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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古迷   旧文:人权与和平高于一切──试论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土分裂危机 2011-08-27 02:22:09  [点击:1966]
  共产党极权制度在东欧各国的全面崩溃,尤其是作为这个制度起源和样板的苏维埃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彻底解体,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共产党统治失败的不可避免性。共产党独裁政权在中国等四、五个落后国家中的负隅顽抗,虽然使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是却无法改变它们自身由腐败到灭亡的命运。

  对于仍在共产党统治下争取民主的中国人民来说,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变化,不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揭示了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这些国家的局势发展普遍表明,在共产党极权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民主社会,不但比抛弃这个制度(无论采取何种手段)要困难得多,而且还可能比忍受这个制度更痛苦得多。这后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民运人士”)都不曾预料甚至难以设想。这种精神上的准备不足,往往使人们在民主化进程中失去理性,从而引发或加深制度转型期的各种社会危机。同时,它也助长了民主运动中的绥靖主义和取消主义。例如,有的著名民运人士私下声称:“如果民主化会导致国家分裂(例如西藏独立),我宁愿投降共产党。”

  因此,参照原苏联和东欧各国变局中的一些普遍现象和经验,探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问题,争取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识,无疑是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所要讨论的“国土分裂危机”问题,既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变局中有共性,也是中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几点需要首先说明:

  ①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中走向民主化,应该是无庸置疑的必然趋势。本文以此为主前提,不作任何论证。

  ②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使民族(或地区)分离倾向日趋严重,应该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本文以此为副前提,也不作任何论证。

  ③作为“危机论”,本文不准备探讨有关实现和维持国土统一的问题,只试图分析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生国土分裂的可能性。

  ④作为“民主派”,笔者不准备参与有关“统派”与“独派”的争论,只试图提出当国土分裂发生时支持民主化的人士所应有的态度。




  苏联等东欧原共产党统治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一般都伴随著民族(或地区)离心化问题。三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联邦已先后解体。原南斯拉夫联邦的六个共和国,至今已分裂为五个独立国家(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只包括原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原苏联的俄罗斯联邦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目前都已变成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由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以外的十一国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政治上比欧洲共同体更松散);原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的两共和国一分为二。

  这些国家的各种内外冲突和国土分裂,有的仍在进一步扩大。在原南斯拉夫境内,由原联邦政府动用军队制止各国独立所导致的战乱,已经持续了二年多,导致十数万人死亡和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土地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冲突。在原苏联境内,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为领土纠纷已经连续打了五年多仗;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两共和国,由于个别地区的分裂运动,先后发生内战;乌克兰共和国的克里米亚地区已宣布独立;组成俄罗斯联邦的全部十六个自治共和国和五个自治州中的四个,已经被联邦议会升格为可自立宪法的主权共和国,但其中的鞑靼和车臣─印古什两个共和国,却拒绝签署新的联邦条约,要求完全的独立。东欧其它国家虽然情况好得多,但大多也存在著不同程度民族主义问题。

  前年年底,南斯拉夫战火不息,苏联这个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却和平解体了,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苏联的解体,尤其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分裂,不但使一些世界政治家(包括美国前总统布什)感到困惑,也是许多地理政治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始料不及的。苏联的国土基本上是继承的前沙俄帝国绝大部分版图(其余部分是波兰和芬兰),现俄罗斯联邦以外的那些土地被沙俄吞并和统治的历史,都至少可追溯一百多年以至近三百年(包括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乌克兰地区更是九至十一世纪早期罗斯国的发祥地之一,1654年挣脱波兰统治后,就与俄罗斯合为一体。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除立陶宛等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都不曾独立过或独立史极短,它们之所以有“国家”的地位,还多亏当年苏联宪法中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条款。自苏联1922年12月建立到1991年12月解体,其各民族──尤其是同属于东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融合程度并非很低,作为大民族的俄罗斯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并不比别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如中国、印度或美国)的问题更严重。在苏联近七十年的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和乌克兰人赫鲁晓夫先后控制国家最高权力共达四十年,多少可以说明大俄罗斯主义的问题并不象有些人强调的那么可怕,至少远没有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严重。按照中国流行的政治或学术观点(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没有充足的独立理由。但是,在民主化的浪潮中,这些国家的人民往往把独立作为第一诉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国家中,不少俄罗斯人(往往超过当地该民族人口的一半)宁愿变成少数民族,也要投票赞成独立。正如有些学者的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既有民族矛盾和隔阂,更有各地人民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反感和唾弃。由此可见,国土分裂危机并非都源于民族冲突问题,也可能是基于各种经济和政治利害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土分裂本身,并未导致原苏联的绝大部分──尤其俄罗斯联邦发生新的严重社会危机,基本上未给人民带来经济转型以外的更大痛苦。

