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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老灯   2011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zt 2012-01-05 19:17:25  [点击:4088]
2011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

作者:程敏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习近平同志在 2008 年 9 月 1 日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时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我们必须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我们必须审视当前国内外发展趋势、继续推动改革开放,这是今后发展的重要保证。



  2011 年 12 月 3 日 ,在邓小平为推动陷入停滞的改革发表南方讲话二十周年来临之际,为探讨深化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经济观察报社共同主办的“ 2011 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江平、胡德平、保育钧、郭道晖、 李楯、 秦晓、陈小鲁、何迪、陈全生、王公义、周为民、周天勇、王海光、蔡霞、孙立平、马立诚、雷颐、石小敏、马晓力、黄方毅、张宏遵、虞崇胜、唐欣、于建嵘 、秦晖、杨继绳、 吴思、张剑荆、袁绪程、盛平、新望、章立凡、陈有西、王占阳、汪玉凯、李永忠、陈行之、童之伟、王彦君、朱学勤、朱善利、米鹤都、崔武年、王至元、罗点点、胡冀燕、林京耀、李丹钢、许向阳、徐景安、丁力、王霄、鄢烈山、陈坡、彭真怀、何兵、华炳啸、傅蔚冈等国内思想界、学界代表性专家学者 50 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期间,专家学者围绕“现状与未来——探究建设性改革路径”这一主题,对“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出路”、“民营经济困境与产权保护”和“长三角、珠三角的地区发展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如下:



  一、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反思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一般来说,在苏共发生的事情,总是要二十年以后,才能在中国发生。但是唯独七十年代的这场改革,我们提前苏共发生,我一直认为改革是从 1976 年 10 月 6 号,一举粉碎四人帮获得它的历史前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中国发生了“文革”,苏共没有。激发中共改革一个关键性的要素是什么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自始至终也要整党内走资派。所以十年“文革”准确地说,并不是民不聊生的十年,是官不聊生的十年。正是由于“文革”极端的刺激,通俗地讲,毛逼官反,毛泽东逼官员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反,像安子文出监狱第一句话就问,谁来监督毛泽东,如果没有“文革”,安子文这些人,不可能问出这些问题,是毛逼官反,十年官不聊生,产生了我们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愿望。



  陈坡(北京大学历史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八十年代比较成功的改革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所导致的。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斯大林体制移植过来的党国体制。这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集权体制。这个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一元化领导,社会控制和提取能力很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集中力量办错事,而且办了错事还很难纠正。于是有了大跃进,有了“文革”。“文革”把这个体制的弊端发展到了极致,物极必反,所以中国才开始改革开放。



  胡德平 (全国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 : 肯定毛泽东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态度,比如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是按照“文革”以来的既定方针办呢,还是依照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走一条新路,而且对此新路也需不断地严肃、认真地检验呢?我的观点是选择后者。不取后者,就没有今天的成绩,即使对今天发生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改正。



  唐欣(政治学家): 共产党在这三十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陈云同志先提出来,小平同志附议,废止终身制。第二大成绩是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的理论适合了我们混合经济所有制以后,执政党格局的一个办法。三个代表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又推进了一步。第三个,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社会。



  朱善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维持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人口红利,我们廉价劳动力,加上经济全球化,然后产业转移到中国来了以后,中国抓住这次机会,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第二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使得中国能够把储蓄转化为资本。第三个,就是中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以人口红利、高储蓄率、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 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我们这三十年的时间,是处在一个改革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假定,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计划经济,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我们还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还有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转变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它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来,不让它再进一步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现在我们真正面对的,就是一个过渡中的形态定型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体制。这一点用另外的一个表述来表达,就是一种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面对的问题,可能既不是改革倒退的问题,也不是想往前走的问题,他觉得这现状最好了,没有比现在更好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期,模式都已经形成了。我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需要正视正在定型中的一种稳定体制,我们真正面对的是这个问题。



  彭真怀(北京大学地方政府学院院长): 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各个地方城市化的推动,要地不要人,造成了 1.3 亿的失地农民, 1.3 亿到 2.5 亿的八零后、九零后的新生代农民,这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动荡不安的根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不是改革的时机和压力不足的问题,改革的时机和压力就在我们眼前。



  更糟糕的,我们提倡教育产业化,孩子进了大学以后,每年产生六百万左右不能就业或者不能充分就业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有怨气,我父母的血汗被我榨干了,但是我却不能报答父母,怎么办?所以一方面是流民的大军,另一方面是每年六百万的毕业大军,危机一定会来自于这里。



  再加上人民币也升值了 24% ,今年又升值了 5% ,这种情况导致了所有过去面向国外的出口加工型的小微企业利润缩水,这样一来谁来做实业,这就是国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就业岗位了,这些解决 1.3 亿到 2.5 亿的新生代农民和失地农民的就业岗位不存在了,所以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就来了,谁也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都没有饭吃了,我们必须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王海光: 把大量的农民用行政手段赶到了城市,但我们这个城市体系实际上没有准备好接纳这么多人,这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在城市中间,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或者移民阶层,没被城市所接纳,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对他们来讲,有个和过去农村境遇的比较价值,比较能够安于城市的底层生活。那么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已经是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他们已经回不去农村了,但是他们也不能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中去。城市的繁华对他们来讲,就像橱窗一样,看得见摸不着。过去历朝历代一个王朝的灭亡,都是有着大量移民阶层的出现。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农民工二代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造成以后社会崩溃的社会力量。



  与失地农民相对应的,就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学生们,大批找不到工作。他们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没有工作的,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激进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所造就的问题,恐怕会造成下一步的社会爆炸。



  王占阳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 : 当前的政治危机的最大焦点实际是官民矛盾。导致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方再在 “ 稳定压倒一切 ” 的旗号下实施高压维稳,尽管也能收到一时之功效,但终究会因缺乏正义性而使官民矛盾更加激化,进而导致更大的不稳、对抗与动荡。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目前改革的压力是维稳,背后原因是失控。失控表现在:第一,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比如中央的法令地方不执行,比如拆迁。第二是党组织对党员失控。比如出事的官员都腐化。第三,是人民对官府的失控。小事没人和你讨论,大事不让你讨论,说是政治,只有政治家讨论。第四,是道德对人心的失控。四种失控不断强化,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原因在这里。



  中国社会这么多矛盾,深层危机是我们追逐的现代生活方式,根本不适合中国。所谓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不适合十几亿人。我们的这种现代化,方向是错的,要向北欧而不是美国学习。这个问题不解决,麻烦大。



  鄢烈山(《南方周末》高级编辑): 当年搞改革开放,就是出于民间的社会的压力。现在是随着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普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这种要求民主宪政法治的压力,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更高层次的,是正当的、有益的。



  流民也好,农民工子弟回不了乡,人口红利日渐减少等社会弊病,乃至自焚、同归于尽的拼命,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各种各样的都是民间的压力。这些压力其实都是改革的动力。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教授): 今天中国改革的真正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压力。没有压力,今天中国没有改革。中国这个改革的压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使它改革?它今天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稳定的问题。



