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一切集体本位，全面弘扬仁本文化---重点批判民族主义
余东海
一
主义即本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天下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范畴。集体主义落实到经济上，就是公有制，是通往极权主义的捷径；落实到政治上，必然形成极权制度和特权阶级。
在政治上，集体主义都善于牺牲个体，包括个体的权利、利益和生命。不仅弱势群体容易遭灾受屈，特权阶级也难免受苦受难。在整体上，后者的苦难和后患更为深重，下场普遍悲惨。故东海无数次强调，极权主义没有赢家。 作为一种学说，集体主义蔽于集体而不知人，更不知仁。故集体主义必不讲人权和仁德，讲也是空讲。集体主义之本质就是与人本主义、仁本主义格格不入的。
既然以集体为本，就不可能再以人为本，更不可能以仁为本，就不可能真正重视人权保障和道德建设，这是必然之理。集体主义之人物之政治，最好也很有限，坏起来没有底，根本因在此。
某些集体主义者，或有一定的爱心和德行，那不是集体主义好，而是其人良知没有被集体主义彻底遮蔽。如果良知被彻底遮蔽，其人就会恶透而不可救药，以集体的名义为非作歹而无所忌惮。
野心家阴谋家都喜欢鼓吹集体主义，不好不坏的庸众最容易上当受骗，变成集体主义分子，成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其名著《乌合之众》中提醒：“不要轻易地成为集体的一份子，这样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即使你以为自己只不过是随声附和了一下而已，实际上你已经成了帮凶。”
这种乌合之众貌似不坏，其实已经坏了，手上或嘴上沾了血。它们帮助极权主义危害正义、迫害同胞，也帮助特权阶级奴役自己。
一些学者误以为儒家是民族主义，一些汉族主义者亦强词夺理攀缘儒家文化。有汉族主义者将亲亲视为民族主义原理，这就意味着将亲亲之义推之于民族，以亲亲和门内之治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
试问，对于汉族中的暴君乱贼邪教怎么办？如果同意义刑义杀义战，就不应该否定曾文正公。如果不同意，那又该怎么办？
其实，儒家是将亲亲与仁民、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区别开来的。
有汉族主义者言：“民族主义至简，以亲内震外可以概之矣！和诸夏，震四夷。四夷震慑，诸夏安宁！”亲内震外，此言非常正确，然此非民族主义所能，唯仁本主义才能做到。王船山先生说：
“故仁者，亲内者也，内亲而外望恩，外亲而内先怨矣；义者震外者也，外震而内知威，内震而外犹亿其中之未宁也。故伐狁而蛮荆威。藉伐蛮荆，蹙蛮荆，覆蛮荆，狁视之，犹剑首之一吷耳。（《诗广传》）
这就是仁者之言，仁本主义的观念，与民族主义毫无干系。任何民族主义包括汉族主义，一旦落到实处，必然背道而驰，“轻内狰外”，轻视国民之人权，积怨于内；狰狞面目于异族，树敌于外！这是所有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天性，没有例外。
儒家反对民族主义，并非不爱民族，而是儒家的爱、包括对民族的爱，最为正确。儒学即仁学，儒者即仁者，仁本主义者，仁必有爱，仁必能爱。儒家的爱就是仁爱，仁者爱人，仁政爱民。仁爱具有至高无上的三性：真实性，正确性，适宜性。
真实则不虚，其爱本于仁性良知，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没有丝毫虚情假意。正确则无误，发而中节，一不会偏，二不会错。
《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对于所亲爱的人会有偏爱，对于所鄙弃的人会有偏恶，对于所敬畏的人会有偏向，对于所怜悯的人会有偏袒，对于所轻慢的人会有偏见，这都是偏。唯仁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此之谓不会偏。
《礼记檀弓上》说：“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爱人也以姑息，就是错爱，错误的爱。爱人也以德就是正爱，正确的爱。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爱好正人君子，就是正爱。此之谓不会错。
仁爱的适宜性，表现为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人制宜集中表现为爱有差等，即爱的差等性和有序性，有秩序，有次序。仁者爱人，对亲人、友人、陌生人有差等；仁政爱民，对本国之民和外国之民有差等。
二
清末民初以来，政治界、思想界不少人将民族主义、汉族主义者的头衔冠于王夫之先生，不是无知误解，看朱成碧；就是有意曲解，鱼目混珠。
