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赖特：美国大疫纪事：新冠悲剧背后的错误与挣扎（中）
发表于 2021 年 03 月 16 日 由 thchen
【原编者注：文章源自《纽约客》，作者：劳伦斯·赖特，编译，朱远奇。全文6万字，有很多以前外界不知道的细节，这可能也是纪录美国疫情最优秀的文字读本，此文为删节版，也是因为公号只能发最多5万字，全本请点击阅读原文，或输入网址caus.com查阅。】
5. 拉平曲线
“尽早采取措施，多管齐下，坚持长期措施”，永远是准则。
1989年，霍华德·马克尔医生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专攻儿科和医学史。在结婚一周年后的第一个月，他因癌症失去了妻子。马克尔开始在当地的一家艾滋病诊所做志愿者。他发现，帮助那些面临死亡的同龄人，或者他们的伴侣，是极大的安慰，“这是我整个临床生涯中最让人精神振奋的工作。”
马克尔的病人经常问他，“医生，你认为我会因为感染艾滋病毒而被隔离吗？”
他会回答说，隔离不适用于这种疾病。但是，意识到这些人害怕被关在门外，就像麻风病患者一样，他开始研究“隔离的用途和误用”。
他的第一本书讲的是1892年纽约市的两场流行病，一场是斑疹伤寒，一场是霍乱，犹太移民被认为是疫情爆发的罪魁祸首，许多人被送往隔离岛。
在2000年初，马克尔研究了那些在1918年大流感期间基本上关闭了大门的“逃避”社区，其中包括科罗拉多州的甘尼森和匹兹堡的一所盲人学校。那里面的人几乎毫发无损地从传染病中幸存下来。
2006年，马克尔与马丁·塞特隆继续他在1918年大流感方面的研究工作，塞特隆现在是疾控中心全球移民和检疫部门的负责人。在一项由乔治·布什政府开展的活动中，塞特隆和马克尔应邀帮助确定在没有疫苗和治疗手段的疫情早期，如何制定最好的管理策略。
他们考虑过关闭学校、禁止公众集会、关闭企业——这些都是公共卫生的传统手段。马克尔召集了十几名研究人员梳理了一百多份档案，他开玩笑说这是“历史学家的曼哈顿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间研发与制造原子弹的大型军事工程）”。
1918年，美国人面临着和今天一样两难的选择。有25个城市曾经关闭过学校；14个城市关闭了两次，堪萨斯城关了三次。超过一半的城市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即遭受了第二波流感的打击。
马克尔现在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他说当采取措施时，病例减少了，当措施被取消时，病例就会上升。在费城允许自由贷款游行（1918年9月28日，费城为宣传政府债券而举行的游行，20万多名费城人民参加了该游行，导致流感大爆发。它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游行）之后，病例数量大幅上升。
与之形成对比，圣路易斯的官员口径一致宣布取消所有的游行，该市卫生专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醒市民注意这一威胁，并立即关闭娱乐场所，禁止公众集会。结果圣路易斯的死亡率只有费城的一半。
通过快速实施一些非药物干预措施，一个城市可以大幅降低感染高峰——从图表上看，它看起来更像一道彩虹，而不是一座摩天大楼。马克尔将每一种干预措施比作一片瑞士奶酪；单单一片的话因为有太多的漏洞效果不明显，但多铺几层就会有显著的区别。
“尽早采取措施，多管齐下，坚持长期措施”，永远是准则。
《美国医学会杂志》于2007年发表了这项研究。作者宣称，“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城市，在第一套非药物干预措施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出现第二波流感高峰的案例。”
自1918年以来的一个世纪里，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遏制流行病的工具却没有改变。在治疗方法或疫苗出现之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经常洗手仍然是限制传染的唯一可靠方法。
一天晚上，马克尔和塞特隆在亚特兰大的书房讨论疫情，他们点了泰国菜外卖。当他们的晚餐上桌时，马克尔打开了他的泡沫塑料饭盒：他看到的不是蓬松的面条堆，而是一片平坦的、凝胶状的东西。
“看，” 马克尔说。“他们把曲线拉平了，就像我们正在努力做的那样。”
一条“把曲线拉平”的口号就此诞生。
6、失控二月
波廷格意识到，疾控中心就像一个小啤酒作坊
1月20日，也就是中国公布SARS-CoV-2基因序列的第10天，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开发出了一种诊断测试。据报道，部长阿扎尔向特朗普吹嘘说，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快的测试”，并承诺在几周内准备好100多万套检测设备。
阿扎尔后来否认了这一点。
但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直到2月4日才批准投入使用，然后一切都乱了套。
这次测试的失败，标志着美国错失了控制危机蔓延的第二次机会。疾控中心决定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条款，生产检测试剂盒，并将其分发给公共卫生实验室。雷德菲尔德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了测试的蓝图，并鼓励这些实验室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许可，创建自己的测试。
但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告诉我，实验室根本没有意识到流程的变化。他们一直在等待疾控中心提供检测，就像之前一直做的那样。
在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一次会议上，雷德菲尔德宣布，疾控中心将向五个“哨兵城市”发送数量有限的检测试剂盒。波廷格惊呆了：为什么不把它们送到各地去呢？
他了解到疾控中心做的测试试剂，数量有限，所以必须去找像罗氏或雅培这样的分子检测公司，这些公司有经验和能力每月生产数百万份测试品。波廷格意识到，疾控中心就像一个小啤酒作坊，他们不是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美国最大的啤酒酿造公司）。”
当时，制药公司礼来的前高管阿扎尔领导着冠状病毒工作组。他同意波廷格的观点，认为测试工具需要广泛分发，但现状没有任何改变。
工作组中的每个人都明白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每个工作日都参加会议，周末还要开电话会议，连朝鲜和伊朗都没有受到如此集中的关注。然而，政府根本没有完成控制疫情的关键任务。阿扎尔私下或在特别小组会议上说的话，到了特朗普面前就变了——他向雷德菲尔德和疾控中心施压，抱怨他们测试推迟，同时向特朗普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疾控中心检测盒数量瓶颈意味着，检测最初仅限于来自中国或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的有症状患者。即使是在治疗患者时出现了类似新冠症状的医护人员，也难以得到检测机会，因为疾控中心的能力太有限了。
波廷格经常与他的哥哥保罗保持联系，保罗是西雅图的一位传染病医生。
“你有足够的试剂盒吗？” 波廷格问他。
“我们没有用到疾控中心的哪怕一个试剂盒，”保罗回答说。“他们来得太慢了。”
他们也没有被批准用于筛查无症状患者。西雅图的医生们设计了一个自制的诊断平台，但他们的检测能力远远低于需求。保罗正在疯狂地设置分流程序，判断哪些病例是新冠肺炎，并着手隔离这些病人，以防止他们感染医院的每个人。
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微生物学家立刻意识到污染的危险。病毒DNA可以在表面停留数小时甚至数天，掺杂在检测材料中。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每天都要擦拭他们的仪器。
2014年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退休的台湾微生物学家欧金毅说过，他在研发一种针对婴儿的HIV检测方法时，不让清洁工进入他的实验室，而是自己拖地。在一些实验室里，晚上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打开紫外线灯，杀死可能在地板上或实验室长凳上残留的DNA。一个病原体就像一枚简易炸弹：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是致命的。
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的开发，是由来自加拿大的微生物学家、斯蒂芬·林德斯特伦监督的，他以长期在高压下工作的能力而闻名。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生物技术核心机构负责生产用于检测流感、艾滋病毒和非典等病原体的组件。
为了节省时间，林德斯特伦要求核心设施生产冠状病毒片段的组件和模板，用于生成疾控中心测试的阳性对照。但是，就在检测盒装箱寄出去的时候，最后一道质量控制程序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导致测试失败的几率达到33%。
一个也许来自林德斯特伦，也许来自他的上级的决定，要求不管怎样都要把检测工具包送过去。
根据ProPublica（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独立非盈利新闻编辑部）的说法，林德斯特伦告诉同事：“不成功，便成仁。”
疾控中心没有让林德斯特伦回复这事儿。
公共卫生实验室几乎同时意识到试剂盒有问题。实验室被要求做一个阴性对照——例如，使用无菌水——测试结果一直显示假阳性。
疾控中心的检测试剂盒有三套引物和探针，它们是一小段核酸，可以发现病毒中的RNA片段，并进行复制，直到达到可检测的水平。其中两种针对SARS-CoV-2，第三种用于检测所有冠状病毒，以防病毒发生变异。
第三个组件失效了，公共卫生实验室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2月9日，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代表实验室与疾控中心进行了沟通，请求批准使用不含第三种组件的检测。
他对我说，“对方沉默以对。”
后来，他得知疾控中心的内部审查显示，在检测试剂盒被送出之前，疾控中心没有通过质量控制检查，“那是一记重击。”贝克尔说。
如果这家人留在越南，如果船在风暴中沉没，如果海盗杀害了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被想要帮助他们重获新生的美国人收留，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2009年时波廷格在喀布尔，这是他作为海军陆战队成员参与的最后一次部署。当他穿过一条连接美国大使馆的隧道时，经过了一名年轻女子，然后突然转过身来，这名女子叫颜杜恩。她正在与阿富汗政府合作改善HIV检测。
“当时大概是晚上七点钟，” 颜杜恩回忆说。“他走到我面前，问我知不知道某某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在想那个办公室这个时间早就已经关门了，那只是个搭讪的花招。”
两人于2014年结婚。
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波廷格在马萨诸塞州长大，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主要跟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斯坦利·波廷格是尼克松政府的一名律师。波廷格对语言很有天赋，他在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主修汉语和日语，这样他获得了去中国做记者的机会。
1979年，当全家离开越南时，颜杜恩只有6个月大，坐着她父亲在糖厂偷偷造的一艘船。在海上，总共装了68人的船遭遇了风暴，几乎倾覆，之后又遭到了海盗抢劫。
最后，这家人到达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难民营。六个月后，杜恩夫妇得到了长岛美国教堂的赞助，来到了汉普顿。颜杜恩的母亲打扫房子，做针线活，然后在面包店找到一份工作。她的父亲粉刷房屋，从事建筑工作。最终，他们攒够钱送颜杜恩去了寄宿学校。