  所谓稳定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它今天面对稳定的压力,这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出现了退步,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了民众与执政的,中央与地方多层关系的利益博弈,越来越多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所以民众的所谓抗争越来越强。众多的一票否决,是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采取各种方法来消减中央压力,所以我认为这几个问题,三个主要的政治版块要分析清楚,我认为这三个政治板块,中央、执政政府和民众,这三个问题,中间的空隙可能是我们要探讨的。



  崔武年 ( 政治学者 ) : 我这几十年都是做实际工作的,中国的事情是怎么办的,可能和理论、和法规没有多少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搞“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实际上就是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在那时候你能这么说吗?不能,不能说的这么大,不能说这是要“改革制度”,而是只是说“研究”一下“方法”。这个“新方法”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变成了组织部门实实在在的一套工作业务。



  我们通过“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把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管理学的方法等等引进来,引进中组部,进而由中组部牵头引进各级组织部门,引进了这些东西,就是引进了科学,引进了民主,引进了公开和公正,引进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机制!那时侯我们总结出“方法——程序——制度”的逻辑方法,就是说,一个“制度”是由几道或十几道“程序”组成的,而每一道“程序”都是由具体的“方法”来体现的,所以“方法”是“制度”的载体,好的“方法”是任何好的思想和好的政策的载体!重视解决方法问题,方法变了,程序也变了,程序变了,这个制度就变了,就“改革”了。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具体的制度,与我们今天讨论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全是一个范畴,但是仍然是可以借鉴的。



  二、当前政治经济面临的困局 改革不彻底,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郭道晖(《中国法学》原主编,法学家): 中央提出的理念或口号,从字面上看来是美好的、必要的,但在落实上却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措施跟进,特别是经常遇到某些主管部门和地方当局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诸多阻力,导致落在枝干,而回避了根本,甚或偏离、扭曲了这些口号的本义。



  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我们面临着政治滞胀的现实与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新改革诉求的深刻矛盾,面临着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历史挑战与矛盾课题,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制度疲劳期和战略机遇期,而新改革的主要阻力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危险在于维稳压倒一切的恶性政治信用透支行为。



  目前正在进行着政治变革力量与政治保守力量的博弈,而政治保守力量已渐成强弩之末,不得人心;在支持政治变革的阵营内部,又存在着激进变革力量与稳健变革力量的博弈,也即我们常说的革命正在与改革赛跑。



  陈小鲁(政治学家): 2001 年以后,我感到改革仍在继续,但面临的问题也多了,主要是以权力为中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它们取得国家或各方面资源的支配权,要固化这些利益,这样激化了多数弱势群体和少数强势集团之间的矛盾,官民矛盾突出,各种群体事件爆发性增长即为证明。



  第一个十年,是上下结合搞改革,老百姓有要求,领导层也支持,当然也有矛盾,包括反精神污染等,但总的趋向还是上下结合搞改革,社会多数人认同改革,包括党内高层,中层和基层老百姓。后来十年,强势集团利用权力,攫取改革成果,甚至以维稳为借口,封杀反对意见,把持话语权,引起社会不满,对改革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了。



  孙立平: 现在能够定型社会的力量,其实是在改革当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原来是同意改革的人,不是反改革的人。现在这个状况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状况,他要求停在这儿,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当中,要求把这个东西固化下来,成为一种体制,而且这个体制要体现利益的最大化。



  我觉得改革真正的阻力不是反改革的力量,而是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两个东西一定得分清楚。我们现在老是把改革的阻力理解为是有人要倒退,是旧体制的拥护者,这些是有,但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你要求改革往前走的这样一种要求,和所谓的反改革,在精神上的共同性,远远多于和现在要求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性。这两者,无论是反改革还是改革,都是表达一种对现状的不满,只不过是路不一样而已。但是它真正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要求将现状凝固下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间是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过程,总要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变革是指一套制度的转变,结构变迁是指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这三十年当中可以看到,前后两个阶段的逻辑是很不一样的,前半段是体制变革推动结构变迁,也就是说,由于体制的变革,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体制变革当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先于体制定型了,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个转型陷阱的逻辑就是这么发生的。到现在谁在定型这个东西?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垄断国企集团,金融 - 虚拟经济集团,这是最主要的三股力量。那么这三股力量定型下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最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加市场的体制。然后这个体制将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概括成三个东西:一个叫畸形发展。第二是定型的结构。第三是溃败的社会。



  周为民(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教授): 本来是作为改革对象的那样一些旧体制的控制因素、控制方式,现在在“中国模式”的名义之下,重新被肯定为中国独有的体制优势。不少言论所宣扬的所谓“中国模式”,我认为是随着转型中的变形,依仗特权、垄断等势力而生长起来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或者特殊利益群体,企图把现有的格局,也就是权力控制市场的这样一种体制合法化的一种做法,一种表现。



  王海光: 现在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中,由于权力与资本的密切结合,所形成的垄断力量,社会资源的提取能力非常强大。这种体制不仅在财富分配上具有“杀贫济富”的提取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低工资低福利的提取能力,而且在环境资源消耗上具有“吃子孙粮”的提取能力。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有些人实际上打着改革的旗号在倒退,或者在修复前体制,甚至是打着改革的旗号,用权力去剥夺社会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改革陷入了一个悖论的怪圈当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的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我们党试图在意识形态、看问题的思维方式上发生深刻的转变,由此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但是当时的党内的思维,我们的宣传部门,完全用旧思维来理解三个代表思想,结果把我们刚刚开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给终止了,然后既得利益在这几年当中不断地做大,又重新打着所谓比较革命的旗号,来公开阻挠你的解放思想和体制改革,所以这十年改得很难。因此我觉得我们国家确确实实出现了社会溃烂的现象。



  党内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觉得是权力的失控,运转的失序,整个没有秩序了,上面控制不了下面,部门要挟全党。



  还有一个,利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资源,来划分各种社会利益,这种苗头在有些部门已经明显出现了,这说明什么?



  吴思(《炎黄春秋》社长): 基本特征已经很清楚了,一是纯度约为 52% 的市场经济,半市场经济,二是政治上的集权或者叫权力垄断。中国现状大体就是这些命名试图描述的这两大特征。



  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体上,官员的短期利益难免受损。所以,全面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定障碍重重,困难很大。



  章立凡(历史学家):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上的仇富、民粹主义等等,还是几十年前的心态。我很感慨的是,这 22 年的时间,把改革耽误了,我们已经从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了,现在还要面对这些问题。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中华民族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形铁路上行驶,我们绕了一百年圈子,仍在追求宪政,最后还追尾了,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可悲不可悲?我觉得很可悲!中国能不能有宪政,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还是要多参照一些失败的先例,中国历史上改革没有成功的,改革家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封闭的循环之中。



  当今已是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地方不对中央负责,部门不对全局负责,党员不对党的执政地位负责。这样的体制不改革,一味重金维稳,最终只会压垮自己。


  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是,除了今天在座的各位在党的同志,已经很少有人为执政党的未来着想。不少党员都在谋私利,党垮台与否与己无关,捞够了钱,孩子家人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船。有的没准还在琢磨,手里的昧心账不好交代,一旦变天了,这烂账就抹了 …… 。

  我感觉现在中国不危险,党真的很危险。我是一个不在党的人,只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观察目前党的处境。从情感上来讲,我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力政权突然崩溃后,变成一个失控的暴力世界,经济民生遭遇重大灾祸,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场景。