王夫之思想中，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但始终坚持中道文化、王道政治的原则立场，与汉族主义判若鸿沟。故深得魏源、陶澍、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等等清朝大儒名儒的赏赞和盛评。如果他是汉族主义者，这些清儒尤其是曾文正公根本不可能赞肯之。
《清史稿•王夫之传》开头就记载了王夫之从张献忠军中营救其父之事：“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张献忠，汉族也。执其父以为质，就是要王夫之为其所用。如果王夫之是汉族主义者，何必如此。
《清史稿•王夫之传》又记载：“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吴三桂，亦汉族也，王夫之同样不肯为其所用。
曾文正公在幕府里设有采访忠义局、编书局等机构，旨在表彰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的官绅，以激励军人世人与洪杨帮对抗。编书局初设于安庆，后移往金陵。
金陵书局出版图书三十一部，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刘毓松的主持下，刊刻了《王船山遗书》。当时高举汉族主义大旗、席卷半个中国的洪杨帮刚被扑灭，各地余孽不少。如果王夫之是汉族主义者，有汉族主义思想，曾国藩、曾国茎和金陵书局是绝对不敢公开刊刻其著作的。
汉族主义思潮肇端于明朝后期，至晚清而炽盛。汉族主义群体有个持之以恒、至今不衰的宿习恶疾：勇于伪造史料。多年前有人弄了一堆关于曾文正公屠城杀降的资料让我看，略略浏览，感觉不实，但也没有时间精力兴趣考辨之。
但曾文正公确对洪杨帮勇于杀戮，曾在信中鼓励其九弟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汉族主义分子以此攻击曾文正公为屠夫，不少人也以好杀为曾公之疵。王健同道就认为：“王阳明先生的做法或许更可取。一是首恶必诛，宣明其不可宽赦之缘由。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次恶人员，如诚意弃恶从善，可戴罪立功；第三，对于胁从人员，也晓以理情与利害，愿弃暗投明者，既有言辞劝勉，又帮助缓解生活困境，避免其故态复萌，并责令地方官府和乡党邻里做好约束监督。”
东海以为，曾文正公与王文成公所面对的贼，性质大不同，故因应方式亦因之而异。王公面对的贼是政治性的叛贼和一般的山贼，邪恶程度有限，尤其是胁从者，晓以理情与利害，自有效果。
而曾公面对的是邪教信仰武装起来的长毛贼，与恐怖分子一样，凶残奸诈无以伦比，诡计诈降防不胜防，非常情常理和利害所能打动。又在战时，不易详辨，欲晓以理情，教而后诛，无异于拿广大将士生命冒险。曾公又为自己的仁慈松弛吃了不少大亏。大开杀戒，当属无奈，也在情理之中。
有一条东海律：最坏的坏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人。一般坏人都知道自己是坏人，经过邪说洗脑的坏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就像畜生不知道自己是畜生一样。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典型。故它们作起恶、犯起罪、造起孽、害起人来，往往理直气壮、居高临下、气贯长虹，充满不可思议的自豪感正义感！
我相信，曾文正公也是吃过大亏而九死余生之后，才深深认识到，对武装起来的邪教分子，来不得一点手软和绥靖。
曾在东海客厅发了一个思考题：
对于哈马斯、塔利班、伊斯兰国之类恐怖主义势力，可以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方式，首恶必诛，胁从不问。这也是《尚书》的方式，“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其二是曾文正公的方式，大开杀戒，一个不漏。你认为，对于恐怖主义势力，哪一种方式更加合情合理合乎王道原则？
三
在政治上，一切民粹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不好的，都应该与两极主义一起打倒。在政治上，只有两种文化体系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和主导思想：一种是仁本主义，一种是人本主义。此外都是邪说邪道和绝路！
人类文明有多种形态，有仁本主义、人本主义、君本主义、集体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等等形态。其中，仁本文明是最优和最后形态，人本文明是次优和过渡形态。其余文明形态和政治模式，都是负面形态，是从负面来玉成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此之谓也。