对科学感兴趣的颜杜恩爱上了病毒研究。她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了药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她成为了疾控中心的一名病毒学家，并在那里开发了一种衡量艾滋病发病率的全球标准检测方法。如果这家人留在越南，如果船在风暴中沉没，如果海盗杀害了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被想要帮助他们重获新生的美国人收留，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她说，“污染打败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颜杜恩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级实验室顾问，她告诉丈夫检测试剂盒有问题。颜杜恩向波廷格解释说，一旦中国人在网上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引导物就很容易设计了。“这是一个标准化任务，”她告诉他。
但SARS-CoV-2是一种“粘性”的RNA病毒，它容易附着在任何表面。受污染是检测试剂盒失败的唯一合理解释，也许有什么东西进入了引物和探针。她说，“污染打败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这就是为什么原始的实验室环境至关重要。
2月10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知道，有10家用了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的实验室报告了检测失败。疾控中心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保证，它可以迅速解决第三个组件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阿扎尔，坚持继续提供疾控中心的试剂盒。虽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规定通常要求，任何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程序都必须完全按照设计来使用，但本可以允许公共卫生实验室继续使用疾控中心的检测试剂盒，只要不使用第三个组件即可，正如他们一直请求的那样。
即使没有第三种组件，测试套件也基本奏效，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它没有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合理的。
疾控中心想要坚持其最初的设计，此外，大学科学家、医院研究人员和商业实验室都渴望开发自己的测试，但他们受到了能授权紧急使用的官僚体系的阻碍。
2月12日，疾控中心估计需要一周时间重新制造第三个组件。六天后，雷德菲尔德告诉阿扎尔，可能需要等到三月中旬。到2月21日，全美只有7个实验室证实检测盒有效。雷德菲尔德承认，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新的检测盒。
2月22日，星期六，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派体外诊断和放射卫生办公室主任、蒂莫西·斯坦泽尔医生前往疾控中心调查检测出了什么问题。到了那里，没有人接待他，他被拒之门外。第二天，他被允许进入大楼，但禁止进入任何实验室。
当时是周末。斯坦泽尔打了几个电话。在他最终获准参观生产试剂盒的实验室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一间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分析病人的样本，而这间实验室里恰恰是组装检测原料的房间。
测试非常敏感，如果一个人不换实验服就走进房间，衣服上都有可能携带病毒物质，从而干扰测试。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员形容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脏乱差”。这个机构一向以专业能力而自豪，结果去年成了他们有史以来名誉最受伤的一年。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内部消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向斯坦泽尔医生表示，“斯蒂芬·林德斯特伦医生同时监管不同的实验室，这位医生允许他们在同一间实验室存放正负对照材料，这违反了他们的书面协议。”
最显而易见的补救办法是将部分测试的制造工作外包给两家承包商。一周之内，就有数以万计的检测盒就可以投入使用了。但美国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去弥补失去的二月。
我最近问了雷德菲尔德——这个留着白色络腮胡的圆脸男人，污染是怎么发生的，是否有人要为这些损坏的检测盒负责。他含糊地回答说，有一个新人没有遵守规定，也可能是一个设计上的缺陷，这两个错误都有可能。
他说，“当我们进行内部审查时，我很难过。”
他承认疾控中心不应该大规模生产这种检测工具，“我们不是生产工厂。”
但是他又坚称，“公共卫生实验室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你只需要把病人样本送到疾控中心。”
但事实上，疾控中心没有能力处理成千上万的检测。
疾控中心并不是这次延误的全部原因。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可以批准不使用有问题的第三种组件，或者对其他实验室开发的测试放松控制。但是直到2月26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才允许公共卫生实验室使用不含第三种组件的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其他实验室在2月29日后才能进行自己的测试。
阿扎尔认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应该要对没有替代测试负责。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非但没有更加变通，反而变得更加谨慎。”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实际上禁止了美国所有其他的新冠病毒检测，专员史蒂文·汗否认说，“这是不正确的”，并指出目前有超过300种测试得到了批准。但是在二月底时，美国就只有一项测试。
不管延迟主要是由疾控中心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造成的，这两个机构确实都由阿扎尔监管。
没有检测试剂盒，追踪接触者的工作受阻；在没有接触者追踪的情况下，病毒在传播的道路上畅通无阻。在全国范围内，美国从未有过足够可靠的、在两天内能得到结果的测试盒。相比之下，韩国得益于全民公共保险和从2015年MERS疫情中吸取的教训，提供了免费和快速的检测，并在接触者追踪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对切断感染链至关重要。
韩国目前为止共记录了约5万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美国现在每天报告的数字，已经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多。
7、兵临城下
“这是基于以前的呼吸道病毒而得出的结论，全球公共卫生最基础的组织简直是自取其辱。人的天性中有个劣根性，那就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
“有一天，它会奇迹般地消失，”特朗普在2月27日告诉美国人民。
当时，美国已知的新冠肺炎病例只有15例，而且几乎所有病例都涉及旅行者或与其密切接触的人。
就在特朗普做出承诺时，生物科技公司百健（Biogen）的175名员工正从波士顿万豪酒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回家。与会者中有许多人来自其他州或其他国家，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两天，聚集在宴会厅和拥挤的电梯里，一同在健身房锻炼。
很快，许多人病倒了。
麻省总医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SARS-CoV-2很可能是由一个人带到会议去的。他们感染的病毒株发生了不寻常的突变，使研究人员得以跟踪其传播，大约有100名会议相关人员最终测试呈阳性。
在最近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报告说，仅在美国，百健公司的传染就可能导致30万例病例。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也就是2月和3月，研究人员对数据感到困惑，甚至无比灰心。
“传播的速度和程度表明，它不是一系列一对一的传播，”该研究的首席作者雅各·勒米厄医生告诉我。相反的，它是“一对多的传播”，这引发了是否通过空气传播的问题。
“在当时，这种想法是异端邪说，”勒米厄说，“我们不敢深思这个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染控制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口罩将在防护中扮演核心角色，尤其是在室内。
但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宣称，是大量呼吸道飞沫，比如打喷嚏或咳嗽会产生的那种，导致了传播。这并不是基于新病毒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勒米厄说，“这是基于以前的呼吸道病毒而得出的结论，全球公共卫生最基础的组织简直是自取其辱。人的天性中有个劣根性，那就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
世界各地都在研发疫苗，但波廷格听说，疫苗最早要18个月才能上市。即使如此，也是创纪录的速度。一种疫苗必须经受三次实验，实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以确其定安全性、有效性和适量性。制药公司随后才会投资生产，从数千剂增加到数百万剂。
波廷格和贸易顾问纳瓦罗提出了一种从根本上缩短时间的方法：向企业支付报酬，让它们生产仍在试验、可能永远不会被使用的候选疫苗。只要任何一种疫苗最终获得成功，美国人就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种疫苗。
2月底，纳瓦罗写了一份报告，提议拨款30亿美元追加预算，以支付加速疫苗生产、一线工人的个人防护用品以及有效疗法的费用。阿扎尔意识到，有必要加大预算补贴，但在与特朗普的代理幕僚长马尔瓦尼会面后，他宣布，8亿美元暂时足够了。
波廷格怒不可遏。
现在，中国境外的病例比中国境内的多了，意大利和伊朗已经爆发。然而，马尔瓦尼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坚持认为，这场传染病是一种恶性流感，只能被动忍受。
在家里，波廷格愤怒地对妻子颜杜恩说，8亿美元只是支持疫苗研发进入第三阶段试验所需资金的一半。
“打电话给黛比，”颜杜恩建议。
美国再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了。
黛比就是黛博拉·伯克斯，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员。80年代中期，作为一名军医，黛比在福奇的诊所学习免疫学和艾滋病。他们一起走在走廊上，看着病人死去。然后，黛比转到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在那里她从事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疫苗的研究。
在沃尔特里德，黛比与雷德菲尔德合作。从2005年到2014年，她领导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全球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部门，成为了颜杜恩的上司。众所周知，黛比注重效率、听从数据，但也很专制。颜杜恩形容她“超级专注”，并补充说，“她精力充沛，对工作要求超高，这让人恼火。”
这正是波廷格要找的人。
波廷格打电话给黛比时，她正在约翰内斯堡，应邀担任协调员，此时加入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使她很矛盾。当她刚开始在疾控中心工作时，一些非洲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高达40%。通过公共卫生措施的稳步实施和非洲各国政府的坚定合作，这种病毒的传播已经大大减少。如果她现在转移方向，数字会不会暴涨呢？
不过，考虑到新冠病毒很可能会在她致力于保护的免疫缺陷人群中肆虐，她决定去华盛顿。
随着3月的临近，阿扎尔部长不得不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前为他的追加预算请求辩护。早些时候，参议员们被告知美国可能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帕蒂·默里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你已经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她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准备着。”
