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964”期间，几乎没人喊出“打倒共产党”这种口号。
记得是在1989年4月19日在中南海门前曾经连续几天有上千人的聚会抗议。我那些天都在。主要的演讲者就是吾尔开希和我。最初是使用政工干部同到场的人私下谈话劝说。有几个北师大的政工干部就围着吾尔开希进行劝说。在那里聚会的人群中后很多人就是来自各高校的政工干部。
最先几天是用公交车将聚会的学生送返回各个高校。有一次，一个被拉到公交车的女学生高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立即被一些人劝阻。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袁立本、袁木、何东昌在中央电视台上就说：“居然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有人喊“打倒共产党”这种口号，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谁喊这种口号，一定会被周围的人群制止或举报。
大多数学生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诉求的。正如我前面所说，8964期间的学生同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派是有很多差别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的。
文革期间，全国都是政治挂帅，不搞政治，政治就搞你。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的唯一升迁出路就是搞政治投机，而且必须是走入团、入党、争当共产党的第三梯队，对于那些没有红色基因和血缘的人，想要被共产党重用，造反招安是走向政坛的捷径，甚至就是唯一渠道。
红卫兵、造反派中的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政治抱负和目标。
但8964期间的学生们的理想和抱负已经大大地分散了，名牌大学的学生们是以出国留学为第一目标，考研、拿硕士、博士学位为第二目标，分配到直辖市、省会城市的机构工作是第三目标。只有那些文科类（如法律系、国政系）的学生才愿意入党从政。而这些想入党从政的学生们大多都是不想造反的。
那么，就当时学生们的心理状态，不具有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的政治抱负和动机。没什么人会真正地献身政治反对运动。大家都知道西方民主制度好，但没多少人去思考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人们只是希望跑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自由。
陈子明、王军涛当时对运动的期望也有所不同。
在胡耀邦逝世不久，王丹就多次同我说过，他去见了陈子明。陈子明对他们说：“反抗运动中，绝食没有不成功的。”
王丹随后就在校园里广泛传播陈子明的这句话。那时的学生们参与游行示威，主要出发点就是青春期躁动宣泄，没什么人会想到绝食、自焚这种激烈抗争形式。我本人就从来不曾想过这种抗议形式，更不期望看到有人绝食、自焚。
王军涛则是反复向人宣扬韩国学生的跳楼、自焚抗议方式。当时王军涛都会很熟练地说出韩国有多少学生自焚和跳楼了。
可见，陈子明是期望中国的反抗运动走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而王军涛的目标是走向韩国学生运动中的自焚、跳楼模式。
而我则是期望走向波兰团结工会的持久对峙局面。
在1988年我在各个校园组织“民主沙龙”活动。我的初衷是希望在高校学生中建立我们的人脉网络。这种人脉网络将有助于我们将来的政治、经济、学术生涯，而且这种自由交往方式本身就是我们实现哈享受我们自身的思想、言论自由。我那时在论坛上反复说：
我们的思想自由就是要激励我们自身去自由思想。
我们的言论自由是来自于我们自身都去自由地言论。
如果我们还不能在新闻媒体上发表我们的思想和言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对着天空、大地发表我们的言论，对着空气交流我们的真实思想。
如果我们还不能对着政府、人民提出我们的建议，那么，就让我们每天对着朋友们讲出我们的理想和抱负。
如果我们无法对着父母亲人说出我们的烦恼，那么，就让我们在我们的同学中找到能相互理解的朋友，对我们自己的朋友倾诉。
我一直都认为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成为爱因斯坦，不仅仅在于他的天资，更在于同周围的自由讨论氛围，他同居里夫人、普朗克、卢森堡等等天才的聚会讨论，是造就了一大群天才。天才不仅仅是天生的，而且是通过交流来传染的。
这就是我发起“新启蒙沙龙”（在远望楼宾馆），“百草园沙龙”（没周三下午3点在北大塞万提斯雕像前，后来北大的民主沙龙）、“渊鸣圆沙龙”（每周围晚7点在圆明园门口）等等一系列沙龙的初衷。
这不过就是将法国的贵族在豪宅里举办的贵族沙龙移植到各个校园的草坪上。将贵族沙龙演变成平民沙龙。是在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爱因斯坦的天才沙龙。
胡耀邦去世后，学生整天上街游行，我便着手在学生中组建各种学生组织。这时我的目标就是要将这种学生运动引导成波兰的团结工会模式。是期望以学生作为最初的雪团，象滚雪团一样将社会的各个阶层，将工农商学兵，特别是将共产党中的精英阶层都卷进我们的团结青年联合会。
1989年4月23日,我在我的住处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后,我随后的几天连续同各个精英人物见面商谈,包括方励之、许良英、于浩年、陈子明等等，我周围有一群来自社科院、中科院、北大、清华、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博士、学者，我们曾经预谋成立中国的“全国民主政治协商促进会”，拟定请方励之担任科学家联络人，邓朴方任政治组联络人，刘刚担任青年组联络人，严加其、陈子明、王军涛等等都担任各个阶层的联络人。我让高自联在各个高校组织巡回演讲，邀请我们的这些联络人和代表到各个高校演讲。以及组织了在人大、北大、师大的演讲。但由于后来的广场绝食，使得我们的这个计划暂时停止。
我讲出这些，不过是针对王希哲提出的问题，讲出一些我们当年的一些想法、目标。
就我来说，当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打倒共产党”这种口号，是可做不可说的。
