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失败，众叛亲离是个主要因素，最该杀的是傅作义
图为“起义”的傅作义部下官兵迎接共军进城
傅作义部下军官"起义"后的情况：
新华社资深记者，曾经的“右派”戴煌，在清河农场劳改时，同犯中有一个叫陈德和的人。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陈率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这样，他们稀里糊涂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戴煌在劳动中“闪了腰”，“受了风”，无法劳动，多亏陈德和耐心为他治疗。每天晚上烧炕，陈都为戴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防在戴的腰背下，再把戴的被子掖好，让戴全身闷得热如水洗，来驱赶寒气。同时教戴作面部八段锦，每天自我按摩，以利康复和防病。
——以上是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的回忆
“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则全部被整编了，而他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前面写的牛连乡就是一个，王锦泉又是一个，我接触过的傅作义部队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屏蔽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等等。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的叫。等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象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了，这全是他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就死了。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
——陈奉孝：《兴凯湖纪事》
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赵得亮他们抓了起来，经审讯破了案。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牛连乡的犯人打开的。牛连乡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山东济宁人，五十岁左右，从小跟着傅作义将军，当过北京市昌平县的县长和傅作义部队的军法处处长。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他被抓起来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枪毙，可是临行刑前，一辆吉普车飞速赶到刑场，将他押了回去，后改判无期，是傅作义向中共领导求情，救了他一命。
——陈奉孝：《兴凯湖纪事》
一个白胡子老头颤颤巍巍说：“你是大命之人啊，这些年过得还好么？”父亲说：“好着哩，好着哩。这是我的大女儿。”父亲转身给我介绍说，老头叫武勤勇，今年９０岁了。原在傅作义部队董其武师长手下当过连长，抗日有功。解放后被打成四类分子，受尽了折磨。后来落实政策，现在一个月民政部门给发２００元补助，日子过得还不错。
——【长篇连载】《黑色家族档案》
我的外公是董其武将军的营级副官，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日时期是骑兵，打过鬼子，负伤后还受到傅作义将军的慰问，北平起义后外公谢绝当骑兵教官的邀请，与祖籍张家口大户人家的外婆来到青岛生下我妈妈，期间黄埔军校同学邀请外公坐军舰去台湾，但他一心想回安徽贵池老家经商。回到老家以后，外公外婆均参加了工作。文革到来，外公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遭到迫害，外婆也失去工作，四个子女中我的一个舅舅贫病交加早逝，其他三个都提前辍学从事体力劳动养家。外公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去世，外婆于1992年去世，他们的一生受尽磨难，令人心痛。
——【长篇连载】《黑色家族档案》
傅作义女儿傅冬的懊悔
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傅作义的长女、傅冬"功"莫大焉。1924年出生的傅冬，作为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194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在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傅冬始终工作在父亲傅作义身边，传达共产党的指示，努力细致地做父亲的说服工作，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傅作义曾问女儿，你是聂荣臻派你来的？还是毛泽东派你来的？党组织明确指示她：就回答是“毛主席派来的”。
北平解放以后，傅冬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8月，傅冬参加中共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参与《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傅冬调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在人民日报离休。有回忆录记载，傅冬的政治觉悟一直很高，1957年，也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
不过，也有文章称，她生前对中共所拍摄的主旋律影片《平津战役》一直表示不满，认为电影里表现的傅作义和平起义是在共产党逼迫下完成的，而实际上她父亲是守城名将，是为了民族大义和不忍北京古城被毁才率部起义的。因为当时傅作义虽被重兵围困，但四周还有他的五六十万部队，根本不是或不能毫无作为的。
傅作义对傅作恭之死追悔莫及
此时，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 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引自《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
在此情况下，中央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赴全国各地检查工作。 派到甘肃的检查团，是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就在其中。这一行人先到甘肃的重灾区河西走廊检查工作。在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检查团先了解了场里的基本情况，作了指示。后来傅作义就问道："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
此时，傅作恭在背草筏子时因病被折磨死去已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
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里?"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能跑了。"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此次会议，为了了解情况，也吸收个别劳教分子参加，其中有个叫司继才的，劳教前为建工部第五建筑工程局宣传部长，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此人参加会议后，因为知道傅作恭生前的组长是原公安厅的刘文汉，就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刘文汉。司继才后来回原单位，问题很快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
且说傅作义发完了火，内心仍很不平静。手足情深，他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弟弟作恭曾来信说起，并请求自己的支援，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唉，唉，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罪责在谁?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抗日名将“大青山之王”鄂友三的下场
虽然鄂友三后来在绥远起义，也未得善终。50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司令召集绥远军区各军、师、旅长到北京开会，总结部队改造工作通过两项决议，第二项决议史称"北京决议"。这第二个决议就是以暗通国民党罪，当场逮捕刘万春、张朴，鄂友三。刘万春经傅作义营救送进战犯改造所，傅作义找总理论理，当初讲好；"既往不咎，不能食言。"所以后来中央找了个替身枪毙，代替刘万春，刘才算拣回一条命。鄂友三虽经傅作义多方营救，仍未得宽恕，先是经过劳改，随即在北京永定门外天桥被枪毙。枪毙鄂友三显然是毛泽东的密令，因为鄂友三曾端过毛的老巢，并留下字条嘲笑毛泽东，事后毛泽东起誓必杀此人。
图为“起义”的傅作义部下官兵迎接共军进城
傅作义部下军官"起义"后的情况：