默里说：“你给我发了一份补充材料，我完全看不明白。”
她列出了阿扎尔认为必要的行动。这些都没有列在预算中，“你们有没有囤积我们被告知需要的关键物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等？”
“我们有国家战略储备呼吸机，我们有口罩，我们有——”
“够了吗？”
“当然不够，否则我们也不会要求追加资金，”阿扎尔说。
“我在你的请求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囤积这些物品需要的数字，”默里说。
阿扎尔说，细节正在制定中。
默里坚持说她很担心政府的态度。“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储备那好些我们可能需要的东西，”她总结道，“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了。”
2月27日，疾控中心开始允许没有去过中国、或没有与已知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检测。第二天，华盛顿州的医生对来自西雅图郊区柯克兰一家疗养院的两名病人进行了检查，这两名病人患了肺炎，新冠测试结果都呈阳性。美国再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了。
然而，特朗普还在继续忽悠。他宣称，“我们正在测试所有需要测试的人，有问题的很少。”
2月29日，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报告说，他的州有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是美国第一例正式的死于新冠的病例，尽管后来证实有两名加州人早在几周前就死于该病毒，并且可能还有其他许多更早的病例。
英斯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参议员默里的一个亲戚几年前曾在柯克兰监狱服刑。“我知道那里有多少人进进出出，有访客，也有工作人员，”她告诉我。
她对自己说，“天呐，这种传染性病毒，不可能只存在于疗养院里。”
很快，默里的朋友们也生病了。她催促他们去做检查，但他们说，“我问了我的医生，问了郡公共卫生部门的人，也问了州卫生部门的人，没人提供这种检测。”
国家的状态陷入一片混乱。然而，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和简报会上，她没有看到协调努力和应该有的紧迫感。
民主党核心小组会议在巴尔的摩时，默里收到了女儿的短信，她的孩子在养老院附近上学。“他们关闭了学校，”她的女儿说。她补充说，“孩子们病了，老师们也病了。这真的很可怕。”
默里告诉她的同事，“我女儿的学校关闭了，兵临城下了”。
8、淡定
于是等到下一次梅松尼耶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她很快就赞扬了特朗普，说国家的行动 “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由纽约公共剧院的奥斯卡·尤斯蒂斯担任导演的戴维营峰会，我对彩排时的一幕记忆犹新，后来回想起来，很有意义。演员们围成一圈表演，斜斜的灯光照亮他们的脸庞，与对面观众阴暗的身影形成对比。
一名演员声情并茂地表演着，他唾沫横飞，那些飞沫在空气中翻滚着挥之不去，形成了一片昏暗的云。当时，我觉得这很有戏剧性，增加了角色的力量。
后来我想，这就是超级传播者的样子。
我不知道戏剧导演尤斯蒂斯是怎么生病的。但当他突然飞回纽约，错过了2月20日的首演之夜时，我就知道出事了。那一月，德克萨斯被认为还不在危险区，但是回顾模型表明，那月中旬病毒在那里可能已经感染了至少10人。
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伊利诺伊和佛罗里达也是如此。到2月底，38个州可能都出现了本地传播。
病毒继续潜伏在来自其他热点地区的乘客身上，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有3200个从中国直飞美国的航班，其中很多都降落在纽约。更重要的是，从意大利飞至美国的航班有60%降落在纽约地区。其中一些乘客携带了更具传染性的SARS-CoV-2变异病毒。3月10日，意大利进入封锁状态，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了大流行。那时，114个国家已经有超过10万例病例。
“淡定，”特朗普说。“它会消失的。”
最佳的控制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周。2月25日，疾控中心的高级主管南希·梅松尼耶警告说，“我们将看到疫情在这个国家蔓延。不是是否会发生，是何时会发生。”
在没有疫苗或治疗的情况下，社区需要依靠学校关闭、保持社交距离、远程工作和推迟选择性手术等措施来控制疫情。可以料想到人们会失去工作和收入，父母需要一个儿童护理计划。
“我明白，这整个情况可能看起来令人难以承受，”她说，“但这些都是人们现在需要开始考虑的事情。”
梅松尼耶直言不讳的警告之后，股市急剧下跌，那位曾鼓励美国人以市场指标来判断其功绩的总统怒了。于是等到下一次梅松尼耶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她很快就赞扬了特朗普，说国家的行动 “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艾米·克洛布在3月2日退出了总统初选，飞往达拉斯支持拜登。舞台上挤满了支持者。人群喊着：“上啊，乔！”
她拥抱了拜登，但同时提醒自己，“拜登不能感染新冠。”
于是她提醒顾问们开始采取全面的预防措施。3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她参加了拜登在底特律举行的集会。那天晚上，韦恩县治安办公室的员工聚集在贝尔特餐厅的年度派对上，这是一个灵魂、美食和爵士乐的场所。大多数军官是黑人，一些已经退休。
当时，密歇根州还没有已知的新冠病例。三周后，出席者中有7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治安官办公室的数十人患病。到3月底，已有三名执法官员死亡。
在集会上，克洛布注意到人们变得更加谨慎。“我戴了手套，”她说。“但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要戴口罩的事。”
民主党的集会很快就停止了。
“没有检测就根本无法得知多少人得病，这是一次偷袭。”
历史学家大卫·奥辛斯基告诉我，位于曼哈顿第一大道的贝尔维尤医院是“美国公立医院中的典范”。自从它在18世纪作为一个济贫院开放以来，不管病人是否能负担得起治疗费用，它从来没有将病人拒之门外。贝尔维尤医院经历了霍乱和黄热病的流行，这些疾病使成千上万的人进了现在的华盛顿广场和布莱恩特公园的墓园。在20世纪80年代，贝尔维尤医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比美国任何医院都多。
1983年，内特·林克开始在贝尔维尤医院实习，实习没几天就不小心被污染的针头扎伤了。他以为这是死刑判决，但最终逃脱了感染。这工作真是既痛苦又刺激。
“我感觉自己就像身处动荡的震中，”他告诉我。他现在是贝尔维尤医院的首席医师。
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期间，林克和他的同事很明白，如果埃博拉病毒扩散到纽约，患者最终会被送往贝尔维尤医院。于是医院建立了一个埃博拉病房和一个专用实验室，培训了数百名工作人员，并储存了更多的个人防护设备。
他们刚准备好，第一个病人就出现了，他活了下来。贝尔维尤医院随后派人到全国各地帮助医院准备特殊设施，制定规程，并培训员工应对新型感染。如果没有林克和他的同事们的未雨绸缪，美国对新冠的准备工作会更加不堪一击。
一旦冠状病毒出现，贝尔维尤医院的特殊病原体团队就着手准备方案。
“我们原以为会出现一两个病例，就像埃博拉一样，”林克回忆说。但到3月初，这家医院就收治了一连串发烧和无法解释的呼吸问题的病人。他们被标记为P.U.I（patients under investigation），正在检查病因的患者。
没有检测盒供应，林克回忆说，“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他认为该市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病例，但是，“没有检测就根本无法得知多少人得病，这是一次偷袭。”
3月1日，当纽约报告第一例阳性病例时，只进行过32次检测。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微病患都成了漏网之鱼。测试指南的设计似乎低估了这种传播。
3月10日，剧院导演尤斯蒂斯从他位于布鲁克林的家走了半英里，来到阿米蒂街的一家急诊室。他的肌肉疼痛。有两次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在消防栓上坐了一会儿。他太累了，都顾不上害怕。
他的生命体征显示低钾水平，心脏漏博，处境非常危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最终抗体测试显示他感染了新冠。
尽管尤斯提斯身体状况不佳，但却没有空余的病容收容他。他被放在轮床上，静脉滴注钾，在走廊里过夜。他满身污秽，也没有人来帮他清理。36个小时里，他没有得到任何食物。
新冠病例的激增开始了。
3月11日，贝尔维尤医院的巴伦·勒纳医生在他的办公室，医院已经开始在前台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实行分流。那天早上，在员工会议上，医生们被告知，“如果你和一个你认为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病人交谈，你必须离开房间。你要对病人说，好，我现在得离开一会儿。然后护士会过来给你一个口罩。”
勒纳会见了一位普通病人，一位不会说英语的亚洲移民。贝尔维尤医院拥有100名翻译人员，其中一名翻译在电话上负责沟通。
“大约十天前，她发烧了，”翻译告诉勒纳。“然后她开始咳嗽，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呼吸困难。”
勒纳回忆说，“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这一切。我可能是第一个被感染的员工。”他被送回家，并被告知监测体温。他和妻子开始分房睡。五天后，他开始发烧。
与此同时，剧作家尤斯蒂斯在四天后出院了，身体仍在颤抖。他回到家里倒头就睡。他感觉自己得的是“慢性”新冠。“它是一波一波来的，”他告诉我，“我在极度疲劳和持续的肌肉疼痛中挣扎。幸好我不需要工作，反正纽约的所有剧院都关门了。”
9、恶性循环
但是，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以真正全美的领导者形象出现，一个愿意负全责的总统筹。如果他继续扮演这一角色，美国在危机蔓延时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副总统迈克·彭斯代替了阿扎尔负责疫情特别小组，但阿扎尔仍是其中一员，开会的时候，参会者经常彼此泼洒着着尖刻的言辞。
彭斯的前国土安全顾问奥利维亚·特罗耶告诉我，“我无法形容白宫里这些疯狂的派系。我经常想，如果这些人能更多地专注于为国家干实事，而不是互相拆台，那我们的处境会多么地不同啊。”
她回忆说，官员们认为福奇对媒体“过于直言不讳”，白宫顾问、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纳瓦罗等特朗普的手下，抱怨他“口无遮拦”。
特罗耶还简洁地总结了政府对黛比医生的普遍看法，“他们恨她。”
在特别工作组的简报会上，黛比通常会展示一张幻灯片，特罗耶有一次看到白宫工作人员翻白眼。彭斯的幕僚长马克·肖特说，“她还要在美国制造恐惧氛围到什么时候？”
3月11日，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拥挤在总统办公室里，库什纳、伊万卡、国务卿蓬佩奥和其他十几个人也加入了。据当时做记录的官员称，黛比和福奇曾主张关闭欧洲旅行。
“你预防了一个种子病例，就等于预防了一大堆的病例，”黛比解释说。
雷德菲尔德和阿扎尔也认为，切断欧洲旅行可能会赢得时间，但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激烈地反驳，这样做会削弱美国经济，引发全球萧条，市场将会崩溃。
“球赛怎么办！”他说，并尖刻的补充，“竞选集会也别搞了！”
一小时后，特朗普有了另一个会议，他请彭斯继续主持讨论。这群人退到内阁会议室接着争吵，努钦认为，一定有办法在不禁止旅行的情况下遏制病毒传播，“老年人的风险很高，为什么不把最脆弱的人隔离起来呢？”
“老人占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道。“你不可能把他们都关在酒店里。”
不久前福奇才警告过，疫情将变得更糟，他说，“美国已经没有一片净土了，所有的商业都受到影响。就算今天开始疫情减轻，我们已经迟了三周了。”
当时各大高校纷纷将学生送回家，这反而加剧了疫情的蔓延。
工作组的另一名成员问道，在一个严重的流感季，也可能导致6万美国人死亡。新冠跟严重的流感有什么不同吗？
“这是流感死亡率的20倍，”波廷格争辩道。“这是2%的死亡，而流感是0.1%。”
