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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高玉秋   落桂闲人:“余则成”们的悲剧/轉載 2018-05-14 10:51:00  [点击:547]
落桂闲人:“余则成”们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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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成”们的悲剧
2012-07-16 10:05:45栏目:默认栏目

近年来,以热播电视剧《潜伏》、《夜幕下的哈尔滨》、《永不消逝的电波》、《地下地上》为代表的一大批影视剧又一次将中共地下党惊心动魄的对敌斗争生活展现在公众面前。

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结果使国民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P1224-1225)。不可否认,国统区此起彼伏的风潮(不仅仅是学运,还有工运、农运、市民运动等),固然有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贫民和学生生活艰难因而心怀不满的客观因素在内,但地下党组织的“中流砥柱”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在学潮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中,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居功至大”,“1947年5月学潮的发展与扩大,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计划的、强有力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分不开的”(2,P171,168)。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在论及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1988年,杨尚昆曾在一篇纪念李克农的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也曾亲口对曾任国民党军师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的中共秘密党员韩炼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啊!”(3,P350-384)。

除此之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还领导了一定规模的武装斗争。其中,冯白驹等人早在1927年7月就在海南岛发动武装暴动,以后创建了琼崖根据地,历经国共第一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内战,孤军奋战海岛23年,并于1950年4-5月配合四野主力“解放”海南岛,可称中共武装斗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其它如滇桂黔边区纵队、华蓥山游击队等也为各自地区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对党忠心耿耿,长期战斗在敌后的人们,“余则成”们,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代,在他们为之建立做出重大贡献的“新中国”,却先后在镇压反革命、反地方主义、反右派以及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受整,其经历之坎坷、命运之多舛,令人每每想起就为之唏嘘不已。

1949年5月,南京甫一“解放”,中共中央就因南京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政治背景又极为复杂”的情况,下达了一个“十六字方针”,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转引自4,P381)。

湖南衡阳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成员多数出身地主,与其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一起被定为“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组织,刘因此被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该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200多人受株连,有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4,P404)。

1954年饶漱石的倒台,又牵连到了曾分管上海市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的杨帆,两人同于1955年4月以“内奸、反革命罪”的名义被捕。潘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李克农的大特务,长期在国统区从事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因其出色贡献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63年6月,被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0年又被判处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出党。1977年4月14日蒙冤去世。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

当时,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云南、湖南、福建、以及南昌的地下党组织,滇桂黔边区纵队、琼崖纵队等等,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不纯”,有的还得不到承认,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惨遭镇压。

前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及其下属的滇桂黔边纵领导人郑伯克,1954年就被扣上“最恶劣的地方主义”的帽子。从1957年开始,前云南地下党和边纵有大批干部被打成右派。1958年,在“反右反地方主义、反地方民族主义补课”中,又有省管干部158人,其中前地下党和边纵干部12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前地下党昆明工委书记、滇西工委书记、滇西人民自卫军指挥员黄平被划成右派分子,遭反复批斗。前滇桂黔边区党委委员、云南省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

四川地下党在建政后、特别是重庆及四川各地区合并为四川省委之后,也遭到连续不断的迫害。“解放”前曾担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解放”后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张文澄,1957年被批为“右派反党集团”头子,同案的前地下党成员谢予、卢光特、赵隆侃等约20人也被划为右派。这时被划为右派的地下党领导骨干还有1935年领导云阳武装暴动、华蓥山武装“起义”后担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的赵唯、前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前川东区党委领导骨干范硕默等人(5)。顺便提一下,因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而闻名神州的“双枪老太婆”,其原型陈联诗也遭到清洗,1952年6月和一些老党员一起被“劝退出党”,此后直到1960年她病逝前,连写了42份入党申请书未准。1982年才被平反,恢复党籍。

在广东,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共进行了两次,分别是1952-1953年和1957年。1952-1953年的那次,毛泽东亲自对广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华南分局和广东省领导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人被迫分别做检讨。方方先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翌年又被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此次“反地方主义”有7000多广东干部受到处分和牵连。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又揪出了“古大存冯白驹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古冯二人分别遭到撤职处分,另有17位省委委员,77位部、厅和地市级的干部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干部达2万多人。1979年,一位曾在古大存身边工作的厅局级干部在一次会上说,古冯二人一向不和,在省政府的会上经常争吵,怎么可能会结成“反党联盟”?显然,这与同年毛钦点的“章罗反党联盟”一样,也是一桩典型的指鹿为马的冤案。

在1957年的“反右”中,浙江省长沙文汉成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沙文汉还与前浙东游击根据地金萧支队领导人、浙江副省长杨思一、前苏浙边区工委副书记、省财贸部长孙章录,以及南下干部、浙江省委委员彭瑞林等四人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另有三位省委委员被打成右派。

