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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民主论坛   刘再复:就《当代文学评价与“返回古典”》答问 2015-03-15 17:43:58  [点击: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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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当代文学评价与“返回古典”》答问    │
 │                          │
 │         刘再复,王淇/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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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一再表明,至少得给知识分子三种消极自由,即不依 │
 │ 附的自由、不表态的自由、不参与的自由,也就是独立 │
 │ 的自由、沉默的自由、逍遥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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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仍然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

〔“淇”→《共识网》王淇;“刘”→刘再复〕

王:您在文革结束之后开始做鲁迅研究,现在大陆教科书已经大幅删
  减了鲁迅作品的比重,您怎么看?在今天应如何评价鲁迅?
刘:鲁迅研究是我人文研究的出发点。但出发点是文革末期和文革刚
  刚结束的时候,所以研究著作中还带有当时意识形态影响的痕
  迹。对此,我在1990年东京大学的讲演中作了自我批评。当时我
  讲的题目是:《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尽管我反省了把鲁迅神
  化、圣化、偶像化的现象,但至今仍然认为,鲁迅是中国最伟大
  的现代作家,也是卓越的思想家,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中国
  现实社会和精神病态的认识,其深刻度无人可比。毫无疑问,鲁
  迅是个具有巨大思想深度和具有独特文体的天才。中国现代文学
  的精华在哪里?精华就在鲁迅的作品里。当然,鲁迅的本质是个
  作家、文学家,作家总有许多激奋之词,我们不应当把作家一时
  的激奋之语上升为普遍的真理,把“一个也不宽恕”、“党同伐
  异”等文学语言拔高为普遍原则,这样就会陷入荒谬。

  很抱歉,因为远隔重洋,我完全不知道大陆教科书“大幅度删
  减”鲁迅作品的情况细节,因此也无法对此作出评论。只能说,
  教科书里鲁迅作品的比例较重,这很正常。但过重则有独尊的嫌
  疑,所以调整也是可以理解,不必大惊小怪。关键是增删要有眼
  光,有水平。但我希望无论如何,中学课本一定要留住《故
  乡》、《孔乙己》、《祝福》等经典作品。这可是苍天赐予中国
  人的真金子。


作家必须超越现实身分、守持艺术主体

王:80年代您就讲“文学主体性”,认为作家从“失语”转向“独
  语”与“复调”。依您看现在中国“文学主体性”复归了吗?文
  学主体性受哪些因素影响?
刘:我在1985年和1986年之交,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篇论文
  的历史针对性很明显。针对的是“主体性失落”这一现象。谈论
  的重心是作家主体性的失落。作家主体包括作家的现实主体(世
  俗角色)和作家的艺术主体(本真角色)。我所说的“失落”是
  指艺术主体性的失落。作家的现实主体可以是革命战士、共产党
  员、各种职业者,但进入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时,不应当以世俗
  角色(现实主体)的身分参与,而应当以本真角色(艺术主体)
  的身分参与。也就是说,进入精神价值创造时,作家必须“超
  越”现实主体的身分而守持艺术主体的身分,这样才可能实现文
  学主体性与艺术主体性。然而,我国当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家,在
  五、六、七○年代普遍混淆上述两种角色,普遍不能超越现实主
  体的限制。例如现实主体是党员,进入文学艺术创作时就讲党
  性、阶级性、革命性、纪律性等。我并不反对党员在现实生活中
  必须守持党性,但希望作家进入创作时应当着眼人性、个性、自
  性、审美特性等等,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整体的
  文学艺术水平。

  作家主体性的失落,派生出各种现象,

    其中有一现象就是“失语”。所谓失语,就是不会说自己的
    话,没有个人的声音,没有个性的表述。当时失语现象很严
    重,连最杰出的现代作家郭沫若、老舍、曹禺等也失语。但
    我所批评的“失语”,不是针对某个作家,而是针对当代文
    学中的两种普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
    语,丧失本真文学语言。总是讲“阶级斗争”、“继续革
    命”、“全面专政”,总是把“两个阶级”、“两条道
    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作品的基调,自然就会丧失
    文学语言。

    第二是以集体经验话语取代个体经验话语,从而丧失个性语
    言。我肯定高行健和朦胧诗派的功绩,就是从这一视角说
    明,他们开始把集体经验语言转换为个体经验语言。那个时
    代,即使最优秀的诗人郭小川,他使用的语言也是集体经验
    语言,58年他偶尔写了《望星空》这首具有个人化语言的诗
    歌,就受到批判与讨伐。