“如果我们任由它继续下去，可能会有200万人死亡，” 黛比说。“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将死亡人数保持在15万到25万。“
在当时看来是如此惊人数字，直白的摆到桌面上，官员们压根没法相信。
努钦要求提供数据支持这些数字，他的看法是，美国必须与病毒共存，牺牲航空、游轮和酒店是不值得的。“这会让所有人都破产，”他说。“波音飞机一架都飞不出去。”
“你一直在问我要数据，”黛比尖锐地说。“你要什么样的数据？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死亡数字吗？”
最后，黛比那一方赢了。
当天晚上，在白宫一次异常正式的演讲中，特朗普宣布，他将在下个月暂停从欧洲前往美国的航班。他承诺，“我们将动用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全部力量来保护美国人民。”
他还签署了一项法案，提供83亿美元帮助疾控中心和其他政府机构对抗疫情，强调了老年人面临的危险，并敦促养老院暂停不必要的探访。
特朗普建议保持社交距离，不要握手——这些都是他自己还没有养成的习惯。
特朗普的演讲还是他一向的信口开河。他声称，保险公司已经同意“免除所有冠状病毒治疗的费用”，其实他们只同意免除检测费用。
但是，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以真正全美的领导者形象出现，一个愿意负全责的总统筹。如果他继续扮演这一角色，美国在危机蔓延时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与其关注政府有多大，还不如想想它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格伦·哈伯德是一位保守派经济学家，曾担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疫情爆发后不久，他就在华盛顿参与了有关如何应对金融影响的讨论。哈伯德说，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直担心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当疫情爆发时，世界遭受了供应链冲击，贸易中断，工厂和商店关闭。如果工人们不能很快重返岗位挣钱，供给冲击就会转变为需求冲击，这将进一步削弱供给，从而增加失业率，然后又进一步减少需求，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3月中旬，经济学家哈伯德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和密苏里州的罗伊·布朗特进行了交流。NBA刚刚暂停了赛季，经济预测令人恐惧。参议员们收到了来自国内企业主充满恐慌的报告。
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自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已在职，当时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助不良资产的法案——这是保守派以前能想象的开支上限。
现在，他们讨论的是数万亿。
扩大赤字和扩大联邦政府的范围，一直是共和党党团会议的忌讳，在一些成员看来，这会有一股社会主义的味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在正常时期，他绝不会支持这样的支出。
“你需要做点什么，” 哈伯德警告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政府的规模。更有趣的争论是政府的职能范围。”
他谈到林肯时说，“他决定实施《宅地法》（Homestead Act），授予大学土地，并为横贯大陆的铁路奠定基础。如果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有过利用政府有一番作为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这样做呢？与其关注政府有多大，还不如想想它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同时是小企业委员会的主席，他想到了餐馆、旅游公司、发廊，这些服务性企业的“生存能力最低”。从财政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国会正在考虑的行动是大逆不道，但另一种选择，企业倒闭，贫困加剧，无限的失业，听起来更糟糕。
参议员们一致认为，采取行动是必要的。结果，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续问题：财政部此前救助了公司，并发放了支票给个人，却不清楚如何帮助小企业。柯林斯正在研究一项贷款减免计划，卢比奥则试图找出如何通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现有的贷款网络，创建一项新的贷款计划。
卢比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工资保护计划产生了。”
为了让员工继续工作而欠下的贷款可以被免除，这可以让企业主向员工保证，等到峰回路转的那一天，他们的饭碗还能够保住。
民主党人完全同意，国会很快批准了价值3500亿美元的小企业豁免贷款。整个救助方案的规模甚至更大。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告诉我，“从‘不知道该做什么’发展到900页的计划和2.2万亿美元的预算，只用了大约10天。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哈伯德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巨大的危机更有助于实现两党合作。”
10、援军
3月12日，艾米·克洛布（Amy Klobuchar，曾参与美国总统竞选，后退出竞选支持拜登）回到了明尼苏达州。她的丈夫约翰·贝斯勒在巴尔的摩大学教法律，当时仍留在华盛顿。
那天早上他醒来时觉得不舒服。克洛布回忆说，“他本来要代替我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选民早餐。我们现在知道，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的传染性最强。在一个小房间里大约有50个人。然后他要去参加一个教员会议——大约60人，也是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要坐飞机去明尼苏达，同样是一群人挤在一起。我在梅奥做一个小手术，他也要来！他真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传染别人。他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上病毒的。他当时52岁，身体非常健康。”
贝斯勒回到家里，病情不断恶化。一个多星期以来，克洛布一直在打电话，焦急地询问他的体温。他们唯一的温度计是摄氏温度计，所以克洛布必须转换成华氏温度——每次都超过100度。听说他呼吸急促，她催促他去看医生，担心“他得的是那种被人低估了严重程度，第二天就会死的病。”
在贝斯勒咳血后，他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严重的肺炎。医生一直告诉克洛布，她丈夫的含氧量越来越差了。她不能去看他，这让这场折磨更加可怕。
贝斯勒在医院住了五天后康复出院，当他回到了在华盛顿的公寓时，他新冠检测阳性的报告才出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死亡。正常情况下，一个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大事，但是，当你一天有十几个病人死亡时，你必须保持麻木，否则你就无法承受死亡带来的痛苦。”
贝尔维尤医院第一个得病的医生是勒纳，他的病例是轻度的。12天后，也就是3月23日，他回到了贝尔维尤医院工作。这个城市变得出奇的安静：第一大道就像一个废弃的片场。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院子里搭起了一个帐篷，用来给病人进行筛查。现在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重症监护病房的非新冠患者被送往术后外科病房，由于所有手术已被取消，病房就腾出来给新冠病人用，于是他们多了56个重症监护室床位。工人们在每个房间安装了高效空气过滤器，室内保持负压，防止受感染的空气逸出。办公室也变成了病房，工人们一走出刚刚被改造好的房间，病人就被推了进来。
急诊室里又增加了25个供呼吸机病人使用的位置。当所有床位都被占满后，重症监护病房的小隔间也被挤满了。仍在康复中的勒纳医生通过视频来照顾他的病人，中午就在贝尔维尤医院打个盹。
3月中旬，贝尔维尤医院出现了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一名没有既往病史的中年患者，在医院已经住了两周。重症监护主任阿米特·尤帕尔医生回忆说，“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好了，要开始了。从那以后，新冠病例呈指数级增长。”
尤帕尔是印度移民的儿子，在北加州长大，在俄亥俄州接受医学培训。他被贝尔维尤医院吸引，一来因为他想服务弱势群体，二来也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却选择保护人民。”
尤帕尔想专攻重症护理，这样他就能应对最严重的疾病，他已准备好面对由于医学知识的有限而带来的棘手伦理问题。
尤帕尔主任医师在贝尔维尤医院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病人平和地面对死亡。
“这项工作为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生活，”尤帕尔医生说。“很多非医学专业人士不开药，也没有接触过临终问题，他们可能在自己生命结束前，都没有机会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新冠，似乎是被残忍地设计用来挫败死亡仪式的。
就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第一批病人开始死亡时，医院里又挤满了新入院的病人。一般重症监护室的死亡率远低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因此，就连尤帕尔医生这样经验丰富的重症护理人员也感到束手无策。
这些训练有素的医生知道如何处理紧急状态，一般来说，紧急状态通常会持续30到40分钟，比如心脏病患者。在公交巴士失事或大规模伤亡事件后，紧急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整天。但是新冠肺炎则持续了数周。
查房时，尤帕尔医生挨个走过了重症监护室的56个隔间。所有患者均使用呼吸机，独特的喘息声不绝于耳。静脉注射的管子延伸到了每个小隔间之外，这样医护人员就不需要走进房间去给病人输液。在昏暗的消毒室里，病人们看上去一模一样。人们很容易忽视他们的特别之处。
尤帕尔医生强迫自己检查他们的图表。他需要重新捕捉“他们的独特之处”。
不堪重负的纽约郊区医院将600多名病人转移到了贝尔维尤医院，他们知道贝尔维尤从来不会拒收病人。急诊室成为了一个热点地区，许多从街上走来的人都需要立即插管。内特·林克（贝尔维尤医院首席医师）告诉我，“当新冠病毒来袭时，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不会让急诊室崩溃，我们会维持它们平时的水准。”
员工们不得不一直裹着个人防护用品，林克说，“最后，只有15%的急症室员工检测呈阳性。这比一般的医院要低。甚至比城市平均水平还要低一点。这传达出的信息是，个人防护措施是有效的。”
一些医生需要扮演新的角色。骨科医生开始把他们的轮休时间奉献出来帮病人翻身以促进呼吸。眼科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帮忙，普通外科医生治疗非新冠患者。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林克说。“三个月来，我们变成了一家完全不同的医院。”
今年春天，超过2万名纽约人死于新冠肺炎。随着人数的增加，林克注意到员工们正在进行“心理疏离”的训练。他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死亡。正常情况下，一个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大事，但是，当你一天有十几个病人死亡时，你必须保持麻木，否则你就无法承受死亡带来的痛苦。”
当第一位工作人员，在贝尔维尤医院工作了33年、受人爱戴的护士欧内斯托·德莱昂去世时，这种情感上的疏离被粉碎了。林克说，“他死后，我们举行了一场新冠式的守灵仪式，许多同事都穿着个人防护服，走近他的重症监护室小隔间，把手放在玻璃门上，诵读经文、祈祷和哭泣。为了控制感染，工作人员隔空安慰，没有接触或拥抱，这并不自然。”
当贝尔维尤的医生在重压下几乎无法喘息时，援军到来了。来自其他州的医院工作人员涌入纽约提供帮助。州长安德鲁·库默说，三万人响应了援助呼吁，这是美国难得一见的团结。
“重症监护病房里有一半的人都有南方口音，” 贝尔维尤医院首席医师林克告诉我，“这拯救了我们。”
