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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bjxz   ZT;被宠幸的高干姐妹(诸位近代史达人给查查这绿帽军长是谁) 2015-05-16 08:39:19  [点击:5243]
按:作者是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前《解放军报》社编辑卢弘。卢先生是一位老革命,一九四四年即参加新四军,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共,从事部队宣传文化和新闻工作约五十年,其中在《解放军报》社近三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卢弘已经出版传记、报告文学和电视剧多部,包括《王稼祥的一生》、《李伯钊传》、《毛泽东亲家张文秋之家》和《伍修权传》等,并是中国著名刊物《炎黄春秋》创办人和前主编,目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卢弘先生与这对姐妹交往数十年,深深了解她们与毛泽东交往的细节,也由此深谙毛的丑恶和虚伪的一面,因此希望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原一点历史的真相。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李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馀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是不太一般的关系。

  二姐和我们军长及其家事

  先说二姐,我与她相识最早,那是一九四六年苏中七战七捷之后,部队转移到苏北地区,华中军区文工团与我们一师文工团到了一起,我们团请军区文工团一位女同志,来辅导不同的棋歌,来的就是二姐。我当时才是个十四五岁小鬼,竟被其“惊艳”,为她罕有的美丽而吸引了,她扭的棋歌更令人叫绝,我至今还记得甚至会学她那特有的舞姿:用脚尖点地并使全身轻颤著,两眼随着双手“飘”向四方……令人看得简直神魂颠倒!显然因为她的品貌出众,不久就被一位首长“占有”,成了他的妻子。几十年后我的另一位文艺战友,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儿子,竟当我的面对她儿子道:你妈是先被你爸强奸了,然后才跟他结婚的,也才有了你们。此说是否有据,我难以考证,却知这位首长,在此之前已结过婚,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和”,还是由于有了她这“新欢”,才离了婚并再结婚。我再见到她时,那位首长已调到我们军,她就成了我们的军长夫人。

  还是我在总政工作时,无意中参与并卷进了军长夫妇间的一次内部矛盾。二姐作为军长夫人与我重逢时,因为我正在军中文化部门,认识一些部队作家、艺术家,她托我打听自己一位已是作家的战友的地址,我很快完成任务告诉了她。当时我不知道,她与这位战友,抗战期间同在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并且早就是一对恋人,可她的美,战友喜欢,首长也喜欢,她那战友“骼膊扭不过大腿”,她只得被迫痛别恋人成了首长的老婆。却又对老情人一直心怀愧疚又念念不忘,终于通过我重新搭上了关系。他们当时都在北京,据说曾多次幽会过。这事被其丈夫即我们军长发现了,两人吵了一架,幸亏二姐没有“咬”出我来,不然我肯定逃不过军长大人之手。她后来告诉我这事时,说自己也曾对其丈夫反唇相讥,甚至发起反攻,原来军长也曾多次与其前妻重逢约会,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次偶然临时回家竟进不了门,好容易打开后,看到丈夫和一女文工团员在里头,正惊慌不安又衣衫不整,他们肯定没干好事。因此她也有权对其丈夫进行“报复”

  军长夫妇共同对我的美意

  二姐和军长两人吵归吵,有一点却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绍给我。她那三妹原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时正住在自己姐姐、姐夫家。这位三妹美貌虽不如二姐,却正处青春期并“待字闰中”。显然因为二姐想弥补自己未能与文艺战友结为一家之憾,我与其三妹年龄相当,似也匹配,她那当军长的丈夫,又有些偏爱我这“多才多艺”、正上美院、颇有前途的部下,两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张让我与其三妹结识交往,于是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每回都款待我一番。有一次他们为我沏了杯好茶,军长问我这茶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其实我只喝过大碗茶,根本不会品味。军长听了骂我道,你这家伙口气不小,我这茶叶几十万元(旧币)一斤,你只说是“可以”,真是白给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饭时,军长指著一道菜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是粉条,他又笑着骂道,他妈的,我又白招待你了,这是鱼翅,谁家有这“粉条”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饭长大的,别说吃过,见都没见过这种美味,难怪它又鲜又好吃,可惜把它当“粉条”了。我们吃喝说笑时,三妹当然陪同在座。当时三妹其实正闲居

