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与豪杰难兼得-----东海客厅论义利
余东海
东海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邪恶之徒义利双昧。
义利之辨是儒学重大课题之一。关于义利，董子有句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言出自《汉书董仲舒传》，是董子为江都相时答江都王之言。
董子原话是：“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董言略有不确。孔子对管子齐桓颇有肯定，多次赞管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亦赞齐桓“正而不谲”。故孔子于霸道虽有批评，并未完全否定。
东海当年曾将董子名言擅改为：“正其谊再谋其利，明其道再计其功。”自以为更高明，其实无必要。正义就是最大的利，一切利益之母体；明道就是最大的功，一切功德之核心。故不谋其利不计其功，而功利在其中矣。《大禹谟》说为政三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其义就是正其德。
利者义之和，义利不矛盾，利他利己一体两面，关键是要道义挂帅。儒家与利己主义不同有二：一、儒家利己但不许主义化，利己利他并重；二、儒家更强调道德利己，即道德成就，利益可以兼顾，不许第一。重在道德，就可以超越各种外在利益。当义利产生冲突的时候，为了成德，甘愿放弃利益。
利他利己都是良知的功能，唯利己性更为根本，故有“杨近墨远”之说。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赵岐注：“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孟子正义》)杨墨都有违于孔孟之道，然比较而言，杨朱派离孔孟之道较近。
古之学者为己。儒学是为己之学，为己必然利己，道德利己、道德上成就自己是最根本的利己。儒家道德追求特别强烈、持恒和真诚，根本原因也在此。这就是道德之根。假如道德追求在根本上无利可图或不利于己，追求道德就有违常情和人性，就不可普及不可持续。
儒家义利双高，论道义，固然天下第一；论利益，利他亦利己，利国亦利家，利益子孙后代。孔子团队中，不少人生前有名有位，死后瓜瓞绵绵。这种盛况，非诸子百家所能望尘，非中外任何学派所能比拟。反儒派法家墨家的命运和下场，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量避免做不利之事和无用功，是人之常情，君子小人的共识，不同在于对用的理解。小人喻于利，小人只知利益之用，不知道德之用，以道德为无用故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一般善人和士，或知道德局部性、表面性、浅层次之小用，不知其全方位、潜在性、深层次之大用。欲知道德之大用，非仁者不可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以居仁由义为最大的快乐、成就和利益，这是仁者的修养。但仁者不是一蹴可几的。作为仁者，要将他人引领上仁义之道，就有责任和义务把仁的好处、义的利益讲清楚。这本身就是开智和教育的需要。孟子见梁惠王说“何必曰利”，接着讲的就是仁义利国利君之大利。
或说孔子生前四处碰壁一生穷困仿佛丧家犬，可见学儒于己不利。这就像说中国历史一片黑暗一样无知。孔子生前虽无机缘实践王道，然于鲁国为大夫，在诸侯如大师，在众多弟子中更是极受尊崇，五福兼备。孔家绵延84代，嫡系子孙世代受到朝廷封赏，被称为天下第一家。论利益，孰大于是。
或说“圣人未尝虑及生物意义之子孙”云，门外话也。儒者四统并重，于道，重视道统；于政，重视政统；于学，重视学统；于家，重视血统。血统者，家族之谱系、生命之传承也。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三种不孝行为中，“不娶无子，绝先祖祀”是最大的不孝。
极权社会，按权分配是常态。无权阶级若欲发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特殊的能力，有罕见的机会，有权力的加持。
注意，我说发财是真正的发，如吴小晖们。拼死拼活挣个几百几千万，那不叫发财叫挣钱，挣扎的挣。真正的富豪大多低调或隐形，社会上所谓的富豪不少是假的，奴婢而已。或者身上满是把柄，没有一定的德业荫庇，出事是迟早的事。
不义之财，必有后患；财越不义，后患越大，付出的代价越大。《大学》悖入悖出这句话，堪称财富定律，普适于古今中西过现未。有过马邦生活经历者，在马邦曾经富豪者，对这句话的体会领悟应该是最深的。