  今年年初,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裂。这两个民族为推翻共产党专制政权曾经携手合作,使民主化变革既迅速又温和、平稳,以“天鹅绒”革命而闻名于世。此次分道扬镳的过程更为和平与理性,被世界舆论誉为两个民族的“文明离婚”。

  在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国家尤其是帝国的分裂或崩溃,往往都伴随著战争与死亡,总要有该国大量国民去为它殉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第二世界大战时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以及当代的南斯拉夫联邦,都是最典型的例子。苏联的解体过程却基本上是和平的,苏联以及俄罗斯联邦的民主政府、军队和人民极其冷静地对待这一事变,没有象过去那样使用暴力手段去制止国土分裂。除了局部性的冲突(如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历史宿怨)之外,原苏联并没有爆发人们一直担心的全面内战。苏联的“和平解体”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离婚”,分别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新世界纪录,共同确立了衡量人类脱离野蛮程度的一条新标准。




  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一般都怀有大中华一统的情结,许多具有坚定民主理念的人士也不例外。一些主张民主的人士,常常用德国统一的实现和欧洲共同体各国致力于统一的趋势,来论证民主与统一的一致性,漠视中国的民主化将导致国土分裂的可能性,否认通过民主手段分裂国土的合理性。

  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伴随著民族冲突和国土分裂的事实,已经对上述论点提供了充分的反证。尤其苏联的解体,使所有致力于中国民主化人们不得不回答大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回避的问题:中国的民主化会不会导致国土分裂?人民和民主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国土分裂?

  中国民主派的态度和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①“民主优先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民族(或地区)分离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专制制度激化的,当务之急是要先建立民主制度,统独之争应该也可以留待大陆实现了民主化以后再解决。因此,这些人目前都尽量避免公开参入任何统独之争,对上述问题也持含糊态度,认为现在分析国土分裂的可能性为时过早。以捷克和斯洛伐克为现实参考,这种论点或态度不无意义,其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土分裂,目前确实没有引发新的社会危机。

  ②“联邦救国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民族(或地区)冲突一定会在大陆实现民主化之前、专制削弱时爆发,为了避免发生南斯拉夫式的战乱局面,现在就不能回避统独问题;民运各派与分离主义运动应尽早公布各自的“建国纲领”,以求通过民主协商和妥协形成共识,建设一个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因此,这些人目前都积极设计“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方案,认为它们是和平解决统独之争的最好出路,是救国救民的良方。以历史经验而言,美国联邦制的建立,当初确曾起到缓解国土分裂危机的作用。

  ③“统一至上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民主可以优先,联邦制可以讨论,但必须强调国家统一为民主化的底线,不能给分离主义留下市场;如果分离主义运动不妥协,“民主优先”或“联邦救国”都只不过是一相情愿。因此,这些人目前都鼓吹国家统一为人民的最高利益,认为民主政府必须制止任何形式的国土分裂。西方民主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对待该国民族分离主义的态度,是此论点的主要依据。一部分“民主优先论”或“联邦救国论”者实质上也是赞成“统一至上论”的。上述不惜“投降共产党”的著名民运人士就是主张“联邦制”的。据笔者了解,类似这种统一情结深过民主理念的人士,在各派“民运组织”中为数不少。

  ④“和平解体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主要是历史上各代专制政府暴力兼并的产物,现代中国的版图基本上是前大清帝国的遗产,统治民族(目前是汉族)从未让少数民族行使过民族自决权;一些民族(或地区)一直有分离倾向,长期以来都压而不服,始终是动乱的因素;中国大而不当,统一就是统死,实在是中国经济和政治落后的根源。因此,这些人目前都主张按民主理念来解决统独之争,以不使用武力为底线,认为最好像捷克斯洛伐克或苏联那样和平解体,这样既尊重了人民的自决权,又为各方以后的良性竞争和合作创造了条件。

  ⑤“必然统一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由于中国的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不可能闹得象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么严重,在中国的民主化的进程中,国土分裂问题不会那么危险;而随著香港、澳门的回归,民主在大陆的实现,与台湾的统一也指日可待;在民主统一的潮流下,分离主义不可能形成大气候。因此,这些人目前都热心宣传祖国统一大业,对大中华一统的前景非常乐观,认为讨论“国土分裂危机”问题是杞人忧天。