记得是在1989年4月19日在中南海门前曾经连续几天有上千人的聚会抗议。我那些天都在。主要的演讲者就是吾尔开希和我。最初是使用政工干部同到场的人私下谈话劝说。有几个北师大的政工干部就围着吾尔开希进行劝说。在那里聚会的人群中后很多人就是来自各高校的政工干部。
最先几天是用公交车将聚会的学生送返回各个高校。有一次，一个被拉到公交车的女学生高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立即被一些人劝阻。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袁立本、袁木、何东昌在中央电视台上就说：“居然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有人喊“打倒共产党”这种口号，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谁喊这种口号，一定会被周围的人群制止或举报。
大多数学生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诉求的。正如我前面所说，8964期间的学生同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派是有很多差别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的。
文革期间，全国都是政治挂帅，不搞政治，政治就搞你。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的唯一升迁出路就是搞政治投机，而且必须是走入团、入党、争当共产党的第三梯队，对于那些没有红色基因和血缘的人，想要被共产党重用，造反招安是走向政坛的捷径，甚至就是唯一渠道。
红卫兵、造反派中的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政治抱负和目标。
但8964期间的学生们的理想和抱负已经大大地分散了，名牌大学的学生们是以出国留学为第一目标，考研、拿硕士、博士学位为第二目标，分配到直辖市、省会城市的机构工作是第三目标。只有那些文科类（如法律系、国政系）的学生才愿意入党从政。而这些想入党从政的学生们大多都是不想造反的。
那么，就当时学生们的心理状态，不具有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的政治抱负和动机。没什么人会真正地献身政治反对运动。大家都知道西方民主制度好，但没多少人去思考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人们只是希望跑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自由。
陈子明、王军涛当时对运动的期望也有所不同。
在胡耀邦逝世不久，王丹就多次同我说过，他去见了陈子明。陈子明对他们说：“反抗运动中，绝食没有不成功的。”
王丹随后就在校园里广泛传播陈子明的这句话。那时的学生们参与游行示威，主要出发点就是青春期躁动宣泄，没什么人会想到绝食、自焚这种激烈抗争形式。我本人就从来不曾想过这种抗议形式，更不期望看到有人绝食、自焚。
王军涛则是反复向人宣扬韩国学生的跳楼、自焚抗议方式。当时王军涛都会很熟练地说出韩国有多少学生自焚和跳楼了。
可见，陈子明是期望中国的反抗运动走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而王军涛的目标是走向韩国学生运动中的自焚、跳楼模式。
而我则是期望走向波兰团结工会的持久对峙局面。
在1988年我在各个校园组织“民主沙龙”活动。我的初衷是希望在高校学生中建立我们的人脉网络。这种人脉网络将有助于我们将来的政治、经济、学术生涯，而且这种自由交往方式本身就是我们实现哈享受我们自身的思想、言论自由。我那时在论坛上反复说：
我们的思想自由就是要激励我们自身去自由思想。
我们的言论自由是来自于我们自身都去自由地言论。
如果我们还不能在新闻媒体上发表我们的思想和言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对着天空、大地发表我们的言论，对着空气交流我们的真实思想。
如果我们还不能对着政府、人民提出我们的建议，那么，就让我们每天对着朋友们讲出我们的理想和抱负。
如果我们无法对着父母亲人说出我们的烦恼，那么，就让我们在我们的同学中找到能相互理解的朋友，对我们自己的朋友倾诉。
我一直都认为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成为爱因斯坦，不仅仅在于他的天资，更在于同周围的自由讨论氛围，他同居里夫人、普朗克、卢森堡等等天才的聚会讨论，是造就了一大群天才。天才不仅仅是天生的，而且是通过交流来传染的。
这就是我发起“新启蒙沙龙”（在远望楼宾馆），“百草园沙龙”（没周三下午3点在北大塞万提斯雕像前，后来北大的民主沙龙）、“渊鸣圆沙龙”（每周围晚7点在圆明园门口）等等一系列沙龙的初衷。
这不过就是将法国的贵族在豪宅里举办的贵族沙龙移植到各个校园的草坪上。将贵族沙龙演变成平民沙龙。是在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爱因斯坦的天才沙龙。
胡耀邦去世后，学生整天上街游行，我便着手在学生中组建各种学生组织。这时我的目标就是要将这种学生运动引导成波兰的团结工会模式。是期望以学生作为最初的雪团，象滚雪团一样将社会的各个阶层，将工农商学兵，特别是将共产党中的精英阶层都卷进我们的团结青年联合会。
1989年4月23日,我在我的住处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后,我随后的几天连续同各个精英人物见面商谈,包括方励之、许良英、于浩年、陈子明等等，我周围有一群来自社科院、中科院、北大、清华、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博士、学者，我们曾经预谋成立中国的“全国民主政治协商促进会”，拟定请方励之担任科学家联络人，邓朴方任政治组联络人，刘刚担任青年组联络人，严加其、陈子明、王军涛等等都担任各个阶层的联络人。我让高自联在各个高校组织巡回演讲，邀请我们的这些联络人和代表到各个高校演讲。以及组织了在人大、北大、师大的演讲。但由于后来的广场绝食，使得我们的这个计划暂时停止。
我讲出这些，不过是针对王希哲提出的问题，讲出一些我们当年的一些想法、目标。
就我来说，当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打倒共产党”这种口号，是可做不可说的。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1-02-23 02: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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