  甚至困守在他们家,她是辞了原文工团的工作,到北京来报考苏联舞蹈家执教的“中央舞训班”的,由于全国报考竞争者太多,更由于三妹本来基础较差,特别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单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干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无聊和困顿。恰巧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人像写生,她们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模特儿”,不仅为她们一人画了一幅半身肖像,还根据她们已逝母亲的照片,另画了一幅油画像和一幅粉彩像,使这位母亲也“音容宛在”了。应该说她们的妈妈确是一位美人,可惜她们姐妹几个只有二姐独得其母真传,美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大姐不必说了,这位三妹却是青出于蓝反而逊于蓝,仅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体及其气质大有差别,尤其是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幸亏跳舞用不着开口出声,不然就会露怯了。

  三妹进铁道兵文工团

  当我知道军长夫妇对我的这番美意后,一面不免“受宠若惊”,一面又感到迟疑甚至为难,因为这位三妹有时并不可爱,且不说其文化修养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干子弟”派头和劲头,与我这“小兵腊子”特别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不合拍。但我没有也不能拂军长夫妇的好意,还是甘愿甚至乐意地与她们不断交往看,说穿了是因为二姐太美,与三妹也多少有点“情分”,我们互相都有兴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们,陪三妹聊聊天,看看演出和展览,暂时充当了她的“候补情人”角色。后来她的工作问题,由军里的陈政委通过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调去了铁道兵文工团,使她终于又有了“归宿”单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后来又迁出北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见面地点,离开美院上班后,就减少甚至中止了与她的交往。若干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爱人,与三妹的这段“情缘”宣告完全结束,但是我们间的故事却没有完。其实我与三妹也是老相识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春,我们部队正在黄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歌舞团”来慰问演出,我们文工团派我和几个同志去他们那里学习,

  我主要跟王德威、萧锋等学画幻灯片,同时也学学打腰鼓和一些歌舞节目。

  我们在“新旅”呆了一两个月,与许多同志都熟悉了,曾常见一个很小的小丫头,穿着齐膝的过大军衣,下面还打着松垮垮的绑腿,一头黄毛乱发上,扩著两根很少梳理的小辫,虽是单眼皮,肤色却特白,只是有时拖着两条鼻涕,常在流过嘴唇时,或是使劲吸回,或是用袖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总是油乎乎脏兮兮的。她很少上台演出,只是跟着团里行动,自己学着打打腰鼓什么的,她有个哥哥也在“新旅”,但由一些较大的女同志带着她。后来知道,她和哥哥都是“烈士子女”,一九四五年就来到新四军,她当时才八九岁,等于是“寄存”在部队文工团里。几年以后在我们军长家又见到他们,才知他们与二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编导,主要作品有舞剧《宝莲灯》、《小刀会》等,我们都为在战争年代相识、现在又重逢而高兴。他们的三妹后来也出息了,不只当了不小的“官”,更成了个通“天”的人物,最后竟与我共过一段事。但我和她相处时,总是忍不住揭她的“老底”,说她当年黄毛小辫,拖着鼻涕的“光辉形象”。只是我每次说此旧事,她都不搭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顾及她的面子和现在身份。但是她当年的形象对我印象太深了,与她后来的尊容又反差极大,使我憋不住不提住事,虽然这可能惹她不太痛快。

  三妹到铁道兵文工团后,我只在大歌舞《东方红》中见过她,偶尔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喧几句而己,这时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却还是“单干户”。我知道她心气很高,不是门当户对的“白马王子”决不出阁。不料她后来的老公竟是我的一个“铁哥们”,他是我早已相识相熟的部队知名画家。当我得知他们两人正谈“恋爱”时,我曾警告我那“铁哥们”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万别找她!哪知他不听“老人”言,还是与“小姑奶奶”结了婚。因为我曾企图破坏这门婚姻,他们的婚礼请了我,自己却不敢去,怕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为他们牵线搭桥促成良缘的人我也认识,事成后得意地问我道:这两口子真是门当户对,十分匹配吧?我心想就等著瞧吧!没想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们都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后,竟打离婚彻底分手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却说她在铁道兵文工团时,团里有项额外的特殊任务,即在周末到中南海去,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伴舞。她是部队文工团舞蹈队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干子弟,不仅业务熟练,政治尤为可靠,就常常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结果为此不仅改写了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还影响到了她周围的人,此事由来及后来情况如下:

