慧与鲜明特征。《易经》是儒家“万经之首、大道之源”。由伏羲制挂、文王系辞、孔子十翼而完成。易理也，仁义也，“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将易经之理付诸于社会实践，造福天下苍生。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张载的“民胞物与”；阳明的“天地万物一体为仁”都是儒家“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一贯之道。在前不久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重要的主题演讲，这篇演讲以”人类共同体“为主题，历陈贸易保护主义弊端，倡导全球一体化、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度难关。该演讲赢得了参会者数十次热烈的掌声。习近平讲到：
“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不少参会者和评论员将这篇演讲视为划时代的杰作，它向世界宣告，面对当前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会对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稳定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更重要的是，它也清晰的表明，继16世纪开始延续了数个世纪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文化大融合之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其价值体系再次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当今举世瞩目的焦点。“本立而道生”，只有立足本国传统文化，才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在论述中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智慧光芒传统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在其执政实践中，更是自觉地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当作“根”与“魂”，并将其设置在治国理念的框架之中，“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这在历届中共领导人中并不多见，如能贯彻落实，实乃中华之幸，世界之福！东海先生始终认为，儒家传统是超越历史的、早熟的文化传统，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提升，“仁民爱物”的博爱观，“众生、本性平等”的平等观，必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对人类社会永续、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华夏文明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十多年前，我初次在网络上结识东海先生，是被他的诗词所吸引，在这个诗人沉默的时代，诗意匮乏的世界，东海先生的诗词清新而深邃、悲壮而柔情、意远而优美。一年前他来黄山小憩数日，我让他从众多的诗词作品中挑选出他最喜爱的一首，他半认真半戏谑地念出两句话：
“我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我走的时候，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谁！”
伟哉！东海先生！朗朗乾坤，良知灿发，仁者无敌，自天佑之！
丁酉年 春节
于三亚 亚龙湾 喜舍
【东海附言】
人世间有两种亲人：一种是血缘的，一种是文化道德的。德不孤，必有邻，德邻就是文化、道德及思想的亲人。刘强兄有诗说：“学缘更比血缘亲”，信然。作者薛史地夫教授与我就有学缘，不是同学，是同爱儒学，是同仁，还是东海的福星。我唯有加倍努力，争取成为儒家和中华之福将，以回报作者和诸君的厚爱福荫。作者中西兼修，医易双通，爱民爱国，立志弘扬中华新医学，希望越来越多的有识有志之士参与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来。
本文结合自己身世、经历和医学专业彻谈学儒之体会和感想，思想独到，亲切感人，别具特色，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谈儒论医之力作，唯过誉不敢当也。2017-2-14余东海于南宁
东海之道：一个海外学子回归儒家的精神之旅
史地夫
余樟法的笔名是“东海”或“东海老人”，我一直称他为“东海先生”。论年龄，东海先生还比我年少一岁，我们出生在60年代初期，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共同经历了“文革”后期种种乱象、癫狂和迷茫。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高考恢复后第二年我跳级考入西安外语学院，毕业后成为西北农业大学最年轻的助教，三年后考取了广州外国语学院应用语言学研究生，随后获得了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由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赞助去美留学并顺利获得康复医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四个美国州立大学和香港大学，还被授予“终身教授”的声誉，整个学术生涯堪称少年得志，学有所成。
东海先生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浙江遂昌，少年即聪慧过人，喜仗义行侠，善诗词歌赋，好结交江湖人士，很早就展现出过人的禀赋与才华，鄙视教育界中那些虚伪和欺骗性的政治说教，以“少年不望万户侯”（林觉民语）的豪迈气概，主动放弃高考，数十年寒窗，潜心研读历代儒家学说，全面洞悉西方自由主义、和佛、道等思想体系，在深刻体会和全面继承新儒学代表人物熊十力的理论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论”、“ 文化决定论”、“ 新中体西用论”、“ 爱民主义论”、“ 偏统论”、“仁本主义”、“致良知与致良制”等儒家思想的现代理论表述。东海先生至今没有任何学术名誉和光环，过去十多年间，由于捍卫儒家传统，维护社会正义，驳斥歪理邪说，启迪国民心智，还不断遭遇到社会上不少利益集团和邪恶势力的迫害和侵扰，甚至一度连基本的生活与安危都得不到保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入被困陈蔡的孔子一样的险恶境地。就是这样一位与我成长背景相殊、又遥居万里之外的一介布衣学者，用生命来不断捍卫和弘扬的儒家正法，给我和有缘的海外学子们在人生、学术和精神的成长产生了恒久而深远的影响，他引导我这个海外游子找到了仁宅义路的回家的方向，他让我真切地认识了孔子、孔孟之道和中华历代古圣先贤，重新为我点燃了一个炎黄子孙对华夏文化的自信与自豪，由他创造的源于大易、直承孔孟、融摄佛道、超越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大良知学”成为了我追求人生之目标和生命之圆满无尽的精神源泉。