  我个人心境是: “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 ” 。如果下一届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就无须启动了,我会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



  陈坡: 今天提出宪政改革,也是来自于一个深刻的反思,来自于一个对 1992 年以来的这个市场改革所导致的权贵资本以及种种腐败这样一个现实的、危机的、问题重重的这么一个局面的反思。



  马立诚: 探究建设性改革的路径,属于技术层面问题。我们应该积极提出政治改革的操作性建议,但要更加重视理念问题。如果政治理念缺乏现代性,甚至与现代性背道而驰,那么,顶层设计会设计出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有疑问的。



  毛泽东在 1973 年 8 月写给郭沫若一首诗说:“劝君莫批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的政治模式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高度集权;二是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不可以分权;三是地方官员系中央派出或上级委任,不由选举产生;四是强力镇压反对派。



  这样的体制使我们的财富有两个结果,一是贪腐溃烂;再就是大规模贪腐引发和积累社会仇恨,酝酿动荡,最后结果玉石俱焚。今后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财富会不会毁灭?还要看。由于我们的体制存在很大问题,否定普世价值,所以我们跟世界主流文明对立,与人类政治发展的走向南辕北辙。我们的软实力之所以不行,原因在这里。



  我觉得政治改革就是要改变秦政,推动宪政发展。只有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中国才能够得救。当然,事情要一步一步来,也不能急。



  王霄(秦皇岛市委政研室主任): 今天的改革,较之当年改革开放之初,更加困难。当年人们所需要面对的,更多是观念与制度的革故鼎新,而改革向前走,必须直面已经成型、固化的利益集团。简言之,现在改革要改革到所谓改革者自己头上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和问题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党政不分是我们政治体制里面长期的一个弊端,这是当前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党权和政权,应该说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是分不清的,党权也就是政权,政权也是党权,因为政权是党打下来的,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政权和党权没有加以严格区分,这是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端。



  保育钧(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党的领导,第一是政权,第二是军权,第三是人事权,第四是思想权,第五是财权。我从财权入手,写了一篇《加快财政体制透明化的改革》,希望财政透明。财政问题是政府在抓的,但财政领导小组都是党而不是财政部抓的。现在是进了一步了,透明一点儿,尽管还不满意,报流水帐。但是还有三个部委,到现在不公开。外交部、侨办等。财权现在还可以掀开盖头布来看一看,掀开一点点难度就相当大,公共财政全公开很难的。



  民营经济现在对政府是离不开,很无奈的,现在民营企业不处理好政商关系,你根本没法过日子。



  李丹钢(政治学家): 改革前,是一元化领导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 + 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后,一元化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大体未动,仅仅在纵向上向地方做了一些分权,横向仍是党政不分的一元化, 30 年的改革只让经济体制有所变异。



  王长江(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书面发言,下同): 西方各国政党对官员任用权的控制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尽管经常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接受),就因为无论它们的控制多么紧,都始终给公众留下了选择的权利。而我们的问题正在于,把“党管干部”简单地理解为管人头,理解为党委、组织部门甚至书记说了算,这就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公众的选择权对立起来了。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我们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下端改革推进,政府改革、行政改革转变成价值成本。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端,我认为一直没有实际的推进。我把中国政治体制分为上端下端,下端是行政体制改革,上端还有更核心的要素:第一,宪政体制。第二,政党政治。第三,社会主义民主。第四,社会主义法制。在政治体制上端的四个层面,更具有决定意义,恰恰这四方面我们提出的仍然不够。



  周为民: 中国这样的一种改革,它的方式是渐进的方式,渐进改革的方式,它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有这样几点:



  第一,因为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所以改革当中的每一步推进,包括每一个改革措施,往往都是与旧体制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旧体制的妥协,可能是妥协过大。于是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说起来是改革进程当中的过渡措施,但是它本身没有向新体制过渡的能力,反而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第二,我们在渐进改革当中,往往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就是始终回避、绕过实质性的改革,总是希望用一些其他的招数,很聪明的一些办法,来把实质性的改革回避掉,绕过去。



  第三,就是改革当中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第四,就是在这个渐进过程当中,旧体制的控制方式、控制因素,乃至于一些控制机关,它的权力,它的控制方式迅速地进入刚刚形成的新的市场关系当中。



  朱学勤: 改革后面二十年是太平了,但是它那个震荡幅度收窄,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结果,是强人政治演变为常人政治的结果,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制度建设的结果。那么在某种刺激因素下,突然又放大震荡幅度,这完全可能,不能陶醉在这一根平线上,这个平线是强人政治化为常人政治的结果,没有制度建设。



  李楯 ( 清华大学教授 ) : 什么是中国特色?作为后发国家,被打开国门之后,进入一个被现代化时期,然后又重新封闭起来,在封闭中形成独特的制度文明,也就是我们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治,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那么在中国特色之下发展的这种路径依赖,形成今天的中国模式,这种中国模式对世界而言,别国无法学习效仿,对国内来说,也不是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



  法学界在九十年代初就提出,最可担心的,是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 , 无宪政。



  这三十年来,中国是在往前改,还是在修复原来的制度?我做过不恰当的比喻,秦始皇那套制度执行得不大好,到汉的时候,汉承秦制,把它修复得很稳定了,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做某种修复?为 13 亿人也为共产党计,改革虽然有风险,还是要改革。我们有很多事情,还需要民间充分的讨论 , 中国这几十年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 还要做一个充分的讨论。



  吴思: 不稳定因素究竟有多大力量? 2011 年的公共安全预算为 6244 亿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 13.8% ,确实超过了军费开支。这六千多亿人民币,至少可以表明不稳定因素的分量。从体制稳定状态的角度看,维持均衡状态的代价越来越大,也就是说,稳定性越来越差。当然,任何社会都有公共安全问题,都要支付相应的开支。为了维护独特的体制而支付的额外开支很难计算,我们找不到这种数字。不过,我们知道一些现有体制特有的不稳定因素。大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耳闻目睹也能说出来几项。



  比如说维权,与维权相关的上访,每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这是一大类,背后牵涉到公民权利的保护,还有不健全的司法制度。这里特别突出的是土地问题,牵涉到土地产权制度,还有土地财政以及财政制度这一系列的事。



  另一大类,包括对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防范,不是有公民社会陷阱一说吗?陷阱不能不防。防范更严的是体制外的政治组织,敏感人物的政治活动,严防死守,露头就打。还有对媒体的控制,从报刊出版到网站和微博,这方面也是耗资巨大,据说网军队伍就相当庞大。



  这些东西的背后,又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核心价值的争论,涉及到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自主,涉及到传媒领域的禁入和文化产业的繁荣,涉及到全社会的道德重建。这是一些隐形的成本。更进一步,还涉及到所谓的软实力问题。中国在这些领域里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成就,其实就是变相支付成本。



