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专题] [检索] [独立评论] [海阔天空] [矛盾江湖] [全版论坛]

独立评论

作者: 资料   金雁:革命与金钱(下) 2012-05-10 00:13:40  [点击:1341]
金雁:革命与金钱(下)
发布时间:2012-05-0916:02作者:金雁字号:大中小点击:1094次
金雁:革命与金钱(上)

关于禁止抢钱的“斯德哥尔摩决议”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在低潮之中,1905年的652个工会组织被沙皇封闭了近500家,工会会员从1907年初的25万人减少到1909年的1.3万人,彼得堡的8000党员减少到3000人,国内武装斗争革命者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工人群众有组织的活动减少。与此同时,地下革命政党的恐怖活动、暗杀行为骤增,从下列罢工人数和恐怖行为的对比数字就能反映出当时的形势:1905年有275万工人参加了罢工,1906年减少到100万,1907年只有75万,1908年立刻下降到17.4万人,1909年减少到6.4万人,这其中还包括了重复罢工人员。而恐怖活动则逐年上升,1905年233人被暗杀,1906年768人被暗杀,1907年有1231人被暗杀,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没收的洪流”——武装抢劫银行、财库和其他储金机构。

从1905-1907年,仅外高加索一地就发生各种恐怖行为1000多起,虽然这些恐怖行为并不只是布尔什维克一家革命组织所为,但无疑布尔什维克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列宁就曾倡议说:“我们建议我们党所有的大量的战斗小组不再无所作为,要采取一系列游击活动。”(《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363页)鉴于沙皇颁布的《十月十七日法令》中首肯了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沙皇政府表示要发展普选法原则,“赐予”公民自由:人生不可侵犯,信仰、集会和结社自由,任何“非恐怖主义的政党”都可以通过选举在国家杜马中公开活动。于是,参加杜马选举这个新议题被俄国社会民主党提上议事日程,孟什维克急于摘掉“恐怖组织”的帽子,他们认为,“要尽可能地为合法活动形式提供帮助”,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合法的、得到承认的党走上宽广的“德国道路”而准备,尤其在杜马选举的关键时刻,杜马外的活动要服从杜马党团的利益,消除革命政党因“恐怖活动”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事关重要。

1906年4月10日-25日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否决了某些布尔什维克要毫无保留的维护“游击行动”的观点,责成布尔什维克解散“对党来说是非法‘小集团’”的列宁、克拉辛、波格丹诺夫领导的专门从事“剥夺”行为的组织,并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这种“剥夺行为”的“游击活动”,解散那些直接隶属于党机关为筹措经费而组建的“特殊战斗队”。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1907年4-5月)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130-131页、156-158页)有以下几条:

1.由于沙皇制度的残暴政策,无产阶级中有部分人表现出以“游击活动”形式进行斗争的倾向,几个人或集体发动袭击,杀害政府的代理人和资产阶级代表。

2.在此基础上,剥夺国家财产和私有财产的时间和规模在扩大,次数在增多。

3.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瓦解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造成了以为个人自我牺牲的力量可以代替有组织斗争的幻想,结果削弱了无产阶级进行群众性活动的意向,并破坏了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群众性活动的习惯。

4.政府以“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事件作为借口,对守法人民加强了镇压措施。这些活动也为黑色百人团在广大民众当中尤其是在军队中进行煽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5.社民党员卷入这种活动,妨碍了党为反对工人阶级中无政府主义倾向所做的努力,这也损害了党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还使党的队伍内部陷于混乱。

大会决定:1.党组织必须展开一场反对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的运动,向工人群众说明,这些活动对革命事业有害,对工人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无益。2.党员绝对不得从事或参加这样的游击活动或剥夺财产活动,违者开除。