（待续）
发表于 2021 年 03 月 16 日 由 thchen
【原编者注：文章源自《纽约客》，作者：劳伦斯·赖特，编译，朱远奇。全文6万字，有很多以前外界不知道的细节，这可能也是纪录美国疫情最优秀的文字读本，此文为删节版，也是因为公号只能发最多5万字，全本请点击阅读原文，或输入网址caus.com查阅。】
5. 拉平曲线
“尽早采取措施，多管齐下，坚持长期措施”，永远是准则。
1989年，霍华德·马克尔医生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专攻儿科和医学史。在结婚一周年后的第一个月，他因癌症失去了妻子。马克尔开始在当地的一家艾滋病诊所做志愿者。他发现，帮助那些面临死亡的同龄人，或者他们的伴侣，是极大的安慰，“这是我整个临床生涯中最让人精神振奋的工作。”
马克尔的病人经常问他，“医生，你认为我会因为感染艾滋病毒而被隔离吗？”
他会回答说，隔离不适用于这种疾病。但是，意识到这些人害怕被关在门外，就像麻风病患者一样，他开始研究“隔离的用途和误用”。
他的第一本书讲的是1892年纽约市的两场流行病，一场是斑疹伤寒，一场是霍乱，犹太移民被认为是疫情爆发的罪魁祸首，许多人被送往隔离岛。
在2000年初，马克尔研究了那些在1918年大流感期间基本上关闭了大门的“逃避”社区，其中包括科罗拉多州的甘尼森和匹兹堡的一所盲人学校。那里面的人几乎毫发无损地从传染病中幸存下来。
2006年，马克尔与马丁·塞特隆继续他在1918年大流感方面的研究工作，塞特隆现在是疾控中心全球移民和检疫部门的负责人。在一项由乔治·布什政府开展的活动中，塞特隆和马克尔应邀帮助确定在没有疫苗和治疗手段的疫情早期，如何制定最好的管理策略。
他们考虑过关闭学校、禁止公众集会、关闭企业——这些都是公共卫生的传统手段。马克尔召集了十几名研究人员梳理了一百多份档案，他开玩笑说这是“历史学家的曼哈顿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间研发与制造原子弹的大型军事工程）”。
1918年，美国人面临着和今天一样两难的选择。有25个城市曾经关闭过学校；14个城市关闭了两次，堪萨斯城关了三次。超过一半的城市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即遭受了第二波流感的打击。
马克尔现在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他说当采取措施时，病例减少了，当措施被取消时，病例就会上升。在费城允许自由贷款游行（1918年9月28日，费城为宣传政府债券而举行的游行，20万多名费城人民参加了该游行，导致流感大爆发。它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游行）之后，病例数量大幅上升。
与之形成对比，圣路易斯的官员口径一致宣布取消所有的游行，该市卫生专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醒市民注意这一威胁，并立即关闭娱乐场所，禁止公众集会。结果圣路易斯的死亡率只有费城的一半。
通过快速实施一些非药物干预措施，一个城市可以大幅降低感染高峰——从图表上看，它看起来更像一道彩虹，而不是一座摩天大楼。马克尔将每一种干预措施比作一片瑞士奶酪；单单一片的话因为有太多的漏洞效果不明显，但多铺几层就会有显著的区别。
“尽早采取措施，多管齐下，坚持长期措施”，永远是准则。
《美国医学会杂志》于2007年发表了这项研究。作者宣称，“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城市，在第一套非药物干预措施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出现第二波流感高峰的案例。”
自1918年以来的一个世纪里，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遏制流行病的工具却没有改变。在治疗方法或疫苗出现之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经常洗手仍然是限制传染的唯一可靠方法。
一天晚上，马克尔和塞特隆在亚特兰大的书房讨论疫情，他们点了泰国菜外卖。当他们的晚餐上桌时，马克尔打开了他的泡沫塑料饭盒：他看到的不是蓬松的面条堆，而是一片平坦的、凝胶状的东西。
“看，” 马克尔说。“他们把曲线拉平了，就像我们正在努力做的那样。”
一条“把曲线拉平”的口号就此诞生。
6、失控二月
波廷格意识到，疾控中心就像一个小啤酒作坊
1月20日，也就是中国公布SARS-CoV-2基因序列的第10天，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开发出了一种诊断测试。据报道，部长阿扎尔向特朗普吹嘘说，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快的测试”，并承诺在几周内准备好100多万套检测设备。
阿扎尔后来否认了这一点。
但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直到2月4日才批准投入使用，然后一切都乱了套。
这次测试的失败，标志着美国错失了控制危机蔓延的第二次机会。疾控中心决定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条款，生产检测试剂盒，并将其分发给公共卫生实验室。雷德菲尔德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了测试的蓝图，并鼓励这些实验室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许可，创建自己的测试。
但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告诉我，实验室根本没有意识到流程的变化。他们一直在等待疾控中心提供检测，就像之前一直做的那样。
在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一次会议上，雷德菲尔德宣布，疾控中心将向五个“哨兵城市”发送数量有限的检测试剂盒。波廷格惊呆了：为什么不把它们送到各地去呢？
他了解到疾控中心做的测试试剂，数量有限，所以必须去找像罗氏或雅培这样的分子检测公司，这些公司有经验和能力每月生产数百万份测试品。波廷格意识到，疾控中心就像一个小啤酒作坊，他们不是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美国最大的啤酒酿造公司）。”
当时，制药公司礼来的前高管阿扎尔领导着冠状病毒工作组。他同意波廷格的观点，认为测试工具需要广泛分发，但现状没有任何改变。
工作组中的每个人都明白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每个工作日都参加会议，周末还要开电话会议，连朝鲜和伊朗都没有受到如此集中的关注。然而，政府根本没有完成控制疫情的关键任务。阿扎尔私下或在特别小组会议上说的话，到了特朗普面前就变了——他向雷德菲尔德和疾控中心施压，抱怨他们测试推迟，同时向特朗普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疾控中心检测盒数量瓶颈意味着，检测最初仅限于来自中国或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的有症状患者。即使是在治疗患者时出现了类似新冠症状的医护人员，也难以得到检测机会，因为疾控中心的能力太有限了。
波廷格经常与他的哥哥保罗保持联系，保罗是西雅图的一位传染病医生。
“你有足够的试剂盒吗？” 波廷格问他。
“我们没有用到疾控中心的哪怕一个试剂盒，”保罗回答说。“他们来得太慢了。”
他们也没有被批准用于筛查无症状患者。西雅图的医生们设计了一个自制的诊断平台，但他们的检测能力远远低于需求。保罗正在疯狂地设置分流程序，判断哪些病例是新冠肺炎，并着手隔离这些病人，以防止他们感染医院的每个人。
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微生物学家立刻意识到污染的危险。病毒DNA可以在表面停留数小时甚至数天，掺杂在检测材料中。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每天都要擦拭他们的仪器。
2014年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退休的台湾微生物学家欧金毅说过，他在研发一种针对婴儿的HIV检测方法时，不让清洁工进入他的实验室，而是自己拖地。在一些实验室里，晚上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打开紫外线灯，杀死可能在地板上或实验室长凳上残留的DNA。一个病原体就像一枚简易炸弹：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是致命的。
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的开发，是由来自加拿大的微生物学家、斯蒂芬·林德斯特伦监督的，他以长期在高压下工作的能力而闻名。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生物技术核心机构负责生产用于检测流感、艾滋病毒和非典等病原体的组件。
为了节省时间，林德斯特伦要求核心设施生产冠状病毒片段的组件和模板，用于生成疾控中心测试的阳性对照。但是，就在检测盒装箱寄出去的时候，最后一道质量控制程序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导致测试失败的几率达到33%。
一个也许来自林德斯特伦，也许来自他的上级的决定，要求不管怎样都要把检测工具包送过去。
根据ProPublica（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独立非盈利新闻编辑部）的说法，林德斯特伦告诉同事：“不成功，便成仁。”
疾控中心没有让林德斯特伦回复这事儿。
公共卫生实验室几乎同时意识到试剂盒有问题。实验室被要求做一个阴性对照——例如，使用无菌水——测试结果一直显示假阳性。
疾控中心的检测试剂盒有三套引物和探针，它们是一小段核酸，可以发现病毒中的RNA片段，并进行复制，直到达到可检测的水平。其中两种针对SARS-CoV-2，第三种用于检测所有冠状病毒，以防病毒发生变异。
第三个组件失效了，公共卫生实验室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2月9日，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代表实验室与疾控中心进行了沟通，请求批准使用不含第三种组件的检测。
他对我说，“对方沉默以对。”
后来，他得知疾控中心的内部审查显示，在检测试剂盒被送出之前，疾控中心没有通过质量控制检查，“那是一记重击。”贝克尔说。
如果这家人留在越南，如果船在风暴中沉没，如果海盗杀害了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被想要帮助他们重获新生的美国人收留，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2009年时波廷格在喀布尔，这是他作为海军陆战队成员参与的最后一次部署。当他穿过一条连接美国大使馆的隧道时，经过了一名年轻女子，然后突然转过身来，这名女子叫颜杜恩。她正在与阿富汗政府合作改善HIV检测。
“当时大概是晚上七点钟，” 颜杜恩回忆说。“他走到我面前，问我知不知道某某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在想那个办公室这个时间早就已经关门了，那只是个搭讪的花招。”
两人于2014年结婚。
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波廷格在马萨诸塞州长大，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主要跟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斯坦利·波廷格是尼克松政府的一名律师。波廷格对语言很有天赋，他在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主修汉语和日语，这样他获得了去中国做记者的机会。
1979年，当全家离开越南时，颜杜恩只有6个月大，坐着她父亲在糖厂偷偷造的一艘船。在海上，总共装了68人的船遭遇了风暴，几乎倾覆，之后又遭到了海盗抢劫。
最后，这家人到达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难民营。六个月后，杜恩夫妇得到了长岛美国教堂的赞助，来到了汉普顿。颜杜恩的母亲打扫房子，做针线活，然后在面包店找到一份工作。她的父亲粉刷房屋，从事建筑工作。最终，他们攒够钱送颜杜恩去了寄宿学校。
对科学感兴趣的颜杜恩爱上了病毒研究。她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了药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她成为了疾控中心的一名病毒学家，并在那里开发了一种衡量艾滋病发病率的全球标准检测方法。如果这家人留在越南，如果船在风暴中沉没，如果海盗杀害了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被想要帮助他们重获新生的美国人收留，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她说，“污染打败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颜杜恩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级实验室顾问，她告诉丈夫检测试剂盒有问题。颜杜恩向波廷格解释说，一旦中国人在网上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引导物就很容易设计了。“这是一个标准化任务，”她告诉他。