为天地立心
我于1990年赴美留学，那批留学生们，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广泛的的社会变革；感受到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巨大差异；遭受到了“六四事件”的政治冲击，他们是千万“天之骄子”中的幸运者与佼佼者，普遍具有刻苦向上、勤奋好学、思想开放和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这批留学生也是最为孤独、最为无援的一个群体。除了部分留学生有幸获得公费或大学的奖学金之外，取得学业和事业的成就是他们唯一的“华山之路”，由于当时中国和西方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他们没有任何物质上的退路与依靠。他们不但要经历来到西方之后的文化差异和震荡，更要直面自身传统的定位与危机。
在过去的整整一个多世纪中，我们的文化前辈们救国图强，认为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还有随后而至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才能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命运，故在奋力铲除封建迷信的同时，幻想摈弃和转变自身文化基因，不惜打倒孔孟，视华夏传统文化为封建迷信的根源。上世纪中叶的“土改”等革命运动，将数千年来一直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维护、传承与社会教化之大任的知识乡绅阶层整体消灭；“十年浩劫”更让中国人的精神道德被彻底打入地狱，它所造成的历史断层、经济断层、文化教育断层、道德伦理断层、人才学术断层、甚至基本人性的断层，史无前例，我们至今仍在吞咽其苦果。我们带着深深的文化自卑和自惭来西方求学，美国许多综合性大学旁边的教堂成为了中国留学生们周末和节日汇集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免费而丰盛的晚餐，还有那些洋溢着基督博爱情怀的神职人员和当地信徒们的热忱与关怀，自然而然地，这成为了那批漂泊异乡又胸怀壮士断腕之志的留学生们的精神避风港。许多留学生先后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其中不乏知识精英群体，例如80年代末享誉国内的纪录片“河殇”的作者和编剧等都成为了北美华人圈中著名的基督教传教者。一大批将华夏古文明描述为类似西方有神论的继承或其支脉的视频与文章应运而生。我个人也在信奉基督教的中外友人的拯救之手的扶持下，数度站在了受洗池的边缘。和千万个勇敢地选择了受洗、或（同样是勇敢地、也伴随着无奈与难堪地）从受洗池边转身走开的学子们一样，那一刻，我们的内心复杂而痛苦，充满了煎熬。我们无法回避一个真切的心灵拷问：一个孕育了尧、舜、禹、周、文、武、孔、孟、程、朱、陆、王等古圣先贤的辉煌文明，一个延绵了5千多年、凝聚了数十个不同民族的、现今世界唯一仅存的文明古国，一个靠着非常有限的“思想解放”就在短短三十年间把一个徘徊在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建设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国家，难道她先天就患有文化残疾症，从来就没有自己健全而完整的神圣信仰？诗经和其它经典中所描述的“天帝”安在何方？在我们离开祖国之前所受到的所有政治教育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人类的终极真理，但是基于唯物主义的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被世界潮流所淘汰，它给所有尊奉这个性恶论的集权国家带来的是全面的物质匮乏、道德沦丧和文化溃败，甚至腥风血雨、生灵涂炭。同时，接纳中国留学生最多的美国存在着十多种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由于教理上存在的一些差异导致了他们在争取新教徒和其它教会活动上不遗余力地进行相互排斥甚至诋毁，也给不少出国前早已习惯于生活在大一统文化氛围中的留学生们带来了不少困惑和迷茫，天堂与地狱横亘在不同的教名或对上帝不同的称谓之间。以美国为首的以基督教立国的西方强国，确实促进了现代文明和民主政体的广泛确立，但是“心外拜神”不足以为人生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精神场所，很容易被利用来制造违背真正基督信仰和宗教情怀的冲突、迫害、甚至战争。小布什总统提出的“邪恶轴心国”可以专指独裁的北韩，也可以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而涵盖中国或其它非我族类的国家。极端原教旨主义分子每次割下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头颅时，居然也呼喊着真主的伟大。在这赤裸裸的将人极端物化的唯物主义和西方天人相隔的神本主义之间，在我们深深断裂、破碎，甚至还在被不断革命的的自身文化传统面前，我们这些海内外华夏儿女如何寻得自己终极的心灵归宿？
这些拷问是无法回避的，答案模糊而遥远。我们成长于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明的年代。在我们所接受的所有正统教育中，我们无缘亲近自己的天父，更不曾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恩泽。但是，他从来就不曾远离过我们，他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他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他洋溢在在我们的亲情中，也弥漫在我们的梦想里。67年文革全面爆发，中国千家万户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全民陷入一场你死我活的相互厮杀与摧残之中。只因为出身于“有产家庭”，母亲携带着刚开始记事的我被关入只有一堆稻草和半边门板的“牛棚”，白天，弱小的母亲要面临无休止的批斗、羞辱和劳役，夜晚，她含泪为我讲述“士可杀、不可辱”的成仁取义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居然成为了我在恐怖黑夜之下最温馨的摇篮曲。文革结束之后，母亲从四川德阳磷肥厂劳改营被释放，数年的摧残与煎熬，让这个当年师范院校的女子排球队长遍体伤病、命悬一线。母亲放弃了医院提出的数个手术治疗方案，跟随一位道家师父练习气功，每天凌晨五点开始，风寒酷暑，从未间断。得道之日，痛彻肺腑地嚎哭一场，哭尽一生的不平与悲愤；随后，仰天放声长笑，笑尽半世的荣辱与爱恨。母亲用她那刚毅的精神和童心般的虔诚，助力于华夏古老的养生气功，不但神奇般治愈了周身多种疑难病痛，还让她开发出了不少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的生命潜能。在西安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组织下，她主导的研究小组依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命理论与实践，跟随钱学森先生的倡导，完成了大量提升中小学生认知功能的实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亲少年学生还展现出了包括非视觉视物等多种特异功能，其成功率远远高于同时期台北大学校长李嗣涔教授所主导的课题组所做的实验。退休后，母亲还学习了刀、枪、棍、剑、达摩杖等武术套路，数次来美探亲期间，义务教授中华健身武术，培养洋徒弟近千人，为中华养生武术在海外传播贡献余热。
