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寻找组织、民运干将与自绝于“民运”
中国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正值国人出国潮高峰时期。有门路的，走的都是留学、移民的路子。无门路的，走的则是偷渡、人蛇的路子。但不知何时，有人则将中国当时几乎是唯一的一条互免签证路子——国人赴到匈牙利无需签证——给发掘了出来。据说中国与匈牙利在1951年就签有一个友好的互免签证协议，且到期后自动延长。可几十年来，中国普通老百姓，均从未看到过那护照是啥样，故此免签优惠对大家伙均毫无意义，很少有人去用它，也就自然被遗忘了。但到了出国潮时期，东方不亮西方亮，对于那些很难获得欧美签证、但又不愿偷渡出国的同胞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条合法跨出国门的捷径了。于是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北京-莫斯科-布达佩斯这条西伯利亚出国通道，便渐渐从无到有，并终成浩浩荡荡之势。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跨出国门目标而走到一起来了。据说当时因“六四”与杜宪一道穿黑衣上新闻联播而被双双下岗的男主播薛飞，几个月前就已经加入进了这一“国际倒爷”大军，此刻正在匈牙利练摊呢。就这样，1991年夏，我返回改革开放已全面停摆，南亚公司已被整顿撤销，与前几年的热气腾腾相比满目萧疏的海口。凭着此刻已在德国留学的童年小伙伴冬冬（张冬，我妈女师同学之女）发来的邀请函，凭着前几年我在海口闯荡时建起的人脉，很顺利地我便拿到了护照和出境卡（六四后清查期间附加的一种证件）。再去北京办妥了俄国和乌克兰的过境签证，8月盛夏，我便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3次国际特快，历时一周，穿越外蒙、西伯利亚，在莫斯科逗留了几天，再经基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布达佩斯。
旅途中最难忘的，是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白桦林。白桦树高大挺拔，笔直参天。正值夏季的白桦林，枝繁叶茂、层层叠叠，列车在这白皮黑斑，郁郁葱葱的茫茫林海中走了整整一天一夜，犹如乘坐游览车在穿越一片广袤浩瀚的森林公园。其间，又途经水天一色、一望无际的贝加尔湖。开始望去，还突兀地以为是来到大海边了。但定神一怔，这西伯利亚哪来什么大海呀？于是才恍然大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贝加尔湖啊！湖水清澈湛蓝，湖面如镜，极目远眺，水雾朦胧，天连水，水连天，宛如一副充满诗意的中国画悬挂在树影婆娑、万木峥嵘的白桦林畔。
那时的东欧，还刚刚处于原苏式计划经济的转轨初期。中国人的日用百货，从皮衣到腰包，从打火机到旅游鞋，从胸罩到丝袜，无论在乌兰巴托，还是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一路都大受到欢迎。带上几大包百货，塞满软卧包厢，从进入外蒙境内的车站开始，这国际倒爷的流动中国货展销会，就在一个个车站一字儿地排开了。尤其在一些大站，一眼望去，整个站台熙熙攘攘：车下的老外争先恐后举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也有个别举着诸如俄国电动剃须刀想搞“易货贸易的；车上的同胞则拿着林林总总的“中国制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流动的中国“倒爷”集市，从乌兰巴托站、伊尔库茨克站、新西伯利亚站，一直“倒”到了莫斯科。一周行程，一周展销，走一路，“倒”一路。箱包扁了，钱包鼓了，最起码也能将路费打平，就等于免费出国旅游了。较之去欧美留学的“高大上”图景，当年的西伯利亚“国际倒爷”盲流，确也构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出国潮的另一道风景线。
那时节，每天都有着一列始发于莫斯科、满实满载中国人的列车，徐徐开进布达佩斯盖莱迪火车站。此时此刻，仅布达佩斯，短短几月就已集聚了3万多合法免签来的中国人。匈牙利就一个弹丸小国，匈语被称为飞机一升空就立即失效的语言。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人，这蕞尔之邦哪里消受得了？大约是9月份，也就是我抵匈后约两周，匈牙利便紧急单方面地终止了那个与中国已持续了40年的免签协议。
在布达佩斯，我一呆就是6年。主要生活就是练摊。当时的匈牙利，是东欧最开放的一个国家。布达佩斯有着整个东欧最大的百货批发市场，即中国人叫的“四虎市场”。当时约一万多中国人聚集在此练摊。我是在海南向四川涪陵老乡雷鸣雏借的5,000元人民币上的路，故在匈我就当然谈不上摆摊批发的实力了。我只能在四虎市场批货，周末去郊外的小市场练零售摊。平时则在各个地铁站打打“游击”：挎一个旅行大包，选上下班时间，站在地铁站口，夹杂在吉普赛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小贩行列中，两手摊开手中的打火机、小电器、小饰品、旅游鞋、腰包、内裤、胸罩……之类，口中则喃喃有词地大声拖长尾音吆喝着“胆泻、胆泻、……”（Tessék，意译“请看、请看！”）。边做生意，眼睛还要警惕地瞟着四周，随时准备警察一来，半分钟内就得干净利落地撤退。
