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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曾节明   由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谢幕,看中共“改革开放”的结局 2018-04-10 19:06:57  [点击:906]
由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谢幕,看中共“改革开放”的结局





1917年十一月,列宁一伙在俄国政变夺权后,厉行高度组织化的榨取法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过三年烧杀血战,战胜了组织松散的、且不会对社会实施有组织榨取的白俄各路军队,终于建成了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极权恐怖政权。


于是,在内战后的1920年,布尔什维克匪帮继续沿用“以余粮征制”的“胜利法宝”——以马克星重机枪强迫农民缴粮,城市实行配给制...结果却发现工农业生产不增反减,粮食产量尚不及沙俄在“一战”困境中的产量,农民纷纷逃亡,暴动四起。
睹此困境,列疯子哀叹:“我們計劃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生產和分配,事实证明我們錯了。”列宁说:“我们仍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暗示苏俄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于是由列疯子拍板,布尔什维克匪帮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它包括:
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
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
放松了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
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

列疯子还强调:“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即走资是权宜之计,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不变。


由上可见:列疯子的“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如出一辙,邓共的“改革开放”,根本不是中共所吹嘘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探索,而是拾列宁的牙慧;列疯子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诡辩,就是八十年代中共“改开”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源头。
而且,新经济政策下的苏俄(联),官商勾结腐败现象也达到了俄国史上空前的惊人的程度,在1921年发生了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的现象,虽经“反腐”运动,大规模的贪腐,仍在1926~1928年间大反弹,这与中共“改开”后的空前腐败景象如出一辙。

可见,共产党极权+市场经济,就是空前的腐败。


当然,自1992年开始的十年当中,中共的“改开”,也有超越列疯子“新经济政策”套路的地方,就是邓小平南巡的“不问姓资姓社”,而列疯子是要问姓资姓社的,列疯子明确地说,“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而由于邓小平的南巡,中共从此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改开”成了长期基本国策。
太多的迹象表明:邓小平早就不信马列主义,共产党是怎样一种荒谬的东西,邓矬子也心知肚明,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最为淡化,也表明:瞪小瓶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根本不感兴趣。这是邓小平走资,与列疯子走资的区别。也是“邓改开”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区别。

如果邓小平多活二十年,而且身体足够好,中共必然演变为一个类似于社会行动党的专制党,中共国是很有能演变成大号的新加坡的。

但天命却让毛泽东的政治辅导员和毛文革的红卫兵“多年媳妇熬成婆”,自胡锦涛上台开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重新回潮,习近平上台后,更提出“勿忘初心”——即不要忘记共产主义的初心,悍然以“供给侧改革”的名义消灭私企,大力扶持毛左,重搞个人崇拜复辟终身制、再次印发习主席语录...恍若隔世的毛泽东五十年代又来了。

这一切,象极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严酷的极权体制和意识形态洗脑,外加用以为法术和权宜之计的经济“改开”,习近平时期的“改革开放”,就象列宁死后,暂时由斯大林继续的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



实际上,不管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是一种不稳定状态,它们之所以不稳定,是偏离了共产党的极权本性,市场经济是一种与共产党不配套的东西,所以不管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无法长久:

它要么象越南那样,随着共产党的真正“变修”(放弃极权专政党,向专制社会党演化),而融入国际市场,演化一个正常国家;
要么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样,很快为斯大林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所取代,当前习近平反融入国际市场的行为,就是终止邓小平“改开”的一大信号,对美的贸易战只是刚刚开始(习近平需要一场新的仇美反西方思潮)。

中国大陆社会全面收紧、国民遭二次充公的序幕开启了,张春桥三十七年前关于中国人将“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预言,正在应验!
由“709”大抓捕开始,由于邓江时代“改开”积累的公民社会空间,已基本被消灭,自下而上改变专制在中国已基本不可能。

要改变中国,需要一种意外的力量。





曾节明 2018.4.10戊戌丙辰壬申春暖晚于纽约州
最后编辑时间: 2018-04-10 19: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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