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配为君子，不失为正人----东海客厅论康有为
清末儒家群体，问题很严重。保守派固然迂腐颟顸，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也是问题重重。康有为本人，为人骄狂浮躁，思想颇多偏倚，德智颇多缺漏。改良的大方向虽然不错，但具体方法措施手段和他们的智能才干都严重不配套，成事不足，自误误国。
德智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德智高圆，然在鲁国和列国所图不遂，复礼不成，不能重造国家、人民之命，失败原因在外也。然德智不足是万万不能的，王安石、康有为之失败，自身要承担重大责任。对于北宋之败亡，王安石要负全责；对于清朝之败亡，康有为要负半责以上。
戊戌维新失败，有内外双重原因，康有为自身思想、智能、品德问题又是内因的重中之重。东海随笔《儒家何以被驱离》曾经指出：
“清末儒家群体负不起历史性的改革责任。百日维新诸多措施不合时宜，废除科举制更是自绝于社会，也是自绝于儒家。兵围颐和园更是昏招。若是君明臣贤，圣贤君子在上，何至于此。康有为和以之为代表的维新派，见识不高，格局不大，德智不足，无力应对顽固派和西方文明的夹击，无力改良政治导良社会。”
或问：“以康有为代表道统，孙中山代表政统，熊十力代表学统，不知可否？”答：清朝覆亡，儒家退出政治领域，政统已绝，孙氏不足以代表之，孙氏只能代表国民党之政统。至于道统，康有为亦不足以代表之。唯以熊先生代表学统，可以。熊先生是新儒家群体中最优秀高明者。”
对于康有为，某些儒家赞誉过度，固非所宜；反儒派一味贬斥，更是错误。康有为学术粗疏，观点偏颇，不配为君子，然有一定的儒家修养，学术立足点颇正，已达儒士、正人级别。注意，正人级别的正，是一般性的正，士之小正，并非君子的中正和圣贤的大中至正。
儒家德性可分为士、君子、贤人、圣人四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为圣人。孔门十哲中，颜子、曾子大贤近乎圣，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贤，子夏、子贡、宰我、冉有、子游、子路等，或君子或正人。孔子之后，子思、孟子、程颢、朱熹近乎圣，周敦颐、张载、程颐、陆王为贤，曾国藩君子，康有为正人。
士有乡士、国士、天下士之别。康有为属于乡士。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万章》下）韩信曾被称为国士，鲁仲连曾被称为天下士。依据儒家标准，圣贤为天下士，君子为国士，正人为乡士。
周鲁厅友说：“南海康氏尝衍公羊之大义，著《大同书》一书，初欲藏之名山，秘不示人，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第二十四章）。然康氏之晚辈，则不知深浅，欲广而宣之。齐州之乱，今犹未已，前事未远，足以为鉴。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者，躁进之徒耳！由是观之，南海康氏之论公羊，未必全然不知儒者慎言之理，后世浅学之士，则不及远甚。”
东海曰：《大同书》的大问题不在过早广而宣之，而在《大同书》本身知见不正。其大同构想有违儒家精神和王道原则处多多，属于非礼的空想，与共产主义邪想精神投合，恰好充当了它的嫁妆。用周鲁的话说，康有为就是个“不知儒者慎言之理”的躁进之徒和浅学之士。若是中道君子所作《大同书》，任何时候都不妨广而宣之，对据乱世升平世，皆可有导良之功。
康有为学术粗疏混杂，但仍以孔学为万世法。其弟子概叹中国器物和制度不如人，文化亦不如人（梁启超1922年《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严重缺乏文化自信、动摇儒家立场矣。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偏离严重，这是康有为集团和大多数清儒的毛病，也是清朝的毛病，是导致清朝之中华度严重下降并最终衰败灭亡的根本因。百年来学界反过来将中国落后、清朝败亡归咎于儒家文化，岂不颠倒！2021-6-5余东海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home?t=home/index&token=1850253869&lang=zh_CN