列宁在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时带去了一个支持“游击活动”的草案,在这份草案中说,“游击活动”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必然继续,是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的准备工作,“剥夺财产”具有“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和筹建革命政府的必要性”,但是“没收资金活动”必须要在“党的控制下”进行。由于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对这种主张存在着不同看法,这个支持“游击活动”的草案最终没能拿到桌面上来。孟什维克“禁止游击活动”的决议,在20票弃权的情况下以64:4的绝对多数得到通过。据说投票时列宁不在场。决议同时规定只有在某一地区已经建立起革命机构的情况下才允许夺取国家财产。

后来斯大林说,孟什维克的这个决议能够通过完全是偶然的,因为这一次布尔什维克不想应战,确切地说,布尔什维克不想把战斗进行到底,纯粹出于一个愿望:“就让孟什维克同志高兴一次吧。”(《斯大林全集》第2卷,54页)对此种说法,托洛茨基评论道:“这种慈悲为怀的关切态度在列宁的政治习惯中是看不见的”,真正的原因是在会议上他们不仅遭到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代表的反对,而且受到他们的盟友波兰代表的反对,此外,布尔什维克本身在“没收”问题上也存在尖锐的分歧,很多人对这种“民意党”式的恐怖行径也是不赞同的。列宁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以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告全党同胞书》,对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作了尖锐的批评。列宁认为“关于没收问题”的讨论“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他公开说:“我们不要自己上统一思想的圈套,我们也决不允许孟什维克管束我们”;“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等于是会背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当一个马克思主义,应当有相应的心理素质,就是雅各宾主义。所谓雅各宾主义,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果断行为为达到目标而斗争,不是戴着白手套从事斗争”(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79页);“游击斗争是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之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间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势”(《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7页),对于反对“没收”活动的“完全偶然”的限制不必认真看待,过于拘泥于经典理论、缺乏灵活性策略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派别的行为准则。我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第比利斯银行抢劫案”风波

1907年俄国发生了几大要案,与这些案件“有牵连被捕的人都是有点名气的布尔什维克”。先是6月,柏林警察在俄国侨民活动的住所搜获了一批武器、纸张与图样,据皇家银行的专家证实,这是用来伪造票面为3卢布的钞票的。随后,在日内瓦又破获了几起俄国侨民伪造假币案件。1907年6月12日,第比利斯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劫匪”成功地劫掠了31.4万卢布,其中大多数是500卢布票面的钞票。3名护送队员当场毙命,约50人受伤。很快在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两地,几个俄国侨民在银行兑换从第比利斯抢劫来的票面为500卢布的钞票时被捕,列宁认为,这只不过是“利用敌人的钱来从事党的经费的一次简单尝试”(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155页)。在俄文版的《列宁全集》第12卷里,有这样一句附录:“1907年6月12日,第比利斯‘没收事件’:34.1万卢布。”紧接着,格鲁吉亚著名作家恰夫卡瓦泽亲王遭暗杀;7月份,俄国又发生了一宗财政部20万卢布的巨款被劫的事件;后来又发生巴库石油大亨绑架勒索案和洗劫“尼古拉一世”号客轮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试图在国外兑换这些钞票时被抓获,这样的事情很快被报道出来,与此有牵连被捕的人都曾经是“前”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在从事“剥夺活动”之前出于策略考虑都退出了原来的组织,但显然他们都是在为布尔什维克“抢钱”,据后来波格丹诺夫同列宁决裂后提供的材料证明,在这段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以各种方式得到的经费不少于几十万卢布。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被牵连在这一连串抢劫案中声誉受到很大的损失。

这些消息在媒体上一经披露,孟什维克感到非常震惊,中央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刚刚才一年,布尔什维克就公然违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禁令。他们说,从1907年以来,我们一直以宣传鼓动的方式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分裂政策。两年当中,我们冒着被指责为包庇布尔什维克“小中央”的风险,没有向全党报告这个组织的犯罪活动。我们一再提请中央对此加以注意,可是这些机构已为列宁的集团所篡夺。由于布尔什维克集团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腐蚀,党的机构遭到削弱,许多重要人物也因此而脱离了它。阿克雪里罗德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我要问,我们怎么能同他们留一个共同的党里”。普列汉诺夫提出必须同布尔什维克彻底决裂。社会民主党中央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908年2月第一期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要么是党粉碎“这帮坏蛋”,要么是这帮坏蛋把党粉碎。