  三妹关“宫”享受恩宠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们一老一少相谈甚欢时,中南海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铁道兵文工团,批评他们怎么没管好自己的团员,居然让她闯到伟大领袖身边来了。警卫室让文工团团长、政委马上赶到中南海来,准备等“私闯后宫”的已成为老人家身边人的“李霞”出来时带回团去,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

  几个小时以后,也许“日理万机”正“为国操劳”的伟大领袖确实另有公务,三妹这才恋恋不舍地“退朝出宫”,一到中南海门口,就由自己的团长、政委带了回去。不过团里谁也不敢怎么对待她,因为她已有了“尚方宝剑”,说是毛主席让她以后随时可以再去,并且留了相互联系的办法,使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并且成了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后,她就被调出铁道兵,“奉旨”安插到离老人家更近的北京卫戌区,又进了什么公安学校。据说老人家非常关心她,让她“脱产”学习特别是学外语,说要将她培养为贴身秘书,并且不论何时,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进“宫”侍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时,她也得陪“驾”护“辈”,一时成了伟大领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至于是“宠臣”还是“宠妃”就说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间,即一九六五年秋,我那“铁哥们”画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电,如给飞岳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务。他一头雾水地赶回京城,却见已为他布置好了的新房,立即“奉旨”与三妹完婚大吉,并且筹办喜事全部用费,皆由伟大领袖处支付。为他们操持一应婚礼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这是执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这使我那“铁哥们”画家,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没做梦就娶上了媳妇。他们婚后,相继有了一儿一女,越长越大后竟没一个像他们的爸,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好在当爹的并不计较,当时也没DNA检查,也就由它去了。

  三妹成北京草委会文教组副组长

  到“文革”时期,三妹和画家夫妇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妇两人各走一极,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当时她经常抛头露面,对下属的各个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等等下命令作指示,还曾领着样板戏女演员,随她进“宫”参见人们梦寐难求的伟大领袖,既使他们亲耳聆听了凡人未闻的“最高指示”,又为当今“圣上”当面恭唱了“堂会”折子戏,都使女演员们获得了此生的最高荣誉。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左”派领袖在******城楼上接见广大革命群众,原是文工团员的三妹竟手抱语录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之间,简直也成了他们的“亲密战友”,不只豪气冲天,并且牛气逼人!只是这时她那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不仅没有如此风光,反而成了所在单位掌权造反派的对立面和阶下囚,因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夺权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气,使那画家受了很多罪。在两派斗争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过是反面的,“坚决打倒”和“欢呼揪出”他的大标语,刷到了******城墙上,比他作为画家的名气,大得怎么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当年的三妹,有时运用权力和关系,拉他或帮他一把,却又常常顾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对立面批门关押和刑讯逼供,因此我那画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头,与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个如上天堂、一个进地狱,他们夫妇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时分时合,闹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论别人怎么折腾,三妹身后自有最大后台,使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照当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组长。可别小看这个“副组长”,其能量和威风却大得令人目炫,许多上层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曾与三妹同行的刘庆棠(也就是人称“长征两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的那个舞蹈演员),北京卫戌区司令吴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门前老是停著作为高级干部标志的红旗轿车,原是我们军长的二姐她丈夫,对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来,时时来讨教和请示她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条,即她能通“天”,全国八亿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见伟大领袖的人之一,连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即现在主府井南口北京饭店西侧“贵宾楼”的原址。不只如此,家里还安了部摇把电话机,那头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随时传唤她进“宫”,电话铃响后,红旗轿车就到门口,马上将她接进“宫”去。可怜我那“铁哥们”画家,虽是她的老公,却成了她家男仆,吴德、吴忠和刘庆棠等一到,因为都是夫人的高官贵宾,他就得在一边递茶倒水侍候客人,夫人俨然是党国要人,老公只剩了喊“渣”应“诺”的份儿了,他们家只有“母鸡”会“打鸣”了……