我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水平已超过现代文学

刘: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许
  多优秀的作家诗人恢复了文学主体性。虽然不能说中国当代文学
  的整体已经完全恢复了文学主体性,但可以说,文学主体性已在
  中国的许多当代主流作家中“复归”了。这种复归的标志之一是
  他们已从“政治理念”的笼罩中走了出来,开始具有自己的文学
  理念。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语言,自己
  的声音,尽管在现实层面上,他们还常常讲着一些老话语、老概
  念,但在作品中却有许多新话新语言新思维。所以我对我国的当
  代文学成就评价很高,甚至认为它的整体水平已超过现代文学。


许多文学作品变成意识形态的注脚与转达形式

刘:照理说,文学主体性一旦强大,它是不受外在因素影响的。但
  是,文学主体性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就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
  响。例如许多作家就受社会潮流、社会风气的影响,钱锺书先生
  在批评陆机时,说连他也难免充当“风气中人”。唯有独立不移
  的大作家,才能真正成为“潮流外人”、“风气外人”,也就是
  《红楼梦》中的“槛外人”,如果不说得太远,只说20世纪,那
  么,20世纪的文学,明显地深受两个巨大因素的影响:

    一是“政治”;
    二是“市场”,

  中国现当代文学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严重,以致许多文学
  作品变成意识形态的注脚与转达形式。


报告文学给中国的大改革提供了一部分现实根据

王:80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很火,有哪些原因?您怎么看报告文学?又
  怎么评价刘宾雁、钱钢的作品?
刘:800年代中期的报告文学确实“很火”。面对这种现象,我和李
  泽厚曾作过一次对话(题为《文学与艺术的情思》,发表于《人
  民日报》),对这时期的报告文学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的对
  话,还得到胡乔木的赞赏。

  在我心目中,报告文学乃是一种大叙事散文。散文有抒情性、议
  论性、叙事性三种类型,报告文学属大型叙事性散文。80年代的
  报告文学,除了具有“大叙事”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大忧思”
  的特点,忧患意识与忧患情感特别强,很感人,拥有很多读者。

  当时的报告文学所以发达,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这些报告文学不是空头文学,而是实实在在地捕捉
    到了“时代的脉搏”,即中国人民(从上到下)的“共同焦
    虑”、“共同忧患”。

    二是因为这些报告文学不算“异端文学”,它虽然揭示了许
    多现实的黑暗面,但这种揭示又恰恰是邓小平进行大改革的
    理由,甚至可以说,报告文学给中国的大改革提供了一部分
    现实根据。

  邓小平等改革家,心理比较健康,他们允许报告文学家如此畅所
  欲言,这就给报告文学的生长提供了政治条件。80年代的报告文
  学,真逢上“天时、地利、人和”。

  那时的报告文学家除了刘宾雁、钱钢之外还有苏晓康等。钱钢的
  《唐山大地震》给了我们第二次地震,其震撼力远胜于五、六年
  代的长篇小说。尽管我对刘宾雁“干预生活”的文学理念持有异
  议,但还是激赏他的报告文学。他的作品气势磅礴,一直跳动着
  巨大的同情心。因为刘宾雁、钱钢、苏晓康的出现,中国当代散
  文,才真的告别了“娘娘腔”与学生腔。


我主张作家千万不要从政

王:中国当代作家中您对莫言、高行健的评价很高。除此之外,如果
  请您写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史,哪些人是会被特别书写及介绍的?
  能简单说说理由吗?
刘:2013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聘请我去担任客座教授,课程由
  我自己设计。我在就任之前,于美国家中写了一份《中国当代文
  学史论纲》,但是到了香港后才知道科技大学的学生对当代文学
  十分陌生,我的许多不同一般的评价,他们完全不可能了解,所
  以临时改为《文学常识》课,讲授文学概论。从2013年到2014
  年,我讲了22讲,讲稿在《明报月刊》上连载,现已刊登到第16
  讲。香港三联书店很快就会出版,书名改为《什么是文学》,与
  法国萨特的书名相同,但主题则完全相反,我主张作家千万不要
  从政,文学一定要守持超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品格。


我的“中国当代文学论纲”