  所以,这个体制虽然基本稳定,但前景并不那么乐观,当然也不那么悲观。继续坚持下去,集中资源,大笔投入,稳定十年八年未必办不到。有的老师说,新一代农民工,失地失业农民,可能是乱源。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正在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再把“非公 36 条”多落实几条,增加就业机会,不见得就乱得起来。政治体制依然可以不动。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的现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极权体制,从极权体制向专制体制过度。简单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是从专制体制向民主宪政体制过渡,而中国毛死后是从极权社会到专制社会过渡,这个过渡还未最后完成,也就是说,还没有到 1975 年的佛朗哥时代。极权体制就是没有社会,是党、国家、社会高度统一,每个人都在一个单位之中,党管一切,它很稳定,但是经济没有活力。



  当前经济面临的风险



  周为民: 现在面临着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改革在半途上出现了变形,出现了半途而废的这种威胁,这一点主要就表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远远的没有实现,远远没有完善,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走向了行政权力控制市场的这样一种体制。



  朱善利: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而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严重滞后。前几年经济学界一直呼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到现在为止进展很缓慢。在资本、劳动力、土地三个市场中,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资本市场非常原始。土地市场改革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使用没有效率。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但是这三十多年时间,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动过农村体制。我觉得农村的村或者组这种体制限制了劳动力流动,也限制了土地流转,应该打破这个体制,向社区这个方向发展。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权力也在逐步扩大,其中一个表现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 2001 年到 2010 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十年平均计算的话,是 21.12% ,相当于我们 GDP 增长的 2 倍。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平均每年 20.35% 。现在企业和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太重,税种很多,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费,还有财政预算之外的一些收入。而且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合理。许多支出不是公共财政支出,尤其是收入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比例很低,行政开支占比例太高。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只有 10% 多一些。



  王海光 :从 2000 年以后,城市化的进程骤然加快。这种激进的城市化进程,和八十年代的改革,和九十年代的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市场化的轨道。它实际上是国家用行政权力,强制实现的发展。各地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谓“经营城市”的方式,是低价从农民手里把土地套过来,高价卖给开发商,政府拿中间差价。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化是盲目开发,负债经营,搞了许多华而不实的建设,政府的楼最高,广场最大。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是卖地,依靠土地财政维持政府的运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用城市化的方式来剥夺农民,创造 GDP 的数字增长,这是最便利的,也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说过去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是剥夺他们的粮食的话,现在是借城市化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因拆迁征地激起民怨,维护土地权益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在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同时,也给干部的腐败提供了机会。现在一些干部的腐败程度太令人发指了,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我国现在的财富分配确有许多不合理处,但这种很不合理的现状不是“两极分化”,而是“贫富差距过大”。



  经济问题的病根往往在政治,政治资源由极少数人垄断,而且是按计划分配,是经济上分配贫富差距过大且趋于固定化极为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没有政治资源的市场化及民主化分配,就必然形成新阶级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而且这个新阶级它的阶层和成员会趋于固定化。新阶级之外的,或者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无法进入那个圈子,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运用一切手段反对改革或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这样一来的话,所有的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方案,都不大可能获得通过,通过了也难以真正实施。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高福利,低福利的问题,我再三讲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负福利的问题,一讲福利,首先就是给权贵福利,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就要解决我们现在的福利观,要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成问责型福利观。



  汪玉凯: 金融危机必然影响中国的外需大幅度下降,中国经济整体向下的趋势不可避免,我们再不可能像前几年搞四万亿投资,再来一次重复的靠大面积投资拉动来保障经济,所以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正在上升。



  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但是还没有完全破,房地产泡沫最后破了以后,会给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判断为时尚早,这是我认为经济层面我们不容乐观的一个判断。



  从社会层面来看,经济如果下行的话,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再加上中小企业破产,经营困难,也会影响到社会。与此相联系,社会矛盾突出,有三个矛盾将上升为重要矛盾,一,官民矛盾。二,劳资矛盾。三,贫富矛盾。这三个矛盾将在未来逐步显现出来。



  蔡霞: 第一就是实体经济的下滑,泡沫的破灭,然后它会引发社会矛盾的出现,这是从经济上讲的。然后财政和银行的危机将会逐渐显现出来。所以坦率讲,可能我们国家呆坏账你们后面几年还要去处理。这是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我觉得从社会关系上讲,我觉得是非常紧张,现在的情况是权力通吃贫富,穷人富人一块儿吃,有钱的人,有本事的人,趁着钱没有被吃完,自己还能够出逃的时候,都已经走了。这两年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给我们显示的信号,以及官员的出逃,裸官现象都要看到,这是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然后是民生问题,过去老百姓是上不起学,治不起病,买不起房,现在是吃不起菜,民生的艰难,可能会引发明年的经济困难,我们将怎么办?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我们国家现在存在一个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不允许贫民窟存在。第二,城中村又给拆了。第三,小产权房又不允许,商品房又买不起。那么这以后陆续增加的几亿人住哪儿?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一个事,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重视。政府各个部门没有用未来眼光来考虑这个事,保障房是肯定解决不了的,所有的路子堵死了最后怎么办?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居住,就这两个东西你怎么办,城市化这么迅猛的推进,你让他回去种地不可能。我这几年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第一,他在哪儿干事、就业、挣钱,第二,他在哪儿居住,安居乐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都没给。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党政分开,实施宪政



  江平: 政治体制改革很重要的,是要从上层做起,因为这个问题,不像其它问题,要靠很大的群众的推动力。因此,领导人应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全面的规划。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第一个原则就是党权和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绝对不能混淆。党权和政权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权是公权力,而党权是领导权。第二个原则,就是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必须有人民授权作为基础,这个权力的合法来源来自哪里,应当明确,人民应该至少享有两种权利,一个是知情权,一个是监督权。。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地方有权力,什么地方就要有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应当一致的,凡是有公权力的地方,就应该有责任,应该有监督的机制和责任的机制。

  郭道晖: 作为执政党,最迫切的改革任务是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专政党,转型为宪政党,即现代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依宪执政。对各级行政机关,则是必须严格依法行政,而且所依之法也必须是保障公民和公众权益的良法。

  胡德平: 我党在革命胜利之前,大谈抽象的人类命运固然“不仅不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但我党胜利执政以后,而且完成了对资改造,这一类抽象的人权、人性、人类命运、人类事业命题,就有了具体化的可能性,就应对世界上一切反人类的罪行予以谴责并持以反对的立场。我国的国体、政体就可以包容全民利益,并建立起相应的政治体制来了,就可以研究全人类崇高的正义事业和如何逐步解放的问题。毛泽东谈到 2001 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无疑这是对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是物的方面,但精神方面呢?我认为还应该把社会主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宪法、宪政贡献给世界,贡献给人类的进步事业。这才是超越中国革命民主派,忠诚于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任务。

保育钧: 觉得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共产党,我党的领导,共产党执政之后,我怎么领导?这是个大事。说到底,中国的事,这个改革,那个改革,不解决什么叫党的领导问题,解决不了。现在只能抓住具体的问题,党的五个领导权一个一个来落实。把党的领导分解一下,一个一个地来往前突破、渐进式地一步步往前推进。