只身闯荡布达佩斯，首当其冲的挑战当然就是生存。我口袋中就只有用连借带凑换出的不到1,000元美金。租房、吃饭，进货，全都得靠它了。匈语一个字不识，一句话不会。但我从小当知青、当工人、当犯人、当黑五类，穷惯了，苦惯了，碰壁惯了，也被歧视惯了的经历，那种常常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人生阅历，此时此刻便大大地给派上用场了。生存的压力迫使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贪婪地吸允着各式各样的信息，迫使你使出浑身解数去学习和尝试。每天的早出晚归，省吃俭用，自己做饭，灯下数钱，让你每一天都享受在一种新的收获和新的奔头的感觉中。有了这种感觉，再苦再累再难，就统统不在话下了。当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之后，我真感到有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和如鱼得水。此时此刻，似乎除了生存压力之外，你就根本感受不到其他任何压力了。我似乎生来就是一个最能适应竞争环境的主儿。在国内，讲出身，讲文凭、讲资格，讲关系，我自然处处不如人。但一到了根本不讲这些的环境，我便信心十足，跃跃欲试。总之，拿得起、放得下，细活能干，粗活也能干，适应能力强，动手能力强和学习能力强，这些都是本人敢于只身独闯海南、独闯布达佩斯和后来独闯美国，一次又一次白手起家、转危为安的看家本领。就这样，到布达佩斯才几个月，我手中除去生存成本，就逐步开始积下了一、两千美金了。这还真是我活了四十年来，兜里第一次揣有了这么多余钱，似乎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一点富裕的滋味。于是我赶紧寄回1,000美金，让我妻子将钱还给我那老乡。由于海南特区来来去去人员变化很大，我妻一时又找不到雷先生，故她便不得不多方打听他的下落。此事后来在我的海南友人圈中传为笑谈，说我一出国就发了大财，于是便打起灯笼火把要在国内找主还钱。
在度过异国他乡的新鲜感——包括国人常去常聚的赌场和大都不敢涉足的露天天体浴场——之后，尤其是在布达佩斯的生活逐步稳定下来时，我内心深处的寂寞便慢慢地升腾起来了。这其实是一种对于任何自我或被迫流亡者心目中那挥之不去的母国文化情节。于是，我开始搜罗过去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各种中文杂志，有来自美国的《中国之春》、《民主中国》、《北京之春》；也有来自香港的《前哨》、《开放》、《争鸣》、《动向》、《九十年代》，……。后来，我便成了这些杂志在布达佩斯的零售代理人。再后来，那压抑已久、按捺不住的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牵挂和思考的病或瘾则又犯了。我终于明白，我生来就不是个当什么生意人的料，对许多练摊族趋之若鹜的赌场、红灯区这些玩意儿，也都兴味索然。只要兜里有点小钱晃荡，便总想躲进小楼自得其乐地舞文弄墨，玩抽象思维。于是，我开始用“高寒”——当然是取“高处不胜寒”之意——这个笔名，在美国的《中国之春》、《民主中国》上，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来自匈牙利的见闻：有凭吊纳吉墓地的感概，有对匈牙利大选的观察，有对匈牙利政治转型的思考，还有对国际共运史的回顾，对列宁主义的反思，……等等、等等。譬如：《“明年我要选共产党”——与匈房东老太太一席谈》、《理论的困惑——重新当选上台的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吗？》，《建立地下民运组织的可行性——关於中国民运策略的若干思考》，《中共党内多元化是走向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捷径——从赵紫阳继续遭软禁所引发的思考》，……。或许，我是当时匈牙利的练摊族中，唯一给民运刊物供稿的撰稿人吧。
由于过去在国内屡遭歧视、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让我自然对民运杂志中所宣扬的那些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法制、多元、宪政、……等等、等等、在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尽管在终极解释上，我与他们多有不同：他们是从抽象人性出发，而我则是从唯物史观出发；他们视那“普世价值”为永恒的正义、永恒的价值，而我则视其为现实的中国应当为之争取、为之奋斗的先进文明。虽有这些距离，但至少在现实的政治追求上，我的心灵深处则与民运的理想、民运的价值观有着高度的契合。
于是，我“找组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还真就有点当年在国内宣传中听说的那种“国统区青年寻找延安”的味道。我开始以一个化名“马崇远”，分别与当时海外的两大民运组织，“民联”（中国民主联盟）与“民阵”（民主中国阵线）联系。很快，我便收到了回信，均热情洋溢地欢迎我加入其组织。代表民联给我回信的是民联组织干事杨巍；而代表民阵给我回信的则是民阵副主席兼民阵德国分部主席齐墨。