侥幸逃离德阳的牛棚之后，父亲将我寄养在爷爷、奶奶的老家----黄河岸边的吕梁山区，这里的地下蕴藏着巨大的优质煤炭资源，但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岁月，当时却是我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祖母是个裹脚的农村老太太，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她总是用慈善的目光、微笑与庄重来面对所有的艰辛和苦难，一生中没有与任何人红过一次脸、说过一句重话。自我记事时起，祖母背负沉重货物，带我翻山越岭，以换的家中微薄的补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的一言一行，尽现菩萨般的慈悲与忍辱。一次淘气，躲过祖母独自一人偷跑到村下波涛汹涌的黄河边玩耍，失足滑入黄河岸边巨大的沙泥漩涡，几番绝望的挣扎之后被卷入河底，由窒息而失去知觉之际，将自己彻底地交付给了这滔天洪流，然而，黑暗之中光明乍现，一生中的每个瞬间居然在片刻间尽现无遗，整个“天际”竟被祖母和其他亲人们耀眼的大爱之光所笼罩，这个爱神奇般地再次让我感触到了脚下可以求生的河床，引领我使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泥沙漩涡的河底挣突到了岸边。不知过了多久，再次苏醒过来时，发现亲人们正在倒腾着如何倒出鼓得像皮球般满腹的河水，清除淤满口、鼻和双耳的泥沙。从此之后，天罡般顽皮的我再也没有违背过祖母的任何教导与指令。慈爱的祖母可能永远没有明白，被黄河之水着实地淹灌一次，怎么就能催化出世上最顺从和听话的孙儿？多年之后，我读到了爱因斯坦秘密留给爱女的一封信，才知道这个上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已经破译了这个远比相对论更加伟大的宇宙定律，他在信中写到：
“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源，迄今为止科学都没有对他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一种生命力，包含并统领所有其它的一切。而且在任何宇宙的运行现象之后，甚至还没有被我们定义。这种生命力叫“爱”。
当科学家们苦苦寻找一个未定义的宇宙统一理论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大部分充满力量的无形之力。爱是光，爱能够启示那些给予并得到它的人。爱是地心引力，因为爱能让人们互相吸引。爱是能量，因为爱产生我们最好的东西而且爱允许人类不用去消除看不见的自私。爱能掩盖，爱能揭露。因为爱，我们才活着，因为爱，我们死去。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
今年春节晚会上”姥姥说”这个节目，也唤起了我和亿万同龄人对自己姥姥的回忆。我重未见过自己的姥姥，当母亲和我在牛棚中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我的姥姥被那些身处社会最贫穷最底层却狂热叫嚣着要去解放全人类的暴民们驱赶到蓬安县石井乡外的荒山之中，经受着真实版的白毛女的磨难，但是最终，我的姥姥还是没有戏剧中白毛女幸运，在暴民们的围猎之下，竟被活活饿死在山洞里面。我的老姥姥，母亲的奶奶，肩负起了姥姥的责任。她是中国民间传说中“割苦救娘”的真实主角，她会唱颂众多的歌颂忠、义、理、节、孝、勇、悌、良、正等以中国传统美德为主题的戏剧，培养了两个足以光宗耀祖的优秀儿子：一个毕业于黄埔军校13期，在那场“同室操戈”的渡江战役中阵亡；另一个是我国首个体育院校（苏州体育师范）的首批健将级毕业生，他把田径运动在川北的学校里推广开来，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开创者，只因为被短暂任命过国民党文教官员，在“镇反”运动中被“工作组”划分为阶级敌人，在他曾经教导过千百个学子、倾洒过无数汗水的土地上被枪决。那是一个以人类最为辉煌、最为美满的乌托邦的名义而任意践踏生命的年月。老姥姥抱着被子弹打碎了半个头颅的儿子在刑场边的竹林中默默的度过了那个漫漫的黑夜，瑟瑟寒风中，在浸满血液的长衫边角缝里，老姥姥找到了儿子行刑前藏匿下一小块方巾，上面写着他最后的诀别。我多么想知道在那块字字泣血的方巾上，除了恳求老人家替他带大仍然年幼的儿女们，他还写了些什么。每每回想起那一幕，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妇孺皆知的林觉民烈士诀别前书写的撼人魂魄的《禀父书》和《与妻书》：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重圆？则较死为尤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呜呼！千万仁人志士和林觉民烈士一道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而杀身成仁、“为天下人谋永福”而舍生取义，为何当“革命”成功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之后，天下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依然“不可数计”？审问林觉民的两广总督张鸣歧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当时水师提督李准难抑其恻隐之心，规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半个世纪之后，同样手握生杀大权的工作组的干部们不是不清楚，他们即将扼杀的这位身材伟岸的体育教师，将是中国体育和教育事业何等珍贵的人才！然而，张总督认为林觉民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工作组的革命干部们则要打到一切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哀哉！清朝的屠刀和革命的子弹可以杀人，悖逆和泯灭良知的人心更能杀人！这是一切仇杀的最终元凶。
林觉民烈士浩气永存，其《与妻书》成为中小学课本中最为感天动地的课文。遗憾的是，在那个一言即可招致不当死而死的岁月里，外公的后人们没有能、没有敢保留下这个被专政了的体育教师的任何遗物，甚至一张照片都没敢保留下来。昔日的老佃户们趁着黑夜，躲过工作组的监视，草草将外公的遗体掩埋在村外乱冈之中。多年之后，我从美国回来祭祖，苍天有眼，我们终于寻访到最后一位参与掩埋外公的佃户，已在弥留之际的恩人，让我们找到了掩埋千古冤魂的地方。那个藏匿在衣缝之中浸透了鲜血的诀别小方巾，永远随风飘散在我们追忆先人那无尽的悲怆思绪之中。