甚至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对这一系列恐怖事件感到不理解,在列宁已经同意“为消灭而参加”地“利用杜马讲坛”,并且党已有效地参加了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情况下(第二届杜马有65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被选上),不败坏党的声誉、不给沙皇政府以镇压的“借口”、服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纪律,已是党内的共识,为什么列宁仍然要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制造混乱”。过去一直被千方百计遮掩着的“不光彩”的“秘密问题”这时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沙皇取缔打击“恐怖组织”有了“正当”的理由,给党带来了极大的被动。托洛茨基也撰文批评说:“革命以前党所固有的、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派所固有的密谋倾向充分发展了,背着党做了一些与群众政治生活毫无关系的事,这些事情就其全部实质来说也是无法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的。主张权威的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在自我保存的本能的压力下力图使党离开阶级,使派别离开党,把他们的全部政治实践纳入‘施蒂纳’(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式。”(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方向”《新时代》杂志1910年4-9月,第50期)

“取消派”的由来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1908年在国外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谴责了布尔什维克的“剥夺”行为和非法的打家劫舍行动,要求坚决“取消”这种“涅恰耶夫式”和“雅各宾式”的工作作风,摒弃“鞑靼-蒙古式的野蛮”手段(“取消派”的名词就此产生)。如果他们仍坚持一意孤行,社会民主党中央将“断绝”与此类组织的联系,党内不应该有列宁这样的“密谋家”和“剥夺者”的地位,并表示统一的党中央不对第比利斯“丑闻”负有责任,而且要对第比利斯和巴库发生的恶性事件进行实地调查,并对“剥夺”行径进行一次总清算。调查由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国外中央组织局进行,由格•瓦•契切林(苏俄时期的外交人民委员,当时的孟什维克)负责调查的具体工作,由于参与“抢劫案”的维克多拒不交待他和他的同伙是根据谁的命令和为什么目的兑换抢劫来的钞票,调查工作陷于僵局,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要求中止调查,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搞调查会破坏党的安全,深究下去,“调查就有再度成为闹剧的危险”。后来中央委员会又把调查权移交给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最大的成果是帮助列宁“有效地制止这次不受欢迎的调查”。为此,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对“停止调查”表示抗议,他们要求澄清事实真相,不能整个组织为“一两个害群之马背黑锅”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264页)。

马尔托夫在1910年撰写了小册子《是救星,还是破坏者?——谁在破坏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怎样破坏的?》中说:我们必须摆脱实际上是一小撮人的专政。而这些人的态度与社民党在俄国推行的十分鲜明的路线是不调和的,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剥去自命为“党的救星”的人的画皮,像去年在全会上那样揭露他们和他们的政策,让大家看看清楚。我们已说明,中央全会严厉谴责的政策还在推行,表面上解散了的那个集团(三人集团)还很活跃,并正在极力擅权专政,它采用种种方法,在秘密组织里维持其控制地位,并力图在公开的工人运动的如法炮制,从而制造混乱和纠纷。我们如果放纵党内雅各宾派反对社会民主运动的斗争,那么我们无论在形势上或道义上都会丧失作为党的代表者发言和行动的权利。1909年10月马尔托夫在孟什维克领导人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又说:“我们全然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个‘取消’运动”,我们要“取消”的是“涅恰耶夫式”和“雅各宾式”的斗争方式,“取消派”这个名词是为了进行派别论战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由于第比利斯抢劫案这些形而下的动作摆不到桌面上来,列宁指责孟什维克是力图取消和解散“秘密的革命政党”的“取消主义者”,说他们要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局限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就是为斯托雷平效劳。