次年，我将妻儿也接到了匈牙利。依据我过去在国内政治犯的经历，我们一家很顺利地拿到了联合国的难民身份。这为我们省下了一大笔在匈办合法居留证的钱。由于自己在国内屡遭政治歧视而失去上中学、考大学的资格，故我心中便总怀一个上大学的梦。于是，我凭着自己在国内写的几篇理论文章（发表的和没发表的），以“同等学力”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申请就读其政治学系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申请很快便获得了批准，并给我寄来英、匈两个文本的录取通知书。不过，该录取通知书却附有但书，即我必须通过托福550分的考试。于是，整整两年我啥事不干，全靠老婆练摊养着，成天便窝在家中突击托福英语。中欧大学先后还派过两位同学来帮我补习英语。但我连续考过四次，最高也只拿到个500分。后因家中经济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的这大学梦也只好悻悻作罢。1997年秋我赴美前夕去中欧大学告别，政治学系主任亚诺什教授还对我说，我们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永远有效，任何时候你通过了托福考试后都可以再回来。或许我现在已经能够通过托福考试了，但我过去那种曾梦寐以求要上大学的意愿却几乎没有了。我早已过了拿文凭的年龄，而进到该出成果的时候了。尽管如此，我至今仍对中欧大学心存由衷的感激之情。
匈英两种文本的中欧大学政治学系硕士课程录取通知
海外民运当时一直都是在西方留学生中发展组织，东欧刚刚才兴起的练摊族，还没有被纳入其视野。故在匈牙利和整个东欧当时均无民运组织。所以，我的民联、民阵成员身份，就归民联民阵德国联合分部统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德国来匈的盟员处看到当时民阵总部的一个小册子。其中非常明细地列有了民阵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或总干事、以及以下各级官员的津贴、旅差待遇的极差标准。包括开会是否携带配偶的级别不同待遇。这给我极大的震撼。民阵由六四后刚从国内逃出来的流亡人员组成。这分明是将国内官场的那种特权级别待遇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海外，搬到了民运。这一大帮由前体制内官员转换而成的民运人士，尽管如今已反出了体制，但其内心深处却对中共体制内那种等级森严的特权待遇，仍留恋向往之。可你这是还处在“打天下”时期啊！要比，也该去与人家打天下时期的艰苦奋斗传统相比啊！那本小册子，给我留下了第一个对“民运”不佳的印象。
在匈牙利，我既为民运刊物写稿又为其代售杂志。尽管统统都是售后结帐，可我却从未将销售款扣下以折抵稿费。而是桥归桥、路归路，从来都是全额将销售款汇出，而对稿费的给付以及何时能收到，则悉听尊便。因我老是有一种负疚感：因囊中羞涩无法对民运刊物上那“募捐”呼吁作出响应，故对那稿费的有无也就无所谓了。但后来到美国后耳闻目睹到的一些民运腐败实情，尤其是一些病入膏肓的“体制性”的腐败，其心中之痛，即某种内心神圣遭到亵渎的那种痛，便可想而知。
1996年1月，我在布达佩斯读了《北京之春》上发表的王若水、郑义的两篇批判马克思主义长文。王是当年获毛赞赏过得国内著名哲学家，郑则是文革后的著名作家，现改行想涉足理论领域。可是，据我自己当年啃老马原著大部头所打下的底子，我的读后感却是两文的批判多属无的放矢：即把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中那种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当作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来大批特批了。其通属那种把六耳猴当孙悟空来打、针对蜡像而非真身的批判。我当然知道，批马在当时民运中是一个大时髦，这方面的批马文我已读过不少。但这两篇则是刻意从理论上来正面批马的。读后，我从心底升起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想去反驳一番了。于是，我趁着外面冰天雪地，便足不出户地在家窝了一个多月，写出一篇35,000字的长文《马克思主义辩——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阐发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探讨十月革命以降东方革命所走过过的盲目性弯路。这应该算是我这个在体制外、完全没有涉入过官方那根深蒂固的苏版“马列主义”教育体系，完全靠独立自主地啃马恩列斯毛原著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在有所比较、有所消化中而得出来的非官方版马克思主义结论吧。此文后来发表在《北京之春》1997年9月号上：
马克思主义辩
——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
（1996年5月）
高 寒
