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列于“诽谤证据”之首的高寒公开发表的长文
以下便是2006年8月26日被笔会《开除决议》列为“诽谤证据”之首的那篇15,000余字长文的摘录。这是一篇让高寒付出被开除、遭围攻代价，更付出了十年“马拉松”官司代价的肇祸之文。该文当时全文发表在澳大利亚《自由圣火》2006年7月号上，此前则是边写边分章连载于网上若干论坛和笔会社区。原告这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被列为首要的“诽谤证据”这一板上钉钉、无可抹煞、辩无可辩的事实本身，确凿无误地指证了“高寒诽谤-开除案”的因言获罪这一要害；也在在印证了刘晓波等“（伪？）自由主义者”流，在自己管理的社区内践踏言论自由、以言治罪的行径。
播下跳蚤，收获龙种
——从“排郭门”丑闻看民间营垒对“健康竞争伦理”的呼唤
引 言
一件或象征着美国和西方对华政策有微妙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美国政府高官几乎全数出席接见中国民间代表，居然以“排郭门”这样的丑闻给玷污了。这个超出了任何科幻电影想象力的杰作，被我们中国的知识精英、异议作家用其高超的行为艺术给表演了出来。在惊讶得目瞪口呆的一瞬之后，观众们不约而同地被激怒了：震怒的狂潮席卷各大中文论坛，久久不能平息。才仅仅几周，“王怡”、“余杰”这两个在互联网上颇为走红的名字，就一落千丈地走黑了，甚至还殃及其近友、团体和信仰。或问：这是苍天有眼，还是世道无情？或问：这并不陌生的戏码之一再上演难道竟是中国异议精英的宿命？
一、教训的症结点
王怡说他与郭飞熊有歧见。他想用“歧见”存在之合理性来印证“排郭门”的合理性。他先在5月21号发表论歧见长文，22号即用该长文作自辩信附录，欲强烈传递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一招灵不灵，大家已经看到了。即使完全撇开网民们排炮般对“白衣秀士”的道义声讨，仅从纯粹功利判断上看，高明的操作也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场景。譬如：
《维权报》记者高一筹从白宫报道：5月11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会见了4名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家，王怡、余杰、李伯光和郭飞熊。……王怡在发言时微笑着指着郭飞熊说：这位是我们中的激进分子，强调街头动员。而我则自认为是保守派，强调在民主转型中要最大可能地避免社会骚乱。昨天晚上，不，就刚刚走进这房间前，在白宫草坪上，我们还在吵架呢！……，等等、等等、等等。
怎么样？这样会有损你王怡一丝一毫吗？会给你的回国带来任何危险吗？会导致你自认为的“为某种危险的趋势背书”吗？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眼下这种让你尴尬的局面吗？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有分歧，而在处理分歧的方式。导致“崩盘”的原因要从这方面来寻找，教训也应从这方面来吸取。
二、关键时刻，方显人伦本色
这里的“关键时刻”，可以是大名大利，也可以是大灾大难；可以是大赢大赚，也可以是大输大赔，……。平时不管你大道理侃得多么圆，牛皮吹得多么高，但一到这“见真钢”的道口儿你过不去，那么，这眼见的朱楼唿啦啦倒塌也就在顷刻之间。
王怡在自辩信中用了“最后决裂”这个关键词。显然，在他看来，这见布什，就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了。与谁决裂？当然是与那位此时此刻在国内国外风头正劲的郭飞熊及其背后的所谓“激进”维权派决裂了。且不谈高智盛、范亚峰、郭飞熊们的“不流血、无敌人、非暴力”主张简直是温和到家了，且不谈人家的风头盛是靠一次次拼性命拼出来的，就拿这次去白宫喝茶来说，于公于私就真到了二位“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决裂”、还“最后”之关头了吗？更何况，在同一封信中，作者还有一自我定位的关键词：“顺服掌权者”。既如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又何必硬要来个“宁可豆碎，不愿瓜全”呢？
王余这次“塌楼”的最大教训在于：他们选择了一种零和的方式来处理分歧和危机。对此，王怡信中是这样说的：“我和余杰可以决定自己是否退出。这一决定不受任何人所谓投票和民主的制约。”王怡的这番话，是针对郭飞熊5月9日上午致傅希秋紧急信中的如下处理方式而说的：“据5月9日上午10点30分与范亚峰的通话，范亚峰、高智晟、张星水与郭飞雄四票赞成郭飞雄前去会见布什，请傅希秋先生转告王怡、余杰二人。”也就是说，一到争名争利的关键时刻，作为异议作家、公共知识分子的王怡、余杰，就把平时间批判共产党对手时用得最多、喊得最响的关键词：“民主”啦、“程序”啦，给统统弃之如敝屣了。于是，此时此刻，既然多元包容的伦理免谈，民主投票的程序无效，剩下的，也就只好用任由他们宣读的所谓基督“神谕”来欺负异教徒郭飞熊了。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完全歪曲主人意图、误导公众的假消息满天飞。于是，题为“余杰副会长与布什总统会谈要点”便以一种按捺不住的洋洋得意而横空出世了。