  华炳啸: 宪政社会主义就是秉持宪政优先、宪法至上原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体制为权力载体,以人民民主宪政为本质特征,以科学民主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根本核心价值,以促进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以实现 "" 阶级鸿沟 "" 和 "" 专政暴力国家 "" 的最终消解为目标。可见,保障人权自由,实行宪政民主,发育公民社会,促进民主宪政化、国家社会化、社会自治化、主体自由化,是宪政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要求。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根本核心价值就是公正与平等(这个平等首先包括平等的自由),那么,社会主义的宪政就是以公意为引领,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依据良宪,实施宪治。人民主权原则、公意立宪原则、共和治理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和终极自由原则等核心要素有机构成了良宪的内在尺度,宪政信仰与宪法至上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宪政平衡原则和竞争性选举原则等核心要素构成了实施宪治的条件。

  宪政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合法性基础,公民社会是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社会基础。脱离宪政,执政党的事业就有脱轨的危险。拒斥公民社会,只会使自发成长的公民社会日益与社会主义事业疏离。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容易权力集中,因此尤其要强调宪政的首要价值。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宪政笼头,集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就成了没有堤坝的暴洪、暴政,构成对人类社会的毁灭性灾难。治水不能靠硬堵要靠疏导,治国不能靠压力体制而要靠宪政民主体制。治民如治水,以因势利导为先;治权如治洪,以分洪分权为要。讲宪政,就是讲筑牢宪法堤坝,形成法治的权力边界和民主的权力制衡,规制权力运行过程也即洪水的流向路径;就是讲制度性地分洪泄洪,形成科学的分权体制和解决政治争端的合作共赢机制,从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民民主。

  政治国家向公民社会持续放权,直至全球公民社会时期的高度社会自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限制“国家的自由”。执政党要始终扎根社会,回归社会,而不是“党国不分”,使自身国家机器化,日益脱离公民大众。执政党领导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来自于社会的赋权。

  未来三十年改革攻坚的关键领域在于社会政治领域,而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不能再依靠传统政治手段以及人治的权威力量,而要依靠现代国家治理手段以及宪治的权威力量,不能再依靠经验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而要依靠科学化理性化系统化的实践理性主义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方法应用到政治设计和宪制建设中,就是强调国家宪政制度建设优先,以立宪政治带动民主政治,主张从高端到低端、自上而下地、依宪依法地系统推动宪政民主建设。

  目前,可供选择的政改路径主要有四大类,即财政公开化路径、社会自由化路径、基层民主化路径与宪政制度化路径。财政公开化、社会自由化、基层民主化的积极推进,能够推动实现局部的“增量民主”,为宪政制度改革积累有利条件,但政改的成败最终还是要看系统性的“存量民主改革” 即国家宪政制度改革。

  积极稳健的正确选择也许是,优先推行经济改革,再推行社会改革,最后水到渠成地推行政治改革,并要保证使宪政制度改革走在自发成长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的“高热期”前面,“间距”阶梯式渐进推动改革进程。

  秦晖: 历史上所有的财务公开,都是老百姓要他花钱,但是他又不能任意收钱,导致财政承受不了,出现很多赤字的条件下,他才会有动力,到了那个时候,你不要求,他也会公开了,他就会亮帐本说,你看我这个账上只有这么多钱,你们要求我承担的,我承担不了,我只有两种,你们自己讨论吧,到底是让我多收点钱,还是让我少办点事呢,如果到了这一步,财政公开就有了,宪政也就有了,这两者就是一回事。

  在前宪政条件下,公民天然的就有对统治者进行无限制问责的权利,我们就应该从摇篮到坟墓都问政府,政府做到我们也不用感谢他们,因为这是他应该的,他不做,我们就要谴责他,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才有真正的压力。

  王长江: 我们可以设想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套在一起开,这类似于每年二、三月间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交错进行的方式。具体的交错形式,可以采取党代会稍先、人代会稍后的做法。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可以把党的决策和人大的决策很好地结合起来。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由于人代会也在差不多的时段召开,党的纲领在讨论过程中实际上能不断从人代会那里得到反馈,便于及时调整和修正,人代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同时会成为党的代表大会关注的问题。这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党在制定自己的纲领时有人民代表参与、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意愿的良性互动。不仅如此,什么内容应当写在党代会的决议中,什么内容应当由人大出面决定,过去常常会发生一些混乱,要么相互打架,要么相互推委出现空白点。现在则由于两个大会都仍在进行中,实际上为相互之间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流和协商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时间和平台,这就有效避免了党代会越俎代庖、该由人代会来决定的事情在党代会上做、人代会权力被架空的情况的出现。

  第二,它可以把党推荐人才和人大选举很好地结合起来。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党代表的产生和人民代表的产生可以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是把党委会的选举和政府机关领导人的选举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还有助于解决其他可能发生的问题。例如,当某个政府岗位应选人数为一人,而人民代表推举出的候选人不是中共党员时,党代表大会可随时推出一名本党候选人参与竞选。

  在党的代表大会回归最高权力机关的定位后,现行的党和政府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即狭义上的党政关系)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

  共产党完全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执政。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是执政党,就应该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然后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把自己的优秀分子输送到政府机关中去,来实现执政。

  我们党应该选派自己最有能力的骨干参与公共权力的竞争,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公共权力之外,处于一种从体系外不合法理地干预公共权力运作的状态。实行竞争性选举和党代会、人代会套开,为此提供了可能。在党代表大会上推举出的候选人,既是党的委员会的候选人,也是人大、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均实行差额推荐和选举。至于由此带来的党的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合一、使权力更加集中、因而更容易导致权力滥用的问题,则应当通过加强党代会和人代会的监督职能、充分发展社会监督功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战争时期使用的执行权之间相互牵制的办法来解决。

  于建嵘: 县级政权改革可能才是今后中国的方向,县级政权改革要从议会制度开始,人大制度开始,从司法相对独立开始。在今天的中国,中央要控制地方最好的方法,就是司法。怎么使司法脱离地方的控制,可能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步,中央怎么使地方的司法脱离地方,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中央能不能考虑到县级法院,中级法院的人财物完全脱离地方,中央对法官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法官实行高薪,法官实行流动,使司法能够去监督地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认为要做的,应该就是开放人大,像县级议会越来越民主化,真正实现所谓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第三,在行政改革方面,应该真正培养地方政治家是将来要做的工作。

  陈小鲁: 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怎么样?我认为应该变成上下互动,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很好,学术界、思想界都生动活泼,有左派,也有右派,这样一个矛盾交锋的结果,也可能是我们把中国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要坚持普世价值,要坚持宪政民主的思想理念。如果理想的话,在启蒙阶段,在民主、普世价值比较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分权阶段,刚才讲的党政分开,立法和行政分开。现在很多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落实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比如新闻、出版、言论、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逐渐地宽松一点,放开一点,当然是不同层级。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进入宪政阶段,就是比较完善了,形成了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当然这是理想的。

  马立诚(《人民日报》前评论员): 政治改革就是要推动宪政发展,只有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中国才能够得救。村委会选举已经 20 多年,该往前走了。 1998 年以来,已经有三个省进行选举乡镇长的试验,取得了经验。其中一个是四川遂宁市步云乡乡长直选,我参与了这件事,选得很成功。新的领导班子应该在全国推进乡镇长选举,取得民主建设的突破。

  周为民: 市场化改革本身,它逻辑的要求社会和政治等等方面体制的改革,市场活动也好,公民社会的参与也好等等,他们共同的实质在于都是民众的自主活动。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要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为民众的自主活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来提供条件,提供制度的和法律的条件。作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交汇点和共同的基础,我认为就是推进法制化的进程,就是实际地推进,以充分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目标的良好的法制建设。