内容提要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若不从本来意义上把握对象，是没有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的任何论断，若不与它的哲学基础即唯物史观相联，便均有被抽象化为纯粹道义价值符号的可能。而被抽象化为价值符号的“马克思主义”，则应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教”而非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当今现实，对曾被国际共运中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所用滥了的几个政治学概念，即“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给予了正本清源的诠释并试图证明：前资本主义国度中的左倾错误，即企图跨越、绕过、省略、甚至阻挡该国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之失败，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正朝社会主义方向一步一步地演进，均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历史演变趋势并不矛盾，相反其还更加证实了唯物史观之严整科学的预见性。文中，作者更高度赞扬了以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向着社会主义方向演进的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及其所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历史潮流功不可没。
小标题
前言
一、任何批判均应当以准确地把握对象为前提
（一）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无法推论出“否认人的自然本性”
（二）用心理学中的“人”批判历史哲学中的“人”并不切题
（三）外因以“条件”的资格参与决定事物的变化
（四）用“具体劳动量”无法反驳“抽象劳动量”
（五）工人是雇佣劳动者的主体而非全部
（六）不能用认识的第二阶段去驳斥认识的第一阶段
二、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三）关于“阶级斗争”
（四）关于“暴力革命”
（五）关于当代资本主义
（六）关于社会民主党与民主社会主义
结语
1997年11月，我应邀参加中国民联的换届大会而到了美国。会议期间恰逢魏京生因中美人质外交而从监狱直接流亡到美国。我参加了民运在纽约对魏京生的欢迎会，目睹了当时纽约市长派出的摩托车队开道迎接魏京生，100多家新闻媒体排队预约访问魏京生，以及克林顿单独会见魏京生的盛况。当然也大体目睹了魏京生此后一路走来、直到今天的苦苦支撑状况。
民联换届大会完后，《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便邀请我暂住进了北春编辑部。因为我在匈干过多年发行，与薛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在北春的沙发上睡了好几个月，也自觉担负起了编辑部打扫卫生等杂活。我记得我曾花了大约整整3天时间，将编辑部一个廊房中的陈年垃圾彻底清理干净，腾出很大一处空间，甚得大家好评。住北春期间，我有幸观察了北春编辑部的日常运作。其中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平的与众不同的行事风格。譬如在每月一次的发行日，编辑部所有人都得停下手中的活，还加上有时还有外面赶来的义工，都一起来突击包装杂志以便尽快付邮。而此刻唯有胡平例外。若这天正好碰上是他每周只坐班的那两个半天，他也并不躲在其他房间，而就坐在这正忙得热火朝天的人堆里，独自悠闲地读他的报或其它，有时还偶尔与大家伙插一插话，但却绝对不会动一根手指帮一帮正忙翻天的编辑部团队。对他这“主编”派头，似乎大家也早都习以为常，故再忙也不会喊一声请胡平帮忙。
1998年春夏之交，连胜德、叶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筹办成立“自由中国运动”。连胜德多次打电话给我，力邀我赴华盛顿参与筹备并为其写一份“自由中国运动宣言”，并主动提出免费帮我办政庇身份。于是我迁去首都华盛顿。很快我将宣言草稿拿出来了。连、叶均感大体满意。
只是叶宁提出应在上面加上声讨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我却不同意。我说，既然你们读过我在北春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辩》，既然你们明知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却还要力邀我来写宣言，那么，按照我的理解，自由中国运动就是要痛定思痛，与专制、独裁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实现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共存、多元竞争，并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既然如此，那么，在这多元思潮的形形色色光谱中，就理当应有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元。而用超越竞争的方式来排斥其中的任何一元之行为本身，就恰是一种专制思维。这一篇“自由中国运动宣言”，严格来说，当然就是按照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一种与列宁主义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写成的。如果这个运动要刻意标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我只好选择退出，因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民运中还有其它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刘宾雁、郭罗基、苏绍智……等等。你不能一方面邀请我们参加，另一方面又公然侮辱我们的政治信仰，这就如同本组织不能以基督徒身份去排斥别人的佛教、伊斯兰教，……，反之亦然，是一个道理。
