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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世界大同报   经济学“率极均衡原理”:新时代中国经验世界化的学理依据 2017-12-29 04:25:11  [点击:36]
经济学“率极均衡原理”:新时代一带一路中国经验世界化的学理依据

文/ 刘浩锋



题要:一带一路,是中国经验世界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壮举。新时代要跨越世界发展的极端主义陷阱,不仅要将改革进行到底,更要将改革进行到位!所谓经济改革,在微观层面,归根结底就是依据经济学“择优分配原理”追求主体或资本的效率最大化的市场化改革,就会沿着轨迹陷入至今世界任何市场化国家都没有解决的两极分化的极端陷阱,就会往往悖逆“初心”,出现“改革悖论”;刘某提出改革进行到位,是依照“率极均衡”(见百度词条)经济学原理,既要巩固改革成果,更要成功跨越两极分化覆辙。2018年,开始新时代进程,世界更需要准确理解中国经验与学理依据。




择优分配,是西方微观经济学资源配置原理,解决微观交易的效益最大化、局部利益最大化问题,但局限于此会导致宏观两极分化周期经济危机;刘某在“和学”经济学卷中提出“率极均衡原理”将之上升为宏观管理,发现追求效率的极致必然转向追求整体的公平,提出“公平是整体的效率,效率是局部的公平”,两者辩证统一,才有机实现经济学上第一次微观与宏观的逻辑统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互补转化关系。这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经验世界化的成果,见证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

西方周期经济危机见证了资源配置片面追求效率与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恶果。率极均衡原理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的周期经济危机。也为中国跨越发展的极端主义陷阱,坚持科学发展,开辟新时代一带一路中国道路,向世界输送中国经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经济学依据。


开辟中国道路新时代的历史位置



人类自从进入工业时代开展社会化大生产以来,世界发展出现有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模式。一种是资本主义经典的强调效率的自由竞争的自由市场;一种是社会主义经典的强调公平的计划的宏观调控。前者因为自由竞争强者胜出导致周期财富两极分化,基本平均十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后者在生产力不足生产关系落后的阶段,总是会出现短缺与僵硬的危机。这两种配置方式,都在东西中美之间进行着历史与现实的实践。都不约而同通过试错方式进行调节。

美国经历了1929年剧痛援引社会主义方式搞凯恩斯主义;中国经历了九死一生1949年援引苏式社会主义改造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经济;1979年剧痛援引资本主义方式搞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而论,它们都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跨越沿着各自意识形态与资源配置轨迹发展的极端主义陷阱。


刘某认为:毛泽东革命新时代,是以“打土豪分田地、改造私营企业与民族资本收归集体或国有”为特征的一次全社会资源的再均衡化配置,来摆脱旧社会三座大山下的两极分化的困境。


邓小平改开新时代,是以“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国企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市场经济”为特征的一次全社会资源的再均衡化配置,来摆脱公社集体、国有企业形成的铁板一块与经济短缺的困境。


2018年,开始习近平主席新时代。在前人艰苦奋斗留下的丰功伟绩与经济遗留问题上,冷静理智地面对,如何再一次达成全社会资源的再均衡化配置,来摆脱当今社会两极分化突出的困境,当是新时代最重大核心的课题。它符合历史的辩证法与螺旋型发展规律。

做好这个课题,总结好经验与理论,也是一带一路伟大征程中,中国需要给世界介绍自身改革实践的科学依据。
凭什么,中国改开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却避开了西方市场化平均十年爆发的周期经济危机?凭什么,中国经验在世界经济放缓的当今依然一枝独秀,让西方经济学家与评论家一次次预言中国经济危机走向破产?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重点论述清楚这个理论问题。



回顾2017:经济放缓的深刻原因在哪


人大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人大商学院2018新年论坛指出:”数据显示,剔除价格因素,我国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2%,而去年(2016)是8.1%,如果剔除国有企业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则民间投资增速几乎跌到零增长,中国经济并没有止住投资下滑的趋势,经济企稳仍然很困难。