三、隐忍而后发的郭飞熊
现在我们才知道，那位被几位同僚用“抱在一起祷告”的特种“程序”给一脚踹下来的郭飞熊，那位被朋友暗算而内心有奇耻大辱燃烧的郭飞熊，那位在中共监狱中敢以命相博的郭飞熊，面对眼前活生生、赤裸裸的阴谋与背叛，他选择了隐忍，选择了沉默。他没有给主人难堪，他也让王余去过了把白宫瘾。本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可以、甚至有权大声抗议的。然而，不难设想，如此一来，那将是怎样的一场亲痛仇快的乱局啊！那将是怎样的一个让中国民主运动、让中国体制内外的异议群落、不，它甚至将让每一个稍微有点“中国心”的国人都会面临一种愧辱交加的场面（只要回顾一下数年前王希哲震动华人媒体的“国会闹场”吧）！完全可以这么说，倘若这一次美国总统近十年来隆重会见中国民间代表的好事给搞砸了，每一个广义或狭义的中国民运人士，都会在心中背上一个十字架，中国民间异议人士的形象，无论对内对外，都会是雪上加霜，至少十年都难以恢复。
好险啊！幸好是郭飞熊、幸好有高智盛、幸好有范亚峰！
整整一周，王怡、余杰完全沉浸在大局已定的成功巅峰中。此时此刻，他们要居高临下地向出局者郭飞熊伸出橄榄枝了。在纽约，王余挟与布什刚握过手的荣耀，招呼了一群他们口口声声要划清界限的民运大佬，设了一个饭局，欲与郭飞熊“说和”和“私了”。
然而，郭飞熊不为“苦口婆心”的大佬们所动，他拒赴那个不讲原则、不讲是非、轻视伦理、妄称大局的“说和”宴。他要诉诸公议，要在庸俗的和稀泥之外，为民间营垒探寻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内斗”、且最终让健康竞争伦理和竞争规范脱颖而出的建设之道了。
四、一度沉默的民间媒体
5月18日郭飞熊有话要说了，他要公布事实真相了。这天，他加注解密了10天前他写给傅希秋的紧急信。然而郭飞熊万万没有想到，他曾寄托着主持公道希望的好几家民间中文媒体：博讯、大纪元、多维、新世纪，……均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博讯开始倒是登了，但数小时后，又紧急撤稿了。
这是为什么？的的确确，郭飞熊这封信的颠覆作用太强烈了，尤其是在各媒体刚刚才高调报道完“余杰与布什会谈”的此时此刻，尤其是在王怡、余杰这两颗媒体明星正大放异彩的此时此刻。兹事体大，缓发为要。这大概便是众主编们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吧。从最好的方面去理解，各媒体或都是出于一种忌讳“民运内斗”，忌讳“被看笑话”的良苦心态。固然，毫无疑问，这一次，在这种节骨眼儿上，我们的博弈对手当然不会闲着，那种居间向两边放枪，挑动火并、撕裂伤口的干活，他们绝不会少做。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能成为否定中国的民间营垒应当有自己健康的批评文化的理由？这能成为中国民间媒体之监督功能只能用于对外而不能用于对内的理由？
既然做任何事都会有风险，其概率绝不可能——如“疗愚大师”芦笛所愚蠢地认为的那样——为零，既然吃饭做爱还有死人的事发生呢，那么，我们的选择就只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决不是因噫废食了。事实上，长期以来，在中国民运内部、在中国民间营垒，要开展正常健康的批评与反批评，真是难上加难。一有不同意见，民运人士和民运之友的下意识反应就是捂盖子，生怕天塌下来。据说这还都是为了群体的“形象”。高智盛文章中的“说客盈门”，不多是如此吗？其实，如果民间力量真就这么弱不禁风，经不起批评，那还就真没有资格走上历史舞台，真没有资格创造未来了。
多年的经验已经说明：“沉默”、“捂盖子”，不可能制止“内斗”，它只可能事与愿违地使“内斗”更加惨烈。因为正是那种杞人无事忧天倾的庸人自扰，往往无意中促成了王怡余杰们宗派小圈子的话语霸权，助长了中国民间阵营中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设想一下吧，倘若当初王怡、余杰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排挤郭飞熊一事，将有可能被摊开在阳光下，将有可能被诉诸于某种中立的评议机制，那么，他们还敢那么肆无忌惮，还敢那么为所欲为吗？更何况，如果中文民间的媒体不报道民间阵营的阴暗面，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谴责中共的媒体不报道他们的阴暗面呢？难道西方新闻界会因自己社会的阴暗面将会被专制国家利用来反对民主制度，就会去自审、去封杀重大丑闻吗？
五、新伦理：就事论事、就理评理
然而，今天毕竟是信息时代了，互联网论坛天生就是一切黑箱文化的克星。东方不亮西方亮，郭飞熊的抗议信，正在海外各民间媒体均将其视为烫手山芋的当儿，却在他发完帖子的那一瞬间便立即成为讨论的兴奋点，并滚雪球般地在互联网中传开了。网友们凭着直觉的震惊与愤怒，迅速酿成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抗议、甚至声讨风潮。