刘:我拟好的“中国当代文学论纲”(悬搁)了两年,您今天提起,
  我不妨把要点告诉您一下。

  我国的当代文学,以70年末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
  1949年开始的大约30年)的当代文学,大体上是时代的号筒,政
  治的注脚,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述,没有太多文学价值。所以我讲
  述的基本点,是批评的,是吸取历史教训的。然而,我又努力开
  掘一些被历史活埋的优秀作家作品,例如,原在文学研究所工
  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的陈翔鹤先生,他的小说,我
  就特别地加以讲述与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他的
  《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杜子美还家》,每一篇都堪
  称经典极品。100年后,中国的读者一定还会爱不释手。还有路
  翎、宗璞、杜鹏程等作家的一些被视为“毒草”,却有真情实感
  的作品,

  后期(即80年代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我认为很辉煌,很有成
  就。我除了侧重讲述高行健、莫言之外(我把高、莫当作中国当
  代文学进入世界水平的标志性作家),还特别讲述一些“巫性”
  作家。查建英在《弄潮儿》一书中,称我为80年代的“弄潮
  儿”。其实,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层面上,我永远是个弄潮儿。我
  知道自己拥有多重角色,既是人文思想者,散文与散文诗作者,
  又是文学评论员。作为“文学评论员”,我有自己的艺术感觉和
  艺术兴趣。例如,我不仅把文学视为“人学”,而且还视为“巫
  学”。巫在人与神之间,天与地之间。它变化无穷、变幻莫测,
  既现实又荒诞。我把莫言看成是伟大的小说魔术师,他的《生死
  疲劳》是大艺术,又是大魔术。在莫言展示大魔术的同时,我又
  看到大巫术,阎连科、贾平凹、残雪,都是大巫师。去年我读梁
  鸿的书,读她对阎连科的评论,便和女儿剑梅说,梁鸿是个小
  巫,阎连科则是大巫。他的神实主义,也可视为巫实主义。他的
  《受活》就是一部大巫书,非常奇特、非常精彩。所以我一读
  罢,就立即写了一篇《中国出了一部奇小说》。而贾平凹和残
  雪,从作家主体到作品,也都是巫里巫气的。我评价文学作品,
  主要是审视其原创性。这群才华横溢的巫术艺术家,真闯出中国
  当代学的一片新天地。


现代不一定走向“后现代”,而可以是“返回古典”

王:95年的时候您就提出要重返古典,具体含义是什么?
刘:1995年李泽厚与我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完成之后,我们打
  算再作一部《返回古典》的对话录。但因必须由我整理,而我当
  时想做的事情太多,就把此事放下了。但我们还是先郑重地提出
  “返回古典”的命题。我个人也开始写作《红楼梦悟》等涉猎古
  典的书。

“返回古典”的命题,主要有四个意思:

  1、人类大文化的走向不一定如时髦的从“现代”走向“后现
    代”,而可以是从现代“返回古典”,即用古典资源丰富现
    代。──
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致命伤是只讲解构,不讲
    建构,只讲破坏,不讲建设。假如把后现代主义付诸实践,
    把西方200年的理性形而上成果都“解构”掉了,西方文化
    还剩下什么?我们把“后现代主义”也视为革命思潮,所以
    通过“返回古典”的策略加以抵制,与之告别。

  2、“返回古典”是丰富现代文化的策略,不是沉迷于古典。
    ──
也就是说,返回古典不是复古,不是倒退,而是以“现
    代”为基点对古典资源的重新开掘与提升。相似于西方“文
    艺复兴”的大思路。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其“返回希
    腊”,只是一种策略。

  3、我们所说的返回古典,不是指返回西方古典,而是指返回中
    国古典。──
中国古典的两脉(以儒为主体的重伦理、重教
    化、重秩序的一脉和以道为主体的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
    的一脉)可以互补。返回古典是尽可能地吸收中国古典文化
    各脉各支的长处。

  4、返回古典的落脚点不是实现对古典的“创造性转化”,而是
    “转化性创造”。──
前者落脚于转化,即转到西方的价值
    体系;后者强调“创造”,即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也就
    是说,不是转向西式,不是转向他式,而是创造中式,创造
    我式,创造中国独特的现代文化体系和现代社会形式。我和
    李先生常常在散步时说,我们不应当转向千里万里的“西方
    列强”之处,也不转向千年万年的老祖宗之地,只能创造属
    于当下的一套立足于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需要的社会形式和
    文化形式。这是肯定和吸收普世价值又不就范某一既定的西
    方范式,是开拓我国古典资源又拒绝被固定为某一种现成现
    有的中国模式或称中国旧式。李泽厚先生的口头禅是“我们
    要走自己的路!”我的补充总是:“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
    都要走自己的路!”