回顾2017年以往,刘某认为有两件大事是形成经济放缓的原因。
一是供给侧改革导致经济放缓。
物分阴阳。任何政策都有利弊存在。

供给侧改革,是一种经济发展到相对饱和阶段,不得已的刻苦修炼,提升民族企业的创新力与管理水平。摆脱传统依靠金融杠杆与大市场空间的低层次生产阶段,逼着自己提升产品层次与更高品牌淬炼,是经济发展差异化、精细化方向的客观要求。
但供给侧改革同时带来的负面因素也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与其没有质量的增长,不如缓一缓歇口气,探索一条代表民族精神的民族精品企业宽阔道路来。
供给侧改革,导致银根收紧的金融政策;

改制前的银行主要是为国有或集体企业服务的。改制后的银行,主要是寻求银行的利益最大化。各有利弊。
银根收紧,一方面银行保持充足的资金入库。一方面,广大中小企业断了信贷杠杆后,形成了很多三角债,导致成批的企业裁员、倒闭。失业剧增与消费不足形成的市场疲软,进一步减缓了经济发展。

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循环中需求和供给、消费与生产的相对平衡流转。 有关专家和部门提供了论据,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与产量过剩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炒作国人在日本买马桶事件,指出要提升国民供给方面的科技与工艺含量,满足人民日益上升的对产品质量与生活质量的更高需求。

在这个背景下,2015年12月1日“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供给侧即供给问题。为了达成产品质量的提升,鼓励企业创新,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政策采取面向中小企业银根大面积收紧的政策,只有少量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可以不受影响。这个政策发心是好的,至少看起来冠冕堂皇。


但是,这个政策客观上导致了一个严峻问题。那就是,银行成了混合所有制大型企业或国企的提款机,换一句话网络语言,就是赵家提款机。大型企业贷款出来,再通过中介房贷给中小企业,牟取暴利。有渠道的中小企业还能苟延残喘,缺乏渠道的中小企业就只能等死。大型企业或外资前来收割优质缺资本的企业。

这与银行改制前一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银行改制前的四大行,地方银行受到省行领导与各地方政府领导,银行就是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大量贷款都跟贪腐关联,巨额贷款都成为不良贷款。改制虽然解脱了不良资产包袱,但以股市形式牺牲广大国民利益为前提的,它们巨量的收益都是建立在高通货膨胀率稀释国民财富基础上。

其次,权贵集团作祟,将大量金融资本暗度陈仓转移国外,做空金融,导致民间资金空前紧张,所谓的流动性紧缩。权贵利益集团在当今中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世界共识。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高官及其亲属朋友,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安全化构建起来的利益捆绑的各种存在,形成休戚与共的权贵命运共同体,而罔顾国家、民族、人民的整体利益。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前几乎都存在权贵利益集团问题。

如果国家任由权贵集权与权贵集团的学术代表主导政策制定,任由权贵集团掌控的媒体误导价值方向,那么,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不可谓不危矣!
苏联解体,客观上权贵利益集团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智囊支持、组织形式、舆论环境与经济基础。解体后,一部分包括被西方拉拢的权贵吞噬做了转型替罪羊,一部分沦为西方共济会俄罗斯分部成员。无论俄美怎么对抗表演双簧,目的是政治上忽悠中国,经济上渔利中国,欺骗世界。因为还没有到和平演化中国露出真面目的关键时候。

资本主义国家更是赤裸裸地权贵利益集团掌舵,善于以资本带着面纱操纵权力。当今美国川普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权贵。它的私人俱乐部会员都是交了高昂会费的世界最富有的资本家财团。它组织的内阁成员,不是共济会重要人员就是为共济会财团服务的高管。
改开时代,要从传统的经济体制分化走出来,必然形成依靠权力最先富起来的权贵集团。无需对它进行恶意或善意的褒贬。它是在鼓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改开时代必然会出现的。改开没出现权贵利益集团,反而不正常不合常理。


关键在于,我们不得不直面这样尖锐的问题。权贵集团的出现,为了其利益的长久安全性与持续性,是不是放纵两极分化现状,治标不治本,任由危机扩大发酵,必然推动国家向资本主义邪路和平演变?在演变过程中,再摇身一变,以外资形式来扮演救世主,通过庞大的早已转移海外的数十万亿上百万亿的盗取国库资金来拯救中国金融危机,学习美联储一样,几大家族控制人民银行股权,再搞资本奴役政权的所谓的形式民选奴役民意那套低级把戏。权贵集团会不会牺牲人民福祉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推动国家与民族沦为西方附庸地位?