  上述观点无不言之成理,中国的国情当然也有其特殊性。但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民主化变局,至少向中国人民提供了以下的历史经验:⑴民主化问题与统独问题是两个范畴,民主化至少不能阻止国土分裂。⑵专制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之民主化过程,既是政治多元化的过程,也是民族(或地区)离心化的过程。⑶民族自决诉求是被压迫民族争取人权与民主的第一诉求,压制这个诉求就会中断民主化进程,甚至导致战争。⑷容忍国土分裂(捷克人和俄罗斯人的态度)比强行维持国家统一(塞尔维亚人的做法),更能避免社会动乱和战争灾难。




  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随著中央政府集权能力的减弱,民族(或地区)加速离心化的趋势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可能发生的最严重国土分裂可以按以下几个方面来预测:

  ①有独立倾向的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及其邻近地区。这些地区的国土共占有目前中国版图的一半以上。自大清帝国将它们纳入中国版图以来,当地的土居民族绝大多数至今仍未与汉人(中国的统治民族)融合或同化,他们在文化上各有独立的体系,与汉人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主流文化)基本上是两码事。这些少数民族不但没有大中华一统的情结,而且在精神上从未认同于中华民族:藏人的理想是“雪山狮子国”──包括西藏、青海以及邻近的藏民居住地区;蒙人的理想是“大蒙古国”──包括内、外蒙古;新疆各族伊斯兰教民的理想是“东土耳其斯坦”──包括新疆以至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各国。中国历代专制政权只是依靠残酷镇压和怀柔分化两手政策,才勉强制止住这些民族的分离。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这些少数民族一定会首先争取民族自决权,其中一部分极有可能要求完全独立,正如在原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的那样。

  ⑴藏人的独立运动已具相当规模,流亡的达赖喇嘛在全体藏人中享有无于伦比的威望。一旦民主力量使中央政府的专制能力削弱,西藏的独立运动就会高涨;而一旦中共统治崩溃后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也许还加上青海)就会公决独立。即使藏汉之间有一定历史亲和力,但是北京当局近年来对“藏独”的血腥镇压,以及大多数汉人对“藏独”的不同情、不理解甚至敌视态度,已经基本上摧毁了藏人对汉人整体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因此,独立后的西藏甚至可能不会再与中国其它地区保持任何结盟关系。

  ⑵内蒙的分离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与外蒙(蒙古国)统一,其脱离中国的彻底性,恐怕要取决于外蒙今后几年的发展情况。虽然蒙汉民族隔阂远不如藏汉之间深,但是蒙人的“大蒙古一统”情结比汉人的“大中华一统”情结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西藏独立运动的影响下,内蒙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独立要求。如果中国内地在民主化进程中发展正常,内蒙(或统一的蒙古国)倒有可能作为独立国家与内地结成经济共同体(如苏联解体后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⑶新疆各族伊斯兰教民的独立运动由于缺乏统一组织,前途很难预测,其要求脱离中国的坚决性却不会低于内蒙。尽管新疆除汉族外的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统一的“东土耳其斯坦”也许永远只是个理想,至少它取决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各国今后几年的发展情况。但是由于宗教和种族的因素,新疆各伊斯兰教民族之间亲和力,这些民族与中亚各国亲缘关系,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内地的影响力和经济关系。除非中亚各国今后的局势很糟,新疆的独立比内蒙的独立更难避免。

  ②台湾目前是事实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实体,大陆的民主化将使台湾独立实至名归。中华民国政府的《国统纲领》已充分表明,台湾方面只可能以独立国家身分与大陆方面“对等”讨论统一问题。否则,根据民主的原则,台湾方面以一个多省加两个直辖市的代表性,与大陆方面的三十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代表性相比,根本不存在对等关系。即使大陆方面愿意放弃多数原则,或者台湾方面愿意放弃对等原则,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也没有现实的谈判基础。统一的最起码的标准,如取消边防(对彼此居民的入境限制)和统一货币,台湾方面就无法接受也不可能承受。如果这种起码标准都达不到,别说谈不上国家统一(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国家,更不必说民主国家),甚至谈国家联合(如“欧共体模式”)也难。小而富的台湾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可能消化大而贫的大陆,现在“两德模式”或将来的“两韩模式”无法效仿,却是再明显也不过的事实。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大陆和台湾谈判双方关系正常化,毫无疑义是现实的;谈判统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既不可能成功,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基于历史渊源和现实需要及条件,台湾和福建倒是有可能建立某种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甚至包括结成联邦或邦联。福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很有可能在统一谈判出现僵局时,象原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那样突然公决独立。

  ③香港和澳门目前都是独立于中国内地的政治实体,也完全具备在民主化过程中成为独立国家的条件。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本来就没有徵求当地的民意;只要有机会举行公民投票,两地都会效法“新加坡模式”,分别宣布独立并寻求国际保护。只有在专制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才有可能保证港、澳居民享有内地居民所没有的特权,与内地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港、澳两地基于与台湾类似的原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民主化的基础上与内地完成真正的国家统一。这两地由于对内地有一定依赖性,也许不会拒绝与内地方面讨论组成经济共同体的问题。