从那一天之后，老姥姥一生再也没有流过一次眼泪。她含辛茹苦，不但带大了我的母亲、舅舅和姨姨，还协助父母哺育了我们弟兄姊妹三人，教导我们尊老爱幼、敬天畏人、自强不息。我们自立之后，老姥姥生活规律、乐观诙谐、每天打坐禅思，度百岁乃无疾而去。母亲、奶奶、姥姥、老姥姥，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他们经历了那个时代亿万中国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天灾人祸，他们更是高尚的中国人，支撑她们生存的信念是她们自然而然的“天理良知”，是深深嵌入她们骨髓之中的仁义常道。他们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无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得以繁衍不息、生生不已的圆满诠释。这样的民族无疑是最有神性的民族，这样的人民是最有智慧的人民，她们的心由大爱仁心所铸就，她们所走的道路是由儒家常道铺设的天道。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海外中文网络上陆续登载了东海先生弘扬儒家传统思想的文章，这一篇篇的雄文将真实的华夏文化的灵魂鲜活地呈现出来，带给我振聋发聩的启发和透彻肺腑的震撼。那还是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在我国一般民众心中，儒家思想依然是落后与愚昧的同义词，在大陆的海内外知识群体中，一切有关真理的讨论也“言必称希腊”，或“以马主义是瞻”。许多留学生依靠天赋与勤奋，获得最高的博士学历（Ph.D. 英文原意为哲学博士），大部分人成为了各个领域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专才，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国内的高校或大部分西方院校，他们鲜有机缘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更无法从早已被无止境的阶级斗争和各类政治运动折断了脊梁的父辈身上传承到传统文化之精髓，故他们在心性修炼、心智境界和人格塑造等方面与历史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无法相提并论。一张张傲人的博士证书后面，掩盖不住精神上的苍白、贫瘠与无助。
相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东海先生曾提出“知道分子”的概念。这里的道，即《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即子贡所说“不可得而闻也”的“性与天道”。天之道是阴与阳；地之道是柔与刚，人之道是仁与义。东海先生的文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久违了的中华传统文化启蒙之窗，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用最朴实和最真诚的语言向我们道尽儒家学说之原本，呈现儒家学说之深广，赞颂儒家学说之壮美。他把艰涩难懂（尤其是没有古汉语基础的读者）的诸多经典，通过自己完整的体悟，用通俗的现代话语给予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例如，“仁”，即《易经》的“乾元”，《大学》之“明德”和“至善”，《中庸》之“诚”，程朱之“天理”，阳明之“良知”，佛家称之为“真如”“如来藏”，道家称之为“道”，禅家称之为“本来面目”等等。（余樟法：四书要义）。
西方许多学者，包括黑格尔等哲学家，片面的认为华夏没有诞生过完备的形而上学，孔孟之道只是民众日常伦理的规范与教导。国内不少人从未系统研读过儒家经典，一味崇洋媚外、鹦鹉学舌，极尽歪曲与诋毁儒家学说之能事，和那些从未读过“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却成为反中医干将们犯的是同样低级而幼稚的错误。东海先生为了开启国人的智慧，引导世人走上仁本之大道，近二十多年来，呕心沥血，奋力耕耘，除了《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春秋精神》，《四书要义》，《论语点睛》等鸿篇巨著之外，在网络上答疑解惑、抨击时弊、拨乱反正、辩理援道，发表了早已超过千万字的众多文章。这些用生命所谱写的直承儒家精神的教诲，足以让任何一位有基本汉字识字能力、具有基本真诚态度的读者感受到儒家智慧之宽广，找到自己文化源流中的心灵归宿。
东海先生指出，儒家信仰天道（即天命、天理与良知），其谱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程、朱、王阳明一路传下来的道统，这是人间最优秀和中正的信仰。儒家对道体的证悟极高明尽精微，“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天道信仰是一种“不是宗教胜似宗教”的信仰。天道即“良知”，良知即道心（在生命为本性，在宇宙为本体），形上形下合一，天人合一，心物一元，人人皆具，不像“身外拜神”那样超然独立于人类以及万物之外。即一切生命的本性平等无二，与宇宙的本体实则为一。儒家不靠神祇，不靠任何今世或来世之奖罚而能提供一定的社会秩序，担负了伟大的宗教功能而不含宗教的缺点。同时，儒家具有相当深厚的宗教精神：超越、虔诚、敬畏、向善、自省、忏悔、献身、奉献、等等。
许多信仰不同神教的人士认为，因为信仰的对象无法实证，故信仰没有真伪可言。东海先生鲜明地指出，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这就是迷信。 对于“道”，中华文化讲究信解行证，只有能解能行、最后能证的信仰，才是正信。良知不离身心，既可以实现于外在行为，也可以实证于内在自心。古今儒佛道诸家许多大师大德们都已亲证作为本心的良知。儒家既有宗教性，又有科学性，其宗教性与科学性两面一体，圆满合一，这是东方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亦是与西方或其它地区各神本宗教相比最为珍贵而高尚的地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华夏文明在２５００多年前因为有了孔子而成为屹立于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新近来临的２１世纪里，由于有东海先生这样为我儒家延慧续命的大文化人，华夏文明，定能否极泰来，开创出人类历史上新一轮的辉煌。
为生民立命