决不能在高举传统文化的旗号下,否定科学、民主

王: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当前大陆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
刘:现在大陆出现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一片
  “国学热”、一片“古典学”热却有所闻。我不喜欢“国学”这
  一概念,因为它的内涵不清楚,国旗、国歌、国画等等的内涵较
  清楚,唯独这“国学”,不知是指什么?倘若与西学对应,那
  么,我们大量研究马克思、康德、洛克、卢梭的论著,用中国人
  的视角与语言研究,这算国学还是西学?我用存在论解读《红楼
  梦》,又是什么?存在论是西方视角,而《红楼梦》是中国经
  典,那么,我的论说算国学还是西学?还有,蒙学、满学、疆
  学、藏学算不算国学?

  我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庞大,过去我们一味“批判”,有偏颇;
  现在一味颂扬也有危险。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承继者,坚
  定地认为,五四很了不起,批孔也很了不起。我们现在缺少的还
  是科学与民主,决不能在高举传统文化的旗号下,否定科学、民
  主文化。

  我还要特别说明,五四已形成我国文化的新传统,也可称为近传
  统。五四之后,我们再讲传统,就应当讲“双统”:老传统与新
  传统,远传统与近传统。今天建设现代社会,应当立足于新传
  统,在新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老传统的资源,而不是让老传统吃掉
  新传统。


政治儒学是否适用于现代社会,我很怀疑

王:现在一些大陆新儒家致力于儒教建构和政治儒学,您如何看待这
  样的儒学复兴?
刘:我对“儒学复兴”的口号和实践,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而对
  于“儒教建构”更是怀疑。儒家变成儒教,这本身就是一种不
  幸。

  对于“政治儒学”,我也十分警惕。我知道“政治儒学”,是相
  对于“心性儒学”而提出的。但从我国的历史经验看,政治儒学
  基本上都成了王权意识形态,即为“君主制”立言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适用于大家长制的农业社会,但是否适用于现代社
  会建构,我很怀疑。现代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意义也在于突出“个人”,在于确立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如
  果在复兴儒教的口号下,把“个人”加以抹煞,这不是倒退是什
  么?这不是否定五四的伟大思想成果是什么?


儒家学说有益于我们“做人”,但未必适合“治国”

王:重返古典主要是返归“孔孟的重伦理、重教化与庄禅的重个体、
  重自然、重自由”两脉。现在似乎对前一脉强调比较多,后一脉
  讲得少。能否请您展开来讲讲庄禅思想的当代意义?
刘:强调前者,侧重于“回归孔子”一脉,也许是李泽厚兄,不是
  我。但他最先提出“儒道互补”、“儒法互用”的命题,请务必
  注意。我对孔孟一脉也敬重,并觉得儒家学说有益于我们“做
  人”,但未必适合“治国”。用于“做人”也要小心,因为它对
  人要求太多太严,不易做到,于是就装,这也会导致“虚假”
  “虚伪”,所以我做人的原则还是自订为“外儒内禅”。把“圣
  贤”、“大丈夫”、“正人君子”等大概念也“空”掉。

  其实,我更喜欢庄禅。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在台湾中
  央大学、东海大学客座,我讲《道德经》、《南华经》(庄
  子)、《六祖坛经》,都是讲庄禅。我认为庄子在2,300年前就
  占领了地球上的思想制高点,这就是自由思想(逍遥)与平等思
  想(齐物)的制高点,很了不起。儒家思想系统缺乏个人(自
  我)的空间,庄子却提供了这一空间。在当代,庄子更是提供了
  “消极自由”的生动理由。


得给知识分子不依附、不表态、不参与的自由

刘:我一再表明,至少得给知识分子三种消极自由,即不依附的自
  由、不表态的自由、不参与的自由
,也就是独立的自由、沉默的
  自由、逍遥的自由
。这种自由就是庄子开启的。庄子的自我,不
  是西方那种浪漫的自我,不是拜伦式和尼采式的自我,而是内在
  的充分自由的自我。