杨奎松在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4,P389)列举了建政初安徽、福建、广东、四川、贵州等五个新占领省份本省籍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情况,结果发现:五省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四川、贵州为代表,本省籍人士在县委书记、县长中占绝对少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另一种是以广东省为代表,本省籍书记和县长人数下降极其明显,由占绝大多数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安徽和福建的情况则介于二者之间。

附表一:建国初安徽、福建、四川、贵州、广东五省本省籍书记、县长变动统计表


统计县数 职务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徽 41 书记 23 21 20 13 11 9
46 县长 36 29 23 18 16 16

建 46 书记 12 8 4 0 3 3
48 县长 13 13 6 5 6 3
广
东 60 书记 57 55 30 10 7 3
69 县长 53 61 56 33 20 11

川 103 书记 3 7 9 8 7 5
103 县长 2 14 21 19 17 13

州 57 书记 4 2 2 1 1 1
57 县长 3 5 6 5 0 0


从这些枯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新“解放区”,原地下党干部受清洗或受排挤的普遍性,他们遗留下的空缺都被来自原“解放区”的所谓“南下干部”所占据。

由于新占领的地域广大,又对原地下党干部不放心,造成原“解放区”干部奇缺,“突击提干”当时成为普遍现象。如一些参与接管的老干部说,有些老区来的区委书记做了县委书记,副县长做了县委书记,警卫员做了公安局长;军队下来的干部也是如此,管粮草的司务长当了粮食局长。四川地下党干部、“红岩烈士”车耀先的儿子车伯英回忆说,当时接管乡一级政权的山西人,有些连干部都不是,只不过是在担架队或运输队担任队长的普通农民而已。许多陕北根据地的农民,只因抽到乡里当了一段时间干部,就被抽入工作团,分派到新占领的西北各省去当书记或县长。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大字不识一个,不说上级文件看不了,就连盖县政府大印都不知道怎么盖正,结果在这些陕北籍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相互传授的“经验”:就是找识字的人把印章的下方锯一个缺口,每次用章时把缺口向着自己,以保证不把印盖倒了。又如四川有学历统计的45部县志中,只有江油、武隆、安县各有一任书记和一任县长,大足、宜宾、仁寿、中江各有一任川籍书记有大学或相当于大学的文化程度,其它都在中学文化程度以下,相当部分或“初识字”,或无学历。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国民党四川省最后一任32位县长中,有学历说明的有26位,除一名为中等师范学历外,其余都是大学学历(4,P395-397)。

在所有受整的“余则成”中,最大的要算中共七大时“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本人)、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了。一般认为,毛刘分歧是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 刘少奇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和毛公开争论开始的。实际上,从近年陆续披露出来的史料看,毛为拱倒刘所做的准备工作,从建政之初就开始了。早在1953年初,毛就曾指示高岗秘密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高岗交给东北局第二书记张秀山落实,最后张秀山却被扣上了“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帽子(6,P321)。

1963年初,历史学家吕振羽被秘密逮捕,夫人江明被公安局警告:不准对任何人谈起吕的去向,只能说他出差去了。到1966年吕正式被逮捕,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吕被审迅约800次,其中有700多次都是关于1935年11月开始的、历时九个月之久的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谈判的事。去南京谈判的代表是周小舟,联络员是吕振羽,而谈判的直接指挥者就是时任北方局负责人的刘少奇。在谈判中,刘都及时向毛报告,并在谈判结束后的1936年8月,让周小舟携带全部材料去延安向毛汇报。逮捕、审讯吕振羽的目的,就是让他作伪证,证明刘“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而南京谈判则是刘等人为了“配合蒋介石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背着毛主席、常中央干的。但吕振羽却拒不配合。1968年12月,吕在狱中听到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时,曾悲愤地赋诗一首:“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辨诬董狐篇”。吕直到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才被释放(7)。

在炮制刘少奇冤案的过程中,吕振羽并非是唯一被牵连受难的“余则成”。1967年“一月风暴”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被各种“揪刘(少奇)”、“揪叛徒”专案人员诱供或逼问,李都实事求是,坚决不做伪证,由此遭到无数次的批斗、审问,到6月份,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李死后第二天,其妻李莎和两个女儿被捕,另有受株连者60多人,李莎直到8年后才重见天日(8,P104-108)。

