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现在比从前更需要怀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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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封闭隔离到气候变化等任何事上都呈现出教条主义确定性的盛行，在这样的世界，质疑精神至关重要。
多亏了启蒙运动和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敢于质疑的心灵在现今时代基本上游刃有余。但是，现在似乎不再如此了。
这是因为怀疑精神赖以生存的言论自由在最近一些年一直遭受越来越激烈的攻击。它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一个问题或一种风险或一个威胁。有人告诉我们，言论自由伤害弱势群体，令弱者受到伤害。政客、学者和评论家们现在频频谈及极右翼势力往往将“言论自由当作武器”。最近，来自常青藤大学的一帮法学教授甚至论证说，言论自由曾经受到保护，且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但现在由于川普总统的使用可能给民主本身带来威胁。
言论自由曾经被当作民主的前提条件，现在却被描述为对民主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掌握文化和政治机构的人不愿意容忍不同意见。如果言论自由被认为有这么大的威胁，尤其是当今疫情期间，那些实施言论自由的人可能被认为是社会危险。这似乎已经是当今怀疑论者的宿命。
只要看看所谓的隔离封锁措施怀疑论者现在讨论的内容就明白了。他们被指控“手上沾满了鲜血，”持有“致命性的错误观念”。他们应该遭到排斥、审查、和羞辱。本着这种精神，《卫报》一位专栏作家甚至要求批评隔离封锁共识的具体科学家应该被社交媒体封号，不准他们在上面发表言论。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奇怪。现在，怀疑论往往被描述为危险观念，需要被摧毁以免我们都跟着遭殃。
不仅仅是对封锁隔离措施的批评受到攻击。对建制派世界观其他方面的批评也遭到大致相同的待遇---也就是说被看作危险观念和带来威胁的东西。其实，那是我们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教育精英妖魔化批评的尝试，这种批评有助于形成对怀疑论本身的更广泛妖魔化。我们不妨想想围绕那些欧洲怀疑论者或气候怀疑论者的一阵阵尖刻攻击。人们不是将其描述为持不同意见的人而是将其描述为道德上的低劣者甚至潜在的危险分子。
同样，他们的书籍、文章和电台、电视形象也获得中世纪教会对待异教徒文献那样的待遇：思想腐化之源头。就拿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比约恩·伦伯格（Bjorn Lomborg）批评当今环保主义某些方面的《假警报》所写的书评来说，斯蒂格利茨宣称“如果它成功地说服任何人的话，那就极其危险了。”
或者我们看看针对质疑政府封锁隔离措施的《大巴灵顿宣言》的作者以及质疑封锁措施的个人如理论流行病学教授苏涅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的歇斯底里式批评。他们的人格和专业知识受到诽谤和中伤，更令人担忧的是，批评家们还要求开除他的公职。这已经带有现代高科技猎巫的特征了。
当然，还没有人谈到烧死或溺死怀疑者。不过，文化和学界建制派的确似乎想将怀疑者尤其是表示怀疑的科学家剔出公共生活。其主流反对者宣称，电视和电台制片人需要停止基于新闻报道的平衡谬误理由邀请“边缘”科学家到节目中来。他们声称，怀疑论者的观点并没有像主流共识那样的学界和科学权重。
这种论证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因为担忧媒体上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存在，美国学者娜奥米·奥雷克斯（Naomi Oreskes）声称“记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并不适用于科学。”她坚持认为，科学问题上的辩论应该仅仅限于科学机构的职业成员之间，他们的论证应该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另外一个评论家宣称，听任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是道德懦弱的行为，它源于拒绝在唯一的真理问题上选边站。
在疫情肆虐的过去一年，这种反对怀疑论者的圣战已经进入超速行驶状态。比如大科技公司如YouTube、推特和脸书已经使用疫情威胁来论证审查和管理新冠病毒政策辩论的合理性。当YouTube首席执行官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宣称，任何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意见相反的东西都应该被清除掉时，她似乎已经错误地把自己当作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言人了。
对怀疑论者的道德诋毁