开辟新时代中国道路需广泛的文化启蒙



刘某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原因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的逻辑链条。一是我们的经济决策思维没有跳出传统西方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的轨迹。智库话语权更多在学西不化,中西不通的学者手里。这些学者并未找到中国的文化自信,骨子里与沉淀的知识结构与学养始终是向西方学习的姿态,而不是洞悉其不足,用自己的文化将之改造为我所用。

西方文化自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后所建立起来的领导世界文化的成就,以及当今形成的自我解构、价值虚无主义的危机,是因为其构建了一套建立知识体系的学术范式与分析工具。学术范式,就是在分类别科的教育体系下,形成一套规范交流与认知的模式;分析工具,就是依靠形式逻辑工具为主体构建的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推理体系。


这套学术范式的优点,是使得知识形成相对的范畴与结构,在知识不断呈现爆炸型时代,有效解决了专业与应用问题。它形成了“专而不通”的缺陷。对于整体把握世界、认识宇宙存在不足。

这套逻辑工具的优点,是引导世界朝精细化、微观化方向发展。它的逻辑往往只是在假设的论域有效,一旦出现“结论对初始条件否定”的“悖论”状态,就需要通过扩大论域才能解决自身系统的矛盾。所以,它形成了一套需要不断放大论域来缓和原有矛盾的扩张性思维,但随之,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只不过在更大的论域空间放大了原有矛盾,在更高层面形成悖论,所以,西方文化建立起来的西方文明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秩序。世界的希望在东方,西方只是代表事物的终结。


这种思维深刻支撑着西方的五六百年来的知识体系,以及由此延伸的政治经济文艺军事哲学宗教伦理等。军事沙文主义的地理扩张、经济贸易的扩张、金融霸权的扩张、宗教的排他性扩张、文化价值的唯我独尊、文明的冲突等,都由此延伸开来。


但如今,西方文化出现了全面的危机:哲学的衰竭与末法时代的宗教、后现代思潮的价值虚无主义与历史终结论、经济危机的周期无助与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真相等纷纷呈现无解。这一切,刘某归结于西方逻辑工具的悖论危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基于这套逻辑工具建立起来的。


逻辑悖论一直是构成西方文化自性危机的原因。它的出路在于,需要西方与世界转换一种截然不同的接纳矛盾的思维方式;需要西方谦卑的向东方学习伏羲的阴阳天道、老子的辩证思维、周敦颐的三教合一的理学、和学的万教合一中西互通圆融。但就是著名经济学茅于轼教授都坦诚相言,只懂初级的形式逻辑,并不懂辩证逻辑。甚至,国内一些中青年受过国外名牌大学培养的知名学者,一直在公开质疑妖魔化辩证法是伪科学。确实,按照形式逻辑的公理语言体系与标准,辩证法与辩证逻辑是伪科学。但转化提升后,辩证法与辩证逻辑才是符合宇宙真相运行的思维方式与推理工具,是属于宇宙的整体性有效的科学。两种范式需要彼此综合运用,才能解决西方文化自性危机。


所以,人大教授、著名逻辑学家赵总宽教授对和学的赞叹与勉励不无道理,他说“早年罗素的《数学原理》出来,世界只有六个人能理解,《和学》现在能完整理解的也是如此,但时代要求理解和学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这也是刘某九十年代初就和朋友一道倡导中国文化复兴的学术原因。

在科学层面,如何让中国的教授专家尽快理解掌握形式逻辑的优点与缺陷、辩证逻辑的优点与缺陷,如何综合使用驾驭,就是开辟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文化力量所在,就是建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逻辑基础所在。可以忽略以为可以掩耳盗铃的学术态度,最终还是绕不过这道弯。因为,它是文化最基础的部分。中国逻辑学会人才才四百多个。很大一部分都是搞形式逻辑的专家,并不真懂辩证逻辑。真懂辩证逻辑也就不超过十个人。所以,要开辟新时代的中国道路,文化启蒙任务艰巨,需要朝野有识之士合力推动。