新华社资深记者，曾经的“右派”戴煌，在清河农场劳改时，同犯中有一个叫陈德和的人。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陈率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这样，他们稀里糊涂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戴煌在劳动中“闪了腰”，“受了风”，无法劳动，多亏陈德和耐心为他治疗。每天晚上烧炕，陈都为戴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防在戴的腰背下，再把戴的被子掖好，让戴全身闷得热如水洗，来驱赶寒气。同时教戴作面部八段锦，每天自我按摩，以利康复和防病。
——以上是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的回忆
“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则全部被整编了，而他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前面写的牛连乡就是一个，王锦泉又是一个，我接触过的傅作义部队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屏蔽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等等。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的叫。等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象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了，这全是他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就死了。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
——陈奉孝：《兴凯湖纪事》
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赵得亮他们抓了起来，经审讯破了案。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牛连乡的犯人打开的。牛连乡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山东济宁人，五十岁左右，从小跟着傅作义将军，当过北京市昌平县的县长和傅作义部队的军法处处长。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他被抓起来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枪毙，可是临行刑前，一辆吉普车飞速赶到刑场，将他押了回去，后改判无期，是傅作义向中共领导求情，救了他一命。
——陈奉孝：《兴凯湖纪事》
一个白胡子老头颤颤巍巍说：“你是大命之人啊，这些年过得还好么？”父亲说：“好着哩，好着哩。这是我的大女儿。”父亲转身给我介绍说，老头叫武勤勇，今年９０岁了。原在傅作义部队董其武师长手下当过连长，抗日有功。解放后被打成四类分子，受尽了折磨。后来落实政策，现在一个月民政部门给发２００元补助，日子过得还不错。
——【长篇连载】《黑色家族档案》
我的外公是董其武将军的营级副官，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日时期是骑兵，打过鬼子，负伤后还受到傅作义将军的慰问，北平起义后外公谢绝当骑兵教官的邀请，与祖籍张家口大户人家的外婆来到青岛生下我妈妈，期间黄埔军校同学邀请外公坐军舰去台湾，但他一心想回安徽贵池老家经商。回到老家以后，外公外婆均参加了工作。文革到来，外公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遭到迫害，外婆也失去工作，四个子女中我的一个舅舅贫病交加早逝，其他三个都提前辍学从事体力劳动养家。外公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去世，外婆于1992年去世，他们的一生受尽磨难，令人心痛。
——【长篇连载】《黑色家族档案》
傅作义女儿傅冬的懊悔
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傅作义的长女、傅冬"功"莫大焉。1924年出生的傅冬，作为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194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在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傅冬始终工作在父亲傅作义身边，传达共产党的指示，努力细致地做父亲的说服工作，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傅作义曾问女儿，你是聂荣臻派你来的？还是毛泽东派你来的？党组织明确指示她：就回答是“毛主席派来的”。
北平解放以后，傅冬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8月，傅冬参加中共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参与《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傅冬调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在人民日报离休。有回忆录记载，傅冬的政治觉悟一直很高，1957年，也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
不过，也有文章称，她生前对中共所拍摄的主旋律影片《平津战役》一直表示不满，认为电影里表现的傅作义和平起义是在共产党逼迫下完成的，而实际上她父亲是守城名将，是为了民族大义和不忍北京古城被毁才率部起义的。因为当时傅作义虽被重兵围困，但四周还有他的五六十万部队，根本不是或不能毫无作为的。
傅作义对傅作恭之死追悔莫及
此时，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 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引自《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
在此情况下，中央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赴全国各地检查工作。 派到甘肃的检查团，是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就在其中。这一行人先到甘肃的重灾区河西走廊检查工作。在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检查团先了解了场里的基本情况，作了指示。后来傅作义就问道："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
此时，傅作恭在背草筏子时因病被折磨死去已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
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里?"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能跑了。"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此次会议，为了了解情况，也吸收个别劳教分子参加，其中有个叫司继才的，劳教前为建工部第五建筑工程局宣传部长，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此人参加会议后，因为知道傅作恭生前的组长是原公安厅的刘文汉，就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刘文汉。司继才后来回原单位，问题很快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
且说傅作义发完了火，内心仍很不平静。手足情深，他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弟弟作恭曾来信说起，并请求自己的支援，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唉，唉，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罪责在谁?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抗日名将“大青山之王”鄂友三的下场
虽然鄂友三后来在绥远起义，也未得善终。50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司令召集绥远军区各军、师、旅长到北京开会，总结部队改造工作通过两项决议，第二项决议史称"北京决议"。这第二个决议就是以暗通国民党罪，当场逮捕刘万春、张朴，鄂友三。刘万春经傅作义营救送进战犯改造所，傅作义找总理论理，当初讲好；"既往不咎，不能食言。"所以后来中央找了个替身枪毙，代替刘万春，刘才算拣回一条命。鄂友三虽经傅作义多方营救，仍未得宽恕，先是经过劳改，随即在北京永定门外天桥被枪毙。枪毙鄂友三显然是毛泽东的密令，因为鄂友三曾端过毛的老巢，并留下字条嘲笑毛泽东，事后毛泽东起誓必杀此人。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4-17 19: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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