  童之伟: 应该用法治的方法推进共同富裕,应该有一些这样的要点,那就是改革政治资源的分配方式。紧接着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我们要实行宪政和实行法治,要否定无限政府,超级政府。

  陈坡: 现在应该要提出非常具体的落实 1982 年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主张。为了落实公民权利,有三个法律急待制定和出台,这就是出版法、新闻法和结社法,如果没有这三个法律,中国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产生。我觉得这三个法律的推出和制定,可能是开启今天和明天宪政改革道路,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既正当又合法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保证。

  李丹钢: 需要有一个改革路线图。第一步是由以党治国向宪政治国来发展。第二步就是宪政文化环境形成后,再迈向宪政民主。

  王占阳: 针对不稳、对抗与动荡,真正切合实际的良方实际只能是官方通过改革实施对于全国人民、特别是全国大多数人民的 “ 让步政策 ” ,从而从根本上缓解和化解积怨已久的官民矛盾。由于这种真正符合人民重大利益的重大改革已是决定整个大局走向的中心环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当前我国的反危机措施只应是 “ 改革压倒一切 ” 。

  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什么?是建立民权中心,这个民权中心就是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是基于普选的议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选举搞起来,我主张在今后十年时间把县级和县区级的竞选搞起来,下一个任期再一个十年,把间接选举的竞选搞起来,然后是党政分开的问题。

  何兵: 很多人只看到选举制的民主,到现在没看到陪审制民主的重要性。陪审制全世界都在搞,只有中国不搞。这是人民有秩序的民主的最好形式。西方人将陪审制比喻为: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度。



  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



  郭道晖: 社会管理改革应该做到以下:

  首先应当明确社会管理的主体与客体,社会管理不应当理解为主要是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管理社会,单向控制、统制社会。社会管理的主体首要的应当是社会自己,社会应当享有充分的社会自治权力和民主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国家(政府)是社会管理的第二层次的主体,即经由社会(人民)授权治理社会,其职能和义务在于尊重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为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和促进社会福祉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至于社会管理的客体,应当是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不是对公民的私人活动和社会上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加以过度的控制、强制。党和政府无权垄断经济和社会生活,更不应垄断思想文化。

  其次,社会管理创新重在社会管理改革。社会管理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执政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府的行政统制制度的改弦更张,要害是“控制控制者”,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这些曾经是 “领导一切”即控制社会一切的党政权力本身首先控制起来,以遏制其不受法治约束的权力专横和腐败。为此,在加强社会管理的同时,还应谋求管理与保护的平衡 , 行政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和互控。不能只是无制约地单向地扩大行政权力,侵权越权。

  第三,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的潜力。社会管理也不能只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的单向行政管制、政治控制,而需要着重依靠社会组织的自治和社会主体协同党政共同治理。目前我国提倡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但不应当以之作为唯一的模式。我们还应当有多元化的管理模式。譬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国家公权力与社会组织公权利的互动互控、合作管理;进而由社会组织主导、政府辅助、公众参与、社会自治的模式。后面两种优于单向的党政管理。

  现今执政党重新强调“联系群众”,就应当着重联系公民社会。有的党政干部还声言 “公民社会”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实属过度敏感和杞人忧天。脱离或排斥公民社会,甚至加以抵制、打压,就不可能对社会管理有创新的改革和建立真正  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唐欣: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第一件事,首先要巩固市场经济成果,政府要摆正位置。把它看成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政治大问题,我们应该敬畏人民对我们的服从和尊重,要抓紧时间转换。第二,变国有制为公有制。公有制是大伙儿的,但是公有制有个问题,如何防止内部人侵害股东的利益,这可是大问题。第三,加强社会管理,由社会团体自己管理自己。

  蔡霞: 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而引发人口结构的转变。我们现在遇到人口结构转变,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转变的问题,又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刚好冲突叠合在一块儿,我们现在的所有代价都让农民自己来承担,我们中国最大的人口群体就是农民,如果我们要讲幸福的话,先关注我们最大的人口群体农民的幸福。所以我们政府收了这么多钱,能不能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专门用于人口结构的转移,人口结构的安置,对他们实行市民保障待遇,而不要让农民自己通过所谓被迫的卖掉什么东西来获得他自己的权利保障。



  推进党内民主,加强公民权利



  王长江: 党在干部的培养、使用、任免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但不能架空、取消甚至侵犯公众的选择权。这应当作为“党管干部”原则的底线。超越了这条底线,就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唐欣: 未来能做的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提倡启蒙运动,要把思想启蒙运动当成一个长征来看待,特别是有启蒙作用的思想,给它一个坚持到底。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变我们党的集中民主制为民主集中制。列宁党的特点叫集中民主制,是先集中,后民主,这是集中民主制。集中民主制是个不稳态,最后搞着就变成个人专制了,我们党五年或者十年以后,能不能考虑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局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党代会,党代会服从全党,现在是执政党,执政党掌握了政权以后,首先要想的是老百姓怎么监督你,公权力怎么受监督。

  王彦 君(政治学家): 当前官员腐败,确实是人民群众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党和政府权力膨胀,乱象丛生,民怨沸腾,根本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直接的原因是权力没有监督。离开了监督的权力,肯定要疯狂扩张,肆意侵害别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要迅速健全监督机制,而加强监督,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米鹤都(文革史专家): 一定要吸取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家要求出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从而建立最广泛的改革共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的看法,这个突破口就是如何遏制体制性的腐败,以此入手,理应得到社会最广泛的支持。

  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和推进,一定要符合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什么是当前社会最急需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二是什么是当前政治环境上下左右所能接受的改革?我认为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建立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的监督体系。

  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除了要有压力,还必须有取舍才行。民主制度的三个层次是价值、制度和程序。对于价值观的讨论、“彼岸”的讨论要舍;对于宪政制度和权利的诉求要舍。程序中又包含决策和执行两个过程,其中决策的民主程序也要舍,全部焦点集中于制度化程序化的监督体系。只取这一点,即最大公约数,得到改革力量的最大化支持;同时也必须舍掉一些很有价值、很正确的诉求,为执政者留下充分的空间,以取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一个有制度保障的监督体制的形成,既可以一定程度满足民众当前的民主改革要求;可以有效地遏制官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腐败;也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长远利益;更有利于社会平稳和谐地发展。当一件事情于人民、于国家、于执政党都有利的时候,才意味着它的历史条件成熟了。这可能是当今中国现实的和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蔡霞: 创建一个现代政治国家制度,这就是政治改革的实质性的问题,而这两类问题,它的基础在哪里?都在于我们怎么真正地尊重、保障实现人权开始。

  雷颐: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经济改革,我们看到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控制人的方式的变化,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由于有了市场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有民营企业,这时候人就有自由了,于是公民社会开始产生了,当然不能说已经建立,更不能说很成熟发达,只是开始有了。这是 1979 年以来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一个成果。现在的冲突就在这里,从极权体制向专制体制变革的时候,面临着种种的冲突,人们开始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有冲突,如果不用传统的方式管理,都用法治社会管理,通过警察管理,这个成本特别高,它又觉得维护不下去了。于是,现在不是往前走,不是通过改革来降低管理成本,相反,这些年是往回退,又觉得用那一种极权体制的管理社会的方法成本更低。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话,社会管理方式一定要变化,而这个变化就在于要有民间社会,有公民社会 , 要承认 NGO ,而现在之所以没有改革,还是在于公民社会不够发达,没有足够的压力使它觉得必须改。