许多不了解儒家文化的人，常常用到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儒家学说只为统治阶级唱赞歌，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或者，只有西方现阶段的自由、民主，才是人类的终极制度。为此，东海先生发表了《三畏说》《东海拾贝：为生民立命》诸文章，以及“致良知和致良制”学说，即儒家理应即重视道德修养，又重制度建设，即致力于个体的安身立命，有致力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前者是内圣学的宗旨，后者是外王学的范畴，前者致良知，后者致良制，两者一体圆融。“致良制”指的就是追求和建设先进、文明、和谐、符合民众和时代要求的政治制度。就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来说，民主自由是良制，但是自由主义只侧重制度建设，道德资源非常薄弱，无法引领世界进入一个大同社会。从中长期而言，则指以民意合法性为基础、具有道德、文化、民意三重合法性的王道政治。在历史上，历代儒家未能够完成“致良制”的建设，自汉代以后，外王学郁而不张，到宋明理学之后，几乎完全置外王建设、“制度创新”于度外，制度建设未能与时俱进。这里有历史的机缘与遗憾，然而，近现代中国未能开创出现代民主宪政体制则绝非儒家过失，恰恰相反，历代统治阶级有限度的遵循儒家、或名义上利用儒家，实际上背弃儒家传统才是真正的原因。传统需要继承，更需要取长补短，与时俱进。
东海先生在《四书要义》中指出，儒家传统学说与现代政治文明在义理上毫不冲突，并且超越之，升华之。民本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代圣贤政治“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表述特别明确到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其“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充满主体意识的胸襟是他对孔子内圣学的继承和发展，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以天下唯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是后世士大夫阶层人格产生和延续的楷模。东海先生强调，儒家对天命，既知之、畏之、安之、顺之、也造之。天命即天命之性，天性，是人格的核心，尽心尽性，可以立命，可以造命，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人能弘道，弘道的过程，就是“援天下”的努力，就是自立我之命、造他人之命的过程。
东海先生不仅在义理上倡导我们以大无畏精神改造个人命运、他人命运和国家民族之命运，他更在行动上对社会上的不平、丑陋和邪恶现象口诛笔伐，以“仁者无敌”般的英雄气概毫不留情地挑战貌似强大的利益集团，鞭笞社会时弊，维护儒家尊严，为弱势群体奔走、呐喊。在中国，这种堂吉诃德式的独立精神比那些俯首帖耳，只知一味歌功颂德唱赞歌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更比海内外那些终身只为SCI 指数、职称评定和经费积累而沽名钓誉、苟且偷生、甚至甘心为不良利益集团助纣为虐的专家群体们高尚千万倍！习、李政府接任以来，许多有利于民生的政策逐渐得以落实，传统文化的地位得以不断认同和提升，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不断的改善，这些进步和改良的落实，离不开东海先生这样具有赤子之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和舍身奋斗。
在海外，东海先生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精神也感染了无数具有赤子之心的海外学子，他们将自己的所学与技能与国家之发展，人民的之福德，民族之昌盛和世界之大同联系起来。善与人同，乐取于人，这样的教诲对我人生的方向和事业的取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超越小我、实现大我，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成为了我个人不断成长的坚定理想。
医学关乎生老病死，生命本质与终极关怀，超越一般的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医学领域的学者，几十年间目睹了、参与了该学科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素来重视精神道德、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对个人健康的影响，信奉“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和健康观。形成于上世纪之初的现代医学，将医学狭隘的界定于生化科学之内，不可避免的陷入“唯科技主义”的歧路，始终受制于商业既得利益的左右。在现代西方，医源性疾病和死亡率大幅度上升；慢性、身心类疾病和衰退性疾病蔓延，许多地区根本无法承受急速而持续增长的医疗资源支出。在中国，除了面临和西方同样的困境之外，医患关系全面紧张，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医疗腐败触目惊心。由于一味的崇洋媚外，短视而无知的医疗政策制定者们竟然将汉代时期就已具有完整体系、为数千年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卓越贡献的华夏整体生命科学贬低并沦落为一种西方医学的辅助医学，或另类疗法。历届多少个热爱中华医学文化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们被贬低为西方跨国药厂的药品推销员；多少个考取了中医药院校的硕士和博士生们无法全面和系统的体悟中华生命科学的精髓，无奈地被驯化为不伦不类的现代生化医学技术人员。近几十年，为了走出现代医学的困境，西方不少医学精英们开始倡导和推广“整合医学”，希望借助东方的整体生命科学和西方被边缘化的自然医学改良现存的医疗体系。国内一些著名医学科学家，包括部分有担当的学科院士，顺应此潮流的发展，也开始倡导和推动“整合医学”的发展。我为此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谨慎”是因为现今蔚为壮观的西方“整合医学”还无法带领现代医疗体系走出困境，其根本原因就是尽管西方医学精英们开始重新审视、评价和接受不同文化和传统中的各种疗法，他们还没有充分展现出对中华宇宙生命科学的真诚与虔诚。“形而上之为之道；形而下之为之器”中华传统文化将生命视作在道、气、象、形、和器在不同维度和层次的展现，尽管近几十年，西方主流医学也做出了从“器”向更高层面延伸的努力，例如功能医学的问世等，但是其核心思想和主要技术趋向（靶向治疗、基因干预、干细胞疗法等）依然局限在“器”的层面；西方现代医学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们及其附庸们的巨大商业利益和惯性，从根本上排斥世界许多优秀的医学文化中、尤其是传统中医文化中那些简、便、易、廉的自然疗法。“乐观”是因为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高度智慧的生命科学家们，虽然他们中的多数还在主流医疗研究和教育体系之外，他们对东方生命科学的觉知、认识与掌握在不断提升，随着机缘的成熟，在合理的借鉴现代科技成就的基础之上，他们完全可以带领我国医疗同仁开创出挽救现代人疾病困扰的新医学。