我说德业荫庇，有深意在焉。特权可以给予加持，可以短暂荫庇，但后患也很大。关键时刻，唯有德业荫庇最有效。马邦商企界属于高危界，其中名家短则十几年年，长则几十年，后继前仆，源源不绝。极少数不倒翁或维持较久者，自有其相应的德业。有一定国学修养特别是儒家修养者，最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义利之辨不明，难免进退失据，甚至就此堕落。人是很容易堕落的，尤其是唯物时代，特别容易腐烂。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此言用于孔孟时代，或许过于严厉；用于东海时代，可谓一针见血！
或问：“难道仁人义士就只能一辈子受苦受穷吗？难道老老实实就不能发财致富了吗？”答：在正常社会应相反，仁人义士容易富贵，老老实实容易致富。在极权社会也不绝对，但可以肯定三点：一、天爵人爵有冲突，老实致富大不易；二、欲为富豪代价重，至少要牺牲说真话的快乐；三、随时做好奉献准备。
东海当年也曾进退失据：既想从大体又想发大财，既想做豪杰又想做富豪。国学的底子、老前辈的提醒和一定的眼界胸襟，让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当时自我要求就是大雄无畏，逆流而上，把一切豁出去！此后正道直行，真言直发，一路猖狂，一往无前，遇鬼杀鬼，遇神杀神！居然完完整整活到今天，而且圆成仁本主义体系，天恩高厚，我心欣慰，偶然回首来时路，雨雪风霜尽是诗。
当年爱看武侠小说，民国的港台的统统搜罗过目，最喜欢的是金庸。《鹿鼎记》中苏荃提醒韦小宝的一句话，曾经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苏荃说，又要做大英雄大豪杰,又要听粉头唱十八摸，这英雄也太易做了。（大意）
我遂把一个选择题放在自己目前：此生要么豪杰，要么富豪，二选一。无能力机会，这仅仅是个思考题。有一定能力和机会的时候，选择就是重大的人生考验。
欲集豪杰和富豪于一身，在正常社会，包括传统儒家社会和西方自由社会，完全可能；在不太反常的社会如孔孟时代，应该可能，子贡君子，不啻豪杰。但在极权社会，只能二选一。这个结论应该可以成立而作为东海律。
借用孟子的话说，富豪，我所欲也；豪杰，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富豪而取豪杰者也。人爵，我所欲也；天爵，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人爵而取天爵者也。唯愿为社会正常化，为建设一个“仁人义士容易富贵，老老实实容易致富”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当仁不让，此之谓也。2021-6-24
首发于东海客厅公众号
余东海
东海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邪恶之徒义利双昧。
义利之辨是儒学重大课题之一。关于义利，董子有句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言出自《汉书董仲舒传》，是董子为江都相时答江都王之言。
董子原话是：“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董言略有不确。孔子对管子齐桓颇有肯定，多次赞管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亦赞齐桓“正而不谲”。故孔子于霸道虽有批评，并未完全否定。
东海当年曾将董子名言擅改为：“正其谊再谋其利，明其道再计其功。”自以为更高明，其实无必要。正义就是最大的利，一切利益之母体；明道就是最大的功，一切功德之核心。故不谋其利不计其功，而功利在其中矣。《大禹谟》说为政三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其义就是正其德。
利者义之和，义利不矛盾，利他利己一体两面，关键是要道义挂帅。儒家与利己主义不同有二：一、儒家利己但不许主义化，利己利他并重；二、儒家更强调道德利己，即道德成就，利益可以兼顾，不许第一。重在道德，就可以超越各种外在利益。当义利产生冲突的时候，为了成德，甘愿放弃利益。
利他利己都是良知的功能，唯利己性更为根本，故有“杨近墨远”之说。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赵岐注：“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孟子正义》)杨墨都有违于孔孟之道，然比较而言，杨朱派离孔孟之道较近。
古之学者为己。儒学是为己之学，为己必然利己，道德利己、道德上成就自己是最根本的利己。儒家道德追求特别强烈、持恒和真诚，根本原因也在此。这就是道德之根。假如道德追求在根本上无利可图或不利于己，追求道德就有违常情和人性，就不可普及不可持续。
