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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旁观者昏   “孔夫子”同学 2014-05-10 04:21:50  [点击:6383]
“孔夫子”同学

说到腐儒,我的认识是从学习鲁迅的“孔已己”开始的,那是我中学的课文。因为故事既幽默又凄凉,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林副主席说,学了就要用,因此我班即刻就有了一个“孔已己”。

这人和我是一个小学的。从与他同院子的同学那里知道他母亲是教师。他还有个打架闻名的弟弟。如果弟弟和他站在一起,你会觉得十分滑稽。他文气,弟弟霸气;他文雅,弟弟粗蛮;他说话一个脏字儿不带,弟弟没有一句话不带脏字儿;他没有朋友独来独往,弟弟狐朋狗友到处都是。还好他们从来就不站在一起,因此我竟然很久以后才知道并相信他们是一家子,可见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他还有个姐姐,学习上颇为有名,但政治上比较笨拙,故因十分努力却终不得正果而闻名。粗略地说,他家三个孩子假如从大到小从左到右站成一排,无论从几何走向上说还是从政治表现上说,刚好排出了一个左中右。

小学和他一班的人都说他人很各色,学习好却比较孤傲,这在文革时期是很犯忌的。老师一度希望他做班里的头儿,但因他政治上表现不突出作罢。

到了中学,我们一班。开始,他上学来下学走,默默无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时候,学生里面开始讲究比较学习成绩,他才开始冒头儿。以后我们两人有了一些来往。说来惭愧,他坐在我身后没多远,我转身就可以和他说话,可到现在我也没有想明白在那之前我为什么没有经常转身。

跟他说话是有点儿费劲的。他总是坚持用半文言的语言和别人讲话,你嘲笑蔑视都无济于事,你只能习惯或者干脆不交往。这就让人很尴尬,因为不懂,又不好承认,有的人只好大大咧咧地用凶狠掩盖过去:你丫瞎JB说啥呢?这时他不生气,然后他会用白话文做解释。他的这种学习看来没有什么人指导,纯粹自学的,又没有人交流,因此常常流于表面。但他的追求十分鲜明。在交往中,他拒绝用革命的语言。他从来就不积极参加任何集体活动,对加入红卫兵共青团没有任何要求,一个十足的异类,生活在要求每个人向英雄看齐的年代里。

说他经常闹笑话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好笑。例如有一次,他在小组会里迫不得已的发言(他的发言总让小组里的女同学们先肃静后微笑)中说:我会努力学习,最终我会和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并驾齐驱。有人觉得他特别扭,问他:XXX,什么叫并驾齐驱啊?他很认真地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会让我的马和学习最好的人的马跑得一样快。同学们大笑:你丫有马吗,骑驴骑骡子的呢?还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对一个同学的什么要求说了一句:爱莫能助。同学问他什么意思(也许是故意的),他说这意思就是,我虽然很爱你,但是我不能帮助你。这可就犯了忌讳。那年代私人话题里是没有“爱”这个字的。即便说到毛主席,也只能说热爱毛主席,不说我爱毛主席,毕竟,毛主席是你爱的吗?热爱不是爱。同学的反击十分迅速:你他妈的恶心不恶心呀,你丫爱我?我操,。。。大家狂笑。笑尽管笑,他面不改色。

很快,他说话里之乎者也已焉哉颇有些泛滥成灾的趋势,我们跟不上他,也无法真地横眉冷对,交流的困境和他那种镇定中现出的骄傲一起让我们不安。还好我们终于学到了孔已己,他迅即就成了我班里的孔已己,让我们找回到了优势。

很快他就又被升级了,因为学习英语的时候居然有人自己找出了Confucius,竟然让我们知道了那是孔夫子的英文名字。于是中英结合,我们直接把他叫作Confucius。这个名字在当时是有些侮辱性的。首先我们没人瞧得起那个老头儿,其次还是用英语,这便是双重的不屑。注意这件事发生在批林批孔之前至少近两年,可见革命的过程自有它内在的运行逻辑。即便没有毛泽东思想在两年后的指引,仅仅凭自己教育自己,我们也是可以沿着毛泽东希望的方向走出几步的。当然,如果问子曰学而时习之是谁说的,我确信班里只有Confucius会给出正确答案。

我俩之间有较多的来往后,他向我展示了他在书法上的造诣,我才知道他在练习书法。他的字,包括钢笔字,都写得很大气,却并不是很好看,也许是因为我对字的“体”还没有认识。有时候上课他不认真听,练字,还会给我看。他还在我班里展示了瘦金书,赵孟頫,欧阳询的字帖,但不外借,在学校里看看就是了。以后,他又让我们得知了他练习提琴已经有些年了。他还告诉我他的提琴是很贵重的,让我认真看他琴背后的“虎纹”。他的提琴造诣是相当好的,也不忌讳在我们面前拉我们不熟悉的练习曲,音色优美,节奏流畅。我们猜那些曲子都是封资修,但他显示的精湛琴艺让我们宽容了他。他的口琴吹得出神入化叹为观止,只听过他吹过一次聂耳的毕业歌,就一次,竟然让我们觉得像是有个乐队在一起演奏,一句话,没治了。他说他学习提琴有老师,但拒绝提供更多信息,使我们的敬佩无法进一步发展。现在想来,这是那个时代“私人老师”要求学生应有的谨慎。