从历史上看，为呼吁审查辩护往往是基于这个理由，该文本要么政治上具有颠覆性，要么在道德上堕落。这种辩护如今成为反对怀疑论教条的关键部分。
在这方面，斯蒂格利茨指控伦伯格的《假警报》可能有“思想污染”的危险就非常说明问题。这个术语能引起更早时期针对异教徒和道德堕落的文学提出指控的回声－－－也就是说，是道德污染或者是道德毒药。比如约西亚·利兹（Josiah Leeds）在《关于印刷的毒药》(1885)中区分了“淫秽”与“廉价小说的恶劣影响”，他声称虽然并不“一定是淫秽的”，但依然构成对社会的毒害”。
当然，今天的怀疑论者没有被指控淫秽或道德堕落。不，他们被指控“否认主义”。这是他们的邪恶行为，他们的异教徒观念。把怀疑论归结为否认主义的范畴，人们给怀疑论实践赋予了一种邪恶意图。因此，怀疑论者不是在质疑或者怀疑普遍接受的立场；相反，他或她是在否认普遍接受的立场的真理性。这是这种战略的准宗教威力，通常避免采取普遍接受的立场的《卫报》更新了它2019年的风格指南，意思是气候怀疑论者从那以后往往被称作气候科学否认者。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修辞战略也已经被应用在那些质疑封锁隔离措施的人身上，这些人在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常常被指控为“新冠病毒否认者”。
否认主义的观念当然具有神学的威力，因为它来自否认上帝话语这个曾经不可被饶恕的罪恶。但是，其当今道德威力大部分来自它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联系。该术语被用在那些否认大屠杀这场人类悲剧的人身上，这样一来就成了事件之后的帮凶－－－否认大屠杀就理所应当地被视为罪恶。而将这个术语用在质疑封锁隔离措施或气候变化现有立场的人身上就是利用了大屠杀的残余。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对大屠杀浩劫（the Shoah）的无耻滥用是怀疑论敌人的标准做法。他们已经将否认大屠杀的行为转变成为普遍性罪恶，一种可以用在任何怀疑论立场上的自由流动的亵渎神灵之罪。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否认很恶毒，可能产生很糟糕的影响。气候变化否认者导致本来能保持地球健康的行为缺失。拒绝戴口罩者导致新冠病毒传播加快和致死率增加。”
其实，常常出现的是，道德圣战者已经非常熟悉否认行为，他们已经不再说出观点的区别是什么样子。这很难令人感到吃惊。人们对挑战现有智慧者的不宽容心态加剧了否认主义指控力度，使其变得日益嚣张。
在中世纪，异教徒罪恶往往与否认天主教的真理条款有关。如果异教徒拒绝放弃其立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或将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个做法在宗教改革之后仍继续存在。比如在英格兰，巴多罗买·莱格特（Bartholomew Legatt）和爱德华·怀特曼（Edward Wightman）因为否认基督的神性而激怒了英国教会，两人在1612年双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怀特曼成为最后一个受到这种惩罚的英国异教徒。
今天的否认者并不会被当作应该烧死在火刑柱上的罪人。相反，他们常常被当作心理有毛病的个人，在等待治疗期间应该被隔离起来远离主流辩论。其实，这是当今反对怀疑论思维的典型特征：指控否认主义者坏蛋存在心理问题（psychologisation）。怀疑论者不仅仅是错误的，他们还患了病。因此，2009年学术会议询问否认气候变化者是否“有消费上瘾的毛病。”
否认甚至成为心理学词汇的组成部分。它被描述为一种防御机制，用来保护患者免受现实的侵扰。否认被用来作为准诊断范畴将怀疑论转化为心理问题。被当作否认者的怀疑论者也就不再是平等的辩论对象，而应该被当作道德上或心理上低人一等的人。正如伯克利计算认知科学家塞莱斯特·基德（Celeste Kidd）解释的那样：
“我们并不知道坚持拥有令人怀疑的信念的趋势能否经过训练而消除，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犯错，他们可能被教导在行为上变得相应温和一些。我们正在调查该观点的可靠性。我们将检验一番看看结果如何，这正是科学的运行方式。”
如果给人洗脑是“科学的运行方式”，那么社会就陷入大麻烦了。值得记住的是，这样的“科学”曾经在苏联实施过，那里持不同政见者通常被诊断为患了心理失常的毛病。这很难说令人吃惊。病例学怀疑论允许那些掌权者将批评者推到边上去，认为他们不仅错误而且有病。
什么是怀疑论？
在怀疑论通常遭到维持现状者的诋毁和谴责时，澄清怀疑论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捍卫它就非常重要。
作为一种哲学观念，怀疑论自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苏格拉底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要点是无知是积极探索真理的起点。这归纳了怀疑论者的定义性特征：搁置判断。因此，怀疑论者是对于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等还没有做出决定的人或者不处于做决定的位置的人。