1967年4月、1968年春和九大前夕,康生先后三次派人逼迫前中组部长安子文提供刘少奇是大叛徒的伪证,遭到严词拒绝。这年,江青等人先后逮捕了1949年之前与刘少奇或王光美有过工作或生活关系的干部、群众64人,其中包括中共中央监察委员、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王世英、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副市长刘仁、崔月犁,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北京师范学院外语教授张重一等人,运用惨无人道的方法逼取刘少奇是叛徒和王光美是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的“供词”。张重一并不是刘或王的“党羽”,他被捕的原因仅仅是王在辅仁大学上研究生时,他正担任该校的代理秘书长,不过他与王光美连话都没有说过。张被捕时已67岁,是晚期肝癌患者,专案组作了如下报告:“张重一肝癌恶化,根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也活不了多久”。“皇后”江青对此的批示是:“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一份江青圈阅的专案组报告称:“对于这样的老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攻势,在拘留的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1967年10月31日,经过最后一次长达十五个小时的“穷追紧逼”后,张重一惨死在病床上(9,P404-411)。

1925年入党,长期做地下工作的王世英也受到了与张一样的待遇。1967年10月31日,年愈六旬的王已是肺癌扩散、半身不遂的垂危病人,但仍被身负“一个重要使命”的江青下令“监护审讯”。江青说:“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要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1968年3月26日,王惨死于监禁中。令人发指的是,即使在弥留之际,在吸着氧、输着液的情况下,王仍遭到逼供(10,P322-324;11,P230)。

如果说前述潘汉年、冯白驹、沙文汉等人蒙难还因为他们有一些“反革命”、“地方主义”或“右派”言行的话,那么吕振羽、王世英、刘仁、崔月犁这些为打下红色江山出生入死的“余则成”,仅仅是因为曾与刘少奇有过工作关系,而他们又不愿昧着良心作伪证,就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无产阶级专政”,悲夫!

在经过6年多的关押和折磨后(刘1966年11月被捕,1973年10月死于监禁中),1972年底,刘仁感慨地对前来探望的夫人甘英说:“我这一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的,‘自己’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还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传送文件,组织工作……”(12,P110)与此相类似,四人帮倒台后,文革开始即被打倒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重返领导岗位。回想起以往的经历,这位重量级的“余则成”曾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六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九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13,P115-124)

然而,复出后的彭,与陈云、李先念等人一起,在整个1980年代是以保守派大佬的面目出现的。他和邓力群、胡乔木、薄一波甚至被人称为“新四人帮”,多次攻击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导致后者1987年初的被解职;和邓力群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知识分子开除出党。他还作为已“退居二线”的“八元老”之一,绕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用勃列日涅夫等人废黜赫鲁晓夫的方式(国内学界通常称之为“宫廷政变”)拱倒另一位改革派领袖,引发举世震惊的“四六五事件”(14,P918,920,967-688),使中国民主化进程至少倒退20年。由此可见,不管是囿于苏俄革命思维模式的局限还是要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对既往灾难的反省实际上是很肤浅的。

我不知道,彭的老上级,已于1969年10月17日惨死的刘少奇如果黄泉下有知,会发出怎样的感慨。现实是冰冷而残酷的。堂堂国家主席、执政党副主席、党国内定的接班人,没经过“民意机关”的审议和司法机关的审判(尽管这些“民意机关”和司法机关直到现在都是花瓶和遮羞布),就头顶“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惨死。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令人作呕的丑剧加悲剧之一(当权者的丑剧,受害者的悲剧,正如某“知名学者”的《苦难辉煌》,实际上可理解为人民的苦难,专制者的辉煌)。它和“四六五事件”一样,都雄辩地说明在英、美、法等国革命,以及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哲人几百年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古老民族离现代宪政文明有多远!我们不得不置身的这个“共和国”离她标榜的“人民当家作主”有多远!

自古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之类的追求,更有“杀身成仁”、追求“重于泰山”的豪迈。我相信上述那些“余则成”,还有战场上奋勇冲杀的“董存瑞”们,当年有不少人是胸怀救国救民之志的(当然也有许多追求权力或者荣华富贵的),可当他们一梦醒来,发现当年关于民主、自由的承诺(详情可参照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竟然沦落为美丽的欺世谎言,他们一生的苦斗竟然是为少数专制者、阴谋家做了嫁衣、当了炮灰;他们侈谈解放人民、解放全人类,可到头来自己也成了求告无门的“窦娥”,家人、亲戚、朋友、部属也往往无辜受到株连。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

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追求“重于泰山”,得到的却是“轻于鸿毛”。我想,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剧。而且,当年他们救国救民的追求越真诚、越炽烈,这种悲剧的意味也就越强烈和浓重。

2012,2,1-26,根据旧作《建国后鲜为人知的“反地方主义”运动》
改写、扩写而成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汪朝光著:《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文见于高华著:《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穆广仁:《反右运动的六个断面》,《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P40-42。
6.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7.李冰封:《“文革”的准备阶段当始于1963年》,文载于向继东编选:《2006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P290-296。
8.李永主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9.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药英等《王世英》,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历史在这里深思》第2卷,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
12.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第3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
13.雷颐:《“万岁“故事》,文见于《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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