儒家义利双高，论道义，固然天下第一；论利益，利他亦利己，利国亦利家，利益子孙后代。孔子团队中，不少人生前有名有位，死后瓜瓞绵绵。这种盛况，非诸子百家所能望尘，非中外任何学派所能比拟。反儒派法家墨家的命运和下场，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量避免做不利之事和无用功，是人之常情，君子小人的共识，不同在于对用的理解。小人喻于利，小人只知利益之用，不知道德之用，以道德为无用故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一般善人和士，或知道德局部性、表面性、浅层次之小用，不知其全方位、潜在性、深层次之大用。欲知道德之大用，非仁者不可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以居仁由义为最大的快乐、成就和利益，这是仁者的修养。但仁者不是一蹴可几的。作为仁者，要将他人引领上仁义之道，就有责任和义务把仁的好处、义的利益讲清楚。这本身就是开智和教育的需要。孟子见梁惠王说“何必曰利”，接着讲的就是仁义利国利君之大利。
或说孔子生前四处碰壁一生穷困仿佛丧家犬，可见学儒于己不利。这就像说中国历史一片黑暗一样无知。孔子生前虽无机缘实践王道，然于鲁国为大夫，在诸侯如大师，在众多弟子中更是极受尊崇，五福兼备。孔家绵延84代，嫡系子孙世代受到朝廷封赏，被称为天下第一家。论利益，孰大于是。
或说“圣人未尝虑及生物意义之子孙”云，门外话也。儒者四统并重，于道，重视道统；于政，重视政统；于学，重视学统；于家，重视血统。血统者，家族之谱系、生命之传承也。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三种不孝行为中，“不娶无子，绝先祖祀”是最大的不孝。
极权社会，按权分配是常态。无权阶级若欲发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特殊的能力，有罕见的机会，有权力的加持。
注意，我说发财是真正的发，如吴小晖们。拼死拼活挣个几百几千万，那不叫发财叫挣钱，挣扎的挣。真正的富豪大多低调或隐形，社会上所谓的富豪不少是假的，奴婢而已。或者身上满是把柄，没有一定的德业荫庇，出事是迟早的事。
不义之财，必有后患；财越不义，后患越大，付出的代价越大。《大学》悖入悖出这句话，堪称财富定律，普适于古今中西过现未。有过马邦生活经历者，在马邦曾经富豪者，对这句话的体会领悟应该是最深的。
我说德业荫庇，有深意在焉。特权可以给予加持，可以短暂荫庇，但后患也很大。关键时刻，唯有德业荫庇最有效。马邦商企界属于高危界，其中名家短则十几年年，长则几十年，后继前仆，源源不绝。极少数不倒翁或维持较久者，自有其相应的德业。有一定国学修养特别是儒家修养者，最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义利之辨不明，难免进退失据，甚至就此堕落。人是很容易堕落的，尤其是唯物时代，特别容易腐烂。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此言用于孔孟时代，或许过于严厉；用于东海时代，可谓一针见血！
或问：“难道仁人义士就只能一辈子受苦受穷吗？难道老老实实就不能发财致富了吗？”答：在正常社会应相反，仁人义士容易富贵，老老实实容易致富。在极权社会也不绝对，但可以肯定三点：一、天爵人爵有冲突，老实致富大不易；二、欲为富豪代价重，至少要牺牲说真话的快乐；三、随时做好奉献准备。
东海当年也曾进退失据：既想从大体又想发大财，既想做豪杰又想做富豪。国学的底子、老前辈的提醒和一定的眼界胸襟，让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当时自我要求就是大雄无畏，逆流而上，把一切豁出去！此后正道直行，真言直发，一路猖狂，一往无前，遇鬼杀鬼，遇神杀神！居然完完整整活到今天，而且圆成仁本主义体系，天恩高厚，我心欣慰，偶然回首来时路，雨雪风霜尽是诗。
当年爱看武侠小说，民国的港台的统统搜罗过目，最喜欢的是金庸。《鹿鼎记》中苏荃提醒韦小宝的一句话，曾经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苏荃说，又要做大英雄大豪杰,又要听粉头唱十八摸，这英雄也太易做了。（大意）
我遂把一个选择题放在自己目前：此生要么豪杰，要么富豪，二选一。无能力机会，这仅仅是个思考题。有一定能力和机会的时候，选择就是重大的人生考验。
欲集豪杰和富豪于一身，在正常社会，包括传统儒家社会和西方自由社会，完全可能；在不太反常的社会如孔孟时代，应该可能，子贡君子，不啻豪杰。但在极权社会，只能二选一。这个结论应该可以成立而作为东海律。
借用孟子的话说，富豪，我所欲也；豪杰，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富豪而取豪杰者也。人爵，我所欲也；天爵，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人爵而取天爵者也。唯愿为社会正常化，为建设一个“仁人义士容易富贵，老老实实容易致富”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当仁不让，此之谓也。202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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