这场关于“第比利斯银行抢劫案”风波以及一些其他斗争策略上的分歧,后来在斯大林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被描述为孟什维克要同“斯托雷平黑帮和解”来换取他们的合法存在,于是就有了列宁反对“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代理人——‘取消派’”斗争的说法。

后来苏联时期的党史非常强调这一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说“取消派”就是要“取消”党的存在。实际上当时这些人只是要“取消”列宁这种筹款方式。当然,如果列宁认为的党像他所说的那样应该奉“民意党”为模范,视这种方式为立党之基,这样的说法也可以理解。

由“钱的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

列宁成功地制止了对布尔什维克财务的不受欢迎的调查,但是他决定同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这两个剥夺政策的主要执行人、曾经关系最密切的“三人集团”的合作者决裂。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被俄国社会民主党奉为“老大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游击行动”的态度,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二人以掌握布尔什维克的财政大权而居功自傲,越来越表现出“不服从”的“独立意志”,开始严重地威胁到列宁在党内的地位,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当中成立的一个“更加头脑发热”的“左翼”派别,向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召回代表”,还有他们要用第比利斯抢劫来的钱来营救关在狱中“同案人”也与列宁发生了激烈冲突,列宁已经感到是要对这个碍手碍脚的“盟友”实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了,随机应变的列宁的“实用主义”,一切都是从是否有利于最终目的这一点去判断。“三人集团”的作用已经结束。1908年8月,布尔什维克中心成立了一个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的财务委员会以取代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委员会的成员有列宁的夫人康鲁普斯卡娅和扮演过施密特妹妹情人的塔拉土塔。

1908年列宁花了相当的时间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寻找与波格丹诺夫论战的资料,同年,列宁把波格丹诺夫排挤出了《无产者报》编辑部;1909年2月23日,布尔什维克通过决议谴责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滥用党费;1909年4月,列宁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高调大批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打破了哲学问题上的休战状态。

在1900年普列汉诺夫与波格丹诺夫进行哲学争战时,列宁一直保持中立,在公开场合不发表任何意见,他私下对高尔基说:“我认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还不够内行。”(《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425页)后来在与波格丹诺夫决裂之前,列宁也写过一些内部交流不供发表、相互商榷的文章。但因为当时大家都同意把哲学问题上的争论看作是一个与革命工作不相干的“中立地带”和“学术探讨”的爱好。列宁在与波格丹诺夫“紧密的工作时”曾多次强调哲学观点“对社会革命问题完全无关”。即便是在1908年,列宁还曾在国外出的第一期《无产者报》上刊登过一个声明,说哲学问题只是“个人意见问题”。

而现在情况就不同,哲学问题已上升到“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思想纯洁性”的“刻不容缓”的革命“首要问题”(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上册,142-143页)。其实,当事者都知道哲学争论的背后是“财政权”的争夺,哲学问题上公开论战,正是同财务问题上的分歧有联系的。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正式开除了波格丹诺夫,虽然仍有一大笔钱留在他的手里,但是布尔什维克已经放弃了这笔编号已经被警察知道的大面额卢布,除此以外,波格丹诺夫仍然保留了一些布尔什维克的其他经费,这个问题在几年以后成了他与布尔什维克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原因。后来波格丹诺夫散发了一系列言论激烈的传单和文章,表明列宁力图用哲学问题的烟幕掩盖这场争论背后不可告人的秘密。布尔什维克则坚持说,从一开始波格丹诺夫之流就不听劝阻,大搞“游击行动”和“剥夺行为”,而布尔什维克对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原则从来都是反对的、与之斗争的。这个过程后来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性为列宁与“假装革命的、不坚定的、非马克思主义分子”“召回派”的斗争,并说“在无产阶级遇到困难的时候,取消派和召回派就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150页)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来源:经济观察报|来源日期:2009-11-13

加跟贴

笔名:     新网友请先注册笔名 密码:
主题: 进文集
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