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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所跟帖: BEETHOVEN 张戎:戊戌维新(戊戌变法)根本就是慈禧发动的   2018-01-14 03:19:38  


作者: BEETHOVEN   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 2018-01-14 03:41:55  [点击:629]
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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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孔祥吉 我是第一作者 >>
作者简介: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村田雄二郎,日本东京大学地域文化研究科教授。

人大复印:《中国近代史》2008 年 06 期

原发期刊:《广东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第 113-121 页

关键词: 毕永年/ 小田切万寿之助/ 《诡谋直纪》/

摘要:本文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毕永年戊戌政变日记,从字体入手,进行全面考察,说明《诡谋直纪》既不是像小田切万寿之助所称系毕永年本人“记述”,也不是由毕永年本人提供草稿,再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代为誊录,而是由日本人根据与毕永年谈话整理而成。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务省呈递《诡谋直纪》的目的,则是为了丑化康、梁等维新派在政变过程中的形象,以图实现迫使康有为早日离开日本的目的。把维新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策划对付慈禧等人的活动称作“诡谋”,可证实此文之作者及代递者的不客观立场。
[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8)02-0113-09

一、问题的提出

《诡谋直纪》实际上是以毕永年名义所写的关于戊戌政变的日记。它逐日记载了毕氏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初六日在北京的活动与见闻,尤其是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四日他在南海会馆下榻期间耳闻目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重要人物在戊戌政变爆发前的紧张活动。1985年9月4日杨天石于《光明日报》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率先运用《诡谋直纪》论证了维新派确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接着,汤志钧发表《关于戊戌变法的一项新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随后,《诡谋直纪》标点本在《近代史资料》刊出。汤先生还将此文辑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一书中。

杨天石、汤志钧都认为《诡谋直纪》是真实可信的,指出它“记录政变前夕,后党环视,阴云密布,康有为、谭嗣同等筹商对策的具体情节,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有着重要史料价值”①。承蒙杨、汤二位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提供毕氏此文,故笔者在撰写《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时运用《诡谋直纪》来讨论“局势的恶化与康有为的挽救之策”②。换句话说,当时笔者对毕氏在戊戌政变期间所写日记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可是,过了10多个年头,房德邻在《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一文中,却对毕永年戊戌政变前后所写的日记表示怀疑。房氏文曰:

我认为《诡谋直纪》的内容可靠与否尚需推敲,因为毕永年在追写这份“日记”时,或者因为记忆不清,或者因为有某种目的而改写历史,从而造成了很多错误。如:“日记”七月二十九日记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袁世凯已于两日前到京,而事实是袁世凯应诏于二十九日晋京。再如,“日记”说八月初三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人一起说袁世凯勤王,说康有为向袁讲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但事实是谭嗣同独自一人说袁。至于日记所记康有为等密谋围园这一中心事件,也不可径直作为信史。③

房文提出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故而,在2003~2004年东京大学举办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时,我们将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复制件,印发给每一位学员,让大家参酌讨论。然后,又对照外务省所藏原件,仔细考订,反复琢磨,深感房德邻对《诡谋直纪》的质疑值得重视,而毕氏所写日记,确有可疑之处,故再撰斯文,予以考察,以期增进对此问题之讨论。

二、毕永年的日记,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出了差错

毕永年《诡谋直纪》既有许多重要疑点,那么,可否断定它完全是伪造的?从其内容来分析,似乎难以遽下此结论。因为毕永年确实同戊戌政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角度上说,他还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毕永年,号松甫,松琥,湖南善化人,拔贡出身,与谭嗣同、唐才常志同道合。杨天石在《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一文中,对其一生经历有全面考述④。毕永年于戊戌年确实曾赴京师图谋变政,杨文引述熟谙戊戌辛亥史料的冯自由所记,揭示毕永年在百日维新后期前往京师的具体情形。其文曰:

有为方交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有兵围颐和园捕杀清西后之阴谋。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永年叩以兵队所自来,则仍有赖于袁世凯,而袁与有为本无关系。永年认为此举绝不可恃,遂拒绝其请,且贻书嗣同力陈利害,劝之行,嗣同不果,于是径赴日本。⑤

可见,毕永年确实曾经预闻戊戌密谋,只是因为靠袁世凯围园杀后绝“不可恃”,才拒绝执行康有为的计划。因此,说《诡谋直纪》出自毕永年之手,内容真实可信,亦自有其依据。不过,冯自由上述记载的依据,似乎是在毕永年到达日本之后,才听毕氏口述的。

日记是记载作者个人的见闻与经历的文字,日记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真实性,尤其是在重要时刻的记事要准确无误。具体到《诡谋直纪》而论,又确实存在许多疑团。最可疑之处,是该文在戊戌政变最重要环节上记述失实。毕永年八月初三日的日记称: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⑥

此处该文作者已写明康有为甚忙迫,一夜未归,似乎与谭嗣同、梁启超一同与袁世凯会商了。从语气上看,毕永年是在推测。而这种推测,显然是局外人之谈。

更使人可疑的是《诡谋直纪》又接着记曰:

初四日,早膳后,谭君归寓。仆往询之,谭君正梳发,气恹恹然曰:

“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仆曰:“袁究可用乎?”谭曰:“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仆曰:“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仆曰:“事今败矣,事今败矣。此何等事,而可出口中止乎?今见公等族灭耳,仆不愿同罹斯难,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然兄亦宜自谋,不可与之同尽,无益也。”午后一时,仆乃迁寓宁乡馆,距南海馆只数家,易于探究也。⑦

毕永年此日所记,有问有答,非常具体,但是却有两处十分明显的错误:其一,毕永年说谭嗣同“气恹恹”,“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似乎谭嗣同不想去夜访法华寺动员袁世凯,是康有为硬逼迫他去的。这与戊戌政变中谭嗣同勇于冲决罗网,敢于任事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其二,《诡谋直纪》记载,毕永年初四日早问谭嗣同说:“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此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我们无法相信毕永年竟然会说出这样的错话。

众所周知,谭嗣同初三日夜访法华寺,乃戊戌政变期间维新派活动最关紧要的一幕,而《诡谋直纪》所记载的“诡谋”细节,却与重要当事人的记述格格不入。

我们不妨看看戊戌政变重要当事者康有为本人的记载:

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来,经划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复生入城后,卓如至金顶庙容纯斋处候消息,吾稍发书料行李,是日尽却客。……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⑧

上文中的容纯斋,应该是指容闳。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人。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终生“舍忧国外无它思想”,戊戌政变时正在北京,且与维新派多有往还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对八月初三日的应付政变的活动经历,记载得如此详细。其关键情节,则是谭嗣同初三日夜只身访法华寺,梁启超到金顶庙的容纯斋处,而康有为则在南海会馆料理行李,为出走作准备。康氏记载与《诡谋直纪》所述康、谭、梁“一夜未归”,完全风牛马不相及。

再有,康有为叙述政变前维新派的活动,把他身边有关系的人几乎全部提到了,却始终没有提到毕永年的名字。这似乎表明,戊戌政变时毕永年并非维新派圈子中的重要人物。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曰:“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为皇上如何人也?……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乃叮咛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⑩。

对于谭嗣同八月初三日夜晚独自访法华寺的事实,袁世凯《戊戌日记》八月初三日记载:

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责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

予见其气焰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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