人本主义文化品质是最不坏的，但不够好，不明性与天道，缺乏道德资源，其文化和政治品质都需要提升。唯仁本主义有资格提升之，但目前没这个能力。必须等到中国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仁本主义文明之后，才能具备这个能力。
注意两点。其一、仁本文明对于人本文明的赶超，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先迎头赶上，并驾齐驱，在自由竞争中逐渐超越之，同化之，取而代之，实现大同。那是仁本主义文化教育、政治影响、道德教化的水到渠成，与武力征服无关。仁本主义武力征服的对象是、也只能是邪恶势力。
其二、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有深厚的历史交情。关于人本主义，这里说明三点：
一、西方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和现代文明的哲学背景是人本主义，现代文明可称为人本主义文明。二、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都属于人本主义范畴，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五种价值观，可称为人本主义五常道：三、人本主义思潮是神本主义宗教压制之下诞生的，同时深受儒家文化和文明的影响，可以说，儒家为西方人本主义充当了助产婆，甚至可以说，仁本主义是人本主义的上位法。
没有仁本主义就没有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没有礼乐制度就没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
仁者爱人，然后爱族；仁政爱民，自然爱国；先爱中国，然后天下。爱族爱国的最好方式，是仁化民族、儒化中国。这是仁人义士的历史性责任。东海将为此尽心尽力，不惜生命。何时成功，生前能否成功，听天由命！ 仁本文明只能由仁本文化开出来。仁本文化与仁本圣贤一样具有三最性，最中正，最普适，最吉祥。仁本文化就是天道文化。仁本文明即王道文明，最高境界是大同，即天下归仁、万国咸仁的时代。2021-7-21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儒家网
余东海
一
主义即本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天下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范畴。集体主义落实到经济上，就是公有制，是通往极权主义的捷径；落实到政治上，必然形成极权制度和特权阶级。
在政治上，集体主义都善于牺牲个体，包括个体的权利、利益和生命。不仅弱势群体容易遭灾受屈，特权阶级也难免受苦受难。在整体上，后者的苦难和后患更为深重，下场普遍悲惨。故东海无数次强调，极权主义没有赢家。 作为一种学说，集体主义蔽于集体而不知人，更不知仁。故集体主义必不讲人权和仁德，讲也是空讲。集体主义之本质就是与人本主义、仁本主义格格不入的。
既然以集体为本，就不可能再以人为本，更不可能以仁为本，就不可能真正重视人权保障和道德建设，这是必然之理。集体主义之人物之政治，最好也很有限，坏起来没有底，根本因在此。
某些集体主义者，或有一定的爱心和德行，那不是集体主义好，而是其人良知没有被集体主义彻底遮蔽。如果良知被彻底遮蔽，其人就会恶透而不可救药，以集体的名义为非作歹而无所忌惮。
野心家阴谋家都喜欢鼓吹集体主义，不好不坏的庸众最容易上当受骗，变成集体主义分子，成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其名著《乌合之众》中提醒：“不要轻易地成为集体的一份子，这样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即使你以为自己只不过是随声附和了一下而已，实际上你已经成了帮凶。”
这种乌合之众貌似不坏，其实已经坏了，手上或嘴上沾了血。它们帮助极权主义危害正义、迫害同胞，也帮助特权阶级奴役自己。
一些学者误以为儒家是民族主义，一些汉族主义者亦强词夺理攀缘儒家文化。有汉族主义者将亲亲视为民族主义原理，这就意味着将亲亲之义推之于民族，以亲亲和门内之治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
试问，对于汉族中的暴君乱贼邪教怎么办？如果同意义刑义杀义战，就不应该否定曾文正公。如果不同意，那又该怎么办？
其实，儒家是将亲亲与仁民、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区别开来的。
有汉族主义者言：“民族主义至简，以亲内震外可以概之矣！和诸夏，震四夷。四夷震慑，诸夏安宁！”亲内震外，此言非常正确，然此非民族主义所能，唯仁本主义才能做到。王船山先生说：