但SARS-CoV-2是一种“粘性”的RNA病毒，它容易附着在任何表面。受污染是检测试剂盒失败的唯一合理解释，也许有什么东西进入了引物和探针。她说，“污染打败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这就是为什么原始的实验室环境至关重要。
2月10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知道，有10家用了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的实验室报告了检测失败。疾控中心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保证，它可以迅速解决第三个组件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阿扎尔，坚持继续提供疾控中心的试剂盒。虽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规定通常要求，任何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程序都必须完全按照设计来使用，但本可以允许公共卫生实验室继续使用疾控中心的检测试剂盒，只要不使用第三个组件即可，正如他们一直请求的那样。
即使没有第三种组件，测试套件也基本奏效，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它没有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合理的。
疾控中心想要坚持其最初的设计，此外，大学科学家、医院研究人员和商业实验室都渴望开发自己的测试，但他们受到了能授权紧急使用的官僚体系的阻碍。
2月12日，疾控中心估计需要一周时间重新制造第三个组件。六天后，雷德菲尔德告诉阿扎尔，可能需要等到三月中旬。到2月21日，全美只有7个实验室证实检测盒有效。雷德菲尔德承认，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新的检测盒。
2月22日，星期六，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派体外诊断和放射卫生办公室主任、蒂莫西·斯坦泽尔医生前往疾控中心调查检测出了什么问题。到了那里，没有人接待他，他被拒之门外。第二天，他被允许进入大楼，但禁止进入任何实验室。
当时是周末。斯坦泽尔打了几个电话。在他最终获准参观生产试剂盒的实验室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一间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分析病人的样本，而这间实验室里恰恰是组装检测原料的房间。
测试非常敏感，如果一个人不换实验服就走进房间，衣服上都有可能携带病毒物质，从而干扰测试。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员形容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脏乱差”。这个机构一向以专业能力而自豪，结果去年成了他们有史以来名誉最受伤的一年。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内部消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向斯坦泽尔医生表示，“斯蒂芬·林德斯特伦医生同时监管不同的实验室，这位医生允许他们在同一间实验室存放正负对照材料，这违反了他们的书面协议。”
最显而易见的补救办法是将部分测试的制造工作外包给两家承包商。一周之内，就有数以万计的检测盒就可以投入使用了。但美国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去弥补失去的二月。
我最近问了雷德菲尔德——这个留着白色络腮胡的圆脸男人，污染是怎么发生的，是否有人要为这些损坏的检测盒负责。他含糊地回答说，有一个新人没有遵守规定，也可能是一个设计上的缺陷，这两个错误都有可能。
他说，“当我们进行内部审查时，我很难过。”
他承认疾控中心不应该大规模生产这种检测工具，“我们不是生产工厂。”
但是他又坚称，“公共卫生实验室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你只需要把病人样本送到疾控中心。”
但事实上，疾控中心没有能力处理成千上万的检测。
疾控中心并不是这次延误的全部原因。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可以批准不使用有问题的第三种组件，或者对其他实验室开发的测试放松控制。但是直到2月26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才允许公共卫生实验室使用不含第三种组件的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其他实验室在2月29日后才能进行自己的测试。
阿扎尔认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应该要对没有替代测试负责。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非但没有更加变通，反而变得更加谨慎。”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实际上禁止了美国所有其他的新冠病毒检测，专员史蒂文·汗否认说，“这是不正确的”，并指出目前有超过300种测试得到了批准。但是在二月底时，美国就只有一项测试。
不管延迟主要是由疾控中心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造成的，这两个机构确实都由阿扎尔监管。
没有检测试剂盒，追踪接触者的工作受阻；在没有接触者追踪的情况下，病毒在传播的道路上畅通无阻。在全国范围内，美国从未有过足够可靠的、在两天内能得到结果的测试盒。相比之下，韩国得益于全民公共保险和从2015年MERS疫情中吸取的教训，提供了免费和快速的检测，并在接触者追踪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对切断感染链至关重要。
韩国目前为止共记录了约5万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美国现在每天报告的数字，已经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多。
7、兵临城下
“这是基于以前的呼吸道病毒而得出的结论，全球公共卫生最基础的组织简直是自取其辱。人的天性中有个劣根性，那就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
“有一天，它会奇迹般地消失，”特朗普在2月27日告诉美国人民。
当时，美国已知的新冠肺炎病例只有15例，而且几乎所有病例都涉及旅行者或与其密切接触的人。
就在特朗普做出承诺时，生物科技公司百健（Biogen）的175名员工正从波士顿万豪酒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回家。与会者中有许多人来自其他州或其他国家，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两天，聚集在宴会厅和拥挤的电梯里，一同在健身房锻炼。
很快，许多人病倒了。
麻省总医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SARS-CoV-2很可能是由一个人带到会议去的。他们感染的病毒株发生了不寻常的突变，使研究人员得以跟踪其传播，大约有100名会议相关人员最终测试呈阳性。
在最近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报告说，仅在美国，百健公司的传染就可能导致30万例病例。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也就是2月和3月，研究人员对数据感到困惑，甚至无比灰心。
“传播的速度和程度表明，它不是一系列一对一的传播，”该研究的首席作者雅各·勒米厄医生告诉我。相反的，它是“一对多的传播”，这引发了是否通过空气传播的问题。
“在当时，这种想法是异端邪说，”勒米厄说，“我们不敢深思这个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染控制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口罩将在防护中扮演核心角色，尤其是在室内。
但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宣称，是大量呼吸道飞沫，比如打喷嚏或咳嗽会产生的那种，导致了传播。这并不是基于新病毒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勒米厄说，“这是基于以前的呼吸道病毒而得出的结论，全球公共卫生最基础的组织简直是自取其辱。人的天性中有个劣根性，那就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
世界各地都在研发疫苗，但波廷格听说，疫苗最早要18个月才能上市。即使如此，也是创纪录的速度。一种疫苗必须经受三次实验，实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以确其定安全性、有效性和适量性。制药公司随后才会投资生产，从数千剂增加到数百万剂。
波廷格和贸易顾问纳瓦罗提出了一种从根本上缩短时间的方法：向企业支付报酬，让它们生产仍在试验、可能永远不会被使用的候选疫苗。只要任何一种疫苗最终获得成功，美国人就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种疫苗。
2月底，纳瓦罗写了一份报告，提议拨款30亿美元追加预算，以支付加速疫苗生产、一线工人的个人防护用品以及有效疗法的费用。阿扎尔意识到，有必要加大预算补贴，但在与特朗普的代理幕僚长马尔瓦尼会面后，他宣布，8亿美元暂时足够了。
波廷格怒不可遏。
现在，中国境外的病例比中国境内的多了，意大利和伊朗已经爆发。然而，马尔瓦尼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坚持认为，这场传染病是一种恶性流感，只能被动忍受。
在家里，波廷格愤怒地对妻子颜杜恩说，8亿美元只是支持疫苗研发进入第三阶段试验所需资金的一半。
“打电话给黛比，”颜杜恩建议。
美国再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了。
黛比就是黛博拉·伯克斯，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员。80年代中期，作为一名军医，黛比在福奇的诊所学习免疫学和艾滋病。他们一起走在走廊上，看着病人死去。然后，黛比转到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在那里她从事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疫苗的研究。
在沃尔特里德，黛比与雷德菲尔德合作。从2005年到2014年，她领导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全球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部门，成为了颜杜恩的上司。众所周知，黛比注重效率、听从数据，但也很专制。颜杜恩形容她“超级专注”，并补充说，“她精力充沛，对工作要求超高，这让人恼火。”
这正是波廷格要找的人。
波廷格打电话给黛比时，她正在约翰内斯堡，应邀担任协调员，此时加入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使她很矛盾。当她刚开始在疾控中心工作时，一些非洲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高达40%。通过公共卫生措施的稳步实施和非洲各国政府的坚定合作，这种病毒的传播已经大大减少。如果她现在转移方向，数字会不会暴涨呢？
不过，考虑到新冠病毒很可能会在她致力于保护的免疫缺陷人群中肆虐，她决定去华盛顿。
随着3月的临近，阿扎尔部长不得不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前为他的追加预算请求辩护。早些时候，参议员们被告知美国可能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帕蒂·默里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你已经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她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准备着。”