2004年，我获得了美国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但是面对一个日益技术化、枝末化、和逐渐失去人文内涵的医疗体系，我无法在这个被SCI标准所驾驭一切的学术体制内的“铁饭碗”荣誉中充分感受到东海先生所描绘的孟子大丈夫般的自信、自贵、自尊与自强。我选择了放弃这份荣誉，转而系统学习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如饥似渴的学习、翻译、比较和验证世界其它文化中和传统中医相辅相成的合乎自然规律的各种医学体系和诊疗模式，试图在结合传统中华生命科学中“天人合一”的系统思维观和其它西方自然医学的基础上，探索一种融摄个体生理、心理、精神、社会和环境等健康层面、纠正以科技为核心的康疗观念，以无毒副作用和非侵入性治疗为主要康疗手段，以其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医学思路。在世界其它优秀医学文化中，也蕴含着非常丰富和珍贵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例如印度的吠陀医学，欧洲的和疗医学（homeopathy），美洲原住民草药学等。由于现代医学一家独大相关既得利益盘根错节，这些医疗体系被极度打压、甚至边缘化。在历史上，它们与传统中医遥相呼应，为人类的健康与繁衍功不可没。去年，我们汇集了8位东西方志同道合的医学同仁，出版了《中道的医学》一书，期望进一步树立中华传统医学人文思想的地位，增强与将世界其它文化中自然医学的融合，探索切实可行的未来医学的新方向。东海先生欣然应许为该书作序，一万多字的长序中道尽“仁者寿”的内涵，道德品质与身心健康的密切关系。
东海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儒家追求的和谐，除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人之身心的和谐。身体的安全和健康，心灵的成熟和健美，则是身心和谐的重要保障。身心哪一方面出问题，和谐状态就会遭到破坏。传统中医中有神气形或精气神的概念，精气形都属于形而下之现象。至于神，如果理解为神志、心思、心力、精神乃至感觉情绪等等，仍是现象；如果理解为为“妙身心而为言”的元神，为“谷神不死”（《老子》）的神，那就是宇宙生命之本质，就是仁性。这也是人格的核心。成仁，就是成就最高人格。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万法归一、理一分殊、天人感应、民胞物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等等说法，似乎很深奥，其实皆常理。只要解悟了仁本妙理，一切就迎刃而解，砉然贯通。明白了天人合一的道理，对于唯物主义医学的错误就一目了然了。”
诚然，现代医学的弊端在儒家法眼中昭然若揭：慢性和衰退性疾病占据了现代疾病谱的八成，这些疾病源自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的投入仍然局限在侵入性治疗和长期控制症状的新药研发之上，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美国，医疗支出耗尽全国近五分之一GDP， 然而四千多万民众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众被肥胖症困扰。在中国，因病返贫成为许多家庭的噩梦，郑州市上万张病床的超无霸医院的建设和北京每月几十亿收入的知名医院的超荷运转并没有缓解民众看病难的危机，而世世代代被老幼妇孺所敬爱的医生居然成为了高危行业。我们批判现存医疗体系，绝非否定或排斥现代生物医学所取得的成就， 尤其是在应对创伤、急救、传染病、细菌感染和生化分析等方面的作用。生化医学和传统医学同属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智慧结晶，根本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但是，部分西方主流医学将健康定义为疾病控制的商业运作则必须得到纠正。在不远的过去，短视的政策制定者们将医疗（和教育）商业化，惠及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却让全中国民众付出惨重的健康和道义代价。所幸的是，这届中国政府去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纲要”明确提出了医疗改革的正确方向，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切实落实预防医学和全人康复医学，完善分级诊疗和医疗资源下沉，把健康融入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海内外有识之士们对这一届政府在未来医疗发展方向上所做的明智而正确的选择表示赞赏，期待能够汇集一切正能量，凝聚一切智慧，众志成城，顺利完成这次医学革新。为此，我和海内外一批医学同仁（台湾荣民总医学前医务长林承基教授，北美自然医科大学付海纳教授，自然医学杂志主编何永庆先生，安贞心外科主任刘东博士，著名中医李辛等）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政府号召，共同起草了新医学宣言，提出了完成这次医疗革新的一些具体途径：
1. 变疾病控制的医学(allopathy)为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的医学
以疾病控制为宗旨的医学体系罔顾精神生命、忽视生态环境，只能将建立在症状基础之上的疾病谱种类无限延伸。中华传统医学早在数千年前就智慧地将无尽的疾病归纳在深邃而简易的「阴阳」动态体系之中，从而将生命的定义简明地概括为 “精”（物质）、“气”（能量）、 “神”（信息）在一定时空中有序和合的表现。疾病的产生源于阴阳失调及社会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对生命动态平衡产生的影响，治疗的手段均以简易而有良效的“扶正祛邪”为根本原则。
早在1946年7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就对健康下了明确的定义：“健康不仅是躯体上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因此，如何遵循这一定义，有必要在东、西方现有的各类医学的基础上，融入自然哲学和人文思维，跳出对抗医学机械式地对抗思维与规范，以促进全人类的整体健康为首务。
2. 变生化医学科学为生命医学科学
生化科学在物质层面对“病症”给予控制，生命科学涵盖信息、能量、物质、精神、人文、社会和环境，应用系统论和全人思维，在患者自身医学人文基础之上，全面地提升个体体质、精神、意识和生命觉悟，使其不断成长，更加和谐和持续地融入社会与自然。
3. 变化学药物（drug）为天然食品（food）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强调“夫凡医道者， 当洞晓病源，以食治之；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7B.C）也有“食物即葯物，葯物即食物”的著名论断；东、西方的先贤都提纲挈领地概述了中国数千年“医食同源”的要旨。
4. 变对抗医学之药（drug）为自然医学之药（medicine）