我大约是在郭飞熊发帖半小时后读到他的抗议信的。凭着这些年在海外异议圈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一下即敏感到这不过是自己曾亲历过的一桩桩背信弃义和践踏程序的又一个新版本而已。触景生情，我理解飞熊的愤慨和屈辱。于是我当即跟帖，旗帜鲜明地支持他诉诸公议。或许，本人算是最早站出来挺郭的海外民运分子吧。
其实，在本人眼中，郭飞熊应算是“合法性拜物教”的鼓吹者了。仅仅因为他处于前线，故我的批判锋芒才有所收敛。譬如我为《中国之路》起草的今年元旦社论，其中最后的第五部分，就是专门批评他的。去年底，当我刚刚脱稿该文，便读到笑蜀对刚出狱的郭飞熊的那篇著名访谈：“中国需要郭飞熊”。尽管我对其中郭飞熊提出的“三不主义”——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感到在操作层面颇有新意和突破，但对他同时又表现出来的对“暴力革命”之历史意义的价值评判，则颇不以为然。为免谬种流传，我特意在本已画上句号的社论中又专门增添了一个部分。该部分其实也就一句话：“（五）谁说革命过时了？过时的只是旧有的革命形式而非革命本身。”
再拿郭飞熊这次出国前后所发的那篇最新长文——对全球维权抗暴接力绝食的系列评论——来说吧，此文好就好在他特别强调了国内维权运动与海外民运的天然联系。但该文开门见山所罗列的一长串海外民运的代表人物中，恰恰并无高寒——或许他是要与我这“革命论”坚守者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吧。然而，这却并未成为阻拦本人在第一时间将该长文转贴于“独立评论”，热情洋溢地向网友们推荐（还配发了他一张照片）的丝毫障碍。
可见，在民间阵营内部，完全应当、也完全可能寻求并逐步建立起某种就事论事、就理评理的伦理和机制。这种伦理和机制，超越思想分歧、包容多元视角，超越人际关系，尊重程序公正。它摈弃一元化独尊、也摒弃小圈子宗派。它鼓励公平竞争、也倡导规则透明。它不仅允许内部批评，尤其开放外界监督。总之，它虽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但却内含自律约束力。完全可以这么说，这种伦理，这种机制，是受专制文化残酷压迫下的中国民间营垒，在抗衡一元化文明的过程中，将要升华出的一种更高历史阶段的多元新文明，一种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免疫力，并终将在饱受专制文化摧残而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健康伦理的民主新文化。
六、理直气壮的阴招
近来有人替王余辩解说，王余将“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意见陈述给了邀请人，既堂堂正正、也符合程序，言下之意是：哪来的要挟？哪来的阴招？
这里倒用得着胡平的一种表达式：难道理直气壮的要挟就不是要挟？理直气壮的阴招就不是阴招？
在中国历史中，有许多结义为盟，终成大业的故事。而诸如“荣辱与共”、“祸福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则往往是其结盟誓词中必不可少的词儿。这也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要践行这些行为之困难，故特别要用宣誓这种庄严的仪式将其上升到伦理规范的高度。事实上，在人生途程中，这荣与辱，福与祸，对每一个欲成事业者及其团队、都构成了一种严峻的考验。
王怡、余杰这一次跌大跤子，就发生在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的所谓“大紫大红”、“大荣大福”之际。在他们看来，在平时，在一般场合，与郭飞熊这类异教徒、激进派——鼓吹“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算哪门子激进？！——“捆绑”在一起，还可将就凑合，譬如见美方议员啦，开同一个“高峰会”啦，搞同一项签名呼吁啦，……等等。但一到全世界媒体都聚焦白宫这种千载殊荣，一到这个王怡所认定的“关键时刻”，那就对不起啦，飞熊，你得识相点，靠边站吧！
王怡、余杰强调说，见谁不见谁，没有人可以代替白宫做出决定，言下之意是：他们不过是事前如实地反映了情况（王怡：“如你所知，傅牧师的决定是向白宫说明你的情况”；“美国的国安会在会面前对此事作了调查和评估”），主意还是人家拿的。
“你的情况”，什么情况？我看冲破天，可导致美方这次作重新评估的，无外乎或将郭飞熊描述成一个“反美愤青”罢了。且不谈这还属将人家对美国伊战政策批评的妖魔化，且不谈这种批评在民主国家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拿此时此刻，将同行客人多年前曾经批评过主人的某意见给刻意翻将出来打小报告给主人这一点来说，说轻点，是挑拨主客关系，说重点，则无异于告密。而无论属那种情况，难道不都是君子之所不为？不错，二位这次成功地影响了白宫的决定。但是，难道成功的挑拨就不是挑拨？成功的告密就不是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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