这种搁置判断并不一定意味着拒绝判断。它可能意味着推迟判断，同时怀疑论者继续探索手头的问题。与涉及到对真理做出否定判断的怀疑不同，怀疑论代表了一种预判断。它与教条或毫不怀疑的确定性态度相反。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搁置判断可能是一种逃避行为。但是，推迟判断也可能是致力于进一步探索真理和追求清晰性的前奏。
作为哲学定位，怀疑论代表了对人类太容易拥抱教条的诱惑的挑战。对古希腊人来说，怀疑论不是关于不相信什么或否认某个特定立场的。真正的怀疑论者很少宣称他知道某个特定立场是错误的。怀疑论意味着探索。虽然它的动机可能非常复杂，怀疑论的思想基础是相信真理很难获得。
就像任何好想法一样，怀疑论不应该被教条式地追求。没有必要放弃这样的观点，笼统的知识服务于没有尽头的怀疑探索的利益。一种怀疑论心态有可能接受科学研究的结果，同时对将来修改甚至拒绝它的可能性仍然抱有开放态度。
在当今独特的不确定性世界，这种既有开发知识的潜力同时又不宣称确定性或发现了真理就显得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且促进民主公共生活的繁荣。没有质疑的权利，就不可能有思想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对怀疑论者的妖魔化——称之为否认者、腐败分子、道德低劣者——不仅反映了支持建制派者的诡辩论倾向，而且也是对人类探索本身的攻击。
社会需要怀疑论才能发展。怀疑论鼓励社会质疑假设和想当然的“事实”，它们很可能逐渐僵化并成为教条。它让我们的思想生活屈服于新体验。总之，怀疑论是确定性泛滥的解毒剂。
怀疑论者的态度在当下特别重要。在当今这个危险时刻，当人类遭遇新冠病毒的致命威胁时，有一种关闭辩论和限制言论自由的诱惑。在此情况下，不同观点可能很容易被嘲弄和指控为对人民健康的威胁。在有些人看来，辩论本身似乎都是我们负担不起的奢侈。但是，恰恰是在危急时刻，在疫情严重的当下，辩论和言论自由变得不可或缺。它们是人们用来鼓励创新和运用公众的智慧应对我们不知不觉陷入的危机的手段。
19世纪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经写到“怀疑论是最高的义务，盲目信仰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现在，这个命题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我们去悉心接受。我们未来的自由或许就指望它了。
作者简介：富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著有《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受到围攻的民主：不要听任它被封锁起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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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封闭隔离到气候变化等任何事上都呈现出教条主义确定性的盛行，在这样的世界，质疑精神至关重要。
多亏了启蒙运动和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敢于质疑的心灵在现今时代基本上游刃有余。但是，现在似乎不再如此了。
这是因为怀疑精神赖以生存的言论自由在最近一些年一直遭受越来越激烈的攻击。它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一个问题或一种风险或一个威胁。有人告诉我们，言论自由伤害弱势群体，令弱者受到伤害。政客、学者和评论家们现在频频谈及极右翼势力往往将“言论自由当作武器”。最近，来自常青藤大学的一帮法学教授甚至论证说，言论自由曾经受到保护，且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但现在由于川普总统的使用可能给民主本身带来威胁。
言论自由曾经被当作民主的前提条件，现在却被描述为对民主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掌握文化和政治机构的人不愿意容忍不同意见。如果言论自由被认为有这么大的威胁，尤其是当今疫情期间，那些实施言论自由的人可能被认为是社会危险。这似乎已经是当今怀疑论者的宿命。
只要看看所谓的隔离封锁措施怀疑论者现在讨论的内容就明白了。他们被指控“手上沾满了鲜血，”持有“致命性的错误观念”。他们应该遭到排斥、审查、和羞辱。本着这种精神，《卫报》一位专栏作家甚至要求批评隔离封锁共识的具体科学家应该被社交媒体封号，不准他们在上面发表言论。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奇怪。现在，怀疑论往往被描述为危险观念，需要被摧毁以免我们都跟着遭殃。
不仅仅是对封锁隔离措施的批评受到攻击。对建制派世界观其他方面的批评也遭到大致相同的待遇---也就是说被看作危险观念和带来威胁的东西。其实，那是我们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教育精英妖魔化批评的尝试，这种批评有助于形成对怀疑论本身的更广泛妖魔化。我们不妨想想围绕那些欧洲怀疑论者或气候怀疑论者的一阵阵尖刻攻击。人们不是将其描述为持不同意见的人而是将其描述为道德上的低劣者甚至潜在的危险分子。