  要避免社会动乱和极权的最好的办法,应该走像梁启超当年主张的从上而下的立宪变革,关键的在于统治者要足够的开明,统治者要主动地变,如果不主动地变,就为革命开辟了一个道路。希望主动改革,不要当革命的制造者。

  鄢烈山: 未来的改革路径,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民间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是综合各方面的压力。官员应对有两种,一个我们寄希望于上层,能够更开明。再就是各行各业各界的精英要允许竞争,这个竞争现在有一点点,但是很少,不能保守,要鼓励各界精英来竞争,政治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党内有竞争才有民主。

  王霄: 南方都市报最近有个社评说得好:今天讨论改革与发展,最重要的是回归当年“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意念,回归改革与开放的内生逻辑,并打破所谓路径依赖。

  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们真正要在改革与发展中实现人民性,扩大人民性,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这里只说一点,即真正发展与扩大党内民主。扩大党内民主要来真的,允许开展良性竞争。

  人民性的三个基点:一是公正性。人民大众具有自由、平等的各种权利,获得平等、公平的就业、创业、个人发展、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分享社会资源的机会。

  二是普惠性。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要使大多数人受益,也就是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原则。如果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不能为最广大的人民所享受,那么,不但这种改革与发展的正当性要被质疑,而且也不能持续。

  三是法治性。改革要建立平等与公正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必须体现在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上,通过法治来保障。即要有公平、周全、先进的法律体系,也要有良好的治理。良法善治是人民性的根本体现。

  许向阳(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江苏改革在宪政民主方面,全国性的经验有两个方面值得推广:第一个就是全委会表决制,党内民主的推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叫党代会常任制,一个是扩大全委会的权力。最后江苏经验的积累,通过各种对比来看,人大会有几百人,全委会只有几十人,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也不现实,所以李源潮推出的几个经验,让全委会决定干部的人事决定权,在昆山就有全委会对所有的市管干部进行表决。另外一方面,就是差额选举常委变成了党内民主的突破性事件。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比较现实,因为现在我们的民主已经扩大到常委,现在再推就到全委会。



  凝聚改革共识,做好顶层设计



  汪玉凯: 要用改革来破解危机,关键在于重构对改革的共识,推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最近有调研说, 90% 的中国老百姓都希望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下一步关键,是通过改革来化解我们的危机,最关键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最高权力交替机制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键是要启动解决最高层的权力交替,不是要靠人,要靠机制,靠制度,靠这个制度通过选举,扩大差额选举。首先通过党内扩大差额选举,包括政治局委员,扩大差额选举以后,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可以采取竞争式的产生办法,只有把最高层级制度理顺以后,才能谈其他的。

  孙立平: 未来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顶层设计,前提得有一个超越型政府,如果有一个超越型政府推动顶层设计,这是最好的结局。第二个,体制内改革的力量,然后这个体制内改革力量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寄希望于社会,推动社会的发育,这又是一种可能性。第三种,就是这种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的改革。

  马晓力(中央统战部原四局副局长): 我们这个党还是有民主传统的,在执政之前就有三三制,三分之一是贫下中农和共产党,三分之一是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是开明绅士。选举的时候出了问题了,当时在陇东地区选参议会,结果选着选着,老百姓把一个开明绅士选上了议长,我们党内指定的那个人叫段德章,就没选上。

  1980 年讨论《历史决议》时,那次四千人大会,我是旁听的。李维汉说反封建,他是敲着拐杖这么说的。刘澜涛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毛主席的善男信女,我们把毛主席当神一样,磕头啊,把老人家熏黑了我们还在磕,制造个人迷信我们也有责任。这事我一直印象特别深。

  1980 年 10 月,邓小平见了科学家朱传渠,他说,我们共产党犯了很多很多错误,我们对人民欠了很多债,我们要向人民还债。当时就是以这种情绪,这种精神进行改革的。

  1980 年 8 月 18 号,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篇讲话,太精彩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党太有希望了,热血沸腾。“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接受了,要改变一人系天下之安危,天下之安危系于一人这个惨痛的局面有望了。他说权力过分集中,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头是很危险的,之所以能产生“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在十年当中陷进去出不来,就是权力过于集中,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当时如果把邓小平推到一个华盛顿的位置,那多棒啊。

  1987 年,我曾经给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了一个建议,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先中央,后地方,绝对不能乱。先党内,后党外,搞一个很大的路线图。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先把自己的权力制约一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绝对是不能有利益诉求的、有升迁诉求的人来担当,必须是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的人才能坐这个位置,这个要在全党讨论选举。

  吴思: 1992 年 1 月份,邓小平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他说我们当年怎么怎么难,农村怎么怎么难,将来还会怎么怎么难,他说我们的办法,叫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我们可以把这三句话称为九字方针,大胆试,就把所有的反对者都给稳住了,就把所有的积极因素,想改革的人给调动起来,不管你是为了理想,还是有野心,还是为了权利,还是为了利益,什么都行,只要想动,你就大胆试。第三句话不争论,当时一争论就问姓社姓资,环境非常恶劣,一句不争论,就把这个稳定住了。大胆试把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这个局面就活了,这时候邓的这三句话,等于在最核心的意义上,或者在顶层设计上,他完成了一个授权,就是对于第一线的改革者的授权,主导权在当事人。

  现在的意识环境跟过去大不一样,是可争论,可讨论。如果我们模仿邓小平当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这个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改革路径是现成的,而且是成本很低的。

  何兵: 为了解决失控现状,下届领导人首先要整顿秩序。左右中各方,可以达到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恢复法治。无论左右派,还是党内外,什么人都得恢复法治。中国下一步应集中全部资源,来进行司法建设。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现在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都在反腐败上,这就必然形成对权力的分解。

  上世纪末,湖南有一批学者,他们研究了用廉政账户来化解腐败,主动退赃以后不影响什么东西。这个建议当时准备抛出来,结果有的民众不干了,民众不干上面领导也不敢干了。其实这些钱一旦退出来以后,工人农民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解决,其他部门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 限制政府权力



  秦晖: 不管是英国、法国最早的宪政民主,还是后来的东欧、匈牙利、波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财政上都是高赤字,老百姓要求他们承担很多的责任,但是老百姓又坚决反对他们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况下,他拿钱很困难,老百姓又逼着他花钱,这种情况下,他想不宪政都难。改革应退到政府的权力应该更小一点,而它的责任应该更大一点。

  朱善利 :未来我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就在于土地市场,怎么样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土地市场改革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

  怎么样约束政府的权力,怎么样进一步促进政府财政收入的公开,怎么样限制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这是我们未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周为民: 中国改革从逻辑上来说,第一是以富民为目标,第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因为市场化改革就是为民众能够自主地获得财富,自主地支配财富来提供相应的权利、条件和机会。这样性质的改革,是能够带来这几十年当中,民间经济力量长足成长和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马立诚: 放开私人小银行。这个太迫切了,庞大的民间资金找不到出路。政府不时发起打击地下钱庄运动,与民为敌。我们的金融体制非常落后,都在政府手里垄断着,利率也不放开,傻子也能赚钱。结果服务很差。