很快,他作为“夫子”的角色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向我们讲述古典音乐。我从他那里知道有个人叫作贝多芬,他说那人是乐圣。我们不熟悉什么叫作乐圣,他说就是音乐界里面圣人的意思。不过,因为我们也听不到贝多芬的任何作品,他崇拜贝多芬,我们不崇拜,搞不懂光说不练的人怎么能成圣人。我们只拜服他能拉小提琴,那多实在啊。

好景不长,宣扬贝多芬的Confucius遭遇到了重大挫折。因为Confucius身边越来越多的听众,革命的整体气氛中加入了杂音,我们老师决定要阻击这股逆流了。我后来听说这是班里的一个学生高干向老师进言后做出的决定。老师在一次天天读时间里向我们介绍了贝多芬。我的老师和那个年代一般的老师不一样,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在他的介绍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十分不堪的失败者,各个方面无可称道,思想也不好,是资产阶级的,甚至连“上升时期的”定语也不加。老师认为对这样人的崇拜是颓废的,不健康的。老师并没有点名,我们当然都知道是在说Confucius。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毕竟贝多芬不是刘文彩,在介绍贝多芬的时候同学们轻蔑的笑声使得气氛保持轻松。老师的贝多芬是个政治符号,Confucius的贝多芬只是个音乐人。那时,政治和音乐对阵,胜败虽无悬念,能够如此平和,却是幸运。我敢打赌,如果当时统计全北京市各中学知道贝多芬名字的学生在一个班级里的百分比,谦虚地说,我班可能是第一,音乐学院附中可能第二,因为那时候的中学是就近入学。

这以后,“孔夫子”显得落落寡欢。虽然他还和大家说话,显得若无其事,但我知道那和与任何一个陌生人说话没有什么差别。他说话仍然显得迂腐,大家可能潜意识里觉得有些对他不起,对他反倒宽容了。不过还是有过分的时候。有一次同学不知道又因为什么拿他开涮,忽然间,一向满不在乎的他大叫了一声:“野蛮!!!”。让大家大吃一惊,发觉这家伙坚持出言不俗。虽然我身边到处都是野蛮,这个词在现实反抗的呼喊中让我听到,却是第一次!这次反抗立刻被更大的嘲笑压倒。他因此又有了一个新的外号:“野蛮”。于是,我们班最文明的学生得到了一个“野蛮”的外号。回想起我们不知道多少次嘻嘻哈哈地接受并赞赏真正的野蛮,这个外号折射出的正是黑暗时代的“文明”。

不过,班里也不好过于得罪“野蛮”,因为“野蛮”还有一手绝活儿,在那里,他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

“野蛮”有音乐才能,但是随着暗自学习音乐的风气渐起,许多人也慢慢地悄悄赶上,所以班里并不惧怕“野蛮”闹情绪,拒绝参加文艺演出。但有一件事我们是毫无办法的:“野蛮”是全年纪的短跑第一高手。他穿着一身衣服,脚下一双普通的球鞋,没有起跑动作,出发时还在别人后面,眼看着他会把别人追过去,最后他还是年级400多人里面的百米冠军。在田径场上他确实“野蛮”。他可以为班里挣得100,200和4X100接力的冠军。班级之间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我们不能没有他。为此在校运会时,全班都在赞扬他,男生女生都不例外,相当真诚,因为有些赞扬相当粗鲁,而粗鲁就是真诚。这为抚平“野蛮”受到的伤害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贝多芬没有了,古典乐没有了,孔夫子的话还有一些残留。他最终完全表面上像我们一样,要到批林批孔之后了。

再以后,“野蛮”恋爱了。没人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恋情,因为女方是我们的女排长。他们学工中分到一个小组,距离比上课时要近得多,相互交往的机会也多。爱才和孤寂对撞,学工结束,他们悄悄地变成稳定的一对儿。

揭露他们的恋情在现在看来是非常野蛮的。有人发觉“野蛮”上课时写东西藏藏掖掖,问他,他笑而不答。最后两个家伙合谋借我们集体室外活动的机会溜回教室翻了他的书包,找到了情书,这斩获让他们喜出望外。我们没有人谴责这种行为,反倒享受隐私被分享的愉快,只瞒着“野蛮”一人。这时候再看他和那些打主意捉弄他的人之间的对话就有些残酷了,大家总是笑得意味深长,而他一度真地不知道。有一次,他对一个人说:你的尾巴让我抓住了。那个同学反讥道:我的尾巴你抓不到,你的尾巴倒让我们(!复数)抓到了。同学们出乎意料地大笑让“野蛮”有些不知所措。消息传得很快,大家有传播喜讯的欲望,却无保持沉默的习惯。女排长也是有些死党的,很快她也知道了。据说女排长当机立断决定中断关系,“野蛮”不愿意,但他做不了主。