  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苏联有部关于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个颇有姿色的使女,其实是他养的小情妇,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欢,却被使女迎面给了一记耳光,原来她已被皇上“宠幸”过了,身份已由原来的使女变为未来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将自己的小情妇拱手让给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这样,三妹,由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突然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宫,其原因只是她不仅成为伟大领袖身边的人,更已受到当今“皇上”的“恩宠”,她的身分地位已是一位“宠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语了。不过此事绝对不能乱说,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隐私,更事关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追究起来将罪责难逃。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不仅逐渐得知一些真情实况,又已有书为证。

  嫂子被退货二姐被留宿三夜

  “文革”以后若干年,国内秘传著一部禁书,即在国外写作并在境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缓回忆录。我早已风闻此书,但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是很难看到的。有回我们老军长和二姐的儿子来我家,说到此书时,他说他已看过,并且不无炫耀地说,那书里写了我三姨,连我妈都写进去了。后来我终于找到此书,读后发现其果然多处写到三妹,也写到了二姐。原来三妹自从进“宫”,被老人家钦定像杨开慧后,真的继承了“烈士遗志”,并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职责,不断被伟大领袖“宠幸”。她发现老人家虽然“日理万机”,却又有此一好,实为日理万“姬”,她就以身相许,努力为其服务,更为求其欢心,再为老人家引进别人,好让他换换口味。她陪“驾”伴“君”到上海时,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领来朝拜“圣上”。哪知“龙心”不为所动,因为她嫂子虽也有几分姿色,却没有被老人家看中,当天就将其打发走了。后来她又跟老人家到了无锡,当时仍当军长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无锡,她就领着二姐夫妇一起来参拜“皇上”。这时二姐虽然已近中年,却仍姿色出众,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老人家一见立即龙心大悦,先留他们夫妇两人共进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饭后却让当军长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将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几天“龙恩”。

  虽然三妹这时已当了“拉皮条”的角色,他们姐妹二人共享了“皇上”恩泽,凡人哪有这等福气呢?当时正随“驾”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和李志馁医生,指著三妹悄悄说,她妈妈要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的。书中又写到,李志缓医生发现伟大领袖沾上了“滴虫病”,这是从别的有此病的女性处得的,但对男性无妨,只是在他再与另一女性干那事时,又会将病菌传给下一个。李医生禀告“皇上”说,这病会传给江青的。伟大领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没那事了,要有的话正好在她那里头“洗一洗”。后来我知道,那滴虫病就是三妹“献”给伟大领袖的,因为我那“铁哥们”画家,也沾过三妹这光。李志缓的这部回忆录,虽然在国外境外公开发行广为流传,在我国大陆却是“党和国家绝对机密”,严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传播。但是其中写到三妹的事,却由我那“铁哥们”画家证实了,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受迫害,关押揪斗叉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我得知此事后对我那画家朋友说,你老兄也够“幸福”了,居然与伟大领袖“共饮一江水”。他恼火得把头上的军帽一摔道,我这顶“绿帽子”算是戴定了!不过这话是在“文革”结束多年后才说的,当年我还未见上述那部“医生回忆录”,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圣上宠妃”(严格地说应是“之一”,因为“宫”中“宠妃”不止她一个)。

  所以在“文革”后期,我为了“躲风”,借口学习领会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红军“长征”路线访问写生,正赶上我的“铁哥们”和三妹在闹离婚。因为我与他们两人都有多年友谊,更不知他们要离的主要原因,去劝说他们“和为贵”,由于离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访了她的大姐,让她也帮助劝说三妹。那大姐却小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画家朋友)那东西不行了,我三妹正来劲,他却罢了工,夫妻生活没法过,再加上别的事,他们是非离不可了。我想这其实是种病,可以治好的,还打听到一种药,叫“肉苁蓉”,专治“阳萎”,拖人去买,以为只要治好这病,能够满足三妹所需,他们就可以不离婚了。但是当时三妹他们正剑拔弩张地较著劲,我“铁哥们”的病也不能马上治好,不如暂避锋芒,先退避三舍,让他和我一起到“长征”路线写生去,他欣然答应马上与我同去“长征”了。我们在贵州和云南等地转了三个来月,我因为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却又去了西双版纳,住进僚族村案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着要和他离婚,等他马上回来办手续,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三妹着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着着急,他们知道即将成为三妹前夫的画家,是由我领着“逃跑”出去的,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于我这“忘恩负义”之举,非常生气发起火来,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我怎么对他们“忘恩负义”了?

