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何以内敛化----东海客厅论理学
一
东海随笔《汉唐儒和宋明儒》说：“论内圣功夫，程朱高于陆王。程朱甚正，陆王略偏。”这个观点我持之以久，理由有二。
其一、程朱的修养路径与孔子一脉相承。朱陆之争中，朱子以道问学为先，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云，下学上达，固当如是。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虽然不无道理，非常径也，偏离儒家正常的学习修养次第。
其二、程朱内圣外王并重，更符合儒家宗旨。陆王于外王方面，学术的深度、关怀的力度都不足。例如，王阳明将致知理解为致良知，压缩了大学八条目中的格致，导致格致精神淡化，儒学内敛化。
或说：“儒学的内敛化，不是阳明的问题，而恰恰是程朱的问题。比如朱子大学章句，把明明-德解为明-明德，把亲民解为新民。”
答：无论对明明德和亲民作何解释，都不会导致儒学内敛，不影响大学八条目之完整全面故。大学八条目，修身为本，格致诚正齐治平都是修身之法。格致侧重科学实践，诚正侧重道德实践（特指内在功夫），齐治平侧重政治实践。
宇宙万物包括自然、社会、人类自身都是儒家所格之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就是所致之知。格物是科学探索，科学是开发智慧，智慧通达道德。智到高处就是德。朱熹说：“格物所以明此心”，将科学与道学完全统一起来了。这也是儒家一贯思想，《大学》阐述尤透。
王阳明忽略了知识探索、积累和科学实践的重要性，忽略了格物致知对于修身的基础性，将格物致知等同于致良知，将内圣功夫压缩为诚正功夫。故东海说，王阳明导致儒学内敛化。
二
王阳明说：“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这是对“致知”一词的扩大化理解。
格致然后诚正，“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即“致吾心之良知”的功夫，致知只是其中之一。《大学》八条目进步有序，不能躐等，各有侧重，不能含混，也不能以“致知”囊括“诚意正心”而等同于致良知。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认为，行既可兼知，知亦可兼行，也是有偏差的。关于知行，王夫之既反对朱子的“先知后行论”，又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之说。他在《尚书引义》卷三中有这样一段话，指出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问题。他说：
“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将为格物穷理之学，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择之精、语之详，是知必以行为功也。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为歆，失不以为恤，志壹动气，惟无审虑却顾，而后德可据，是行不以知为功也。冥心而思，观物而辨，时未至，理未协，情未感，力未赡，俟之他日而行乃为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注意，船山与阳明大处并无大异，论及本体，都认同心物不二、心具众理之理。不过，阳明学确有不足，最大的不足是对“格物致知”的狭隘化、内敛化理解，影响了外王精神的发挥和修养功夫的全面。相对阳明无善无恶论、知行合一论，船山提出了至善无恶论、以行兼知论，理论更为圆融，功夫更为扎实。
然复须知，船山对阳明误解甚深，批判过度。例如，斥阳明附会圣说，阳儒阴释，都是误会。斥阳明学为明亡祸根，更是过分。王阳明内圣功夫不如程朱中正，亦不如王夫之扎实，然也不像王夫之批评的那样不堪。
或说：“内圣工夫是圣证量，不可以情意计度。”这是杂入了佛教的说法，用来讨论内圣外王问题，不对症也，非正论也。
道德言行不二，有其德必有其言，有其德必有其行，仁者必有其智其勇。内圣外王不二，有内圣功夫者，必有相应的外王关怀、追求和实践努力。故一个人内圣工夫的高低圆缺，可以通过其人的思想言行、特别是外王方面的言行来考证。
三
下面澄清两个对理学的误解误批。
贺麟认为新理学有支离、拉杂之弊。他说：“讲程朱而不能发展到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此言似是而非。讲程朱只要讲到位，自无支离之弊，何必发展到陆王；讲陆王只要讲到位，自无狂禅之忧，何必回复到程朱。
程朱和陆王，入手处和侧重点不同，但大同于孔孟之道，程朱从“道问学”入手，更为正宗。陆王认为程朱学说支离零碎不得要领，是误会。程朱认为陆王学说略嫌简略则是对的，但陆王本身也不至于偏到狂禅的地步。
社科院赵法生研究员说：“从天人合一重返天人之际。天人合一是宋明理学，心性本位过于拔高人的地位，心性膨胀导致缺乏对天的敬畏。天人合一与心物合一，还导致主客混同，不利于形成客观的科学思维。”
东海曰：天人合一、心性本位并非宋明理学的发明，而是儒家经典的原则义理。心性本位的心性即道心、天性、人之本性。但人之所以为人，还有人心、人性、后天习性在，有习性易恶的特点。儒家对此自有洞见，绝无缺乏敬畏和主客混同之虞。儒家强调的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和礼法建设，都是为了对治个体和社会恶习的；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亦有利于科学思维的形成。
吴钩说：“程颢、司马光、刘挚、王岩叟、朱熹，这类死板、死硬的道德理想主义者，若他们手握治国大权，必成祸害”云。
东海曰：恰恰相反，宋朝最大的悲剧和众多悲剧的根源，正是程朱未得重用，而且多次遭到迫害乃至严厉镇压。一般学者不明理学和宋史真相，攻击程朱，或情有可原，宋史宋学专家而如此不明事理，恶攻圣贤，真令人遗憾。
东海当年将元明清定位为偏统，受到吴钩猛烈批判，在新浪微博上讥我为余偏统。但我一直以为此君不无学识，对宋朝颇有研究，将来或有同道之时。待见其人恶攻程朱们，已不可教、不可近矣。2021-6-7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home?t=home/index&token=144169979&lang=zh_CN