讨论开始于叶宁位于华盛顿的律师楼，我是快下班时去他那里。然后又在叶宁位于马里兰的豪宅中继续。我们从下午争论到晚上，从晚上争论到深夜，又从深夜争到天明，双方都很坚持和很顽固。叶宁的理由无外乎是那些老生常谈，如举出所有共产国际版的东方革命的残酷和血腥，以及拿德国严禁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来类比，……等等。我则问道：为何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对中共宣传的什么都不相信，却偏偏要相信它说的这么一句话：“我们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为何就偏偏要采信列宁主义的价值评判，将各国社会民主党、将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整个地排斥出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因为“十月革命”以降的由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发起的东方革命，因为其理论和实践，就直接否定据称是作为其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理论源头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里首当其冲的是，你得证明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中国化、朝鲜化、柬埔寨化、……）”本身就是干的马克思主义、干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干的社会主义。这就如同有人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直接推出必须否定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理论源头的自由主义一样，你会同意吗？
辩论一通宵，仍无法达成共识。后来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的这个“自由中国运动”成立大会上，叶宁却要霸王硬上弓，不管不顾我的意见而要在我起草的那个宣言文本上，硬加上一大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并以中英两种文本在大会上散发。当时，我也做好两手准备，也准备好我的宣言原版的中英文本，并也发送到每一位代表的手中。对此，我发言大体阐发了我的意见，并最后提出：要么建议大会就此展开辩论，要么作为起草人我收回我的文本，请叶宁或其他哪位去另行起草一份“宣言”吧！我绝不会容忍任何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文明宣言文本中加上任何反马克思主义的话。最后大会采纳了也常常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王希哲大佬的意见：既然高寒如此坚持，那就不要宣言吧，并不是任何组织的成立都一定得有个宣言的。于是，“自由中国运动”的成立也就没有发任何宣言。
不久，民运中爆发了“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其实，革命与改良，从清末民初的孙黄与康梁，一直争到今天，堪称一个世纪性命题或世纪性难题。民运当时的辩论，从大背景上说，由李泽厚、刘再复反思中国近代史的“告别革命”虚无主义历史观，当时仍颇为时髦；从小背景上说，年初王炳章的闯关回国而引发了以刘青、胡平为代表的民运改良派们的道义声讨。然而，这个理论大辩论，却不是在民运刊物《北京之春》上开展，而是借助台湾报系的《世界日报》副刊《世界周刊》来展开的。该刊1998年3月8日发表了倪育贤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从王炳章闯关看民运的路线之争》；6月14日则发表郭罗基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作为中国民运理论刊物的《北京之春》之所以一直拒绝发表任何有关革命与改良争论的文章，一直熟视无睹民运圈内日益热烈、甚至炽热化的有关革命与改良问题的大争论，是因为北春主编胡平坚持认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是一个假命题”。因此，与民运圈中网上网下乒乒乓乓不时擦出火花的激烈辩论正相反，《北京之春》上却冷清得看不到一丝涟漪。这种民运刊物内外对民运理论之一冷一热，判若两界的不正常气氛，也算是当时海外民运界的一大奇观。这年7月，我写出一篇商榷稿《革命与改良均为民运总战略的组成部分——与郭罗基先生商榷》，投给了《北京之春》。我决心挑战胡平拒绝北春讨论民运热门理论的鸵鸟办刊方针，我不希望这一场事关中国民主转型的理论，要绕一个大弯子，去借助于台系《世界日报》的文化副刊来作为讨论平台。于是，依据半年来北春对“革命与改良”大辩论的反常冷漠，我给《北京之春》编委会写了一封信，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主编胡平：