默里说：“你给我发了一份补充材料，我完全看不明白。”
她列出了阿扎尔认为必要的行动。这些都没有列在预算中，“你们有没有囤积我们被告知需要的关键物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等？”
“我们有国家战略储备呼吸机，我们有口罩，我们有——”
“够了吗？”
“当然不够，否则我们也不会要求追加资金，”阿扎尔说。
“我在你的请求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囤积这些物品需要的数字，”默里说。
阿扎尔说，细节正在制定中。
默里坚持说她很担心政府的态度。“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储备那好些我们可能需要的东西，”她总结道，“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了。”
2月27日，疾控中心开始允许没有去过中国、或没有与已知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检测。第二天，华盛顿州的医生对来自西雅图郊区柯克兰一家疗养院的两名病人进行了检查，这两名病人患了肺炎，新冠测试结果都呈阳性。美国再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了。
然而，特朗普还在继续忽悠。他宣称，“我们正在测试所有需要测试的人，有问题的很少。”
2月29日，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报告说，他的州有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是美国第一例正式的死于新冠的病例，尽管后来证实有两名加州人早在几周前就死于该病毒，并且可能还有其他许多更早的病例。
英斯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参议员默里的一个亲戚几年前曾在柯克兰监狱服刑。“我知道那里有多少人进进出出，有访客，也有工作人员，”她告诉我。
她对自己说，“天呐，这种传染性病毒，不可能只存在于疗养院里。”
很快，默里的朋友们也生病了。她催促他们去做检查，但他们说，“我问了我的医生，问了郡公共卫生部门的人，也问了州卫生部门的人，没人提供这种检测。”
国家的状态陷入一片混乱。然而，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和简报会上，她没有看到协调努力和应该有的紧迫感。
民主党核心小组会议在巴尔的摩时，默里收到了女儿的短信，她的孩子在养老院附近上学。“他们关闭了学校，”她的女儿说。她补充说，“孩子们病了，老师们也病了。这真的很可怕。”
默里告诉她的同事，“我女儿的学校关闭了，兵临城下了”。
8、淡定
于是等到下一次梅松尼耶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她很快就赞扬了特朗普，说国家的行动 “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由纽约公共剧院的奥斯卡·尤斯蒂斯担任导演的戴维营峰会，我对彩排时的一幕记忆犹新，后来回想起来，很有意义。演员们围成一圈表演，斜斜的灯光照亮他们的脸庞，与对面观众阴暗的身影形成对比。
一名演员声情并茂地表演着，他唾沫横飞，那些飞沫在空气中翻滚着挥之不去，形成了一片昏暗的云。当时，我觉得这很有戏剧性，增加了角色的力量。
后来我想，这就是超级传播者的样子。
我不知道戏剧导演尤斯蒂斯是怎么生病的。但当他突然飞回纽约，错过了2月20日的首演之夜时，我就知道出事了。那一月，德克萨斯被认为还不在危险区，但是回顾模型表明，那月中旬病毒在那里可能已经感染了至少10人。
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伊利诺伊和佛罗里达也是如此。到2月底，38个州可能都出现了本地传播。
病毒继续潜伏在来自其他热点地区的乘客身上，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有3200个从中国直飞美国的航班，其中很多都降落在纽约。更重要的是，从意大利飞至美国的航班有60%降落在纽约地区。其中一些乘客携带了更具传染性的SARS-CoV-2变异病毒。3月10日，意大利进入封锁状态，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了大流行。那时，114个国家已经有超过10万例病例。
“淡定，”特朗普说。“它会消失的。”
最佳的控制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周。2月25日，疾控中心的高级主管南希·梅松尼耶警告说，“我们将看到疫情在这个国家蔓延。不是是否会发生，是何时会发生。”
在没有疫苗或治疗的情况下，社区需要依靠学校关闭、保持社交距离、远程工作和推迟选择性手术等措施来控制疫情。可以料想到人们会失去工作和收入，父母需要一个儿童护理计划。
“我明白，这整个情况可能看起来令人难以承受，”她说，“但这些都是人们现在需要开始考虑的事情。”
梅松尼耶直言不讳的警告之后，股市急剧下跌，那位曾鼓励美国人以市场指标来判断其功绩的总统怒了。于是等到下一次梅松尼耶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她很快就赞扬了特朗普，说国家的行动 “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艾米·克洛布在3月2日退出了总统初选，飞往达拉斯支持拜登。舞台上挤满了支持者。人群喊着：“上啊，乔！”
她拥抱了拜登，但同时提醒自己，“拜登不能感染新冠。”
于是她提醒顾问们开始采取全面的预防措施。3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她参加了拜登在底特律举行的集会。那天晚上，韦恩县治安办公室的员工聚集在贝尔特餐厅的年度派对上，这是一个灵魂、美食和爵士乐的场所。大多数军官是黑人，一些已经退休。
当时，密歇根州还没有已知的新冠病例。三周后，出席者中有7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治安官办公室的数十人患病。到3月底，已有三名执法官员死亡。
在集会上，克洛布注意到人们变得更加谨慎。“我戴了手套，”她说。“但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要戴口罩的事。”
民主党的集会很快就停止了。
“没有检测就根本无法得知多少人得病，这是一次偷袭。”
历史学家大卫·奥辛斯基告诉我，位于曼哈顿第一大道的贝尔维尤医院是“美国公立医院中的典范”。自从它在18世纪作为一个济贫院开放以来，不管病人是否能负担得起治疗费用，它从来没有将病人拒之门外。贝尔维尤医院经历了霍乱和黄热病的流行，这些疾病使成千上万的人进了现在的华盛顿广场和布莱恩特公园的墓园。在20世纪80年代，贝尔维尤医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比美国任何医院都多。
1983年，内特·林克开始在贝尔维尤医院实习，实习没几天就不小心被污染的针头扎伤了。他以为这是死刑判决，但最终逃脱了感染。这工作真是既痛苦又刺激。
“我感觉自己就像身处动荡的震中，”他告诉我。他现在是贝尔维尤医院的首席医师。
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期间，林克和他的同事很明白，如果埃博拉病毒扩散到纽约，患者最终会被送往贝尔维尤医院。于是医院建立了一个埃博拉病房和一个专用实验室，培训了数百名工作人员，并储存了更多的个人防护设备。
他们刚准备好，第一个病人就出现了，他活了下来。贝尔维尤医院随后派人到全国各地帮助医院准备特殊设施，制定规程，并培训员工应对新型感染。如果没有林克和他的同事们的未雨绸缪，美国对新冠的准备工作会更加不堪一击。
一旦冠状病毒出现，贝尔维尤医院的特殊病原体团队就着手准备方案。
“我们原以为会出现一两个病例，就像埃博拉一样，”林克回忆说。但到3月初，这家医院就收治了一连串发烧和无法解释的呼吸问题的病人。他们被标记为P.U.I（patients under investigation），正在检查病因的患者。
没有检测盒供应，林克回忆说，“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他认为该市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病例，但是，“没有检测就根本无法得知多少人得病，这是一次偷袭。”
3月1日，当纽约报告第一例阳性病例时，只进行过32次检测。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微病患都成了漏网之鱼。测试指南的设计似乎低估了这种传播。
3月10日，剧院导演尤斯蒂斯从他位于布鲁克林的家走了半英里，来到阿米蒂街的一家急诊室。他的肌肉疼痛。有两次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在消防栓上坐了一会儿。他太累了，都顾不上害怕。
他的生命体征显示低钾水平，心脏漏博，处境非常危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最终抗体测试显示他感染了新冠。
尽管尤斯提斯身体状况不佳，但却没有空余的病容收容他。他被放在轮床上，静脉滴注钾，在走廊里过夜。他满身污秽，也没有人来帮他清理。36个小时里，他没有得到任何食物。
新冠病例的激增开始了。
3月11日，贝尔维尤医院的巴伦·勒纳医生在他的办公室，医院已经开始在前台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实行分流。那天早上，在员工会议上，医生们被告知，“如果你和一个你认为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病人交谈，你必须离开房间。你要对病人说，好，我现在得离开一会儿。然后护士会过来给你一个口罩。”
勒纳会见了一位普通病人，一位不会说英语的亚洲移民。贝尔维尤医院拥有100名翻译人员，其中一名翻译在电话上负责沟通。
“大约十天前，她发烧了，”翻译告诉勒纳。“然后她开始咳嗽，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呼吸困难。”
勒纳回忆说，“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这一切。我可能是第一个被感染的员工。”他被送回家，并被告知监测体温。他和妻子开始分房睡。五天后，他开始发烧。
与此同时，剧作家尤斯蒂斯在四天后出院了，身体仍在颤抖。他回到家里倒头就睡。他感觉自己得的是“慢性”新冠。“它是一波一波来的，”他告诉我，“我在极度疲劳和持续的肌肉疼痛中挣扎。幸好我不需要工作，反正纽约的所有剧院都关门了。”
9、恶性循环
但是，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以真正全美的领导者形象出现，一个愿意负全责的总统筹。如果他继续扮演这一角色，美国在危机蔓延时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副总统迈克·彭斯代替了阿扎尔负责疫情特别小组，但阿扎尔仍是其中一员，开会的时候，参会者经常彼此泼洒着着尖刻的言辞。
彭斯的前国土安全顾问奥利维亚·特罗耶告诉我，“我无法形容白宫里这些疯狂的派系。我经常想，如果这些人能更多地专注于为国家干实事，而不是互相拆台，那我们的处境会多么地不同啊。”
她回忆说，官员们认为福奇对媒体“过于直言不讳”，白宫顾问、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纳瓦罗等特朗普的手下，抱怨他“口无遮拦”。
特罗耶还简洁地总结了政府对黛比医生的普遍看法，“他们恨她。”
在特别工作组的简报会上，黛比通常会展示一张幻灯片，特罗耶有一次看到白宫工作人员翻白眼。彭斯的幕僚长马克·肖特说，“她还要在美国制造恐惧氛围到什么时候？”
3月11日，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拥挤在总统办公室里，库什纳、伊万卡、国务卿蓬佩奥和其他十几个人也加入了。据当时做记录的官员称，黛比和福奇曾主张关闭欧洲旅行。
“你预防了一个种子病例，就等于预防了一大堆的病例，”黛比解释说。
雷德菲尔德和阿扎尔也认为，切断欧洲旅行可能会赢得时间，但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激烈地反驳，这样做会削弱美国经济，引发全球萧条，市场将会崩溃。
“球赛怎么办！”他说，并尖刻的补充，“竞选集会也别搞了！”
一小时后，特朗普有了另一个会议，他请彭斯继续主持讨论。这群人退到内阁会议室接着争吵，努钦认为，一定有办法在不禁止旅行的情况下遏制病毒传播，“老年人的风险很高，为什么不把最脆弱的人隔离起来呢？”
“老人占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道。“你不可能把他们都关在酒店里。”
不久前福奇才警告过，疫情将变得更糟，他说，“美国已经没有一片净土了，所有的商业都受到影响。就算今天开始疫情减轻，我们已经迟了三周了。”
当时各大高校纷纷将学生送回家，这反而加剧了疫情的蔓延。
工作组的另一名成员问道，在一个严重的流感季，也可能导致6万美国人死亡。新冠跟严重的流感有什么不同吗？
“这是流感死亡率的20倍，”波廷格争辩道。“这是2%的死亡，而流感是0.1%。”
“如果我们任由它继续下去，可能会有200万人死亡，” 黛比说。“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将死亡人数保持在15万到25万。“