“故仁者，亲内者也，内亲而外望恩，外亲而内先怨矣；义者震外者也，外震而内知威，内震而外犹亿其中之未宁也。故伐狁而蛮荆威。藉伐蛮荆，蹙蛮荆，覆蛮荆，狁视之，犹剑首之一吷耳。（《诗广传》）
这就是仁者之言，仁本主义的观念，与民族主义毫无干系。任何民族主义包括汉族主义，一旦落到实处，必然背道而驰，“轻内狰外”，轻视国民之人权，积怨于内；狰狞面目于异族，树敌于外！这是所有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天性，没有例外。
儒家反对民族主义，并非不爱民族，而是儒家的爱、包括对民族的爱，最为正确。儒学即仁学，儒者即仁者，仁本主义者，仁必有爱，仁必能爱。儒家的爱就是仁爱，仁者爱人，仁政爱民。仁爱具有至高无上的三性：真实性，正确性，适宜性。
真实则不虚，其爱本于仁性良知，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没有丝毫虚情假意。正确则无误，发而中节，一不会偏，二不会错。
《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对于所亲爱的人会有偏爱，对于所鄙弃的人会有偏恶，对于所敬畏的人会有偏向，对于所怜悯的人会有偏袒，对于所轻慢的人会有偏见，这都是偏。唯仁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此之谓不会偏。
《礼记檀弓上》说：“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爱人也以姑息，就是错爱，错误的爱。爱人也以德就是正爱，正确的爱。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爱好正人君子，就是正爱。此之谓不会错。
仁爱的适宜性，表现为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人制宜集中表现为爱有差等，即爱的差等性和有序性，有秩序，有次序。仁者爱人，对亲人、友人、陌生人有差等；仁政爱民，对本国之民和外国之民有差等。
二
清末民初以来，政治界、思想界不少人将民族主义、汉族主义者的头衔冠于王夫之先生，不是无知误解，看朱成碧；就是有意曲解，鱼目混珠。
王夫之思想中，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但始终坚持中道文化、王道政治的原则立场，与汉族主义判若鸿沟。故深得魏源、陶澍、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等等清朝大儒名儒的赏赞和盛评。如果他是汉族主义者，这些清儒尤其是曾文正公根本不可能赞肯之。
《清史稿•王夫之传》开头就记载了王夫之从张献忠军中营救其父之事：“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张献忠，汉族也。执其父以为质，就是要王夫之为其所用。如果王夫之是汉族主义者，何必如此。
《清史稿•王夫之传》又记载：“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吴三桂，亦汉族也，王夫之同样不肯为其所用。
曾文正公在幕府里设有采访忠义局、编书局等机构，旨在表彰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的官绅，以激励军人世人与洪杨帮对抗。编书局初设于安庆，后移往金陵。
金陵书局出版图书三十一部，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刘毓松的主持下，刊刻了《王船山遗书》。当时高举汉族主义大旗、席卷半个中国的洪杨帮刚被扑灭，各地余孽不少。如果王夫之是汉族主义者，有汉族主义思想，曾国藩、曾国茎和金陵书局是绝对不敢公开刊刻其著作的。
汉族主义思潮肇端于明朝后期，至晚清而炽盛。汉族主义群体有个持之以恒、至今不衰的宿习恶疾：勇于伪造史料。多年前有人弄了一堆关于曾文正公屠城杀降的资料让我看，略略浏览，感觉不实，但也没有时间精力兴趣考辨之。
但曾文正公确对洪杨帮勇于杀戮，曾在信中鼓励其九弟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汉族主义分子以此攻击曾文正公为屠夫，不少人也以好杀为曾公之疵。王健同道就认为：“王阳明先生的做法或许更可取。一是首恶必诛，宣明其不可宽赦之缘由。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次恶人员，如诚意弃恶从善，可戴罪立功；第三，对于胁从人员，也晓以理情与利害，愿弃暗投明者，既有言辞劝勉，又帮助缓解生活困境，避免其故态复萌，并责令地方官府和乡党邻里做好约束监督。”
东海以为，曾文正公与王文成公所面对的贼，性质大不同，故因应方式亦因之而异。王公面对的贼是政治性的叛贼和一般的山贼，邪恶程度有限，尤其是胁从者，晓以理情与利害，自有效果。