生物医学对抗疗法（Allopathy）的药（drug）以症状压制为要务，通常导致患者终身服药、支付昂贵专利费用、承受众多毒副作用。中华传统医学根据药品的毒性和疾病的轻重缓急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而上品药大多数符合“适应原”原则：无毒副作用、广效性（即其作用不限于特定的组织、器官）、和正常化（即促使机体各个部分趋向整体动态平衡）是指引我们还医与民、还药于民的不二法则。
5. 变医生为导师；患者为自救者
自古以来，东、西方自然医学均将医生视为生命修复与生活实践之导师，视病如师，视病如亲。除非急诊与急救场合，治愈任何疾病都是在具有高度良知与精湛医术的良医指导之下的、患者积极而主动配合参与的生命修复和身心修炼过程。 医患双方都应重新认识疾病与自身的关系，以治疗（treatment）为康疗手段之一，在尽量无伤的前提下，以简便、有效的治愈（heal）为最终目标。
6. 变医疗教育为生活常识与健康习惯
中华传统文化信奉“尊道贵德”、“天人和德”，万经之首的《易经》是中华自然医学的哲学源头，传统士阶层“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期许，以及对普通百姓的“不知医不足以言孝”的要求，彰显著医疗教育与日常生活实践的高度融合。在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在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快速进入老龄社会的今天，除了急诊和大型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控，每个家庭都需要肩负起“人人医学”的职责，提升全民医疗素养，将医疗教育转化为日常的生活常识与健康习惯，才是应对老龄化、衰退性疾病年轻化和医疗费用不断攀升之正途。
7. 变医学科学为系统良能工程
良知为体，科技为用；科技不会永远停留在“分科而知其技”的发展阶段。现代量子物理学超越物我二分法，将观察者与观察物统一于同一场域，生命科学更大于医学科学，每个人都与生具有一种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源，儒家称之为“仁”，道家称之为“道”，佛家称之为“真如”，西圣称之为“生命力”（Vital Energy）,自然医学讲称之为“自然疗能”(medicatrix)，它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它是我们拯救这个世界和每一个居住在世界上的生灵的基础。
8. 变中华自然医学为世界自然医学
中华自然医学顺乎自然，应乎天地，依乎中道，适乎人情，合乎规律，通乎易理，感乎万物。凡以“中道”立国，华夏“仁本”立人，皆属「中华」文明。人类漫长的文明演变孕育了众多的自然医学体系（如印度的阿育吠陀，西欧的和疗医学与人智医学，美洲的草药医学等），它们信奉「天人合一」的宗旨，维持天、地、人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其理、法、方、药、食等皆与中华医学高度契合，相辅相成，故同属全人类的自然医学体系。
该宣言汇集了几代海内外医学学者的集体智慧，由东海先生和立品图书创建人黄明雨先生等人补充、修正。在去年联合国NGO峰会上，由著名心外科专家，“春苗基金会”创建人刘东博士向大会宣读，获得来自全球的参会者的好评，大会授予刘东博士《世界医学与人类健康杰出贡献奖》。如果可以将疾病控制的医学成功的转变为维护健康与和谐发展的新医学，则是国人之幸，世人之幸。中道文化将成为全球健康和医疗事业当之无愧的引领着。
为往圣续绝学
东海先生极度尊崇熊十力先生，在其极富开创性的新儒学构建基础之上，对传统儒学进行系统的传承、纠偏与提升。其日益完备的仁本主义和大良知学直承大易，遥接孔孟，融摄佛道而纠其空寂与虚静，借鉴自由主义和其它学说而超越其先天局限。东海先生指出：仁本主义既特别关注本心本性、本质生命，同时又极为重视人的肉体生命和意识生命。（前者与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有别，后者与佛道两家有异。）它同时具有“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正心诚意”的道德精神和“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精神（包含民主精神，是民主精神的最高阶段）。
仁光普照，无远弗届，宇宙万物，无不深入。识得仁本之人，即是有本之人，解得仁本之学，即是有体之学。随着仁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生命观和新文明观的逐渐普及，这将成为区别先进与落后、恒久与短暂、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准。仁本主义为我们树立了争取的价值观、生命观与宇宙观。让我们在这个资讯泛滥、思潮混乱、学说迷乱的时代，找到正确的前行方向。在《仁本主义大纲》一文中，东海先生扼要地对这一门极具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学说给予如下总结：
仁本主义在哲学上以心物一元论兼容唯心与唯物并纠其偏误。在本体界，仁超越心物，非心非物又亦心亦物-----兼具心物两种性质；在现象界，心物一元体现在心中有物、物中有心、离心无物、离物无心。“心物一元”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共有的观点，但是佛道两家偏于“心”的一面，轻视实质的世界和社会制度建设，容易导致眈空滞虚。源于《易经》的儒家“心物一元”论最为圆正。格物致知，面向物质世界，充满科学精神；正心诚意，解决心灵问题，提升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善社会制度、法制与准则。
仁本主义在本性上坚持人类本性至善、习性多恶。法律和制度必须以仁为本，否则就会流于恶法苛政。仁本主义在体用上坚持“体用不二”原则：本体现象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知行不二；成己成物不二。
仁本主义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都倡导中庸之道；在信仰上坚持良知信仰，反对神本主义，同时主张生佛同等、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反对心外拜神。
仁本主义在自他问题上合理兼顾利己与利他，二者皆是人的本能；亲亲仁民爱物，有秩序而无极限；以天下主义包容而又纠正爱国主义之局限和民族主义之偏差。
仁本主义即重视人的肉体生命和意识生命，更关注人的本质生命。以科学精神追求物质文明和物质自由；以道德精神追求精神文明和道德自由；以王道精神追求政治文明和社会自由。科学研究，制度建设、道德修养“一体同仁”，共同将人类生命向至善的境界不断推进。
以上每一条哲理皆是大道理，大课题，对国家关乎国计民生；与个人关乎天性天命；于社会关乎长治久安；于科学关乎良智良能。本立而道生，东海先生由于参透了学问的根本，对各种学说拨乱反正，弹偏斥小；对各种争论辩才无碍，回小向大。他的文风，化繁如简，深入浅出，适合不同层次的和不同背景的人士。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积极的从各自的政治、社会、教育、科研、艺术、服务等各种实践活动中去致大良知，明宇宙生命系统本体之“明德”，我们就能不断提升社会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制度、复兴华夏文明、共创世界大同。