是编辑部诸君对此无自己的见解吗？更不是，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太有见解了，于是才导致这本杂志的数月“沉默”。这便又涉及到一人兼具作者与编者两种身份而会发生的角色混淆问题。作为作者，编辑部的各位朋友当然与任何作者一样，可以坚定地主张着所是，明确地抨击着所非；但是作为编者，则似乎不应把自己作为作者的所是所非拿来用着稿件取舍的标准。取舍稿件，则当以编辑部根据其刊物定位拟定的用稿准则，这应算是最起码的要求。倘更进一步，一位一身兼有作、编二任者，似更应留意去编发那些与己见相左的稿件，以供争鸣之需，因为这既是胸襟宽阔的表现，又是有自信心的证明，更是一个刊物能吸引更多读者的不二法门。
贵刊主编兼主笔胡平先生在宣传民主理念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格言，其中有一句我记得特别牢：“我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权；我坚决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权”。胡平先生格言中确实蕴含着深邃的给人以丰富联想的普适性民主思想矿藏，现特发掘出来应用到编辑刊物方面与诸君共勉：
我愿意编辑一本有着反对我意见的杂志；我坚决反对编辑一本只有着我意见的杂志。
后来，《北京之春》的多数编委，以及刘宾雁先生都认为《北京之春》应当发表我那篇长稿，甚至最后此稿的争鸣对象、北春顾问郭罗基先生都为我说话了，指出北春不应拒绝当前的这个争鸣。于是，《北京之春》才在10月号上发表了我与郭罗基先生的这篇商榷文。
自从胡平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表他的成名作《论言论自由》以来，他便一直似乎自得其乐地很享用他的所谓“民运第一哲学家”、“民运第一理论家”或“民运第一笔杆”的美誉。不过胡平的这几个“第一”却有一鲜明而突出特点：从无理论交锋之战绩，更靠封杀异议来护卫。当年（2002），挟众多海外硕士、博士“芦迷”大部队的芦笛，发起的“扫荡伪民运”擂台赛，就是点名要与“民运首席理论家胡平”展开辩论。其结果是人家叫阵3月，胡平却一直猫着不吱声。两年后，胡平发表了《菁英与奴才》一文，无意中又触碰到了芦笛那根脆弱而极易受伤的神经：“社会学上的哥白尼发现：跪求民主”。于是，芦笛便连发两文：《想作主子而不可得的悲哀——评胡平近作，〈菁英与奴才〉》、《胡主席近作〈菁英与奴才〉续批》，文中竭尽辱骂戏弄贬斥之能事。可我们的这位“民运首席理论家”，则一如既往地奉行他的“叫骂由他叫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鸵鸟战术：以时间换空间，让芦笛叫骂累了而自行收兵。由此足见这胡平版“不战而屈人之兵”战术，堪称化境。这是对外。而对（民运）内，胡平手中民运理论刊物，先是《中国之春》，后是《北京之春》，其潜规则是：不得挑战胡平的“首席”地位，无论是其观点本身，还是其展示的理论功底。在民运圈内外，被胡平压制批评、封杀异议的人和事，可说是举不胜举。在我赴美前，就先有曹长青、后有封从德。前者因质疑胡平的“言论自由论”不彻底；后者则追问胡平那自鸣得意的马后炮理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怎么操作。而我自己，则除了这一次“革命与改良”之争外，还经历过一次分析“驻南使馆被炸”文章遭封杀，同样是因为我的观点与胡平的观点并不一致。我对胡平无条件接受的克林顿政府的所谓“误炸”论表示了异议。我的论点是：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是美方的战略误判与战术蓄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是江泽民违反邓小平“韬光养晦”方针的外交鲁莽结果。在分析这一事件时，不应当笼统地用一个“误炸”来了结，当时的中国右派多持此论；也不应当笼统地用一个“亡我（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来了结，当时的中国左派则多持此论。相反，而应当将战略误判与战术蓄意先分开来剖析，然后再作综合的论证和论述。显然，此文的思路无意中不仅挑战了胡平的观点，而且挑战了胡平的论证方法和论证功底。故被胡平开始以稿挤而虚与委蛇，继之则以热点已过而彻底封杀。真是好一个武大郎开店了得！这一次，我已懒得再去“上访”北春编委会了，于是就干脆发一个声明——继曹长青和封从德之后——宣告：从此向胡平控制的《北京之春》封笔。
尽管我在海外好几个民运组织中均挂了个或执委或监委的名，但这独立中文笔会，严格地说，才是我唯一在初创阶段就投入自己全部心力的一个民间异议组织。我是带着自己数年来对中国异议者群落中体制性弊端的感同身受，而打算在其制度建设和团体文化上去认真探索一番的。当然，事实证明，我在独立中文笔会内对中国异议自治群体的建制或变制尝试，在一大帮伪自由主义者流的拼死抵制下，算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高寒：《十年磨一案，我的自干律师历程——高寒诉独立中文笔会案纪实 》（上卷）全书下载
[独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