而曾公面对的是邪教信仰武装起来的长毛贼，与恐怖分子一样，凶残奸诈无以伦比，诡计诈降防不胜防，非常情常理和利害所能打动。又在战时，不易详辨，欲晓以理情，教而后诛，无异于拿广大将士生命冒险。曾公又为自己的仁慈松弛吃了不少大亏。大开杀戒，当属无奈，也在情理之中。
有一条东海律：最坏的坏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人。一般坏人都知道自己是坏人，经过邪说洗脑的坏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就像畜生不知道自己是畜生一样。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典型。故它们作起恶、犯起罪、造起孽、害起人来，往往理直气壮、居高临下、气贯长虹，充满不可思议的自豪感正义感！
我相信，曾文正公也是吃过大亏而九死余生之后，才深深认识到，对武装起来的邪教分子，来不得一点手软和绥靖。
曾在东海客厅发了一个思考题：
对于哈马斯、塔利班、伊斯兰国之类恐怖主义势力，可以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方式，首恶必诛，胁从不问。这也是《尚书》的方式，“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其二是曾文正公的方式，大开杀戒，一个不漏。你认为，对于恐怖主义势力，哪一种方式更加合情合理合乎王道原则？
三
在政治上，一切民粹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不好的，都应该与两极主义一起打倒。在政治上，只有两种文化体系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和主导思想：一种是仁本主义，一种是人本主义。此外都是邪说邪道和绝路！
人类文明有多种形态，有仁本主义、人本主义、君本主义、集体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等等形态。其中，仁本文明是最优和最后形态，人本文明是次优和过渡形态。其余文明形态和政治模式，都是负面形态，是从负面来玉成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此之谓也。
人本主义文化品质是最不坏的，但不够好，不明性与天道，缺乏道德资源，其文化和政治品质都需要提升。唯仁本主义有资格提升之，但目前没这个能力。必须等到中国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仁本主义文明之后，才能具备这个能力。
注意两点。其一、仁本文明对于人本文明的赶超，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先迎头赶上，并驾齐驱，在自由竞争中逐渐超越之，同化之，取而代之，实现大同。那是仁本主义文化教育、政治影响、道德教化的水到渠成，与武力征服无关。仁本主义武力征服的对象是、也只能是邪恶势力。
其二、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有深厚的历史交情。关于人本主义，这里说明三点：
一、西方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和现代文明的哲学背景是人本主义，现代文明可称为人本主义文明。二、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都属于人本主义范畴，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五种价值观，可称为人本主义五常道：三、人本主义思潮是神本主义宗教压制之下诞生的，同时深受儒家文化和文明的影响，可以说，儒家为西方人本主义充当了助产婆，甚至可以说，仁本主义是人本主义的上位法。
没有仁本主义就没有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没有礼乐制度就没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
仁者爱人，然后爱族；仁政爱民，自然爱国；先爱中国，然后天下。爱族爱国的最好方式，是仁化民族、儒化中国。这是仁人义士的历史性责任。东海将为此尽心尽力，不惜生命。何时成功，生前能否成功，听天由命！ 仁本文明只能由仁本文化开出来。仁本文化与仁本圣贤一样具有三最性，最中正，最普适，最吉祥。仁本文化就是天道文化。仁本文明即王道文明，最高境界是大同，即天下归仁、万国咸仁的时代。2021-7-21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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