一
东海随笔《汉唐儒和宋明儒》说：“论内圣功夫，程朱高于陆王。程朱甚正，陆王略偏。”这个观点我持之以久，理由有二。
其一、程朱的修养路径与孔子一脉相承。朱陆之争中，朱子以道问学为先，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云，下学上达，固当如是。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虽然不无道理，非常径也，偏离儒家正常的学习修养次第。
其二、程朱内圣外王并重，更符合儒家宗旨。陆王于外王方面，学术的深度、关怀的力度都不足。例如，王阳明将致知理解为致良知，压缩了大学八条目中的格致，导致格致精神淡化，儒学内敛化。
或说：“儒学的内敛化，不是阳明的问题，而恰恰是程朱的问题。比如朱子大学章句，把明明-德解为明-明德，把亲民解为新民。”
答：无论对明明德和亲民作何解释，都不会导致儒学内敛，不影响大学八条目之完整全面故。大学八条目，修身为本，格致诚正齐治平都是修身之法。格致侧重科学实践，诚正侧重道德实践（特指内在功夫），齐治平侧重政治实践。
宇宙万物包括自然、社会、人类自身都是儒家所格之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就是所致之知。格物是科学探索，科学是开发智慧，智慧通达道德。智到高处就是德。朱熹说：“格物所以明此心”，将科学与道学完全统一起来了。这也是儒家一贯思想，《大学》阐述尤透。
王阳明忽略了知识探索、积累和科学实践的重要性，忽略了格物致知对于修身的基础性，将格物致知等同于致良知，将内圣功夫压缩为诚正功夫。故东海说，王阳明导致儒学内敛化。
二
王阳明说：“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这是对“致知”一词的扩大化理解。
格致然后诚正，“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即“致吾心之良知”的功夫，致知只是其中之一。《大学》八条目进步有序，不能躐等，各有侧重，不能含混，也不能以“致知”囊括“诚意正心”而等同于致良知。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认为，行既可兼知，知亦可兼行，也是有偏差的。关于知行，王夫之既反对朱子的“先知后行论”，又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之说。他在《尚书引义》卷三中有这样一段话，指出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问题。他说：
“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将为格物穷理之学，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择之精、语之详，是知必以行为功也。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为歆，失不以为恤，志壹动气，惟无审虑却顾，而后德可据，是行不以知为功也。冥心而思，观物而辨，时未至，理未协，情未感，力未赡，俟之他日而行乃为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注意，船山与阳明大处并无大异，论及本体，都认同心物不二、心具众理之理。不过，阳明学确有不足，最大的不足是对“格物致知”的狭隘化、内敛化理解，影响了外王精神的发挥和修养功夫的全面。相对阳明无善无恶论、知行合一论，船山提出了至善无恶论、以行兼知论，理论更为圆融，功夫更为扎实。
然复须知，船山对阳明误解甚深，批判过度。例如，斥阳明附会圣说，阳儒阴释，都是误会。斥阳明学为明亡祸根，更是过分。王阳明内圣功夫不如程朱中正，亦不如王夫之扎实，然也不像王夫之批评的那样不堪。
或说：“内圣工夫是圣证量，不可以情意计度。”这是杂入了佛教的说法，用来讨论内圣外王问题，不对症也，非正论也。
道德言行不二，有其德必有其言，有其德必有其行，仁者必有其智其勇。内圣外王不二，有内圣功夫者，必有相应的外王关怀、追求和实践努力。故一个人内圣工夫的高低圆缺，可以通过其人的思想言行、特别是外王方面的言行来考证。
三
下面澄清两个对理学的误解误批。
贺麟认为新理学有支离、拉杂之弊。他说：“讲程朱而不能发展到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此言似是而非。讲程朱只要讲到位，自无支离之弊，何必发展到陆王；讲陆王只要讲到位，自无狂禅之忧，何必回复到程朱。
程朱和陆王，入手处和侧重点不同，但大同于孔孟之道，程朱从“道问学”入手，更为正宗。陆王认为程朱学说支离零碎不得要领，是误会。程朱认为陆王学说略嫌简略则是对的，但陆王本身也不至于偏到狂禅的地步。
社科院赵法生研究员说：“从天人合一重返天人之际。天人合一是宋明理学，心性本位过于拔高人的地位，心性膨胀导致缺乏对天的敬畏。天人合一与心物合一，还导致主客混同，不利于形成客观的科学思维。”
东海曰：天人合一、心性本位并非宋明理学的发明，而是儒家经典的原则义理。心性本位的心性即道心、天性、人之本性。但人之所以为人，还有人心、人性、后天习性在，有习性易恶的特点。儒家对此自有洞见，绝无缺乏敬畏和主客混同之虞。儒家强调的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和礼法建设，都是为了对治个体和社会恶习的；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亦有利于科学思维的形成。
吴钩说：“程颢、司马光、刘挚、王岩叟、朱熹，这类死板、死硬的道德理想主义者，若他们手握治国大权，必成祸害”云。
东海曰：恰恰相反，宋朝最大的悲剧和众多悲剧的根源，正是程朱未得重用，而且多次遭到迫害乃至严厉镇压。一般学者不明理学和宋史真相，攻击程朱，或情有可原，宋史宋学专家而如此不明事理，恶攻圣贤，真令人遗憾。
东海当年将元明清定位为偏统，受到吴钩猛烈批判，在新浪微博上讥我为余偏统。但我一直以为此君不无学识，对宋朝颇有研究，将来或有同道之时。待见其人恶攻程朱们，已不可教、不可近矣。20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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