经济新时代:2018新的增长方式与动力在如何再均衡资源


茅于轼教授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论证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一个逻辑悖论。他认为:鼓励每个人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实现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刘某的研究发现,这种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逻辑基础是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价值。自由竞争在此基础上,恰恰是导致大量资源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发生崩盘,而并不是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相反,往往是经济崩溃历史倒退的效益整体最小化。


刘某的研究很好的解释了为何周期发生两极分化的经济危机问题。通俗而言,允许狼群与羊群的自由,允许权贵与平民的自由,就如狼群权贵对羊群平民利益的吞噬掠夺。西方圈地运动如此,当代征拆亦如此。国家社会如果是个巨人,就如出现上身肿瘤与下身小儿麻痹症的畸形。

(作者与茅于轼教授在其三里河寓所合影)

茅于轼教授早年奠定在经济学界位置的成名著作《择优分配原理》,核心论证了为何与如何要追求理性人的效益最大化。而刘某在“择优分配原理”拓展上建立的“率极均衡原理”,指出正是局部追求理性人效益最大化才最终导致了系统整体的两极分化与整体效益最小化的悖论。它的数学证明就是“纳什悖论”。接着指出,只有发展系统的公平,才能解决了其内在的悖论问题,提出“公平是整体的效率,效率是局部的公平”这一核心观点,将效率与公平、微观与宏观进行了逻辑转化与衔接。它有力的解决了周期经济危机问题。

当今中国陷入一个大的周期危机。那就是,毛邓各自三十年周期过后,2008年次贷危机至今,世界经济依然疲软,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年沉淀与高发展陷入两极分化的瓶颈。需求不足,与产品产能相对过剩,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提升,阻碍了全面繁荣之路。

衡量国民幸福指数的,最基础的还是民要有所居,并且居所能看出国民的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所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平与共富的核心要义。发展房地产是基本方向。商品化房地产自然会制造高价房、奴役市民,制造社会两极分化。当商品化房地产走向自身对立面,也就是两极分化会导致系统性危机时,国家要有能力将之转向政策性房地产为主导、商业性高端地产为辅的轨迹上来。政策性房地产,就是确保公平价值实现。让在改开中弱势的大多数、老实人获得改革的红利。政府通过印钞造血与数字金融有效路径输送,完全可以解决财富再均衡化配置问题,局部而言,虽然间接对权贵利益进行了利益的稀释,但长远而言,解决了系统危机也就保住了权贵根本存活的问题。而不是留下革命与逃亡乃及解体与清洗的问题。


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有其优势。它的社会性、综合性元素,拉动很多关联产业,最后对整个经济系统形成增长力。要建立幸福中国,中国中西部地区地产拉升经济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怎么样培养那里的投资就业发展地产业,是一个课题。如何把东部沿海相对过剩的生产力转向中西部又是一个课题。如何留住有创新能力自我提升空间的企业在东部沿海,走出一条中国道路的世界领先城市、国际企业又是一个课题。

一线城市高昂的房价,降低了市民的有效需求,直接导致供给相对过剩。相对过剩导致资金固化,在银行形成不良资产,在相关上下游企业形成三角债;由此出现裁员失业剧增,社会不稳定增加。增加到一个临界点,革命与动荡相继出现。好比一个巨人,用大量资本维持房租,只能用少量资本维持生存导致营养不良幸福指数下降,最后无法忍受,出现暴力或早夭。

2018年,新的增长方式与动力就在再均衡资源,路径是政策性房地产为主、高端商品房为辅的格局,以及东部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生产力,政府大规模造血输血,在中西部落后地区运动起过剩的生产力与产能,最终实现差异化又整体均衡发展的格局。
从香港有关知名媒体透露的高端信息显示,以及人大刘元春教授的论述,解决金融造血输血的并不是金融自身,而是在金融之外。也就是,高端有人在以权贵利益最大化的短视逻辑前提下,借对外投资与一带一路名义,巨额非法资金转移西方,给国家的发展制造了很多不作为与乱作为。

所以,中国要走出一条新时代的中国道路,在理论经验不断成熟的今天,仍须苦练内功,塑造强健的体魄,才能更好引领一带一路进程,才能更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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