中国和世界需要更多的集古今中外文化之大成、为儒家继往开来、又能主动引领时代进步的大文化人。良知复兴运动的开展是时代的召唤，东海先生预言，一场席卷东西方的“良知风暴”将在各个领域降临。一批立足仁本主义，真切体悟到大良知学奥义，知行合一的大文化人已经开始涌现。
在传统医学领域，美国自然医科大学（National Univeristy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中医学院创院院长、德裔汉学家付海呐教授堪称楷模。他从历史和哲学的视角，应用华夏藏象理论和符号学手法，系统考证经典中医（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和相关历史文献（例如：管子，史记，尚书，礼记，吕氏春秋，山海经，焦氏易林，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史记，汉书，论衡，水经注等），构建了建立在汉代医者的宇宙观和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全面诠释十二经络体系以及其宏观与微观等时空环境关联的完整华夏宇宙生命模型。对于任何疾病（例如肺病）的治疗，古典中医的所有经“方”均从根植于百经之源的易经入手，以对应肺部的乾下坤上的“泰”卦象为起点， 以“正月”和“平旦”为时间准绳，以12经水之中的“黄河”为空间参照，以12属相之中之“寅虎”为生命力展现，以“内经”中“相傅之官”为功能标准，进一步结合相应的24节气、72物候和28星宿，从而判断患者的“肺”病理和生理的状态，构思治愈方法。付海呐教授本人在完成芝加哥大学东方文化博士专业之年罹患癌症，靠着对经典中医的信念、热爱与不断的切实体悟，他不但治愈了自身的绝症，也创建了一套治愈多种疑难杂症、包括诸多癌症的有效方法。许多世界各地被常规西医放弃治疗的患者在他的治疗下获得治愈。在美国自然医科大学（NUNM），付教授以博古通今、学贯东西的素养，尤其是对经典中医深刻的认识与体悟、传道授业，多年被评为“最能激发学生心智教师”奖，而在庞大繁杂的经典中医疗法之中，他最喜爱、最推崇的是王凤仪先生的性理疗法。容儒家的性与天道于生命实践、医疗服务，这位德国汉学家为世界范围内传统中医的传播与发扬光大做出了优异的表率。自2003年始，我有幸跟随付教授研究经典中医并在他的激励之下，将与经典中医相辅相成的西方自然医学“和疗医学”介绍给国内同行。“墙内开花墙外香”，当国内所有中医院校还在不断压缩经典中医文献课程、自断其根，在教学、科研和临床上竭力逢迎生化医学之时，真正的华夏传统医学却在西方深入人心、大放异彩。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医学和教育政策制定者不识自身文化之本， 缺乏文化自尊与自信之故。
（略两节）
为万世开太平
东海先生在《万物一体论》中指出，生命小宇宙，宇宙大生命。儒道释三家均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宇宙人生为一源，这是中华文化的高度智慧与鲜明特征。《易经》是儒家“万经之首、大道之源”。由伏羲制挂、文王系辞、孔子十翼而完成。易理也，仁义也，“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将易经之理付诸于社会实践，造福天下苍生。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张载的“民胞物与”；阳明的“天地万物一体为仁”都是儒家“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一贯之道。在前不久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重要的主题演讲，这篇演讲以”人类共同体“为主题，历陈贸易保护主义弊端，倡导全球一体化、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度难关。该演讲赢得了参会者数十次热烈的掌声。习近平讲到：
“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不少参会者和评论员将这篇演讲视为划时代的杰作，它向世界宣告，面对当前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会对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稳定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更重要的是，它也清晰的表明，继16世纪开始延续了数个世纪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文化大融合之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其价值体系再次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当今举世瞩目的焦点。“本立而道生”，只有立足本国传统文化，才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在论述中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智慧光芒传统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在其执政实践中，更是自觉地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当作“根”与“魂”，并将其设置在治国理念的框架之中，“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这在历届中共领导人中并不多见，如能贯彻落实，实乃中华之幸，世界之福！东海先生始终认为，儒家传统是超越历史的、早熟的文化传统，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提升，“仁民爱物”的博爱观，“众生、本性平等”的平等观，必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对人类社会永续、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华夏文明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十多年前，我初次在网络上结识东海先生，是被他的诗词所吸引，在这个诗人沉默的时代，诗意匮乏的世界，东海先生的诗词清新而深邃、悲壮而柔情、意远而优美。一年前他来黄山小憩数日，我让他从众多的诗词作品中挑选出他最喜爱的一首，他半认真半戏谑地念出两句话：
“我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我走的时候，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谁！”
伟哉！东海先生！朗朗乾坤，良知灿发，仁者无敌，自天佑之！
丁酉年 春节
于三亚 亚龙湾 喜舍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2-01-31 06:3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