到了下乡的那年,我们在工厂里工作了大约半年。原因是老师调走,接任老师太忙,干脆让工人阶级去教育我们了。这时候我们已经是学生油子,除了军队没有待过,工厂农村都没有了新鲜感。集体主义的热情退潮,玩儿一技之长的到处都是,发展同学之间恋情的也不稀少,都忙,没有人再嘲笑“野蛮”了,因为他们走得更远。自从批林批孔以来,“野蛮”的外号再次变了。大家直接叫他孔老二,甚至干脆叫他“老二” (JB的意思),这是一个相当侮辱人的称呼。但“孔老二”显然过得比以前好,因为群体面临即将插队的现实造成革命压力在众人身上的均分。再说工厂里同学都在各自的班组上班,大家反而没有多少接触,想无事生非都难。我现在已经不能想起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场景了。前些年回国,朋友传说他在医院里工作,却没有说他是不是医生。

多年后当我欣赏古典音乐的时候,“孔夫子”的影子有时会在眼前晃一下。19年前我和我班里的一位干部在美国见面,他是我从小学二年纪就在一起的发小儿。我们聊了整整一天。也不知他怎样的思绪来路,忽然他对我说:我现在真地不给我儿子出主意,只要他不做危险的事,我就尽量不去影响他,。。。我问他为何这么想,因为我印象里,他对周围事物一向十分敏感,而且积极参与。他说:我吃不准我的主意对他是不是对的。以前咱班对XXX,那个做法显然是不对的,可是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原因在于我们知道得太少。我现在没有给儿子出主意的底气,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知道得也还是太少。

大约两年前,我又去看望我的中学老师。老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十分重要,是个难得的好老师。他至今坚定地拥护毛泽东,但也阅读了许多其他人的书,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万物归一,差别不大,至少他思想中不同的成分已大大地丰富了。我当然不会和老师去争论关于毛泽东的是非。看老师是让他高兴自己也高兴,这时候老师高于“真理”,因此我们只是一般闲聊。似是无意之间,他感叹道:许多事情现在明白了,但做事的时机已经没有了。假如现在的我,再来带咱们班,会有很不同的做法。我说您怎么想到这儿了,咱们班让您带得够好的了(这是我的真心话)。老师说,我回忆带咱们班的几年里,虽然问心无愧,但有些事做得不妥。我问什么事。老师说,对XXX,我当时的那种做法不妥。首先我并不了解贝多芬,那时候资料有限是一个原因,但是我对贝多芬的说法和解释都是不对的,我伤了XXX,这是我感到很遗憾的一件事。老师没有再多说,自责之情溢于言表。想到事情发生在四十年前,老师竟然念念不忘,让我感叹很久。

我自己何尝没有遗憾。我本来可以从“孔夫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现在看来,当时他才是我班里最优秀的学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才华,那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在黑暗年代,他在喧闹中沉着地保持了个人的追求并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孔夫子”对人是诚挚有礼的。他在数学上搞不懂的问题,只要给他说明白了他就会真诚地表示感谢,怪自己笨,从来都不矫情好面子。他教我们音乐知识时是很认真的,虽然我们不往心里去,看样子他也知道我们没心思在那上面留意只想听他拉琴,他还是认真地讲。他说话虽然之乎者也,让人不习惯,但他说话从来没有一个脏字儿。要知道进入丛林后这个“破绽”对人际交往十分不利,是示弱的表现,会首先受到攻击。更难得的是在任何场合下他也不动武。在他,只是不愿意而不是不能打。且不说他有个凶狠的弟弟可以帮他打架(据说他弟弟对哥哥很好),他自己就力大无比。当着许多人的面,他在一次摔跤较量中将我班一个摔跤好手(后来在北京市运会里拿过名次)生生地抡出去(没有任何技巧,只是蛮力)一个滚儿,让我们看到百米冠军不止是腿上有劲。多年来同学们不在乎他的反应,是因为在潜意识里知道一个“腐儒”不会对我们凶恶,知道“腐儒”不会把事情做绝,因为孔已己既不凶恶也不决绝。我们很聪明地欺负一个其实比我们强得多的人,这便相当地没有天理。也许孔已己是无能的可“孔夫子”却并不无能,孔己己确实无害但“孔夫子”原本相当有益。

文革中我在革命洪流的尾迹里见识过形形色色的追求,也了解背后众多的动因,大多简单,直接,卑微。多少年后回过头来看,只要离开那条文革主线有一定距离,他/她们的追求不仅无可非议反而凸显出他们对主流并不认同,因此他们不会在喧嚣之后输得精光。退一步说,之所以这些难能可贵的追求后来并没有造就一批有杰出成就的新人,原因在于这些人只能相对平安地生活在这个不大的尾迹区域里,不能离开得过远,否则立即会被淹没。因此他们也无法最终彻底或有效地避免文革对他们的永久伤害。无论你是顶风而上还是随波逐流,是意气风发还是心灰意懒,伤害有若命定,在劫难逃,不争早晚。对这个曾经伤害所有人的文化革命的彻底和中肯的反省,一定是以后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情,我们这一代,眼见着是无法完成了。能做的,也许就是把曾经发生过的记录下来。
最后编辑时间: 2014-05-10 06: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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