  禅没有庄的理想人格(真人、至人等),更重个人的精神体验。
  但禅的“超越”意识极强,要说庄属审美(超功利的审美意
  识),禅更属审美。禅给当代世界人提供一种超越现实功利(放
  下现实功利)的立身态度。在物质潮流(俗气潮流)覆盖一切的
  当下世界,庄禅是极好的自我拯救的药方。庄子的“不为物役”
  的思想,禅宗不立文字(摆脱教条)的思想显得多么精彩,多么
  宝贵。一个人“得道”之后即有了权力、财富、功名之后是当
  “超人”还是当“平常人”?尼采和慧能做了不同的回答。我读
  尼采也读慧能,便更爱慧能,觉得慧能的回答才是做人的真理。
  慧能的“平常人”与“平常心”之思想,具有极大的当代意义,
  不仅对于当下的中国,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所谓“平常人”,乃是质朴的人,正直的人,有缺点的人,实实
  在在的人,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人。世界不需要希
  特勒、斯大林式的超人,不需要整天想着“改天换地”、“扭转
  乾坤”的英雄。世界倒是需要不断改良,一点一滴改良(胡适
  语),不需要戏剧性的所谓大变动、大沧桑、大革命。


《红楼梦》和《传习录》是诗与思的区别

王:您高度评价《红楼梦》,认为这是王阳明之后最伟大的“心
  学”,但“它不是思辨性心学,而是意象性心学。”请问思辨性
  心学和意象性心学的区别在哪里?
刘:我高度评价曹雪芹的《红楼梦》,也高度评价王阳明的《传习
  录》,两者都是伟大的心学。其共同点都是以“心”为根本,都
  是心灵本体论。但《传习录》是哲学形态的心灵本体论。而《红
  楼梦》是文学形态的心灵本体论。

  在中国大文化系统中,只有“哲”字,並无“哲学”这个概念。
  把王阳明称作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概念输入中国之后的
  事。因此,严格地说,《传习录》只能算哲思,重心是“思”。
  而《红楼梦》的重心则是“诗”。两者是思与诗的区别。

  我说《红楼梦》不是思辨性的心学,而是意象性的心学,便是
  说,《红楼梦》乃是通过文学形象与文学意象等审美形式而呈现
  的心灵本体论。而《传习录》则不是通过形象与意象,而是通过
  推理、通过逻辑而说明的心灵本体论。同样都讲“心外无物”,
  王阳明的讲述是论证,《红楼梦》的讲述则是故事情节。在第
  117回里,贾宝玉胸前佩戴的“玉”再次丢失,薛宝钗、袭人慌
  忙寻找,此时贾宝玉说了一句话:“我都有了心了,你们还找那
  玉干什么?”宝玉此言,正是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即心最宝
  贵、最重要、最根本。

  王阳明不仅认为“心外无物”,甚至认为“心外无天”,心灵即
  宇宙。《红楼梦》所展示的也是心灵最根本、最宝贵、最重要。
  作为一个人,贾宝玉是贵族子弟,纨绔子弟,他游手好闲,不务
  正业,有许多“毛病”。但剥离“人”的外壳,作为一颗心,他
  却非常纯粹,非常真挚,没有“人”常有的世俗生命机能(如仇
  恨机能、妒嫉机能、算计机能等等),也不知分别(尊卑贵贱之
  分等)、不知目的(功利目的)、不知荣华富贵为何物。他所以
  更爱林黛玉,乃是因为林黛玉的心灵也不知功名、不知利害、不
  知权势。我说宝黛之恋,不是世俗之恋,而是天国之恋,乃是指
  这种恋情,属于心灵之恋、灵魂之恋、精神之恋。柏拉图所说的
  “精恋爱”,如果要找最典型的例证,那么,贾宝玉和林黛玉的
  恋爱,就是。

  曹雪芹的《红楼梦》虽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它又有极为丰富的
  哲学内涵,其哲学内涵,便是心学内涵,但所有这些内涵,都只
  有意象性,而无逻辑性即思辨性。我说王阳明的思辨性,严格地
  说,也不是纯粹思辨,只是思考、论证而已。中国好象没有纯粹
  思辨的哲学。《传习录》里的心性儒学,既有心性,也有伦理。
  《红楼梦》中的心性其实是更为纯粹的心性,但也无思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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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简介

    【这里的图片无法展示,对不起】

          刘再复的肖像

当代著名人文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红学家。1941年
出生于福建南安刘林乡。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
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
长,《文学评论》主编。著有《性格组合论》、《传统
与中国人》、《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
《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共鉴“五四”》、
《红楼四书》、《双典批判》等40多部学术论著和散文
集。作品已翻译成英、日、韩、法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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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有之)

〔原载《共识网.文化.文艺》2015-03-13;http://www.21ccom.
net/articles/culture/wenyi/20150313122195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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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自《民主论坛.电子日刊》2015-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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