  港、澳两地在独立后如果能结成联邦,广东尤其是各特区很可能也会公决独立,以便争取加入其中。

  ④中国各省区的地方主义已经有了相当根基,民主化必然使它们争取越来越多的自治权,中央政府的权力则越来越被削弱。其中不免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各种动机也会公决独立,以下几个省区的分离倾向可能较大:

  ⑴海南:由于具有与大陆隔离的特殊地理环境,已经成为最特殊的特区──宣称要建成“第二个台湾”,谋求以港币作为该省通用货币,可见其分离倾向直追台、港。在民主化和地方化的冲击下,其特区的地位将很快失去任何意义。为了争取外援(尤其是台、港投资)等方面的有利竞争地位,海南可能会比福建或广东更迫切地寻求独立。

  ⑵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前,东北三省与内地一向相当隔阂,与日本和俄国却有些特殊关系。它们也有可能为了利用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而谋求与内地分离,正如南方沿海省份为了利用台、港、澳关系可能独立那样。东北三省可能会加强联合,但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却可能进一步分离,以便将来与统一的朝鲜(韩国)合并。

  如果上述各地区人民象原苏联和南斯拉夫各国人民那样坚持公决独立,中央政府又放弃使用武力来阻止国土分裂,最后很可能是由那些不愿完全分离的省区组成版图不足现在一半的“联邦中国”。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如果发生上述部分甚至全面国土分裂,未必不是民心所向,势所必然。民主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及人民生活水平,与国土大小并无关系。国土大的发达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但是国土小的发达国家更多,如瑞士、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西欧诸国。目前,中国大陆统一于北京,版图固大,但大而不当,人民未得其利;台湾、香港、澳门分离在外,地域虽小,但小得其所,人民大多受益。此外,新加坡也是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以一弹丸之国独立于世,其国民之地位反为多数中国人所羡慕。中国大陆即使再分裂,也不可能分裂出比与欧洲(面积、人口与中国相当)更多的国家来;而欧洲各国市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却远比目前中国各地区间的依赖性大得多。认为中国分裂后就一定会比已分裂的欧洲有更多不利之处,理由并不充足。

  主要问题则在于,国土分裂是否会导致社会危机,以至引发内战?

  ①答案可以是肯定的。中华民国初年,各省宣布自治或独立,军阀混战不止。那是中国的先例。现在的南斯拉夫战乱,则是世界的近例。

  ②答案也可以是否定的。当年外蒙公民投票独立,并没有引发社会动乱;中华民国政府固然不愿接受,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那也是中国的先例。原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先后和平解体,则也是世界的近例。

  由此可见,国土分裂危机不在分裂的本身,而在人们对待分裂的态度和处理分裂的方法。“祖国统一”象“世界大同”一样,作为美好的愿望,无可非议。但是,“大同”也好,“统一”也罢,都应该以各方自愿为前提,必须坚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强扭的瓜不甜”。正如共产主义者企图使用暴力实现“世界大同”,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一样,国家主义者主张用武力维持“祖国统一”,也只会给人类社会制造危机。国土分裂危机实质上就是内战危机。

  “统一至上论”就是一种制造危机的理论,因为它不排除以使用武力作为对付和平独立的最后手段。“统一至上论”因此在实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强奸民意,是主张“多数暴政”。说民主无法制止中国国土分裂,这是对的。说国土分裂会导致内战,这只对了一半。只有民主倒退为专制,企图用暴力制止分裂时,内战才必然发生。接受“统一至上论”的人越多,大中华一统(即大汉族主义)的情结越深,民主演变为“多数暴政”即法西斯专制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土分裂危机也就越严重,内战的危险性也就越大。因此,限制“统一至上论”在民主运动中的影响,是防止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土分裂危机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中国人民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必须解开大中华一统的情结,反对“统一至上论”,坚持“自由、民主、法治”的原则,承认公民自决权(尤其少数民族自决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统独之争只应该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统独各派必须接受要求分离地区的公民投票结果,无论如何都不允许首先使用武力。人权与和平高于一切。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尤其是俄罗斯)人民、政府、军队及其民主领袖哈维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尔钦对待该国解体的态度,应该作为中国(尤其是汉族)人民、政府、军队和民主派领袖的榜样。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消除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土分裂危机,避免一场新的灾难。

转自<海纳百川丛书之一:我为什么不能保持沉默?>

http://iugo.org/wenhua/hj_entrance.htm >海川书店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9-02 16: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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