同样，他们的书籍、文章和电台、电视形象也获得中世纪教会对待异教徒文献那样的待遇：思想腐化之源头。就拿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比约恩·伦伯格（Bjorn Lomborg）批评当今环保主义某些方面的《假警报》所写的书评来说，斯蒂格利茨宣称“如果它成功地说服任何人的话，那就极其危险了。”
或者我们看看针对质疑政府封锁隔离措施的《大巴灵顿宣言》的作者以及质疑封锁措施的个人如理论流行病学教授苏涅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的歇斯底里式批评。他们的人格和专业知识受到诽谤和中伤，更令人担忧的是，批评家们还要求开除他的公职。这已经带有现代高科技猎巫的特征了。
当然，还没有人谈到烧死或溺死怀疑者。不过，文化和学界建制派的确似乎想将怀疑者尤其是表示怀疑的科学家剔出公共生活。其主流反对者宣称，电视和电台制片人需要停止基于新闻报道的平衡谬误理由邀请“边缘”科学家到节目中来。他们声称，怀疑论者的观点并没有像主流共识那样的学界和科学权重。
这种论证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因为担忧媒体上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存在，美国学者娜奥米·奥雷克斯（Naomi Oreskes）声称“记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并不适用于科学。”她坚持认为，科学问题上的辩论应该仅仅限于科学机构的职业成员之间，他们的论证应该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另外一个评论家宣称，听任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是道德懦弱的行为，它源于拒绝在唯一的真理问题上选边站。
在疫情肆虐的过去一年，这种反对怀疑论者的圣战已经进入超速行驶状态。比如大科技公司如YouTube、推特和脸书已经使用疫情威胁来论证审查和管理新冠病毒政策辩论的合理性。当YouTube首席执行官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宣称，任何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意见相反的东西都应该被清除掉时，她似乎已经错误地把自己当作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言人了。
对怀疑论者的道德诋毁
从历史上看，为呼吁审查辩护往往是基于这个理由，该文本要么政治上具有颠覆性，要么在道德上堕落。这种辩护如今成为反对怀疑论教条的关键部分。
在这方面，斯蒂格利茨指控伦伯格的《假警报》可能有“思想污染”的危险就非常说明问题。这个术语能引起更早时期针对异教徒和道德堕落的文学提出指控的回声－－－也就是说，是道德污染或者是道德毒药。比如约西亚·利兹（Josiah Leeds）在《关于印刷的毒药》(1885)中区分了“淫秽”与“廉价小说的恶劣影响”，他声称虽然并不“一定是淫秽的”，但依然构成对社会的毒害”。
当然，今天的怀疑论者没有被指控淫秽或道德堕落。不，他们被指控“否认主义”。这是他们的邪恶行为，他们的异教徒观念。把怀疑论归结为否认主义的范畴，人们给怀疑论实践赋予了一种邪恶意图。因此，怀疑论者不是在质疑或者怀疑普遍接受的立场；相反，他或她是在否认普遍接受的立场的真理性。这是这种战略的准宗教威力，通常避免采取普遍接受的立场的《卫报》更新了它2019年的风格指南，意思是气候怀疑论者从那以后往往被称作气候科学否认者。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修辞战略也已经被应用在那些质疑封锁隔离措施的人身上，这些人在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常常被指控为“新冠病毒否认者”。
否认主义的观念当然具有神学的威力，因为它来自否认上帝话语这个曾经不可被饶恕的罪恶。但是，其当今道德威力大部分来自它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联系。该术语被用在那些否认大屠杀这场人类悲剧的人身上，这样一来就成了事件之后的帮凶－－－否认大屠杀就理所应当地被视为罪恶。而将这个术语用在质疑封锁隔离措施或气候变化现有立场的人身上就是利用了大屠杀的残余。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对大屠杀浩劫（the Shoah）的无耻滥用是怀疑论敌人的标准做法。他们已经将否认大屠杀的行为转变成为普遍性罪恶，一种可以用在任何怀疑论立场上的自由流动的亵渎神灵之罪。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否认很恶毒，可能产生很糟糕的影响。气候变化否认者导致本来能保持地球健康的行为缺失。拒绝戴口罩者导致新冠病毒传播加快和致死率增加。”
其实，常常出现的是，道德圣战者已经非常熟悉否认行为，他们已经不再说出观点的区别是什么样子。这很难令人感到吃惊。人们对挑战现有智慧者的不宽容心态加剧了否认主义指控力度，使其变得日益嚣张。