在当时看来是如此惊人数字，直白的摆到桌面上，官员们压根没法相信。
努钦要求提供数据支持这些数字，他的看法是，美国必须与病毒共存，牺牲航空、游轮和酒店是不值得的。“这会让所有人都破产，”他说。“波音飞机一架都飞不出去。”
“你一直在问我要数据，”黛比尖锐地说。“你要什么样的数据？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死亡数字吗？”
最后，黛比那一方赢了。
当天晚上，在白宫一次异常正式的演讲中，特朗普宣布，他将在下个月暂停从欧洲前往美国的航班。他承诺，“我们将动用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全部力量来保护美国人民。”
他还签署了一项法案，提供83亿美元帮助疾控中心和其他政府机构对抗疫情，强调了老年人面临的危险，并敦促养老院暂停不必要的探访。
特朗普建议保持社交距离，不要握手——这些都是他自己还没有养成的习惯。
特朗普的演讲还是他一向的信口开河。他声称，保险公司已经同意“免除所有冠状病毒治疗的费用”，其实他们只同意免除检测费用。
但是，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以真正全美的领导者形象出现，一个愿意负全责的总统筹。如果他继续扮演这一角色，美国在危机蔓延时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与其关注政府有多大，还不如想想它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格伦·哈伯德是一位保守派经济学家，曾担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疫情爆发后不久，他就在华盛顿参与了有关如何应对金融影响的讨论。哈伯德说，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直担心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当疫情爆发时，世界遭受了供应链冲击，贸易中断，工厂和商店关闭。如果工人们不能很快重返岗位挣钱，供给冲击就会转变为需求冲击，这将进一步削弱供给，从而增加失业率，然后又进一步减少需求，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3月中旬，经济学家哈伯德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和密苏里州的罗伊·布朗特进行了交流。NBA刚刚暂停了赛季，经济预测令人恐惧。参议员们收到了来自国内企业主充满恐慌的报告。
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自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已在职，当时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助不良资产的法案——这是保守派以前能想象的开支上限。
现在，他们讨论的是数万亿。
扩大赤字和扩大联邦政府的范围，一直是共和党党团会议的忌讳，在一些成员看来，这会有一股社会主义的味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在正常时期，他绝不会支持这样的支出。
“你需要做点什么，” 哈伯德警告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政府的规模。更有趣的争论是政府的职能范围。”
他谈到林肯时说，“他决定实施《宅地法》（Homestead Act），授予大学土地，并为横贯大陆的铁路奠定基础。如果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有过利用政府有一番作为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这样做呢？与其关注政府有多大，还不如想想它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同时是小企业委员会的主席，他想到了餐馆、旅游公司、发廊，这些服务性企业的“生存能力最低”。从财政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国会正在考虑的行动是大逆不道，但另一种选择，企业倒闭，贫困加剧，无限的失业，听起来更糟糕。
参议员们一致认为，采取行动是必要的。结果，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续问题：财政部此前救助了公司，并发放了支票给个人，却不清楚如何帮助小企业。柯林斯正在研究一项贷款减免计划，卢比奥则试图找出如何通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现有的贷款网络，创建一项新的贷款计划。
卢比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工资保护计划产生了。”
为了让员工继续工作而欠下的贷款可以被免除，这可以让企业主向员工保证，等到峰回路转的那一天，他们的饭碗还能够保住。
民主党人完全同意，国会很快批准了价值3500亿美元的小企业豁免贷款。整个救助方案的规模甚至更大。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告诉我，“从‘不知道该做什么’发展到900页的计划和2.2万亿美元的预算，只用了大约10天。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哈伯德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巨大的危机更有助于实现两党合作。”
10、援军
3月12日，艾米·克洛布（Amy Klobuchar，曾参与美国总统竞选，后退出竞选支持拜登）回到了明尼苏达州。她的丈夫约翰·贝斯勒在巴尔的摩大学教法律，当时仍留在华盛顿。
那天早上他醒来时觉得不舒服。克洛布回忆说，“他本来要代替我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选民早餐。我们现在知道，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的传染性最强。在一个小房间里大约有50个人。然后他要去参加一个教员会议——大约60人，也是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要坐飞机去明尼苏达，同样是一群人挤在一起。我在梅奥做一个小手术，他也要来！他真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传染别人。他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上病毒的。他当时52岁，身体非常健康。”
贝斯勒回到家里，病情不断恶化。一个多星期以来，克洛布一直在打电话，焦急地询问他的体温。他们唯一的温度计是摄氏温度计，所以克洛布必须转换成华氏温度——每次都超过100度。听说他呼吸急促，她催促他去看医生，担心“他得的是那种被人低估了严重程度，第二天就会死的病。”
在贝斯勒咳血后，他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严重的肺炎。医生一直告诉克洛布，她丈夫的含氧量越来越差了。她不能去看他，这让这场折磨更加可怕。
贝斯勒在医院住了五天后康复出院，当他回到了在华盛顿的公寓时，他新冠检测阳性的报告才出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死亡。正常情况下，一个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大事，但是，当你一天有十几个病人死亡时，你必须保持麻木，否则你就无法承受死亡带来的痛苦。”
贝尔维尤医院第一个得病的医生是勒纳，他的病例是轻度的。12天后，也就是3月23日，他回到了贝尔维尤医院工作。这个城市变得出奇的安静：第一大道就像一个废弃的片场。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院子里搭起了一个帐篷，用来给病人进行筛查。现在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重症监护病房的非新冠患者被送往术后外科病房，由于所有手术已被取消，病房就腾出来给新冠病人用，于是他们多了56个重症监护室床位。工人们在每个房间安装了高效空气过滤器，室内保持负压，防止受感染的空气逸出。办公室也变成了病房，工人们一走出刚刚被改造好的房间，病人就被推了进来。
急诊室里又增加了25个供呼吸机病人使用的位置。当所有床位都被占满后，重症监护病房的小隔间也被挤满了。仍在康复中的勒纳医生通过视频来照顾他的病人，中午就在贝尔维尤医院打个盹。
3月中旬，贝尔维尤医院出现了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一名没有既往病史的中年患者，在医院已经住了两周。重症监护主任阿米特·尤帕尔医生回忆说，“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好了，要开始了。从那以后，新冠病例呈指数级增长。”
尤帕尔是印度移民的儿子，在北加州长大，在俄亥俄州接受医学培训。他被贝尔维尤医院吸引，一来因为他想服务弱势群体，二来也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却选择保护人民。”
尤帕尔想专攻重症护理，这样他就能应对最严重的疾病，他已准备好面对由于医学知识的有限而带来的棘手伦理问题。
尤帕尔主任医师在贝尔维尤医院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病人平和地面对死亡。
“这项工作为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生活，”尤帕尔医生说。“很多非医学专业人士不开药，也没有接触过临终问题，他们可能在自己生命结束前，都没有机会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新冠，似乎是被残忍地设计用来挫败死亡仪式的。
就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第一批病人开始死亡时，医院里又挤满了新入院的病人。一般重症监护室的死亡率远低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因此，就连尤帕尔医生这样经验丰富的重症护理人员也感到束手无策。
这些训练有素的医生知道如何处理紧急状态，一般来说，紧急状态通常会持续30到40分钟，比如心脏病患者。在公交巴士失事或大规模伤亡事件后，紧急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整天。但是新冠肺炎则持续了数周。
查房时，尤帕尔医生挨个走过了重症监护室的56个隔间。所有患者均使用呼吸机，独特的喘息声不绝于耳。静脉注射的管子延伸到了每个小隔间之外，这样医护人员就不需要走进房间去给病人输液。在昏暗的消毒室里，病人们看上去一模一样。人们很容易忽视他们的特别之处。
尤帕尔医生强迫自己检查他们的图表。他需要重新捕捉“他们的独特之处”。
不堪重负的纽约郊区医院将600多名病人转移到了贝尔维尤医院，他们知道贝尔维尤从来不会拒收病人。急诊室成为了一个热点地区，许多从街上走来的人都需要立即插管。内特·林克（贝尔维尤医院首席医师）告诉我，“当新冠病毒来袭时，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不会让急诊室崩溃，我们会维持它们平时的水准。”
员工们不得不一直裹着个人防护用品，林克说，“最后，只有15%的急症室员工检测呈阳性。这比一般的医院要低。甚至比城市平均水平还要低一点。这传达出的信息是，个人防护措施是有效的。”
一些医生需要扮演新的角色。骨科医生开始把他们的轮休时间奉献出来帮病人翻身以促进呼吸。眼科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帮忙，普通外科医生治疗非新冠患者。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林克说。“三个月来，我们变成了一家完全不同的医院。”
今年春天，超过2万名纽约人死于新冠肺炎。随着人数的增加，林克注意到员工们正在进行“心理疏离”的训练。他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死亡。正常情况下，一个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大事，但是，当你一天有十几个病人死亡时，你必须保持麻木，否则你就无法承受死亡带来的痛苦。”
当第一位工作人员，在贝尔维尤医院工作了33年、受人爱戴的护士欧内斯托·德莱昂去世时，这种情感上的疏离被粉碎了。林克说，“他死后，我们举行了一场新冠式的守灵仪式，许多同事都穿着个人防护服，走近他的重症监护室小隔间，把手放在玻璃门上，诵读经文、祈祷和哭泣。为了控制感染，工作人员隔空安慰，没有接触或拥抱，这并不自然。”
当贝尔维尤的医生在重压下几乎无法喘息时，援军到来了。来自其他州的医院工作人员涌入纽约提供帮助。州长安德鲁·库默说，三万人响应了援助呼吁，这是美国难得一见的团结。
“重症监护病房里有一半的人都有南方口音，” 贝尔维尤医院首席医师林克告诉我，“这拯救了我们。”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