  童之伟: 以民富带动国富的共同富裕之路,这条道路强调重点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然后是要遏制国进民退,争取民有所进,国有所退,有效保障合法私人财产和民营企业财产,扩大市场因素,争取我国早日成为主要国际经济体承认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

  我们应该看到,今天的经济成就是主要靠发展私营等非公有经济、非按劳分配和扩大市场调节、放松国家控制取得的。但我们中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国有经济、国家干预控制等传统制度性体制性因素,并据此奢谈 “ 中国模式 ” ,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是削减国有经济规模、按劳分配比例和逐步放弃计划经济等传统因素带来的。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民营经济、按劳动要素等比重更大、市场更活跃,我们今天的经济可能会发展得更好更平衡、更加合理。

  世界经济史早已证明,相对于民营或私营经济,国有经济是缺乏效率、成本过高的经济,相对于国家统制,市场是更有效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我们不应该在经济有所发展后又试图走回头路。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国有经济、按劳分配的主导作用和国家宏观调控,只是说要注意方向和量的问题。

  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分配并存,我们要坚持这个东西,我们要认识到关键是要坚持发展民营经济,要发展私营经济,或发展所谓非按劳分配制度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进一步推动经济资源分配的市场化,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控制。我们实现共同富裕,要通过制定法律和严格实施法律这个途径,来解决共同富裕的内容、途径和方法问题,而不能是各行其是。



  学习成功地区经验



  徐景安(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 深交所副理事长): 我有个口号,以幸福中国作为口号,左右派都会接受,民众也很拥护,为此我就奋斗、努力。要想幸福,首先是解决发展和幸福的关系,现在发展是第一,哪个国家不在发展,哪个政党不在发展,关键是为谁发展,这是意识形态最核心的问题,发展是手段,幸福才是目标,我们应该为老百姓而发展,这句话就解决了当前意识形态的大问题。

  怎么幸福呢?我们在广州搞了一个居民幸福感调查,两千多份问卷,涉及到八个问题,调查结果和政府职能有关的全部不及格,但是对幸福建设的口号高度拥护。这个问卷完了以后,在媒体上公布,向全民公布,而且每个月调查一次,大家说这到底什么意义?有意义,我们党代表你的利益,代表你的幸福,但没有问过老百姓他们满不满意,我们搞的问卷,让老百姓表态,表态完了以后,各个部门针对这个意见提出整改措施,然后到媒体开辟专栏,反映民生民意,这就使媒体在慢慢改革,让媒体成为政府和民众交流的平台,这是不是改革?是不是起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搞客观评价体系,搞了八个指标,这八个指标和民族兴旺全部是关联的,代替 GDP 考核,这是不是进步了。第三,我们搞社会民生长远规划,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民生规划,民生规划一公布,非常有意义,我们财政支出 80% 向民生倾斜,但是它的行政整个成本占 25% ,怎么办?最后把行政开支降下来,把民生问题弄上去,这财政问题不也在慢慢解决吗,同时财政公开,把财政体制慢慢推进。最近又提出来,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他们说这个体制,中国为什么民生问题那么严重?是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政府是有力量了,民众没有组织程度,这是社会结构的不均衡。所以汪洋书记决定,明年七月开始,广东省所有社会组织取消分级制度,全部变成备案制,所有基金会全部是地市一级批等等,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社会组织搞什么政治。广东汕头的实际改革经验,要靠实践去破冰。

  许向阳: 用一句话来概括江苏改革的精神特质的话,那就是:在制度竞争中创建和市场相适应的良治政府。

  在近来“国进民退”,私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的大背景下,江苏的私营经济却是逆流而上,发展得又快又好。江苏的快速发展全凭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创新。在超越了“苏南模式”,发展了“苏州模式”之后,一个新的“江苏模式”正在形成之中。假如说,“苏南模式”和“苏州模式”都是“追赶型”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新的“江苏模式”则是一个统筹性的体制改革的模式。

  江苏改革的首要特点是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真正和市场相适应,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良治政府。

  由于改革的价值方向明确,并能得到大多数精英和民众的认同,派生出江苏改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改革的主导者,能够比较有效地约束部门利益。这是改革能够取得成效的前提。

  江苏人心目当中的良治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第一,江苏的改革要构建的是一个有效的法制政府,它不是一个全能政府,江苏人非常实在,对控制思想,控制意识形态毫无兴趣。在十五期间,省级的项目减少了 60% ,十一五期间,各市的审批又减少了 70% 到 80%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各个地方政府在为了引进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减的越少,外资来得越多,  通过竞争,建立有效的法制政府。

  第二,江苏改革要构建的是高效、优质的服务型政府。南京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城市,但是这个保守现在已经跟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去年南京破除了大量的私营企业投资的条条框框,专门针对私营企业搞了个 22 条帮扶措施,所有人来投资,帮你在注册、融资、落户、孩子上学各个方面全面优惠,市委市政府发出号召,服务大中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

  第三,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江苏改革的突破口和亮点。这个是李源潮在 2003 年推动的,一句口号叫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在十年时间里,有十万干部进行重组。最后苏南苏北,原来只有苏南是最有优势的,现在变成了苏南的文化均治化,推广到全省。

  丁力(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广东现在正在探索新模式,这个模式用一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 3.0 的宝贵实践。什么叫社会主义 3.0 呢?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 1.0 ,他追求公平,不惜牺牲效率,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最经典的。到了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所以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突出效率,社会主义 2.0 。事实上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小平同志做。现在我个人认为,十八大必须要高举社会主义 3.0 的旗帜,就是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

  广东现在不仅在这样想,而且事实上在这样做,幸福广东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现在的问题,效率公平怎么统?我认为是可以统一的,现在的核心问题在哪里?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

  但第二个问题,公有制这个大关不能退,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公有制只强调它的占有,不强调它的利益实现形式,我们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了少数人垄断,自我分享利益的机构,这个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它的利益实现共享,我认为完全可以让我们做到公平和效率有机统一起来。

  所以我认为,共产党只要把这个主题做好,我相信我们是有出路的,广东现在已经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多自己宝贵的尝试。

  陈有西(一级律师、法学教授) :未来中国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保护问题;二是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落实宪政的问题。浙江省的经济模式,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达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法治保障的密切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民营经济,加依法治省。这是历任的浙江省委和政府一直坚持的方针。 浙江各级干部对民营经济的保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才保持了长期健康发展的势头。 时任 省委书记 的 习近平不遗余力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和保护,浙江人民是记在心上的。

  2006 年 4 月,在历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基础上,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的实践。提出依法治省关键在于治官,强调依法行政,官员依法办事。树立全社会按法律规则办事的观念。习近平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随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以地方立法的方式确定了法治浙江的目标。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我们党面临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 “ 四种危险 ” 、 “ 四种考验 ” ,我们国家面临着权力腐败、人民的权利被漠视和侵害,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等问题,因此,改善党的领导,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 “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想作风、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法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 ,以此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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