  关于我的“忘恩负义”,另有一段我与他们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气活现时,我在本单位因为得罪了“副统帅”和“江女皇”一伙的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开除党籍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两年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当初定案处理我的正是林彪死党黄吴李邱等,我在劳改中听到此事后,就蠢蠢欲动想回京翻案,但是因为久居乡下,不了解外头情况,就写信给我那“铁哥们”夫妇,请教他们怎么办好,他们很快覆信支持我回京参加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我还是没有把握,正好我那老军长已调任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镇江,我就从江北乡下偷跑到镇江,找到他们家见到了二姐。老军长没在,说是外出开会了,也许因为我还戴着“帽子”,他为了避嫌,故意不见我。二姐听了我的陈述,她说已从三妹夫妇处知道了我的事,给我讲了林彪一伙垮台和“文革”中的许多事,认为我的问题完全可以平反,根据我的出身历史和一贯表现,不会有什么问题,支持我回京找原单位去,也可以直接找总政甚至军委上告。二姐说我可以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费。我说还不行,这次我是从生产队偷跑出来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也得安顿一下才能走,又说路费可以自己筹,回乡时曾给我几百元安家费,借给生产队买牛了,现在能够还我一些,正好用它当路费,届时我将从乡下直接回北京。二姐说这样也好,就拿出一批关于“文革”和林彪问题的文件材料,让我了解外头形势和上头精神。

  当天晚了,我不敢到外头住旅馆,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万一被“文攻武卫”查出我是潜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脱层皮。二姐毅然决定“窝藏”我这“反革命”,让我住在她家,这里是省军区政委家,谁也不能随便进来,躲在这里最保险,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来最为安稳和舒适的一觉。从白天到夜里,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里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别二姐回到乡下,临走前她嘱我到京后就去找三妹夫妇,让他们把北京的斗争情况告诉我,还要我有什么事就随时与她联系,最后又说:一听说你也当了反革命,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看看你和三妹一样,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们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去找我那“铁哥们”家,他们当时还住在“中办”为三妹安排的住处,即后来的贵宾楼原址。我去时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规律,仍按乡下习惯早上六七点就敲开他们的门,他们夫妇睡意蒙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过谈话我了解了当时北京和各地的情况,听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和我怎样进行斗争的建议。这使我与他们夫妇之间除了原有的个人友谊,又增加了一层革命和战斗以及路线斗争的非常友谊。由于我已被开除党籍,这时正是没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经过曲折斗争之后,终于恢复了政治生命,而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持帮助下实现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都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后来我竟背着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相约结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离婚离不了。误了三妹好事当时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于离婚,是想再嫁一个大官。原来有位年纪不老的政治局委员,刚刚死了妻子,正在虚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虚而入,改嫁给那位政治局委员,以使夫妇两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这个画家老公,只配在家里为她及其贵宾端茶倒水。可是这个画家却被我拉走并且抓不回来,这使二姐、三妹对我都很恼火。

  在此期间我原来所在文工团的老团长,去看望老军长和二姐夫妇,二姐一见老团长,竟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道,“你们团的那个卢弘(作者笔名)很不像话,我和三妹当年那麽关心支持他,帮他从林彪迫害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忘恩负义,与他的“铁哥们”合伙欺侮我们三妹,使我们找也找不到他。”这事与我们老团长完全无关,他被说得莫名其妙,只得说他与我多年不联系,我干过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二姐仍气呼呼的要他负责向我转达她对我的强烈不满。也在这时,我的妻子在出国援外时不幸牺牲了,三妹出于我们多年友谊也来慰问我,对我表示了一通关切之情。哪知在离开我时竟说:我想想还是要骂你,你把你那“铁哥们”藏到哪里去了,你得马上把人还给我!我诉苦道:他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级别和名声也比我高,他的行动是他自己作主,我怎么能背着你们带他走又藏起来呢?其实我那画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于与他离婚,就故意呆在边疆地区,拖着不回来,“干耗”着她,而我实际上是支持他这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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