在中世纪，异教徒罪恶往往与否认天主教的真理条款有关。如果异教徒拒绝放弃其立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或将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个做法在宗教改革之后仍继续存在。比如在英格兰，巴多罗买·莱格特（Bartholomew Legatt）和爱德华·怀特曼（Edward Wightman）因为否认基督的神性而激怒了英国教会，两人在1612年双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怀特曼成为最后一个受到这种惩罚的英国异教徒。
今天的否认者并不会被当作应该烧死在火刑柱上的罪人。相反，他们常常被当作心理有毛病的个人，在等待治疗期间应该被隔离起来远离主流辩论。其实，这是当今反对怀疑论思维的典型特征：指控否认主义者坏蛋存在心理问题（psychologisation）。怀疑论者不仅仅是错误的，他们还患了病。因此，2009年学术会议询问否认气候变化者是否“有消费上瘾的毛病。”
否认甚至成为心理学词汇的组成部分。它被描述为一种防御机制，用来保护患者免受现实的侵扰。否认被用来作为准诊断范畴将怀疑论转化为心理问题。被当作否认者的怀疑论者也就不再是平等的辩论对象，而应该被当作道德上或心理上低人一等的人。正如伯克利计算认知科学家塞莱斯特·基德（Celeste Kidd）解释的那样：
“我们并不知道坚持拥有令人怀疑的信念的趋势能否经过训练而消除，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犯错，他们可能被教导在行为上变得相应温和一些。我们正在调查该观点的可靠性。我们将检验一番看看结果如何，这正是科学的运行方式。”
如果给人洗脑是“科学的运行方式”，那么社会就陷入大麻烦了。值得记住的是，这样的“科学”曾经在苏联实施过，那里持不同政见者通常被诊断为患了心理失常的毛病。这很难说令人吃惊。病例学怀疑论允许那些掌权者将批评者推到边上去，认为他们不仅错误而且有病。
什么是怀疑论？
在怀疑论通常遭到维持现状者的诋毁和谴责时，澄清怀疑论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捍卫它就非常重要。
作为一种哲学观念，怀疑论自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苏格拉底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要点是无知是积极探索真理的起点。这归纳了怀疑论者的定义性特征：搁置判断。因此，怀疑论者是对于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等还没有做出决定的人或者不处于做决定的位置的人。
这种搁置判断并不一定意味着拒绝判断。它可能意味着推迟判断，同时怀疑论者继续探索手头的问题。与涉及到对真理做出否定判断的怀疑不同，怀疑论代表了一种预判断。它与教条或毫不怀疑的确定性态度相反。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搁置判断可能是一种逃避行为。但是，推迟判断也可能是致力于进一步探索真理和追求清晰性的前奏。
作为哲学定位，怀疑论代表了对人类太容易拥抱教条的诱惑的挑战。对古希腊人来说，怀疑论不是关于不相信什么或否认某个特定立场的。真正的怀疑论者很少宣称他知道某个特定立场是错误的。怀疑论意味着探索。虽然它的动机可能非常复杂，怀疑论的思想基础是相信真理很难获得。
就像任何好想法一样，怀疑论不应该被教条式地追求。没有必要放弃这样的观点，笼统的知识服务于没有尽头的怀疑探索的利益。一种怀疑论心态有可能接受科学研究的结果，同时对将来修改甚至拒绝它的可能性仍然抱有开放态度。
在当今独特的不确定性世界，这种既有开发知识的潜力同时又不宣称确定性或发现了真理就显得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且促进民主公共生活的繁荣。没有质疑的权利，就不可能有思想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对怀疑论者的妖魔化——称之为否认者、腐败分子、道德低劣者——不仅反映了支持建制派者的诡辩论倾向，而且也是对人类探索本身的攻击。
社会需要怀疑论才能发展。怀疑论鼓励社会质疑假设和想当然的“事实”，它们很可能逐渐僵化并成为教条。它让我们的思想生活屈服于新体验。总之，怀疑论是确定性泛滥的解毒剂。
怀疑论者的态度在当下特别重要。在当今这个危险时刻，当人类遭遇新冠病毒的致命威胁时，有一种关闭辩论和限制言论自由的诱惑。在此情况下，不同观点可能很容易被嘲弄和指控为对人民健康的威胁。在有些人看来，辩论本身似乎都是我们负担不起的奢侈。但是，恰恰是在危急时刻，在疫情严重的当下，辩论和言论自由变得不可或缺。它们是人们用来鼓励创新和运用公众的智慧应对我们不知不觉陷入的危机的手段。
19世纪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经写到“怀疑论是最高的义务，盲目信仰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现在，这个命题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我们去悉心接受。我们未来的自由或许就指望它了。
作者简介：富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著有《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受到围攻的民主：不要听任它被封锁起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