清末儒家群体，问题很严重。保守派固然迂腐颟顸，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也是问题重重。康有为本人，为人骄狂浮躁，思想颇多偏倚，德智颇多缺漏。改良的大方向虽然不错，但具体方法措施手段和他们的智能才干都严重不配套，成事不足，自误误国。
德智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德智高圆，然在鲁国和列国所图不遂，复礼不成，不能重造国家、人民之命，失败原因在外也。然德智不足是万万不能的，王安石、康有为之失败，自身要承担重大责任。对于北宋之败亡，王安石要负全责；对于清朝之败亡，康有为要负半责以上。
戊戌维新失败，有内外双重原因，康有为自身思想、智能、品德问题又是内因的重中之重。东海随笔《儒家何以被驱离》曾经指出：
“清末儒家群体负不起历史性的改革责任。百日维新诸多措施不合时宜，废除科举制更是自绝于社会，也是自绝于儒家。兵围颐和园更是昏招。若是君明臣贤，圣贤君子在上，何至于此。康有为和以之为代表的维新派，见识不高，格局不大，德智不足，无力应对顽固派和西方文明的夹击，无力改良政治导良社会。”
或问：“以康有为代表道统，孙中山代表政统，熊十力代表学统，不知可否？”答：清朝覆亡，儒家退出政治领域，政统已绝，孙氏不足以代表之，孙氏只能代表国民党之政统。至于道统，康有为亦不足以代表之。唯以熊先生代表学统，可以。熊先生是新儒家群体中最优秀高明者。”
对于康有为，某些儒家赞誉过度，固非所宜；反儒派一味贬斥，更是错误。康有为学术粗疏，观点偏颇，不配为君子，然有一定的儒家修养，学术立足点颇正，已达儒士、正人级别。注意，正人级别的正，是一般性的正，士之小正，并非君子的中正和圣贤的大中至正。
儒家德性可分为士、君子、贤人、圣人四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为圣人。孔门十哲中，颜子、曾子大贤近乎圣，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贤，子夏、子贡、宰我、冉有、子游、子路等，或君子或正人。孔子之后，子思、孟子、程颢、朱熹近乎圣，周敦颐、张载、程颐、陆王为贤，曾国藩君子，康有为正人。
士有乡士、国士、天下士之别。康有为属于乡士。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万章》下）韩信曾被称为国士，鲁仲连曾被称为天下士。依据儒家标准，圣贤为天下士，君子为国士，正人为乡士。
周鲁厅友说：“南海康氏尝衍公羊之大义，著《大同书》一书，初欲藏之名山，秘不示人，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第二十四章）。然康氏之晚辈，则不知深浅，欲广而宣之。齐州之乱，今犹未已，前事未远，足以为鉴。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者，躁进之徒耳！由是观之，南海康氏之论公羊，未必全然不知儒者慎言之理，后世浅学之士，则不及远甚。”
东海曰：《大同书》的大问题不在过早广而宣之，而在《大同书》本身知见不正。其大同构想有违儒家精神和王道原则处多多，属于非礼的空想，与共产主义邪想精神投合，恰好充当了它的嫁妆。用周鲁的话说，康有为就是个“不知儒者慎言之理”的躁进之徒和浅学之士。若是中道君子所作《大同书》，任何时候都不妨广而宣之，对据乱世升平世，皆可有导良之功。
康有为学术粗疏混杂，但仍以孔学为万世法。其弟子概叹中国器物和制度不如人，文化亦不如人（梁启超1922年《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严重缺乏文化自信、动摇儒家立场矣。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偏离严重，这是康有为集团和大多数清儒的毛病，也是清朝的毛病，是导致清朝之中华度严重下降并最终衰败灭亡的根本因。百年来学界反过来将中国落后、清朝败亡归咎于儒家文化，岂不颠倒！2021-6-5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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